“二胎教授”杨支柱的行为艺术

【这是2010年时于老师带我参加1217俱乐部,在他们话题系列里发的文章。我能参加这个项目全靠老师引荐,因为这个俱乐部都是博士、博士后,有人带学生来也都是硕士生,而当时我才大一。在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二楼编辑部参加组稿会时,俱乐部的“领袖”杨早看出我太年轻,问我的具体情况,于老师还替我遮掩,说是她带的研究生。杨先生其实不信,好像看透了我,只是碍着于老师的情面不好追究吧?当时我真是尴尬极了。另一“头目”,萨支山先生,不愧出身名门,待人温厚,使我感到压力不大。】

“二胎教授”杨支柱的行为艺术

夕月木* 于闽梅*¨

曾在几所学校任教的杨支柱,很早就在网络上频繁发声,是一度闻名的评论网站“问题与主义”的站长。早期主要关注义务教育问题,并出版了《自由从摇篮开始》等书,批判高校教育黑幕,近年来开始关心计划生育政策,并得益于自己的法学专业背景(法学学者“并以身试法”)。

杨支柱二胎事件的媒介传播考证

2009年12月21日,身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的杨支柱有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小姑娘若楠。小家伙的诞生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公众的注目,校方也只是给予其留校察看处分并责令其上交20余万元的社会抚养费。杨还是在自己的博客里一如既往地抨击计划生育制度,给自己女儿征名。但今年3月26日,院方加重处罚,法律系口头通知杨支柱将给予其记大过并解聘的处分。

杨支柱的朋友,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滕彪(两年前“超生”),在Twitter上发布了杨教授添女的消息,并强调他是“挑战计划生育,以身试法”,之后这则消息在Twitter上广泛传播,并最终传回祖国。杨支柱也在自己博客里向朋友们转告了这个消息,不料这个帖子登上了新浪博客头条,成为舆论瞩目的焦点,和计划生育政策一起被迅速卷入空前热议,进而演变成计生三十年来最受关注的公众事件。

首先发声的是嗅觉一向非常灵敏的海外媒体。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率先就此事采访杨支柱并刊发报道。4月2日,由于认为报道可能会使读者误认为他是“二胎论者”,杨支柱在自己博客里不无诙谐地声明他“不是二胎论者,而是自由生育论者”——自由者,谓可以生,可以多生,也可以不生。4月7日多维网引述评论指出这正是一直坚定反对中国计划生育制度的杨支柱与其他人不同地方:其他人“大部分是以现行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损害了中华民族长远发展为论点,较少文章涉及到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人权侵犯问题,而杨支柱比较关注人权问题”。

两周之后,南方报系捕捉到这个事件,《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同时刊发对杨支柱的专题报道,4月15日南周一篇《大学教授超生记》成功地在大陆引爆争议。

三十年来的争议以及作为第三条道路的二胎试点

应该说中国超生案例数不胜数,法学教授超生也不是没有先例,杨案之所以引起公众如此瞩目,实际上是非常之巧合。

回溯到1980年,在标志着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正式付诸实施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党中央承诺计划生育在实施三十年后将会实施调整(不过也附带了一个条件,即取得明显成效);1982年党的十二大又提出在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的目标。今年三十年年之约大限已到,计划生育政策将何去何从?舆论实际上就是借此事件吁请政府,长期以来积聚的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满借此机会集中爆发。

杨支柱在计生的民间话语圈中只是一个后来者,计划生育政策从一开始就面对着反对的声音,比如1948年生的现为上海社科院教授的梁中堂。

可是事情要从计划生育政策的“总设计师”宋健和“副总设计师”田雪原说起。

1980年10月3日宋健在《光明日报》发表《从现代科学看人口问题》,文中提到英国、荷兰的科学家都曾指出降低人口数的必要,计生的构想开始浮出水面。1985年,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出版了《人口控制论》,计划生育从此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可是“言行一致”、勇气可嘉的杨支柱先生认为计划生育早就在文革期间就开始实施了,他认为当时由于城市就业不足造成相对人口过剩,因而实施了上山下乡,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的“计划生育”。而改革开放后实施的计划生育一开始也仅局限在城市,所谓“劣质”人口更多的农村反而是在后来才跟进的。

更重要的是,当时作为重要依据的所谓荷兰准备如何做英格兰准备如此做这两个例子,后来却都杳无音讯,再也没有了下文,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却轰轰烈烈地进行了三十年。

事实上,最早实施计划生育的是1951年的印度,但由于印度的特殊国情,其计划生育政策一直没有得到真正实施。与中国有着相似的生育文化的韩国曾在一段时期内实施过计划生育政策,后来生育率迅速下降,近年来韩国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鼓励生育。而在许多方面都紧随中国亦步亦趋的越南,则刚刚才强化了其计划生育政策的力度,但与中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程度是根本不能相比的。

而当年的“副总设计师”田雪原现在已经公开倒向了二胎制度(这也是目前人口学界主流的声音),认为继续实施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将严重破坏人口结构损害可持续发展,但放开生育仍然会带来生育高峰不利于缓解人口和环境压力,因而他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即现阶段通过“二胎化”实现计划生育政策的渐进调整。

实际上,计划生育法规一开始推行时,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的梁中堂就反对实施一胎化。他的方案是概括起来是允许生两胎,但要“晚婚晚育延长间隔”,20世纪80年代他的方案被批准于山西省翼城县试点。没有人会预料到这个试点将会一直延续到现在。在长达二十多年的试验中,该县每个时期的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所在的临汾市、山西省和全国水平。特别是在出生性别比这一重要指标上,根据2000年普查资料,翼城县零岁组的人口性别比为106.1,属于正常范围;而全国为117.8,山西省为112.8,临汾市为114.3。

总的来说,认为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低估了低生育率可能的风险,高估了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而放开二胎严禁三胎将平衡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并极大地减少执行时遇到的困难,这是目前人口学界受到最广泛支持的看法,也得到了众多官媒的积极响应。有理由相信,二胎政策将会取代目前的一胎化,成为下一阶段人口政策的底稿。事实上这也是杨支柱拒绝缴纳二十多万元社会抚养金的一个原因,尽管这拒绝某正程度上意味着杨支柱对理念的坚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不妥协,也包含着他对计生政策调整的一种乐观判断:三五年内,一胎化的政策将会松动。

所以,杨支柱时间乃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三十年来,累积起来的民意的一次公开和集中的表达。至于是否能因此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实在很难预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杨支柱在以后的历史叙述中,就会被描述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反之,则像是投入池塘中的一枚石子,激起的不过是几轮涟漪。

民间的声音:计划生育+寄生经济=绝路?

官方的理论其实很简单,人口多,素质低,人均资源太少,所以要实施计划生育。并且在刚开始实施计划生育的时候,中国政府并不认为这会带来人口老龄化。通过国家掌控的宣传机器,这个系统的理论被浓缩在类似的简短口号上——少生优生,幸福一生。

易富贤和何亚福是看法基本与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界完全不同的两位草根人口学家。其中以易富贤看法最极端,影响也最大。何亚福的独特观点主要在于新增人口中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比例,目前少数民族新生儿占42%,何亚福认为这将极大地影响中国的社会稳定。

而反计生派集大成者其实是易富贤。他的简历表明,他曾经接受过正规的科学研究训练。他的博客是这样自我介绍的:“1988—1999年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学习,获临床医学学士、药理学硕士、药理学博士学位。1999—2002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医学院做博士后。2002年起为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Scientist。”

易富贤的所有观点都集中表现在他的《大国空巢》一书中。此书有四十二万字,由茅于轼作序,号称全面系统反思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书中的任何一个章节在中国都称得上惊世骇俗。

易富贤主张人口有其内在调控机制,在古代是通过瘟疫、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等,在现代则是通过工业化降低生育意愿、养育能力和生育能力。因而就算不实行计划生育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在经济起飞之后也会迅速下降,但与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增长减缓不同,这样自然形成的人口结构要更加良性。

实际上,易富贤一个主要的观点就在于人口结构。他认为新增人口绝不是负担而是宝贵的资源。并将目前中国经济遇到的一个深层次问题——“GDP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国内消费长期低迷”“归功”于计划生育政策,认为计划生育无非是省下了培养一部分本来应该存在的人的钱,但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失,甚至认为省下的那点钱就是严重的错误——因为减少了内需。人口决定消费,消费决定需求,需求决定就业。减少人口之后减少消费,哪里还有就业?计划生育导致家庭结构畸形,家庭缩小,只需要比较少的收入就可以维持家庭基本消费,导致工资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使得行政成本、垄断企业与资本三者拿走了GDP的绝大部分,中国工资收入占GDP比例不断下降,现在只占GDP的百分之十二(其他国家占百分之五十四至百分之六十五),居民收入只占GDP的百分之二十二。易富贤将这个状况形象地命名为“寄生经济”。

针对计生委一直强调的环境压力问题,易富贤也有自己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人口增长对资源的消耗只是“加法”层次的增长,而科技进步创造出来的新资源却是“乘法”的增长,在科技仍然在加速进步的当代,没有任何人可以断言中国的人口上限。另外,易富贤也再次指出,中国的人均资源在世界上排名出于中间位置,如果中国都不可以生,那大多数国家都得采取民族自杀政策了。由于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世界平均”意义不大,低于“世界平均”并不意味资源不够。

质疑计划生育政策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出生率。但是易富贤最重要的杀手锏是对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的质疑,如果他看起来有理有据的质疑最终成立,那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合理性当然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中国的生育率到底有多少?生育率这个数据不仅决定着国家人口政策,而且是国家未来发展战略制定所需的基础性数据。通常所说的“生育率”指的是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也即总和生育率。

根据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当年生育率数据是1.22。这个数据不仅低于当年发达国家的1.39,而且低于主流人口学家公认不可忍受的超低生育率1.3,更低于中国的政策总和生育率1.46。因而普遍认为这次普查存在大量漏报。这样一来就需要对统计数据做一个修正。

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院士这样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生育率是1.22。2000年发达国家是1.39,比人家低那么多显然不对。学术界不承认,政界也不承认,数据拿上来就是这个,怎么办呢?这次全国普查漏报率是1.81%,漏报在什么地方呢?2000年普查的时候零到九岁的人口漏报,于是做了一些人口学当中的回归分析和模型换算,应用了一些数学方法,然后进行了调整,得出来 2000年全国城镇生育率是 1.35,农村是2.06,全国是1.73,国家一公布是1.8左右。”

然而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认为,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对漏报部分已经做了调整,由于担心瞒报漏报,人口数据报到省级调整一次,报到国家再调整一次,所以最后可能调过头了。更重要的是,将1.22的生育率“修正”成1.8,出生人数差距达48%,出生孩子有1/3漏报,显然有违常理。

那么1.8的生育率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计生委组织人口学家深入研究后提出的保证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佳生育率。生育率维持在1.8,就证明计生委实施的政策是正确的,计生委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不需要进行任何形式的改变。

回到杨支柱

国家统计局和计生委虽然牌子很响,号称很官方很权威,但是数据造假早就不是一次两次了。可是说他们的公信力已然无存。而以易富贤为代表的草根学者,对于统计学都是半懂不懂,用做社会运动的热情做学问,许多细节都欠考量。最重要的是,这些人都没有自己的数据来源,都是靠批驳官方数据如何荒谬然后再根据自己的看法修正之。在人口问题上,可以说没有可靠数据就没有发言权。那么现在计生委和易富贤都没有可靠数据,那就都没有多大发言权,围观他们的争辩的意义就不大了。

而杨支柱作为法学学者,他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批评是可以超出这些统计数据之上的。他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拷问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人权之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第十八条规定“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这里的“提倡”,显然不是强制;但第四十一条又规定“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显然,这两条规定是自相矛盾的。例如4月15日《南方农村报》报道:“4月7日,广东普宁启动“二孩结扎专项行动”,政府带走“外出二孩户”的亲属,并称不结扎者将被取消个人以及亲属的宅基地申请,取消他们的年终分红,不给他们的孩子上户口。对于民众所说的“关人”,普宁计生局称系“办班学习”,目前在“学习”的节育对象有一千三百七十七人”。如此这般,相当于一次性非法拘禁一千三百七十七人,其中大部分为体弱多病的留守老人。

但杨支柱更为人称道的是从人权角度出发激烈批判了中国计划生育制度的“原罪”,始终坚定不移地认为一个公民的出生无需得到政府的批准,并高呼口号“天使入境,无须批准”;否则每一个公民的生命都是政府“赐予”的,这样的政府很容易沦落为集权政府,这样的人民天生就是顺民。杨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生育问题上一旦要许可证的话,就把个人和政府的关系彻底颠倒了。政府的存在不是为了个人的自由和幸福,而是相反。所有的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就需要政府的许可,政府在逻辑上先于个人,个人的存在是为了实现政府的目标。由于个人和政府的关系被颠倒,民主法治等所有的价值观念从根本上就被推翻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杨对于缴纳“社会抚养费”这种“花钱买命”的行为极力反对。目前人口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应当“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但杨是倡导完全放开的,因为最后一个“杜绝”仍然意味着暴力干预。

杨的逻辑很容易梳理清楚,也很难反驳:生育权是基本人权,人权是普世价值,而普世价值基本信条的“普世性”几为所有人所公认,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人权的侵犯有目共睹众所周知,所以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受到最强烈的谴责。这套逻辑简单明确,几乎无可辩驳,反对计划生育的人士只需要举起人权的大旗,就可以无往而不胜,而维系计划生育制度存在合理性的所有依据就只有依靠人口学界及其鼓捣的人口科学,在普世价值这领域里,计生政策是没有验证自己合理性的可能的。

然而,2005年杨支柱曾和著名学者秦晖有过一次关于婚姻家庭法、计划生育和公民权问题的讨论(即《关于婚姻家庭法、计划生育和公民权问题的讨论》),在讨论中秦晖曾经用“群己权界”的分析视角表达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某种暧昧的默许。秦晖认为,在公域讲民主,在私域讲自由,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公域私域的界限并不绝对,具体到计划生育这个问题上,在资源充裕的情况下人的生育行为并不会影响到其他人,那么生育就纯属个人自由而不应加以干涉,在资源限制条件下,人的生育行为也影响到其他人,这时候生育行为就属于公域应当有所管制。尽管秦晖声明资源危机是否严重到要采取计划生育制度的程度需要由专业的研究说明,并进一步提出规范人们在公域的生育行为应该通过民主程序作出,但仍然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其对计划生育制度有某种暧昧的支持,特别是他的这个思路终于在普世价值的框架里为解释计划生育政策的合理性找到了一条可行的渠道。对此,杨支柱直言秦晖的自由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不彻底,而且以纯粹的功利取代价值判断的法律,其效果也都是可疑的”。

反对杨支柱的声音更多的来自民间和草根,批评杨教授身为大学教师,并且教授民法,此举实在有损法律的威严;最犀利的批评来自于一位匿名网友的评论,他认为杨教授如果认为这是一部恶法,就应当争取通过合法的渠道修正它,而在这之前还是应当遵守法律,否则就是“试图将国家的立法节奏驾驭在自己的生活节奏之下”。

计划生育法存废之问

恶法当存当废当修改,法理的论辩固然明白晓畅,可是要让当局真正做出改变,没有社会科学的理论支撑是绝对不行的。

反对计划生育者的主张分析起来主要有两个方向,这两个方向杨支柱都有其立论。

其一,“自由生育派”多以日本和香港举例,证明人口过多会超越中国环境承载能力的理论纯属杞人忧天,中国人可以利用世界范围内的资源;更加激进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只是在给外国人腾出生存空间,并且国际社会并不会因此感谢中国。但是,这个观点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所期望效仿的日本是由东南亚供养的,香港则是由大陆供养的,中国要是达到那样的人口密度,恐怕不能指望非洲人或大洋洲人来供养我们吧?

其二,“自由生育派”由始至终都强调生育权作为基本人权是不容侵犯的。这个观点固然冠冕堂皇极富正义感,但是落实到生孩子这个实际问题上,纯粹的道德明显不能当饭吃。有一种观点认为,许多超生者其实是有足够的资本养育更多的孩子的;杨也笑言自己本来是养得起孩子的,但是如果缴纳了超生的罚款,就养不起了。不过难堪的是,孩子们不是吃钱长大的,每一个人成长起来,消耗的都是资源而不是纸币。而资源的问题,事关国家统计局,中国科学院,甚至还有计生委,归根结底,注定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

 

后续一

2010年教师节之际,杨支柱先生又在网络上红了一把。这次也是通过微博,杨支柱拿着一个卖身文告站在人口普查的标语前面,神情自若。他对记者宣布这次行动属于一次“行为艺术”。其卖身广告全文如下:

我叫杨支柱,原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因妻子意外怀孕,不忍堕胎,于2009年12月21日生下第二个女儿,我今年4月被学校下岗。现在我工资单上每月应发工资960元,实发工资368元。两个月后再减960元,变负数了。北京市海淀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又向我征收24万所谓“社会抚养费”,我无力缴纳,只好把自己卖了。考虑到卖身之后不能照顾孩子了,我希望多卖40万元补偿她们。一口价64万元人民币,谁买我我就给谁当奴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拒绝好心人的捐助,因为我不想做“超生”孩子身上的寄生虫。

本卖身要约附条件,仅在海淀区人民法院发出强制执行裁定时生效。

杨支柱

2010年9月3日

后续二

第五次人口普查已经进入前期摸底阶段,我们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新数据。

 


*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在校学生。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后。现任职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

¨ 本文在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1月出版的《话题2010》一书中刊发时,附带有于闽梅老师主持,杨支柱、张为民(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参与的《讨论:杨支柱vs女性立场》一文。本文档内容仅为夕月木撰写的部分,于闽梅老师所主持讨论内容欠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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