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淡豹的动物学想到的:几种社会结构的辨析

今日见到友人转发淡豹的“动物学”文章一篇,前半说理,后半抒情。大致是认为阿Q仍然是中国人的典型,当局从前塑造敌人来利用其反叛性,现在诉诸民族主义来利用其利己性,这样的国家自然是消解一切价值、没有正义和是非的无望之地。

诚然,阿Q是个非常沉痛又真实的文学形象,他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前现代的中国人的蒙昧状态,鲁迅所谓“可怜又可恨”是也。淡豹作为左翼,比许多右翼自由派聪明的地方在于看到了历史上的阿Q对当下的影响,没有把希望寄托在新自由主义用universal value投影出来的不存在的“新人类”。后者正是因为一次次误判中国的人民,才一次次幻想又失望;每次幻灭又总会汰选出意志力较差的梦想家,彻底滑向右翼中最令人不耻的逆向种族主义。

我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谈谈我对淡豹的不同意见。

首先是纵向上,我不同意淡豹对当局性质的判断。淡豹认为这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操纵人民罢了,而我认为红旗仍然没有变色。红旗或许差点就变色了,或许将来迟早要变色的,但目前来说又续了命,祖传的特殊材料,到底还是剩下了一点。所谓一共和二共其实是血脉相连的。因而,我对洗脚上田的阿Q后代们的看法也是积极乐观的,我认为我们都处在一个不可逆的现代化进程中,只不过现在新旧驳杂、异质多样,使人困惑罢了。

从时间线上看,一共是以极其简洁又激昂的理想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对阿Q们的影响相当于“人猿相揖别”,是真正创造了新人类;从此以后,才算有了共和国,才算有了公民。但这时候仍然还只是“单向度的人”,使得革命狂潮在领袖意志的激荡下失控了一段时间。

二共先是拨乱反正,然而是改革开放。这里要考虑到外界从恩格斯到列宁到资本全球化的历史性转变,恩格斯时代还是古典的阶级团结时代,到列宁时代看到帝国混战,他认为这是所谓“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但实际上这只是从地理大发现开始的全球化的一个小高潮。两次大战后,终于有天选之国看清了地球就这么点大,这么打下去大家都不能发财,站出来当大哥搞起全球自由市场新秩序,尽管现在世界似乎又变了模样,但我们总体仍然在这个秩序里。二共一方面是认识到市场的力量,另一方面是认识到作为弱势的一方被占有三分之二世界和科技顶端的强者封锁是没有前途的,导师预言的世界革命由于各国人民的利益被分化已经不可能了,所以选择改变自己、融入既有秩序。但二共在这里的改变是策略性的、器用方面的,它有了保守主义的性格、现实主义的考量,但其价值和理想甚至组织形态并未改变。

诚然,9000万党员的数量是荒诞的,要真有这么多,大同世界早就实现了。这里面其实只有数百万主心骨,加上数千万情感上有认同、能讲几句党的政策的普通人,再加上数千万趋炎附势的投机者。然则,一共革命是类似于基督道成肉身在西方历史上的地位,或者儒家在汉代二千年历史的地位,它们都以虔诚无私的献身者巨大的道德感召力奠定历史原点,从那以后一切价值都以此为皈依。村支书和街道办主任私底下无论搞什么名堂,到了中央、到了朝堂,仍旧要坚持原来的话语体系,否则就没有合法性。

当然,目前的情况比晚明士绅假公济私好太多了。本届政府自上台以来言必信行必果,把胡温时耽误的要务一一捡起来补回去了。二共之前牺牲平等、追求效率给阿Q的儿子们带来时代的机遇,而目前实际上已经在转向促进社会平等;二共在艰难的改革年代里保留了充分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可以达成目的。在国内是最后一波城市化以及新农村,在国际上是以渐进方式谋求霸权之后的新秩序。普通人总是受到时代的局限,只能看到过去和眼前的一小段时间,既看不到革命年代,也无法预见在十年内即将到来的新的社会结构,所以会有强烈的焦虑。但若站在未来角度,或许我们可以说,阿Q的孙子们处于三共兴起的时代。

从纵向上看,赶革命末班车的青年、革命狂潮中的造反派、胡温十年中的村支书,人数都很多、都是自私的,可是作为整体的党组织确实没有自己的利益,并没有形成世袭的官僚权贵集团。它是如何做到的、未来还能否继续坚持是另一个重大的问题,但认清这个当下最重要的宏观现实对于许多因个例而失望的批评者来说是很困难的。

这里要宕开一笔,用新自由主义者失败的理论来做一个“假设检验”。他们过去认为,贪腐的权贵集团是阶段性现象,最终会导致邪恶的红色政权解体,既得利益集团会争先恐后当窃国大盗。他们把这当作民主化的买路钱。然而这六年来的时事已经证伪了这个理论,从而支持了我的判断:红旗没有变色。

我个人更感兴趣的是未来。因为从纵向上得出的对现状的不同判断,因为带有很强的预言性质,很容易在不久的将来得到验证,可以说毫无挑战。更重要的问题是,未来会是怎样的?

我们可以从港台、拉丁美洲、美欧的三种社会结构的辨析来观照不同路径的历史成因和当下效用。

一、从威权到民主:港台的经验

港台都是从威权到民主的转换,但历史路径有区别。

香港方面,是由殖民时期港英政府首先确立了法治、新闻自由和社会的专业化分工。从1987到1997这十年间,在中英港三方博弈状态下,又确立了一种混杂了政商精英和底层民主的制度,表现为小圈子选举的强势特首、由功能组别和民选议员相互制衡的立法会。

由于长期身处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最前沿,香港社会一直处于极化的撕裂状态。但幸亏有法治维持了社会的基本秩序,并有“混合政体”的设计平衡了底层民意和精英决策,中央通过与商界结盟、制衡了以反共为号召的泛民。其结果,一方面是特区政府以自己的专业高效,破除种种障碍,强行推进了港珠澳大桥、一地两检的高铁等项目,这些都是百年工程,长远来看将使香港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可以避免这个错过科技创新时代的传奇城市以陨落的悲剧收场;另一方面,又使得商界尤其是地产商绑架了政府,制造了畸形病态的社会不公。

由于中央与泛民的力量不对等,长期的对抗无法撼动主权底线,而带来的决策僵局使得香港的许多社会问题久久得不到解决,而特区政府权力受到限制也无法真正破除顽疾,只能勉力维持。这种失望最终将使得反共大旗失去选举动员能力,配合新移民和爱国课纲培养的新青年获得投票权,香港立法会分组点票的僵局最终会被打破,接下来可以顺利以831方案推进政改。普选之后将逐步缓解不公、化解民怨。

香港的问题最终会有积极的方案,这得益于中央坚定的政策底线阻止了最恶劣的情形:假若过去放弃底线,向泛民投降,今时今日香港早已沦为颜色对抗的白热战场,而对抗最终将会升级到实质性的独立运动,因为一定会有人认为那样的普选造成的糟糕局面是因为没有主权。这条老路叫做“不见棺材不落泪”,自以为是的人最喜欢走了。

台湾方面,与香港的区别在于它不是“混合政体”,也没有外在于地方派系争斗的中央作为“稳定器”,台湾是典型的民粹体制。解严以来,一次次的选举,对于社会的不公有明显的限制,以至于前些年台湾人十分骄傲于自己的“小确幸”。但在未来却隐藏着危机。

得益于小蒋威权时代台湾旅美精英们留下的半导体产业,台湾经济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会有大的波动。这是由于半导体工业是典型的赢者通吃、很难被后来者超越的产业。

可惜的是,同样由于冷战期间意识形态对抗的历史性影响,台湾不但反共,还反华,这使得他们在最重要的战略决策上完全失败。而在社会和经济治理上,民粹的政府果不其然一次次地出各种昏招,台湾过去积累的教育、文创、旅游产业优势已然无存,新的产业又未能孕育,资本和智力资源不可避免地被大陆吸血,未来简直一片昏暗。台积电固然能让他们不至于没饭吃,但是半导体工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台湾政府对于台积电是弱势的,无法通过征收更高税收的办法来支撑已经摇摇欲坠的福利体系;而台积电的利润更多地被股东抽走,股东又多数是外资股东,这对台湾22K青年来说是太残酷的现实。

积重难返。即便下次大选转向无党派、中间派,也已经无法挽回。甚至连统一也不会是多么好的解药。统一固然能创造更大的商业空间,但由于台湾的比较优势尽失,其未来只怕是跟海南岛差不多。唯有一点,统一后台湾若能开放大陆新移民,还是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通过引入新富阶层、受过良好教育的不同政见者来维持经济活力,代价必然是房价高企,这就要看到时候台湾选民如何决断了。

从这点来说,香港民主命途多舛,但精英和民粹的相互否决,以及特区政府的超然地位,避免了最糟糕的情况。

二、左翼和右翼的20年循环宿命: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完全是负面的典型。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就是资源型或依赖出口的国家,在经济起飞的阶段开启民主化,拉美阿Q们用选票交换眼前的利益,左翼政府为了兑现福利支票不断地搞国有化、增税和贸易保护政策,又因为缺乏有效的独立司法监督,掌握巨大资源的左翼政府往往快速腐败,经济竞争力的丧失加上政府的丑闻,最终造成财政困难甚至国家破产。破产之后就不得不转向IMF等求援,同时推进新自由主义政策,私有化、减税、砍福利,然后导致关键资源和产业被外资大量抄底,国内买办横行,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民怨沸腾、揭竿而起,又把左翼抬上去。

大致以20年为周期,循环往复。

我国2008年前后,由于胡温时代反腐不力,法治推进也受到巨大阻碍,更重要的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为了维持当时的世界秩序,以争取延长自己的战略机遇期,甘当冤大头,实行大水漫灌政策刺激经济,导致房价一飞冲天。短期的续命,是将炸弹留给后人,由此激发的社会思潮,是要求选票、进而要求福利。但我国当时仅仅处于出口贸易阶段,若当时就转向迅速提高社会福利,其后果就是我国迅速失去经济的比较优势,长期停留在世界贸易的中下游阶段;外国政府将会口头称赞所谓人权改善,但外企将毫不犹豫地撤资转向其他能够吸血的人口大国如印度和东南亚,这些国家的兴起又将与我国形成残酷竞争,我国失去在第三世界阵营中的头部优势将沦落到与印度、东南亚抢食吃,而列强则继续占有产业链的高价值上游。那才叫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几代人都跳不出来的令人绝望的陷阱。

三、遥不可及的梦:美欧过去的幸运和未来的危机

历史地看,欧洲作为现代化的起源,其发展的历史难以让后人引以为典范。

首先是欧洲国家的形成,是以四百多个国家相互混战数百年,直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后,二十多个主要国家才逐渐成形。他们是通过战争形成国家,以战争确立公民们对国家的认同。

在这之后是地理大发现、全球殖民,这个过程中掠夺了大量财富,从而使得封建贵族能够平和地将土地转换为资本要素、自己变身为资产阶级,又使资产阶级能够不断开拓新的经济领域、快速增加社会的总体福利,并且在左翼兴起、阶级对抗的过程中不断抛出实质利益,直至最终在二战以后彻底建立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民主制度。苏联的威胁还使得美欧进步派别从胜利走向胜利,为了对抗令人恐惧的斯大林体制,西方真正实现了One Country的政治理想,至少是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但是苏联一显出败象,撒切尔和里根立刻就上台了。苏联解体后,得益于中国的卖血奉献,太平日子又延长了几十年。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残酷的历史过程并不是以淡豹们喜欢的进步的、批判的思想来主导的。其实全世界人民都是阿Q,哪怕开启现代化进程几个世纪的西方社会也不例外。过自己的好日子确实是每一代人短短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人群中只会有一部分人追求更远大的、利他的目标,并且生活水准越高,人们对更高价值的追求也就越普遍。这不过是很基础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可爱的淡豹们通常是着急于现实改善得不如他们预期得快,并不是真不懂。

但是未来的危机在于,逐渐兴起的中国究竟将要带来怎样的改变?

过去,世界左翼一般认为,中帝这十几亿人要过上富裕的生活,意味着要跟列强全方位竞争资源和市场,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右翼看法一致:只不过左翼更多地从人权等价值层面抨击中国作弊,是“劣币驱逐良币”;而右翼不太关心经济政策的进步价值坐标,只是高呼中国威胁论,号召共度时艰,而共度时艰就意味着要减税、砍福利。

因此,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奇怪的现象。一方面,美欧半个多世纪以来,选举政治越来越成熟,也开始出现左翼和右翼不同的政治分肥方式,也看到较为温和的财政和福利政策的反复摇摆。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外部竞争威胁也好,由于资本贪得无厌的本性也好,由于各国相互竞争的国际市场效应也好,整个西方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在苏联解体后一路狂飙,不断刷新历史极值。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临界点: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卖血的输出,已经不够维持西方寅吃卯粮濒临破产的福利制度。

未来的世界,似乎是无法避免地将会走向贸易保护主义,走向以邻为壑。西方一切国家的左翼政党,为了维护本国工人的就业,将不得不支持右翼的贸易保护主义。由于带头大哥率先减税,必将引发各国竞争性减税,欧洲的财税和福利政策也已不可能维持。

在这一点上,我要指出的是,尽管欧洲有非常光荣的长久的进步思想史,但是当穆斯林人口才仅仅占百分之几时,宗教自由和多元主义的原则就支持不下去了;中东的难民拢共也就那么几百万,欧盟各国就已经吵得不可开交。

漫说当初红色阵营的理想主义脱离实际、不可持续,就算是欧洲这种富了几代人、仓廪足知荣辱的社会,稍微日子过得紧一点,也就顾不上守望相助了。

我对于三共的期待,有最起码的,也有较理想的部分。

最起码的部分,是不要步两次世界大战的后尘,不要走向战争。诚然,由于大国之间核武威慑,似乎灭国灭种的总体战是打不起来了;但常规战概率正在快速提高,特别是霸权国仍然掌握着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未必就不会起寻衅开战的心思。热战不要打,冷战也不要打。十几亿人和十几亿人相互仇恨,对人类社会没有好处。总的来说,我国还是要以吃亏让步为主;要想取得妥协,总要有人吃亏,我们较弱,让步是肯定的。

较理想的部分,是要超越对既有经济利益的争夺,开拓出新的经济空间,使得各国人民的生活普遍得到改善。这就取决于一带一路能否启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如若成功,尽管表面上看,不过是中帝沿着资本主义扩张路线去开拓市场,但从长期来看,这将把世界上最贫穷的中亚、中东和非洲带向工业化。这就使得各国差距逐渐缩小,使得资本在全球腾挪的空间被压缩乃至消灭,使得世界各国进一步融合,从而使得各国人民共命运,不再被挑拨、不再相互敌对,这是重新打出天安门城楼上第二句口号的唯一方式:因为战争和暴力革命已不可能,我们唯有诉诸于世界人民的团结。

再一次地,这个过程是以让最贫穷国家的人民过上好日子为优先项。三共甚至不一定要在理论上有创造性的突破,仅仅以友善的互惠共赢原则行事,就能在进步的历史大潮中扮演好自在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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