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头统治铁律

罗伯特·米歇尔斯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制作/夕月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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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pubSTAR lite 2.1.2.20702 2012-08-11T11:53:01

中文版序言

　　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1876—1936)，德裔意大利籍著名政治社会学家。19世纪后期德国社会主义组织——社会民主党的重要成员之一。在意大利著名学者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1858—1941)和维•帕累托（VilifreDo Pareto,1848—1923)以及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1—1920)理论的影响下，提出后来成为政党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经典性分析原理——“寡头统治铁律”。该原理认为，“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被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结合19世纪末欧洲特别是德国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发展实践，米歇尔斯发现，即使强烈信奉社会民主原则的社会主义政党也难逃走向寡头统治的命运。寡头统治是任何试图实现集体行动的组织的必然结果，是任何有着良好愿望的人们无法改变的“铁律”。从此，米歇尔斯的名字就与“寡头统治铁律”这一引起广泛争议的理论密切联系在一起。“寡头统治铁律”也成为现代政治社会学领域的一个经典论断。该论断成为后来许多学者分析官僚政治、组织行为、政党以及代议民主体制的主导框架，从而奠定了米氏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内经典作家的稳固地位。由于都特别关注政治系统内少数人执掌统治权这一事实，米歇尔斯与莫斯卡、帕累托一起被后来的研究者归入“精英民主理论家”的代表人物行列。

　　1876年,米歇尔斯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城市科隆的一个有着法、德血统的中产阶级家庭。曾先后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接受教育，所以通晓三国语言，并在不同时期分别用三种不同的语言写作。早在大学求学期间，米歇尔斯便成为德国马克思主义组织——社会民主党的积极成员，但他的工团主义立场使他对社会民主党的所作所为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在工团主义者看来，仅仅通过参与议会政治并不能确保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为了赢得议会席位，社会党往往要做出过分的妥协让步，资产阶级立宪主义开始侵蚀到社会主义阵营对直接革命行动的信念，社会主义原则让位于政党本身的生存需要。因此，最好的办法只有通过工会激进的直接行动，发动工人总罢工，实现工人大众对工厂的直接控制。米歇尔斯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在帝国议会中赢得议席，致使其从当初的革命性政党转变为一个改良主义政党：从组织内部来看，该政党日趋官僚化和等级化，组织本身由当初实现革命目标的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维持组织本身的存继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而从外部来看，社会民主党日趋走向保守，最终堕落为德皇军事独裁统治体制的俘虏。

　　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一发展趋势，米歇尔斯起初认为这只不过是德意志国家独特文化模式作用下的产物，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者们的主观努力加以扭转。然而，米歇尔斯很快发现，这种趋势是任何具有一定社会政治目标的组织所无法避免的。对于一般性的组织是这样，即使对于那些宣称建立民主制度的革命政党也难出其右:少数人最终凌驾于多数人的意志之上.，党组织成立时期的目标成为少数人维持组织本身、维护其既得利益和权威的牺牲品。可见，寡头统治是任何现代组织无法摆脱的“宿命”。

　　米歇尔斯的政治观点使他非但不能见容于当时的德意志政府，而且遭到他所在的社会民主党主流意见的强烈反感,这使他无法在自己的祖国获得学术职位(政府控制着大学教席的任命，犹太人、天主教徒以及社会主义者往往被打入另册）。于是，1907年，米歇尔斯被迫迁居意大利的都灵。在当时大名鼎鼎的马克斯•韦伯的鼎力支持下，他在那里谋得一份工作。在意大利，米歇尔斯受到意大利著名宪法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时任都灵大学教授的加埃塔诺•莫斯卡及其“政治阶级”学说的影响。回想自己在德国社会党中的政治经历，米歇尔斯顿时萌生了写作一本政党社会学著作的强烈冲动。1911年，他用德文写成《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Zur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之后不久，该书的意大利文、法文和曰文版也相继问世,在当时欧洲知识思想界和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1913年,米歇尔斯加入意大利国籍。虽然长期在瑞士巴塞尔大学任教，但他一直将意大利视为自己的祖国。墨索里尼掌权后,米歇尔斯应邀返回意大利，执教于佩鲁贾大学，并加入法西斯党，成为墨索里尼政府钦定的官方政治学家，其主要职责就是帮助墨索里尼政府建立一门所谓“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学”。也许正是米氏在法西斯党中的“历史污点”以及早年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激烈批评，使得我国国内学术思想界一直对他的思想要么讳莫如深，要么退避三舍。这不能不说是国内知识界的一大憾事。

　　在《寡头统治铁律》一书中，米歇尔斯结合自己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切身体验，对社会主义政党组织寡头化趋向的内在机理作了极富创见的分析，并由此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前景提出了警示。虽然在一般人眼里，米氏的结论似乎“过于悲观”，但他向我们所展示的“问题”仍然切中肯綮、发人深省。而作者正是将“暴露问题”作为自己写作的根本出发点的。正如他在“前言”中所明确指出的，“本书无意提出一种，新的体系，。科学的目标并不在于创建某种体系，而毋宁是增进人们对问题的理解。既然个人和社会群体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根本没有，答案，可言，那么社会学的任务并不在于发现或重新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而是将问题，暴露出来，。社会学家应当……揭示……社会生活的基础。因为准确的诊断是提出任何可能救治方案必不可少的逻辑前提。”

领袖vs.大众:一种现代分野

　　组织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没有组织，现代社会空前复杂的利益结构便无法进入一个秩序的轨道。组织是现代社会利益分化的结果,也是有着共同利益的人们相互合作，采取共同行动和维护集体安全的重要保障。在政治领域，组织在帮助克服工人无产者由于力量分散而可能被敌人利用，使无产者获得对资产阶级的抵抗力和社会尊严的同时，却带来了新的危险。在规模庞大的大众组织中，通过成员普遍参与的办法解决所有的组织内纷争，无论在技术上还是机制上都变得不大可能。这样，代表制便应运而生。起初，代表是大众的“公仆”，他的一切行动都受到大众意志的支配。然而，随着代表们所从事的事务日趋繁复，对个人的某些才能（如演讲才能和丰富的知识积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劳工运动早期推行的那些保障成员参与政党事务和工会管理的措施日见失效，并最终被抛弃。现代政治组织中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开始走向分化，那些具有更高经济和社会地位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获得了更多进入领导阶层的机会。这样，一个相对稳定、受过特殊训练的由薪给职业领导组成的精英群体就此产生。组织的决策逐渐被认为是只有领导者才具备的才能，这一权力被从大众手中抽走，集中于领导者之手。曾经只是集体意志执行者的领袖很快从大众的控制中解脱出来，他们从当初大众的“公仆”变成大众的主人。

　　而且，领导者的权力往往与组织的规模成正比，即组织的正式建制愈扩展和分化，成员规模愈大，财力越充足，组织领袖的个人权威愈不可动摇，组织内普通成员对组织的直接控制能力就变得越软弱。这样，一套刻板而且严格的等级体系随之产生。这一等级体系也成为作为战斗堡垒的政党机器顺利运行的必备条件。而代议制政府形式所宣称的大众意志的体现，实际上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不断篡夺权力的过程。

　　造成领导者与普通大众之间分野的，除了上述结构上的动因之外,还有智识方面的根源。随着职业领袖的出现，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在智识上的鸿沟也开始拉大。领导者在智识方面相对于被领导者的优势地位，集中表现在他们所受的正规教育和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领导技能，而这些都是普通大众没有机会或动力获得的。对于那些来自资产阶级阵营的无产阶级领袖而言，他们当初在资产阶级阵营中已经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而对于那些出身无产阶级的领袖来说，他们往往通过无产阶级成立的专门培训机构以及长期的领导实践，获得知识和技能，这使他们与那些来自资产阶级阵菅的领袖一样，获得了相对于普通工人大众的优越地位，他们掌握了公共生活的所有技术细节，诸如财政政策、外交事务方面的知识以及能够审时度势、及时有效地处理日常事务的能力。这样，在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内部，政党领袖与普通成员之间必然走向分化，无产阶级队伍内部发生了新的“阶级分化”。受到更多专业知识和特殊技能训练的领导者，其地位日益变得不可或缺。这种不可或缺性正是领袖强大权力的重要来源。随着领袖及其附属集团特权地位的确立，其生活方式也逐步与普通成员大众相分离，日趋走向资产阶级化。而对普通大众来说，事业、家庭等私人事务占据了他们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许多需要做出决断的公共事务只能激起很少一部分人的兴趣，这就使他们在政治领域内常常表现出一种普遍的无能状态，同时，也使领袖权威获得了理论上和实践中的正当性依据。这样社会分工导致专业化。由专家担任领导是必要的，也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专业化意味着权威，正如病患要听从医生的摆布，因为医生比病患知道得更多，他们对人体健康和病灶有专门的研究。在政治领域，病患（大众）必须接受领袖的指挥，因为后者具有普通人所不具备的政治能力。”与领袖与大众之间在结构上和智识上的分野相伴随的，还有领导者心理上的根源：不可否认,并非所有获得名誉地位的人都是些不择手段的野心家，事实是，那些在劳工运动初期担任领袖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准。然而，一旦获得权力，要想使他们放弃就不那么容易了。而且，长期在位将使领导者的心理状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权力的行使和对权力的意识，常常使领导者变得曰益自负，他们往往自视甚高，产生过高评价自己能力的本能冲动。那种潜藏于每个人心灵深处的指使他人的欲念在这种冲动的激发下，使得获得权力的人总是想方设法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采取各种手段维护自己的领导地位,对任何可能威胁到自己权力的势力均抱有本能的警惕和敌意。对于那些缺乏其他生计来源的领导人来说，即使仅仅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会将领导职位紧紧抓住不放。对于他们来说，丢掉领导职位，无异于个人生活上的一场灾难。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政治事务的日益专业化，使得他们难以把握国家政治组织及其日益复杂的运行结构。再者，大众内部的利益分歧与情感差异使他们难以如同单个人或少数人集团那样行事。从群体行为外观看，大众常常得过且过、漠不关心，对新的政治状况反应迟钝，而如果没有来自外部并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权威的指点，他们便失去了基本的行动能力。这就给予了少数人聚敛权力的绝好机遇。而大众对那些代表他们心声的人往往心存感激，特别是那些在运动最艰苦岁月里曾带领他们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人物。这些人被套上神圣的光环，并被赋予超人的力量。面对大众对自己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领袖们则将这种感激视为对自己使命之神圣性的肯定，他们赢得了大众的充分信任，不断获得连任，这就使领导职位成为他们当然的囊中之物。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在普通工人大众眼里，领袖常常属于“更为高级的人类”，他们有着常人无法具有的特殊才能，只有他们才能引导整个工人运动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样，对领袖的盲目崇拜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普遍现象。与此同时，领袖也使自己日益变得不可或缺，只要发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他们便以辞职相要挟，以退为进，借此巩固并强化自己的权威。他们的所作所为日益脱离大众意志的控制，与运动的根本原则相背离。而对普通大众来说，虽然对那些“伟大人物”的行为充满不安和尴尬,但仍然是无可奈何，因为他们不能没有领袖，不能缺少在位者于其岗位上逐步训练出来的素质，而且无法及时找到能够取代该领袖的合适人选。

　　这样，无论从结构上、智识上还是心理上，领袖在实践中和理论上获得了自身存在的正当性。在现代大众式组织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鸿沟随着组织职能的专业化和运行机制的复杂化而不断拉大。权力逐步集中于少数人手里，他们日益形成一个封闭的、几乎不受任何约束的小型寡头集团。

预防寡头统治诸措施

　　寡头统治已经成为现代组织化社会的普遍现象。然而，在限制领导人影响力、防止寡头化趋向方面，社会主义者们曾做出了种种尝试。

　　复决投票程序，即代议机构的立法提案通过与否必须提交全民投票表决，它是一项赋予公民直接立法的权力。在公法领域，这一程序在瑞士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然而,在现代组织结构内部，这一赋诸成员集体投票决断的措施并未被普遍推行，而即使采用，也只局限于相当有限的范围。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从不把党代会通过的决议交由全党表决，党代会上的决议只是根据简单多数的意愿做出。虽然该党规定，社会党的每一位成员都可以根据需要将任何动议提交党代会，但这种创制权实际上只是徒有虚名。成员提交的动议很少能够引起大会的注意，更不用说通过。况且，由全体成员直接立法常常受到严格的程序限制，这就使得该权力几乎形同虚设。在意大利，虽然复决程序曾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得以实施，其效果并不让人乐观。在英国，许多工会组织曾长期采用复决程序，如今都均巳放弃了这一做法。一方面，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复决程序影响了组织政策上的一贯性，而且耗费人力物力，不利于组织的管理工作，特别是在那些需要做出及时决断的议题上，复决程序往往会带来相当的不便。对于带领无产阶级开展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政党来说，釆用复决投票只能削弱其政治动员能力；另一方面，大众在政治上经常表现出的无能（inCompetence)也是推行复决程序的重要障碍。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甚至兴趣参与那些与自己切身利益并无直接干系的投票活动。而且,在缺乏一个负责任的官僚机构的情况下,投票结果很容易遭到歪曲；缺少生动活泼的讨论,投票结果将难以产生任何指导性的价值。实践表明，大众式投票很容易为那些长于投机的政治冒险家觊觎权柄提供机会，历史上曾有多少独裁体制都是建立在公民投票基础之上的：拿破仑一世、希特勒……。

　　对社会主义运动领袖集团的考察,不难发现,该集团成员的出身无非来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阵营，而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领袖集团的来源看，出身资产阶级阵营的知识分子往往占据相当的比例。在防止运动领袖寡头化倾向的过程中，不仅要求避免那些出身无产阶级的领导者资产阶级化，而且，有必要实现资产阶级出身的领袖的无产阶级化。他们应当彻底抛弃先前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无产阶级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服从社会主义的各项规章制度。巴枯宁曾指出，“如果一个成长于资产阶级环境中的人真诚地、自觉地希望自己成为工人的朋友和兄弟，他就必须放弃自己过去的所有生活条件和资产阶级习惯，必须割断与资产阶级世界所有情感和智识上的纽带，抛弃资产阶级的虚荣自负，与资产阶级世界彻底决裂，并与之公开为敌，大胆而全面地向资产阶级世界宣战，毫无保留、全身心地投身到工人阶级的事业中来。”只有这样，他才能成为一位献身于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真正的革命者”：既没有属于个人的利益，也没有专属个人的事务;他们没有任何个人情感、依恋，没有个人财产,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他的全部身心只在一件事情、一种思想、一种执着——那就是革命。只要无产阶级领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社会主义政党中的寡头统治便能够避免。在法国和德国，社会党的地方机构要求领导者应主动放弃自己的经济利益，与普通的工人大众打成一片。为此，这些机构规定领袖们应断绝与资产阶级阵营的任何社会联系，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事业中去，并禁止他们为资产阶级的报章杂志撰写文章。然而，实践证明，诸如此类的做法并没有使领袖与无产阶级大众保持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致性。事实却是，双方的分野随着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壮大而不断扩大。

　　工团主义，是19世纪末从法国工会运动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理论学说。此后，工团主义理论迅速在意大利、西班牙、美、英等国家的工人中广泛传播，并赢得了大量的支持者。在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崇尚工人领导的革命方面，工团主义思想与现代社会主义并无根本性的分歧。所不同的是，工团主义者主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应当由工会或其他专门的工人阶级组织通过直接行动（如罢工或总罢工)进行。在工团主义者看来，由于国家从本质上是压迫性的专政工具;所以，任何企图通过议会活动或与国家达成妥协实现工人斗争目标都将事与愿违。工团主义者坚持认为，只有在工团主义中，人们才能找到消解寡头统治的灵丹妙药。然而，自身并未摆脱组织和代表制原则的工团主义，如何能摆脱寡头统治这一普遍的社会学规律?难道工团主义的组织与一般的组织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吗？事实上，工会组织的结构与工人阶级政党的结构并没有实质性的分别。在工会斗争中，普通工人仍然需要通过选举产生代表。而在工会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往往成为许多人借以跻身政治界的跳板，组织工人罢工成为少数人捞取政治名声、加官进爵的绝好机会。这一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可见，所谓工人阶级的直接行动非但未阻止工人队伍内部的分化，反而进一步推动了领袖精英集团的形成。而且，在整个工人阶级队伍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工人参加工会组织，而积极参与工会斗争的人则更少。对此，工团主义领袖在态度上经常自相矛盾：一方面，大众往往漠不关心、得过且过，而且在智识上参差不齐，难以采取积极有效的集体行动，所以只有依靠少数人的事业心和果敢精神，才能成就工人阶级的伟业；然而，如果工团主义者公开支持这一看法，那么将意味着它公开支持寡头体制。

　　在早期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时期，在政治光谱上处于明显的极左派一端的当然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家以及一切形式的强制性权威，向往完全基于个人和集团间自愿基础上的合作。在他们看来，国家对于社会事务是一种多余的累赘,其存在主要是一小撮统治阶级对社会其他成员进行剥削和压迫。无政府主义者最早认识到国家和政党组织将必然走向等级制和寡头统治。在他们眼里，任何形式的权威即使不是万恶之源，也是通向奴役之路。正是在这一点上，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存在着相当的相似性，并与社会主义分道扬镳。不难看出，与社会主义领袖相比，无政府主义者往往心存更为高远的道德理想。但在实践中，无政府主义领袖与其他人一样，同样无法遏制其内心本能的对权力的贪欲，不过，他们赖以统治的不是通过组织，而是通过思想，不是通过技术上的不可或缺，而是借助自己在智识上和道德上的优越地位。虽然无政府主义者在政治上反对组建政党，提倡用临时性的协会体制取代政党组织，但在经济领域内仍然坚持组织原则，强调等级式管理和对权威必要的服从。在防止寡头统治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可谓用心良苦,但效果并没有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好。无政府主义者始终没能克服其树立的目标与可资利用的手段之间难以弥合的分野。有关无政府主义者所面临的困境，米歇尔斯可谓一语中的，他指出，“尽管无政府主义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最玄妙、最理想化的未来图景，并向人们承诺建立一种新秩序，这一新秩序将排除任何形式的集权现象。然而，作为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它始终对如何建立这一秩序的逻辑基础不甚了了。”

民主与寡头铁律

　　既然组织是寡头统治产生的基本动因，那么，被视为现代革命政党根本目标的民主(包括革命政党内部民主和国家民主）如何可能？革命政党将推翻现有集权国家，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为自己组建政党、开展斗争的主要目标。然而，革命政党本身却最终在类似国家组织的权威和管理基础上，建立了自身强有力的集权。革命政党在建制上变得愈来愈像政府，其领导人所凭借的手段与自己当初声称要推翻的威权国家毫无二致，政党组织成了国家组织“低效的微型拷贝”。维持组织本身的存在成了政党活动的目的，它有了自己的目标和利益，日益脱离它所承诺代表的阶级，本身逐步演化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由此，米歇尔斯对人类已经历过的社会革命并未给予肯定性的评价，提醒人们注意社会革命所潜藏的如下危险：即“它以一种秘而不宣并具有煽动性的、在平等旗号下追求自身利益的寡头统治取代现存的统治阶级的公开统治。”

　　循着米歇尔斯的这一逻辑进路，一般的读者可能会以为，米氏对民主的未来必然抱持一种犬儒式的悲观主义。然而，在本书的最后一章，米歇尔斯仍不失一个细心的观察者所特有的冷静客观。他指出，既然组织、领导以及管理是任何社会生活形式的必要组成部分，领袖产生的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他的不可或缺性,那么，科学的任务并不在于评价这种现象的好与坏，因为对任何政治、社会现象做出价值上的评断总是容易的。除非在纯粹抽象意义上，大众永远不可能进行统治。米氏认为，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理想的民主是否具有实现的可能，而要探讨的毋宁是：民主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可欲的、可能的，以及在特定时刻是可以实现的？民主是否和在怎样的程度上应当保持其纯粹的理想状态，它是否和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我们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只有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我们才能认识到政治科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类对自己的未来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致由于对未来充满玫瑰色的乐观主义和过分自信而盲目推行充满激进色彩的社会重建计划；而一旦当这种计划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碰壁时，激进主义便很快转化为犬儒式的愤世嫉俗和浅薄的感伤情绪，看不到民主的潮流每天都在不断地向前推进。本书更进一步的目标在于：“除去某些表面化的而且流于肤浅的有关民主的空想，这一空想始终困扰着科学的前进步伐，并将大众引入歧途。最后，笔者希望能够揭示出某些与民主（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社会学趋势。”只有坦然而且真诚地面对民主体制中的寡头化危险，我们才有可能将这种危险降低到最低限度。

　　人类之所以选择民主体制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首先在于，与其他体制相比，该体制是邪恶最少的体制，虽然它仍然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缺陷。尽管时有挫折，但只有在不懈的追求过程中，人类才有可能接近自己的“理想王国”。为此，米歇尔斯引用了一个极富启迪意义的寓言，以说明这一追求过程本身所隐含的深远意义:有这样一个传说，讲的是一位农民临终前告诉他的儿子们说，他的田里埋藏着一块财宝。老人死后，他的儿子们为了找到财宝将那块田挖了个底朝天，但他们还是没有找到。然而，他们不知疲倦的劳作却在客观上改良了土壤，最终使来年的庄稼获得了大丰收。这一传说中所提到的财宝就如同民主一样。

　　民主并非一件人们如果刻意地去找就能找得到的财宝，而是在我们寻找它的过程中，在不懈地去寻找那些根本无法找到的东西的过程中，我们所付出的劳动将在民主的意义上取得丰硕的成果。

　　当然，细心的读者将不难发现，米歇尔斯由于受他当时所处年代、环境、无产阶级革命趋势以及其本人认识上的影响和限制，在对“寡头统治铁律”的整个论证过程中并非没有疏漏，例如，米歇尔斯未能分清技术专家与政治领袖本质上的区别；他的“寡头”概念显得于宽泛，致使他以政党组织内民主的不可能性否定通过政党之间多元竞争实现民众控制政府的有效性和可能性等等。不过，这些缺陷并不能掩盖米歇尔斯对现代政党组织结构的深刻洞见。或许,在许多审慎的学者眼里，这一理论过于“武断”。然而，或许一个片面的和具有挑衅性的论题，较之最为全面和审慎的概论而言，对于随后而来的研究和争论会有更大的刺激作用。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当时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几位博士生的热心支持与合作，他们是：谢岳（第二、三章）；刘文富（第四章的1、2、3节）；程竹汝（第五、六章）。在繁忙的博士论文写作之余，他们提供了部分章节的翻译初稿。我在翻译其余章节（前言、导论，第一章以及第四章的4、5、6节）的同时，对全部译稿进行了逐字逐句校对，并对部分章节进行了重译，在一些地方酌情加了“中译者注”。，

　　米歇尔斯知识广博，行文中大量引述原始文献。在校阅过程中，虽多方查找相关历史文献，但仍时常自觉如履薄冰。幸有几位学友鼎力襄助，方得以及早定稿付梓。研习西方哲学的陈怡博士和徐卫翔博士帮助翻译了书中涉及到的许多德文和法文文献以及意大利文文献，他们严谨的学术态度，对相关语言的娴熟掌握，给译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童清艳博士承担了书后“人名索引”的译校工作，由于所涉及的人物往往来自不同语种的国家，人名的翻译习惯也不一致，所以，几乎每一个人名都要联系上下文进行认真核对，其工作的繁重程度可想而知。徐以骅教授解答了译者翻译过程中的不少疑难。在此，我谨对他们付出的艰辛劳动和热心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

　　最后，我要感谢胡伟教授，正是他长期一贯的支持和鼓励给予译者强有力的动力。天津人民出版社王康女士一直关注本书的翻译工作，她不时的鞭策和提醒使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当然，对于书中所有可能出现的纰漏，作为校译者，我理应承担全部责任。

　　任军锋

　　2001年冬于复旦园

作者前言

　　尽管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从根本上说发端于人们的心理，但只有在最近的150年里才逐步浮出水面;而且，尽管这些问题的出现已有时日，但直到最近它们才表现出如此的紧迫性,需要更为准确的阐释，并具有了全新的意涵。为此,许多研究者毕生致力于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发现了所谓的民族性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y)，以作为解决不同种族和语言群体间矛盾的途径，这种矛盾的存在始终使战争的阴云笼罩在欧洲上空，使大多数国家面临国内革命的威胁。在经济领域，社会问题要比民族性问题对世界和平构成更为严重的威胁,在这里，“劳动者对自己劳动成果应拥有完全的所有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最后，作为民主制度基石的自治原则起初被视为解决族群冲突的重要途径，因为在实践中民族性原则使得大众政府(PopularGovernment)观念深入人心。但现在看来，实践证明这些解决问题的途径并未带来人们当初所盼望的结果。民族性原则的重要性是不容否认的，困扰西欧的大部分民族问题均可且应当根据这一原则得到解决;然而地理和战略因素使得问题本身变得更加复杂，例如,人们很难在有关如何划定地理疆界方面达成一致意见，战略疆域也在时常改变;而且，在那些不存在族群分化或各种族群以极其复杂的形式相互杂居的地方，民族性原则并不能发挥其解释效力。对于经济问题，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流派提出了种种解决方案，但要理解劳动者对自己劳动成果的完全所有权这一原理,在归纳综合的领域比在分析领域容易得多;人们很容易构建某种一般性原则，并可能邀集到对这一原则广泛的同情者。然而，如果要将这些原则应用于现实实践则有着相当的难度。本书将致力于探讨上面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即民主问题。笔者认为，曾经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民主如今已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已很难找到出路。民主目前面临着种种阻力，这些阻力不仅来自于某些外部条件,而且也受到民主本身的内在局限。也许，这些阻力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限的克服。

　　本书无意提出一种“新的体系”。科学的首要目标并不在于创建某种体系，而是增进人们对问题的理解。既然个人和社会、群体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根本没有“答案”可言，那么社会学的任务并不在于发现或重新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而是将问题“暴露出来”。社会学家应当摆脱个人情感上的好恶,揭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推动或阻挠某一趋势的各种力量，正面的与反面的。概而言之,即社会生活的基础。因为准确的诊断是提出任何可能的救治方案必不可少的逻辑前提。

　　要揭示和详述各种阻碍民主发展的复杂趋势是相当困难的，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些趋势作一些初步的分析。这些趋势之基础主要有三:（1)人的本性;(2)政治斗争的性质;（3)组织的性质。民主之所以堕落为寡头统治，是因为其中肯定包含着某种寡头统治的内核。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笔者要对任何政党或政府体系做出某种道德上的评判,也不意味着作者认为民主是一种虚伪的谎言。民主走向寡头统治这一规律是所有构成派系和附属阶级(sub-classes)的人们集合体的共同特征，同其他所有的社会学规律一样，我们无法对它做出好与坏的道德评判。

　　对政党的分析研究构成了科学探索的一个新的领域，它跨越社会科学、哲学一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也许可以将其作为应用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就政党目前的发展来看，人们对这一新的分支学科的历史已投入了相当的关注，有关专著涉及西方历史上出现的几乎每一个政党。然而这些著作中有关政党性质的分析仍很寥寥，这一领域几乎未被触及。本书的目标就在于运用社会学方法弥补这一缺憾。

　　这一目标远非轻而易举。所涉及到的材料如此庞杂，使得做出准确阐释的难度大大增加。所以,笔者不得不放弃对这一问题做出全面而细致的探讨这一打算，而是将注意力集中于某些显见的特征上。在实施这一研究计划的过程中，作者得到了妻子Gisela•Michels—贯的、非常宝贵的帮助。

　　目前的英文版是从意大利文版翻译的，在准备意大利文版的过程中，我对原来的德文版作了修订。最近法文版和日文版问世后，各种批评意见使得对原版作进一步修订很有必要。但自从《寡头统治铁律》一书问世以来，惟一具有突出意义的事件就是这场仍在持续的战争。令人吃惊的是，笔者所提出的有关政党的一般性论断(如政党活动之寡头化倾向的必然性以及这种倾向的增长对实现民主的阻碍作用)最终被战争前夕和战争过程中主要交战国的政治实践所证实。本书倒数第二章主要讨论“战时的政党活动”，是专为英文版写的。在这一新增章节中,显而易见，笔者仅仅致力于提出一个大致的线索，因为所研究的对象毕竟距离我们太近，而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而且，战争不仅对交战各国的军事和经济组织产生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作用，而且使政党组织的前途黯淡。目前,在各主要国家,政党已黯然失色。然而，毋庸置疑，一旦战争结束，政党将恢复其先前的活力，而且我们会发现,战争将使政党所具有的寡头化倾向进一步得到强化。

　　罗伯特•米歇尔斯

　　1915年于瑞士巴塞尔

英文版前言

　　西幕.马丁.李普塞

　　(SeyMour Martin Lipset)

　　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被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

　　这是罗伯特*米歇尔斯在他1911年出版的《寡头统治铁律》一书中的一段话。它正好概括了米歇尔斯著名的“寡头铁律”的要旨。在该书中，当时还是德国一位年轻的社会学家的米歇尔斯，提出了与卢梭的大众直接民主观念相反的理论，后者一直是许多传统民主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在米歇尔斯看来，目前民主制度中所出现的功能失调现象——尤其是领导者获得相对于社会和大众组织的统治地位——首先并非由于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水平低下，或者资本对舆论形成过程的控制以及其他力量的作用，而是任何复杂社会系统的共同特点。以少数人对社会或组织的控制为特征的寡头统治，是官僚组织或大规模组织的有机组成部分。米歇尔斯认为，现代人面临着一个无法摆脱的两难困境:他们在建立诸如民族国家、工会、政党或教会等组织机构的同时，不得不将有效的权力转交给那些处于该机构顶端的少数人。

　　为了论证民主与大规模组织之间存在着不相容性这一论点，米歇尔斯对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活动作了考察，这些政党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推动民主的最为积极的力量。作为一位长期活跃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舞台的人物，米歇尔斯对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寡头结构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假使米歇尔斯仅仅局限于揭示那些保守派政党内部组织的非民主特性，他将很难使自己的论点站住脚，因为大多数德国保守派人士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保守派均不信奉民主,也不相信多数人具有决定社会事务的权利和能力。然而,社会主义者们将争取成年人的普选权、言论自由以及大众对政府和经济机构的广泛参与，作为自己主要的奋斗目标。如果这些政党本身内部的组织结构是非民主的，可以想见，它们使社会完全民主化的努力将肯定走向失败。

　　导致这种寡头化倾向的原因何在？米歇尔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米歇尔斯的组织理论

　　大规模组织给予公职人员对权力近乎垄断的地位。

　　政党、工会以及其他大规模组织都倾向于形成一种官僚结构，即一种理性化的(可预测的）、等级式的组织结构。单纯就组织的管理而言，官僚组织是必不可少的。正如米歇尔斯所说的，“这是任何组织不可避免的结果……任何其结构达到相当复杂程度的政党组织必然会要求一部分人全身心地投入到政党事务中去”。但这一官僚化过程所带来的结果却是权力逐渐集中于组织顶端，而组织内普通成员的影响力却不断遭到削弱。领导者常常掌握许多资源，这使他们具有相对于那些试图改变政策的组织成员的绝对优势。领袖们所具有的优势主要表现在:（1)丰富的知识。例如他们可以及时获得保证自己的计划实现的信息。（2)控制着与组织成员进行沟通的正规途径。例如他们控制着组织的出版机构;作为领取薪金的专职官员,他们可以到处游说推销于己有利却以牺牲组织的集体目标为代价的主张。而且他们所处的地位使他们能够邀集到足够的支持者。（3)在政治方面的技能。例如在诸如演讲、撰文以及组织集体性活动方面，他们比非专业人员要娴熟得多。

　　大众没有能力参与决策过程，所以他们渴望强有力的领袖。

　　领导者角色所天然具备的这些职业技能构成了他们的权力资本，这一资本由于米歇尔斯所说的“无能的大众”而进一步得到强化。除了要做好其他事情外，任何希望维持自己作为组织成员的影响力的人都必须参与组织的各种活动，参加集会，关注并了解那些影响组织目标的主要问题。然而，事实上，经常参加政党或工会集会的成员却寥寥可数。工作、家庭以及个人娱乐活动等的吸引使得普通人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参与集体性组织或政治活动。另一方面，无论在教育水平还是老练程度上，大众组织成员都要逊色于他们的领袖,这也是造成普通的组织成员对参与缺乏兴趣的原因。

　　对于普通大众甚至那些劳工大众来说，他们都渴望别人的指导……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在现代文明社会，高度的社会分工使得人们越来越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对国家的政治组织及其繁复交叠的组织机制了如指掌。加之人们对革新本能的嫌忌感，尤其是在那些大众政党组织中，成员之间在文化和受教育水平上往往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使得大众对领袖的渴望愈益迫切。

　　如果以上有关组织活动的诸多事实能够帮助解释领袖权力的来源，那么它们并不能说明为什么领袖与成员之间的利益必然是相悖的。米歇尔斯特别反对那种“代表型领袖”(representative leadership)的假定。他认为,那些成为工会、政党或者议员的专业人士“尽管在社会地位上说属于被统治阶级，但实际上却已经变成了寡头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大众领袖自己也是“权力精英”的一部分，而且随着他们社会地位的改变，其观念和利益也开始脱离大众。所以，大众组织所倡导的许多政策并不反映普通成员的意志和利益，而是领袖们的意志和利益的反映。米歇尔斯进一步指出，在政党组织中，“我们根本无法确定政党赖以建立的大众利益与政党官僚机构的利益是耦合的。受雇者集团(即政党领袖)总是趋向于保守，而且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当工人阶级要求推行更为果敢、更为激进的政策时，他们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总是倾向于采取防护性的甚至反动的政策;但有时——尽管非常少见——情况也可能正好相反。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告诉我们，社会分工催生了团体组织，而一旦这种团体自身得到巩固之后,该组织便产生了属于自身的特殊利益。这种特殊利益往往会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

　　虽然大众组织的领袖巳跻身于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阶级”(Political class)的行列，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将与其他政治精英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为了维持甚至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们必须得到大众的积极支持。因而，他们常常与其他统治集团(如商业集团、贵族)相互对立。然而，对大众精英来说，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以自己的少数派权力代替另一种少数派权力。

　　如果他们的权威或地位受到来自组织内部势力的挑战，领袖们便会采取断然措施，甚至不惜以剥夺大众的民主权利为代价。对领袖来说，失去对组织发号施令的权力便意味着失去个人地位的基础，因此，他们要极力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即使使用压迫性手段也在所不惜。在领袖们看来，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只有与那些强大的、怀有险恶用心的对手做坚决的斗争,大众组织才有望得到维持。所以，任何在组织内拉帮结派或对政党及其政策的正当性提出挑战的图谋将为敌对势力提供可乘之机。因此，任何对领袖的严肃批评都会被认为是对组织本身的背叛。

　　早在50年前，米歇尔斯就针对社会主义运动发出如下警告:“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还面临管理问题、民主问题。”他说，如果社会主义者仍将革命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简单化,那么，社会主义革命将最终导致一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并由那些狡诈的善弄权术的领袖们主导下的专政……因此,社会革命将无法带来社会结构的真正改变。它是社会主义者的胜利，而非社会主义的胜利，这种胜利的果实从社会主义者取得胜利的那一刻起便开始凋零”。

　　米歇尔斯曾预见到，政党领袖们的行为并不受某种意识形态的约束或以组织成员的利益为依归，而是以维护官僚机构的特殊利益作为其首要目标。这一洞见在该书出版三年后再次得到证实。著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的骄傲、国际和平的维护者，该党一直反对政府的好战政策，并表示一旦德皇发动战争，将举行大规模的全国总罢工。然而当1914年德国宣布开战后，该党却站在政府一边，支持战争。即使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一向持批评态度的列宁也没想到该党会从一个激烈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的政党一下子变成沙文主义的帮凶,这使他一度认为有关该党机关报《前进报》(Vomarts)号召人们支持战争的报道完全是凭空捏造。

　　在米歇尔斯看来，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之所以如此迅速地改变立场，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社会地位的改变。正如他在该书1915年第二版序言中所说的，“党的生存是……第一位的……该党出于自保的需要，很快抛弃了国际主义信念，并转变成为一个爱国主义政党。1914年战争正是对我在第一版中就社会主义政党的未来所作预测的最有力佐证。”

　　从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做出的反应中，我们不难看出:在社会主义政党领袖眼中，政党组织的存继要比他们的信条重要得多。

《寡头统治铁律》一书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米歇尔斯对政党和其他自愿性民主组织的行为趋向所作的准确预见,以及对这种趋向发展过程的具体描述,使得《寡头统治铁律》一书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该书是社会科学的一部经典之作，总是能够激起那些关注政治活动的人们和研究者的强烈兴趣。

　　在最近一期的社会主义杂志《歧见》(Dissent，Sumner,1961)中，厄尔温•豪(lrving Howe)在为遭到斯大林主义扼杀的一代知识分子申辩时说道，阅读《寡头统治铁律》一书使他陷入“长久的不安之中”。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后,波兰是一段时期内(尽管是短暂的)惟一允许研究斯大林体制形成的社会基础的铁幕国家，而米歇尔斯的经典分析成为研究斯大林体制的主要思想源泉。1956年十月政变使波兰共产党的斯大林体制垮台，一份正式的党刊刊发了《工会民主》(Union Democracy)一书最后一章的译文,该部分力图将米歇尔斯的分析方法用于分析当代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之后不久，一家更为学术化的波兰文刊物《政治社会学研究》对《寡头统治铁律》一书进行了更为详尽的介绍。

　　《寡头统治铁律》一书作为社会科学领域内一部经典之作的地位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致力于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学者西格蒙德·纽曼（Sigmund Nellmann）曾这样写道：“罗伯特·米歇尔斯所提出的社会运动趋向寡头统治铁律一直主导着对政党的社会学研究……”。在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贡献卓著的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与米歇尔斯的私交甚深,据韦伯的政治传记作家J.P.迈耶(Mayer)说，韦伯对政党的研究深受米歇尔斯思想的影响,他对政党组织法律结构的探讨实际上是对《寡头统治铁律》一书观点的总结。比较政治学者、英国的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对政党和政府的研究结论几乎是米歇尔斯观点的重复。他说米歇尔斯的著作“很值得一读”，“我通过其他途径研究得出的观点与一位对这一问题作过专门研究的杰出学者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一书的观点不谋而合”。研究当代政党组织的法国学者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iger)承认，他的研究深受米歇尔斯的影响，他的一部研究不同类型政党组织中寡头统治的起源和性质的著作索性就取名为《寡头统治铁律》。罗伯特•麦肯齐(McKenzie)对英国政党的最新研究得到了伦敦经济学院政治社会学读者协会的充分肯定，《英国政党》旨在“评价某些有关政党性质的理论，在这些理论中,也许只有米歇尔斯的理论最能激起人们的兴趣、发人深思”尽管麦肯齐对米歇尔斯较为悲观的结论作了很大修正，但麦肯齐在他的研究结论中说研究发现，大量的证据表明，被米歇尔斯称为技术上和心理上的因素在政党组织中催生了一小撮掌握实权的领袖。”

　　受益于米歇尔斯深刻洞见的不仅是政党研究领域,对许多自愿协会组织如医药协会、退伍军人组织、压力集团以及工会的考察，为“寡头铁律”提供了大量的佐证。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劳工经济学家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对之作了如下概括：

　　人类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组织都实行一元化统治。在绝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组织几乎都是在一元化统治之下。虽然在某些时期的某些国家或地区曾出现过一些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组织，但一党统治往往成为常例，就连工会组织也不例外。只有美国国际印刷联盟是惟一的特例。

　　即使在号称民主的合众国，法团、政党、兄弟会、宗教教派、农业组织、公益团体、学生自治组织等等都实行一元化体制。

　　米歇尔斯的分析对研究工会体制尤其具有启发意义。大多数对工会组织的研究都将注意力集中在该组织中缺乏积极的民主政治生活。对美国及其他国家工会组织的考察使我们发现，它们无一例外地是在一党寡头体制控制之下的，这种体制依靠一套政治机器，长久地控制政治权力，并通过拉拢、收买等办法为自己吸收权力继承人。

　　米歇尔斯的著作不仅对理解自愿协会内部的政治过程具有很大启示,而且对一般的组织和官僚机构的研究甚至社会学理论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如菲力普•瑟尔兹尼克（Phiiip Selznick)所指出的:“米歇尔斯有关民主组织的理论可以被视为人类行动手段本身所具有的总体顽固性的典型。在所有组织中,随着新的利益和动机核心的形成,组织原来的目标将遭到抛弃。在诸如军事、产业、政府官僚机构以及自愿协会等组织中，偏离理性化轨道的现象屡见不鲜。”米歇尔斯提醒那些从事组织研究的学者“注意组织偏离当初所宣示的目标和理性系统……”瑟尔兹尼克的著作被认为是组织研究领域内最具影响的著作之一,但他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米歇尔斯理论的扩展和系统化，并将之运用于探索造成这种偏离的根源。这种偏离可以被视为组织迫于新的条件所提出的要求而不得不做出的适应性调整。为了组织的存继和壮大,官僚精英们常常不得不违背自己当初所倡导的原则和目标。在瑟尔兹尼克看来，从事组织研究的学者往往将米歇尔斯“偏离……原来公开宣称的目标”这一假定作为出发点。正由于官僚精英们试图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所以会出现诸如社会民主派或工会领袖违背民主规范，背离组织使命，根据他们自己的目标行事的现象。在《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与大众》一书中，瑟尔兹尼克分析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官僚机构“如何在流域管理问题上逐步形成保守性的利益格局，并最终导致该组织的性质和角色与当初成立时相互背离的后果”。在这里，瑟尔兹尼克提出，组织在政策上趋于保守是出于该组织自身生存的需要。其实，米歇尔斯早就这一点提出过警告：“组织的必要性背后隐藏着另一些危险……实际上,组织是保守逆流的根源所在，这股逆流漫过民主的平原，有时泛滥成灾，将这一平原冲刷得满目疮痍。”

对《寡头统治铁律》的回应

　　从建立更为自由平等的社会这一角度看,《寡头统治铁律》一书的观点无疑显得有些悲观。在最后一章，米歇尔斯发现，对过往历史的考察使我们不得不“对民主的未来抱一种悲观的态度……”难道民主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吗？建立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努力难道总是会不可避免地走向一种新型的暴政吗？

　　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回应

　　显而易见，社会主义者和劳工运动必然要对米歇尔斯的观点做出反应。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既然阶级产生的基础是经济资源的占有，而不是组织，所以他们否认官僚组织将会导致新的统治阶级的出现。作为30年代早期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西德尼•胡克(SidneyHook)曾这样写道：

　　米歇尔斯忽视了……历史上的寡头统治赖以建立的社会经济前提。在以往的社会中，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往往是经济权力的反映。教育和传统促使某些阶级以牺牲大众的政治利益为代价保全自身的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领导人行使的是管理职能，他们并不掌握经济权力；教育过程将使导致寡头统治野心的心理趋向转变成为一种道德和社会诉求，某一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将消失,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将逐步被取消——那种对米歇尔斯所称的“寡头统治铁律”将再次出现的担心也就成为多余的了。

　　20世纪20年代早期，作为对米歇尔斯的回应，共产党的第二号理论家布哈林(Nicolai Bukharin)首先肯定了米歇尔斯的批评的意义，甚至说《寡头统治铁律》是“一部很有意思的书”。与胡克一样，虽然布哈林认为在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管理者的权力意味着社会对国家机器的权力，而不是对人的权力”，但他并没有直接针对米歇尔斯所预设的社会主义社会管理者的权力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提出质疑，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改变下层阶级的生存条件上：

　　(在社会主义社会)米歇尔斯所说的“无能的大众”将不复存在。因为这种无能状态并不是每一个政治系统中大众的必然特征，而是特定的经济和技术条件带来的结果，是特定文化背景和教育条件的真实反映。在未来社会，有组织才能的人将会源源不断地涌现，统治集团的封闭性将因此遭到动摇。

　　然而，在斯大林体制还未抬头的时候，布哈林认识到这一回答并不充分，因为俄国“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是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所以他说，蜕化变质的趋势——即以一种阶级胚芽(class-germ)形式出现的统治阶级的赘瘤——将难以避免。但同时，这一趋势将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力量的抑制:生产力的发展；打破受教育机会的垄断。随着越来越多的技术精英和组织人才从工人阶级队伍中脱颖而出，将对这种新的特权阶级的出现产生抑制作用。最终的结果取决于斗争双方的实力对比。”

　　不难看出，布哈林并未对米歇尔斯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组织结构的描述提出质疑。实际上,正如布哈林所看到的，米歇尔斯所强调的“无能的大众”与列宁在《怎么办?》这一布尔什维克党的基本读物中有关政党组织的基本观点不谋而合。列宁认为，由于普通大众的无知，他们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所以必须由少数职业革命家予以引导。在一本党内基本读物的最后几页，布哈林警告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找到堵塞一切“稳定的统治集团”形成的可能途径，否则便没有出路。“斗争的结局将取决于斗争双方哪一方的力量更为强大。”在布哈林看来，社会主义将不会蜕化为另一种寡头统治的社会，因为他相信,社会主义社会能够使那些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通过不断提高教育和生活水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管理者阶层之外，总是存在这样一个集团,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而且能够采取有效行动防止“管理者”主导社会。

　　米歇尔斯理论过于武断的一面

　　许多人批评米歇尔斯过于武断，认为他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官僚机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官僚机构同时也是各种社会群体实现各自目标的手段这一事实。因此,许多社会科学家的新近研究不仅关注官僚化这一导致组织自利行为的决定因素，而且注意探索某些组织之所以比其他类型的组织更为成功的原因所在。他们的兴趣集中在那些造成组织行为模式差异的变量上。这些变量包括组织目标的性质、将目标与手段统一在操作标准(Modu Sopemndi)下的方式、组织的不同功能对其行为的影响，以及组织内不同类型成员或代理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官僚的行为。莫瑞斯•迪韦尔热、西格蒙德•纽曼、罗伯特•麦肯齐等学者认为，米歇尔斯对政党行为的分析过于武断，不同的政党在组织结构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以美国的两大主要政党为例，与作为米歇尔斯主要研究对象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同，它们没有实行全国范围内的集中控制,即使在州一级也相当松散。而且，美国政党内部也派系林立，与欧洲各国的政党相比，在美国,政党轮番控制政府的频率也比较高。这部分是由于美国两党体制架构作用下的结果。而这种两党体制应当归因于美国的宪政体制，后者要求将全国范围内各种相关的政治利益纳入两大选举阵营(总统或州长等行政首脑不是由议会推选，而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在一个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各种利益群体都有各自的政党，其领导集团内部也相对稳定。这也正是两党体制各自内部派系林立的基础。

　　即使我们暂时将寡头统治的问题搁在一边，有关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的问题依然存在。研究工会运动的学者承认，几乎所有的工会组织都是在一个稳定的行政中心控制之下的。但他们同时发现，即便这样，从工会组织成员利益的角度来看,工会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艾伦(V.L.Allen)在评论米歇尔斯的观点时指出:“工会运动的目标是维护和改善其成员的整体福利，不是让工人实现自治。”但他同时也指出，这一目标的实现只有在“对(工会领袖)的渎职、滥用资财和权力等行为进行严厉惩罚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工会组织的自愿性质使得这种惩罚成为可能。一位时刻担心自己失去工人们支持的工会领袖，必然要想方设法满足工人们的要求……对工会领袖来说，对失去领袖职位的担心往往要比那种严格的成文规定更能使领袖对其成员负责”。

　　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美国矿工联合会的活动中找到证据。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早期，该组织在其铁腕领袖刘易斯(JohnL.Lewis)的社会信条的指导下，始终奉行保守主义的工会政策。在成员人数急剧减少、左派对手势力日盛的情况下,刘易斯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应对策略,这些策略甚至比某些共产主义或左翼社会主义领导人控制下的国家的矿工工会组织还要激进。从最一般的制度分析层面来看，这一做法是有根据的。正如阿尔温•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所说的，在所有组织中，“领导者都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得被领导者的认可……如果所有组织不得不对这种认可做出反应，这不正是为组织注入了相当的我们所称的民主元素吗？这在组织上限制了任何领导者脱离被领导者，从而走向寡头统治的可能性。它使寡头体制与民主组织一样，不致形成铁板一块”。

　　另外，由于组织成员缺乏真正有意义的选择余地，这使得代表性问题变得更加难以捉摸。在多数工会和民间协会组织中，由于没有有组织的反对派，使得组织成员无法选择那些反映自己意愿的领导人。例如，我们很难相信20世纪30和40年代由犹太人主导的两个服装业工会组织能够代表该组织大部分成员的意愿。西德尼•希尔曼(Sidney Hillman)领导的制衣工人联合会是产业工人联合会(CIO)的核心组织，该组织同时也与纽约的美国劳工党中的共产党保持着合作关系。而戴维•杜宾斯基(David Dubinsky)领导下的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加入了劳联(AFL)，同时组成持极端反共立场的自由党。在194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约翰•刘易斯支持共和党候选人,而他所领导的矿工联合会中的多数成员投票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项对英国医药协会成员的调查发现，当该组织领袖极力反对国家对医药的管制政策的时候，大多数成员则选择了支持政府管制的立场。

　　内斯特•拜文(Ernest Bevin)和阿瑟•迪金(Arthur Deakin)领导下形成的强硬的右翼劳工政策,在工会总书记弗兰克•库辛斯(Trk Cousins)的领导下，成为左翼劳工党的主要支持者。而库辛斯之所以能够接任总书记职务，并非由于工会成员立场的改变，而是前任两位工会领导人在一年内相继去世之故。

　　当组织成员与领袖在利益和目标上存在严重分歧的时候，我们便很难为代表性问题找到客观依据。米歇尔斯曾指出，一战前德国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向“右”转表明，领袖们根深蒂固的官僚保守主义倾向，能够将组织导向与自身目标和普通成员的信仰相悖的方向。然而,科泽尔(Rose Laub Coser)从大量的事实中发现，首先发生改变的不是领袖，而是组织成员的目标和信仰。她指出，在一战爆发前的二十年里,德国工人阶级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有了相当大的改善，这使得他们在政治上趋于保守，从而成为一个满足于现状的下层阶级。1914年以前政党领袖所极力倡导的传统的革命和国际主义意识形态，对他们几乎失去了任何吸引力。英国最新的民意测验显示，尽管1960年左翼势力在工党代表大会能够左右某些议题,但英国工会和工党中的大部分成员却积极支持该党议会党团中右翼领袖的政策主张，而且右翼势力的影响要远远超过他们实际所得到的支持。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是一个极端腐化、藏污纳垢而且极不民主的组织，该组织曾被劳联一产联(AFL-CIO)扫地出门，遭到许多公共机构的谴责，但该联合会却能够在三次政府主持下的秘密选举中击败有着劳联一产联强大的人力和物力支持的政治对手。同样，吉米•霍法（Jimmy Hoffa)领导下的美国卡车司机联盟(Teamsters Union)因腐败问题而被劳联一产联除名，许多政府部门也纷纷揭露该联盟的独裁性质。然而，该组织却一直是美国所有工会组织中实力增长最快的一个。工会成员之所以支持寡头统治、腐败行为、共和政治以及其他与他们自己的情感和/或利益明显相悖的政策，在于他们对工会组织功能的认识。如果一个组织首先被认为是实现某一单一目标的手段,而且该组织若能够帮助实现本组织的首要目标——对工会来说，显然是提高工人集体议价的能力——那么，在那些并不怎么引人注目的政策领域，组织领导人便能够获得相对宽松的自由裁量空间。

　　一般来说,尽管劳工组织必然在诸如争取提高工资、提高农产品价格、更多的利润和红利等方面“代表”其成员的利益，但米.歇尔斯有关组织内劳动分工所带来的后果的基本假定依然成立。他指出,正是这种劳动分工导致了人们不得不将有效的权力委托给一小撮领袖来行使,后者在多数情况下将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这就使领袖集团有了自己特殊的目标，而这些目标与组织原来的目标以及组织成员的利益和态度常常是相互背离的。

　　显而易见，这种一般性的论断涉及有关政治民主之可行性这一关键问题。米歇尔斯自己认为他已从结构上证明了民主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在写《寡头统治铁律》一书的时候，他还在极力倡导通过推进民主抑制寡头统治的可能性。一旦当他发现民主不可能付诸实践,那些声言民主的领导人实际上只不过是些虚伪之徒时，米歇尔斯发现自己已经很难再对民主意识形态和民主运动保持坚定的信念,即使将其视为最为不坏的体制也很难了。从理论上讲，米歇尔斯的研究提出了如下问题:如果所有大众组织的领导人实际上都是些自利的具有保守倾向的寡头的话，一个政治体系如何才能确保其领导者集团应对那些重大问题，并及时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

　　几年后，米歇尔斯发现,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仰赖那些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的出现,即“那些具有出色的天赋，有时甚至在各方面具有超出常人的非凡才干的人物。正是由于他们具备这些才干,才使得他们能够(而且经常是这样)成就一番伟业，有时甚至创造奇迹只有那些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才能够打破组织内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倾向，动员普通民众成就伟业。不是民主制度或官僚制度，而是克里斯玛才有望成就一番伟业。可以想见,米歇尔斯在本尼托•墨索里尼身上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克里斯玛领袖形象。在米歇尔斯看来,“领袖”(即墨索里尼)“直截了当而且明确地表达出了大众的心声”。为克里斯玛体制注入活力的并不在于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是官僚和寡头民主制中保守主义与其他理念的大杂烩,而“在于其对自身能力的强烈自信，后者构成了克里斯玛政府体制的基石。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首先，克里斯玛领袖具有丰富的进行胜利斗争的实践经验，这使他对促使自己取得胜利的素质有明确的认识……另一方面，他的未来取决于他用事实证明自己的才能是值得人们信赖的”。由于米歇尔斯的社会主义立场,使他长期在德国无法谋得一个教席职位。而在1928年，墨索里尼亲自为他在意大利的佩鲁贾(Perugia)大学争取到一个职位，于是米歇尔斯便从此离开他所在的瑞士巴塞尔大学。

民主的“精英”理论

　　既然任何社会和组织必然分化为少数精英与多数民众，米歇尔斯因此认为，最好的政府只能是那种由魅力型领袖领导的政府。然而另有人却由此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应该重新对民主做出界定，这就产生了所谓的“精英”民主理论。其中马克斯•韦伯和约瑟夫•熊比特强调指出，民主最为突出的和最有价值的特征便是通过争取大多数消极的民众的选票而形成一个政治精英群体。这一观念最近在塔尔克特•帕森斯那里得到进一步阐释，他认为,政治系统从总体上引导整个社会系统,确定并实现集体目标。那些相关利益群体之所以给予不同的领袖集团以支持，在于他们都希望实现各自特殊的利益诉求。相反,不同的社会群体提出和支持特定政策主张,后者最终转变为公共机构的决策。政治精英集团内部的竞争——不管是为争得一般性支持还是特定支持——为那些处于权威结构之外的人们提供了接近政治权力的通道（access)。这里的关键词是通道。那些有机会接近政治精英(政党领袖、公职人员、大众组织的官员)的人们必然会对某一特定政策做出反应，从而能够有效地分享权力,尽管他们的参与仅仅局限于每四年或更短的时间里投一次票而已。

　　通过我们通常所称的代议体制,领导层的权力才得以更迭。这种体制的基本结构不仅包括政府的正式建制,而且还包括民主社会各种各样的制度实践——政党体制和利益集团——后者在权威与各种并存的有着特殊利益的社会群体之间建立起相互沟通的桥梁。代议体制将权威(立法、行政和司法)与各种次级群体如宗教、阶级、种族、职业、地域等等群体联系起来。代议制既不是政治权威对社会压力的简单适应，也不是政治权威借以操纵社会的工具，而是两种功能同时并存，因为代表的目的是在政党与其社会基础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结合点，后者正是政府效率的关键所在。

　　精英民主理论接受了米歇尔斯有关大众组织内在结构的许多分析。但该理论同时指出，米歇尔斯与其他所谓的马基亚维里主义者如帕累托、莫斯卡、索列尔一道从理论上认定:在大型政治共同体内，民主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领袖与大众之间的任何分野,实际上是对民主的否定。

　　那种将民主视为一种决策过程,在其中所有成员或公民都能够始终积极地参与，这样的民主制度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一般来说，组织精英往往能够长期在位。米歇尔斯明确指出，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中,要想消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结构分化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政治精英和组织精英总是有着本集团的特殊利益，这一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所代表的民众的利益并不一致。然而,即便我们接受所有这些论点，也并不意味着民主是不可能的。相反，它提醒我们，应当从更为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认识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实现民主的可能性。

　　米歇尔斯对权力的认识是建立在如下预设基础之上的:无论是在整个社会系统还是在组织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其行为无不遵循自利动机的逻辑，他们利用大众维护自己的优越地位，扩大自己的权力。在这一方面，米歇尔斯明确接受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正如他本人所说的，自己的理论“进一步完善并推进了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总是以新的寡头集团形成并与旧的寡头集团实现融合而告结束。这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历史观并无实质性的矛盾。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历史哲学,而不是一种经济信条,那么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与政治阶级观念并不矛盾……”这种对政治生活的认识中有一个预设，正如帕森斯所指出的,那就是，认为“只有权力才是决定社会活动的，真正，力量。与这种观点相反，我个人认为，权力只是决定社会事件的几种同类要素之一”。任何有组织的少数派手中的权力都会受到政治体制内在和外在社会背景的制约。不可否认，大众组织和政党在使普通民众免于强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言论自由、迁徙自由、失业保障等等），并推进了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的均衡。斯堪的那维亚、不列颠以及合众国等地的工人如今之所以享有更多的自由和生活保障，在于他们可以通过选举使那些仰赖他们支持的政党获得权力。虽然美国医药协会与劳联一产联中的工会组织都是由一些顽固的寡头集团主导的,但这些集团的领袖在诸如是否应由政府支付医疗保险等问题上往往立场相左。为了赢得普通选民的支持，美国的共和党与英国的保守党都继续了他们各自前任所开创的福利国家传统。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动员社会(或组织)资源以实现特定目标的能力。而为了实现这种目标，则需要或将要承担某种一般性的，公共，责任”。单纯强调组织或政治活动中的寡头化倾向或“权力精英”现象，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它会使人们忽视精英内部争执的根源及其后果。米歇尔斯不得不认为政党组织内部各派系、左翼或者右翼之间冲突不过是他们争夺权力的分赃游戏罢了，而且他对这些争执本身几乎只字未提。同样,米尔斯(C.Wright Mills)在他最近有关精英理论的分析中，几乎完全忽略了美国政治中的权力斗争这一基本事实。

　　总之，在现代社会，民主可以被视为组织化群体间争夺民众支持的过程。因为在民主政体中，众多组织化群体随时都有可能失去已获得的职位，或是与其他掌权者之间发生分裂，所以他们需要以制度保障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这一民主形态与古希腊城邦或瑞士联邦中的小规模的州所推行的理想民主相去甚远。然而,作为一种可操作的政治体制,这种民主体制比任何其他旨在减少人与人之间的剥削的政治体制都要好得多。只有通过冲突和对某些明确目标的公共责任，才能减少掌权者为了一己利害滥用手中权力的可能性。

　　许多民间组织、工会、职业协会、退伍军人组织以及政党，由于其内部没有发生持续冲突的基础，这些组织将继续其一元化体制。但同时应当认识到，许多内部结构呈现强烈寡头化倾向的组织,却为整个社会实现民主提供了基础，并能够保障其成员的利益免受其他群体的侵害。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以下事实基础之上的:任何群体都不能拥有某种权力基础使其能够对多数人发号施令,都不能拥有有效压制或否决与其对立的其他群体的要求的永久性权力。以实现人类平等为最高理想的劳工运动为培育民主制度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当今推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工人们可以公开讲话,而且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行为会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即便在三十年前，这还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而已。如今，那些对其成员握有如先前雇主对工人那样的权力的工会组织已经寥寥无几(不过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种工会组织仍未完全消失)。

　　组织意味着寡头统治。米歇尔斯这一极具挑战性的论点是直接针对当时他自己的社会主义同志提出的。而且,只要社会主义仅仅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强化、政府占有生产资料，那么,它对民主便构成了威胁。一般来说,由于来自社会底层的人们要求国家保障充分就业、对产品和服务进行更平等的分配、实现机会均等以及提供医疗和养老保险等等，这必然使整个社会向集体化方向迈进，而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相容性问题就变得愈益突出。令人欣慰的是,现代历史上，西方的社会主义者较好地汲取了这一训诫。如今，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开始认识到,减少政府干预和控制范围,将有利于增进工人们的福利，实现社会平等。

　　他们已经认识到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关系，公共的、合作的以及私人的所有权关系并存，比任何形式的权力集中更为可取。而且，如今所有参加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人们都接受了如下原则:即使支持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工会也应该独立于社会主义政党控制的国家或政府。密洛凡•德热拉斯(MiLovan Djilas)对集权所带来的危险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在《新阶级》(―Clem)—书中,他指出，西方的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与东方的极权体制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共产主义与西方）体制之间除了其他的不同点外，它们之间一个基本的差别在于，国家对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和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两种体制在技术上都存在国家所有权现象，但它们是两类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占有方式。这种差别同样表现在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方面。

　　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政府以经济上的所有者去行事。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政府既不是国有资产的主人，也不对税收所得享有完全的支配权。政府无法以所有者的身份行事,因为政府是经常需要更替的。政府必须通过议会实现对财产的管理和分配。在分配财产的过程中，政府受到各种势力的影响，但它不是所有者。不管怎样，它所能够做的只是管理和分配并非自己所有的财产。

　　拥有更换政府的权利、使不同的权力中心并存,使政治权威保持其开放性，这些都是20世纪后半期那些追求自由的人们无法推卸的责任。历史在这里跟我们开了个玩笑，给予我们维护自由的最重要的知识武器并对组织中那些对自由构成持久威胁的因素的精彩分析，以及使产业工人获得了促进经济和政治的工具的，不是别人，而是一个意大利法西斯的积极支持者。然而，我们不应忘记，不是作为墨索里尼的膜拜者，而是作为一个研究寡头统治起源的学者，米歇尔斯在他的研究结论中写道：

　　民主是一种财宝，它不是只要人们去找就可以如愿以偿的。但只有在不懈的探索过程中，在持之以恒地发现那些被认为是无法找到的东西的过程中，我们的努力从民主的意义上说将会硕果累累……事实上，激发和强化个人进行批评和控制的知识能力......正是民主体制的一般性特征，也是劳工运动的特点。

　　所以，可以说，人类越是认识到民主制度（不管它如何不完美）相对于君主制度(不管它如何完美）的优越性，他们越不会因为民主制度的缺陷而要求退回到君主制度。……只有对民主制度中的寡头化危险做出平和而坦诚的检省，我们才能够将这种危险降低到最低限度，尽管这种危险永远无法完全避免。

　　这个前言表达了米歇尔斯在知识上对我的深刻启发。在《工会民主》(Union Democracy)—书中,我和我的同事马丁•特罗(Martin Trow)和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试图通过论证米歇尔斯的许多假定，以凸显该理论乐观的一面。而米歇尔斯的这些假定是在如下问题背景下做出的:在诸如工会这样的民间管理机构中实现民主需要哪些条件？我相信，这一新的版本中所展示的米歇尔斯的许多观点将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它将使更多的人(无论是从事政治实践还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们)按照他的建议“持之以恒地去探索那些被认为是无法找到的东西”。因为，在米歇尔斯看来，尽管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理想可能永远无法真正实现，但只有不懈争取才是接近这一目标的惟一途径。

　　西摹•马丁•李普塞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

　　1961年8月

导论

一、民主式的贵族制与贵族式的民主制

　　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寡头制(即绝对君主制)是建立在一个人的意志之上的。一人发号施令，其他人欣然服从。一个人的意志可以否决全国人的意志，即使在今天，我们仍可在立宪君主政体所给予君主的立法否决权中找到寡头统治的痕迹。这种体制以某种超世的、形而上的神秘主义作为自身的正当性依据。君主制的逻辑基础往往诉诸于天国神旨。上帝从天国降临人间，成为君主统治的坚强柱石，并賦之以上帝的恩典作为其宪法基础。所以，从宪法的角度看,只要君主体制是建立在对超世的本体论诉求基础之上，那么这一体制就是永久的和不受怀疑的，而且不受任何人定法或人类意志的左右。因此,君主制在法律上、司法上以及正当性上是毋庸置疑的,而试图对之提出质疑只能是愚蠢的政治幻梦。从法律上说，只有上帝才有资格废除君主统治——在这里，上帝的意志是不受制约的。

　　从理论上讲，与君主制原则直接对立的是民主制,后者否认任何绝对的权力。抽象点说，它承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人在社会的阶梯上都有上升的机会，从而保障整个共同体的权利。民主体制在法律上否定任何形式的血统论，主张人类社会中个人能力是决定一个人身份地位的惟一要素。而君主制则将所有的赌注压在一个人的品质上，这就使得即使最好的君主制政府也不能保证整个民众的永久福祉和技术上的有效统治。而从原则上讲，民主制度能够对整个共同体进行有效统治，在其中,人民是惟一的最高仲裁者。

　　今天看来,在各民族发展的历史上逐步形成了两种治理国家的理论原则，这两种原则如此富有弹性，使得它们之间的界限常常模糊不清，“因为民主可以包括所有人，也可以仅限于其中半数人口;另一方面，贵族制可以包括半数人口，也可以只包括相对较少的一部分人口”。这样，两种形式的政府体制并不是截然分立,而是在50%的人口参与权力系统的那一点上交叉。

　　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至少在宪政得以发展的一些重要地区，严格的古典意义上的贵族制已被彻底摧毁。即便那些保守派政府也时常给自己披上民主的外衣。面对追求民主的大众的强大声势，贵族制早已抛弃了其原初的形式，且欣然改头换面。今天它还是绝对专制体制，明天则摇身一变成为宪政体制，后天却成了议会体制。在贵族权力相对来说仍然不受限制的地方(如德国），贵族们无一例外地诉诸于上帝的恩典。然而，当他们仍觉得没有太大的安全感时(如在意大利)，他们在上帝恩典的基础上再加上民众意志。从外表上看，贵族制自身可做出最大限度的修正。在君主制的法国，纳瓦拉行省法兰克地区的君主(the Trcia et Navarra Rex)一变而成为法国国王（如the Roy de Trce)，而法国国王进而变成法国人的王（the Roi des Francais)。

　　无论是地方性的还是全国性的,从理论上讲,政党活动要比国家更倾向于民主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党是建立在多数原则基础之上的，而且总是奉行大众原则。这样，贵族制下的政党必然使其原本的贵族色彩大为削弱。虽然这些政党在其性质上仍然是反民主的，但在某些时候，在政治活动中，政党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接受民主信条,或至少为自己戴上一副民主的面具。而民主制度诸原则从其性质上说，由于大众意志和多数的变化无常、游移不定,使得国家和民众的活动往往变动不居，这在理论上正好应验了赫拉克里特“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说法。保守主义者却试图将自己的原则建立在某种一成不变的基础或规范之上,这种基础或规范经历史证明是最好的或无论如何也不是最坏的，并最终被认为在永恒事物的层面上是正确的。我们不应将保守主义者所倡导的原则简单地理解为无条件地维持现状(status quo)。如果他们仅仅认同于既存的一切,即在一个国家或一定的时期被法律认可的东西,Wa，保守主义者无异于自取灭亡。在一个国家发展的某一阶段，旧的保守势力被排斥于权力系统之外，并被以争取民主为旗帜的革新派所取代,这就使保守派对现有的国家秩序持一种敌对的立场，有时甚至于走向革命式的激进主义。这样，保守派所坚持的立场将会发生一定程度上的畸变，从先前奉行贵族式的出自本能和信仰的排他主义，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平民式政党。认为只有大众才能埋葬民主体制，恢复古代贵族制的纯洁性，这就使得原来的保守主义者逐渐转化为民主主义者。他们充分认识到普通民众的遭遇;与共和国时期的法国保皇党人一样，他们逐步与革命无产阶级携起手来,反对民主资本主义的剥削，支持甚至帮助扩大劳工组织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摧毁共和制，从而恢复君主制，后者是贵族统治原则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国王和他的穷弟兄们（Le Roy et les cameLots du Roy)将联合起来摧毁富豪们的寡头统治。必须通过大众意志的民主途径消灭民主。民主是恢复贵族制往日荣光的惟一可行的途径。而且，保守主义者并不常常等到自己被逐出政治舞台时才将目光转向普通民众。在像英格兰这样的民主国家，保守派会同时将注意力转向工人阶级，只要后者构成了民众中最明显的支持者群体。同样，在那些不存在议会体制而民众却拥有普遍而平等选举权的国家，贵族派也常常仰赖于大众的支持，不过从心底里说，他们却反对给予大众以政治权利和参与政治的能力。在选举期间，自我保护的本能迫使原来的统治者从其规觎的高位上退却，并利用同样的民主和煽动策略以图再次获得权力,这也是最年轻、最桀骜不驯、最不开化的社会阶级——无产阶级所运用的策略。

　　如今，贵族制要维持其统治不是通过议会，而是要通过其他途径才能实现;在大多数君主体制中，并不需要通过赢得议会多数而获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权。然而，即便是仅仅为了装点门面并希望通过它引导舆论，在议会中获得足够的代表权也是绝对必要的。为了在议会中获得议席，贵族阶级既不是将自己的真实原则和盘托出,也不是仅仅寻求与自己趣味相投的人的支持。可以想见，一个仅仅寻求本阶级成员和那些与自己有着共同经济利益的人的支持的土地贵族，将无法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任何席位，在议会中也不会获得任何代表权。一位持保守立场的政治候选人可以向他的选民说，他们对国家的命运并不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他们的选举权应该被取消,这个候选人的这一番话无疑是肺腑之言，但在政治上,说这些无疑是愚蠢的。如果他想跻身议会，途径只有一条，他必须以民主主义者的姿态进入选举舞台，他必须屈就以同行的口吻安抚农场主和农场雇工，必须让他们相信他们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是联在一起的。这样,贵族们为了赢得选举，不得不服膺于一种连他们自己都不接受甚至在心灵深处厌恶的原则。贵族的全部目的在于:获得权威、维持限制性选举权，以及当普选权危及到本阶级传统特权地位的时候,寻求限制普选权的方法。不过,既然他认识到民主已经成为时代压倒一切的主题，如果依然公开坚守自己原来的政治原则，将不会有望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他极力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与民主这群狼一同嚎叫，以确保那个让人垂涎的多数。

　　普选权的实现对保守派候选人的行为外观产生了如此广泛的影响，以至于当持有相同政见的两位候选人面对同一选民群体时,双方各自都不得不极力与对手划清界限，为此，他们的立场均向左移，即树立自己作为民主原则捍卫者的形象。

　　这一点也有助于说明保守派为什么也会极力按照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行事，这一原则注定要取代“被召唤者众，被选中者寡”这样的宗教格言，以及认为只有少数上帝的选民才是完美的这一心理学理论。用库尔提乌斯(Curtius)的话概括就是：除非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大众，仅仅依靠一少部分人的支持，保守派是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的旧的等级制度培养起来的保守主义思想尽管根深蒂固，也不得不戴上一种民主的假面具，至少在选举期间是这样。

　　同样，自由主义理论也不是首先将自己的理想建立在大众基础之上的，而是将某些特定的阶级(即那些有教养、有财产的阶级)作为自己的主要支持来源,这些阶级虽然还没有在政治上赢得各种特权，但在其他活动领域已趋于成熟。对自由派来说,头脑单纯的大众只不过是一种必要的邪恶罢了，他们的惟一作用便是成为别人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而这些目标对大众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德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自由派作家罗特克(Rotteck)曾斥责法国皇后在大革命期间迫使中产阶级向普通民众寻求支持。罗特克区分了两类不同形式的民主:由代表统治的民主和由大众直接统治的民主。1830年六月革命期间，当时正好在巴黎的弗利德里希•劳默就悲叹不已，因为一旦大众攫取了权力，便无法“将这一权力从他们手中夺走,除非惹恼他们，或者激起他们针对新的领袖的革命”。与此同时,劳默以其极端浪漫的笔调描述了滋生这种浪漫情绪的他的祖国普鲁士，在那里，国王和他的子民“共同生活在高贵而纯洁的氛围之中”，中产阶级安于现状,不再要求更多的权利。研究北德意志帝国掘会发源史的历史学家斯比尔(Heinrich Von Sybel)是又一位著名的自由派领袖，他自己就公开反对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因为在他看来(这只能从上面有关自由主义者对普通民众所持的观念中得以理解），这一权利必然预示着“议会体制走向灭亡的开始”;是一种压倒一切的统治权。这促使他迫不及待地向德意志国王提出警告，要求后者不要将这些导致民主式专制的危险因素带进新生的联邦国家。我们亦可从自由派领导人对待贵族制及其原则的态度中发现自由派对大众发自内心的厌恶情绪。青选权的推行将预示着社会主义倾向在选民中或下议院很快占据主导，这样，正如罗斯切尔所说的，许多自由派对待国王和上议院的态度便开始发生改变，将它们视为在立法过程中阻止下院议案立即生效的可能手段。罗舍尔认为，在“没有成熟的统计学知识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没有对各阶级人口数量关系进行深入细致分析的条件下），扩大选举权是不可取的。在德国,就连被认为是最接近社会主义的自由派团体——“国家社会主义者联盟”——最近也开始倾向于认为:“对国会中变化无常的大众意志于政治事务中的影响力施加必要的限制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在他们看来，应当存在一些独立于大众意志的贵族制元素,后者代表着谨慎，拥有否决权，从而形成一个永久的缓冲力量。”

　　在过去的一百年的时间里,从波尔泰克（Polteck)到纽曼(Naumann)，德国的理论家们不遗余力地试图在理论上将民主制与军事君主制这两种本质上互异的体制高度统一起来。与此同时，他们还试图尽可能地使君主制去封建化(defelldalize)，目的是要用专业化权威代替君主制下的贵族监护统治。他们为自己确定的这一任务即使不是为所谓的社会君主制(Social Monarchy)奠定理论基础，至少也是在理论上论证大众式的君主制(Popular Monarchy)的可能性。显而易见，这一目标所代表的政治倾向尽管与科学精神毫不相干,但它并不必然与科学(是否是科学关键在于方法)背道而驰或者矛盾。既然这种倾向是政治性的，那么它必然是在科学的视野之外。这里我们没有理由将德国存在一种建立类似于七月王朝统治的倾向这一事实归咎于德国的知识人，因为这一倾向根植于政治生活。然而，要将那种主导普鲁士德国数十年之久的君主制与平民(或社会)君主制统一起来，不是有违历史吗？大多数德国自由派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错误在于将梦想当做现实。这种一厢情愿式的混淆源于德国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后者自1866年以来一直极力掩饰自己立场的改变(即在党派倾向上走向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同时主动放弃从政治上完全解放德国资产阶级的所有企图），他们幼稚地认为，随着德国的统一，霍亨佐伦王朝的建立，所有(或几乎所有)新的民主要求将得到满足。即使从最宽泛的意义上理解，现代君主制(世袭君主制)的基本原则与民主制的原则是根本无法相容的。只要是建立在大众意志基础之上的，君主专制体制(Caesarism)仍可以是民主的，或至少在表面上是;而独裁君主制（auTomatic Monarchy)则永远无法与民主政体相颉颃。

　　到这里，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概括:在现代政党活动中，贵族制r然以民主的面目出现,而民主制中则往往渗透着贵族制的某些成分。一方面，存在以良主制形式出现的贵族制，而另一方面又有本质上属于贵族制的民主制。

　　政党活动往往以民主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这就使得那些肤浅的观察家看不到它的贵族化甚至寡头化趋向。如果我们希望对这一趋势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最好对民主社会各党派特别是社会主义政党和革命劳工党的内部组织结构作一系统考察。除非在选举期间，保守派政党常常总是趋于寡头化,那些抱有革命性目标的政党组织的寡头化倾向也丝毫不亚于保守派政党。对政党活动寡头化趋向的研究对于那些革命性政党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虽然这些政党无论从其起源还是其纲领来说，都对这种趋向持否定态度，然而实际上，在它们反对寡头化的过程中自己却走向了寡头化。所以，革命政党组织中出现的寡头化现象，是所有试图实现某种确定目标的组织结构中寡头趋势的一部分。

　　从理论上讲,既然社会主义政党和民主政党的首要目标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寡头统治，那么这里的问题便是如何解释这类政党组织中出现的连它们自己都极力反对的倾向。对这一问题进行较客观的分析构成了本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今社会，由经济和社会条件导致的高度依附状态，使理想的民主制度变得无法实现，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然而,进一步的问题是:在当代社会秩序范围内，在那些旨在推翻并以新的秩序取代现有秩序的诸力量中，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在何种程度上?)某些推动我们向理想的民主目标迈进的力量。为了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或者说至少循着这一问题方向不断追问,我认为是相当必要的。

二、社会斗争的伦理外衣

　　认真研究过历史的人们都不难发现，所有阶级,一旦获得统治权，他们便努力将这种政治权力传给自己的后代。政治权力的世系传递始终是维护阶级统治地位的有效手段。这种世系相承的过程也表现在婚姻关系方面，后者一直是资产阶级维持本阶级家庭秩序及其附属要件的基础。在那里，为了保证本阶级血统的纯洁性，强调婚姻纽带的牢固性，严厉惩罚通奸行为,以及维护长嗣继承权。从目前所能得到的数量有限的史前资料看，我们似乎可以做出如下推论: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维护其世系血统的纯洁性，在于人的内趋本能(innate Tendency)，即当他们获取某种所有物之后，总是极力将其财产通过继承传给自己能够确认的合法后代。在政治领域，同样的趋势也屡见不鲜。在那里，由于人类所特有的先天本能、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上的经济秩序，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自然和心理因素，最终使政治权力也逐渐被视为可以作为私人财产而继承的东西。历史地看，与其他领域一样,在政治领域,那种极力将财产留给自己后代的父系本能(paternal instinct)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正是世袭君主制之所以能够取代选任君主制的主要原因。维护家庭于社会中获得地位的渴望始终是如此的强烈，正如加尼托•莫斯卡所指出的，当统治阶级的某些成员在没有自己的子嗣的情况下(例如罗马主教),他们也要努力建立一种严格的裙带关系网络,作为他们自保和实现世袭继承本能的极端表达式。

　　贵族制往往通过两种方式建立:一是借助传统的复兴;二是新的经济力量的形成。gp使在那些其政体原则、历史传统、民族心理特征等方面与贵族制格格不人的国家，也是这样。对于北美的民主主义者来说,他们生活在共和体制之下，对贵族头衔一无所知，当他们摆脱英国王权统治的时候，与贵族制也一刀两断。这种现象的出现部分是由于最近的发展:例如资产阶级集权(与之相伴的是社会权力日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以及特权阶层的出现），以及原有的已定型的共和精神与古代欧洲的观念、成见和理想逐步达成妥协的结果。如今，由百万富翁、铁路大王、石油大王、奶牛大王等等为主体的贵族统治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然而即使新生的自由民主制度在美国已深入人心，我们仍不难发现(托克维尔在这一点上应对我们有所启示），美国人往往以自己出生于一个首先踏上北美殖民地的家庭而自鸣得意。在这些原生的共和主义者中，“贵族的成见”仍是活生生的。即便在今天，在纽约州，那些有着荷兰姓氏和血统的家族构成了该州一个不可动摇的贵族势力，一个失去贵族外表的真正的贵族阶级。

　　17世纪后半叶,当时法国资产阶级正处于迅速上升时期，他们对已经变化了的环境的适应能力甚至超过了他们对封建贵族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格调甚至心理状态的模仿能力。1670年，莫里哀写了他著名的喜剧《贵人迷》(又译《布尔乔亚绅士》，Le Bourgeois gentil Homme)。舒瓦齐(Abbe de Croisy)属于穿袍贵族(noblesse de Robe),其先辈曾在著名的法国行政院审察厅(Mallre des Requetes and Conseiller d'etat)中任职,他说自己的母亲要求他经常光顾贵族举办的家庭沙龙。带着初来乍到者所特有的热诚,他们被统治阶级的精神和原则同化，一旦进入国家政权，那些仍然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重要人物便迫不及待地改换自己的名号。福凯家族(the Fouquets)、勒•泰利埃家族(the Letelliere)、科尔贝尔家族（the Colberts)、菲利波家族(the Phelippeaux)以及德马雷家族(the Desmarets)等变成了带有贵族头衔的贝里勒家族(the Belle-Isles)、德•卢伏瓦家族(the de Iouvois)、塞涅莱家族（the Seignelays)、德•莫勒帕家族（the de Maurepas)、德•拉维耶家族(the de Lavillieres)、德•马耶布瓦家族(the de MailleBois)在现代德国，我们亲眼目睹了在过去四十年里，新兴工业资产阶级逐步被吸收进旧的贵族传统中,而且这一it程在最近迅速加快。德国的资产阶级正在日趋走向封建化。在这里,庶民(Toturier)的解放所带来的惟一后果便是为他们原来的贵族敌人输入了新的血液和经济动力。那些新富的资产阶级除了融入贵族阶级外别无更高的奢望，他们希图从这一融合中得到攀附统治阶级的合法头衔，这种头衔不是通过努力争取到的，而是通过世袭权利先天获得的。这样,我们可以看出,世袭原则(尽管有时它纯粹是一种虚构)极大地加速了社会的“训练”过程,也就是说，它加速了新兴社会力量融入旧的贵族式生活环境的进程。

　　在新兴阶级与正在衰落的阶级之间激烈斗争的过程中——这种斗争虽然偶而声势浩大，但经常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因而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道德因素常常会派上用场，相互斗争的各方你来我往地争夺道德的阵地，以掩盖他们自己的真实动机。在这个民主的时代,道德伦理成了任何人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的武器。在旧体制下，统治阶级的成员以及那些渴望成为统治者的人经常将他们个人的权利挂在嘴边。而民主制度则采取了更为圆滑、更为聪明的办法，它认为仅仅为了个人权利而奔走呼号，是不符合道德要求的。如今，人们在公开场合的言行都是以人民或者共同体的名义进行的。政府及其反对派、国王与政党领袖、以上帝名义进行统治的专制君主和篡权者、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与那些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患得患失者，都是“人民”，他们都声称自己的行动代表着全体国民的意愿。

　　由此看来,在现代阶级和国家活动当中，道德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主观虚构:任何政府都极力为自己的权力附上一种道德油彩;各种以政治形式出现的社会运动都带上一副博爱的面具;任何以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政党在它们夺取权力之前，都要公开庄严宣布自己的目标是与少数人的专制统治作斗争，以正义的统治取代旧的等级制度。民主制度总是为那些能言善辩的14人们提供了舞台。他们所运用的语汇常常充满了类比和暗喻。民主土壤上成长起来的煽动家情感丰富，很容易为群众的痛苦所激动。.阿尔丰斯•都德(Alphonse Daudet)在谈到这一点时写道:“受害者呵护着他们的语言，而刽子手却陶醉于自己的眼水哲学。”任何新兴的社会阶级,当他们准备向在政治和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特权阶级发动进攻时，总要为自己树立起“解放全人类”的大旗。当法国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和教士展开斗争时，他们就颁布了神圣的《人权宣言》(Declaration des Driotsde，Homme)，提出“自由(Iiberte)、平等(Egalite)、博爱(Fratemite)”的口号。如今，我们亲耳听到另一场声势浩大的劳工阶级运动的代言人声称，他们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并非出于某种自利动机，恰恰相反，他们的目标正是要将这种动机永远排除出社会过程。嘴里不断吟咏着他们前进的圣歌，现代社会主义者不无自豪地宣称，他们将“建立一个人道的、充满兄弟般互爱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阶级将完全消失!”

　　提出《人权宣言》并取得胜利的资产阶级所真正认同的不是民主而是共和。如今,“自由、平等、博爱”这样的口号只能在法国监狱的入口处看到。巴黎公社被誉为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府的首次尝试，并取得了短暂的成功;尽管公社奉行共产主义原则，并在财政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公社与资产阶级大财团一样，对法兰西银行始终忠诚不渝。我们已经历了许多革命，然而,我们却从未见证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建立。

　　不管政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如何狭隘，与多数人的利益如何违背，它们都喜欢将自己视为人们普遍利益的代表，或至少认为自己能够得到全体公民的一致支持，并宣布自己以所有人的名义和福利开展斗争。只有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有时将自己的政党视为特定阶级利益的代表。但为了冲淡这种阶级性，他们又认为社会主义政党所代表的利益与全体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实际上，虽然不能说社会主义政党代表着全体人民的利益，但比起本身代表着少数人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来说，它仍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然而，社会主义者们所说的与事实仍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即便一个政党能够代表或者相信自己能够代表的利益范围有多大，人类(humanitj。和党派这两个概念本身在外延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社会主义政党向选民承诺，社会主义是为所有人谋福利的，而不图任何形式的索取。然而，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巨大差距使得这种承诺不可能兑现。给予预示着索取，如果无产阶级希望实现自己与德国的罗特希尔德家族（Rothschilds)、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洛克菲勒(RockeflleiB)等经济上的平等地位，那么只有将目前被那些百万富翁垄断的生产资料及其交换社会化，那样，必然意味着那些资产阶级寡头们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的急剧减少。同样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社会主义政党所建构的理论(显然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发展出来的)将人们划分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依附于这种生产资料的非占有者，进而断定所有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必然在精神上是资产阶级的，而那些处于依附地位的非占有者则必然是社会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渴望社会主义的胜利。这种观点完全是一种幻想，因为它将个人的收入——这一外在特征作为确定他的阶级归属惟一的或者说最主要的标准,并进一步将无产阶级的概念外延无限扩大，包括政府或非政府的所有雇员,从而宣布无产阶级政党是劳工阶级的政党，这样说在政治上也许会产生积极的效果，但在理论上却站不住脚。如果这一理论成立，克虏伯军火公司的老板和普鲁士总统也应该热衷于社会主义事业，因为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依附于生产资料的受雇者——即便他们仅仅意识到自己于社会中的真正地位(即社会主义者所说的“阶级意识”)，也应该积极参加社会主义事业。

　　新生的解放运动中所表现出的理想化的狂躁情绪，被那些对民主抱有敌意的作家说成是无法实现的幻想，它追逐的是一屡青烟，出于特定人群利益的需要却要承担为所有人谋福利的重担。事实雄辩地证明，任何自诩为所有人谋利益的阶级运动必然难以自圆其说。人类若没有“政治阶级”便难以为继，但从本质上讲,任何阶级只不过是社会的一部分人的集合而已。

第一章 民主组织中的领袖

第一节 领袖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组织上都是必要的

　　一、组织的必要性

　　毋庸赘言，没有组织的民主是无法想象的。

　　对于任何阶级来说，一旦当它在社会上公开提出某种明确的要求,并渴望实现与本阶级经济地位相一致的一整套理想目标，它就需要建立组织。不论这种要求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组织看来是形成集体意志的惟一途径。组织能够使其成员的付出最小化,最节省精力，它是弱者对抗强者的武器。

　　任何斗争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那些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之间的团结程度。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认为，雇主常常希望工人力量分散、互不团结。对建立组织最为狂热的社会主义者却提出了相反的论点，他们在对政党的性质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反对理由。

　　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合作观念已深入人心，即使百万富翁也认识到共同行动的必要性。所以，我们并不难理解组织对于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因为在缺乏组织的情况下，工人阶级便失去了进行成功斗争的前提。拒绝参与本阶级集体活动的工人可能会招来灭顶之灾。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经济上,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无产阶级都是我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事实上，在那些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面前，分散的工人几乎没有什么自我保护能力。只有在结构上联合起来,无产阶级才能在政治上获得抵抗能力，贏得社会尊严。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影响与他们人数上的优势成正比。然而，正是由于人数众多，组织和协调工作便显得格外重要。组织是大众进行政治斗争必不可少的条件。

　　然而，对于在政治上具有必要性的组织来说，它在克服自身可能由于力量过于分散而被敌人利用这一缺陷的同时，却产生了另外的危险。这就使我们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事实上，组织是保守逆流滋生的温床，它漫过民主的平原,有时泛滥成灾,并将这一平原冲刷得满目疮痍。

　　二、大众直接民主无论在机制上还是在技术上都是不可能的

　　莫里兹•瑞廷豪森(Moritz Rittinghausen)是一位来自普鲁士莱茵省的民主主义者，正是他首先为民众能够直接立法做出了有益的基础性尝试。

　　在这一尝试建立的民众直接立法的制度框架中，瑞廷豪森按照普鲁士在1848年和1849年选举期间一度采取的办法,将全国划分为不同的地域(sections)，每个地域有居民1000人。他们将在某一事先指定的地点——学校、市政厅或其他公共场所——集会选举一位主席，每个公民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这样，每个人的智慧都能得到有效地发挥。当讨论结束时,通过一人一票最终做出决断，然后由主席负责将结果上报给市(镇）长，后者再向更上一级汇报。最终按照多数的意志做出决断。

　　所有的立法提案都来自基层，政府的职能仅限于安排各地域讨论某一议题的时间、地点等具体事宜。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有一定数量的民众要求制定一项新法律或者修改某一法律，有关部门必须保证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行使这一权力，通过相关的法律。法律将依照讨论的结果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首先，由主席宣布就有关议题开始辩论，然后就相关的次要问题进行讨论,最后举行投票，获得多数票的提案通过。当所有投票结果呈送政府有关部门之后，有关专门的委员会应编辑一部简单明了的法律文本，该法律在形式上排除各种不同的解释。这与现代立法机关所制定的大部分法律不同，正如瑞廷豪森所讥讽的，后一种法律正好迎合了律师们所热衷的吹毛求疵和极力使法律变得模糊这样的癖好。

　　瑞廷豪森的制度设计可谓清晰明了，打眼一看，这种设计在实践中也不会遇到什么障碍。但如果真的将它付诸实践，将难以兑现设计者的初衷。

　　理想的民主在实践中包括群众自治，即通过民众集会决定公共事务。但即使这样的体制限制了代议制的扩展，却仍然不能防止寡头化立法机关的产生。由于这种体制中民众直接行使公共职能，必然使公职人员丧失其基本的行为能力，而且，大众常常偏听偏信，因而很容易遭到那些善于言辞的人的蛊惑;直接民主非但不能帮助人们对问题进行审慎的、有意义的讨论，而且使那些果敢的、精力充沛而且能够随机应变的少数人采取突然袭击(Coups demain)有了可乘之机。

　　操纵一大群人往往要比操纵一小撮人容易得多。大众的聚合是混乱的、短暂的、毫无秩序的。一旦自己的建议成为法律，大众往往不能容忍少数人的反对，更难以容忍个人的反对。在小型集会上，参加者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自己的事情，而如果有一大群人在一个狭小的地方集会，则很可能引发混乱、莫名其妙的狂热。

　　根据我们日常的经验,大规模的公众集会常常以鼓掌欢呼或一致赞成的形式通过决议，而如果将它们划分成许多小单元(比如每个单元包括50人），他们则更容易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由党派精英参加的大型党派大会正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例证。对于大众来说，他们的言行很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与个人或少数人的行为方式不同。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它恰恰表明了大众心理的本质特征。在大众中间，个人被隐没了，随着这一隐没，个性和责任意识也荡然无存。

　　然而，对大众主权观念最强有力的反驳在于:实现大众主权无论从机制上还是从技术上说都是不可能的。

　　拥有主权权力的大众在多数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直接民主中的无能与间接民主中的权力一样，都是因为人数规模不同而带来的直接后果。在一篇与蒲鲁东论战的文章中，路易•勃朗这样问道,在拒斥连最普通的商人都认为必要的代表这一中介的情况下，340。万人(即当时法国的总人口）如何处理他们的事务？那些认为这么多人可以直接采取行动的人肯定是蠢蛋，而否定这种可能性的人并不是国家的死敌。政党组织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那些主要的工业中心，劳工党的成员人数常常数以万计，在没有一种代表体制的情况下，这样大规模的组织如何处理其事务？总部设在柏林的大型社会主义组织包括六个位于城区的选区以及两个城郊选区:尼德巴尼姆(Niede Aaniim)和泰尔托一贝斯科一夏洛滕堡(Teltow-Beeskow-CharLottenbuig)成员总数超过9万人。

　　显而易见，拥有这么多人口的一元化组织，若借助直接讨论的方式是无法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距离上说,100。个人经常性地举行集会是不可想象的;而从地形学的观点看，要求1万人举行这样的集会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我们可以想象有朝一日通讯技术将会比现在更发达，但如何能够在规定的时间里将这么多人集中到一个地方，而且按照政党活动所要求的那样经常性地举行？另外，从生理上讲，即使是精力再充沛的演说家,也难以使1万名听众同时听到自己的声音。而且，即便是那些天生有着技术和管理才能的人,也不可能使规模庞大的群体成员实现自治。如果彼得错怪了保罗,那么毫无疑义，所有其他人应当能够立即明辨是非，声援保罗。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做出推论，在现代民主政党组织中，不可能通过成员直接参与的办法解决所有的组织内纷争。

　　所以，代表制是必要的，在这一体制中，代表以大众的名义行事，并执行后者的意愿。即使在那些充满民主精神的群体中，仍然有必要由少数人处理当下事务，筹备和实施最关键的行动。众所周知，在西班牙,由于民众无法通过集会直接实施立法，这就使得那些理想的民主主义者退而求其次，建立一种以大众代表制和议会制为特征的国家体制。

　　最初，领袖只是大众的公仆，组织也是建立在所有成员完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平等，在这里只是作为人的类属上的平等这一最为普遍的意义而言的。在许多国家,如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意大利（以及德国的某些社会主义运动还处于初创期的地区)，无论是低薪阶层还是著名的知识分子，都以“你(thou)”这一彼此熟悉的词相互称呼,这也是平等观念的重要表现之一。然而，这种平等观念却逐渐为同一组织内部各成员间的平等观念所取代,只有在组织内部成员才享有同等的权利。民主原则的目标在于确保所有人在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同等的影响力和平等的参与机会，所有人都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权宣言》的基本原则在这里将得到真实的体现,所有的公共职位都应当通过选举产生。作为普遍意志执行机构的公职人员，仅仅发挥着次要的角色，集体是他们的主要凭借，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失去职位。普通的党员大众是无所不能的。

　　起初，代表完全受到大众意志的左右，他们的手脚被紧紧地束缚起来，以免偏离纯粹民主的轨道。在意大利农业工人运动的初期,联盟领导人的产生需要得到4/5以上的多数票。当该组织与雇主在工资问题上发生分歧时，在与雇主开始谈判之前，代表们必须首先得到联盟所有成员签名的书面授权，组织的所有账目始终向每一位联盟成员公开。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有两个目的:首先是为了避免联盟中成员间普遍的不信任感，后者“正是侵蚀所有强有力组织的毒素”;其次，它能够帮助每一位联盟成员学会如何记账以及其他有关组织运行的一般知识，这为他们随时进入领导岗位准备了条件。显然，这样的民主只有在很小的地域和人口范围内才可能实现。与许多工会组织一样，在英国工人运动初期,工会，代表或是由全体成员轮流担任，或是通过抓阄产生。然而，随着代表们所从事的事务曰趋繁复，对个人的某些才能(如演讲才能和丰富的知识积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在产生代表机构时就不可能再如先前那样盲目授权、按照姓氏笔画或者长幼排序，因为如今的代表机构若想完成一些特殊的职能，其成员代表必须具备某些特殊的个人才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工运动早期推行的那些保障成员参加政党和工会管理机构的措施由于日见失效而最终被抛弃。随着现代政治组织的不断发展，被领导者成为领导者的过程日益缩短和定型——而在这之前，这一过程往往是自发性的。此时要求领导人承担起公共责任的呼声不绝于耳，政治生活中越来越需要一个职业政治家阶层和得到认可并备案的专家队伍。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ennies)认为，社会主义政党在提名议会候选人和委任党的书记时应当实行定期考试制度。海因里希*赫克尔(Heinrich Herker)则走得更远，他认为，大规模工会组织的管理职位若始终由那些来自本组织普通成员担任，该组织便很难维持长久的生命力,因为那些来自组织内的管理者只能通过在组织内任职逐步获得专门的实践知识和技能。鉴于此，赫克尔认为，工会应当由雇主领导，因为雇主中的大多数人都受过高等教育。根据他的预测,在不久的将来,所有的劳工组织将被迫放弃它们作为无产阶级组织的排他性，在选举其领导人时给予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在经济、法律、技术和商业等方面具有明显才能的人更多的机会。

　　即便在今天，工会组织的书记候选人必须掌握相应的法律知识,并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而那些从事政治活动的社会主义组织也开始培训自己的领导者。如今,专门负责为政党组织及时输送掌握丰富“科学文化知识”的领导者的“苗床”随处可见。设在柏林市的一所党校从1906年以来一直发挥着这种功能，该校的所有课程都是专门为那些有望在社会主义党或工会组织中任职的人开设的，该学校的建立以及教员的薪水都是从社会主义党的经费中拨付的。学校的其他开支包括学生在校的生活费由该党的公共基金和相关的工会组织承担。而且，由于在校学习使得许多学生的家庭失去了维持生计的来源，这样，这些学生家庭可以从该学生所在工会组织的省级或地方机关领取一定的生活费。该校第三期(从1908年10月1日到1909年4月3日）有学生26人,这比第一期(31人)和第二期(36人)有所减少。那些已经在党组织或工会组织中任职的人能够享有在党校学习的机会。而那些还未进入劳工官僚系统的学生则将获得一官半职作为自己的目标，并暗自希望通过参加党校学习为自己实现这一目标铺平道路。那些未能在领导层任职的人必然会对党产生不满情绪，政党在鼓励他们参加党校学习之后，往往将他们送回原来的生产岗位。该校第四期（1910~1911)141名学员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那些曾在工会组织各支部任职,由于年老体弱而即将退休的人(52名);第二部分是那些在完成党校学习后直接在政党或工会组织中任职的人(49名）;第三部分是那些必须回到原来的生产岗位的人(40名)。在意大利有一个叫“人道主义”（L，Umanitdria)的组织,是1905年在米兰由社会主义者发起并组建的一个慈善机构。该组织被认为是“社会立法的实验学校”,其宗旨是给予某些工人以受教育的机会,以使他们能够承担某些职务,如工厂纠察员或在各级工会组织、友谊协会、劳动力交易市场等机构任职。该组织学制两年，在通过毕业考核后，学员将获得毕业证，得到“劳动能手”称号。1908年，该校有学员202名，其中有37位在工会或自愿合作协会中任职,4位是劳动力交易市场的工作人员，45位或是在专业组织中任职，或只是普通成员，其余112位学员为普通工人。起初，大多数学员来校学习或只是出于个人兴趣，或只是为了换取一张文凭，从而能够得到一份较好的工作。然而，最近，有关管理机构决定压缩毕业证书的发放量,同时专门为那些已经或将要在工会组织中任职的人开设辅修课程。那些有机会参加这些课程学习的学员毎星期可以获得两个里拉作为奖学金，这一开支部分来自“人道主义”,另一部分由学员所在单位承担。1909年，在当地劳工联合会的赞助下,在都灵又建立了另一个类似的学校叫“社会立法文化学校”（scuola Praticadi Culturae Legislazione Socia Ze),但不久该学校便关闭了。

　　在英格兰，工会和自愿协会组织常常将那些有望在劳工组织中任职并具有这方面才能的人送往拉斯金(Ruskin)大学、牛津大学学习。在澳大利亚,也有人建议仿照德国的模式建立党校。

　　毋庸置疑，所有这些旨在为社会主义党和劳工组织培训官员的教育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为工人阶级人为地制造了一个精英群体，一个经过特殊训练的职业阶层，这一阶层渴望将普通无产阶级大众操纵在自己手里。不用说，领导者与大众之间的鸿沟将由此而不断拉大。

　　任何大规模组织都不可避免地带来技能上的分化，这就使人们所称的专家领导成为必要。结果，做出决定的权力逐步被认为是只有领导者才有的技能，这一权力随之被从大众手中抽走而集中于领导者的手里。这样，曾经只是集体意志执行者的领袖很快将自己从大众的控制中解脱出来，成为独立的行动主体。

　　组织是寡头统治的温床。在任何组织中，无论它是一个政党、工会组织，还是其他任何类型的协会,其贵族化倾向是显而易见的。组织的结构在賦予自身稳定性的同时，却使组织化的大众发生了深刻变化，完全改变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地位。组织使得政党或专业工会分化为少数领导者和占人口大多数的被领导者。

　　人们惯常认为，在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专制制度往往占据主导，只有当社会生活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民主制度才可能产生。自由与特权，尤其是参与公共事务的特权起初仅仅局限于少数人，近代正是这些特权不断扩展的过程,这正是我们所称的民主时代。然而，如果我们将视野从国家领域转向政党领域，便不难发现，随着民主的发展，一股逆流便会乘虚而入。随着组织的不断发展，民主将趋于衰落，民主的进化路径呈抛物线轨迹。在当今，无论从何种程度上讲，就政党活动而言，民主正处在衰落阶段。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出以下一般性规律:领导者的权力与组织的规模成正比。在世界各国形形色色的政党和劳工组织中,领导者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除种族和个人因素外)组织的发展程度。在组织相对强大的地方,民主化的程度反而很低。

　　任何建立在稳固基础上的组织(不论它是一个民主国家、一个政党或者一个旨在反对经济压迫的无产阶级联盟)都是结构分化和功能分化的最为合适的土壤。组织的正式建制愈扩展和分化，成员规模愈大，财力越充足，其在媒体中的曝光率愈高，组织内普通成员对组织的直接控制能力就变得越软弱，那些专门委员会的权力也会随之不断增强。在所有政党组织中，间接选举制度会逐步成为该组织的一部分，而它却一直是民主政党在公开活动中所竭力反对的。在政党活动中,这种选举制度的影响比在更为广泛的国务活动中的影响更具破坏性，即便是按照1:7的比例选举产生的政党代表大会，也将越来越多的重要问题交给专门委员会私下处理。

　　随着组织的发展,它不仅面临更为复杂、难度更大的行政管理上的事务，而且随着这些事务愈来愈庞杂和专业化，处理它不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随着组织的快速发展，不仅管理事务的数量在增加，而且处理这些事务需要更专业化的技能,后者最终促使组织功能不断走向分化。从理论上讲，按照规定，领导人的所做所为都是在普通成员的密切监视下的，他只是一个按照明确要求行事的雇员而已，他必须按照大众的指令办事，他仅仅是一种执行机构而已。然而事实却是，随着组织规模的日益庞大，大众对它的控制便越来越徒有虚名。普通成员不得不放弃自己行使管理职能或监督整个管理过程，而不得不将这些职能委托给那些值得信赖的专业领薪官员。而普通成员惟一能做的就只有接受最终的工作报告，以及偶而任命特别的调查委员会。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并非是由于组织本身的运行规则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一位纯粹的雇员逐渐变成了“领导者”，获得了他本不应该获得的行动自由，领导者很快习惯了将关键事务包揽在自己身上，并在许多问题上，在未事先征得组织成员同意的情况下，就做出决定。显然，对领导人的民主控制不断式微,甚至于微不足道。在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组织中，越来越多的功能从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中分化出来，并由专门的行政委员会掌握，一座形象威严、结构复杂的权力大厦就这样被树立起来。组织内的劳动分工愈来愈明显,行政权威在功能上也不断趋于分化，一个责任明确的等级化官僚体制就这样产生了。在一套刻板的有关党内纪律的规定中,严格遵守政党等级规则成为最基本的要求。由于技能上的分化导致了等级体系的产生，这种等级体系也是政党机器能够顺利运行的必备条件。

　　毋庸置疑，政党组织的寡头化和官僚化在技术上和实践中都是必要的。这是任何组织都无法避免的结果。即便是政党组织中最为激进的人士也从未否认这一退化过程，在他们眼里，民主只是一种组织形式，而当它与组织难以协调的时候，只有舍弃民主。既然组织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惟一手段，那么它必然具有社会主义政党的革命因素,绝对不能因组织形式上的需要而牺牲这种革命因素。

　　在任何时候、任何发展阶段以及人类活动的任何方面，都离不开领导者。而某些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德国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则试图使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没有“领导者”，只有“受雇者”。社会主义政党既然是一个追求民主的政党,那么领导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与民主的精神相违背的。然而，这一错误论断并不能推翻一个普遍的社会学规律。相反，它只能使领导人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强化，因为它往往使民众丧失了对那些真正威胁民主的因素的警揭。

　　由于技术上、管理上以及组织策略上的需要,强大的组织需要强大的领导。而一个组织若是结构松散、职能不明确，专业化的领导便难以产生。对任何稳定的组织退避三舍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不承认专业领袖的地位。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早期,工会干部仍然只是从事他们原来的工作。即使他从政党的工作中领取薪金，其数目也是相当有限的，仅仅是一种临时的报酬而已，他从不将自己在党组织中工作所得的报酬作为个人收入的主要来源。作为组织的雇员，他同时也是组织的普通成员，他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与其他人没有两样。如今，这一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一群职业政客〔Beizirkslei Ter，在美国被称为党魁(ward-Boss)〕所取代。随着现代政党不断发展，其组织结构愈益严密，由职业领导取代原来的非职业领导的可能性就愈高。任何政党组织，当它发展到相当复杂的程度时,便需要一群专门从事党务活动的人，他们通过代表制度由大众选举产生，而对那些代表来说，一旦当他们长期任职，便逐渐成为代表大众处理事务的永久性代表。

　　不过，职业化领袖的出现即意味着民主走向末路的开端，这首先是由于“代表”体制(无论是在议会活动还是在政党代表大会中)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带来的结果。让•雅克•卢梭可能是对民主提出这一方面批评的第一人，他将民主政府界定为“公意的运用”，并由此进一步做出逻辑上的推论:“主权永远不能转让，并且主权者——不外是集体的意志——只能由他自己来代表自己。只要他将主权转让给代表，自由便不存在了。如果大众让出自己的主权权威，也就是说，将自己的主权权威让予少数人，那么他等于放弃了行使主权的能力，因为人民的意志是不可转让的。即便是个人的意志也是不可转让的。在大恐怖的混乱岁月里，卢梭的这一信条几乎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这一信条在理论上被普遍接受。罗伯斯庇尔接受了这一观念，并在“人民的代表”(他没有理由存在,因为“意志是不能被代表的”)和“被人民授予最高权力的代理人”之间作了微妙的区分。

　　对早期代议体制的运作所作的研究，更进一步凸现了民主制度之局限性的理论。到19世纪中叶,随着实证心理学的发展，该理论得到极大的拓展，得到更多论据的支持，并最终成为显见的规律和信条的基础。久已被人们遗忘的民族和社会革命理论家、意大利人卡洛•皮扎(CarLo Pisacane)在他的《革命随笔》—书中曾指出，由于人的自然本性之故，那垄掌握最高政治权力的人很容易受到因权力引起的个人情绪以及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诸多缺陷的影响,因此，他们在统治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倾向和行为常常与大众的倾向和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由于大众的行为和倾向表现为所有个人判断和决断的总和,因此它不会受到这些缺陷的影响和左右”。那种认为政府代表公共舆论和国民意愿的想法是误将部分当成了整体。由此，皮扎认为，代议体制是一种可笑的体制。与皮扎处于同一时代的维克多•康斯德雷(Victor Considerant)也持类似的观点。循着卢梭的思路，他说:“如果人民将自己手中的主权权威授出，那将意味着他放弃了这一权威。人民将不再是自己管理自己;而成为被管理者……所以，人民，让出你们的主权!我将保证你得到与萨图尔努斯(Saturn)相反的命运:你的主权将被你的女儿——代表所吞噬。”民主理论家们不厌其烦地指出，在选举投票时人民一方面是在行使他们的主权，同时也放弃了自己的主权权威。在法国，积极倡导实行普遍、平等选举权的著名民主主义者莱德律-罗林(Ledrn-Rollin)则走得更远,他要求抑制总统和议会的权力，认为，只有全体人民大会（the generalas sembly of the people)才是惟一掌握立法权的机构。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人民能够将一年中的许多时间浪费在公共娱乐、节曰和闲逛，那么他们肯定能够在“提高自己的独立性、地位以及福利等事情上”更好地利用他们的时间。

　　维克多•康斯德雷极力反对那种认为代议体制能够保证人民主权的理论。即便我们在理论上认为议会制政府能够在抽象层面上真正体现大众的统治，但在实践中,它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对权力不断篡夺的过程。在代议制政府体制下，民主制与君主制之间的区别已变得毫无意义——这种区别成为形式上的而非实质上的。在国王原来的位置上，拥有主权的人民选举产生了一群小国王。民众由于没有充足的自由和独立，在国务活动中，他们的基本权利只有任人侵夺。民众手中惟一的权利就只有定期选择一群主子这一“可笑的特权”了。蒲鲁东对代议体制作了进一步批评，他指出,在人民的代表还未掌握权力之前，他们就已经着手巩固和强化自己的影响。即使在他们彻底摆脱民众的控制之后,他们也从未停止加固自己权力的堤防。看来，任何权力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自然的循环过程:它开始属于人民,最终却脱离并凌驾于民众之上。在19世纪40年代，这种观点被广为接受。在法国，这一观点特别受到从事社会科学的学生和民主主义政治家的青睐。即使牧师也时不时地对代议体制大加挞伐。天主教教士路易•韦伊奥（Louis VellilLot)曾说当我投票时,我所享有的平等权便随着选票一起被塞进了投票箱;并与选票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如今，这一论点成为各种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政治批评的核心观点，他们已将这一理论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议会体制在理论上只是民众手中所掌握的许多武器之一，但实际上只是惟一能够发挥作用的武器。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最终在无意间发现了代议体制所潜藏的危险，即使该体制是建立在普选权基础之上的。然而，马克思主义者们却迫不及待地认为社会主义政党可以避免这些危险。

　　最近，一群保守的意大利著作家对人民主权思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莫斯卡(Gaetano Mosca)在谈到“议会传奇的虚假性”时说，人民代表制理论认为，选民(集体)自由而自愿地将主权移交给某些被选中的人(少数)。这种想法是从以下可笑的前提出发的:认为有一条牢不可破的纽带将少数人与集体意志联系在一起。然而事实上，选举一旦结束,作为选民的普通大众对当选者的控制便告终结。代表认为自己得到了左右局面的明确授权，而且事实也是这样。如果说有些选民对人民的代表仍然具有某些影响力的话,他们的人数却相当有限;他们只是选民中或政党分支机构中那些具有重要地位的人们，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在社会地位上属于被统治阶级，但实际上,他们已经构成了整个占据统治地位的寡头集团的一部分。

　　在政治生活日益复杂的今天，对代议体制的这些批评仍然没有过时。随着政治生活复杂程度的不断提高，政治与经济生活的不断分化引发出愈来愈庞杂的问题，设想在这么多问题上“代表”复杂的大众,越来越显得荒诞不经。从这一意义上说,代表只能意味着以人民的意志掩盖纯粹的个人欲望，而这种个人欲望却常常被误认为是大众意志的真实体现。虽然在某些个别情形下，当所要处理的问题特别简单，被选任者的任期也较短,代表制也是可能的,但永久代表制总是使代表高高凌驾于被代表者之上。

　　三、作为战斗堡垒的现代民主主义政党及其斗争过程中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自古以来，政治的艺术在于尽可能减少诸侯的数目，路易十四对这一点深有体悟。在他执政的前半期，路易十四精力旺盛,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在他1666年的回忆录中，路易十四为政府的每一部门的活动特别是对军事行动提出了如下要求:“决断应该雷厉风行，纪律严明，号令一旦发出,便不能更改,并应得到绝对服从。”这些要求（决策及时、政令统一、纪律严明）同样适用于-仅仅作必要的修正（mutatis mutandis)-各种现代政党活动，因为这是任何时刻准备战斗的组织的必要条件。

　　从政治上说，现代政党是一种战斗性组织，它必须按照战术规律行动，后者首先要求政党具有进行政治动员的能力。革命劳工党的创立者拉萨尔(Feidinand Lassalle)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社会上实际存在的独裁统治不仅在理论上有着充分的说服力，而且在实践中是必不可少的。他说，普通成员必须无条件地IS从他们的领袖，整个组织必须如同该组织领袖手中的一把斧头。

　　这一看法是与当时的政治需要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在拉萨尔时代,劳工运动正处于初创阶段,只有通过严明的组织纪律，劳工运动才有望赢得资产阶级政党的尊重。组织的集权化始终是迅速做出决断的重要保证。一个大型的组织本身就是一架难以启动的重型机器。当我们治理的对象是分布于广阔地域范围的人口时,如果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不仅会浪费大量的时间，而且征求到的意见也往往是模糊的、不明确的，而时间的紧迫性要求及时做出决断。所以,除非所要做出的决策只是为了应付时势，否则，真正的古典意义上的民主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后者将延误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使党组织无法与其他政党联合行动，并在政治上失去应变能力。作为战斗堡垒的政党组织需要一套等级结构，如果缺乏这一等级结构，该政党将如同野蛮的黑人战斗队一样，沦为一盘散沙，后者在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欧洲殖民军面前不堪一击。

　　在组织的日常活动中，一定程度的专制独裁有利于政令的迅速传递和执行。荷兰社会主义者范•科尔(vankol)曾坦言，真正的民主只有在斗争结束后才有可能建立。与此同时,即便是社会主义领袖也必须具有权威，并掌握足够的强制力维持自己的权力。他说，一定条件下的独裁是必要的，自由本身必须服从于采取及时行动的需要。这样，使大众服从于少数个人的意志曰益被认为是民主的最高品质之一。“我们保证忠诚并服从于那些被召唤来领导我们的人,而且我们会向他们说:那些有幸被人民选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请你们为我们指点迷津，我们将跟随你前行。”这就向我们揭示出现代政党的真正本质。在政党组织中，特别是在那些作为战斗堡垒的政党组织中,民主不是只供自己享用的东西，而是一种对外出口的物品。任何政治组织都需要“一套不妨碍其行动自由的轻型装备”。民主与这种策略上的及时性是格格不入的，民主本身并不利于组织立即采取行动。这就是为什么政党(即使是那些民主主义的政党)对全民公决以及其他保障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得以实现的举措持有如此深的敌意;这也是这些政党组织架构呈现出即使不是绝对的专制,也至少是强烈的集权和寡头倾向的根源。拉格德勒（La-gaidelle)对此作了如下总结他们为无产阶级复制了资产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他们所建立的工人阶级的政府与资产阶级政府一样暴烈，工人阶级的官僚体制与资产阶级官僚体制一样臃肿僵化，一个居于中心的权力向工人们发号施令，动摇了工会成员的独立性和主动性，这就会在工人心目中时常激起对各种资产阶级权威的怀恋情绪。”

　　作为战斗堡金的民主主义政党组织与军事组织极其相似,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社会主义者惯常使用的政治语汇中看出。他们的语汇大多(特别是在德国)取自军事科学。在社会主义者的主要出版文献中,军事策略和战略中几乎所有语汇(即便是军队中所使用的俚语)俯拾即是。在社会主义者的日常斗争实践中，总是倾向于采取康克塔特(Fabius Cunctator)所说的拖延策略,不过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有关这一点将在本书第六章第一节中进一步讨论。政党活动与军事活动的这种密切联系也可以从许多德国社会主义领导人对军事事务的浓厚兴趣中发现。在居留英国期间，曾经参加过自愿护卫队、当时仍在经商的恩格斯将自己的所有业余时间投入到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军事理论的研究当中。对倍倍尔——这位普鲁士士官之子——来说，许多革新观念均来自军事技术领域，而这与社会主义者在理论上的反军国主义立场格格不入。倍倍尔，特别是恩格斯，甚至可以被视为实际上的军事理论家。社会主义领袖所表现出的这一特点并非出于偶然，而在于社会主义政党组织和军事组织在组织理念上的内在亲合性。

第二节 领袖赖以产生的心理基础

　　一、对代表职位的习惯性觊觎

　　那些觊觎职位的代表常常获得了对该职位某种道德上的权利，而且除非遇到非常情况或非常严格的规则的制约，他们往往不会放弃已经拥有的职位。为特定目标而设的选举成为终生在位的途径。惯例变成了权利。那些在一段时期觊觎代表职位的人结果却将这一职位视为他个人的财产。如果无法重新得到这一职位，他便会伺机报复(其中以辞职相威胁是领导人的惯用伎俩),在他的同事中间制造混乱，直到自己获得权力为止。

　　如果不是仅仅作为一种表达失望和不满的方式的话(如拒绝接受一个没有晋升希望的候补职位）,在多数情况下,辞职并不失为一种维持和巩固个人领导地位的重要手段。即便在那些规模上远远超过政党组织的政治组织中，领导人也常使用这一策略。他们常常为自己涂上一层民主的油彩，借以赢得人们的普遍尊敬,从而分化瓦解自己的政治对手。而他们的对手反过来则被迫对他们表现出更多的尊敬。这一策略通常为那些事实上被大众认为不可或缺的领导人所采用。在德国，我们可以在最近的经历中发现这一方面的丰富佐证，集中说明了这一马基亚维里式维持权力的手段的有效性。在德国从绝对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过度的非常年月里，在鲁道夫•加普豪森(LuDolf Camphausen)担任首相期间，国王弗利德里克•威廉四世只要发现自由主义在普鲁士开始压倒他自己所钟情的浪漫的保守主义时，他便会以辞职相要挟。面对这一要挟，自由派被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如果他们接受国王的辞呈,极端反动的普鲁士威廉王子将会继承王位,后者的统治可能会使下层阶级揭竿而起；否则他们就只有放弃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使已经变得不可或缺的国王继续控制权力。这样，威廉国王的阴谋总是能够得逞，一次又一次成功地挫败他的政治对手。三十五年后,贵族出身的俾斯麦亲王也是借助自己那种无法被取代的地位而确立了自己的影响，通过向国王威廉一世一次又一次地玩弄辞职伎俩，巩固了他在自己所亲手创建起来的德意志帝国的无所不能的地位。俾斯麦如此做的目的无非是:只要有迹象表明君主在独立行事，他便通过自己作为“帝国的建立者”的辞职必然会使内政外交陷于混乱这一事实，迫使国王做出让步。而国王这时则由于年迈体弱无法独立处理政务。巴西共和国的现任总统达•丰塞卡(Hennes da Fonseca)就是主要借助适时提出辞呈相威胁而登上总统宝座的。1907年，丰塞卡被任命为战争部长后，立即对巴西军队进行了改组，他要求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但却遭到了议会两院的强烈反对。丰塞卡于是积极奔走，并以辞职相威胁，最终使自己的主张获得通过，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不仅如此，他还在1910年以102,000票对52,000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同样，在政党活动中，只要政党领袖遇到阻力，便会主动提出辞职，表面上宣称自己已经厌倦了领导职务，然而实际上是要通过辞职向反对者显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1864年,瓦尔泰希建议对德国工人联合总会的活动章程进行修改，当时担任联合会主席的拉萨尔极力反对。当拉萨尔意识到自己在德国工人运动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时，便提出:要么使诸如此类的分裂不再发生,要么他自己辞职。结果，他的批评者很快便不再作声。在当今荷兰，以“荷兰的拉萨尔”著称的比•约•特勒尔斯特拉(Troelstia)也曾采用同样的方法瓦解党内反对派。他以让人们同情的口吻宣称，如果自己的行动继续遭到顽固的反对派的攻击，他的理想主义将遭到沉重打击,这将使他不得不退出党的曰常活动,从此躬耕田园、不问政事。在意大利社会党的历史上，类似的事情也时有发生。社会党在议会中的代表常常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如有关总罢工的时机选择等)与党内多数人的意志发生牴牾;也有时在政党大会上，他们的意见与各支部的意见相左。这时他们便可通过提出辞职轻而易举地将对手压制下去。如果有必要，他们甚至会走得更远，真的辞去自己的职务，进而诉诸于选民,要求后者对争议的问题做出最终裁断。事实上，他们几乎总是能够再次当选，从而使自己的权力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1904年，在波洛尼亚召开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一些代表投票支持一项大多数普通党员极力反对的改革决议。对这些代表来说，一旦自己的行为遭到反对，他们便提出辞职，而对普通党员来说，为了避免重新举行选举可能带来的费用和麻烦，以及慑于本党在议会中可能失去议席，他们便对代表们的行为听之任之。1906年5月，德国议会中社会主义党的27位议员中有24位因在总罢工问题上与普通党员的意见发生冲突而集体提出辞职。然而，后来他们中间又有21人重新当选。

　　诸如此类的行为尽管表现出一种浓厚的民主色彩，但它并不能掩盖那些惯用这一手段的人的专制特性。表面看来，那些要求举行信任投票的领导人是在尊重被领导者的决断，然而实际上他是以自己的不可或缺为赌注——无论这种赌注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主观认定的，使自己的意志获得压倒一切的影响力。领袖们从不承认自己是出于强化个人权力的动机而以辞职相要挟，相反,他们宣传自己的行为完全是出于纯而又纯的民主精神，并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明智、自尊以及对大众的尊重。然而细察便知,不管他们的主观愿望怎样，他们的行为本身不仅是寡头统治倾向的集中体现,而且是他们极力想摆脱大众对他们的控制的明证。就这种以辞职相要挟的行为本身来说，即使它也许并非出于某种自利的动机，其目标也志在抹杀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意见分歧，保持各种意见之间必要的一致性,最终在实际上使大众屈服于领导人的权威。

　　二、大众对领袖的需求

　　法国著名戏剧作家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散文写作，在对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研究后发现,人类每前进一步,99%的人起初都会对之进行抵制。“但当我们发现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正是那第100个人为其他99个人完成所有变革时，这种反对便显得无足轻重了。尽管这99个人乐于接受已经实施的变革所带来的好处，但他们仍不遗余力地反对那些还未来得及推行的变革。”小仲马进一步指出，“多数只能代表现在，而“少数则往往代表着未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些享有公民权利的人当中,对公共事务具有浓厚兴趣的人寥寥可数。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还很难认识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大多数人对国家这种机构的活动与个人的利害、福祉以及日常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不甚了了。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曾指出，对大众来说，一般的公共管理事务远没有“是否让一条公路经过自家的土地”更能激起他们的强烈兴趣。正如施蒂纳（Max stinier)所说，大多数人满足于向国家寻求帮助。他对那些从康德的观念出发极力想说服人们将公共事务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的人开玩笑说:“不要妨碍我晒太阳!”“让那些对政治事务感兴趣的人去处理好了。不管现在还是将来，这种，神圣使命，都不会使人们拿国家事务来烦扰自己，正如这种，神圣使命，的感召并不能使他们变成诸如科学家、艺术家一样。只有在情况急剧恶化的条件下,在个人自利动机(egoism)的驱使下,人们才可能对公共事务发生兴趣。”

　　同样，在现代民主政党活动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情形。仅有少数人参与政党的决策活动，有时他们的人数屈指可数。在社会主义党以及其他所有自诬最为民主的政党组织中，最关键的决议无一例外都是出自一小撮人之手。可以说，人们放弃自己的民主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愿的。除了以上提到的那些极为普遍的情形外，阻碍普通成员参与政党活动的还有地理或地形条件的原因。一般说来，一切都是由党内那些居住在城市的成员决定;而那些居住在乡下和偏僻小镇的成员的权力则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他们所能做的只有按期交纳党费，并在选举期间投票支持那些由居住在大城市的本党成员选定的候选人。之所以如此，既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也是由于当地条件的限制。由于需要做出及时的和具有针对性的决策，使得城市居民能够取得相对于分散的乡村人口的优越地位。有关这一点,我在前面的有关章节中已间接提及。

　　在大城市，存在这样一个不断筛选的过程,一部分人逐步脱离组织内其他普通成员，在组织活动中比其他人表现得更为积极。同经常去教堂的那些虔诚的信徒一样，这一少数人集团主要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完全出于某种纯粹的责任感;另一类则仅仅出于习惯。在所有国家，这一集团都是由一小撮人组成的，而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则如同多数选民对他们的议会那样漠不关心。即使如捧国这样国民政治教育已有相当长历史的国家，大多数人还是主动放弃了所有积极参与策略制定和管理事务的机会，而将所有这些事务交给由一小撮人组成的小型会议。领袖之间所进行的激烈斗争，表面看来是围绕各种策略的选择展开的，实际上是在争夺党的控制权，只不过是在诸如马克思主义、改良主义或者工团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罢了。而对普通成员来说，这种斗争往往是他们无法理解的，他们完全被冷落一旁。不难发现，在几乎所有国家，那些因现实问题而举行的临时集会，不管是政治性的、情绪性的还是因突发事件引起的(如支持或反对政府、俄国革命等等）,还是那些一般性的议题(如发现北极、个人卫生、唯灵论），即便这些集会仅限于政党组织的成员参加，也要比那些讨论策略或理论问题的集会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不管后者对党的目标或组织具有如何重要的意义。在巴黎、法兰克福、都灵三个典型的大城市的生活经历,使我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尽管环境不同，但三个城市的居民对党的事务和例会都表现冷淡。除非有某一著名人物要来作讲演，或将要发布某些能够引起他们兴趣的重要号召例如法国的“誓死打倒奢侈生活”(“A bas la vie chere”），或者德国的“打倒个人独裁政府”，大多数党员对党的集会往往反应冷淡。要举办一次成功的集会，举办者往往要以一部电影或者配以幻灯片的科普讲座来吸引人们参加。总之，普通党员对他们眼前的一切视若无睹,只有壮观的场面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而且，可以说，经常参加公共集会或行动委员会的并不总是工人，在小城镇尤其是这样。对一名普通工人来说,下班后惟一想做的就是躺在床上好好休息一下。这样，他们的位置便被那些小资产阶级占据，后者包括那些卖报纸和明信片的、店铺售货员,那些在各自领域内已有一席之地的年轻知识分子，以及那些46极力以真正无产者的身份说话,并以代表着未来的阶级自居的人。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国务活动中。无论在政党活动还是在国务活动中，金钱的诱惑往往能够产生强制作用,而选举机制本身并不能产生持久的强制力。选举首先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义务。只要这种义务是建立在权利基础之上的，那么就有可能使少数人得到多数人主动放弃的权利，少数人总是代替冷漠的大众为他们制定法律。结果，民主体制中政治群体参与政党活动往往呈梯形排列:在最底端是广大的普通选民;其上是政党各地方组织的正式成员，他们的人数常常只占前者的1/10甚至少到1/13;再往上是那些人数更少的经常参加党的集会的人;再往上是党的公职人员;处于最高层的包括公职人员的一部分和大约半打在行政委员会中任职的人。实际掌握的权力与行使这种权力的人数成反比。这样，实践中的民主体制可用下面的示意图表示：

　　委员会

　　公职人员

　　积极参加政党集会的人政党的正式成员

　　选民

　　对大多数人来说,虽然偶尔也发发牢骚，但他们实际上还是希望有一些人能够专门管理他们的事务。对普通大众甚至那些有组织的劳工来说,他们迫切需要有人对他们进行指导。这就在大众心目中产生了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后者常常被视为英雄。目前，厌新症(MiSoneism)——许多真正有意义的改革方案正因此而遭到搁没——非但未消退，反而大有增强之势，之所以如此，在于现代文明社会日益广泛的社会分工，使得我们越来越无法一下子就能把握国家的政治组织及其日益复杂的运行机构。此外，除了这种厌新症之外，组织成员在文化和教育上也存在着深刻差异，这种差异使得大众对领袖的需要更为急切。

　　在任何国家的政党组织中,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只是由于历史或民族心理因素的作用，其表现出的强度不同罢了。在德国，民众对领袖的需求表现得尤为迫切，他们时刻需要某些人为他们指引方向，向他们发号施令。这种包括无产阶级在内所有阶级都具有的特点，正是强大的指导性当局得以发达的心理基础。在德国人当中，所有促使形成这种局面所必要的条件一应俱全:顺从式的心理趋向，强烈的自律本能,也就是说，普鲁士军事操练所造成的影响根深蒂固,不管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而且，德国人常常迷信权威,他们对权威几乎失去了任何批判的能力。只有德国莱茵河以西地区的居民除外,他们往往具有相对明显的个性化特征。卡尔•马克思本人深知德国人这种性格特征对民主精神可能造成的危险。尽管马克思自己可以称得上一位地道的政党领袖，而且他本人也具有作为政党领袖的必备素质，他仍然认为有必要提醒德国的工人阶级不要将组织的观念教条化。在给施韦泽(schweitzer)的一封信中，马克思这样写道:在德国,由于工人阶级从小就生活在官僚机构的控制之下，他们对建制性的权威有着一种盲目的信赖，所以很有必要让他们学会自己走路。

　　在平素的政治活动中，大众所表现出的习惯性的漠不关心，有时会产生重要影响，它不利于政党影响力的扩大。即使当领袖们准备采取积极行动时，大众也可能反应冷淡,甚至在组织抗议示威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也可能是这样。1904年，在奥地利的萨尔斯堡(Salzburg)举行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埃伦博根(EllenBogen)埋怨说：“当政党领袖们采取行动时，我总是提心吊胆。，看来,即使那些被认为是关涉到工人们切身利益的事情，也无法激起他们的兴趣。在反对新的军备计划的宣传行动中,我们发现,甚至无法组织起像样规模的集会。”1985年,在萨克森(Saxony),限制普选权的议案一提出，社会主义领袖们试图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然而，普通工人对领袖们的这一努力却反应冷淡,尽管该议案将意味着数以千计的工人的政治权利必然受到限制。新闻媒体对此事的措辞激烈。散发了数以百万计的传单。几天之内举行的抗议集会就达150次之多。然而,这一切努力终因曲高和寡而不了了之。工人们并没有被真正动员起来。参加各种抗议集会特别是在郊区所举行的集会的人寥寥无几。那些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政党领袖与各地的组织者一样，都对大众的漠不关心深感失望,这种冷漠使得他们无法组织起真正的抗议活动。从领导者一方来说,这次运动的失败也是由于他们疏忽所导致的结果。由于领袖们未能向工人揭示这一提案一旦获得通过他们将遭受怎样的损失，因而普通工人未能认识到斗争本身的意义所在。由于长期养成的惰性,大众在行动之前往往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由于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加之领袖们采取的应急行动常常不能为普通工人所理解,这就使得后者不可能对之投入更多的注意力。

　　大众在组织上的脆弱性最明显的证据在于:当他们的行动失去领袖时，他们便纷纷做鸟兽散;他们似乎天生就缺乏重新组织起来的能力，除非有新的领袖出现并取代原来的领袖,他们始终是一盘散沙。有人很简单地认为，许多罢工和政治抗议活动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领袖们行动上的机会主义，后者束缚了领袖们的手脚，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常常认为，大众运动一般来说无非是人为的活动，是个别被称为鼓动家（如Aufvviegler、Hetzer、Menellis、Sobillatori)的人主观努力的结果，而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使鼓动家们无法在整个运动中占据主导。这一观点尤其得到那些狭溢的保守主义者们的支持。然而,这一观点只是表明了那些自称对大众的内在特性了如指掌的人的无知。绝大多数集体性运动常常是自发的，而不是什么“人为的”。说它自发是就运动本身而言的，成为运动的领袖并非完全出自领袖个人的努力，而是客观情势推动的结果。如同军队一旦失去指挥官便立即乱作一团，失去领袖的群众运动很快便会陷入崩溃,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大众需要引导,若没有来自外部的并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权威的指点，他们便失去了行动的能力。而这对那些担任领袖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现代民主政党组织的领袖并非整日无所事事。他们的职位也不是什么挂名美差，而是以极其艰苦的工作为代价换取的。他们的生活意味着永不停歇地奋斗。特别是在德国，社会党的斗争是永无止境的,它并不因某一暂时的成败而偃旗息鼓,这是其他任何政党都无法做到的。对于这一点,即便那些社会党的批评者和作为其对手的资产阶级也不得不为之叹服。民主政党组织中的职业领袖所要承担的工作极为繁重，他们经常为之身心劳顿,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而且一般来说，尽管有分工，这些工作仍然相当繁杂。他必须投入自己的全部精力,即使由于健康原因要求他减少工作量，他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加在他身上的担子永远也不会减轻。大众对出色的鼓动家、著名人物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渴望。即使他们的这种愿望无法满足，他们也要寻找一个全权代表。在民主大众所热衷的周年庆典或其他庆祝活动中，在选举集会期间,在组织的总部，各种要求纷至沓来，最后总是归结到一点:“我们需要一位全权代表!”此外,领袖们还要承担各种各样的文字工作,而且假使他们遇到诉讼案件，还必须处理大量的对本党有着重大意义的法律事宜。对那些身居高位的领袖来说，在接踵而至的荣誉背后，却是让人身心疲惫的繁重工作。实际上，职能交叠是现代民主政党组织的特点之一。在德国社会党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个人往往既担任镇政务会委员、帝国议会(diet，神圣罗马帝国会议，即正式议会，由各邦王公组成——中译者）议员、帝国国会(Reichstag)议员，甚至还可能担任某家报纸的编辑、工会组织的书记或者某一合作协会的秘书。这样的现象在比利时、荷兰以及意大利也时常出现。所有这些职务在给予领袖莫大荣誉感和凌驾于大众之上的权力的同时，也使得他自己越来越变得不可或缺，但其中也需要领袖以坚持不懈的繁重工作为代价。这对于那些身体不是很强健的人来说，往往是导致他们早亡的重要原因。

　　三、大众对领袖政治上的感激

　　除了由于大众的冷漠、并经常需要他人引导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使得领袖获得了优越地位，那就是大众对那些代表他们言论的人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领袖们以作为大众的保护者和导师而贏得声名;而大众则出于经济上的考虑默默无为地进行着他们平日的工作，对领袖们来说,出于对本职工作的热爱，不得不经常遭受迫害、监禁和放逐。

　　与往常一样，这些人获得了神圣的光环,并以殉道者自居，从而赢得了人们的感激。有时为了赢得人们的感激,领袖们也会形诸文字。在大众中间，这种感激之情往往非常强烈。即使有时出现例外情况:大众对他们所选择的领袖毫无感激之情，那也是由于嫉妒情绪偶尔作祟的缘故。在领袖之间，有时也会发生极具煽动性的斗争,这种斗争表现得情绪激烈、你死我活，并被以某种方式掩饰起来。而大众常常会卷入其中，在斗争各方中间选择自己的支持对象。然而选择支持一方，必然表示对另一方心存“不满”。撇开这些例外情况不谈，大众对他们的领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而领袖则将这种感激视为一种对自己使命之神圣性的肯定。这种感激情绪通常表现为使那些值得信任的政党领袖不断获得连任,这就使得领袖职位常常成为某些人的囊中之物。这已成为一条普遍规律。通常,在大众心目中，如果他们没有使一个领袖长期在位，他们便不会对该领袖赫任何感激。

　　四、大众对领袖的盲信

　　社会主义政党对其领袖往往能够保持高度认同，甚而至于以其领袖的名字为党命名。1863年至1875年，在德国有拉萨尔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法国,直到最近还有布罗西派(Broussists)、阿勒曼派(Allemanists)、盖达派（Guesdists)和饶勒斯派(Jauresists)。在如德国这样的国家,这种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做法之所以被抛弃，原因主要有二:首先是政党组织成员数量的增加特别是选民力量的增强;其次是党内个人独裁体制已经为寡头体制所取代，而在寡头体制中，领袖们相互之间经常心存疑忌。此外还有一个辅助性的原因，即那些有着出色才能并能够维持自己绝对的、无可争辩的权威的领袖往往屈指可数。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弗雷泽(Frazer)曾指出，一个国家秩序和权威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众的迷信观念。在他看来，这种迷信是达到一种良好目标的卑劣手段。在大众的这些迷信观念中，弗雷泽提醒人们注意，民众常常相信他们的领袖属于一个比他们更高级的人类。。实际上，在过去五十年里，这种现象在社会主义政党组织中可谓屡见不鲜。领袖相对于大众的优越地位不仅在于上面提到的各种因素，而且在于领袖于正统文化中的突出地位使他们赢得了人们普遍的盲目崇拜——这种崇拜一般说来，大众对领袖的崇拜往往是潜在的，它通过某些信号传达出来，而这些信号常常不为人们所察觉，例如民众称呼他们所崇拜的领袖的名讳时所表现出来的语气，对领袖的任何示意表现出绝对的顺从,以及当发现有人攻击领袖人格时所表现出来的恼怒。而在那些领袖个人影响特别突出的地方，人们在那些躁动的时刻往往表现出极度的热诚。1864年6月，热情的莱茵兰人将拉萨尔奉为神明。街头花团锦簇，礼仪小姐争相向他献上鲜花。跟随拉萨尔“总统”座车的车辆排成了长队，前呼后拥，他们对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的每一句话均抱以热烈的掌声，而这些话却如同江湖郎中那样充满了不实之词。与其说拉萨尔希望弥和反对者的不满,还不如说是在哗众取宠。这实际上是一场胜利大游行,所需要的一切都应有尽有：凯旋门、赞美诗、庄重的贵宾接待仪式。这时的拉萨尔真可谓野心勃勃，正如俾斯麦后来所说的，当时拉萨尔心里可能在反复嘀咕，他所感兴趣的未来德意志帝国是属于霍亨佐伦王朝还是他拉萨尔家族。我们丝毫不必惊奇，在这种逢迎拍马的氛围中，拉萨尔早已飘飘欲仙了，他不日便可在他的未婚妻面前炫耀说，有朝一日，自己将坐上由六匹白马拉的舆车，以德意志共和国总统的身份进驻首都。

　　1892年，在西西里，随着第一个农业劳工法西团od)的建立，该组织的成员对他们的领导人几乎到了迷信的地步。由于将社会问题与宗教活动天真地混为一谈，在游行时他们常常同时举着耶穌受难像和红旗以及上面写有马克思言论的醒目招贴。在前往开会地点的路上，领袖们常常有音乐、火炬以及曰本灯笼相伴。许多人如痴如醉，匍匐在他们的领袖脚下，如同他们54从前拜倒在他们的主教面前一样。—位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曾这样问一名属于社会主义法西团(fasci)的老农:像朱弗里达(Giuseppe De Felice Giuffrida)、波斯科(Garibaldi Bosco)以及其他年轻学生或律师，既然他们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对于无产者来说,他们是否真正按照法西团的利益行事,他们是否可能仅仅是为了确保自己再次当选郡议会议员或国会议员而这样做呢？老农的回答可谓言简意赅、斩钉截铁，他说:“居弗里达和波斯科是从天而降的两位天使。”

　　不可否认，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并非所有的工人都会以这种方式作答，但西西里人身上所表现出的强烈的英雄崇拜倾向则是不争的事实。在整个南意大利,某种程度上还包括中部意大利,甚至在今天,大众仍给予他们的领袖准宗教式的膜拜。在卡拉布里亚(Calabria)，恩里克•弗里(Enrico Fetri)—度被视为反对政府腐畋行为的偶像。同样，在异教信仰和习俗仍然盛行的罗马,人们在公共会堂里向弗里欢呼,将他视为“无产阶级的伟大公民"(Proletarian quirites)、“出类拔萃者”。此时正是弗里公开反对国会禁令的开端。在荷兰，1886年，当多梅拉•纽文胡斯(Dome la Niellwenhuis)被释放出狱时，据纽文胡斯本人描述，他受到了任何当权者未曾享受得到的礼遇，他发表演讲的会堂摆满了鲜花。大众对领袖所表现出的这种态度，并非仅仅是那些落后国家或遥远的古代才有的现象，而是某种原始心理的遗传。

　　例如，在当今法国最发达的工业省份北部省，人们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尤•盖达(Jules Guesde)奉为神明。同样，在英格兰的某些地区,我们会发现，那里的工人阶级对他们领袖的膜拜丝毫不亚于拉萨尔在莱茵兰所受到的崇拜。

　　领袖所贏得的人们对他的顶礼膜拜常常伴随他们一生。其中少数人将被永久地神化。拉萨尔去世后，他生前统一领导下的德国工人总同盟(Allgemeiner Delltscher Arbeiterverein)立即分裂为两派:一派是“哈茨菲尔德伯爵夫人派”，马克思主义的对手将其讥讽为“妇女阵线”;另一派是施韦泽(J.P.Von.schweitzer)领导下的“男人阵线”。尽管两派之间争吵不休，但他们都将拉萨尔本人以及他生前所制定的纲领奉为圭臬。即使卡尔•马克思也未能避免社会主义阵营的这种神化倾向，他的某些狂热的信徒对他的膜拜至今仍让人不由得想起当年拉萨尔所得到的英雄式的崇拜。基督徒常常以他们所信奉宗教的创立者的名字为新生jL取名，如圣彼得、圣保罗等等;无独有偶，在意大利中部的某些地区，那些信奉社会主义的父母往往给男孩儿取名拉萨罗(Lassallo)，给女孩取名马克西娜(Mandna)，以表明他们的信念。而且，他们的狂热也常常表现在他们的牺牲精神方面(如众叛亲离、与那些苛责的负责社团登记的官员翻脸），甚至有时在经济上付出沉重代价(如被解雇)。尽管这有时只不过是一种恃才傲物的表现，但它仍体现了某种强烈而真诚的理想主义。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因，这表明了大众对领袖的崇拜,这种崇拜超出了单纯作为领袖所应得到的尊敬的限度。有时这种英雄崇拜式的情感也会被精明的商人用于现实赢利的目的，如我们在报纸(特别是美国、意大利和斯拉夫南部地区)广告所看到的诸如“卡尔•马克思甜酒”和“卡尔•马克思纽扣”,并公开出售。这种精明之举往往会带来丰厚的利润。这本身说明了无产阶级的幼稚心理。

　　对普通大众来说，他们不仅迫切需要服膺于某种伟大的理想，而且对那些在他们看来抱持这一理想的人顶礼膜拜。他们对这种世俗化的神圣权威的膜拜与他们的文明程度成反比。肖伯纳对民主制度的如下充满悻论的界定不无真知，他将民主视为偶像崇拜者的集合,它与贵族制相对，后者是偶像的集合在大众的许多思想观念中，只有这种崇拜才具有持久性。近年来,萨克森的产业工人开始从原先虔诚的新教教徒一下子变成了社会主义者，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这一转变可能意味着他们原来的知识和道德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将传统的路德形象从自己的信仰世界剔除出去，目的仅仅在于用倍倍尔的形象取而代之。在艾米利亚(emilia),那里的农民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被普拉波里尼(Pram-Polini)的画像取代;在南意大利，一年一虔的有关圣雅努斯（古罗马门神——中译者)的血变成水的逸事被有“克莫拉的天遣”之称的恩里克•弗里（Enrico Ferri)的超人力量的传说所取代。在大众传统道德世界支离破碎后的废墟中，人们的宗教需求仍然根深蒂固。古希腊一位雕塑家在完成他的“打雷的朱庇特”(Jupiter Tonans,即宙斯-中译者)塑像之后,却跪倒在自己的作品面前。这与大众对待他们领袖的态度并没有两样。

　　在这种崇拜的对象之中，自大狂便会应运而生。这种略带滑稽色彩的极端的自以为是有时也表现在现代大众领袖身上，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常常是些靠自己努力成功的人;另一方面则在于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充满谄媚逢迎的氛围。领袖身上的这种过分的自视高明会释放出一种潜在的强大的影响力(大众对他们的领袖的膜拜就是明证)，进而成为强权的重要源泉。

　　五、领袖所必备的其他素质

　　在劳工运动正在不断兴起的年代里，领袖地位的巩固与否主要(如果不是完全)在于他们的演说才能。对散漫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很难逃脱那些华丽的、充满激情的演说的诱惑。高超的演讲才能是一种潜在的影响力，它能够使公众成为演讲者意志的俘虏。如今民主政治的基本特点便是:它已成为语言(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自身魔力的当然猎物。在民主政体中，那些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和新闻记者便成为理想的领袖人物。如法国的加姆贝塔(Gambetta)、克里孟梭(Cl6menceau)，英国的格莱斯通（Glads Tone)、劳合•乔治（Lloyd Geoige)，意大利的克里斯比(Crispi)和卢扎提(Luzzatti)。在那些以民主方式统治的国家，人们普遍认为，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能力担任公职完全在于他是否具有演说才能。这种才能也是控制一个大规模的民主政党组织不可或缺的素质。在率先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英国，口头语言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早在1826年就被一位意大利人洞察到了,他指出:“善于有效利用自己时间的英国人在收听那些公开演讲时所获得的愉悦，甚至可以与他们在剧院里欣赏远近闻名的戏剧作家的作品所获得的愉悦相媲美。”二十五年之后,托马斯•卡莱尔(Carlyle)这样写道在英国，除非一个人能够证明自己具备过人的口才，否则他就别想成为一个政治家或工人领袖。”在法国，约•厄内斯特-夏尔（Ermest-Charles)曾对众议员的职业进行了统计，他发现，仅就那些刚刚成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进步主义政党来说，它们在议会中的议员几乎全部都是新闻记者或能说会道者。这不仅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现象，而且在民族主义运动和反犹运动中也极为常见。整个现代劳工政治运动的历史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饶勒斯(Jaurfes)、盖达(Guesde)、拉格德里（Lagardelle)，赫尔韦（Herve)、倍倍尔(Bebel)、弗里(Ferri)、图拉提(Turati)、拉布里奥拉(Labriola)、拉姆塞•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特勒尔斯特拉(Troelstra)、罗兰德-霍尔斯特（Henriette Roland-Holst)、阿德勒(Adler)、达津斯基(Daszynsky),这些人都是些有着鲜明个性和强大感召力的演说家。

　　相反,在德国，像爱德华•伯恩斯坦这样的人物之所以长期难以获得显赫的声名，主要是由于他缺乏演说才能，尽管他提出的许多观点和理论具有很强的感召力;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荷兰，纽文胡斯(Domela Niellwenhuis)最终失去了领导地位;在法国，如保尔•拉法格这样具有相当天分、受过系统教育而且与卡尔•马克思有着密切的家庭关系的人却未能像盖达那样在党的委员会中获得一席之地。而根本算不上受过什么教育，也不具有什么过人智慧的盖达,却因他的演说才能而得以进入委员会。

　　在劳工运动中,那些渴望进入领导岗位的人深知演说技巧的重要性。1909年3月，在牛津罗斯金(Ruskin)大学学习的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学生，集体表达了他们对教授们的不满，因为在他们看来,后者过分注重社会学和纯逻辑的训练而轻视演讲才能的培养。由于立志将来涉足政坛，这些学生已充分认识到演讲才能在他们未来职业生涯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们决心以实际行动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随后举行了集体罢课,直至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为止。

　　那些具有演说才能的人能够在公众心目中获得近乎绝对的优越地位。大众所欣赏的首先是演讲者的口才,诸如声音悦耳动听、铿锵有力、才思敏捷而且风趣幽默;而演讲的内容则是其次的。如同遭到狼蜘蛛的螫咬一样,那些四处奔走，向人们宣传其主张的人常常被认为是充满热情、积极向上的同志，而那些不善言辞默默工作，对党做出积极贡献的人却常常遭到鄙视，他们并不被认为是纯粹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

　　勿庸置疑，对大众来说，由铿锵悦耳的演说激起的亢奋情绪经常只不过是接踵而来的一系列幻灭的开端，这或者是由于演说者的实际行动与他所承诺的相去甚远，或者仅仅是由于他只不过是一个并无多少特殊才能的凡夫俗子。然而在多数情形下，由于被演说者的感召力所深深折服，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演说者的心醉神迷，使普通大众往往在演说家们身上发现自己被放大后的形象。继而言之,大众对演说家们的崇拜和狂热只不过是他们自我欣赏的表现，而且,他们的这种情绪正是演说家们宣称_己的言行代表着大众(即每个个人)这一承诺推动的结果。在对那些杰出的演说家所发出的号召做出回应的过程中,大众在无意识之间受着他们自己身上的自利倾向的影响和左右。

　　由于人们彼此间素质上的差异，某些人能够统治大众。一个领袖并不一定具备其作为领袖所必须的所有品质,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具备能够使意志力相对薄弱的人服从的意志力；其次还有:他应当具备能够给自己周围的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广博的知识;说服他人的能力,能够以自己的思想观念充分激起他人的想像力,并以其个人魅力赢得他人的尊敬;领袖本人必须具有充分的自信，即便有时会表现出过度的自负，也应懂得如何使大众分享这种自信;最后，在某些情况下，领袖也应保持善意和中立，在大众心目中唤起耶稣基督的形象，从而再次唤起那种在民众心目中已经淡化却仍未完全消失的宗教情感。

　　然而，在多数场合，真正能够吸引民众注意力的还是那些有名望的人。现代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一个人所具备的潜在影响力常常出现在他踏上通往名望之颠峰的过程中。正如塔尔德(Taide)所写道的:“实际上，当一个人的所思所想影响到我们的思想时，它是在与其他许多人的思想活动共同发挥作用的，透过后者我们可以看到前者。而且，他的个人观念可以在无意识间直接反映在我们自己的脑海中。我们为他的人格魅力……以及他在我们心目中所激起的崇敬感而困惑不解……假如他声名远扬，他的崇拜者便纷至沓来，而且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这一崇拜者队伍相当庞大，而且这种影响力在客观上构成一种凝聚力量，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现实，这就产生了一种只有伟人才具有的优越地位。”对那些知名人士来说,为自己在政治上谋得一席之地易如反掌。而对普通民众来说，H旨将自己的事务交托给有名望的人掌管则是他们的荣幸。大众总是愿意听命于那些知名人士的摆布。获此殊荣的人被大众视为半神半人。如果他能够使自己为大众所爱戴，至于他是从哪里得来的桂冠则并不重要,因为他完全可以凭借大众的欢呼和狂热情绪。正是由于当初拉萨尔作为一位诗人、哲学家、律师而为人们所景仰,才使得他能够唤醒广大的劳苦大众，将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后者在资产阶级民主上升时期始终麻木不仁。有名望的领袖往往能够对大众产生巨大影响，拉萨尔自己对这一点心知肚明，所以他时刻不忘使他的党系于一位享有良好声誉的人。在意大利,当恩里克•弗里还是一个毛头小伙时，便已经成为大学教授了，同时他作为新的意大利刑法学校的创办者而赢得广泛的声誉。1893年,在埃米利亚(Reggioemilia)举行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弗里以绝对优势当选为意大利社会党主席。此后，他在位长达十五年之久。同样，人类学家切埃萨•隆布卢索(Cesare Lomb Roso)和作家阿米西斯(EdMondo De Amicis)，即便他们没有加入社会党，他们也已经在该组织中获得相当高的荣誉职位，隆布卢索担任激进的意大利无产阶级的高级顾问，而阿米西斯贝喊为无产阶级的官方荷马(the official Homer)。不过他们两人始终未成为社会党的正式成员，他们所做的只是发送一些表示祝贺的电函。在法国，早在让•饶勒斯和阿纳特•弗朗斯(Anato France)决定加入劳工组织之前，他们已经是具有相当名望的人物了，饶勒斯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激进派政治领导人，而弗朗斯则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小说家,所以他们未经过任何入党前的考察期便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并在劳工运动中担任领导职务。在英格兰,诗人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在48岁时才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但他很快便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受到普遍欢迎。在荷兰，著名的抒情诗《梅》(Mrf)的作者赫尔曼•戈尔特尔(Heiman Goiter)和女诗人罗兰德一霍尔斯特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形。在当今德国，仍然有某些声望如日中天的人，尽管对社会党具有很强的同情心,但仍然没有加入该组织的任何打算。然而，如果格哈德•豪普特曼（Geriiard Hauptmann)在他的《编织工》（Weavers)—书获得成功时，松巴特(Wemer Sombart)在他的处女作问世时即正式加入德国社会党，可以想见，到现在他们将会跻身广为人知的300万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最杰出领袖行列。在普通民众看来，那些已经在某些方面赢得声誉的人最有资格担任领导职务。在政党领袖群体中，一些人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才在党内赢得了声誉，而从内心来讲，大众总是倾向于那些在进入党组织之前就已经声名显赫并具有非凡个人魅力的人。在他们看来，那种在其他领域赢得的声誉，似乎比在他们眼皮底下获得的声誉具有更高的含金量。

　　另外，其他相关的事实也有必要提及。历史告诉我们，那些仅仅通过党内活动赢得声誉的领袖与那些在进人党组织之前就已经在其他领域声名远扬的领袖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并在两派之间时常发生旷日持久的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我们知道，这种权力斗争背后的动机一方面来自羡慕和嫉恨,另一方面则在于专横和野心。除了这些主观动因外,还存在某些客观的和策略上的因素促成了这种权力斗争。与那些“外来者”相比,那些仅仅通过党内活动赢得声誉的人常常具有更强的应变能力，对大众心理有较准确的把握，对劳工运动的发展进程有更为清楚的了解,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对党的纲领和指导原则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

　　两个领袖集团之间的斗争几乎总是分两个阶段进行:新来者首先竭力向大众宣传能为他们迅速接受的新纲领，从而促使大众摆脱原来领袖权力的控制。然而，这种纲领并非来自那种从总体上构成所谓社会主义的思想宝库中的观念，而是来自先前那些领袖获得声誉的科学或艺术领域。由于赢得了大量无组织民众的膜拜,使得新的纲领取得了潜在的感召力。与此同时，那些对新领袖充满怨恨的原来的领袖首先要做的就是组织起来进行自卫，并最终走向对新领袖群体的公开挑衅。而且，他们在人数上占有先天的优势。新领袖常常错误地认为，自己举足轻重,而且稳操胜券，然而事实却经常使他们栽跟头。难道先前的那些领袖都是些平庸之辈，他们现在的职位仅仅是通过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庇护网络(apprenticeship)获得的？在那些初来乍到者眼里，这种庇护网络并不需要一个人具有突出的才能，所以他们居高临下，向原来的领袖投以半鄙视半同情的目光。然而,那些具有出色个人才能的领袖之所以在权力斗争中几乎总是被挫败还有其他诸多原因。诗人、体育明星或科学家常常拒绝服从一般的党内纪律，对民主制度的外在形式大加挞伐，这就削弱了他们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因为后者对民主制度的形式备加珍视，即便他们实际上处在寡头体制的统治之下。这样，他们的政治对手——尽管在实际上并不更倾向于民主——却由于他们在维护民主体制的外在形式上采取了更为明智的策略而贏得了普通民众的广泛支持。而且,可以说，那些具有特殊个人才能的人往往并不习惯于与一种系统化的反对派对峙。当遇到旷日持久的反对时，他们就变得软弱无力。所以我们便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常常要么在失望和幻灭中放弃斗争，要么结成小的派系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即使还有少数人仍留在党内，他们也总是被原来的领袖取代或排挤到后台了。远近闻名的拉萨尔在生前已开始受到一位出身工人家庭名叫尤•瓦尔泰希（Julius Vahlteich)的挑战，虽然拉萨尔在他有生之年幸免于与自己的对手公开斗争的繼尬，但假使他再多活几年，他将不得不与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人展开无情的权力斗争。威廉•莫里斯在与英国工人运动领导集团的元老们公开决裂后，只有去罕默思米斯(Hammersmith)领导一小撮知识分子了。在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中，弗里从一加入社会主义党就遭到党内元老极度的不信任，最终由于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失误而失去了作为该党领袖的职位。戈尔特尔和罗兰一霍尔斯特在经过几年的风光之后最终被推翻，权力被党内那些元老们剥夺殆尽。

　　所以，借助在政党组织外赢得的声誉巩固自己在党组织内的地位往往是靠不住的。年龄本身并不构成领袖获得权力的任何阻力。古希腊人曾说，白发是装点领袖额头的必不可少的冠冕。然而，在当今时代，个人阅历的积累，其重要性越来越小，因为现代科学使得每一个人掌握了高效的获取知识的手段，即使那些初涉世事的年轻人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良好的教育。如今，几乎所有的知识、技能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掌握，即使那些原来被认为只有老年人才能够具有的经验也不例外。所以，不是因为民主而是由于现代文明社会技术手段的进步，使得年龄的影响大为削弱，并进一步失去了因年长而赢得的尊敬和影响力。可以说，在政党组织内，如今年龄大反而成为获得晋升的障碍，这与其他职业领域一样，由于要取得成功往往要经过许多步骤，所以，年轻往往成为一种潜在的优势。在组织良好的政党组织中尤其如此，在那里不断有新的成员被纳入该组织。当然,对于那些长期在党组织中任职的年长者来说情形就不同了。在那里，年龄是赢得优越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除了普通成员对于他们为党的事业做出贡献的感激外，比起那些年轻人来说,那些年长者对他们的事业了如指掌。大卫•休谟曾说，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年长农民相对于年轻农民的优势在于他们对日照、雨水、土壤等条件对作物生长的影响规律的准确掌握，而这些知识都需要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把握。在政党活动中,那些阅历丰富的长者也具有类似的优势，他对各种事件的来龙去脉有较为准确的把握，后者正是构成大众政治活动的基本线索和大众心理的内涵，所以,他的行动往往能够得到其敏锐的洞察力的引导，而这种洞察力是年轻人所不具备的。

　　六、大众的其他特质

　　为什么领袖能够获得相对于普通大众的优越地位？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将注意力转向普通大众。这里的问题是:大众究竟是箜什么入呢？

　　前文有述，大众常常对他们自己的事务漠不关心，即便将他们组织成政党也是这样。大众的构成特点使得他们无法与领袖的威势相抗衡。领袖对自身的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对德国工会组织成员年龄结构的分析,也会使我们对各种社会主义政党的人员构成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该组织绝大多数成员的年龄在25到39周岁之间。年纪更轻一点的人有其他打发光阴的方式:他们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沉迷于声色犬马，他们总是等待出现某种奇迹，以期使自己摆脱那种仅仅依靠工资度日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对加入工会组织并没有多大热情。而那些已年过四十、精力不济、心存失望情绪的人则索性退出工会组织(除非仅仅是出于纯粹个人利益的考虑仍然留在工会组织中，如失业保障、医疗保险等等)。这样，工会组织中缺乏一种能够将那些精力充沛却又漠不关心的年轻人和那些有着丰富阅历的成年人团结起来的力量。也就是说，领袖们所要应付的是一群他们自己无论在年龄还是在阅历方面都远在其上的成员大众，他们对来自普通大众的随意批评处之泰然，这种批评在那些初涉世事的年轻人身上司空见惯。

　　不得不接受领导的普通党员,其构成上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他们游移不定的特性。从1906年慕尼黑社会主义者支部的一份报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该报告在实证数据的基础上，分析性地说明了个人在该组织中的时限。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成员的总数,其中包括那些先前曾属于其他支部的成员。

　　根据在社会主义组织中的时间长短将成员分类

　　6个月以下 1502约 23% (1582)

　　6个月〜2年 1620 24%

　　 (1816)

　　2〜3年 684 10% (995)

　　3〜4年 1020 15% (1965)

　　4〜5年 507 7.5% (891)

　　5〜6年 270 4% (844)

　　6〜7年 127 2% （1289）

　　7〜8年 131 2% (1289)

　　8年以上 833 12.5% (1666)

　　在德国工会组织中,成员的这种游移不定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难怪人们常说工会组织好像一个鸽舍，在那里鸽子来去自由。从1906年到1908年，德国钢铁工人联合会（Delltscher Metallaibeiterverband)有210,561名新成员，然而，1906年，退出该组织的人数超过60%，1907年达到83%，最后，到1908年该组织最终索性解散。(2)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数众多的普通党员与他们的组织之间的联系纽带是相当脆弱的，劳工组织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对工会组织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感。看来，与游移不定的普通成员相比，领袖集团在组织上则具有明显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第三节 智识因素

　　一、职业领袖在文化上的优越地位，他们的不可或缺性；大众在理论上和现实中的无能

　　在社会主义政党建立初期，当时的党组织还相当弱小，成员数量有限，那时党的目标仅在于传播有关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理念，因此职业领袖的人数也很少,在党组织中的领导工作也不是他们的专职工作。然而,随着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新的需求不断出现。这不仅表现在党的内部事务上,而且表现在党与外界的交往过程中。这样,无论是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和热情，还是无产者牺牲节假日主动为党工作，都不能满足处理日益繁复的各种事务的要求。临时性职位不得不让位于永久性职位，业余性工作变成了专职性工作。

　　随着职业领袖的出现，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在文化上的鸿沟便开始出现。大量的经验告诉我们，少数领导人之所以能够在收入以及经济地位、传统和血缘关系(历史优势)等方面凌驾于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民众之上，原因固然很多，但首先与领袖们所受的正规教育(即所谓的智识优势)有关。如今，在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中,即使最为表象的观察也会发现，领袖们在受教育程度上要远远高于普通党员。

　　实际上，这种优势完全是形式上的。在诸如意大利等国家，常常会出现以下现象:政治演进方向以及广泛的心理倾向促使众多的律师、医生以及大学教授纷纷加入工人阶级政党。这些脱离资产阶级阵营的人们之所以成为无产阶级的领袖，并非无缘无故，而恰恰在于他们当初在资产阶级阵营受过正规的教育，并将之带人无产阶级阵营。显而易见，这些初来乍到者对普通工人的影响力将随着他们人数的增加而逐渐减弱。在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政党组织中，一小撮博士和律师在影响力方面要比一大群彼此间激烈地争权夺利的知识分子大得多。然而，在其他国家，如德国,我们却发现除了少数几个领袖来自资产阶级阵营，大多数领袖则主要来自手工工人队伍。在这里，资产阶级与革命工人阶级之间的严重对立，使得那些当初脱离资产阶级而投奔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在社会和政治方面遭到无产者的联合抵制。而另一方面，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由于国家组织已相当成熟，由于资本主义制造业的高度发展对更高的知识技能的需求，他们通过自学逐步掌握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即使这些技能仍然是基础性的，对于那些来自工人阶级队伍的领袖来说，他们所受的教育水平不再是他们先前的工友所能匹敌的了。政党组织按照自身的需要设置了大量付薪的或荣誉性职位，并将其提供给工人，这就使党组织具有了强大的吸引力，使那些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无产者成为党组织的职业领导人。与此同时，他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变成小资产阶级式的。生活境遇的改变立即使得获取正规教育、更准确地熟悉各种社会关系成为必要,而且也有了这种机会。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他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决定了他们没有必要掌握那些有关社会机制特别是政治机器运作过程的深奥知识。而那些来自工人阶级队伍的领袖，则由于新形势的需要,能够对公共生活的所有技术细节了如指掌，这就使得他们获得了相对于普通成员的优越地位。随着政治领导事务日趋复杂，社会立法规则的日益繁复，那些意欲进入政治领导层的人必须具有广泛的阅历和知识。这样，政党领袖与普通成员之间的鸿沟便不断拉大，直至最后领袖与他们所属的阶级失去了任何意义上的认同感,进而产生了一种新的阶级分化,g咄身无产阶级的“指挥官”与普通的无产阶级“士兵”之间的分化。当工人们为自己挑选领导人的时候，他们也在为自己制造新的主人，后者之所以能够使自己处于统治地位，首先在于他们受到了更好的知识训练。•

　　这些新的主人的影响无所不在，无论是在工会组织、政党管理机构，还是在党的新闻机构。无论是来自工人阶级还是来自资产阶级，这些新主人都会垄断党在议会中的所有代表席位。

　　如今所有的政党都将在议会中获得席位作为自己的目标(只有无政府主义者例外，但他们在政治上不具有任何影响力。虽然他们公开宣称反对任何形式的组织,但自己却成立组织，这与他们所秉持的原则是相悖的。不过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政党)。他们通过合法途径诉诸于选民，将在议会中获得席位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并将“攫取政治权力”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因此,即便是那些革命政党的代表也希望有机会进入议会。起初，他们往往很勉强地承担起在议会中的工作，但随着他们对工作日益投入，职业热情不#提高，他们也就越来越脱离普通选民。代表们所必须应对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都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这就要求他们自身知识技能的不断提高。这样，他们自己与普通成员的距离也就越来越大。所以，对于领袖人物来说,即使先前没有“文化”，他们也会很快变得“有文化”。不过文化本身对大众只具有一种潜在的影响力。

　　随着领袖们日益深入到政治生活的细节，对诸如财政、外交政策等不同的问题日趋熟悉,只要政党仍继续采取议会斗争的策略,领袖们便使自己变得不可或缺，甚至即使自己的党放弃议会策略，他们也可能仍然维持自己的影响。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不可能在一瞬间替换领袖，党内所有其他成员整日沉浸于他们自己的日常事务，对官僚机构的事情不甚了了。领袖们从他们的政治实践中所获得的这种特殊技能和专业知识是普通大众没有(或几乎没有)机会获得的,这就保证了领袖们的领导地位。而这与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是背离的。

　　领袖除了在技能上具有优势外，还有某些其他因素，诸如处理曰常事务的能力、在议会中所受到的社会皱育,以及在议会委员会工作中所接受的特殊训练，等等，使他们能够凌驾于大众之上并使后者处于从属地位。可以想见，领袖们会将自己在议会中所学到的政治手段应用于政党的日常活动中，这就使他们常常能够成功地将反对派纳入自己的旗下。那些富有经验的议员深谙如何控制会议的议题，如何应用和解释规则，在适当的时机提出动议;总之,他们善于运用各种手段避开有争议的问题,从敌对的多数派阵营拉拢支持者，或在最坏的情形下至少可以使对手保持沉默。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从投票之前运用直接的或经常模棱两可的方式表述议题，到通过各种迂回战术对大众施加潜在的影响。即便这种战术对问题本身并没有多少帮助，却会给公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作为大臣(referendaries)、报告起草人(rapportellrs)和专家，许多代表能够准确把握有争议的问题背后的方方面面,他们善于转移话题、拐弯抹角以及运用玄妙的语汇在最简单的问题上兜圈子，使人陷入五里雾中，，而其中的来龙去脉只有他们自己熟悉。这样，不管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他们本应是大众的“理论阐释者”，结果却使大众无法跟上他们的步伐，明白他们的用意。这样，他们便摆脱了所有对他们进行控制的技术手段。他们就这样操纵了整个局势。

　　代表们的这种不可捉摸和特权地位因他们所获得的声望而得到进一步强化，这种声望起先是从他的政治对手中间和自己的党派中获得的，或者是因为他们的非凡的演说才能、专业素质，或者由于在智力上的过人之处甚至个人相貌，大众化政党若解除一位声名远扬的领导人的职务，将会使该政党组织在全国人的心目中信誉扫地。该政党不仅要陷入群龙无首，而且在最糟糕的情形下，党的政治形象可能蒙受无法挽回的损失。这就要求该政党及时找到能够替代被解职的领导人的人选,而且后者必须是经过长期不间断的训练并对政治事务了如指掌的人(但哪个党能够在一两天之内找到这样的人选呢)；而且我们也不应当忘记，大众之所以能够在社会立法和一般性的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主要还是借助他们在议会中老练的领袖们的个人影响。

　　这样，当追求民主的大众被迫赋予他们的领袖一种最终对民主原则起着破坏作用的权威时，他们同时也被迫限制自己的意愿。领袖权力的主要来源在于他们的不可或缺性。若一个人能够使自己不可或缺,他便获得了空前强大的权力。工人阶级政党的发展史一再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在那里，运动领导人与该运动的基本原则发生了严重的背离，而普通工人则始终未能正视这一冲突的逻辑后果,因为他们不能没有领袖，不能缺少他们所推举的领袖在其岗位上逐步训练出来的素质，而且无法找到能够替代该领袖的合适人选。当然,虽然有许多议会鼓动家和工会领袖一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站在大众的对立面，但他们仍能以大众利益作为立身行事的依据。而对大众来说,虽然对那些“伟大人物”的行为充满不安和尴尬，却只能是无可奈何。，

　　在整个政治生活领域，大众的这种无能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也构成了领袖权力的坚实基础。大众的这种无能为领袖提供了实践中和道德上的合理性。既然普通大众没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就必需要有专家料理他们的事务。从这—点来看,领袖应该发挥其领导作用并不总是一件坏事。领袖由普通民众自由选举产生本身就隐含着普通民众已就领袖是否有能力担任领导职务做出判断。

　　正是由于认识到大众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真正完全实现人民主权是不可能的，所以某些著名的思想家就提出:民主应当受到民主本身的制约。孔多塞(Condorcet)曾提出应当让民众自己决定在哪些事务上放弃直接的控制权。》这对拥有主权的普通民众来说,无异于主动放弃主权权力。法国大革命曾公开宣布要将自由的人民民主和人类平等原则付诸实践。革命者认为，通过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所传达出的游移不定的大众意志是抽象意义上的最高法律，国民议会有权对任何企图恢复君主制政府的人处以极刑。在这里,重要的是大众进行协商的权力必须无条件服从于戒严令的威慑力。即使近乎狂热地倡导人民主权的维克多•康斯德雷(Victor Considerant)也不得不承认,政府的运作机制显然太复杂，大众自己无法使其正常运转,因此，他建议由大众选举组成一个专家小组，后者负责审议经民众原则同意的法律条文。伯恩斯坦也否认普通人在政治上有能力合理地无限制地行使人民主权，他指出，除非每个人最终都变成一部活的百科全书,许多需要做出决断的问题只能激起很少一部分人的兴趣，而且只有他们才有处理这些问题所需要的知识。要获得有关问题充足的信息以便做出审慎的决断，就要求具有一般人少有的责任感,而这至少在目前是大多数普通公民无法达到的。甚至考茨基也不得不承认工人运动所面临的困境;他曾指出,并非社会生活中的所有问题都适合于民主管理,民主必须有步骤地渐进地实现，只有在所有关键问题上那些利益关涉者能够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民主才能最终得到完全意义上的实现；他进一步指出,随着所有与需要做出决断的议题有关联的人们相互间合作水平的提高，民主管理实现的可能性也将随之增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众的无能使得领袖的统治地位获得了理论上的合理性，对于这一点，领袖们始终心领神会。在英格兰，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有关伟人(或“英雄”)的重要性的理论，和在德国一样,其影响即使在社会主义的官方信条里,也未被历史唯物主义彻底排除，即使社会主义思想本身也受到伟人理论的深刻影响。事实上,英国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就曾公开宣称:民主只有在实行开明专制(benevolent despotism)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他(领袖)不但有一套工作计划，而且掌握实现自己意志的权力。”在所有管理事务中，做出决断需要具有专门的知识，而且为了执行这些决断，某种程度上的权威也是必不可少的，还应当允许某种程度的专断，这样，就必然偏离真正的民主原则。从民主的角度看，这也许是一种不幸，但这种不幸是必要的。社会主义并不主张一切由民众亲自治理，而是主张一切为民众所享。所以,在挽救民主方面，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完全寄希望于领袖的善意和远见。以点人头计数的多数只能局限于制定一般的路线，而所有其他问题(也许在策略上更为重要)则悉听领袖们自行处理。结果，只有少数几个人——如巴克斯(Bax)所说的只有三个——控制着党的整个决策。社会民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民主，而是某一政党努力争取民主的过程。换句话说，民主只是目的,而非手段。手段不可能是民主的,被赋予某些财政组织特征的社会主义政党,其作为一项事业的性质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尽管社会主义政党旨在实现某种意识形态目标,但它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它如何组织经济，而且取决于担任领导职务承担领导责任的人的素质。正如人们惯常所说的，任何事业在没有领导或管理者的情况下是无法取得成功的。与工业和商业活动一样，随着工人阶级组织的不断壮大，领袖的价值、重要性以及权威等必然•要加以强化。社会分工原则导致专业化。由专家担任领导是必要的，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与医疗和技术化学行业是类似的。然而，专业化必然意味着权威，正如病患要听从医生的摆布，因为医生比病患知道得更多，他们对人体的健康和病灶有专门的研究。同样,在政治领域,病患(大众)必须接受领袖的指挥，因为后者具有普通人所不具备的政治能力。

　　这样，民主在经历了一种由优异分子统治的政府形式之后，最终变成一种贵族统治。无论从物质上还是从道德上，领袖应该被认为是些最能干、最成熟一群。所以,他们有权力和责任将自己置于领袖地位，不仅作为党的代表,而且作为能够清楚认识自我价值的个人担任领导职务。

第二章 领袖的专断倾向

第一节 领袖集团的稳定性

　　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党的领袖集团往往表现出惊人的稳定性。

　　1870年至1871年间，也就是日尔曼帝国建立的那一年,威尔海姆•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ent)和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凭借他们的个人奋斗和才智，从一小撮对新兴社会主义信条忠贞不渝的人们中间脱颖而出，成为处于萌芽时期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三十年后，也就是20世纪初，我们发现他们两人仍是德国工人阶级的最高领袖。当历史学家将德国的这一现象与欧洲其他工人阶级政党作一比较，他们便发现德国社会党领袖的这种稳定性表现得尤为突出。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意大利，社会主义政党领袖也表现出与德国社会党类似的稳定性。然而，在其他国家，第一国际中只有少数名不见经传的成员在新世纪(即20世纪——中译者)仍能持守他们的社会主义信仰。在德国,可以说，社会主义领袖常常能够终其一生担任党的领导职务。

　　我们也不难发现，在德国，那些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也很少加入其他政党组织。除了少数彻底背弃社会主义之外，还有一些人在为党工作一段时间后，离开政坛而投身其他领域。某些知识人在党内迅速崛起,然而很快便从党的队伍中消失得无78

　　影无踪。在经过短暂的、急风暴雨般的政治斗争后，他们便从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退出，转而埋头于那种与世无争的研究。而且，随着他们退出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对社会主义精神上的疏离感也与日俱增，也许他们对社会主义思想中所谓的科学精髓从未产生过认同感。在这类人当中我们或许可以列举出一些人的名字:保罗•厄恩斯特（Paul Ernst)博士，曾担任《人民论坛》(Volkstribiine)的编辑;布鲁诺•维利(Bruno Wille)博士，曾经领导少壮派(Die Jungen)向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党内元老公开叫板(1890年）;奥•恩*哈特利本(Otto Erich Hartleben)博士，曾担任《前进报》特约剧评，但从未在党内赢得显赫的声名；路德维希•沃尔特曼(Woltmann)博士,曾作为莱茵河畔制造业重镇巴门（B_n)的工人代表出席1899年在汉诺威召开的党代会,在会上积极为伯恩斯坦申辩，他撰写了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并对社会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最终全身心投入到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人类学”研究领域;还有厄恩斯特•吉斯特罗(E•Gystrow)(即Willy Hellpach博士）;等等。他们大多才华横溢，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在德国文学界或科学界赢得相当的声望,然而他们却并不适合长期从事政治活动。在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上，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些人为某种牢固的信念所主宰，并将这种信念甚或整个社会主义的实现完全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宣传活动上，他们争先恐后地加入党组织。而一旦当他们发现自己是在尝试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时,便充满失落感立即弃之如敝屣。1902年慕尼黑代表大会上，威斯巴登的一位名叫若•韦尔科尔(Geoiy Welker)的圣公会广教会派(Freireligiosen)牧师，在一位新教徒(neophyte)的热情鼓舞下，试图以清除异教徒(ECrasez1，infToe)这一危险的策略手段取代那种认为宗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这一广为接受的社会主义原则信念。同样，在与慕尼黑代表大会同时召开的第一届社会主义妇女代表大会上，刚刚从科勒尼角(Cape CoLony)归来,作为社会党的新分子的卡尔•冯•奥培尔(Karl Von Oppel)博士强调，社会主义者需要学会几门外语，甚至某些外国的方言，以便使社会主义者能够与其他国家的工人兄弟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最后，他要求在社会主义同志的交往过程中应统一使用大家熟悉的“你”(thou)来称呼。在任何党派活动中，此类现象俯拾即是。但由于社会主义对所有喜欢奇思怪想的人们具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所以这种现象在社会主义政党组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任何以颠覆现政权为目标的革命政党，必然会成为形形色色跳梁小丑和江湖郎中的斗技场,他们试图用自己的秘方疗救人类所面临的苦难，这些“秘方”之间除了剂量大小的差别外，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就像用润滑剂代替肥皂水减少摩擦，穿全羊毛内，衣、素食主义、基督教科学、新马尔萨斯主义以及其他奇谈怪论。

　　对社会党来说，比这些游移不定的社会主义者的退出更为严重的是，在最初各种各样反社会主义法律纷纷出台的恐怖岁月里，该党失去了许多骨干。在1840至1850年的这段黑暗时期,大批党的领袖被迫移居美国。在俾斯麦执政期间，社会党所遭受的损失尤为严重。倍倍尔为此警告说，已经有数百人因为被剥夺了基本的生存手段而不得不去异国他乡谋生或寻求避难。由于“非常法”所激起的反社会主义浪潮，使八十多位社会党的核心成员离开了德国，其中绝大多数再也没有回来,而他们或者曾是名噪一时的党的宣传家、报章杂志的编辑，或者是党在议会中的代表。“这使我们党组织元气大伤。”在最黑暗的年月里，大批党的骨干纷纷离开德国。1881年选举显示，德国社会党仍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但就是在此次选举前夕，与拉塞尔意见不和的弗•弗里茨舍(Friedrich.W.Fritzsche)和尤•瓦尔泰希(Julius.Vahlteich)远渡重洋，流亡美国，从此一去不返。两人曾是拉萨尔派领袖(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中译者注），并担任过帝国议会(Reichstag)议员。尽管反社会党的浪潮持续了十几年,但即使在这段政治恐怖时期,社会党的政治活动仍相当频繁。从这一点我们不难推知，政党领袖集团在平时将表现出尤为明显的稳定性。为了证实那些社会党的核心领袖是否在1910年仍然在他们各自国家的工人运动中担任领导职务，笔者对1893年三个国际社会主义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工人党(Partiouvrier,即盖达派Guesdistes)以及意大利社会党-

　　中曾出席过党代会的代表名单进行了调查统计。虽然调查不能说绝对准确，但仍不无现实意义。该调查的结果如下:在德国，出席1893年科隆党代表大会的20。名代表中，有60人在1910年仍然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在法国，出席1893年巴黎代表大会的93位代表到1910年仍有12人;而在意大利,出席1893年艾米利亚(Reggioemilia)代表大会的311名代表中有102人在1910年仍然保持着他们的代表职务。这一调查结果表明,领袖集团表现出相当的稳定性。除了法国工人党的稳定性相对较低，德国和意大利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对欧洲大陆所有左派资产阶级政党领袖集团来说，他们将很难奢望其在人事上有如此的连续性。我们发现，工人阶级政党官员在人事上甚至比一般的领导者集团还要趋于稳定。造成这种稳定性的原因——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将是错综复杂的。

　　对民主而言，领导人的长期在位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那些渴望保持自身民主本质的组织都规定，所有领导职务都应当有一定的任期。从通过普选产生公职的数量和举行选举的频率来看，美国公民无疑享有最为广泛的民主。在合众国，不仅立法机关，而且所有高级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官员都由民众投票选举产生。.据统计，毎位美国公民平均每年要参加的投票活动达22次之多。如今，各国社会主义党的成员也要参与类似的范围广泛的选举活动:议会、郡政会和市政委员会候选人的提名;地方和全国性党代会代表的提名;执委会委员的选举以及同一机构的复选;等等。在几乎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组织中,官员的任期都很短，至少每两年就要重新进行一次选举。任期越长,领导者对大众的影响力就越大,他的独立性也就越高。所以，为防止民主可能遭到寡头统治的侵蚀，经常的选举无疑是一种基本的预防手段。

　　因为在民主政党内，政党领袖是通过普通党员大众选举产生的，而且他们时刻都有可能失去手中的权力，而被迫寻求再次当选的可能。乍看起来，这种做法将确保党组织内的民主过程。民主原则的推行不但持久而且顺理成章,将在客观上防止形形色色的个人图谋和因循守旧。在宪政国家，必须由议会多数党负责组阁。同样，在社会党中,重要的职位必须由那些在党代会上代表主流意见的党员担任。所以，党内元老必然要让位于党的新生力量,让位于那些在数量上赢得优势的新骨干，哪怕后者仅仅获得了51%的支持率。而且，必须设法避免同一批人长期身居要职，以免他们积习成癖，将自己视为当然的领袖。然而，在那些组织严密的政党组织内部,实际的情形与这里的理论相距十万八千里<；对习惯的依恋，以及对稳定的本能青睐，经常使人们将目光放在过去而非现在。政党领袖的职位之所以长期被同二些人控制,并非特定时期党内力量对比使然，而仅仅是因为一切均已成为既成事实。正是由于这种群体性的惰性,或者委婉一点说就是惰性规律，使得领袖们只要愿意便可长期身居其位。，这种趋势在德国社会民主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那里，领袖们的地位实际上是不可动摇的。每两年产生一批全新的领导班子本来早应是社会党的惯例，从而为其他所有民主政党树立榜样。然而，对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种做法非但未成为惯例,相反,任何试图推行g—机制的努力都会激起普通党员的强烈不满。在1900年美i兹(Mainz)社会党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投票通过了一项基本规定，要求在年度代表大会上,党必须通过投票或应绝大多数代表的要求，对整个执委会(共有七名委员,包括两位主席、两位副主席、两位书记和一位财务主管)进行“全面更新”。这一做法应该说真正体现了民主原则,但在实践中却收效甚微。在每一届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拿到的选票上总是印着那些即将卸任的委员们的名字。这不只表明这些领袖的再次当选已是司空见惯，甚至可以说是专门为了确保他们的再次当选。不可否认，从理论上讲,每个选民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将选票上的候选人的名字划掉,同时写上自己所中意的其他人，而且只要投票是秘密的，这样做更是易如反掌。不过，使用印制选票本身就对那些在位者有利。一句法国成语说得好，时来运转(Corriger la fortune);这种做法可以使领袖们对民主做出适当的修正（Corriger la democratie)。对候选人名单做出改变——尽管这只是投票人根据规定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利——却为大多数代表所反感，并且想方设法加以阻挠。这在1903年德累斯顿(Dresden)代表大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鉴于依格纳茨•奥尔(Ignaz Auer)的修正主义倾向，柏林的革命社会主义者筹划将奥尔的名字从选票上划掉，当这一消息传到德累斯顿时,立即引起了大多数与会代表的强烈不满，纷纷指责这种举动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最终，革命社会主义者被迫收回对奥尔这一指控。

　　在德国社会党这样一个远近闻名的民主政党中,正是通过这种做法，经过间接选举获得提名的领袖群体一旦获得权力，则终生受用。而所谓的重新选举则往往流于形式。临时的委任成了长久的任命，职位的占有变成长期对之觊觎的权利。、与贵族政体下的统治者相比，民主运动中领袖的地位更加稳固。他们的任职期限大大地超过了君主制下政府的平均任职期限。据统计,在德意志帝国，首相的平均任职期限为四年零三个月。而在社会党各部任职的官员中，我们发现同一批人在同一个岗位上连续任职竟长达四十年之久。纽曼在写到民主运动中的政党时这样论述道:“在这里，主要岗位上人事变更的频率比君主体制下由首相任命的国务大臣低很多。选举这一民主手段有其特定的目标指向。就具体问题而言，它并不具有可预见性，但从总体上说，与君主制相比，选举活动的确定性更高。在民主体制下,由于大众观念的更新只能一步一步缓慢向前，这就使该体制中总贯穿着一道世代因袭的潜流。在君主体制下，传统的形式无处不在;而在民主体制下，我们也经常发现，其存续的时间越长，就越为一套固定的语汇、程式和习惯所主宰。新的观念只有在全国上下流传相当长时间后，才能够借助那些已接受这些观念的特殊群体的努力，或作为普通大众意见改变的对应物，使掌权各派逐步取得对这些观念的认同。通过普选产生的议会机构本身所具有的这种刚性特征(Tenacity)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而不管它对整个共同体是有益还是有害。”除了德国，在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主团体中，类似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分析一下1910年2月3日意木利全国劳工同盟(the Italian General Confederation)起草的一份关于举行总罢工的声明中一段文字。声明一开始便开宗明义，宣称按照真正的民主原则，在正式宣布举行总罢工之前，必须首先在各支部获得表决通过。声明在对有关表决的细则做出明确规定的同时，还对同盟最后做出决定的议程细节做了明文规定。但声明同时又补充道，如果同盟执委会与地方各分支机构的意见相左——比如说，假如同盟执委会反对举行总罢工，而同盟成员的表决结果要求举行总罢工•~那么，这一分歧并不一定意味着对领导人的非难。这一点表明，在意大利工业无产者组织中,并未建立起像意大利国家那样的行政责任机制。在意大利,如果内阁提出的一项议案遭到议会多数的反对，那么内阁将面临不得不全体辞职的强大压力。而在英国，据韦布夫妇(Webbs)的研究发现，劳工组织中行政人员职务上的稳定性要远远超过国家公务员。在棉纺技工协会（Amalgamated Association of Operative COtton Spinners)，只要普通成员对协会领导人的工作表示满意，后者可以按照规定长期任职。

　　显而易见，造成领导人长期在位的原因必须从传统的影响力中去寻找,后者不断使工人大众趋于保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我们前文已讨论过的，那就是人类所特有的那种崇高的知恩图报的情感。一个为党的创立做出积极贡献，历尽坎坷，并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的同志若是没有被选上，那无疑太残忍了，理应受到广泛的谨责。不过，虽然大家给予那些久经考验的行家里手以普遍的支持，并将他们的合作视为不可或缺，伹许多同志并没有资格获得这样的待遇。某些个人仅仅是因为自己获得了某些明确的职位，就使自己的地位变得不可动摇，或至少说是很难被他人代替。就其本性而言，任何民主性组织总是建立在一定的分工合作基础之上。而只要有分工，必然需要专业化，从而使专业人士变得不可或缺。在像德国这样的国家，这种情况尤为明显。在那里，普鲁士精神主导一切。为了使党安全度过军警、官僚以及严酷刑罚为党的工作设置的重重障碍，只有在党的领导集体保持高度稳定的情况下，党才能确保其自身的连续性。

　　还有另外的动机在促使党趋于保守。在工人阶级的组织中,无论该组织的建立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是经济目的，与国家官僚机构一样,领导人必然要在某一岗位上任职相当长的时间，以使他熟悉自己所要承担的工作，获得实际的工作经验，因为除非给予他足够的时间去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否则他绝对不可能成为一名称职的领导者。而且,如果他知道自己随时都可能被解职，便不会对自己的工作投人很高的热情,也不会将自己所追求的目标视为自身的一部分;必须使他认识到，除非有某些突发性的特殊情况，没有必要担心自己可能失去职位，从而使他具有一种安全感。官员任职期限短固然能够体现民主精神，但无论从技术还是心理角度考虑，都是不可取的。因为那样做无法激发公职人员必要的责任感，从而为管理上的杂乱无序打开了方便之门。对那些推行议会体制的国家，整个政府内阁机构必须以议会中多数议员的意志为依归，因此，众所周知，玩忽职守、政局动荡时有发生。只要内阁总理每隔数月就要更换一次，这使得每一个获得权力的人上任后的头号大事就是如何尽最大可能以权谋私。另外，政府频繁更迭、朝令夕改，使其很难控制局面。而且，对于那些玩忽职守、滥权施法的人来说，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责任转嫁到他人头上。“轮流坐庄”（Rotation in office)——正像美国人所称的那样——无疑体现了一种纯粹的民主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防止等级制官僚习气的滋生。然而,这一优点却被领导人因为任期短暂而疯狂敛取这一弊端大大地抵消T，后者所造成的后果无疑将是灾难性的。另一方面，君主体制的一大优点便是:为其子嗣的利益计，世袭君主常常与自己的职位有一种毫无偏私的、持久的利益关系，这使他能够尽量避免推行那些对自己国家命脉产生破坏作用的政策。这就像地主不会采用那些虽然能够为自己带来巨大的短期收益却严重破坏地力的耕作方式一样。

　　因此,不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不同组织之间的关系需要在人员和策略上保持某种程度上的连续性，而如果缺乏这种连续性，组织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将被大打折扣。这无论是对政党组织还是国家组织都是同样适用的。在欧洲的国际政治舞台上，英格兰总是无法得到其他盟国的信任,因为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对与英国达成的协议保持足够的信心，原因是联合无国的外交政策往往取决于执政党的意向，而执政党走马灯式地更替。同样，对一个政党来说，领导人过于频繁地更换，使其有可能在关键时刻无法找到有益的政治同盟。所以，纯粹的民主制度具有两个最为严重的缺陷:缺乏稳定；无法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这种缺陷源于拥有主权的大众为参与管理自己事务而得到认可的权利。

　　为了确保领袖对大众意志的服从，使其成为一种单纯的民意执行者，一些初级民主制(Primitive democracies)除了采用以上列举的诸项措施外，还一直试图借助道德强制(Moml Coersion)的手段。在西班牙，1808年爱国革命军政府(Junta)要求,政府将军与法国谈判时,应当有30位无产者工人陪同前往。后者最终迫使将军违背自己的意愿,拒绝了拿破仑政府提出的所有谈判建议。在现代民主政党中，类似现象也屡见不鲜(主要取决于政党本身的发展程度)，即普通成员所选出的代表大会代表已得到明确的授命。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防止代表们在关键问题上做出与他们所代表的大多数人的意志相反的决定。当所涉及的问题.简单而且明了，这种预防措施也许是有效的。然而,由于代表們没有进行自由选择的余地,他们实际上变成政治上的傀儡，他们不能针对代表大会上的争论或会议辩论中所暴露出的新情况而做出灵活应变。这样所造成的结果便是，不仅决策前的任何讨论都成了多余，而且由于会议上的投票活动并不反映代表们的真实意愿，这就使投票本身往往充满了假象。在此后的年代里，给予代表的强制性指令日益减少,因为人们越来越发现,这种做法削弱了党组织的凝聚力,使党的领导集团内部人心浮动,责权模糊。

　　随着领袖与普通大众日益疏远,而领袖集团内部的职位座次需要排定时，他们不是通过普选而是通过选拔(Cooptation)的途径。为了不失时机地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意愿滥设职位。这样,领袖们便日益形成一个封闭的小集团，在政治上相互结盟，画地为牢，党同伐异。对他们来说，由谁继承自己的职位不是普通大众说了算，而是完全由他们自己来选择继承人。通过直接或间接行使自己的意志，在本集团内部进行权力父易。

　　这正是我们如今在有着稳固基础的工人阶级组织中所经常见到的情况。1908年，一份提交意大利劳工组织莫德纳(Modena)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明确指出，领导者必须能够知人善任，必须能够在总体上发挥政府所具有的职能。在英格兰，这一点已被付诸实施，在某些情况下，组织中新一代薪给人员往往是由老一代直接挑选的。无独有偶，在德国，工会组织中约有1/5的薪给人员是由最高领导机关任命的。而且，由于工会代表大会上几乎都是这类青一色的薪给人员,对个别工会工人来说，他惟一能够借以表达.个人意见的渠道就只有劳工组织的出版物了。在以其革命性著称的法国劳工运动中，劳工总同盟(the Confederation Generale du Travail)书记有权提名同盟执委会候选人名单。他可以向那些在执委会中没有代表的地方劳工联合会(Bourses du Travail)推荐自己认为适于其位的人员名单,并使他们能够当选。

　　在德国社会党中,全国或地方委员会和中央执委对候选人的确定拥有否决权。然而正是这种否决权导致了这些机构的寡头特性,使得各级委员会成了实质意义上的政府，使各支部丧失了一项基本的民主权利，即行动上的自由权。同样，在荷兰，社会主义者要获得参加议会选举的候选人资格,必须征得党的执行机构的批准，后者的地位与德国社会党执行机构的地位一样不可动摇。对执委会中那些任期即将届满、具有相当资历的委员来说，只要他们希望再次当选，往往都能如愿以尝。同样是在荷兰，我们也不难发现社会党官员中所普遍存在的明显的多元化倾向。

　　另外，在候选人提名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另一种严重的带有寡头特性的现象，即裙带关系(nepotism)。候选人的挑选总是被控制在一小撮人的手里，他们包括一些地方领导人及其助手,正是由他们向普通工人大众推举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在许多情况下，选民的支持往往被视为某一家庭的私产。在意大利，虽然民主原则得到普遍的服膺，然而我们却经常发现，当某位代表病逝或无法继续任职时，支持他的选民毫无疑问地将选票投给他的儿子或他的弟弟，这就使该职位始终掌握在同一家庭成员手中。

　　那些对世间的种种悖论现象情有独钟的人,可能倾向于将这一过程视为民主从投票式波拿巴式政体（plebiscitary Bonapartism)向世袭君主政体过渡的最初症候。

第二节 领袖和政党在财力上的支配地位

　　在德国社会党内部，极少有领袖开小差或背信变节。这与法国社会党特别是该党议会党团领袖形成巨大反差。在1893年8月20日举行的选举中，法国社会党有六名代表进入波旁宫(Palais BourBon),他们分别是:鲍林•迈林(Paulin Mery)、阿尔丰斯•休伯特（Alphonse Humbert)、A.艾贝尔•霍韦拉克（A.Abel Hovelacque)、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皮埃尔•理查德(Pierre Richard)、厄内斯特•罗切(Emest Roche),。这六人当中，只有著名的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霍韦拉克一人始终对党忠贞不渝，而另外五人如今已公开站在社会党的对立面。众所周知,米勒兰曾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到1904年他就与社会主义运动背道而驰。在1906年5月所做的一次竞选演说中，米勒兰已不再使用“社会主义”一词，而他的竞争对手正是社会党的正式候选人、马克思的女婿、社会学家保尔•拉法格(Paul Lafaigue)。如今的米勒兰公开反对集体主义，成为一位爱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而其他四位前社会党议员甚至更早地退出社会主义阵营。与布朗热（Boulanger)将军的名字相关的那场小小的政治风波，就足以将那些领导法国无产者革命的斗士的所谓社会主义信仰摧跨。如今,他们都服膺于神圣的民族主义诉求。鲍林*迈林成了布朗热主义领导人之一；1906年5月，在第二轮投票中，当他与资产阶级激进派人物费迪南•布伊松(FerdinandBuisSon)相遇时，他所在选区的社会主义者立即转向支持布伊松。德雷福斯(Dreyfiis)事件期间，休伯特成为军队参谋部得力干将。厄内斯特•罗切一度是布朗基(Auguste Blanque)的信徒,后来却与奥•瓦扬(EDouardVaillant)为伍,后者是一位著名的布朗基主义者，目前正担任昂利•罗切福特(HenriRochefort)的助手。在最近巴黎第十七区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罗切败给了社会主义改良派人物保罗•布罗西（Paul Brcusse)，尽管曾一度是无政府主义者并首先倡导在西欧进行理论宣传的布罗西最近失去了革命派工人的支持(作为巴黎市政委员会主席,布罗西在私人别墅宴请阿尔丰斯十三世，此举正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毋庸置疑，即使在今天，罗切仍是布朗基唯物主义党（Parti Blanquiste ni Dieu ni Maltre)的一员，该党在每个星期举行的多少带有私人性质的集会上反复强调“毫不妥协”(Intransigeant)。然而，该党只是说一套做一套。因为尽管它设有一些支部，但在政治活动中不发挥任何作用。在所有现实政治问题上，这一小撮人与反犹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流合污。从理论上讲，只要罗切一有机会与后两者套近乎，他便毫不犹豫宣称自己是“共和国社会主义及祖国不会腐败的英雄”(le champion incorruptible de la republique,du Socialisme et de la Patrie),他的反资本主义立场显得格外软弱，而他的沙文主义倾向却表现得尤为明显。

　　与法国的情形相反，德国社会党与意大利及比利时的社会党一样，有幸拥有信仰坚定、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事业的领袖。德国社会党的领袖队伍经常由于其他左派政党的加盟而不断得到强化，如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奥•倍倍尔(Auguste Bebel)，《法兰克福报》(Trkfurter Zeitung)的马克斯•克瓦克(Max Quarck)和鲍•巴德尔(Paul Bader),以及曾创立国家社会党以对抗社会党的保尔•格里(Paul Gfihre)和马克斯•穆伦布里尔（Max Maurenbreher)。而且，德国社会党领袖集团中的杰出人物中途退出社会党的并不多。只有少数无足轻重的领袖例外,如马克斯•洛伦佐(Max Lorenz),曾任《莱比锡人民报》（Leipzdge Volkszeitung)编辑，后来加入国家社会党，担任《反社会民主党通讯》（Anti-Sozialdemokratische Korrespondenz)编辑;还有年轻的路德维希•雷文特洛(Count Ludwig Revendow),他在1906年成为反犹主义的代表人物;此外还有几位名不见经传的学者以及一两位中途加入无产者队伍的人士，如编篮匠出身的费舍尔(Fischer)。严格说来，单纯脱离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党而加入其他形式的好战的社会主义流派并不能被视为背叛行为,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是狂热而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如莫斯特(Johann Most)议员，曾是奥格斯堡(Augsburg)小有名气的装订工人;威尔海姆•哈塞尔曼(Wilhelm Hasselmann)议员，化学家,1890年与社会党公开决裂，起先追随反议会社会主义，后来又转而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如果将他们统统说成“变节者”，那就将脱离一个组织化政党与背弃工人阶级解放这一信念混为一谈。即便那些可以被认为背弃了社会主义信念而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那些脱离德国社会党的变节者，没有一位曾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如今,在德国，斗志昂扬的无产者对自己先前的代言人与社会主义者的敌人一起在政府中供职已经司空见惯。在德国，没有一个人能像阿.白里安(Aristide Briand)那样，昨天还晕总罢工的积极倡导者，并为反军国主义立场积极辩护，公开声称自己同情反军国主义者的“为了制止战争甚至不惜公开反对政府”的政治立场，而今天他却作为政府公共教育部长，积极支持他的内阁同僚对反军国主义者采取镇压手段。对德国人来说，约翰•伯恩斯(John Bums)这个名字可能相当陌生。1886年，作为一位劳工领袖，他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失业工人示威游行,并公开表示要捣毁宫殿，洗劫商94店，这在英国首都的资产阶级中间引起了一阵恐慌。然而,几年之后，伯恩斯成了伦敦地方政府董事会主席。当劳工代表委员会在议会中提出一项要求议会出面帮助失业工人的动议时,伯恩斯却宣称，自己既不是一个出入酒馆的政客,也非一位有着菩萨心肠的慈善家,心甘情愿用工人们的血汗钱去援助那些所谓的失业者，他要求工人们平时注意节俭，不要花那些毫无价值的冤枉钱。工人们曾对他们领袖的真诚和坚定性格充满信心,如今一切却都化为泡影。工人们在政治上丧失斗志，道德上失去信心。他们陷人麻木不仁、偏狭封闭(one-sided specialization),如新工会主义（new unionism)，或盲信于合作化运动，或某种形式的自由意志主义，自绝于政治组织以及审慎的议会活动。在法国，这种情况屡见不鲜。白里安步米勒兰的后尘，而米勒兰则步路易•勃朗(Louis Blanc)的后尘。而绝大部分工人大众则分裂为两部分，一部分坚决主张逊位，而另一部分人则受到法国人所说的我行我素观念的支配。在德国、意大利以及比利时，至今仍未出现类似法国的那种令人不安和沮丧的现象，这就使(如果不是惟一原因)那些“久经考验、值得信赖的”政党领袖常常对自己过分地盲目自信。任何不带偏见的旁观者都不难发现这一点。实际上，在德国，对于政党领袖来说，除了上述原因賦予其权威并使之不断趋于集中化之外，还有诸如组织意识、对领袖指引的强烈渴望(这一点在德国无产者中间表现得尤为明显)以及党内那些才能突出、经济上能够独立的人相对缺乏，等等，进一步推动了领袖权力的集中。正是基于此种特殊情况，使得德国社会党领袖可以避免由于个人之间的恩怨或策略上的分歧而带来的消极性影响，否则，像在意大利和荷兰发生的那样，将引发领袖与党员大众之间的激烈冲突。尽管在意大利和荷兰，社会主义领袖的权威地位并未受到动摇。

　　可以说，德国社会党领袖并未脱离普通的工人大众，尽管领袖在策略上时有分歧，但总体来说，他们所采取的策略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相当的一致性，领袖与大众之间观念上仍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总之，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以及(尽管与前者相形见绌)议会党团仍能够反映全国各地党员的一般意愿。组织化的德国工人之所以能够给予那些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代表他们的领袖以充分的信任,主要在于领袖总是从道德和政治上向工人们承诺他们所渴望的安全感。毫无疑问，这种安全感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地看，大众将自己的利益委托给他们的领袖是合情合理的。然而，毋庸置疑，造成领袖地位不可动摇的根源同样错综复杂。有人认为,使德国劳工领袖地位稳如磐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的道德从未受到形形色色的诱惑的侵蚀。这正如一位从未成为男人追求对象的少女一样。如果就领袖们坚决维护党旗这一特有政治品质而言,这一解释不无道理。在一个没有代议制政府的国家，君主可以不顾议会中多数议员的意见而自行从主要行政机关官员中遴选政府各部部长从而使大众代表通往官场的通道被堵死,这就在事实上（ipso facto)避免了领袖精神上的堕落，后者集中表现为:在部长职位的诱惑下，社会党领袖会在不同程度上改变自己原有的斗争立场。同样也排除了旨在改变现有经济秩序基础的革命社会主义者走向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张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一直关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并对之抱有深切同情的拉布里奥拉(Arturo Labriola)，以不无讥讽的口吻预言，只要有朝一日德意志政府主动让出一官半职，社会主义者便很容易满足，“改良主义的流毒”将在德国蔓延。他进一步指出,这种传染病的病菌已经在四处传播。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时至今日，尽管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封建特性仍然影响着德国的法律和人们的思维习惯，弁对劳工领袖的个人野心施加了必要的限制，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仅仅从缺少诱惑这一点去解释劳工领袖权力稳固这一事实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就诱惑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而言，德国劳工领袖所面临的诱惑并不比其他地方劳工领袖少。不管一个政府如何独裁，都会不失时机地拉拢腐蚀任何对政府权威构成威胁的运动领袖。为此，任何国家都有专门的资金，它是得到人民代表同意设立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德国劳工运动领袖即使并不具有早期意大利劳工运动领袖所具有的那种福音派教士般的道德品质，也总是能够抵制任何试图通过贿赂腐蚀他们的企图。有关，1872年德国劳工总同盟(Allgemeiner Delltsche Arbeiterverein)主席施韦泽(Johann Baptist von Schweitzer)的贿赂丑闻至今尚未水落石出。当时性情暴躁的倍倍尔带头谴责施韦泽，并最终促使后者被开除出党。现在看来，倍倍尔也许完全搞错了。但这样的事情在德国社会党那里并不少见。即使党的领袖集团中的那些下级官员——我们也许可以将他们称为非特派官员（non-Comissioned officers)-也能够不为警察的威逼利诱所动。虽然有时他们也接受贿赂，但总是立即上缴《前进报》或其他社会主义机关报,登载声明要求行贿人在一定时间内前来认领，否则，将被充做党的活动基金。

　　德国社会主义运动领袖之所以这样忠贞不渝，原因可谓多多。其中有些原因是观念上的:德国人特有的对自己本职工作的热爱，忠于职守，长期以来与其他同志一道遭受迫害，工入及其代表被孤立于资产阶级世界之外。他们坚信，只有一个结构严密、团结一心的政党才能将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转化为现实的行动，所以,他们对那些脱离组织化政党、散兵游勇式的社会主义斗争极其反感。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原因，使得德国社会主义者对组织有一种本能的偏爱，后者能够抵挡任何来自外界的冲击。社会主义者行动中常常表现出的这种对党组织的依附，，构成了德国社会主义大厦赖以立基的最为牢固的基石。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理解在历次危机中和危机后社会主义运动领袖的所作所为，用不怕亵渎的话说，这些危机足以使许多领袖公开弃党而去。而正是那种对党的爱戴之情，使得绝大多数党员都能与党组织取得高度认同。E.伯恩斯坦和K.艾斯纳(Kurt Eisner)等人即使在经历了几乎要将他们赶出党组织的激烈冲突之后，仍保留自己的党员身份。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这类斗争的过程中，这些人总能够保持个人的人格尊严,而如果没有这种人格尊严,任何有着起码自尊的人是不可能在党内立足的。

　　这种观念上的动机也得到另一种同样重要的物质动机的强化。党的工作人员的薪给制度成了一种纽带，任何同志无论如何都不敢轻易割断。德国社会民主党为其工作人.员提供酬金，使后者能够抵御各种形式的物质诱惑。但是在法国、英国、荷兰、韋大利等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宣传(无论是口头的还是文字的)，主要依靠志愿者。而在德国社会党内部，从未听说其宣传活动是由志愿者进行的。在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主要依靠个人热情、个人的主动性以及个人的献身精神实现的;而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依靠的是忠诚、纪律以及酬金的激励。例如，我们可以发现，在其他国家社会党历史上，一些重要期刊，如米兰的《社会主义先锋报》(Avanguardia Socialista)和阿姆斯特丹的《新时报》都是由个人自发创办的，而且这些刊物的维持主要还是凭借个人的政治理想主义。虽然经常入不敷出，而且投稿人几乎分文不取，这些刊物仍照常发行。相反,在德国，柏林的《前进报》、《莱比锡人民报》以及《新时代》都是由社会党创办并资助的，它们拥有给薪编委，投稿人也能得到相应的稿酬。不过，如果以为社会主义的宣传家和党的官员所得的报酬将使他们用工人们的血汗钱支撑自己的奢华生活(由于“值得尊敬的”媒体以及那些经常光顾俱乐部的有闲阶级的近乎可笑的无知,使得他们往往这样认为），那就大错而特错了。社会主义的新闻工作者的生活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挥霍无度、放荡不羁，他们每天从事的工作并非轻而易举。他们需要高度的自我克制和牺牲精神，他们经常为了工作而心力交.瘁。与其工作量和工作难度相比，他们所得到的报酬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凡是对社会主义出版机构中的工作和报酬以及党的工作人员的生活状况有基本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马克斯•克瓦克(Max Quark)、阿道夫•穆勒(Adolf Muller)以及其他许多人，凭倍他们的个人能力和受教育水平，如果他们选择其他职业,他们所得的报酬则要远远高于现在的收入。

　　德国社会党对所有涉及党的工作支付酬金这一做法，应当能够使读者对德国社会主义者活动的某些特点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但与此同时不能认为所有为党的工作都有报酬。在边远地区，党组织相对薄弱，周报发行量小,财政吃紧，因此，党的许多工作都是无偿的。而且，在许多地方,当地同志作演讲都不拿酬金。虽然面临重重阻力，但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理想主义仍具有相当的感召力。在选举期间以及其他时候，许多社会主义者主动放弃节假日休息，为党做义务宣传,不辞辛劳地散发传•单、选举演说词以及印有社会主义标志的挂历，等等。而且，做这些工作不仅要经常四处奔波，并忍受生活上的困窘，而且还要承受来自四面/v方的谩骂，随时都有可能遭到逮捕，而且时刻准备承受那些被激怒的反犹主义者和牧师般的农民的人身攻击。

　　然而，总的来讲,在德国，从最无足轻重的报纸通告到冗长的公开演讲，社会党都为他们提供酬金。尽管这种做法在相当程度上使党丧失了那种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热情，降低了进行义务劳动以及自发性合作的积极性，但它极大地提高了党组织的凝聚力,使党具有了人事上的权威。虽然党已经没有了先前的灵活性和首创精神，社会主义信念也不及先前那样坚定，但这些都是党进行活动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基础所在。

　　为什么那些被公认为出类拔萃的人总是愿意服膺于党的意志而不是与党组织彻底决裂？许多对社会主义有着独到见解的批评家如恩斯特·闪特(Ernst Giinther)都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他们发现，如果这些人与党组织决裂,必将危及他们个人的政治生

　　涯，他们将不再“充分代表工人们的利益”。毋庸置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是最能体现工人阶级利益的纲领，所以,摒弃这一纲领便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利益失去保障。但同样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对于普通党员来说，将自己的经济利益与党的事业紧密联系起来，只不过为他即使放弃自己的信仰也能够继续留在党内提供了充足的理由罢了，而坦白地说,他对自己所在的党已没有了先前的那种认同感。”

　　有人这样写道：

　　Staatserhaltend sind nur jene,

　　Die Vom staate viel erhalten.

　　尽管这里不无夸大之词，但其中也道出了某些真理。而且这种批评不仅适用于政党，它同样也适用于国家。薪给制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党组织的官僚化，使权力不断走向集中。对党(即代表多数的政党领袖)财政上的依赖，使整个党组织被牢牢地绑在一起。事实表明，党内最顽固的保守派人士，往往是那些对党组织依赖性最强的人。当这种依赖性达到一定程度，便会对他们的心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不难发现，如果社会党议员不是由国家而是由他们各自所在的政党组织提供薪金的话,他们对自己的党组织便具有强烈的依赖感。相反，如果他们的薪水由国家提供，那么他们首先认同的是自己在议会中的同僚,即使他们能够进入议会完全仰仗于社会党的支持。

　　众所周知，工会组织能够吸引成员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组织为其成员提供多大的经济好处。这样看来，德国社会党应当从工会运动的成功经验中受到启发，将目前完全由党的官僚机构垄断的某些特权扩大到普通党员。在1904年布莱梅(Bremen)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负责社会党财政工作、时任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奥托•格里奇(Otto Gerisch)就党组织存在的问题作了演讲,其中就提议对上述办法予以考虑。在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工会组织比社会党搞得更好之后,格里奇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在他看来，工会组织之所以获得了比社会党更多的优势，在于工会组织为其成员提供了更多的“追加好处”。格里奇进一步指出，对于工会组织来说，只有为其成员提供大量的经济支持,工人们才能够对工会保持高度的信赖，其成员数量将迅速增加，组织本身也将更趋稳定。沿着这一思路，格里奇说:“值得指出的是，鉴于自己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苛尼斯堡地区(Kenigsbeig)的同志肯定在组织和宣传工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甚至为党内成员提供丧葬费用。这一做法真可谓明智之举。与工会组织相比，社会党明显处于不利地位，我们无法为党员同志提供任何直接的好处。不过这一局面迟早要得到改观。”我们不知道格里奇的这一席话是否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党将在党内建立生活保障制度，或者他仅仅是在极力向社会党推荐这一做法。另一位代表意大利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Avanti”)出席大会的奥达•奥伯格(Oda Olbeig),是从前一种意义上理解格里奇的讲话的，他将这篇讲话视为“蜕化堕落的危险信号”叱可以肯定，在德国社会党内部，人们越来越看重直接的物质上的好处，这种倾向将使党组织转化成一个以社会主义为装饰的无产者的保险协会。显然，这一倾向将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加入党组织，从而使党的力量不断壮大。与此同时，社会党的官僚机构也将得到空前的发展。至于这种倾向将对社会党与国家机器之间真正的力量平衡、政党的道德感召力、内部凝聚力以及策略上的一贯性，等等，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无法在这里逐一进行讨论。上述事例已经足以引起我们注意薪给制度对组织的维持和巩固所发挥的作用。

　　在贵族体制中，只要其基本保持自身的财阀特性，选任官员经常是不拿报酬的，即使该职务需要他们投入全部的时间和精力，这一职务完全是荣誉性的。他们出身上层阶级，腰缠万贯。在他们看来，出于个人荣誉上的考虑而为公共事业，或因在国家机构身居要职花点钱甚至慷慨解囊是完全值得的。这在许多现代民主国家也屡见不鲜。伦敦市长阁下以及英国其他主要城市的市长都是不领薪水的。同样,意大利的市政官也是如此。由于业余生活等方面的补贴一般来说相当少，这些官员必须拥有雄厚的个人资产，以保证他们的日常开销。他们要么是暴发户，要么家底殷实。同样,对意大利议员来说，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意大利,政府反对给议员提供薪水，因为在政府看来,国家的选任议员接受薪金是不光彩的和欠妥当的。加之意大利社会党财政括据，这就使得手工工人首先被排除在议会活动之外。1909年,意大利议会中36位社会党议员中只有两人出身手工工人(同时担任工会领袖)。这样，党在立法机关的代表很可能只局限于少数富人，即那些既有时间又有钱，从而能够负担得起没有薪水的职位和不断迁居所带来的费用的人们。而在法国，议员们的薪水相当丰厚，人们发现，在议会中，往往是那些最富有的人代表最贫困的选民。

　　民赃在某些民主主义政党特别是那些经费来源紧张的政党中，在党的机构中任职往往也只是荣誉性的。由于那些拥有相当财富的人能够通过为党提供财力上的支持而在党内获得并保持其影响力，所以党内常常会形成一个特殊的财政上的权势集团。在党的出版机构,由于缺乏足够的财力支持，它们被迫依赖那些较为富有的党员提供的资金来维持。这样带来的结果便是，作为报社的主要股东,他们顺理成章地左右了报社的活动。在法国，我们可以找到这一方面的典型例证。《人文科学》杂志一度得到了犹太富商的私人财团财力上的支持。在确定参加党代会的人选时，首先考虑的是那些能够且愿意自己支付差旅费的人。结果,与一些国家的议会党团类似,党的最高权威机构——党代会被那些经济上相对宽裕的人们所占据。这在意大利、法国以及荷兰等国家均不难见到。而在德国，这种现象却很少发生，一方面在于社会党成员中很少有人生活富裕，另一方面则在于社会党自身的财力充足。所以，在德国，真正的差距并非党员之间的差距，而是不同地方支部之间的差距。不难想见,对于那些财政拮据的地方党组织来说，派代表出席党代会往往充满难言的苦衷，特别是在会议召开地与当地相距甚远的情况下更是这样。结果，对于那些财力紧张的支部来说,在由于无法找到既有时间、金钱，又愿意自费出席党代会的代表的情况下，不得不干脆打消派代表参加党代会上的念头。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党内舆论是坚决反对这种做法的，指责那些按照这种标准产生的代表是“勉为其难的代表”，认为以这种授权方式产生代表的做法是对党的背叛,是腐败行为。1904年布莱梅代表大会上,围绕弗因德里希(Fehndirch)事件，大会将其指责为公开的犯罪。这样的指控有失公允。因为对一位党员同志来说，自己掏腰包出席党代会往往需要更强的牺牲精神和敬业精神作后盾，这与那种由地方党组织出资让他出外休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就党代会本身的代表性而言,那些规模较小的地方支部往往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已经采取过许多方案。例如，为了实现所有地区平等代表权的民主原则,1903和1904年,马尔堡(Maituig)支部两次提出建议，要求所有出席党代会代表的个人开销均由党的中央财政承担，这项建议未被采纳。随后又有人提出另一种解决办法，即把数个地方支部合并成一个地区联盟，例如汉萨-拿骚（Hesse-Nassau)联盟就做出了这样的规定:“那些没有能力承担其参加党代会代表与会费用的地方支部，每年将通过抽签选定一个支部，该支部出席党代会代表的一切费用将由联盟承担。”顺便提一下,联盟的十个支部中有五个支部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才可能获得出席党代会的机会。

　　对于那些有着充足经费来源的政党来说，并不需要较为富裕的党员财力上的支持。这不仅有助于避免后者在党内产生过分的影响力，而且能够为本党培养一批忠诚的官员。他们之所以对党忠贞不渝、尽职尽责，是因为他们要靠党组织来养家糊口。早在1906年政府允许政党为其成员支付酬金之前，德国社会党便开始为其议会党团成员发放工资。这样,绝大多数生活拮据的社会党领袖在进入议会的同时，仍然是党的正式成员，并与绝大多数社会党议会党团成员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与法国的情形正好相反，在那里，形成了一群“独立社会主义者”。连法国社会党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在经济上独立于党组织的政党领袖对党构成了威胁。在那些政府和党均不为人民代表支付酬金的国家，很可能会出现财阀统治，因为议员必须是有钱人才能够担任。不过在法国，财阀统治的危险不是由于议员们没有工资;恰恰相反，他们每年的工资高达60。英镑。因此，为了抑制本党议会党团成员收入水平，并使党的财政有一个可靠的来源，法国社会党规定，凡是以社会党的名义通过选举进入议会的议员，必须将其年收入的1/5即120英镑上缴社会党财政。为了逃避这项税金，许多法国社会党议员索性宣布退党。1905年，法国议会中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者集团，其中原因固然多多，但首要的原因还是希望逃避这一高额税赋，将那一部分本来是政府作为工资发放的现在却要上缴党的财政的数额不小的资金留为己用。即使那些为了保住自己的席位而在口头上权且接受有关上缴的规定，多数人往往是一拖再拖，迟迟不予兑现。在每年的党代会上,就如何迫使那些赖账的社会党议员兑现他们的义务，都要进行无休止的讨论。然而(这也许又是历史的一个反讽），人们却很快发现，剥夺议员们的部分收入并不能有效地防止党内财阀寡头集团的产生。根据1910年尼姆(Ntaes)代表大会上社会党执委会提交的报告，在党128,000法郎的总财政收入中，有67,250法郎是社会党议会党团成员上缴的资金，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显而易见，这当然有利于议会党团成员维护其在党内的主导地位。他们是党的行政开支的主要财政支柱，对党的事业举足轻重，理应受到所有普通党员群众的尊敬。

　　一般来说，一旦原来的体力劳动者成为雇佣者，他们并不是容易对付的上司。他们多疑，而且极端苛刻。对被雇佣者来说，如果他没有足够的手段避免他们那些泥腿子出身的八面玲珑的上司们的控制,他们将受到(正如他们常常所抱怨的)比任何私营业主对待他们的更为糟糕的待遇。就那些领取薪水的党的领导集团成员来说，每个人都将自己视为资本家并以资本家的行为方式行事。此外，体力劳动者常常无法理解脑力劳动的重要意义。

　　在罗马,许多生产性合作协会都按照体力劳动者的标准规定协会商业和技术方面管理人员的工资待遇。德国也曾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米用同样的做法。1898年在格尔森基尔欣(Gelsenkirchen,即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中译者注)举行的基督教矿工集会上，代表们要求矿工领导人之一布鲁斯特(Brnst)应作为矿工继续下井劳动,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他将伤害到他的矿工同志们的尊严。1892年柏林社会党代表大会上,代表们花了数小时专门就一项动议进行讨论，该动议要求将党的工作人员的最高工资限定在每年125英镑以下。而在1894年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有关将两位书记的工资增加25英镑的提议虽然经过了好几轮投票,然而最终却由于没有获得多数支持而被摘浅。长期以来，在德国社会党内部一直盛行这样一种错误观点，认为给党的工作人员支付薪水，甚至给那些为党做宣传工作的人员支付酬金，只是一种恩赐（gratuity),—种“小费”(PouiBoire)。在社会主义的报业机构，编辑们的收入往往远不及一般的管理人员甚至排字工人。尽管这一现象已有所改观，但在体力劳动者中间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他们总是极力将政党官员的工资收入保持在一般工厂工人的水平。几年前，某一工会组织通过了一项动议，规定工会工作人员应当按照工时计酬，标准采用他们各自所在产业的平均水平。直到现在，在限定工会组织中工作人员薪水的过程中，许多人仍然主张他们的报酬应当低于资产阶级雇主付给同样劳动量的报酬水平。尽管如此，总的来讲，可以说，德国工人阶级如今已经对其工作人员丰厚的收入司空见惯。这一方面是由于工会和社会党财政状况的改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工会和党的工作人员成功地避免了在党代会上大张旗鼓地讨论他们的收入问题,而是将其仅仅作为委员会私下讨论的议题。

　　然而，在法国，由于社会党议会党团成员年收入高达60英镑，所以工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对其工作人员的工资做出限制。15,000法郎的收入在工人中间激起了普遍的不满，使得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一直反对工会组织中的工作人员收入超过每年60英镑。1900到1901年间，劳工总同盟(ConfederationGen6raleduTravail)书记、司库以及秘书三人工资加起来只有3，173法郎(即每年40英镑多一点)。印刷工人联合会的两位主要负责人每人的年收入只有144英镑，而司库的年收入为48英镑。金属业工人联合会1905年全年支付给三位主要负责人的工资分别为112英镑,而七个地方支部的书记的薪水只有95英镑。就是这样该联合会认为巳经很高了。

　　在意大利,在社会党和工会组织中，还未出现大批雇佣工作人员的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缺乏资金的缘故。长期以来，工会和党的地方支部的书记、行政人员以及司库都是临时设立的职位，其日常工作完全凭借个人的善意和奉献精神。直至1905年，只有印刷工人联合会才有专门的图书保管员和财务管理员。即使到现在，劳工组织的活动仍十分粗糙，而且缺乏基本的连续性。实际上，近年来，各种工会以及劳工联合会(Bourses du Travail)的固定工作人员呈持续增长之势，然而他们的薪水仍相当低。根据里纳尔多•里格拉(Rinal Dorigola)的报道,这些工作人员的薪水已经从原来每月100里拉提高到20。里拉，“如今，任何体面的组织为其工作人员提供的薪金都不会低于这个标准”。然而,这一增加幅度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20。里拉的月薪还是无法吸引那些熟练工人放弃他的本职工作而去担任工会领袖。即便这样，假如我们相信工团主义者，甚至在意大利，工会领袖也日益变得游手好闲。即使在那些财力雄厚的英国劳工组织的领袖那里,也时常遭到谴责。

　　社会党和工会组织为其工作人员提供的工资之所以微薄，原因不仅仅在于雇佣者的傲慢和专断，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只要他们成为雇佣者,这种傲慢和专断便根本无法避免。对于那些组建不久的组织来说，其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缺乏经费。而且，实行低薪制还出于一个现实的目标，即希望工作人员应当出于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热爱，而不是将目光盯在这些职位所带来的物质利益上。它们希望通过这种做法有意识地培养领袖的理想主义,防止他们凌驾于无产者同志之上。在世界各国劳工运动的早期革命阶段，都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采用过这种手段。虽然劳工组织对其工作人员微薄的工资收入并不总是心安理得,但它仍然严格禁止党或工会组织成员接受政府提供给议员们的薪金。1885年，柏林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退出普鲁士州议会选举，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议会成员每天15马克的收入将使社会党成员脱离自己所属的阶级。

　　实际上,至少在工会运动的早期阶段，领袖的低薪制是一项有意为之的政策。然而这一做法并不能真正保证领袖们尽职尽责。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仅靠理想主义并不足以使他恪尽职守。人的热情并非可以长期储藏的物品。那些为了某种伟大的信念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人或许可以坚持几分钟，甚至几个月，但要让他们为同一信念始终不渝，常常是不可能的，即便这种信念并不需要他个人做出多大的奉献。甘愿自我牺牲如同一枚质地上乘的金币，它可以在一瞬间被花得一干二净，而如果我们将其化整为零，则会在不知不觉之间被花掉。所以，即便是在劳工运动中，领袖们不仅需要得到同志们的爱戴，获得良心上的满足感，而且需要不时地给予物质上的回报。在意大利农业工人建立自己组织的初期，明确规定:如果农会主席（capdega)或者工会领袖履行了他们的责任，就应当付给他们报酬。

　　那些工作人员应当得到足够的报酬，还有另外两个原因:首先是基于道德上的考虑，属于社会主义伦理的范畴。按劳分配，劳有所值。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如果工人得不到他应得的报酬,那么就意，味着他受到了剥削。其次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对领袖实行低薪制是危险的，因为它将一切都压在理想主义这一张牌上。爱德华•伯恩斯坦曾正确地指出，低工资常常导致行为腐化，道德沦丧。与那些能够从自己职位中得到稳定而充足收入的领袖相比，低薪领袖往往更容易为各种诱惑所动，更可能为了一己私利而背叛党。而且，低薪制并不能帮助防止寡头统治的形成，因为它不利于党的主要工作人员经常性地替换,从而间接地推动了寡头集团的形成。在法国，工会领袖的薪水仍少得可怜，所以没有形成能够接替老一代的新领袖。因此，在工会代表大会上，我们常常见到的是同样的面孔。

　　如果政党领袖没有薪水或薪水很低，并不能确保他们遵守民主原则，那么，另一方面，党的财政能力的增强(后者将使领导者薪金有可能得到大幅度提高），却可能进一步助长政党官僚专横跋扈。他们由于身居要职而控制着党的财政来源。在基督教的发展史上，我们发现，随着教会财力的增强，牧师及其他神职人员相对于教区的独立性便随之提高。作为教区的代表，他们掌管着商品的流通。所以，任何需要这些商品或企图从中牟利的人，都要看牧师的眼色行事。不仅对乞丐和领取救济金的人是这样,而且同样适用于那些旨在抬高牧师地位或企图接替其位置，即所有垂涎于僧侣的荣耀的人们。为了管理自己的资金和料理日常事务，基督教会需要将其工作人员分成不同的等级群体。这正是等级制的由来，它改变了基督教会本身的性质，使其偏离了自己原来的目标。所有需要对自身财政进行审慎管理的民主政党同样也会面临这样的危险。典型的如德国社会党。

　　1908年,在该党中央机构中，仅负责印刷的部门就有雇工298名,在该部门的净利润中他们没有一点份儿，他们对社会财富的管理也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对党的依附与对普通私营业主的依附没有丝毫差别。党的官僚机构牢牢控制着报章杂志、党的文献的出版和销售以及支薪宣传家的征召。对于那些不受欢迎的竞争对手或心怀不满的普通党员来说，所有这些收入来源随时都可能被政党官僚机构切断，而且在实践中这种事情也时有发生。在那些积极倡导马克思主义信条的政党组织中，权力的集中程度比马克思所预言的经济生活中的资本集中还要明显。在过去几年里，德国社会党领袖使用各种高压手段一例如对于那些与他们意见相左的候选人，政党领袖往往以不提供进行竞选宣传所需的人力或物力上的支持相要挟,尽管该候选人已经取得了当地党员同志的充分信任和支持。显而易见，这种做法违背了自由、博爱原则。，这样必然造成高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等级差别。而这一切都是由金钱巨大而神奇的无形魔力造成的。对于这一工人阶级政党组织的核心特征，借用布朗基(Blanqui)的格言就是“没有救世主”。

　　最后，应当简单提一下劳工组织在经济上可能产生的另一种影响力。对于酒馆老板或小店主来说，其顾客主要或全部来自工人阶级妇女劳工。他们在经济上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社会党和工会组织。也就是说，他们依赖于劳工组织的核心人物，后者只要一宣布联合抵制，完全可以使酒馆老板或小店主们立即关门。

第三节 领袖与出版物

　　对于政党领袖来说，出版物是他们争夺、维护和巩固权力的强有力工具,是领袖扩大自己于大众心目中影响的再合适不过的手段。这种作用同样在工会组织的刊物和具有政治目标的出版物中得到体现。在劳工组织的刊物中，充斥着对领袖人物的溢美之词，他们“大公无私和自我奉献的精神”以及“与领袖们坚强的自信心和不屈不挠的坚韧毅力相联系的充满热情的理想主义”。这种宣传试图告诉我们，正是领袖们的这些品质才使他们有可能建立强大的工人阶级组织。诸如此类常常针对社会主义领袖的充满奉承的语汇也为资产阶级出版物所借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出于选举的机会主义目的）,并得到社会主义刊物的积极复制。不管这些宣传的真正效果如何，它通过在普通社会主义者中间传播这些语汇，以达到提高领袖个人威望的目的。

　　事实上，出版物并不能对其受众施加如大众宣传家们在公开集会、辩论和党代会上对他们的听众那样直接的影响。然而，作为对这一缺陷的弥补,书面语言的影响范围要广泛得多。出版物能够有效地制造“轰动效应”，从而影响公共舆论——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政党民主制与拿破仑的军事独裁体制如出一辙。为了得到或维持民众的支持，为了将运动的领导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社会党领袖经常通过出版物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无独有偶,民主派出版物也被他们的领袖用来攻击(在某种程度上经过了包装)自己的对手，或对那些政界或商界的头面人物进行责难。不管这些攻击是否有着足够的证据，但无论如何，它们是要制造一种不安的气氛。有时，领袖们为了迎合大众，不惜采用粗鄙的、谩骂性的语汇(这让人不由想起那些广为人知的“下流话”)攻击他们的资产阶级敌人。对于那些急于沽名钓誉的人来说，只要能够捞到美名，任何手段均可为我所用。

　　政党领袖利用出版物以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其方式因民族习惯不同必然在不同的国家呈现不同的特点。在政党组织及其支配力量依然软弱的情况下，领袖的影响力往往是直接的并充满个人化色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法国、英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常常见到的情景：在这些国家,公众人物依然表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民主派领袖全权负责文件的起草和签发。巴黎的《社会主义者报》的文章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倒不是因为文章本身所提出的论点，而是因为在文章的尾页赫然签有盖达(Jules Guesde)的大名。领袖对大众所施加的影响常常是直接的，他们公开发表见解，并赋之以政令的形式,并在报刊的最显眼处登载。而且,无论是从美学的角度还是伦理的角度看,这是报章杂志的最佳形式，因为读者有权知道提供给他的信息的来源。这与在公共活动中每个人应对他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这样的基本道德原则风马牛不相及。对于那些试图觊觎领袖职位的人而言，为了使自己的名字家喻户晓，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无疑是一个最佳选择，通过这一途径逐步提高自己的声望，直至成为领袖。

　　在其他国家，例如德国，大众对权威的信奉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根本不需要少数人的个人声誉来维持这种权威。因此，报章杂志上的文章几乎总是匿名的。投稿者的名字被编辑们的名字掩盖了。杂志不是用来扩大文章作者的知名度，普通读者也常常对作者的个人情况一无所知。这就是为什么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德国政论作家的个人影响力相对来说微不足道的原因;他们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其社会地位也相当低微。但我们不要因此误以为这些并没有作者署名的出版物，无法作为领袖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政治手段。在德国，人们常常将新闻记者与报章杂志的编辑甚至整个政党组织等量齐观，因此，记者向公众的呼吁获得了整个政党集体权威力量的支持。这样，记者的个人观念便赢得了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其他情况下是无法取得的。因为匿名而使编辑个人失去的对大众的直接影响力,却在作为一个集团的舆论领袖那里得到补偿。虽然大众并不知道那些以集体名义发表的文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某个人的一手之作,但社论中以一个庞大的党组织的名义出现的“我们”，其影响力往往要比最知名的领袖的名字所产生的影响力大得多。“党”(即所有党的领袖)因而被赋予某种特殊的神圣性。在德国,人们不难发现，党的机关核心报纸《前进报》(“VomQrts”)所发表的那些匿名的论辩性和其他性质的文章，在普通党员特别是普鲁士地区的党员看来，只不过是过眼烟云，几乎没有人能够严肃对待。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报章杂志的匿名制度为那些进行猛烈人身攻击的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并为之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机会，而且使得这种攻击免于道德和法律责任。在这种匿名制度的保护下,那些怀有卑劣的个人动机、然而生性怯懦的人将大行其道,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对与自己有着个人恩怨或在政治上意见相左的人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而那些遭到攻击的人则由于以下四个原因而声名大损:在普通党员看来，这种谴责是在某种原则或某一阶级的名义下进行的,它出于某种高尚的、非个人的动机，因而具有相当的严肃性，在实践中也难以抹杀。另一方面，整个编务组成员感到自己应当为所有已出版的文章负责,因为那些匿名文章是经过整个集体大多数人同意之后才得以发表的;这样,他们与那些恶意徘镑者结成联盟,这就使他们不可能纠正任何已经发表的错误论断。遭到诽镑的人不知道诽谤者究竟是谁，而如果他知道诽镑者是谁，他便会清楚这种诽谤背后的动机，而不是如现在那样无的放矢。最后，如果他幸好能够揭露诽谤者的个人品质，新闻业特有的规矩迫使他只能针对诽镑者个人进行自卫，这样，他便失去了进行自我防护的最有效手段。最近在德国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供职于社会主义出版机构的一位编辑曾攻击另一名党内成员,后者立即做出回应,并明确要求攻击者做出答辩，然而这位攻击者却拒绝继续论辩，因为在他看来，遭到攻击的一方的答辩不是针对整个编务组,而是针对“编务组的某个成员”的，这位成员正是事实上的攻击者。所以，拒绝继续答辩的理由在于:当辩护一方将矛头指向个人而不是整个编务组时，他已经“违反了党内活动的最基本惯例”。

　　德国新闻业中这种尽量削弱个人影响的倾向，使得那里产生了一种广为人知的机构“通讯处"（Correspondence bureaux),该机构与德国的社会主义出版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机构由党内某些专门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掌管，每天向各社会主义出版机构传送与该机构有关的信息，如外交事务、互助合作以及立法事务等。通讯处的建立主要得益于党的出版机构财力上的增强。由于十几家报纸所登载的信息均来自同一个地方，这种机构的存在就使出版物的内容往往大同小异。而且，通讯处确保了一小撮官方记者相对于那些独立撰稿人的优越地位——这种优越地位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而那些为通讯处撰稿的人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则微乎其微。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出版物总是控制在领袖手中，普通党员对之并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力。在领袖与大众之间，经常存在一个由出版界代表组成的中间阶层，后者由普通党员授权对报章杂志的编务人员实行某种监督。然而，即使在最为有利的条件下，这些被委以重任的工作人员的影响力也极其有限，而只不过是一种不合时宜的、缺乏专业知识的准政府机构罢了。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断言，只有那些领取薪金的领袖才对所有与出版业有关的政治事宜拥有决定权。

第四节 实践中领袖相对于大众的地位

　　在国际无产者的政治组织中,绝大多数高层领袖同时也是议会议员。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列举一些人的名字就足以说明问题，他们不仅是闻名遐迩的社会主义领袖，而且也是红得发紫的议会议员，他们包括:倍倍尔、饶勒斯(Jaurts)、盖达(Guesde)、阿德勒（Adler)、范德维尔德（Vandervelde)、特勒尔斯特拉(Troelstra)、图拉提(Tutati)、基尔•哈迪(Keir Hardie)、麦克唐纳(MacDonald)、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PabLo Iglesias)。海因德曼(Hyndman)是一个例外，因为他从未在议会选举中获胜，他领导的英国社会主义党在议会中也没有获得过席位。

　　这一事实表明了现代社会主义政党的议会特性。议会中的那些社会党议员都是一些因其才干和能力突出而在党内早已声名显赫的人物。除了他们在党内赢得的崇高地位外,社会党议员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权威,还在于两方面的促成因素:首先，由于他作为议员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使他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党的普通成员的监督,甚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也对他无能为力。他的这种相对独立地位是建立在以下事实基础之上的:议员是每隔好几年才重新选举一次，只要他能够不失信于普通选民，就，没有人能够对他的席位构成威胁;其次,即便在选举期间，他对党组织的依赖仍只是间接的，因为他的权力来源于一个毫无组织的实体——选民大众。当然，可以肯定，在某些国家,由于政党组织化程度相对较高,纪律严明,议会中党的议员相对于党的独立性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但即便这样,社会党议员依然能够在党内赢得很高的威望和相当大的权力,因为正是他们担任着党的主要领导职务，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很大程度上也掌握在他们手里。这一点在德国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在某些国家，对社会党议员在党的领导机关任职有着严格的限制,例如意大利，社会党议会党团只能有一名成员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这就使两个领袖集团之间时常发生争执，双方的权威因此均遭到削弱。然而,由于以上列举的诸多原因，议会党团在党内通常还是占据主导地位。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议会党团的影响力相当突出。我们可以从该党议员对于党的一般态度上明显觉察到这一点。与所有其他国家的社会党相比，德国社会党的议员极少遭到批评。在帝国国会（Reichstag,即德意志帝国下院，由成年男子普选产生;上院称联邦议会Bunderetat由各邦代表组成——中译者）,社会党议员经常发表演讲，并时常引起激烈的反驳和批评，然而，无论是在社会党的报章杂志还是党代会上，对这些批评或反对意见却只字未提。在帝国议会就鲁尔盆地矿工罢工（1905年）问题进行辩论期间，社会党议员休伊(Hu6)将社会党发起的这一大规模的罢工行动指斥为“乌托邦”，而在社会党的报刊上,未出现任何针对这一言论的批评意见。在帝国国会为德国对外战争第一批拨款150万马克进行表决时，社会党议员集体投了弃权票。这标志着社会党开始放弃自己一向坚持的无条件反对任何军事拨款的原则立场。这一转变要是在其他国家，肯定会激起某些地方支部的强烈抗议(即使有些地方支部可能为之雀跃），然而，在德国社会主义者当中，却只有零星的、软弱无力的抗议。在1904年布莱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当社会党议员就他们之所以投弃权票进行解释时，几乎没有代表对之提出异义。而且，随着政党规模在全国范围的扩大，议会党团的权力得到空前增强6当初，即使在一些相当次要的问题上也常常使党与其议会党团之间争论不休。而如今，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大众已经习惯性地认为，那些旨在实现他们心中目标的关键斗争，将在议会中进行，因此,他们小心翼翼，尽量避免给自己的议员制造任何麻烦。这一想法时刻影响着大众对他们的领袖所做出的反应。这样,在许多问题上,议会党团实际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的行动就是最高法律(suPremalex)a任何激烈的批评，只要对议会党团领袖的地位构成负面影响，即使这些批评并未违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会立亥隨到普通党员的抵制。

　　即使那些冒险发表批评意见的人，也会立刻遭到封杀，并受到领袖们的严厉指责。有两个例证足以说明这一点。1904年，《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在一篇题为《面包的掠取》的标题文章中以激烈的言辞批评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领袖。在随后召开的帝国议会上，比洛亲王(Prince BiiLow，即伯恩哈德.比洛，1849~1929,1897年担任德国外交大臣，1900年任首相——中译者)向议会宣读了这篇文章，并指出该文章是利用新闻宣传手段的罪恶例证,某些右派和中间派议员对社会主义者义愤填膺。曾公开声称是《莱比锡人民报》的朋友的倍倍尔，这时却毫不犹豫地在议会中公开反对这篇文章。尽管他的这一举动与党长期以来倡导的民主原则以及维护党内团结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在1904年布莱梅代表大会上，乔•冯•福尔马尔(Geoige Von Vollmar)公开谨责德国社会党内某些成员首先起来反对军国主义。福尔马尔的言论立刻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代表的响应,没有任何人对之提出异议。本来,反对军国主义应是社会主义必然要坚持的立场，而且，进行反军国主义的政治宣传是社会党面临的首要任务。然而,福尔马尔却极力为自己的军国主义立场辩护，他说，如果社会党进行全面的反军国主义宣传，那么，国防大臣便有了借口，无视社会主义议员的抗议和反对，对那些持社会主义立场的士兵区别对待。比如说，军事当局常常对入伍人员的政治背景进行秘密调查,并将那些入伍前经常参加社会党集会或担任该党地方支部领导人的士兵名单交军区司令。如果社会党议员对此举提出异议,国防大臣会立即认为,既然社会主义者反对军国主义，那么他们肯定与国家为敌，所以应当尽可能地严格对待他们。福尔马尔最后得出结论说:“反军国主义宣传将使社会党议员无法理直气壮地继续坚持如下立场,即社会主义者与非社会主义者一样，能够圆满完成他们作为军人的神圣使命，因此，对他们另眼相看是不公正的。”

　　众所周知，所有国家的社会党议会党团，均不遗余力地使那些已经退休的社会党议员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获得投票权。在1890年柏林代表大会上，德国社会党正式认可了这一权利，同时只是规定了一项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限制条件，即在那些涉及议会活动的问题上，参加社会党代表大会的议会党团成员的意见只是参考性的。尽管有人反对,这项权利最终还是在1905年耶拿(Jena)代表大会上正式被确认为社会党一项新的准则。显而易见，对社会党议会党团来说,即使未能如愿以偿获得在党代会上的投票权，但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自己的成员安插进党代会。奥艾尔(Ignaz Auer)曾说,那些未能进入党代会的社会党议员肯定是些无能之辈。不过,他们可以借此摆脱由此带来的琐事的纠缠。而那些进入党代会的议会党团成员可以经常参与党内重要决策的制定，他们不是以自己所在支部的民选代表，而是以议员任期内自己所在选区全体选民的代表参与党的决策过程的。这就意味着公开承认了他们的领袖地位(而且,这就等于认可了他们的权力部分来源于社会党之外这一事实），并将他们明显提升到“超级同志”（super-Comrades)的地位。他们不受普通党员群众的任何约束，而且只要在帝国议会中保持自己的席位，他们在党内的地位就无法动摇。这一制度在德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其他国家，党代会代表的产生适用统一的规定,不管他是否是议会议员。例如，在荷兰和法国，除非是得到特殊授命，议会党团成员不能参加党代会并参与投票。在意大利，除非得到党的中央委员会的许可,无论是党的领导机关成员还是议会党团成员,均不得在党代会上发言。在议会党团成员的投票权问题上，与荷兰和法国一样,意大利社会党也规定，只有在得到许可的情况下，议会党团成员才有资格在党代会上投票。

　　然而，由于社会党议会党团在处理许多问题方面的能力，他们往往将自己凌驾于党代会(后者从理论上讲，是社会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之上，享有充分的独立。议会党团成员总是不断将越来越多的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提交党代会，从而使自己成为党的前途命运的惟一主宰。1903年，在德国，许多社会党议会党团成员要求不受党代会的干涉，自行决定其成员是否接受帝国议会副议长职务,如果接受，作为社会党成员的副议长是否接受该职位所规定的薪金待遇，以及是否能够在宫廷露面。在意大利，社会党和共和党议会党团已经完全独立于各自党的领导机构。其中社会党议会党团据说还时常因接收那些并非党的正式成员进入该集团而备受谴责。这些人之所以未能成为社会党正式党员，主要是因为他们如果公开宣布加入社会党，可能会得罪支持他们的选民。

　　与资产阶级议会党团一样，社会党议会党团往往形成一个封闭的集团，切断了与他们所在党组织的联系。德国社会党议会党团曾多次否决了得到该党多数支部支持的行动。这一方面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1904年社会党议会党团对《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上那篇题为《面包的掠取》的标题文章的反应，以及1907年针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反对军国主义的宣传所采取的行动。根据西耶斯(Abbe Sieyfes)在法国大革命前夜发表的有关民主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性言论，1904年，《莱比锡人民报》完全可以因持反对态度的那“57位同志”（即社会党议会党团成员总数)只是党内的一小撮人而聊以自慰。西耶斯指出，国王所拥有的权利与他的臣民的权利之比为1：30,000,000。从纯粹理论和党内民主原则来看，西耶斯可谓一语中的。然而，以实践观之,却是无稽之谈,因为在领袖无所不在的强大权力面前，所谓的原则往往是软弱无力的。

　　党的地方支部往往听从于他们的代表。在党代会上,绝大多数与会代表将那些有威望的领袖的引导视为理所应当。1904年，在布莱梅代表大会上，德国社会党否决了进行工人总罢工的倡议，并将这一举动视为可笑之举•，1905年耶拿代表大会上，该党却将总罢工作为进行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主要手段;1906年曼海姆代表大会上，却宣称总罢工只不过是一种空想而已。在这一曲折历程的每一步，无论是党代会上的与会代表，还是全国各地的党员群众，都为之拍手称快,丧失了基本的独立判断能力，并表现出盲目的狂热。在法国，早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建立后来盖达(Jules Guesde)领导下的独立政党组织之前，由一小撮领袖组成的总委员会就表现出强烈的威权色彩:在党代会上，全国执委会(Comite National)的产生不经过正常的选举程序,而是先由组织内定，然后在大会上鼓掌通过。在领袖看来，党员群众做梦也不会想到与他们的领袖分道扬镳。而且，党代会往往是秘密进行的。会后公开的大会简报也极为简略，仅凭会议简报是无法确定相关责任人的。从德国社会党代表大会及其会议简报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代表身份地位的贵贱高低。简报对“普通”代表发言的报道极其简略,而对那些关键人物的发言却往往一字不漏地全文照登。在党的出版物上，党员们也常常被划分为三六九等。1904年，当时由埃斯纳（Eisner)任总编的《前进报》未能刊登倍倍尔递交的一封信,倍倍尔为此大发雷霆，宣称党内言论自由遭到压制。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刊登个人信件应当是每个党员的“最基本权利”。但我们不应忘记，倍倍尔所认定的“权利”在现实中是与个人在党组织中的地位密切相关的。而由于《前进报》未刊登倍倍尔的信而引起的风波，只不过是一种特例罢了。

　　与其他政治组织相比，在工会运动中，领袖的威权特性以及他们对民主组织所进行的寡头式统治，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工会运动的历史上，大量的事实表明，集权式的官僚体制可以使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偏离民主的方向。与其他政治性的劳工组织相比，工会组织的领袖更有可能不顾他们所代表的大多数工人群众的反对而自行其事。这里只要引证1905年工会在科隆代表大会上所做出的两个著名决定,就足以说明问题。在其中的一项决定中，工会领袖不顾绝大多数代表的反对，宣布不再将每年的五月一日定为举行总罢工游行的法定日。在大会的第二项决定中,禁止任何有关举行总罢工的想法。从这些事例以及其他类似例证中，领袖行为的寡头特性巳经暴露无遗。尽管有人仍对这一结论提出质疑。

　　多年来，工会联合会执委会一直试图以工人大众的名义，完全控制旨在争取提高工资的工人运动的全过程，进而决定某一罢工活动是否“正当”。由于工会联合会领袖往往控制着数目可观的活动经费,所以,实际上关键性的问题是:由谁来决定某一次罢工是否应得到资助。这一问题直接关涉到工会组织中工人大众是否拥有管理自己事务的民主权利。领袖们声称，只有自己才在所有这些关键问题上拥有决定权，而且他们并不满足于自己已经掌握的权力，显而易见,民主的最基本原则已经遭到彻底破坏。领袖们明目张胆地将自己变成寡头，而那些为运动提供资金的工人大众所能做的只是接受寡头们所做出的决定。对于自己的这种篡权行•为，领袖们也能够找到策略上的说辞。他们宣称,自己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只是为了在罢工问题上能够慎重从事，并能使工人们的步调一致。他们声称,自己能够对问题做出慎思明辨,比工人大众更了解全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进而能够对斗争成功的可能性做出更为准确的把握。另外，在工会领袖看来，由于在某一城镇举行罢工必然削弱该城镇工会的财政基础，有时甚至会使整个工会组织工人的工作条件走向恶化，所以，应当由领袖来决定举行罢工的时间和地点。这样，领袖们认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防止少数人因一时冲动而危害到多数人的利益这一民主目标。

　　不过，我们这里关心的并非工会组织中经常出现的寡头体制。毋庸置疑，无产阶级组织中的寡头化倾向与国家机构如政府、法院等的寡头化倾向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有意思的是，与其他国家一样，在德国，社会党领袖公开指责工会运动中根深蒂固的寡头体制，而工会领袖反过来对社会党内部的寡头统治也是大加揭露。然而，两大领袖集团却异口同声，宣称各自的组织对寡头统治的侵蚀有着天然的免疫力。

　　有时，工会领袖与社会党领袖可能联合起来一致行动，因为如果一方采取单独行动，另一方会立刻将之指斥为非民主行为。例如，1908年，在有着重大民主意义的五月一日游行示威这一关键问题上，社会党执委会与工会总委员会发布联合声明，明确宣布两大组织将采取一致行动。这样，在“五一游行”这一对各个工会组织和社会党各地方委员会有着重大影响的问题上，社会党执委会却认为没有必要征求他们的意见。这表明，作为劳工运动的两大分支,双方都能为对方对自己的批评找到充分的辩护理由。而长期以来关于地方商业委员会(Local trades councils)是否应当在工会代表大会中拥有代表席位的争论,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企图扩大寡头集团的努力罢了。

　　下面让我们简单地考察一下工人运动的第三种形式——合作组织——特别是生产性的合作组织。从本质上讲，这类组织应当最能体现民主原则。

　　就那些分配性的合作组织来讲，显然，这类组织不可能直接由普通的协会成员管理。正如考茨基所指出的，我们所管理的是一个商业企业，所以，一般人是没有能力进行管理的。基于此，这些合作协会的主要业务活动必须委托给某些雇员和少数专家。“除非我们将购买行为同时也视为一种合作行为，即一位普通店主的顾客同时也是这位店主的合作者，否则合作协会成员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并没有什么两样;对于股东来说，管理委员会一旦确定，机器便照常运转,接下来就只等年终对公司的管理做出评估，并分得红利。”实际上，这种分配性合作协会总体来看表现出君主体制的某些特征。例如，一位善意的评论家曾对根特郡(Ghent)的一个名叫"Vooruit"的合作协会〔该协会是在社会主义者爱德华•安塞尔里(EDouard Anseele)领导下，具有明显社会主义倾向〕作了如下评论:“没有工人们神圣的政治自由一定程度上的牺牲，就不可能有繁荣的经济和完善的管理。"Voornit"已被深深地打上其创建者个性特征的烙印……一个肩负重任(其他人却为此退避三舍)的强力意志总是目空一切，自视甚高om.安塞尔(M.Anssele)就明显表现出大多数资产阶级工业巨头身上所特有的那种卤莽、蛮横和粗鲁，"Voornit"的运作奉行的基本上还是权威原则。”

　　与此相反，生产性的合作协会特别是其中规模较小的协会组织,从理论上却为民主合作提供了最大的可能。在这类协会组织内部，人们往往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他们来自工人阶级中的某一阶层，参加同一工会组织，并习惯于同一种生活方式。就协会的管理而言，所有成员都可以参与，因为他们具有同样的专业技能，所有人都可以承担顾问或助手的角色。而在政党组织中，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能够承担重要的政治工作。所以,在政党组织中，领袖与普通党员之间必然会存在巨大的分野。但在生产性合作协会中,例如，在制靴行业中，所有工人在制靴技能、使用制靴工具以及有关皮革质地的知识的掌握等方面都不相上下。从掌握的知识技能来看，他们中间并不存在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分化。然而，即便客观条件对民主机制的建立十分有利，我们仍然无法一概将生产性合作协会视为实现民主自治的典型范例。罗德贝(Rodbertus)曾指出，当他想到生产性合作协会将其活动范围扩及所有制造业、商业和农业时;当他想到所有的社会工作均由小规模的合作协会承担，而且每一位成员都在协会的管理过程中拥有平等的参与权时，他就不得不认为，整个经济系统将由于无法承受自身机构设置所带来的沉重负担而被压培。生产性合作组织的发展历史表明:任何合作协会都面临以下两难困境:或者由于许多人有权干预协会的管理事务,从而使得协会因为内部不和、组织涣散而迅速走向解体;或者最终使协会服膺于某一个或几个人的意志，从而失去了其作为合作协会的本来属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类合作计划往往是由一个或几个人发起的。它们有时如同一个个小型的君主国,处于管理者的独裁统治下，管理者对内对外都是这些合作组织的全权代表,并将其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至于如果他去世或辞职,这些组织往往濒临崩溃的边沿。在任何人们的集合中，个人的影响往往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而降低，这进一步强化了生产性合作协会的个人化色彩。因此，换言之，那种曾经支配中世纪行会组织的亘古不变的心理规律，同样也支配着生产性合作协会。随着组织实力的日益壮大，组织的排他性也与日俱增，并总是极力维护已有成员的利益和特权。例如，通过提高会员费，为加入协会制造间接的障碍。有时干脆将新会员拒之门外，或规定会员的最高限额。如果协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就通过雇佣普通的工资劳动者以满足需要。因此，我们时常发现，生产性合作协会逐步转化成了合股公司,有时甚至成了管理者的私人公司。鉴于此,考茨基曾不无道理地指出，工人阶级合作组织当时的社会价值仅仅在于，它为某些无产者提供了脱离本阶级而进入更高阶级群体的途径。罗德贝曾将劳工协会描绘成工人阶级接受教育的学校，在那里,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将学到有关行政管理、政治讨论以及有限的统治艺术。如今看来，这种说法与事实的距离相当大。

　　可见，在民主运动中，个人的影响举足轻重。在小型协会中,个人的影响力更是决定性的。而在大规模组织中，在那些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虽然并不具有当初的个人化及其他特征,但同样是少数人首先提出这些问题，从而使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个人化色彩，个人在其中的影响和作用并未被动摇。例如，在英格兰，麦克唐纳(MacDonald)、哈迪(Keir Hardie)、亨德森(Henderson)以及克莱尼斯(Clynes)等四人在社会主义大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正如一位敏锐的观察家所指出的,除非能够对这几个人施加影响，否则任何试图影响社会主义大众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在意大利，工会组织的最早发起者断言，只有那些拥有特殊组织能力的人才能够使工会组织保持其生命力。“在不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形形色色的工会组织，除非找到杰出的人才来管理工会事务，否则工会组织将难以度过危机，依靠平庸的领袖建立组织肯定会以失败而告终，即使勉强建立也漏洞百出。在德国,倍倍尔的最高权威可以说广为人知，不管他走到哪里，人们对他总是前呼后拥;在党代会上，各派代表总是不遗余力争取倍倍尔的支持。而且，工人阶级领袖对于自己相。于工人大众的支配地位心知肚明。有时，出于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他们会极力否认这一点，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却常常为自己的这种支配地位沾沾自喜、，自吹自擂。在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领袖总是声称，资产阶级和政府应该好好地感谢他们,因为正是他们帮助政府控制了大众，缓解了情绪冲动的大众f的压力。这等于是说，正是社会主义领袖避免了社会革命的发生，而如果没有他们的干预，社会革命可能早就爆发了。党组织的解散——尽管常常是客观条件使然——几乎总是政党领袖一手促成的。只要领袖之间达成和解，普通党员大众从不提出异议。毫无疑问，后者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领袖之间的分歧(只要它们是客观存在的)在很大程度上与大众的直接利益无涉，而且是他们所无法理解的。

　　一般来说，领袖对大众的敬重并非发自内心,即使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对大众热情有加，并对大众所给予他们的荣誉地位予以更大的回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尊敬只是单方面的，除非领袖对大众的疾苦有着切身的体验。弗尼埃尔(Foumifere)曾指出,在社会主义领袖眼里，那些将希望寄托于领袖并给予全力支持的大众，只不过是自己手中驯服的工具罢了，他们只是一连串零，惟一的作用就是增加左派的政治筹码。“如果他所控制人数数目后只有一个零，那么就意味着他只有十个支持者•，如果他所控制人数后有六个零，便意味着他得到了一百万人的支持。”

　　普通党员在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才能方面事实上的差距集中体现在他们职能地位的差异。在领袖看来，他们之所以将大众排除在党务之外，完全是因为后者的无能造成的后果。领袖们担心，如果不是那些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的少数人，而是那些对党的事务毫无主见的多数占据主导，党的利益必将因此蒙受损失。因此，政党领袖历来反对在党内事务中让普通党员通过投票决定。“要做到审时度势，必须具有统揽全局的远见卓识，而这往往是少数几个人才具有的能力，而大多数人只是为一时的印象和意识所支配。只有那些由少数官员及其智囊参加的秘密会议才有可能对整个局势做出较为冷静客观的判断，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避免形形色色的媒介信息的影响,每个人可以畅所欲言,而不必担心自己的言论被敌对阵营利用。”

　　在政党领袖看来，有必要改直接投票为间接投票，不仅在于政治上的原因，而且在于政党复杂的组织结构。然而在极端复杂的国家组织结构中，通过创制权和复决权实行公民直接立法，却是社会主义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同一事物区别对待，政党领袖在国家政治和政党政治中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在政党活动中时有体现。

　　有时，劳工领袖用近乎犬儒式的真诚言辞宣称自己相对于麾下广大劳工大军的支配地位，甚至毫不掩饰取消任何使大众有可能束缚领袖手脚的可能。领袖甚至声称自己有权力违背大众的授命。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菲力普•图拉提(Filippo Turati)在1908年罗马召开的劳工代表大会上曾经表达过的观点。图拉提才华横溢、知识渊博,是意大利社会党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之一。在谈到社会主义代表相对于社会主义大众的地位时，图拉提指出：“只要社会党议会党团未被要求做出可笑之举，它总归是在无产者的控制之下。”毫无疑问，是否“可笑”完全是由代表们自己说了算。

　　权力被操纵在少数几个人手里一例如在当今劳工运动中所表现的那样——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以自己的不可或缺而自居的“代表”,很快从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当初服务于下属的领袖最终成为后者的主子。这正应验了歌德曾经揭示的一个古代真理:歌德借助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的口这样说道,人类总是甘愿使自己受制于自己的同类。正是那个一贯反对篡夺国家建制权威的党却不由得走向自己建立的权威所造成的篡夺行为。与政府相比，大众更加依附于他们的政党领袖，那些他们根本无法容忍的政府对权力的滥用,却能够对他们政党领袖滥用权力的行为宽容有加。有时，下层阶级为反对高压统治揭竿而起，甚至不惜流血牺牲，如法国的雅克雷起义(Jacqueries)、德国农民战争、W.泰勒和J.凯德领导的英格兰起义，以及晚近发生在1893年的西西里法西团起义。然而，他们却丝毫不能洞穿由他们自己挑选的领袖的专断行为。假如大众最终发现了自己的政党领袖违背民主理想的种种劣迹，他们将从麻木中惊醒。然而，如果他们因此揭竿而起，他们就会被指责对问题本身的性质缺乏真正的理解。不是将党内权力集中视为寡头统治的万恶之源，恰恰相反，他们却常常认为，防止寡头统治的最好办法就是进一步集中权力。

第五节 领袖与大众之间的斗争

　　对于民主体制中的专断行为，那些对之持赞同态度的人指出,大众掌握着足够的手段，以反对那些侵害他们权力的行为。这些手段包括控制领袖的行为，解除他们的职务的权利。毋庸置疑，这一看法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的,正是这些可能性的存在，才使领袖的独裁倾向得到某种程度的抑制。在那些有着民主色彩和代议体制的国家，从理论上说，只要人民对某位部长感到厌恶，就足以将他解职。同样,从理论上讲，只要某一社会主义者团体或选举委员会对某位代表表示不满或抗议，便足以将他罢免。同样，在工会组织年度代表大会上，只要多数人站在他们的书记的对立面,就足以解除后者的职务。然而，在实践中，这种理论上的权力的行使往往受到一系列保守倾向的阻烧一对于这些倾向我们在前文已有所涉及——从而使得享有独立主权的大众的至高无上性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幻想。尼采（Nietzche)曾不无忧虑地指出，每个人可能变成大众的主人。现在看来，这种担心已经完全成了多余,因为虽然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主人,然而只有少数几个人才有这种可能。

　　随着领导体制的建立和领导者任职时间的延长,领袖群体也随之蜕变为一个封闭的特权等级。

　　除非(像在法国那样)受到极端的个人主义和狂热的政治教条主义的阻烧，只要群情激奋而威胁到领袖的地位，在大众面前，那些长期在位的领袖总是会形成一个紧密的小集团（Compact phalanx)。

　　有时，领袖们通过彼此的默契控制各种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过程,从而使得普通民众事实上被剥夺了所有有关他们的事务的决定权。这种默契常常表现为领袖之间的相互承诺。几年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基层组织中逐渐形成这样一种惯例，领袖们相互轮流提名对方成员进入各级党代会。在各级代表提名大会上,那些有影响的人物总是推荐那些该“轮到”的领袖作为代表。而普通党员很少对他们所玩的这种描腻提出异议，甚至经常对之无动于衷。这样,至少从这一点上说,领袖之间失去了竞争;与此同时，党内高层政治活动成了领袖们的专有特权，而普通党员则失去了任何影响力，他们所能做的，最多只是消极地参与而已。尽管领袖集团内部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但在所有民主体制中,相对于大众而言,领袖集团总能保持高度团结。“他们很快认识到有必要保持本群体内部的团结，而只要党不陷入四分五裂，自己的地位便不可动摇。”与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相比，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其结构格外严密，使得那里的保守倾向发展到了极致。

　　当领袖与大众之间发生冲突时，只要领袖集团内部能够保持团结,他们在冲突中总能够处于上风。至少，极少出现大众将他们的领袖赶下台这样的事情。数年前，在曼海姆，有组织劳工确实罢免了他们的一位领袖，但与此同时在领袖集团内部引起极端的反感,他们将工人的这一正当行动说成是一种犯罪，并很快为那位由于众怒难犯而失去职位的领袖小心翼翼地安排了另一个职位。为了反抗他们的领袖,大众常常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和经济斗争，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那些一度声誉扫地的领袖不久重又赢得了他们的权威。随后经常出现的情形便是:领袖们不顾工人大众的意志，而与资本家握手言欢,禁止进行政治宣传，停止罢工并恢复工作。他们抛弃了基本的民主原则，以及一切将领薪的领袖和支薪的工人大众联系起来的法律的、逻辑的以及经济的纽带。这正是最近发生在意大利的总罢工,以及在克里门丘(Crimmitschau)、斯泰顿(stetten)、曼海姆等地工人大罢工中所出现的情形。在那里,虽然工人大众个个义愤填膺，但由于缺乏对领袖背叛行为进行惩罚的权力，他们无法采取真正的行动。他们在集会上吵吵嚷嚷，纷纷表达自己在道德和法律上的不满情绪,但他们总是能为他们的领袖提供民主的遮羞布。1905年，在德国的鲁尔矿区，矿工领袖自行宣布结束矿工总罢工,引起了矿工们的极大愤怒。当此之时,似乎工人大众一下子要将寡头统治推翻。然而，几个星期之后,一切又归于平静,似乎什么都未曾发生似的。虽然众怒难犯,但领袖们仍大权在握。1907年10月,在都灵工人总罢工开始的第三天，经过绝大多数工人同意，决定继续进行总罢工。然而工人领袖们(工人阶级政党各地方支部执委会以及地方工会委员会)却反对这一决定(本来他们应当服从这一决定），他们联合发表一份声明，试图说服罢工者复工。虽然在随后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以及商业理事会上，这些地方领导人的违纪行为得到了制止，但对普通的工人大众来说,令他们担心的是:领导人有可能主动辞去职务，从而使工人组织因失去那些闻名遐迩、广受尊敬的领导人而在资产阶级面前丢丑。这样，那些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管理机构，只要认为有必要,便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不必顾及他们所代表的集体的意志，并在实践中使自己变得几乎无所不能。

　　这实际上完全是一种寡头统治的行为模式。在所有民主运动中，这种行为模式所带来的结果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结果便是,由于决议的执行往往要委托给一个执行机构，后者将之作为那些构成党的集会和代表大会主要力量的低层领导人交给他们的神圣使命。而该执行机构经常性地违反决议;这样，讨论至关重要的建立小型委员会的问题以及帮助党应对随之而来的既成事实，便成为该执行机构的经常事务。例如，直到选举结束之后才召开选举大会，这样就使领袖们可以自行负责选举纲领的制定。另外，如在德国五一示威和总罢工中所出现的情形，不同领袖集团之间往往进行秘密协商，它们常常与政府私下里达成谅解。再者,对于那些在议会中任职的领袖来说，只要他们巳就有关问题进行过讨论,做出了决定，他们往往在公开场合保持沉默。而对执行委员会成员来说，除非他们仍被蒙在鼓里，这种行为是绝对禁止的;而只要仅仅是大众受到蒙蔽，他们对这种行为却抱积极的支持态度。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可预见的将来，政党组织内部的寡头统治将被推翻。随着领袖日益变得不可或缺，他们的独立性也将随之增强。而且，领袖们所具有的影响力以及他们的职位所带来的可靠的经济收入，对大众会产生愈来愈强大的吸引力，并吸引其中的优秀分子不断进入劳工运动的特权官僚阶层。这样，在普通的工人大众队伍中，能够领导他们中潜在反对力量的新的杰出力量越来越少如今，除非得到领袖们的明确授意，大众很少自发采取行动。即使他们采取了与领袖们的愿望相反的行动，那也几乎总是由于他们的误解所致。1905年,鲁尔矿区矿工罢工事先并未得到工会领袖的允许，该事件被人们视为是大众意愿的总爆发。但后来的事实无可争议地表明，在之前的几个月里,工会领袖曾不断激发工人们的情绪，并反复以罢工威胁矿主。这样,当矿工们采取行动时，他们总是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得到领袖们完全认可的。

　　不可否认,虽然普通大众会经常揭竿而起，然而他们的反抗总是遭到镇压。只有当统治阶级一下子变得盲目无知，使社会关系变得极度紧张，党的普通成员才会成为历史舞台上的积极力量，推翻寡头们的专制统治。每一次自发的群众运动都意味着对领袖意志的严重背离。除非因这些自发的群众运动而产生的暂时的中断，组织本身的发展规律总是必然趋向保守，即使对于那些最为革命的政党组织也不例外。

第六节 领袖之间的斗争

　　有人认为，在民主政党中，领袖掌握着不受限制的权力，然而,对这一看法有必要做出某种限定。从理论上讲，领袖受到大众意志的左右,只要大众做出暗示,领袖就必须服从，因为后者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解职和取代。在实践中，我们知道,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领袖往往享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不过,对民主政党来说,即使不能完全避免领袖的独裁倾向，也至少能够对领袖进行任免。所以，政党领袖最危险的缺陷莫过于对大众的盲信。与民主式领袖相比，贵族式领袖更能够防止普通大众的盲目冲动。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每个人都各自怀揣一根警棍。可以肯定，大众总是无法直接进行统治，但同样可以肯定，对大众队伍中的每一个个体来说，只要他具有某些使自己从普通大众中脱颖而出的必备素质不管这些素质是好是坏都能够进入领导者集团并成为统治者。如今，对于那些已经握有权力的人来说，新的领袖的崛起总是意味着一种危险，因为他们将被迫让出自己的位子给新领袖。基于此，现任领袖必须时刻注意大众意见和情绪的变化，因为后者决定着他能否保住自己的位子。即使在表面上,他也至少应当在行动上与大众保持一致,必须承认自己只不过是大众手中的工具,而且至少必须以大众的善意和愿望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样，至少从表面看来,大众似乎真正控制了领袖的行动。然而，只要领袖的权力受到严重威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由于新领袖或领袖集团开始在党内占据主导，并传播与党内元老意见相左的观点。除非他们主动服从大众的意见而让出自己的职位，对原来党的领袖来说，他们除了与新的领袖分享权力外别无选择。但如果我们对事情本身作更进一步的考察,不难发现，他们之所以对新领袖做出让步，在多数情况下，也是旨在消除年轻对手的影响力。老一代领袖的退位，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出于对大众意愿的忠诚。然而，他们的真正动机则在于防止他们自己可能面临的威胁，这一威胁便是新的精英集团的形成。

　　在自感力不从心或欺世盗名动机的驱使下，领袖会在表面上表现出对大众言听计从，然而这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煽动伎俩罢了。那些善于蛊惑民心的政客往往将自己打扮成大众意志的奴仆。不是将大众提升至他们自己的水平，恰恰相反，他们往往自甘卑下，并与大众平起平坐。即使那些最为诚实的领袖,也深知“懂得如何利用大众的盲目冲动为自己蓄谋已久的计划服务”是取得成功的应有之义。强权领袖能够在面临群众压力时镇定自若,因为他们深知即使自己的权力受到攻击，也无法被动摇。相反，那些基础并不稳固的领袖却常常在群众运动的疾风骤雨中被连根拔起，他们的地位也遭到削弱甚至被取代。但这种暂时的让步只是一种自我伪装的手段,因为他们深知，只要能够仅仅保住目前的职位，作为大众意愿的执行者，他们不久将恢复以前的地位。在领袖与大众的关系处在最为紧张的关键时期，一位深孚众望的德国社会主义领袖这样说道:为了引导大众，必须首先听从大众的意愿。这种讥讽背后隐藏着一个深刻的心理学事实，即希望指挥别人的人必须首先学会如何服从。

　　人们发现，每一次群众运动通常总是以抛弃自己的领袖告终。例如意大利的林齐（Rienzi)、马萨尼诺（Masaniello)、兰多(Micheledi Lando)，法国的丹东（Dan Ton)和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等等。对于这些人，上述结论无疑是有说服力的。然而，如果认为是大众起而反对他们的领袖并使后者垮台，则是大错特错了。推翻领袖的并非大众，而是一部分领袖在大众协助下推翻了另一部分。典型的如丹东，他被罗伯斯庇尔推翻，而罗伯斯庇尔却继而被残余的丹东派势力推翻。

　　领袖之间勾心斗角、相互嫉恨,他们不惜采取各种手段甚至阴谋诡计。在议会活动中，民主政党的议员们往往“以共同事业的名义采取惊人之举”,借以瓦解党内的政治对手，从而在大众心目中树立新的威望,这种行为一度被视为一种民主责任和个人的防范措施。由于绝大多数代表、选举人和普通党员对议会议员所应承担的责任并不明确，他们经常指责后者软弱无能,因此，议会中党的代表不得不经常美化自己的过去。正是基于这种需要，才产生了不少拖沓冗长的政治演说，德国人将其称为废话连篇(Daueneden);在奥地利、法国、英格兰以及意大利等国议会中，也常常出现类似的“场景”。事实上，对领袖来说，要吸引大众注意并使后者对自己引以自豪，个人事件往往要比有关水力开发或与阿根廷签订商贸协定的报道更能激起大众的兴趣，更容易为大众理解。而且，我们不应忘记,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意大利，这样的冗长演说在资产阶级的报章杂志上比比皆是，而那些严肃的演说却常常只有寥寥数言,社会主义者的演说更加简略。所以,即使在正常年代，民主政党在议会中的代表也要从事大量的演讲活动。在意大利，议会中社会党议员自嘲道，从1909年3月25日到7月10日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总共发表演讲212次，占议会这一时期全部演讲的20.4%，而期间社会主义代表人数只占议员总人数的8%。这不仅有利于维护本党在反对派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与每位代表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它将确保后者在下次选举中击败党内外政治对手,重新当选。

　　导致领袖之间勾心斗角的分歧林林总总，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那些在其他领域内已经卓有建树，如今试图加入党组织并担任党的领导职务的“伟大人物”与那些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阵营一分子的党内元老之间必然发生冲突。经常出现的情形是，冲突往往因年龄差别引起。有时这种冲突导源于社会出身的差异，例如出身无产阶级的领袖与出身资产阶级的领袖之间的斗争。有时分歧之所以发生,则往往出于某一运动各分支机构的现实需要，如政治性的社会党与工会之间，或党的代表机构与执行机构之间的冲突。有时，由于党内领导层纵向分化，使得官僚机构内不同层级群体之间发生冲突;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种分化则是横向的，例如两个地方或全国性领袖集团之间的冲突,巴伐利亚社会主义者与普鲁士社会主义者之间，法兰克福社会主义者与汉诺威社会主义者哈努(Hanau),斯图加特国际反军国主义大会上瓦扬(Vaillant)与饶勒斯Uaurfes)以及赫尔韦(Herve)的法国支持者与倍倍尔和福尔马尔(Von Voumar)在德国的追随者之间的冲突。在许多情形下，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也可能因种族差异而起。德、法社会主义者在国际代表大会上无休止的斗争,在许多方面只不过是1870年普法战争的继续。在国际代表大会上,还包括经常遭到误解、成分多元的第三集团——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他们对所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充满敌意，同时也遭到后者的嫉恨。然而，在多数情况下，不同领袖集团间的分歧产生于另外两种动机:首先是现实的分歧和一般观念原则的分歧，或至少在社会进化主张以及采取怎样的最佳应对方略上的分歧;这样,各种各样的政治倾向便应运而生，例如改良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工联主义者和政治社会主义者，等等。其次，领袖之间的分歧和斗争还可能由于个人因素所致:冷漠、妒嫉、猜忌、权力欲以及哗众取宠。恩里克•弗里(Enrico Ferri)曾这样评价他的政治对手菲利普•图拉提(Filippo Turati)他恨我是因为一山不容二虎。”在多数情况下，两种动机在现实中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且，最终我们发现往往是后一种动机占主导，因为原则和智识水平的差异将很快演化为代表不同理论主张的个人之间的敌意。反过来，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出于个人动机而相互勾心斗角的领袖往往羞于将自己的真实动机公之于众，他们总是打着理论斗争的旗号。这样，个人之间的恩怨常常以观念和策略上的分歧这样的面目出现。

　　根源于民主体制的寡头统治面临着两方面的危险:大众的反叛，以及与之密切相关并作为这种反叛的直接后果，因寡头群体中的某一个人获得了最高权力而进一步转化为专制独裁(dictatorship)。前一种危险来自社会底层，而后者则来自寡头体制内部:一方面是大众的反叛，另一方面则是寡头篡权。这样,在任何现代大众式政党组织中，真正的同志式友爱精神少之又少，人们相互间难以建立起真诚的信任，潜在的斗争绵延不断。由于领袖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致使他们之间时生疑忌,这成为大多数民主体制的最本质的特征之一。领袖的猜忌首先针对的是那些试图觊觎组织领导权的人,任何寡头体制都对那些渴望进入该体制的人充满疑忌。在寡头统治者眼里，这些人并非自己职位单纯的最终接班人，而且是些等不及自己过世便欲取而代之的接班人。那些长期在位者(不仅对于那些在精神上占据优越地位的人适用,对于那些在物质上占据优势地位的人同样适用)常常以自己辉煌的过去自居，因此，他们往往对那些出道不久的领袖投以轻蔑的目光。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地区的一些市镇，斗争往往在两大派系之间展开,这两派被人们讥讽为富有者与新富之间的斗争。前者是一些旧式的土地贵族，而后者则是些暴发户，其中包括商人、公共工程承包商、制造业主，等等。类似的斗争也经常在现代民主政党中出现，尽管这种斗争并非经济差别所造成的，但我们同样发现雇佣工人与失业者之间的斗争,或者用美国人的话说就是“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的斗争。表面看来，后者之所以向前者发起挑战,在于某种亘古不变的原则,然而,事实上，在多数情况下则是由于他们发现,只有在这种对立中，才能找到进入领袖群体的最佳途径。因此,在各种会议上，他们往往将自己打扮成观念的坚决维护者，“夸夸其谈”，目的只是为了压制已经被公认的领袖的气焰，使他们能够让出一块“地盘”与自己。通常，原有的领袖会对这种行为进行抵制,并牢牢地控制住自己的权力基础,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意欲夺取权力的人便会改变策略，放弃先前的斗争，转而去讨好那些掌权者，并希望以此博得后者的好感，从而通过另一条途径实现自己的野心。

　　在任领袖与那些试图觊觎权力的人之间的斗争，对于思想和言论自由始终构成了威胁。在所有民主组织中，只要它组织严密、基础稳固,并在政党政治领域内积极活动，我们便不难发现这种威胁的存在(在更加广泛的国家政治活动中，由于不同派系之间勾心斗角，这就使得某种程度的行动自由成为必要)。那些已经在党内大权在握的领袖,不遗余力、想方设法限制那些与自己观点相左的党内同事的言论自由。这样，那些掌权者不断鼓吹纪律和服从的重要性,宣称后者正是任何政党组织赖以维继的必要条件。他们甚至对那些他们怀疑有反叛倾向的党员进行审査，迫使他们的独立刊物停刊，其文章转投那些由党内多数领袖控制的机关刊物。也是部分地出于同样的原因,在德国社会党内部,明令禁止党内成员与资产阶级出版机构合作。即使那些由社会主义者创办的刊物，由于它们接受私人资本资助,而且不受党的执委会控制，党的领袖也会对他们充满疑忌，并要求党内同志与这些刊物划清界限。

　　在反对那些试图觊觎领袖权力的年轻一代的斗争中，年长的领袖总是从大众那里寻求支持。工人阶级政党组织的普通成员常常对那些刚刚进入党内的人士心存疑虑，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老同志的公开支持或举荐，特别是对那些出身其他阶级的人士更是这样。所以，对于那些初来乍到者来说，在他能够公开将自己的新主张带入党内之前，如果他不希望受到最猛烈攻击的话,他就必须做好忍受长期陷入政治孤立的心理准备。在德国社会党内，这种遭受孤立的时间特别漫长，因为社会党比德国任何一个政党建立的时间都长,党的领袖因此居于一种特殊的优越地位。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还是社会党的创始人，由于他们经历了反社会主义非常法时期血与火的考验，从而使他们本人往往被赋予某种神圣的光环。通常，即使一个有着八至十年党龄的社会主义者在他的支部也可能被视为“年轻”党员。德国人对年长者的尊重以及那种即便是民主体制也无法摆脱的等级制，更是强化了这一倾向。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德国劳工运动的官僚机构与其他任何发展成熟的官僚机构一样,具有内在的排他性。因此，与其他组织松散的社会主义政党组织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那些新近加入党组织的成员(即所谓的新手，Fiwhs)，而且还包括另外一些普通党员，他们与党的机构极少发生联系，仍然保持着作为自由撰稿人等方面的独立性，并因此而未被纳入党的组织机构当中，他们的影响力也微乎其微。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此，使得社会党内部缺乏富有才华、精力充沛、与党内元老不相上下的年轻人，这不能不使人常常为之痛心疾首。有人指出,一年一度的社会党代表大会只不过是“政党官员的代表大会”,这种批评并非没有道理，在参加社会党代会的代表当中，党与工会组织的官员就占了大多数。特别是在党组织的最高层，这种现象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德国，社会党的管理工作不是像在意大利那样交给年轻人或像在法国那样交给自由政论家，而是由那些党的革命老前辈(如ondeni)承担。此外，大众的保守心理使他们对年长领袖往往情有独钟，对于他们来说，不可能将自己的事务交给那些与自己处于同一层次人去照管,后者在党内还没有担任任何形式的领导职务，在官僚机构中也没有固定的职位。

　　通常，那些掌握权力的在朝者与那些争取权力的在野者，在斗争过程中存在一个重要差别，即前者往往要顾忌到自己的行为后果，而后者则不。所以，我们发现在野者对在朝者的批评经常不着边际。正是由于他们不像在朝者那样要承担大量的责任,使得在野者在与在朝者的冲突中赢得了策略上的优势。而且，正是因为他们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在党内也不担任任何正式职位，所以,那些影响党内在职官员行为的表面的民主控制,对他们来说却不具有任何约束力。

　　为了与那些尚处于少数派地位的新领袖作斗争，在人数上占据优势的年长领袖不惜采取一系列阴谋诡计以确保自己的胜利，或至少可以借以大大地延长自己的在位时间。在这些手段中，有一种手段我们将在另一个地方进行更为详尽的讨论:那些被我们视为“政府”的领袖，他们为了在大众心目中激起对“反对派”的不信任，极力将后者描绘成平庸无能、夸夸其谈、败坏党的肌体、煽动家、骗子;与此同时，他们却以大众和民主的名义，将自己描绘成集体意志的代表，并要求那些拒不服从者甚至那些仅仅只是心存不满的同志对自己俯首帖耳。

　　在相互之间的斗争中，领袖们往往宣称自己是出于某种崇高的动机。当执委会成员声称有权插手各支部的内部事务时,他们总是自诩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做到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并具有无可比拟的社会主义文化素养和强烈的社会主义情感。他们不时声称自己有权将那些试图与自己分享领导权的无能而且无知的大众拒之门外,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在道德上和理论上不至于走向堕落。在德国,革命社会主义者要求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执委会，以防止那些理论上的异己分子对党的组织肌体的消极影响。据称，在位领袖必须能够对大众有所控制,否则大众便有可能将那些不受欢迎的分子强加给领导层。所以,他们声称，在未事先征得党的执委会批准的前提下，任何一个选区都不得擅自提名议会候选人。

　　在位领袖总是想方设法将那些刚刚兴起、还没有形成自身强有力领导核心的社会运动力量纳入自己的轨道，以防止任何可能对自己职位构成威胁的竞争，以及新的、富有感召力的思潮的形成。在德国，社会党和工会领袖从一开始就对青年社会主义运动充满敌意。然而，当他们发现该运动势头锐不可挡时，他们便迫不及待迎头赶上，成立“青年德国劳工中央委员会”，旨在对青年社会主义者进行指导，该委员会成员由社会党、工会和青年社会主义者组织各派四名代表组成(后者的代表数目因此而被控制在1/3的少数派地位>。在位领袖之所以不遗余力迫使青年社会主义者接受他们的“监护”，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与其说这是合乎逻辑的论辩，还不如说它只不过是出于机会主义的托辞)，如果让青年大众放任自流,他们便无从对自己的领袖做出明智的抉择,并对后者进行有效的制约。

　　我们这里并未穷尽在位领袖在与新的权力争夺者进行斗争时所采取的手段。查理曼大帝通过给萨克逊部落首领封官晋爵而最终将其征服，这样做,他不仅提高了这些部落首领的地位，而且使他们分享到自己权力的有限的一部分。从历史上看，这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年长的统治者总是试图极力避免那些颇具影响力的下级领导者对自己权力地位的威胁，阻挠那些针对自己权威的暴乱。与君主体制一样，这种策略也时常被寡头体制所采用，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普鲁士的封建国家任命那些最为桀骜不驯的资产阶级领导人到枢密院任职，这对正处在成长时期，对封建贵族和传统权威充满战斗精神的德国资产阶级来说，无疑是一个不祥之兆。鉴于此,183年，路德维希•博尔恩(Ludwig Beme)这样写道只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锋芒毕露,并得到掌权者的重视，那么该反对派便很快被安排在某一教授职位上，或在政府中为其安排一官半职，从而为政府所控制。设使政府的职位已经满员，没有空缺位置来安排这些人，那至少可以给予反对派领导人以头衔或勋章，从而使他们依附于国家机器。在另外一些时候，为了防止这些危险分子与民众直接来往，从而对既定权威可能带来的危险，他们往往被安置在贵族式的城堡或豪华宫廷里颐养天年。因此，在德国,我们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德国那样有那么多枢密大臣，而朝廷却很少顾及他们的意见。”在1875年西班牙大选中，我们发现,民众的态度极其冷淡，这就使政府在大选中统揽一切。但即便如此，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政府仍谨慎地选了一些反对派候选人来装点门面。时至今日，在西班牙，此类做法仍屡见不鲜。这种策略不只在那些仍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国家被屡屡采用，在那些财阀统洽占据主导的国家，腐败行为依然故我，所不同的只是腐败的主体木同罢了。对于这一点，奥斯丁•刘易斯(Austin Lewis)曾作了明确的阐释，他写道:“中下层阶级有时倡导的实行公有制的政治主张，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物质上都无法为他们所从事事业提供足够的支持。小资产阶级队伍中为数不多的才智之士已被大资本家收买一空。与其将现有的才智投入中间阶级所倡导的前途未卜的争取经济地位的斗争，还不如早早受雇于工业和金融资本家以换取较为实在的经济回报。要在职业上或政治上获得提升,必须通过寡头统治者们设置的禁地，而这块禁地不允许任何人擅自进入，更不用说那些处于从属地位的被雇佣者了。只要是服务于寡头统治，年轻一代的任何雄心壮志都会得到满足。总体而言，这种寡头体制拥有一套严密的人才选拔机制,该机制对官僚主义者或伪善者总是情有独钟。”近年来，在民主国家，统治阶级为了阻挠革命劳工运动前进的步伐，将政府某些部门的职位让予那些声名显赫的劳工运动领袖，使他们有机会进入权力集团(尽管相当有限）,从而控制工人阶级的革命冲动。掌握现代民主政党领导权的寡头集团经常采用同样的办法压服反对派。如果党内反对派领导人拥有大量的支持者,从而对掌权者构成威胁，如果他们只是少数几个人，那么，党内元老就会努力通过上面提到的怀柔策略,限制这些人的活动,削弱他们的影响力。而反对派领袖在接受了党给予的高官和荣誉后,成了政治上的平庸之辈——不难发现，反对派领袖并未获得党的最高职位，而只能被安排在那些无足轻重的次要职位上，这就使他们不再能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力，而且没有丝毫希望有朝一曰成为党内多数派。另一方面，由于出于共同的利害权衡和面临共同的挑战，这就要求反对派领袖与自己原来的死对头共同承担大量的责任。这样,双方在行为上日趋步调—致。

　　为了防止那些新近进入领导层的人，特别是那些在政治倾向上或思想上相左的人分享自己的权力,年长的领袖总是不同程度地将选拔同僚的权利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从而剥夺了普通民众选择自己信任的领袖的权利。

　　对于新生代来说,通往权力的道路总是困难重重，荆棘丛生，除非得到大众强有力的支持，他们是不可能度过重重难关的。新老两代领袖之间的斗争极少以后者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双方斗争的结果与其说是精英的循环(circulaton de selites)，还不如说是精英的重新结盟(reunion de selites)，也就是说，两类精英的混合。对于那些新生代领袖来说，只要他们还未站稳脚跟,便会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以避免遭到那些掌握重要权力的年长领袖的排挤。他们坚持认为，自己与多数派的意见相左这一事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有他们才是那些久经考验的党性原则的真正代表,而年长领袖如此缺乏民主精神则不能不使他们深感遗憾。有时,新生代领袖能够见风使舵,极力迎合那些在党内权力地位已经根深蒂固，并试图排挤他们的强有力的对手:只要遭到强有力的攻击，他们便立即宣称自己与年长领袖之间并不存在丝毫分歧，并完全支持后者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这就使年长领袖的攻击成了无的放矢。在社会主义政党的近期历史上，许多时候，处于少数派的改良主义者,为了避免遭受灭顶之灾，不得不屈服于所谓的革命多数派，&票支持(这完全是出于现实策略上的考虑_，并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个人自豪感和政治忠诚感)那些旨在谴责少数派政治主张的决议。在上述两种情形下,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对立有时也可能趋于白热化。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其中一方领袖对自己的主张信心十足，并基于策略上的盲信以及观念上的不可调和，也就是说，，那些导致双方对立的客观因素，并不存在可以妥协的余地，双方都将之视为生死攸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其中一方的自尊受到伤害或情绪受到触动，使其发现与另一方和平相处、共同争取对大众的统治权,在心理上已经变得无法接受。这样，整个党组织将很快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阵营,在每一个阵营,我们上文所探讨的寡头统治现象将再次出现。

　　在两类领袖相互斗争的历史上，最有意思的是:领袖们为了维持秩序——即为了团结多数人的意志——在各自阵营里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不同集团的领袖在争夺党的领导权的斗争中，民主成了任何人都乐于使用的字眼。只要有利于取得和巩固权力,任何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我们只要翻阅一下那些有关党的执委会任命程序的讨论记录,便不难发现这一点。其中反映出的所有主张无不指向同一个目标，即确保某些特定群体的主导地位。在法国，拥有众多支持者却只能控制一少部分人的盖达派，主张实行比例代表制;另一方面，集团影响力超过成员规模的饶勒斯派(Jauressists)和赫尔韦派(Herveists),却反对在党内实行比例代表制，因为他们担心,比例代表制将使盖达派获得过分的推行他们自己特殊行动计划的手段，同时他们建议继续推行地方代表制(Localre Presentation)或委任代表制(representation by delegation)。

　　在美国国会,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特别委员会，控制本党国会议员在国会中的行为，并就某些关键性议题召集特别会议或进行“督导"(whips)。在一项重要议案提交国会讨论之前，政党委员会要召集一个“核心会议"(caucus)，即秘密的议会党团会议，以决定本党议员将如何投票。核心会议一旦做出决定，该党议员必须服从。当然，对于那些违背核心会议决议的议员，核心会议并没有及时的惩罚措施，但在下一届选举时,这位议员肯定会丟掉议席，因为常驻华盛顿的政党党魁会立即将该议员的行为通知他们在各地方选区的同事。由于众议院议长对国会各委员会的组成以及立法过程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议长人选的确定就显得格外重要，而在此前举行的政党核心会议也备加受到重视。在正式选举之前的数个星期里,各方均使出浑身解数，积极奔走，拉拢选票。当然，并非所有时候，党团会议在正式投票之前就已预先做出决定。在那些次要议题上的立法,每位议员均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投票。但在非常时期，议员不仅要服从核心会议所做出的决定,而且要听从政党领袖的指挥。后一点在国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参议院，每位议员都惟恐自己的平等权利受到任何可能的损害。与众议院相比，在参议院，核心会议的影响更是举足轻重，因为参议院的规模较小，这就使得核心会议的作用能够得到更为有效的发挥。在国会山，议员总人数超过两百，而参议员的人数却很少超过五十人。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就其内部结构来看，同样要求本党议员严格服从。议会党团通过多数原则在涉及提交帝国国会或神圣罗马帝国会议（diets，即正式议会，由各邦王公组成——中译者)议案的所有问题上，对其议员的行为卖行集体强制(Trktionszwang)。任何议员都无权仅凭自己的意愿独立行事。所以,议会党团是以一个整体身份投票的，不管某一议题是否涉及到社会主义者的切身利益。在法国国民议会，情形则完全不同。在社会主义者最终走向联合之前，饶勒斯派与盖达派之间相互拆台，这就使许多社会党议员一度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国民议会中投票。然而,在德国，事实表明，这种自由早已成为过去,组织的本性要求一致行动,在政治活动中，同样是这样。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当冲突不仅表现为议会党团内部多数派与少数派之间的冲突，而且是议会党团与某位议员(在议会之外，后者拥有党的各地方支部以及次级领袖的全力支持)之间的冲突时，所有这些防止议员自行其是的预防性措施则难以奏效。在这种条件下，即使该议员在议会中常常陷于孤立，他也会胜券在握。而对广大选民来说，他们能做的只有跟着他们的议员亦步亦趋，即使在那些社会主义者占据主导的选区也无例外。白里安(Briand)、维维安尼(Viviani)以及米勒兰(Millerand)三位国务大臣，虽然被逐出法国社会党，但在他们各自所在的选区,社会党选民仍对他们充满信心，并继续给予他们以强有力的支持。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英格兰巴特西(Battersea)的约翰•伯恩斯(J.Bums)和意大利曼图亚(Mantua)的恩里克•弗里身上。弗里在适当的时机透露了一个新的事实真相，从而使他所在的选区的政治立场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当初,和弗里一样，该选区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不可妥协性，然而，一夜之间，那里的选民跟随弗里倒向了阶级合作，并积极参与政府各部门事务。在德国，当发现马克斯•席佩尔(Maxs Chippel)和奥托•格里（Otto QShre)两位社会党议员在立场上开始偏离社会党的政治轨道时，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利用其权威动员奇姆尼兹(Chem-nitz)和米特韦达(Mittweida)两选区的社会主义同志放弃对席佩尔和格里的支持。

　　政党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其代表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可能性就越高。在现代工人阶级政党组织特别是在那些改良派当中，这种现象表现得格外突出。对于那些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来说，只要他们发现自己在社会党内还未成为多数派，他们便极力摆脱党组织和工人大众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转而从各地方的社会主义支部那里寻求支持，后者是一些分散的、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灰色大众。这样，由于那些被组织起来的大众受到党内对手的影响，所以，对改良派来说，他们只有从普通选民大众那里获得支持，希望从后者(或主要)那里为自己的政治行为找到正当性依据。不可否认，这种将普通选民作为自己政治使命的来源，往往是以真正的民主情感和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正是基于此，1893年，在伦敦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上，四位来自法国的社会主义代表拒绝执行委派他们的政治和法人社团的授命，从而违背了大会有关代表资格的各项规定。在经过一番激烈辩论之后,他们最终仅仅作为代表列席会议。这件事同时也引出了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即一个能够选举社会主义代表进入议会的重要选区，是否也应当具有与那些賦予地方社会党或工会支部同样的权利,特别是在某一支部成员很少的情况下？可以肯定，在某些时候，一个对于社会主义具有一定同情心的选区——即使它并非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的信仰组织起来的——与那些小资产阶级或律师主导下的规模较小的社会党支部相比，更有可能成为政治行动的民主基础;而且，即便有着广泛的地方组织，一个没有多少人参加的政党会议，远不如整个选区更能成为选择候选人的坚实基础。

　　在以上对多数派领袖与少数派领袖之间、党的领导机构与大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斗争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尽管国际劳工运动仍处在成长阶段，然而，与现代史上其他社会阶级相比,劳工运动领袖却表现得好大喜功、傲慢专横。不可否认，某些劳工运动领袖被工人大众罢免。然而，这样的事例常常少之又少，只有在少数例外情形下，大众能够表现出比其领袖更为强大的力量。一般来说，所谓的领袖被罢免，仅仅意味着新的领袖与原来的领袖发生冲突，由于大众的支持,新的领袖占据了上风,剥夺了原来领袖的权力，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对于民主本身来说，这种取代的现实意义简直微乎其微。

　　只要天主教派处于少数派地位，他们肯定会为自由摇旗呐喊。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只要翻阅一下俾斯麦政府推行文化斗争期间以及几年前在法国发生的政教斗争期间天主教徒所公开发布的文件就够了。无独有偶，在社会党内部，热心自由事业的常常是那些少数派领袖，他们揭露统治集团的狭溢性和威权色彩，而他们在自己的行动中,却时时表现出真正的民主倾向。

　　那些新的领袖，一旦他们达到自己的目标，在那些无名无姓的灰色大众遭受伤害的权利的名义下,推翻他们前任所建立的可憎的专制统治,并取而代之。之后，我们会发现，他们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并最终与他们所推翻的前任成为一丘之貉。在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在君主制国家,由世袭王侯领导的反对派并不能对王权体制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同样，在政党组织中，那些试图在党内谋得一官半职的反对派,无论是对在位领袖个人还是他们的权力系统，几乎不会带来任何威胁。昨天还是革命者，今天却成了反革命。

第七节 官僚机构：集权化倾向与去集权化倾向

　　国家组织需要错综复杂的官僚机构。对那些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来说，要使各种错综交叠的力量有利于本阶级权力和地位的巩固，官僚体制是一个重要保障。

　　现代国家的自保本能使其为自身创造了最大限度的既得利益。随着愈来愈多的人相信现代社会秩序充满了缺陷甚至非理性——即掌权者惯常所称的不满的增多——国家组织的必要性也随之变得更为迫切。通过设立庞大的官僚职位等级,制造大量直接依赖国家养家糊口的人,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确保人们对国家的支持。现代政治经济的发展走向大大地推进了这一趋势。一方面,从国家的角度看，它能够提供大量官僚职位;另一方面，公民对官僚职位有着更为广泛的需求。由于社会上已经形成了具有剥削性的大资本家和有组织的工人,两者在客观上对中产阶级构成了巨大威胁，使得中产阶级(小制造业主、小商贩、私营手工业者以及农场主，等等)的地位日趋不稳定,进而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官僚职位的需求。那些物质生活遭到现代经济发展威胁的人们，会想方设法为他们的后代创造安全的生活条件，避免他们的社会地位遭到经济力量的冲击。在国家机构中谋得一官半职，并且能够老有所养，这似乎恰好合乎他们的需求。这样，这种没有穷尽的需求总是超过了可能的供给，从而制造了一个所谓的“知识无产者"（intellectual Proletariat)。这一•群体的规模并不稳定。由于日益增长的对政府官僚职位的需求，国家经常被迫开放官僚机构的通道，以吸纳成千上万的求职者，从而将他们从政府危险的反对者转变为忠实的保卫者和追随者。这里的知识分子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那些已经在国家管理机构中获得固定职位的人，而另一类正像西皮奥•西费里(Scipio Siphiele)所指出的，是那些力图进人政府堡垒却仍被拒之门外的人。前者可以被比做随时准备替为他们提供面包的国家卖命的雇佣军，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地是出于对阶级利益维护,部分则是出于个人动机(即惟恐失去已经到手的一切）。只要国家遭到攻击，他们便会挺身而出，因而被视为国家最忠实的守护者。相反，那些被拒之门外的人则成为国家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始终是一些不安定分子，他们不仅在资产阶级中组织反对派，而且有时也担任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工作。可以肯定，国家官僚机构的扩展总是无法敉平中间阶级的不满情绪，但官僚机构总是在不断膨胀，而且呈没有终点的螺旋式上升趋势。尽管这一趋势日益与社会的整体福利相违背，但这种官僚机器仍然不可或缺，仅仅通过它，就可以满足那些受教育人口对稳定职位的需求，而且它同时也是国家维护自身的重要手段。对国家起源做出过重要研究的已故著名政治经济学者、德国佩鲁贾大学普维亚尼(Amilcarepuviani)教授曾指出,官僚机构是出于维护其法律基础相当脆弱的财产权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唤起民众公德意识的一剂良方。

　　政党也具有许多与国家类似的特点。在政党组织中,精英集团形成了一个相当封闭的圈子,其中由少数几个人形成了一个寡头统治集团,在民主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刻，这一集团时常面临被推翻的危险。所以，与现代国家一样，现代政党总是不遗余力、最大限i地扩展本组织的基础，用经济纽带将更多的人与国家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建立强有力的官僚机构成为必要,而现代组织职能的增加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

　　随着政党官僚化程度的提高，社会主义信念的两大核心支柱必然遭到削弱:对社会主义更为高远的文化理想目标的认识，以及对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所呈现的多样性的认识。官僚机构本身变成了目的。随着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不断趋于成熟，它对其他国家劳工运动独特性的认识能力也开始降低。从各国社会主义刊物之间所进行的相互攻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所谓的“输出社会主义"的时代，在国际主义原则信念的感召下，社会主义者们执著于高尚的革命原则。他们当中毎个人几乎都是这一广泛领域里的专家(如果我们可以使用这一术语的话)。在他们整个生命历程中，灰色的油灯下，他们畅所欲言，交流思想，即使语言的障碍也阻止不了他们并肩战斗,他们超然于各自国家资产阶级世界之外，对任何能够带来眼前利益的“实用”行动不屑一顾。然而，随着各个国家纷纷对社会主义者开放参与渠道，首先是允许他们进行政治宣传，随后则是参与积极的建设性工作，这就使社会主义者的注意力不再关注那些恒久的原则,而是将更多的精力花在维持党组织的日常事务上。他们的洞察力提高的同时，却没有了先前的远见。对劳工领袖来说，他们如今关心的是每个月吸收了多少纺纱工、鞋匠或制刷工加入工会组织，整日忙于有关工伤和疾病保险的繁文缛节,以及关涉工厂纠察和贸易纠纷仲裁等专业性问题上，他更熟悉的是如何监督各个合作商店的收支以及天然气的消耗量，而对整个(即使在最狭窄的意义上的)劳工运动却兴味索然。按照人的心理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时的劳工领袖已经没有时间和兴趣去研究那些有关历史哲学的重大问题。在他们眼里,所谓的国际问题,只不过是一种骗人的谎言。与此同时，对于那些试图从某种更为高远的视角而不是仅仅从技术层面判断问题的人，他们则视之为“无能之辈”、“门外汉”、“平庸之辈”;而将那些试图在他们已经熟悉的立场和途径之外另辟蹊径的社会主义者视为动机不纯，甚至将他们视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异类。于是，这种专业化趋向使劳工领袖具有了强烈的排他性,而且目空一切，放弃了长远的打算,这成为现代劳工领袖的普遍规律。日益增多的科学研究，使得百科全书式的博学之士不复存在，他们的地位被传记作家取代。通才式的动物学家巳经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鸟禽学家和昆虫学家，而昆虫学家又可进一步划分为鳞翅类昆虫学家、甲虫学家和蚁类学家。

　　那些在党的附属官僚机构里任职的人，阿尔弗雷德•韦伯(Alfed Weber)在1909年维也纳“社会政治联合会”（Fereinftir代表大会上将其称为“非特派官员”（non-Commissioned officers)。在此次大会上，阿尔弗雷德•韦伯在谈到官僚体制时指出，官僚制是个人自由的死敌，它反对任何大胆的政策创新。下级服从上级压抑个性的张扬，使一个由受雇者主导的社会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狭隘和市侩气。官僚作风败坏人格,使道德陷于贫困。在所有官僚体制中，人们都在绞尽脑汁为自己谋取一官半职，蝇营狗苟以求晋升，对下属专横跋扈,而对上级却逢迎拍马。在德国社会党内部，沃尔夫冈•海涅（Wolfgang Heine)可以说是维护个人人身和精神自由的最为勇敢的斗士之一,他不遗余力地谴责“官僚化倾向及其对个性的压抑”。在他反对社会主义官僚体制的同时，还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普鲁士国家，他说,可以肯定，普鲁士国家是按照典型的官僚制齐一化原则统治的;同样，尽管普鲁士国家在表面上成效显著，然而由于其官僚制特征，使得它从根本上说是在走下坡路。即使在普鲁士出现某些名人才俊，他们也无法见容于这个国家。这样，普鲁士国家的政治生活变得毫无生机，最终蜕化为一架冷冰冰的统治机器，对任何真正的进步充满了敌意。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随着官僚体制日益沉溺于曰常事务，该体制就越表现得偏狭、目光短浅、刻板僵化而且不能宽容异己。

　　与其他集权化体制类似，官僚体制的优势在于:行政上某种程度的统一有利于及时有效地处理事务。而在分散的联邦体制中，许多事务诸如进行关键性的调查统计，是无法得到有效执行的。

　　随着劳工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政党领袖对普通工人大众统治的外在形式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在德国，由于其民族特点，而且民众受教育水平低，领袖权威几乎可以与专制君主相匹敌。德国第一个劳工组织是费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领导的全德劳工联合会（Allge-meiner Delltscher Arbeiterverein)。该组织成立于1873年，两年后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马克思国际主义组织爱森纳赫派(EisenacheiB)合并。由于该组织是个人非凡魅力推动下的产物，所以时时处处都被打上个人人格力量的烙印。在人们心目中，拉萨尔领导的协会组织是仿照当时颇具影响的全德工人同盟（Na-tionalverein)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如果说劳工联合会（Arbeiter-verein)的低层是这样，那是说得过去的，然而，如果说该组织的高层也是这样,那可是大错而特错了。与全德工人同盟一样，劳工联合会是一个一元化的协会组织，其成员分散在全德各地,而且没有建立任何地方性的分支机构。成员资格也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每个成员直接受中央控制。然而，全德工人同盟的领导机构是一个由多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而在劳工联合会中,拉萨尔实行个人的独裁统治。拉萨尔和他的继任者施韦泽,担任德国工人党主席，主席的权力可以与威尼斯共和国总督的权力相匹敌。与总督类似，由于不存在其他寡头体制对党主席的权力构成约束，这就使党主席的权力毫无限制。党主席变成了掌握绝对权力的专制君主，他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任命下级官员、全权代表甚至继任者。其他人必须对他言听计从。之所以形成这种组织结构，不仅在于拉萨尔本人的个人品质、对权力的贪欲以及自以为是(尽管他具有非凡的才干,但正是这种自以为是造成了他不能知人善任);而且在于拉萨尔本人有关政党目标的思想认识。在隆斯道夫(Ronsdorf)所作的一篇著名演讲中，拉萨尔说道:“无论我到哪里，我总能听到工人们的心声，这种心声可以概括为：，我们应当将我们的所有意志锻造成一把铁锤,并把它交到一个我们对他的智慧、品质和善意有足够信心的人手里，使他能够用这把铁锤与资产阶级展开斗争!，……我们的政治家至今仍然认为，自由与权威——两者的统一被哲学家们作为理论基石——在我们联合会(Verein)这里得到最完美的统一，因此，联合会正是未来社会秩序的缩影!”这样，在这位主席眼里,他的个人独裁不只是一个战斗性组织在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而是劳工运动的最终目标。在拉萨尔时代，德国劳工运动还非常软弱,如同裸祸中的婴儿一样，迫切需要慈父般的呵护。这位父亲在临终时,立下遗嘱为这个婴儿确定新的监护人(德国劳工运动仍然是一个被监护对象)。拉萨尔去世后，处在成长期的劳工运动的重要决策大权在很大程度上被施韦泽一个人独揽。这种威权倾向与其说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还不如说是由德国独特的传统和民族特性决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工组织内部这一集权化倾向遭到极大的削弱,主要原因在于：民主体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发展;不同情势的迫切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典型的德意志南部社会主义组织的出现，与普鲁士和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相比，这里的社会主义组织更加灵活，更加注重地方自治。但是，劳工组织中集权化倾向并未彻底消失，它也不会消失。

　　在拉萨尔在德国的追随者建立大众化组织的同时，国际劳工联合会的领袖却采用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联合会的主要特点是在各国支部之间建立了相互制约的关系，这是防止领袖走向个人独裁的潜在力量。国际在伦敦设立了总委员会,成为国际的最高决策机构，由各国支部派代表组成。但该委员会手中的权力与德国劳工总同盟的主席权力一样，极少受到限制。总委员会禁止隶属于它的各国分支机构选举自己的主席，认为这样做有捧于民主原则。但对于总委员会，其中某些最为知名的委员却宣称，如今工人阶级已经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共同的领导核心"(Common leadership)。总委员会从委员会内部任命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员，如司库、总书记以及派往各国支部的通讯书记。有时它可以使一个人身兼数职。而且，书记本人握有不少重要特权，如批准设立新的支部，同意或否决对某一支部进行财政援助，以及调解成员之间的矛盾纠纷。第一国际之所以很快走向衰落，其内在根源在于总委员会内部法律上的寡头制(oli-garchydejure)事实上的君主制之间的冲突D据说，有人指控总委员会背叛了社会主义，后者贪恋权力，将权威原则带入工人阶级的政治生活中。起初，这种指控来自第一国际组织外部,主要是那些在总委员会中没有代表权的群体:他们包括巴枯宁、意大利人以及饶勒斯派(Junissians)。然而，总委员会很快便占据了上风。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威权派”(Authoritarians)借助其惯用的手段(诸如拉选票，在一个反对派和其他人无法涉足的小镇秘密集会），从而赢得了对反威权派的彻底胜利。但时隔不久，总委员会内部要求摒弃个人独裁的呼声此起彼伏。

　　1889年，所谓的新国际(即第二国际——中译者)成立。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同意采取一致行动,并为此举行经常性的代表大会。这样，雅克(Jaeckh)所说的“国际主义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第一国际在国际无产者中间最大限度地推行集权原则，“以便在阶级之间经济斗争特别激烈的地方，能够迅速将工人阶级的力量组织起来投入斗争。”相反，第二国际则采取了极为松散的组织形式，各成员国支部之间彼此生疏,而各支部组织严密，其活动范围仅仅局限在本国国内。也就是说，第二国际是一个享有充分自治权的国家工人组织的联盟，它没有一个齐一的、均质的组织结构。我们可以将第二国际比做传统的尼德兰国家联合体(the old states GeneraL of the Netherlands)，它是一个由数个相互独立的寡头体制组成的联邦共和国。第二国际中央领导机构社会党国际秘书处(Secretariat Socialiste International,总部设在布鲁塞尔），只不过是一个互通信息的办公室，本身并没有任何权威。有时,在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上，某些国家劳工组织的寡头人物力图在国际舞台上大权独揽,典型的如德国社会民主党。1907年，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在该党被迫转入守势的情况下，努力使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党接受自己的斗争策略这种策略是在德国特定环境下形成的口头上革命主义(veibalre Volutionarism)。由于各个国家劳工组织的寡头人物有着、不同的需求，这就使策略上的合作难上加难。也就是说，只要现代社会党国际仍然奉行国家至上原则,那么,某一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要获得相对于其他国家社会党的绝对优越地位，是不可能的。随着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完善和巩固，并获得相对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政党的独立地位，它时刻对自己可能受制于人心存戒心。各个国家劳工组织之间的相互竞争，使得国际范围内的集权越来越困难。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都在时刻警惕其他国家社会主义政党将其影响扩及自己的范围。这样,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上投票通过的各种决议形同虚设。1904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上，安塞尔(Belgian Anseele)明确表示，大会通过的有关禁止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决议对他并不具有任何约束力。1907年，在斯图加特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上，福尔马尔在德国工人的属意下,发表讲话,驳斥了法国共产党干涉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军事政策主张，并反对战时国际做出任何决议干预任何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行动。细察便知，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与18世纪德国历史上的诸侯国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像。居住在这些诸侯国的贵族、牧师及少数几位镇长,定期举行集会，主要目的在于防止国王对他们的“自由”(即他们独有的特权)哪怕是一丁点的侵害。同样，在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上,来自各国的社会党代表都小心翼翼地维护各自所在国家的特殊利益以及各自的特权,他们坚决不肯向那个高高在上的“国际陛下”做出丝毫让步。

　　对于各国社会党的寡头人物来说，只有当他们发现可以借助国际所做出决议的权威来抑制党内派系的时候,他们才会对之表示认可。有时，社会党内的少数派往往诉诸于国际的某些原则，来突出自己社会主义情感的纯洁性，而将多数派视为主义的异端。典型的如1904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在法国社会党中处于少数派地位的盖达派，在第二国际极力贬抑党内饶勒斯派及其在国内政策问题上的诸种主张，这一努力最终收到了效果，盖达派成功地将饶勒斯派纳入自己的阵营，使其成为统一的法国社会党等级体系的一部分。而在另外一些时候,社会党内的多数派在本国组织范围内部无法使少数派做出让步的情况下,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取得对少数派的胜利。例如，分别在巴黎(1889)、苏黎世（1895)、伦敦（1895)国际代表大会上，意大利和德国的社会党借助大会所做出的决议，以排挤各自党内那些反对议会斗争的派别以及无政府主义者。

　　在国际范围的社会主义组织趋于分散的同时，如今在各国内，社会主义政党却向集权化方向发展。不过，这一概括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方可成立。

　　在现代劳工运动的国内组织中，我们可以发现去集权化(decen Tralizing)与集权化两种趋势同时并存。随着抵制中央最高权威的声势日涨，去集权化日益深入人心。但如果认为这种离心倾向是大众追求民主和独立所导致的结果，则是大错而特错了。事实却恰恰相反，造成去集权化倾向的根源在于一小撮少数派领袖集团，在被迫服膺于整个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情况下，试图退回到本集团的地方政治活动空间(如邦或州、省区或社区)。那些发现自己在党内处于少数派的领袖集团，对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不会产生任何好感。，既然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占据主导，还不如主导自己所在的地方事务，正可谓宁为鸡头，不为牛尾。例如沃尔玛，他在自己所在的巴伐利亚地区炙手可热、权倾一时，有“巴伐利亚的无冕之王”之称。这使他不会去德国社会党的全国性组织中充当二把手。对他来说，宁愿在慕尼黑当老大，也不会去柏林屈身当老二。

　　多数派竭力要求权力集中，少数派则要求自治。少数派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打上为自由而战的旗号。这一点充分反映在少数派领袖的公开言论中,他们宣称，自己正在进行一场反对新的专制统治的斗争。当少数派领袖感到自己的力量已相当强大的时候，他们便毫无顾忌、不遗余力地取缔党的中央行政机构中多数派。1902年，在艾莫拉(IMola)举行的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改良派领袖图拉提在其同道的支持下,向大会提出一份书面建议,要求取缔中央行政机构。他说，有必要取缔这种过时的、带有专制色彩而且死气沉沉的领导体制，代之以各地方组织的充分自治，或至少是由三位聘请专家组成的纯粹的管理和执行机构取而代之。图拉提进一步指出，那种希望自上而下对全党进行管理，是十足的雅格宾党人的行径。针对这一民主提议，反对派提出了有力的反驳，他们指出，如果取缔党的中央行政机构,党在议会中的代表将在党内惟我独尊、有恃无恐。这样，只要在一些问题上要求采取紧急行动，而这时又没有那么多时间直接征询所有党员的意见，议会党团——其权威来源于选民而不是党组织——将决定党的行动路线。如果我们假定在政党组织内可以实现真正的民主，那么主张分权无疑是反民主的，而实行中央集权则能够使大众意志具有无与伦比的有效性。从这一点来看，恩里克•弗里针对改良派的主张所谈的一席话可谓切中肯綮，他指出，拟议中的取缔党的中央行政机构的建议无异于否定一般意义上的工人大众的主权权利,因为该机构正是大众意志的合法表达，它的权力直接来源于党的代表大会。

　　各国社会党中所出现的去集权化倾向与寡头统治的基本原理并不存在任何矛盾。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少数派在摆脱党中央的控制之后，便很快在自己占据主导的地方范围内建立了集权体制，与他们当初极力反对的中央权力相比，该权力的集中化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这种去集权化倾向只不过是一种瓜分权威的尝试罢了,他们希望通过这一尝试将大的寡头集团分割成若干小的寡头集团。在法国和意大利，每一个社会党支部的代表都绞尽脑汁使自己尽可能摆脱党中央的控制，以维护自己在地方党组织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同样，在德国,各邦长期以来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各邦设有自己的议会，这就使社会党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建制上和行政上的统一,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党组织的去集权化倾向。所以，在德国，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政党都被分割在相互独立的邦之内，从巴伐利亚到黑森州(Hesse)，它们都希望摆脱设在柏林的党的中央行政机构的控制，实现地方自治。不过，这并不妨碍它们在各自的地方范围内行使集权化权威。

　　如果仅就柏林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而言，德国特别是德国南部地区社会党中的去集权化倾向是与集权化相反的两种趋向，而他们在各自的辖区范围内，却极力反对推行分权式的联邦体制。他们往往以要求给予地方党组织以财政上的独立来反对柏林的中央权威。1906年，在施威福特(schweinfurt)德国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巴伐利亚议会社会党议员埃尔哈特（Ehrfmrt)指出：“不可否认,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只能负责管理那些流入柏林的资金,但只有我们才有权负责我们的地方财政。”极力反对社会党普鲁士化，积极倡导实行党内联邦式分权体制。来自符滕堡(Wurtembeig)的雨果•林登曼(Hugo Lindenmann)宣称，将德意志南部各邦的地方财政归于柏林的中央财政,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后者总是不遗余力地为自己敛取钱财。

　　现代民主政党组织内部围绕集权化与去集权化问题的争论，其理论意义表现在多个层面。不可否认,两种倾向各自的支持者甚至有时还从理论上诉诸于道德观念，为各自的立场积极辩护。但是，我们一定要纠正我们的以下看法，即认为其中肯定有一派支持(或反对)寡头统治，支持(或反对)人民(或党员大众)主权。无论是政党组织的去集权化倾向，还是对国际(如遥远的国际官僚机构、委员会、代表大会的权威)或一国范围内(如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权威)的集权化倾向的抵制，都与要求更广泛的个人自由没有丝毫关系。

　　之所以会出现民主的要求，往往在于某些具体的理由，特别是不同地区工人的经济、社会状况或者地方状况的差异。要求在地方、省或地区范围内实行自治，实际上是客观环境的差异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在德国，南部地区的社会主义者感到似乎有一片大海将自己与北方的同志完全隔离开来。由于这一地区的议会体制已有一百多年的悠久历史，所以他们极力要求实现地方自治和参与政治的权利。而普鲁士政治中长期以来一直浸淫着浓厚的封建威权色彩。此外，南部地区之所以要求自治权，还在于这一地区推行的是自耕农农业经济形式，而在中部和东部省份，则主要实行大地产制。正是这种经济经营模式上的差别，使得南部地区的阶级差别和阶级意识并没有在北部地区那么明显和强烈，两个地区的社会主义者所面临的对手也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在德国社会党内部,南北两地领袖之间的斗争常常充满了火药味儿。双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相互指责对方野蛮落后,思想观念陈腐僵化。北部社会主义者指责南部社会主义者仍然沉迷于小资产阶级式的、静谧却充满乡土气息的生活环境,而他们自己生活的地方则有着大规模的制造业。只有北部才代表着未来;南部人反唇相讥，声称南部已经废除了大地产制，取缔了容克地主阶级,而这在北部仍远未实现。

　　同样，环境的差异也使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走向分裂。在那里，也是南部地区要求充分的自治。他们认为，南部地区的社会主义与北部的社会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论基础，早在那布勒斯王国时期，这里实际的生产和分配关系并没有导致如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所认定的那种任何社会都必然存在的阶级对立。所以,在这里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宣传，不仅激起了大、中土地所有者对社会主义的反感，而且也将那些小私有者推向社会主义的反面。居住在波河平原地区的社会主义者强烈反对一项对谷物征收进口税的议案，因为该税种将增加生活在大城市的劳工阶级的生活支出;而南部地区的社会主义者曾多次公开表示支持现有的关税保护政策，因为该地区的无产者和雇主都依靠农业，降低农产品关税将使该地区失去相当的市场份额，从而造成生产上的危机。在以制造业为主的北部地区,社会主义者反对吞并的黎波里(TriPolitan)，而在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南部地区，要求领土扩张的声浪此起彼伏。除了以上造成双方分歧的原因外——我们可以称之为内在性的原因，因为它们直接导源于南北之间客观条件的差异——我们发现，两地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对立还在于政府对待两地态度上的差异。意大利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在北部,它常常以自由主义的面目出现,而在南部却正好相反，由于这一地区选民居住较为分散，在选举期间，当地的地方社交圈子（Local Coteries)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1902年吉奥里蒂(Giditti)在位期间，意大利政府态度上的这种172双重性在社会党内部引起了严重分歧，北部社会主义者迫不及待地要求参与政府,而南部的社会主义者(尽管他们主张改良而非革命)却对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总之，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内部所暴露出的种种去集权化倾向,虽然能够防止某种一元式的、无所不包的寡头体制的形成，却造就了一批小规模的寡头体制。在每一个这样的寡头体制中，寡头的统治权威仍然强大无比。政党活动中的寡头统治依然如故。

第三章 权力的行使及其在领袖心理上引起的反应

第一节 领袖心理所发生的畸变

　　大众的漠不关心、得过且过，以及希望得到引导，助长了政党领袖对权力的本能贪欲。因此，可以说，正是人性的普遍特质助长了民主式寡头体制的形成。从根本上说，正是心理因素最终导致了对组织、管理和战略的需求。

　　.一般来说，劳工阶级政党组织的领袖在道德品质方面并不在其他政党组织领袖之下,或总体而言他们在后者之上。这一点即使那些明确站在反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们也公开承认。然而，不可否认，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会对领导者的道德品质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许是件好事。拉布鲁耶曾对路易十四宫廷里的那些达官贵人提出激烈批评。他指出,在这些人当中，对于任何一位品质良好甚至杰出的人来说,大众对他们趋之若鹜、唯唯诺诺将最终演化为全然盲目的膜拜。诸如见风使舵这种攻击性词汇同样适用于当今那些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的领袖们。在多数情况下,领袖在其创业之初都能持守他们所倡导的各项原则,并对这些原则的真确性坚信不疑。勒庞(LeBon)不无见地地指出领导者往往来自被领导者群体。然而,借助某种理念上台的人后来却成了这一理念的背叛者。”在许多时候，开始还只是大众一分子的领袖不久便不知不觉地脱离了大众，而且根本不考虑他的这种出于本能的行为会将自己引向何处，也不考虑任何个人动机。某种愈益清晰的对未来的憧憬、更加强烈的情绪，以及某种对大众福祉日益深切的关怀，始终推动着他不断向前;他工作富有弹性,性格严谨，对同胞充满同情心。显而易见，这在领袖们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之前会时有表现,但在那些已经建立了稳固的政党组织并提供有利可图的就业岗位的地方,这种现象便不大可能再出现了。但这并不是说在组织严密的政党组织中,领袖从一开始就必然想方设法谋取私利。

　　人们并不总是殚精竭虑，试图成为大众领袖。用人们所熟悉的那句法国习语更为清楚地表述就是:并非每个地位显赫者(anive)天生都是些不择手段的野心家(arriviste)。然而，一旦他获得了权力，他就不大愿意再回到先前的那种默默无闻的状态。对任何人来说，放弃自己经过多年努力才获得的公职,其代价可以说是太大了，除非他是一位“显贵"(grandseignellr)或极富自我牺牲精神。对普通人来说，这种自动放弃实在太难了。

　　权力意识总会使人变得自负，并且自视甚高。渴望主宰他人的欲望——不管是为了善的目的还是恶的目的——在每个人身上都可以找到。这是人的心理层面的基本事实。在领袖那里，对自我价值的意识，以及大众对领导的渴望，常常使他心中产生一种优越感(不管这种优越感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主观想象的),并激发起那种根植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指使他人的精神需求。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任何掌权者都试图扩大自己手中的特权。那些获得权力的人几乎总是设法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并采取各种手段维护自己的领导地位,使自己摆脱大众的控制。无政府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巴枯宁曾指出，即使是自由的最忠实的维护者在掌握权力后也会蜕变为暴君。的确,权力的行使会对领袖的性格产生深远的影响。阿尔丰斯•都德(Alphonse Daudet)对此作了如下精辟的描述:“如果卷入政治，我们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会立刻暴露无疑:热情变成虚伪；雄辩成了拖沓冗长而且废话连篇;适当的怀疑主义成了欺世盗名；自我表现的需要变成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浮华的贪婪;社会交际、取悦于人变成了不负责任、唯唯诺诺而且伪善做作。”为了保持对大众的影响力,领袖们对人性可以说了如指掌，他们知道人性的弱点和喜好，并设法使之为自己所用。，

　　当领袖并不拥有个人财富，而且又没有其他收入来源时，即使仅仅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他也会将领袖职位牢牢抓住不放，并把自己所发挥的作用视为不可让与的权利。这在那些先前从事体力劳动后来成为工人领袖的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对自己先前所从事的职业已变得相当陌生。对他们来说，丢掉领袖职位,在经济上无异于一场灾难,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几乎不可能再回到先前的生活方式中去。除了宣传说教，他们巳经失去了从事任何其他工作的兴趣和能力，他们的双手已经失去了作为劳动者的感觉，只不过很可能只对长时间握笔而引起的手指痉挛有感觉。

　　另外，对于那些出身资产阶级阵营的劳工领袖来说，在投身社会党事业几年之后，他们便已精疲力竭。当初，他们意气风发，指点江山，凭着年轻人的那股热情加入到工人组织当中，并很快取得了领导职位。尽管在某些方面享有许多便利，但他们随后的生活却充满了艰辛，而且与其他职业一样,要功成名就需禅精竭虑。所以，这些人往往未老先衰。除了政治他们究竟还能胜任什么工作呢？他们已经对自己先前所从事的专业不甚了了，后者与他们所选择的职业政治家的事务毫无干系。当然，对一位律师来说,他可以在继续从事自己的职业——甚至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工作——的同时，仍然担任党的领导职务。政治斗争与律师职业有着不少共同点，因为政治斗争无异于一种旷日持久的法庭辩护。对律师来说，担任公职为他们提供了施展自己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翩翩风度的机会。然而，对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无论是从事新闻工作、还是舆论宣传，抑或担任国会议员，只要他们希望在党务活动中表现积极，便会发现自己的专业科研能力逐步下降。由于忙于日常政务，他们在专业上止步不前，他们已经不再有时间对科学问题进行审慎的研究,并不断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造成领袖精神上的转变的，还另有其因。

　　就工人阶级政党中那些出身资产阶级的政党领袖而言，他们之所以热衷于无产阶级的事业，或是出于某种道德理想,或是受某种热情或科学信仰的推动。在学生时代,他们就已破釜沉舟，对前途充满乐观，富有年轻人特有的活力。他们背叛自己所在的阶级而投身工人阶级阵营，与他们一起工作、并肩战斗，同生死、共患难。逝者如斯。他们已经为党的事业和理想奉献出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随着年事渐高、青春渐逝，他们当初的道德理想也成了美好的回忆。日常斗争中的种种矛盾和那些与自己本来的信仰相冲突的新的体验，已将他们的理想销蚀殆尽。这样，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内心已经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产生怀疑。其中一些人在内心与自己的怀疑进行了艰苦的斗争;而另一些人则自觉不自觉地返回到他们所出身的资产阶级的理想。

　　然而，对于那些充满幻灭感的领袖来说，是没有回头路的，他们已经与自己的过去捆在一起。他们都有妻儿老小，需要养家糊口。而且,即使仅仅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声誉，他们也会发现有必要坚持过去的政治立场。这样，至少在表面上，他们仍然对社会主义事业忠贞不二，而为了这一事业他们已经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然而，理想主义已一去不复返，他们却变成了机会主义者。这些当初的社会主义者——某些时候他们也可能成为利他主义者,渴望为他人牺牲一切——成了十足的怀疑论者和利己主义者，其行为只是基于纯粹的自我利益筹算。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些来自资产阶级阵营的新鲜分子，当初之所以加入工人阶级政党，并非出于某种明确的或下意识的有朝一日成为领导者的动机，而是纯粹出于奉献精神和对斗争的热爱。他们心中充满幻想,对待每一位同志都亲如兄弟，坚信每一次党代会都意味着向理想目标迈进了一步。然而,他们自身所具备的优势(部分是先天就有的，部分则是后天习得的)使他们成为领导者，从而受制于由于长期掌权而助长的各种欲望。这样，他们最终与那些出于个人野心进入社会主义阵营的人同流合污,后者从一开始就将大众仅仅视为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

　　不可否认,个性因素在其中也发挥了作用。毕竟，即使面对同一种环境，不同的人也会做出不同的反应。正如已婚妇女和妙龄少女面对类似的色情场面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一样，这种反应不仅与她们先天的性意识有关，而且与她们所受的道德教育有关，是守身如玉，还是作风轻佻，抑或委身下就。同样，由于领导者个人的特殊品质——只要这些品质是后天习得的而非先天固有的——他们在面对党内不胜枚举的诱惑时，每个人都会表现各异。对于那些已然功成名就的领袖来说，由于目标的实现而引起的厌腻情绪,在不同的人身上也表现各异。对待与民主精神或与自己的信仰相违背的新的客观环境，不同的人也会表现出不同的适应能力。例如,一些社会主义者在议会特有的氛围的影响下，在议会发言中羞于使用诸如“阶级斗争”和“集体主义”这样的语汇,即便他们当初正是由于热衷于这些信念而获得今天的地位的。另有一些社会主义者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却特立独行，其立场之坚定不减当年，而这些正是正式的制度规则排斥的。吉赛普•普里佐利尼(Giuseppe Prezzolini)认为,在议会活动中,要求某位议员保持其作为社会主义者的纯洁性，就好比要求约瑟在经常光顾妓院的同时，仍能洁身自好一样不可能。

　　在这里，只要我们注意到，对于所有社会现象，不仅要考虑到环境因素，而且还应当考虑到个人因素。不过，在政党发展进程中，随着当初的被领导者成为低层领导者，随后又进入最高领导层，他本人在心理上会发生变化，进而导致其个性方面的根本性转变，而这往往在领导者看来，只不过是自己针对周围环境的改变所做出的本能反应而已。他会争辩说，时代不同了,有必要采取新的策略，接受新的理论。新的时代更需要审时度势。社会党国际(International Socialist Party)中之所以会出现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论调，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领袖们为自身所发生的畸变寻找解释和借口的心理需求。几年前，意大利支部的一位领袖宣称，走向胜利的改良主义具有进化论和法条主义（legalist)的特性，在某些方面倾向于严格意义上的工联主义（syndicalism)，接着，他指出，改良派的社会主义对待人类、生活和历史仍坚持唯物主义，只不过受到主张自由思想的资产阶级所倡导的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腐蚀罢了，但它比极端革命主义者更具有反基督教倾向。这一观点不无道理。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有时改良主义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先验论(apriorism)做出了必要的修正，并针对那些冒充革命的政治演说家提出了合理的批判，但有一点却是无可辩驳的，那就是:改良主义不仅与社会主义，而且与现代资产阶级知识界所表现出的颓废倾向有着逻辑上的因果关联。事实上，在许多时候，改良主义只不过是那些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极度厌倦甚至幻灭的人们的怀疑主义的理论表述;它是那些曾经身为社会主义者，如今却背离社会主义的人们的社会主义。

　　从权力反对者到权力参与者的突变,必然会对领袖的精神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显而易见，在新的理念及其支持者遭到社会排斥和国家迫害的时期，政党领袖的道德水准要比在革命胜利后或和平时期高得多。因为在前一个时期，那些并不希望自己成为掏道者、受到自利动机和狭隘的个人野心驱动的人会自动与党保持距离。这对那些历尽磨难的党的元老们是这样——他们的道德品质即使不被手中的领导权力彻底腐蚀(这使他们背弃了无产阶级的事业），也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以致使他们与大众分道扬镳——而且适用于那些直到党的事业取得胜利时才出现的新领袖。只有在被压迫者的斗争只能给那些参加革命斗争的人带来一顶桂冠时，那些来自资产阶级阵营的社会主义者要完成党的使命,必须具有无私的奉献精神。只有在劳工运动放弃自己的原则，并采取妥协让步政策时，资产阶级分子才可能对社会主义事业构成威胁。在阿姆斯特丹国际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在回答饶勒斯时不无见地地呼吁:“当社会主义政党与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结成同盟，并与政府建立合作关系时,它不仅抛弃了最勇敢的无产阶级斗士，将他们推向无政府主义者行列,或迫使他们采取独立行动，而且将大批立场不坚定的资产阶级分子吸收进自己的队伍。”在意大利,当无产阶级政党遭到迫害时，人们不难发现，社会主义领袖往往表现出相当高的道德水准。然而，直至1900年，社会党只要一与政府套近乎，有关党组织蜕化变质的谴责之声便不绝于耳。人们之所以揭露大批混进党组织的成分，仅仅是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将党组织作为自己在政府部门攫取好处的最佳手段罢了。无论在哪里，只要社会主义者控制了地方市政当局，只要他们获得了人民银行和分配性合作协会的控制权,只要他们手中掌握着大量职务的委任权,我们便不难发现他们的道德水准在明显下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日益变得狂傲无知、蝇营狗苟。

第二节 波拿巴主义意识形态

　　作为国家元首，拿破仑一世希望自己被视为经由人民选举产生的领袖。在他的公开言论中，拿破仑鼓吹只有法国人民才自己权力的惟一合法来源。金字塔战役后，拿破仑的个人声望如日中天，这位将军便专横地要求授予他“人民的首席代表”(Premier representant du pellple)头衔,尽管到那时为止，“人民代表”这样的称号只能属于立法机构成员。后来，通过公民投票，拿破仑被推上法国皇帝宝座。他宣称，只有大众才是自己权力的惟一基础。按照波拿巴主义者的解释,人民主权就是人民按照宪政原则授权下的个人专政。

　　拿破仑三世的专制主义(Caesaxism)也是建立在更为广泛的人民主权原则基础之上的。1848年5月24日，当时在伦敦的拿破仑三世写信给国民议会，这位王位规觎者认识到,正是二月革命促成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建立,后者是以人民的普选权为基础的。与此同时，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则，他抛开了被驱逐的路易•菲利普国王，宣称自己拥有发动起义以及对王位的合法继承权。他以半自豪半谦恭的语气写道:“既然国王是由二百名代表选举产生的，可以说，我是得到四百万法兰西人民的同意才成为帝国的继承者;在作为普选权之结果的国民主权面前，除了作为一名法兰西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之外，我不能奢望任何其他权利。”然而，拿破仑三世并不仅仅将人民主权视为自己权力的来源，而且将之作为自己实际活动的理论基础。他宣称，自己只是民众通过选举形成的集体意志的执行者，而且完全服从这种意志，在任何事情上都听命于这一意志。这使他赢得法国人民的爱戴。他还非常精明地反复强调，自己只是民众手中的工具、随时供他们役使的奴仆。在任总统期间，在一次演讲中,他宣称，只要形势需要，他随时准备逊位(abrogation)甚至赴汤蹈火,也就是说，他时刻准备按照民众的要求决定自己的进退。这正是时任宫廷掌玺大臣奥利弗(Ollivier)所表达的完全的波拿巴精神，在1870年夏的一次急风骤雨般的群众集会上，奥利弗大声宣布“我们听从你们的摆布；你们可以随时将我们赶下台，对你们的责备和斥责，我们甘愿俯首帖耳。”

　　波拿巴主义将人民意志推向极端，致使后者最终走向自我毁灭:人民主权成为自身的抑制力量。然而，如果我们从纯粹的人的视角来看，人民主权是不可让与的。而且，只要我们一想到我们的后代,那种认为这一代拥有某种道德权利，可以代表自己的后代放弃主权的想法似乎是不合逻辑且不公正的。基于此，拿破仑时代的民主人士竭力主张，人民主权权力是有限的，它本身并不具有自动放弃的权利。波拿巴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源自集体意志的个人统治理论，但它倾向于摆脱这种意志，进而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主权者。从其往日的民主运动经历中，波拿巴主义为自己目前的反民主倾向找到了挡箭牌。在波拿巴主义者看来，恺撒式的独裁统治(正如第二帝国末期的一位智者所言)成为人民主权的直接体现。“他是民主制度的人格化，国家造就了

　　一旦当选，当选者便无论如何也不会遭到民众的反对。他将多数意志个人化，违背他个人的意志就是反对民主。这样的民主领袖，其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因为整个国家既然已经做出了决断，便不可能反过来又反对自身。而且，当权者永远都不会犯错误,因为“他由六百万人民选举产生,履行人民的意志;他不会背叛人民”。由于人民领袖代表集体意志并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行事，所以他可以以人民主权的名义清除政府的反对者，这种做法不仅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样，他就使自己的地位一劳永逸地固定化。正是选民自己属意他们所选出的主权者，可以采取严厉的压制措施,或采用暴力，将所有的权威集中在主权者手中。将人民意志委托给一个最高执行机关，这一理论所带来的一个后果便是，介于民众与最高主权者之间的公职人员必须完全依附于中央权威，而中央权威则是依靠人民来维持的。对官僚机构而言，任何形式的独立无异于背叛公民主权。这一观念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国家兀首的权力是完全建立在国民的直接意志基础之上的。波拿巴主义不承认任何形式的中间环节。发生在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标志着人民从议会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普选也成为这一事件的必然结果。维克多•雨果(V.HuGo)曾把拿破仑三世时内阁与议会之间的关系比做主仆关系，主人(内阁)由皇帝任命，而仆人(议会)则由人民选举产生。这一看法尽管从事实上看无可辩驳,但在理论上却不够准确。从理论上讲，波拿巴主义者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完全正当的，即使它可能使民众付出血的代价。公民选举给予任何非法行为一种合法的外衣。当得知自己在公民选举中赢得胜利的时候，拿破仑三世宣称，如果说自己在雾月政变中违反了法律，那只是为了重归法治轨道不得已采取的行动我之所以脱离法治轨道，目的在于重归法治”。七百万张选票正是对他的赦免。通过普选投票，法国人民曾三度认可了非法的拿破仑三世政府——许多民众曾对之充满了同情——这就使得那些善于通融的共和主义者很快从君主制的反对者一转而成为君主制的支持者。这种公民投票式的专制体制(plebicitary Cesarism)与共和主义者曾梦寐以求的共和体制有着相同的基础。奥利弗(E.ollivier)将政府形式分为两大类:个人统治的政府和全民统治的政府。在全民政府形式中，统治者只不过是“代表国民行使社会权利的代表”。在这种政府形式中，统治者的共和主义道德信念已经锋芒不在。这样，波拿巴主义便成为再合理不过的逻辑结果,而且与他所信奉的原则完全一致。

　　在现代民主主义革命政党以及工会组织的历史中,我们前面所分析的现象屡见不鲜。其中的原因并不难找。在民主大众.中，波拿巴主义获得了再合适不过的土壤，因为它给予大众一种当家作主的幻象;而且，通过代表制，波拿巴主义为这种幻象涂上一层合法的外衣，这正投合了那些正在为自身的“权利”而斗争的人们的口味。人民不是直接行使统治权而是通过代表实行间接统治，这种统治是与大众意志完全一致的，并剥去了世袭君主制为自己披上的那层神秘的合法油彩。这样,人民所选择的统治者将大众意志作为自己行为背后的支撑;俨然以人民的奴仆自居。这种对待领袖与大众之间关系的方式正好投合了公民个人身上的那种虚荣心，他们会自言自语道:“如果没有我，他就不可能如现在这样;是我选举了他;所以他得听我的。”

　　对于当选领袖的某种程度上的专权行为,大众之所以能够欣然接受，从心理和历史的角度来看,还另有其因，即只要大众中的任何一部分人甚至个别人有可能获得权力,他们便容易接受被统治的命运。19世纪中期，热衷于民主信念的法国资产阶级和农民虽然对当时的世袭君主制痛恨不已，却积极投票支持拿破仑三世,他们都对自己父辈中许多人在其叔叔执政期间曾显赫一时记忆犹新。

　　同样，在政党中，当大众的权利被法典化,而且每个人从抽象意义上说都是权力参与者时，寡头统治便很难为人们所觉察。

　　由于选举过程本身的民主性质，与贵族制下世袭领袖相比，民主组织的领袖更倾向于把自己看做是集体意志的化身，进而要求人们对他的个人意志俯首帖耳。正如一份社会主义报纸所写的:“党的执行机构是整个党组织的权威机构，所以它是党的权威的集中体现。服从这一机构应当是民主原则的基本要求。”正是领袖与大众之间这种民主联系，有组织的大众对领袖的绝对服从便顺理成章，他们所服从的只不过是集体的意志而已。

　　对领袖们自己来说，不论何时，只要有人对他们的反民主倾向提出谴责，他们便诉诸于大众意志。通过选举，这种意志成为他们手中权力的合法源泉。领袖们宣称:“既然大众一再选举我们做他们的领袖，我们就是他们意志的正当体现，我们的行为只不过是在执行他们的意志。”传统贵族统治所信奉的原则是，反对君主的旨意就是背叛上帝。而在现代民主政制中，不可能会有人胆敢违背寡头的旨意，因为那样做就等于人民自己反对自己，就等于违抗他们自己托付给代表们的意志，而这正是对民主原则的公然践踏。在民主政制中，在领袖们看来，自己手中的权力是建立在无所不能的民主大众这一基础之上的。对每一位党的公职人员来说，其职位都应归功于自己的同志，而且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善意。因此，可以说，在民主政制下，那些来自上司的指令实际上都是由他自己——尽管是间接的——发出的。因此，从理论上讲，领袖之所以要求民众服从他的意志，其中的推理逻辑一清二楚，而且无可争议。然而，事实上，选举领袖的过程甚至领袖的重新当选，往往受到诸如暗示和强制等手段的强有力影响，这就使得民众的选择自由被大打折扣。从政党活动的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民主制度往往最终被简化为大众定期选择他们的主人的权利。而在选举间隔期，他们只有无条件地服从他们所选择的主人。

　　这样,在诸如民主政党和工会组织的领导集团中，往往形成同一种思维习惯。他们不仅要求大众对自己言听计从,而且无条件执行他们经过审时度势精心制定的各项指令。对领袖们而言,对最高权威的任何批评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他们深信自己不受任何批评，自己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对民主的本质有着深刻洞察的恩格斯曾感叹道，对于德国社会党领袖来说，自己赢得领导职位，就应当比其他同志受到更多的尊重。

　　尤其令领袖们恼火的是，党内同志并不只是满足于言辞上提出批评，而且在行动上与领袖的意见相悻。当领袖们一提起那些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受教育程度还是智力水平都在自己之下的人与自己的差别时，他们对民众的道德义愤就不仅仅是后者缺乏组织纪律性。当大众“与自己选择的领袖的意见相左时”，他们便被指责缺乏知识才干。1906年2月19日到23日，工会执委会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在德国工人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名叫保罗•穆勒(PaulMiiller)的工会组织的工作人员义愤填膺地抱怨道,他的社会党中的革命同志正在努力“使工会组织成员与他们自己选择的领袖疏远。进而直接与他们的领袖为敌。他们公开破坏党的纪律。难道他们在会议上所使用的语汇就只有让工会会员与他们的领袖相互为敌吗”?

　　只要党内出现新的反对力量，领袖们便立即指责他们别有用心、图谋不轨，从而使其名誉扫地。假如那些对领袖怀有不满的人直接诉诸于大众，则会被指责为离经叛道,甚至被指责为怀有阴谋家的险恶用心，企图使党组织走向分裂，从而予以禁绝，而不管反对者的动机多么的崇高，他们的信念多么真诚，也不管他们的所作所为如何符合基本的民主权利。在这里，我们不应忘记，既然领袖手中掌握着所有的权力机构,他们便不难为自己涂上一层合法(legality)的.油彩，而大众或那些反对领袖的下层官员，总是被置于非法(illegality)的不利境地。为了将反对派消灭在萌芽状态，领袖们经常使用的一个充满魔力的词汇就是所谓“公益"(general interest)。这时,他们往往对那些来自军事领域的论点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例如，在他们看来，哪怕仅仅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为了在面对敌人时维持党组织必要的团结，普通党员也不能放弃对他们自由选出的领袖的高度信任。显而易见，在德国工会组织中，威权倾向常常得到迅速发展，领袖们经常指责他们的反对者，认为他们有着企图破坏工会纪律的“犯罪动机”。即使那些社会主义领袖也以同样的罪名指责他们的反对者。如果将工会领导人所使用的语汇转化为政府官员的语汇，这种指控就成了“企图颠覆政府权威”。如果批评者并非党的官员，而只是同情那些反对者或对他们表示友好，那么，在遭到批评的领袖眼中，这些人只不过是些无理取闹的无能之辈，他们没有权利指手画脚。“人民对党的信心是绝对不能动摇的！根据这一原则,任何对劳工运动中所暴露出的客观问题的建设性批评意见，统统被假以反对运动本身的罪名。而党内的反对派则常常被指责为企图破坏党组织的敌对分子。”

　　一般而言，民主主义政党领袖的行为以及他们贯常使用的语汇(这类语汇的例子不胜枚举)足以说明，一旦那种源自“人民同意”的权威转变为基于“上帝旨意”的权利，其意义将是耐人寻味的。在法国历史上，这种基于“上帝旨意”的权利即是众所周知的所谓波拿巴主义。一种源自普选制的主权权利，却很快变成一种永久的、不可违抗的统治权。

第三节 政党与领袖的一致性

　　前文有述,在与党内敌对分子作斗争的过程中，劳工运动领袖所采取的策略和态度，与“资产阶级”政府对付其“颠覆分子”时的策略和态度几乎毫无二致。他们所使用的术语只要稍事修正,就表现出两个方面的一致性:对反对派施以相同的指控，并以相同的理由维护现存秩序。对劳工领袖来说,自己这样做是为了党的生存，而对资产阶级来说，则是为了保卫国家。在确定人与事、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时，两者在观念上，均表现得相当含混。德国社会党官员身上所表现出的威权气质(这是每个强大组织所必然具有的)与德意志帝国统治者有着惊人的相似。威廉二世就劝告那些“心怀不满者”——即他的臣民中那些对帝国内的一切吹毛求疵的人——统统滚蛋;倍倍尔曾呼吁，应当及时且一劳永逸地清除党内那些顽固不化的反对者和异己分子，他认为，如果反对派对党的执委会的处事方式表示不满，那最好将他们“扫地出门”。一个是志愿组织(政党），人们可以自由进出;而另一个则是强制性组织(国家），人们从一出生便不得不从属于它。除了这一区別外，我们找不到任何其他区别。

　　也许可以这样说，对于政党领袖来说，只要他性格开朗率直，他的思想和言行与太阳王便无不同，党就是我也会成为他的口头禅。

　　政党官僚将自己与组织完全等同，同时将个人利益和组织利益完全混淆。在他们看来，任何对党的中肯批评都是对他个人的冒犯。这正是为什么所有党的领袖无法以平和、公正的态度对待那些反对派的批评的真正原因。他宣称自己遭到了人身攻击一这样做部分是为了维护某种高尚的信仰，但部分却是为了转移斗争视线而蓄意为之——以便将自己打扮成一个遭到无端攻击的受害者，从而在大众心目中激起对反对者的厌恶情绪，大众会认为，这些反对者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出于个人恩怨而已。另一方面，如果领袖本人遭到攻击，他首先关心的事就是让这种攻击的矛头指向全党。这样做不仅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即确保党组织对他的支持,并以人数上的优势压倒对手;而且因为只有这样，他就将自己作为整个党组织的真正代表。这不仅是某种盲目的异想天开的结果,而且出于某种坚定的信仰，纳恰耶夫(Netchajeff)认为，革命者有营私舞弊、坑蒙拐骗、巧取豪夺的权利，而且,只要认为有必要，还可以彻底消灭那些对他的手段与目标持有异议的人，因为在革命者看来，这些反对者只不过是些阴谋家（chaira Conspiration)罢了。他的惟一目标就是确保他个人观念的胜利，而不考虑对人本身的尊重——革命就是我自己!针对这一思维逻辑,巴枯宁曾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批评，他指出，纳恰耶夫之所以会这样说，其潜在的根源在于他个人那种无意识但却令人不齿的个人野心。

　　领袖的专断倾向不仅源自其对权力贪欲、毫无节制的利己心，而且往往出于他们对自己所持守价值和献身于共同事业的执著信念。在履行其职能过程中，越是执著和高效的官僚机构，越是专制。角沃尔夫冈•海涅(Wolfgang Heine)的话说就是我们党的官员廉洁、高效，热衷于伟大事业，这些已经足以防止党内独裁统治的出现。这就使得任何形式的反对意见失去了意义。那些办事高效、为公共利益无私奉献的官员和那些有幸成为党的领袖的人一样，对自己地位的重要性了然于心。与其他人相比，他们更倾向于将一切在自己看来适当的视为亘古不变的规律,更倾向于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压制不同意见，这就对党的健康成长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样，像德意志帝国那些出色、廉洁的国家官员，他们过分地论事不论人，部分是出于他们作为官员的良知和对自己职责的忠诚。在这类官僚机构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倾向于认为，对自己个人的攻击也就是对整个国家的冒犯。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将如同一个手上的五个手指那样紧密团结起来。每个人都将

　　自己视为整个国家之一部分的代表，对任何其他部分权威的削弱同样也将使自己蒙受损害。而且，官员们往往会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比大众自己更了解他们的真正需要。就个别情形而言，这种看法也许有道理，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一种狂妄自大。勿庸置疑，与国家官员相较，党务官员较少可能陷入陈腐僵化。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使得他们能够与大众保持某种程度上的联系。但另一方面，对掌声和荣誉的追求也常常助长了他们的虚荣心。

　　在任何形式的组织中，只要寡头体制得到充分发展，领袖们不仅将自己融于党的各项规章制度，甚至将党的性质完全内化，这种现象无论是在政党组织中还是在国家组织中均屡见不鲜。在德国工会组织中，当领袖与普通工会会员就罢工权利发生争执时，领袖们始终坚持认为，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法律上讲，这一方面的决定权都应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因为正是他们为工人罢工提供了经济上的保证。这正是寡头思维方式作用的结果。这一思维方式必然导致彻底背离真正的民主原则。在热那亚,随着该市无产阶级组织力量不断壮大，劳工领袖的个人影响也得到相应的增强(paripassu)。由于得到同志们的高度信任，使得他的权力范围得到最大限度的扩展,并占据了党组织中许多职位。这样，他代表工人与资产阶级接触,处理相关事务，在维护工人利益的同时，中饱私囊，而且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

第四章 对领袖的社会分析

第一节 阶级斗争及由之引起的资产阶级的分裂

　　大众的情绪并不那么容易被激发起来。某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成了过眼烟云,经济领域内发生深刻变革的同时，他们的思想也许并未发生多大变化。大众对新的境况的反应往往相当迟纯。

　　几十年来，甚至几百年来，大众始终固守于陈旧的政治状况，这极大地妨碍了法制的更新、道德的进步经常出现的情形是，那些经济上高度发达的国家，却长期沿用那种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形成的政治体制。在德国，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在那里，由于国家赖以形成的经济基础，造就了一种由贵族和封建势力联合统治的政治形态。到目前为止，这种政治形态还没有能够适应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

　　初看起来，这种历史现象显得有些吊诡。其实,它导源于以下两个不同的规律:首先，那些代表着已走向消亡的经济形态的阶级或附属阶级(sub-classes),可能从他们曾作为当时主导经济关系的真正代表的时代幸存下来;他们能够从旧社会的废墟中汲取足够的道德威望，并能够得到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从而使他们能在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即使他们这样做可能遭到绝大多数民众的公开反对。这些代表着传统势力的阶级之所以能够维持自己手中的权力，一方面在于他们自身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则得益于许多其他势力的支持，对于后一种力量他们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需要予以利用。然而，最经常出现的情形是，代表着旧的经济秩序的阶级，之所以能继续保持他们的社会地位，仅仅是因为那些代表着当前或未来经济秩序的阶级，迄今还未认识到自身的力量、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性以及在旧的社会秩序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另外，在社会生活中，宿命论和无力感也常常起着极大的麻瘦作用。只要被压迫阶级仍为某种宿命论左右，只要他们对社会的不公正还缺乏充分的认识，他们就不会渴望追求自身的解放。历史地看，激发阶级斗争的首要动力不是压迫是否客观存在，而是被压迫者对压迫的意识。

　　现代无产阶级的存在，本身并不足以带来“社会问题”。阶级斗争需要阶级意识作为其推动力，否则，所谓的阶级斗争理论只能含混不清，阶级斗争的能量永远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而已。

　　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让他们激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反过来反对他们自己，这肯定不是他们情愿去做的。然而,历史往往充满了这样的讽刺意味。资产阶级最终却做了无产阶级的教导者(instructor)，而无产阶级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社会上看都是资产阶级的死敌，这也许是资产阶级的劫数。正如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资产阶级被迫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贵族、后来又反对其利益同工业进步相矛盾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并且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由于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开展有效的斗争，资产阶级遂不得不“向无产者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就把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从另一个角度看，在这里，资产阶级变成了无产阶级的教导者，成了他们的剑术教练。在与无产阶级的日常接触中，从资产阶级队伍中逐渐分离出一小部分人，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为工人阶级谋利益的事业当中，激发工人阶级开展反对现存秩序的斗争，使他们感受并认识到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和社会体制中所隐藏的种种弊端。应当承认，虽然脱离资产阶级阵营并执著于无产阶级事业的人在数量上相当有限，但他们往往是资产阶级队伍中的佼佼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ff郁是些其能力远在普通资产阶级人士之上的杰出人士(superman)。他们之所以献身于无产阶级的事业，也许是出于对同类的爱,或出于怜倘，或出于自己的良心而对社会不义满腔愤慨，对社会进步力量的深刻洞察，或是出于超凡的进取精神和将自己的原则转化为实际行动的热衷。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些非同寻常的人。他们脱离自己所出身的阶级,为尚未觉悟的无产阶级指明了方向，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最终解放。

　　无产者大众起先之所以只是本能地意识到自己所受的压迫，是由于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启发教育。而这种教育能够给予他们以某种线索,借以理解无产者所受压迫的历史过程，这种过程表面看来往往显得含糊不清。对于那些软弱无力并因此对自己完全丧失信心的阶级来说，由于长期以来缺乏教育，并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所以，除非获得某种启发教育(这种教育可能来自本阶级成员，也可能来自一般人所说的“上层”阶级)，使他们意识到自身的道德权利和政治一经济权利，他们便不可能采取积极的行动。这似乎已成了一个心理一历史规律。迄今为止，历史上所有大规模的阶级运动，都是出于以下心理反应:不仅仅是我们这些未受过教育、没有法定权利的大众认为自己承受着压迫，那些对社会体制有着丰富知识，具有更加敏锐的判断力的人们同样也这样认为;既然连上层阶级中的智者都预言我们将获得解放，那么，这一理想就不能被说成是异想天开了。

　　社会主义理论是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历史学家们不断思考的结果。每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方案中的每一句话，都是众多有识之士共同思考的结晶。绝大多数现代社会主义的开创者首先是科学家，其次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家。不可否认，在他们之前，为了追求更高的知识和经济生活水平，无产者们曾自发组织了一系列运动。然而，这些运动并非是由于无产者对自身所受压迫的清楚认识，从而激发了他们真正的革命热情，而往往是出于无产者对现实所产生的尽管合理但却未经深思熟虑的不满。只有当科学服务于工人阶级时，无产者运动才会转化成社会主义运动。那种出于本能、无意识的、漫无目的的暴动，才能被有着明确目标的革命运动所取代。

　　同样，在早期的阶级斗争中，也会出现类似的现象。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大规模的阶级运动，都是在那些来自运动所反对的那个阶级的人们的鼓动、合作、领导之下进行的。斯巴达克思曾鼓励奴隶为自由而战，虽然他出身奴隶家庭，但他当时已经获得了自由，而且在色雷斯有自己的财产。托马斯•闽采尔(thomas Miinzer)，图林根农民战争的主要发起人,然而他自己却并非农民，而是一位博学之士。弗洛里安•吉尔（FLorian Geier)是一名骑士。法国大革命爆发則夕，第二等级(tiersetat)解放运动最为著名的领袖——拉斐耶特（Lafayette)、米拉波(Mirabeau)、罗兰(Roland)以及西耶斯(Sieyfes)，都出身上层阶级。弑君者菲利普•埃加利特(Philippe-Egalite)，自己就是皇室家族的成员。从现代劳工运动的历史看，这一规律概莫能外。德国历史学家西奥多•林德尔(Theodor Linder)声称,<2)现代社会主义运动总是由非工人阶级人士“唤醒”的。我们不得不对这一看法提出质疑,因为它使我们不由地想起巫师边挥舞着魔杖边说：“巳发生过一场劳工运动了,那就再来一场劳工运动好啦!”而且，林德尔的说法也欠准确和周全。因为他未能认识到这里的“唤醒”并非凭空而降，也不能说是某个“伟大人物”的杰作。而某些历史学派正是将这些“伟大人物”作为他们历史前进动力理论的基石。实际上，劳工运动的产生需要社会和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否则，任何运动也就无从谈起。然而，尽管林德尔未对自己的观点做出较好的阐述，但有一点却是正确的，即现代劳工运动的发起者主要来自“有教养的阶级”。政治社会主义的伟大先驱，以及哲学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圣西门、傅立叶(Fourier)以及欧文(owen);政治社会主义的奠基人,路易•勃朗(Louis Blanc)、布朗基(Blanqui)、拉萨尔(Lassalle);经济和科学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恩格斯以及罗德贝(Rodbertus),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此外，虽然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曾做过裁缝店学徒,皮埃尔•勒鲁(Pierre Le Roux)是自学成才的哲学家，但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他们的影响力远不及前者。而只有印刷工人出身的普鲁东,在国际舞台享有很高的声誉。即使在最近几年投身劳工事业的著名演说家中,出身资产阶级的仍然占绝大多数，而工人出身的则少之又少。那些资产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重要领导人的名单可以开列一大串;而那些出身地道的工人家庭，并在本阶级历史上留下卓越功勋的领导人，我们一口气便可将他们的名字开列出来,他们有贝努瓦•马隆(Bfenoit MaLon)、倍倍尔(Augusst Bebel)以及爱德华•安塞尔（Eduard Anseele)。尽管他们都是工人阶级实践运动的伟大领袖、强有力的组织者，然而都无法被列人具有开拓精神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行列。

　　在无产阶级运动中，正是资产阶级人士帮助组建了政党，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认真考察一下世界各国的国际劳工运动，这一点显而易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即使在那些社会主义大树刚刚发出新枝的地方，例如日本和巴西，情形也难出其右。

　　而且，由出身资产阶级的人士组建政党，这一现象只能被视为历史前进的必然逻辑结果。不仅如此，事实证明,出身资产阶级的人士之所以能够出现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在无产阶级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中,来自资产阶级阵营的人士同样发挥着主导作用，这也许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或许我们可以提出以下问题以便再次讨论:来自资产阶级阵营的大批流亡者，在他们加入无产阶级斗争行列之后，是否意味着阶级斗争理论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换言之，我们不得不问:既然资产阶级将会日益强烈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特权的不公正性，那么，要建立消除了任何阶级差别的社会秩序——因为这正是所有社会主义者和其他积极的改良主义者、道德家、无政府主义者、新基督教主义者等所追求的共同目标——是否可以通过资产阶级精神上逐步的自觉过渡来实现?这就进一步很自然地引出下面的疑问: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阶级一政党在政治上的明显对立是否真的毫无必要？或者这种对立是否只是一种冷酷的游戏,因而除了导致两败俱伤，不会有任何好处？与当今的理论家不同,《伦理文化》杂志主编鲁道夫•彭茨西则走得更远，他认为，那些脱离资产阶级阵营投向社会主义怀抱的都是些“开拓者”。现在看来,从逻辑上讲，这种看法暗含着这样的信念，即整个资产阶级中的普通成员将会步这些开拓者之后尘,进人一个无论在社会上还是经济上都与自己势不两立的敌对阵营。这无异于一种日本武士式的切腹自杀。我们知道，即使这种自裁行为，也常常并非一种经过慎重考虑的自愿行动，而是受到来自上级的命令和外在的强制。还是让我们简要考察一下这一理论是否站得住脚。

　　社会主义者兼诗人阿米西斯，列举了在他看来最有利于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的要素。他指出，一场严重的工业危机之后，人们会普遍产生一种厌倦感，无休止的斗争也使占有者阶级极度失落;为了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革命的爆发，这些阶级会产生某种焦虑感，因为革命必然意味着剑与火，意味着毁灭一切;而且，人们普遍(包括资产阶级)有一种要摆脱“生活于世界末日废墟中的恐怖”的朦胧愿望，他们渴望恢复昔日的活力和理想主义50年前，，海因里希•海涅（Heinmch Heine)也曾提出过类似的看法。然而，由于缺乏公开阐述自己政治观点的勇气，使他无缘成为一名社会主义战士。在1843年6月15日寄自巴黎一封谈论政治、艺术和民族生活的信中，他写道:“这里我希望提请大家注意一点,共产主义者的敌人尽管看起来很强大，然而他们却失去了强有力的道德后盾。这正是共产主义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现代社会之所以仍在极力维护自身，完全是被逼无奈。实际上，资产阶级对自身的存在已失去了信心，甚至已没有半点自尊。正如古代社会，木匠的儿子—来，它便在顷刻间崩溃。”

　　两位诗人观点中的许多方面都是可以接受的。但这里似乎让人疑窦重重的是:即将走向灭亡的资产阶级社会，是否会继续顽抗直到最后一刻。而且如果有必要，无论面临多么大的危险，他们甚至不惜借助武力来维护自己的财产和特权,其目的就在于,这样做至少可以延迟无产阶级取得最后胜利的时间。海涅在1843年发现，当时的资产阶级普遍丧失了自信。今天看来，这种观念已难以站得住脚。我们发现，资产阶级的反抗背后有着坚定的自信心作为支持。然而，阿米西斯和海涅都有一个基本观点，现在看来仍然是正确的，那就是:尹个对自身的存在缺乏充分信心的社会,便意味着它已在政治上处于弥留之际了。特权阶级在维护自身特权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信心和耐力表明,它仍具有某些使自己存在下去的素质，特别是其中隐藏的某种冷酷的力量，它不仅可以在残酷、没有道德心的情况下凸现出来，而且会在强有力的自信心的作用下，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正如帕累托(Pareto)曾经指出的，《随着人道主义观念逐步渗入统治阶级，使得该阶级对本阶级存在的道德合理性提出质疑，这就会使该阶级的人们在心理上产生某种受挫感，从而使其难以进行有效的自卫。

　　这一规律不仅在那些人们坚信自己具有生存的神圣权利的地方有效，而且对一个民族共同体同样适用。如果一个民族对自己的生存权利丧失了信心，那么，这个民族必将走向衰落，并最终毁灭。对任何种族、法律系统、制度以及社会阶级来说，一旦他们自己或代理人对未来丧失信心,那么,毁灭将是它们的必然命运。虽然波兰人散居各地，被分割在三个不同的国家,但他们始终持守着自己的民族性(nationality),以及对自己和自身权利的信心。只要波兰人民心底里始终怀有对自己民族生存权利的强烈意识，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不用说普一俄同盟(Prusso-Russianmicro-Cosm)-能够消灭他们。

　　然而，作为斯拉夫人的一支的文德人（Wends)，虽然他们的遭遇与波兰人类似，但由于当时的时代特征以及特定的历史条件，他们并未能将自己的民族意识保存下来。即使有的民族仍保留着本民族的语言，比如斯普林瓦尔德人(spreewald),他们却被德意志国家体制完全吸纳了。如今，他们与文德人一样,已经在人类文明史的长河中销声匿迹。尽管他们在德意志占有一大块居住地，但他们已几乎完全丧失了作为斯拉夫民族的基础，变成了最为地道的泛德意志人(Pan-Germanists)。虽然他们在国家法律、语言和生活习惯上被视为事实上的德意志人，然而这些均是早期的征服者强加在他们头上的。

　　历史地看,任何社会斗争要取得永久性的胜利，只有首先在道德上削弱需要摧毁的势力。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能够爆发，正是得益于革命前夕那些热情洋溢的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达朗贝尔(D，Alembert)、卢梭（Rousseau)、霍尔巴赫(Holbach)、狄德罗(Diderct)，等等。他们对旧制度下统治阶级经济特权的“不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这使得许多贵族和僧侣在心理上深感沮丧。路易•勃朗(Louis Blanc)在评价法国大革命时指出由于百科全书派(Encye Lopedie)——这一18世纪思想的大熔炉——早在革命前就已占领了道德阵地,所以，1789年革命爆发时，只要再占领经济领域就足够了。”意大利当初分裂为t个独立的小邦，但意大利很快便走向统一,而且并未流多少血(如果排除那些在反对外敌侵略战争中牺牲的士兵)。而且，在意大利王国正式成立后，该半岛上几乎没有一个人为已经逝去的王朝悲叹。这与同一时期德意志国家人们的心态形成了鲜明对比。之所以如此，因为在意大利，早在国家政治上走向统一之前，人们的思想已趋于统一。在美利坚合众国发生的那场分离战争北部各州之所以能够占据主动，不仅在于其武装力量，而且，到战争后期，南方各州许多奴隶主日益觉察到奴隶制道德上的罪恶诸如此类的例证举不胜举。

　　宣传鼓动的目的就在于动摇对手的自信心，并使他们相信我们的主张要比他们的立场更高一筹。社会主义尤其不能低估华丽的言辞背后强大的说服力量，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手段，社会主义才能赢得巨大成功。但由于受社会关系的局限，这种说服的力量必然有一定的限度。当试图动员普通大众和社会各阶级人们参加旨在获得自身解放的运动时，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手段往往能够取得积极效果。然而,人类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社会斗争一再告诉我们，当试图说服那些特权阶级，要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或个人，放弃他们自己于社会中已占有的统治地位时，这种手段也就无法奏效了。

　　人类个体并非单纯的经济动物。一个人的生活往往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在他的个人物质需求与那些将他个人和某一特定阶级或等级联系起来的利益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另一方面,在阶级利益之外、以及社会斗争的外围，往往存在某些趋向,它可能在个人的内心深处激起某种足以将他曳出经济考量的热情，将他吸引到某种理想主义的阳光雨露之中，使他的行动与自己的本心相一致。然而，所有这些只是就个人而言的。就普通大众来说,如果不考虑某些病理学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使人们采取某些与自身物质利益相矛盾的行动)的影响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们都是首先受到物质利益躯动的经济动物。大众的共同表征是，他们身上都被盖上经济利益的印记,就像羊群中的每一只羊都被标上其主人的统一记号一样。所以，对个人来说,这种印记并不一定有用，也不一定符合他的个人目标:与羊背上的记号一样，它只是为了屠宰方便而做的。不过，对人群来说，其身上的经济印记可以影响他们的物质生活。经济状况作用下的工作和利益的性质，使得人们的精神和肉体都同样取决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

　　不可否认，社会主义的思想学说已经赢得了许多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的青睐,该学说对他们思想的影响如此深刻，甚至使他们可以抛弃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离开父母、亲友，放弃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且没有丝毫的惋惜和迟疑。他们已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社会主义所倡导的人类解放事业。然而，这种情况只能是个别的，并非整个经济上占统治地位阶级内的普遍现象。这个阶级并未因那些背叛者而遭到丝毫削弱,而且历史上从未出现整个阶级拱手让出自己所有的特权这样的现象。这一阶级从来不会认为有什么强有力的道德依据，为了那些“难兄难弟”而放弃自己的特权。即使没有其他原因，仅只阶级利己主义就足以使他们不会那样做。而阶级利己主义是无产阶级以及任何其他阶级的共同天性。所不同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己主义最终与那种不知何谓阶级的人类社会理想相耦合，至少在抽象的层面是这样。不可否认，在统治阶级和占有者阶级内部各阶层中，阶级利己主义的表现程度往往存在很大差异。某些土地占有者阶级——典型的如普鲁士容克地主——至今仍公开叫嚣:那些要求政治、经济、社会权力的人，已危及到我们的阶级特权，应将他们视为罪犯和疯子。在现代社会，也有某些阶级并不像诸如普鲁士容克地主那样较小的阶级群体对变革充满敌意，也不像后者那么顽固利己。但即使对于这些阶级，也不要希冀它们会主张社会正义，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感到自己本能的阶级利益受到什么伤害。所以,对无产阶级来说，组建本阶级的政党,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无产阶级已经认识到，只有通过这种斗争，才有望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像目前这样由少数人垄断知识、医疗和财产的局面将得到彻底改变。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不仅有必要与资产阶级在阶级斗争战线上展开较量，而且必须同时极力强调普遍的人权原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矛盾。毋庸置疑，一个阶级要想获得权力，说服是一种极佳的手段。因为,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阶级违背自己的主观意愿，不得不认为敌对阶级的理想要比自己的更合理，其道德目标也更崇高，那么，这个阶级肯定缺乏战斗力;该阶级将对自身的存在丧失信心，而这种信心足以使本阶级的斗争赢得某种道义上的合理性。然而，仅仅通过说服还远远不够。对任何阶级来说，即使它已认识到敌对阶级比自己更胜一筹,自己的末日已经临近，但在本能的阶级利己主义的促使下，他们仍将继续顽抗，并最终在事实(而不是言词)面前屈服。笔者认为，以上所有的论证已足以支持下面这一条公理：那些资产阶级人士之所以进入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队伍，主要是出于某些心理动机，它是一种自发选择的过程。这一现象必须被视为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但鉴于引发这种现象的特殊的历史条件，我们却不能将其解释为资产阶级自发的和全面崩溃的先兆。总之,代表着不同经济利益的两大阶级之间正在进行的斗争，不可能因为有少数个人从一个阵营转向另一个阵营而发生任何实质意义上的改变。

第二节 对社会主义领袖集团中资产阶级成分的分析

　　从社会主义领袖的社会起源来看,我们大致可以将他们划分为两类:一类主要是来自无产阶级;而另一类则来自资产阶级，或具体说，来自资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阶层。而来自中间阶级下层——如小资产阶级、小农场主、独立工匠、店主，等等——的比例则相当小。在多数情况下，这一阶层的代表只是作为同情劳工运动的旁观者，偶尔也有人成为劳工运动的一员。但他们几乎从未在社会主义领袖中占到相当比例。

　　在这两类领袖中，来自资产阶级阵营的领袖虽然当初曾反对过社会主义,但一般来说，与出身无产阶级的领袖相比,他们的理想主义往往显得更为突出。这种差异很容易从心理学角度得到解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产者并不需要经过一个渐变的过程进入社会主义阵营。毋宁说，他天生就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一名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虽然这并不是针对任何地方的无产阶级阵营中的所有阶层而言的，但至少可以说，情况经常是这样。在那些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有相当时间的国家,在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甚至整个工人阶级队伍中，往往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传统。儿子继承父亲的阶级成分，而父亲的阶级成分肯定是从儿子的祖父那里继承下来的。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就在他们的“血脉里”。这里需要补充的是，现实的经济关系(阶级斗争与这种关系密不可分，不管一个人对社会主义理论如何反感，他都不得不进入这种经济关系)也是促使无产者参加劳工政党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非但不与他们的阶级情感相违背，反而最朴素、最直接地表达了这种情感。作为一名无产者、工资劳动者、党组织的正式成员，直接的个人利益决定了他必然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也许，加入社会主义行列可能会使他个人在物质上遭受重大损失，例如，被老板开除，甚至使自己无法维持生计。然而，他的社会主义信仰往往是其阶级认同的必然结果。他之所以能够欣然接受因自己的信仰而招致的艰难困苦,因为他正在为一项共同的事业而忍受苦难。令他欣慰的是，自己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同志们的认可与感激。坚持社会主义的无产者的行动是一种阶级行动,在许多时候，它可能直接照顾到个人的切身利益。

　　对那些出身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情况就不大一样了,他们几乎没有人出身于社会主义的氛围。恰恰相反，他们的家庭传统肯定对工人怀有敌意，或至少对现代社会主义的许多主张充满了鄙视。与无产者一样，在资产阶级中，儿子继承父亲的阶级成分，只是在这里，他们继承的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成分。在新的一代资产阶级的“血脉里”，并没有社会主义的成分，有的只是各种各样资产阶级的思维习惯。而且，他还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m)，自以为是、傲气十足。我们还应进一步考虑以下两方面的因素:第一，一个出生在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小孩，在其成长过程中所处的经济条件;第二，他所接受的学校教育，使他对工人阶级追求社会主义目标的斗争很早就产生了某种厌恶情绪。在这种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逐步学会了为自己的财富而担扰，当他想到自己的阶级将来总有一天会遭到来自第四等级的有组织的群氓的冲击,他便不寒而栗。因此，他对自己的阶级身份极为敏感，有时这种敏感会转化为极端的仇恨心理。而建立在官方所认可的学科门类基础上的学校教育，进一步支持和强化了他作为统治阶级一员的情感。对资产阶级年轻一代来说，即使他们的父母本人就是社会主义的同情者，并无论从道义还是从理智上都是工人阶级事业的积极支持者，但由于学校教育和家庭环境对他们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使得他们的资产阶级本能常常总是压倒了家庭的社会主义传统。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具有社会主义家庭传统的年轻一代，一旦当他们接受了知识分子的教育，几乎没有人愿意去继承自己父母的衣钵。马克思、龙格(Louguet)、李卜克内西、莫肯布尔(Molkenbuhr)只不过是一些例外。可以肯定，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在于这些有着社会主义传统的家庭通常采取的教育方法,这种方法与社会主义没有丝毫的一致性。即便假定两者是一致的，而且家庭环境并非不利于社会主义意识的形成，然而，对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一代来说,他们的成长环境仍会对他们产生极大的影响。即便加入了社会主义政党，他仍然会与自己原来的阶级保持相当的一致性，例如，在对待自己的家庭佣人时，他仍会总是以雇主的身份自居，或用社会学术语来说，俨然一个“剥削者”——如果不是从流俗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使用这一表述的话。对资产阶级来说，支持社会主义便意味着疏远自己所属的阶级，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会在社会和观念两方面为自己带来不利影响，经常会使自己在物质上蒙受损失。而对小资产阶级来说，向社会主义转变则相对要容易得多。因为无论从智力上还是社会地位上说,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特别是那些工资较高的工人)都极为接近,而常常将他们分开往往是一些纯粹主观上的障碍，包括各种各样的阶级偏见。然而，资产阶级家庭愈富有，个人与家庭传统的关系就愈紧密，个人所处社会地位越高，要脱离自己所处的环境,转而加入劳工运动的行列，其困难也就越大,而且精神上要经历痛苦的煎熬。

　　对那些富裕的资本家、高级官员以及传统的土地贵族的后代来说，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无异于一场灭顶之灾。虽然尽可以大谈那些朦跋的而且无关痛痒的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梦想，甚至在私下自诩为“社会主义者”。而一旦他意欲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的一名积极分子，主动承担公共职责，并使自己成为“反叛”队伍中的正式成员时，他们就会被自己所在的阶级视为骗子或傻瓜。他的社会声望也一落千丈，人们对他百般敌视，以致于他不得不与自己的家庭断绝一切关系。最亲密的个人关系一下子被切断，亲友们纷纷弃他而去。而这时的他也只有破釜沉舟，与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了。

　　是什么样的动机使知识分子背弃资产阶级,追随工人阶级政党呢？从实际情况看,我们基本上可以将这些动机归为两种类型。

　　第一类是那些追求真理的专业人士(manofscience)。他们所追求的是一些不带有任何偏见的目标。在常人眼里，这些目标初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实际功用,甚至是空想、不切实际。从这种意义上说,激励他们的动机是理想主义的，他们能够为了真理而牺牲其他的一切。这样，左右他们的是一种强烈的自我主义，尽管这种自我主义是一种显得高尚的自我主义。追求知识上的一贯性是他的本能欲求。心理学研究表明,从无拘无束地发挥自己才能的过程中人们能够找到乐趣。因此，那些为追求社会主义真理而为党努力工作的人，实际上是为了增加他个人的满足感。对于一个资产阶级人士来说，虽然加人社会主义政党将使他在物质利益上蒙受损失，但他却能够从中获得更大的心理满足，良心也会更趋平静。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的全部情感表现为为这种事业指出前进的方向这样的雄心。当然，这一雄心与那些流俗的一心追逐个人福利——如职业、财富等——的人们的雄心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第二类是那些对社会主义具有强烈情感认同的人。他们的心中燃烧着社会主义的熊熊火焰。这些人往往在他们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巳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对个人物质利益的考量和担忧还无法压抑他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气质。他为某种类似新入教者才有的激情所鼓舞，恨不得一下子就投身到这一事业之中。激励他的主要动力是一种贵族式的对不义的强烈反感,对弱者和贫苦者的同情，以及乐于为了某种宏大的理念而奉献自我。对于那些极端怯懦、无动于衷的人来说，这些都能够给予他们勇气。正因为如此,我们经常可以发现,那些出身资产阶级的热心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其身上往往表现得尤为乐观，倾向于过高地估计运动背后的道德力量,而且有时还过分迷信自我牺牲，对社会发展往往采取单线式的思考方式,认为最后的胜利已经临近，而且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在许多时候，社会主义信仰也受到某种审美情绪的支持。那些具有诗人般气质、想像力丰富的人，他们对人类所遭受的苦难尤其敏感;而且，他们与自己所设想的目标之间的社会距离越远，他们就越可能使自己的想像力如脱缰的野马，四处狂奔。所以，在那些为劳工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人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许许多多的诗人和富有想像力的作家,以及那么多热情似火、激情四射、易于冲动的人

　　在这两类人中,哪一类在人数上占上风呢？是那些基于理性判断而加入社会主义者行列的人居多，还是那些受到情感激励而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居多？很可能是，那些在年轻时就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人中，基于情感的占大多数;而那些在成年后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则通常主要是受某种科学信念的指导。但在大多数情形下，他们的个人动机往往是相当复杂的。事实上，相当多的资产阶级人士经常在道义上积极支持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只有社会主义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惟一途径,与他们对正义的要求相一致，但只有当他们确信(而这种确信往往是在某一偶然的时机形成的）自己心中的抱负不仅是正当的和美好的，而且是可以实现的，他们才会真正发自内心地拥护这一信念。可以看出，这些人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形成是情感与理性的有机结合。1894年，在意大利，有关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对该国最著名的艺术家和学者做了一项问卷调查。当被问及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各种态度——如同情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目标、漠不关心,或者对社会主义信念怀有敌意，等等——是在认真研究了各种有关社会主义的问题之后所形成的，还是完全基于某种个人情感因素。回答者大多数说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受到某种物质动因(physical Predisposition)左右,而这种物质动因同时也受到某些客观判断的支持。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者也会做出类似的回答，虽然他们对意识形态和感情用事非常反感。只要他们仍未完全卷入政党活动，或者说还没有完全被政党的活动规则所驯服，.他们便将原则奉为神圣，并表现出强烈的理想主义。实际上，并非所有同情社会主义或在理性上接受社会主义原则的人都会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积极成员。因为，一方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与陌生人群交往有一种莫名的反感。从审美心理上说，一想到自己要与那些“泥腿子”或身上有异味的人接触，他们会感到厌恶。另外，更多的人主要是由于懒散或沉溺于恬静的生活，或者由于担心(这种担心在一定程度上不是没有道理的)自己若与社会主义政党公开为伍会影响到自己的经济地位。有时，某些外在的条件促使他们产生加入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冲动。虽然这些条件的外在影响力本身微不足道，却足以使他们在最后时刻下定决心:可能是某种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公，而激发起群体性的情绪反应;也可能是由于某些个人的过失,伤害到那些潜在的社会主义者本人或他们亲友的利益，这时，原先那种完全出于利他主义倾向的潜移默化得到自我主义倾向的强化，最终使他下定了决心。而在另外一些情形下，也许是命中注定，或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歹念和愚蠢，迫使那些秘密的社会主义者泅渡卢比孔(Rubicon)河（铤而走险），而且几乎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例如，某些事情可能使他在本阶级其他成员心目中名声扫地，将他一直隐藏的社会主义观念暴露无遗。对许多人来说，他们之所以加入工人阶级政党，只是由于不小心暴露了自己，让对手抓住了把柄，并在报纸上大肆攻击，从而将其置于一种两难困境:他要么厚着脸皮主动做出让步，使自己遭受羞辱;要么公开承认自己一直隐而不宣的观念主张。这种人变成社会主义党组织的成员，就如同年轻少女冷不防做了母亲一样。俄国虚无主义者纳洽耶夫（Netchajeff)曾提出这样的主张,即将揭露这些懦弱却具有革命思想的人作为制定革命宣传计划的依据。纳洽耶夫认为，只要这些人的大部分(尽管还不是全部)观念与革命者相同，革命者就应当包容他们;而只有这样，革命者才有可能迫使他们与敌人一刀两断，将他们完全争取到“神圣事业”上来。

　　人们常常认为,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接受程度，随着人们所从事职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据称，那些思辨科学(这里是在最严格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如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神学和法学，由于这些学科往往深受前人思想的影响，使得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人对那些带有颠覆性质的思想观念有一种本能的拒斥。尤其是在法律这一职业领域，人们对秩序情有独钟，将形式奉为神圣，按部就班，而且视野偏狭。而这些品质均被视为对民主体制本身诸多缺陷的矫正。总之,这种观点认为，演绎科学和抽象科学具有某种威权和贵族气质,那些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人则在观念上倾向于反动和教条。而那些从事实验和归纳科学的人，由于他们的工作更多地借助观察能力，这就使他们逐渐具有了越来越强的综合能力，这样，他们更倾向于追溯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尤其是医生,由于这一职业本身就是一场与人的病痛进行不懈斗争的过程，因此医生的思想中往往具有某些社会主义观念的幼芽。

　　对各种社会主义党派知识分子所从事职业的分析并没有为这一理论提供依据。只有在意大利和法国，社会主义者队伍中拥有相当数量的医疗工作者,但即使在那里，他们的数量仍不及那些从事纯科学研究的人，而且也明显少于律师。在德国，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工人与那些收入较低的医疗工作者(即那些在保险办公室工作的医生)远不是那么融洽。总之，一般而言，与律师以及那些从事抽象思维研究的哲学家相比,医生对社会主义的态度表现得更为冷淡，甚至敌视。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或许在于:与其他类型的知识分子相比，达尔文主义和海克尔主义(Hackelism)的唯物论从一开始(四十年前至今)就在医生群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外，一个辅助性的原因是:许多医生受到犬儒主义（cynicism,经常被推向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影响，而这种犬儒主义不仅是他们针对那种毕生伴随他们的从太平间里发出的味道所做出的本能反映，而且是他们对人类肉体的罪恶、愚蠢以及脆弱的切身感悟——而这是由他们的职业决定的——所带来的结果。

　　在某些新教国家，如荷兰、瑞士、不列颠和美国，我们发现，社会主义者阵营中有相当多的人是神职人员(但德国却不是这样,在那里，国家这一强制机器无处不在，而路德教会组织严密，而且缺乏宽容精細)。据说，牧师们之所以拥护社会主义，是出于一种对同类崇高的责任感。但也许还应补充一点，那就是他们与大众领袖一样,也需要民众倾听、追随、敬仰他们——至于大众是否是自己所代表的教派的信徒，那就无关紧要了。

　　在社会主义和革命政党领袖中，有许多是犹太人，这一点或许可以给予我们以启示。由于某些特殊的种族上的特征，使犹太人天生就有作为大众领袖、组织者和宣传家的素质:首先是那种宗教式的狂热，如同传染病一样，这种狂热对大众有着惊人的感染力;其次是不屈不烧的自信(这一点在犹太人历史上有关先知生平的描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还有他们卓越的演讲才能和严密的逻辑思辨能力、非凡的抱负、极端的自我表现欲以及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几近无限的适应能力。在过去75年里，在大众政治生活的众多新思潮中，没有一种不是犹太人于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犹太人组织革命，组织反对国家机器，动员社会反对反动力量(subversiveforces)。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正是犹太人一手锻造出来的，浸淫着犹太人的精神。例如，在德国，一方面,马克思和拉萨尔鼓动革命之火;另一方面，尤力乌斯•施塔尔(Juliusstahl)于1848年之后，却成为封建反动力量的杰出理论家。在英国,犹太人狄斯累利(Disraeli)对保守党内部进行了改组。是犹太人首先激起了民族对立的浪潮，使这些民族最终陷入相互仇视的怪圈。在威尼斯，是丹尼尔•梅因（Daniel Manin)首先举起了反对奥地利人、追求自由的大旗。普法战争期间，在法国，主持国防事务的是加姆贝塔(Gambetta)。在英国，是狄斯累利首先提出“大英帝国不可分割”这样的口号。而在德国，犹太人爱德华•西蒙森（Eduard SimSon)、巴姆贝格尔（Bamberger)和拉尔克(Laricer)成为民族自由主义(nationalist-liberal-ism)的主要倡导者，后者在建立德意志帝国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奥地利，几乎所有强大的民族主义政党的先锋力量都是犹太人首先组建的。在德国的波希米亚人、意大利的民族统一党党员、波兰的民族主义者，尤其是匈牙利的马札尔人(Magyars)中间,最狂热的非犹太人莫属。事实上，犹太人善于组织各种各样的运动，甚至在那些坚持反犹主义（antisemitism)的领导人中，也不乏具有犹太血统的人。

　　然而，仅仅用犹太人的适应能力和智力上的超群，并不足以解释希伯来人于工人政党中的数量和质量优势，尤其是在德国，犹太人始终在劳工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两位最伟大的运动领袖——拉萨尔和马克思——都是犹太人;另外还有他们同时代人海斯(Moses Hess)也是犹太人。第一位来自旧政权体制，并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杰出政治家约•雅科比(JohannJa Coby)是犹太人。还有美因河法兰克福富商之子、理想主义者卡尔•洪堡(Karl Httchbeig)，他在德国创办了第一份德文版社会主义评论。长期担任德国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主席的鲍罗•辛格尔（Paul Singer)就是一位犹太人。在上届大选中当选为德国国会议员的81位社会主义者中，有9位是犹太人。无论是以犹太人在德国总人口中的比例，还是以犹太工人总数以及社会主义政党中犹太人数目来衡量，这一比例都是相当高的。而且这9位犹太人议员中有4位出身正统的犹太人家庭，他们分别是:施德根(stadthagen)、辛格尔(Singer)、乌尔姆(Wurm)以及哈桑(Hasse)。在工人阶级政党组织中，犹太人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理论家的有: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dBem-stein)、海因里希•布劳恩(Heinrich Braun)、施特恩(Jakobstem)、卡泽斯坦(Simon Katzenstein)以及舍恩朗克(Bruno Schenlank);作为新闻记者的有:格兰道尔(Gradnauer)、埃斯纳(Eisner)以及《社会主义月刊》(Socialistisch Monatshefte)主编约瑟夫•布洛赫(Josef BLoch);胡戈•海曼(Hugo Heimann)在市政领域表现突出;莱昂•阿龙斯(LeoARons)是选举事务方面的专家;路德维希•弗兰克(Ludwig Frank)是年轻社会主义者的杰出领袖。在奥地利，犹太人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影响也令人刮目相看，这里只要列举下面的这些名字就足够了: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ldler)、埃伦博根(EllenBogen)、奥斯特利茨（Fritz Austerlitz)、阿德勒（Max Adler)、赫茨(F_Hertz)、施莱辛格_艾克斯坦(thereseschlesinger-Eckstein)、戴蒙德博士(Dr.DiaMond)、布劳恩(ADolfBraun)，等等。在美国，有希尔奎特（Morris Hillquit)、西蒙斯（A.M.Si-Mons)、翁特尔曼(M.UnTermann)。在荷兰，有钻石工人工会领袖波拉克(Henri Pdak)、独立马克思主义者维恩库普（D.J.Wiinkoop)以及门德尔家族(M•Mendels)。在意大利，有穆萨蒂(EliaMusatti)、特雷维斯(ClaudioTreves)、莫迪里扬尼(G·E·Modiglian-i)、里卡多(RiccarDo)、莫米利亚诺(ADolfo Momigliano)、弗阿(F·L·Foe)，以及专业人士隆布卢索(Cesare Lombroso)。在法国，虽然犹太人的影响并不是那么显著，但我们仍可以列出一大串名字：鲍罗•路易（Paul Louis)、爱德加•米尔豪德（Edgard Milhaud)和1904年《人文科学》杂志(“I，humanite”)的那些股东们。1879年，法国工人党(partiouvrier)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所以能够顺利召开，正是得益于克莱米克斯（Isaac Adolphe Crtmiellx)的慷慨资助。后者曾担任加姆贝塔政府驻阿尔及利亚总督。

　　在许多国家，例如俄国和罗马尼亚,特别是在匈牙利和波兰，工人阶级政党领袖(俄国革命党除外)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犹太人我们只要考察一下参加历届工人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就可以明显觉察到这一点。此外，许多犹太裔工人领袖还离开俄国，在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eig)和霍尔方特(Istael Helphant)去了德国;拉波波特(Charles RappoPort)去了法国;库里晓夫(Anna Kulis-Hoff)和巴拉班诺娃(Angelia Balabanoff)去了意大利;莱西斯贝格(Reichesbeg)兄弟去了瑞士；贝尔（M.Beer)和罗特斯泰因去了英国。最后，在结束这一长串名单之前,应当提到的是，在德国最杰出的无政府主义领袖当中，许多都是犹太人，例如兰道尔(Gustav Landauer)、纳赫特(Siegfried Nacht)、拉穆斯（Pierre Ramus)、霍尔茨曼。

　　犹太人的这一突出地位——我们绝对不能将其视为一种“犹太化”(“Judaizaticm”)现象,也不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得到犹太人资本家的金钱援助，其根源(至少就德国和东欧国家来看)在于犹太人所曾经或正在身处的特殊社会地位。在德国许多地区，对犹太人的仇视仍很盛行，迫害犹太人的现象屡见不鲜，对犹太人的歧视根深蒂固。犹太人在法律上的解放并未带来他们在社会和道义上的解放，犹太人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仍相当有限;在司法界、军界以及政府机构，他们完全被拒之门外。尽管这样，在犹太人中间，始终流行着毫不犹豫地反抗加诸本民族身上的一切不义这样的传统精神。这种发端于理想主义的情感，时刻激励着这一充满激情的民族。与日耳曼人相比，这种情感很容易在犹太人身上转化为对待一切非正义的那种超越个人利害的憎恶，并上升为一种旨在建立宏伟的改良世界的革命冲动。

　　即使犹太人在经济上很富有，他们仍往往被作为另类(至少在东欧是这样)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主导的政治、经济、知识体制只保障非犹太人的社会利益。社会(这里是在更为狭窄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并不信任他们，公共舆论对他们百般歧视。除这种不公正待遇在他们心灵深处必然激起的情绪外，他们还常常受到世界主义倾向的影响，这种倾向由于犹太人特殊的历史经历而得到空前的强化。这样，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将他们推向工人阶级政党的怀抱。也正是这种倾向使犹太人——部分是出于理性，部分则是情感的推动——毫不顾忌资产阶级为阻止革命浪潮而设置的种种障碍，而资产阶级指责那些革命者都是些没有祖国的人(sanspatrie)。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在犹太人的思想（intelligence)中，他们比其他民族更敏于找到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捷径，不过这并不会削弱犹太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政党组织中的地位。实际上，对于那些富商大贾阶层以及小资产阶级队伍中的犹太知识分子来说，虽然他们在选举中投票支持社会主义者，但他们始终拒绝加入社会主义政党组织。在这里，阶级利益压倒了种族利益。即便这样,调查统计发现，至少有2%~3%的知识分子参加了社会主义政党。如果说社会主义政党始终毫不犹豫地谴责反犹情绪,不仅在于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而且也是犹太知识分子有意识地影响的结果。

　　“反犹社会主义”最早大约出现在1870年。当时在柏林大学任大学讲师的尤金•杜林(ellgendahring)发起了一场支持“德国”社会主义的运动，以对抗马克思及其支持者的“犹太”社会主,义。推动这一运动是基于爱国主义动机。因为在杜林看来，马克思社会主义的胜利必然导致人民对国家的完全服从，它只对那些卓越的犹太人及其助手有利。1875年，杜林成了柏林社会主义小组的核心;约•莫斯特(Johann Most)和犹太人爱德华•伯恩斯坦就是该小组的成员。然而，在与“犹太人马克思”(MaixtheJew)的精神伙伴恩格斯的那场大辩论中，该小组最终一败涂地。事实上，随着杜林反犹主义倾向日益明显,他个人在社会主义大众中的影响也不断下降，并最终在1878年销声匿迹。1894年，卡尔维尔(RichardCalwer)也曾试图将反犹倾向带进社会主义运动。卡尔维尔本人倡导强烈的民族主义，当时是《大众之友》(“Braunschweiger Volksfrellnd”)编委成员。他说在所有优秀的犹太作家中，至少可以发现半打都相当平庸。尽管他们非常乐于逞能，而且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然而，卡尔维尔的努力与杜林一样，并不怎么成功。就在前一年(即1893年），小资产阶级中的反犹情绪愈演愈烈,这种情绪作为反资本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迅速在全国蔓延，并最终组建了政党，到处伤害无辜。与此同时，同年10月于科隆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上，对这一新的政治运动明确了自己的立场。倍倍尔(Bebel)的报告(那些反犹主义者曾对之满怀信心)尽管并不彻底，但整个报告对犹太人措辞友好，他说:“一般说来，犹太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学习都很用功，而那些，日耳曼裔，学生则经常泡酒吧，下馆子，玩击剑(fencing-schools),或在其他地方，我这里就不明说了（笑声)。李卜克内西在他于比勒费尔德(Bielefeld)发表的著名演讲中，进一步强化了代表大会上对反犹主义所传达出的反感。从那时起〔1901年，在卢卑克(LQbeck，德国北部城市——中译者）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上，律师沃尔夫因•海涅(Wolfgang Heine)在与海尔方特(Helphant)和罗莎*卢森堡辩论时，提出一些主张——这些主张相当拙劣，并非原则的表述，它是曾经担任“德国学生联合会”的年轻人极端愚蠢的怀旧〕，德国的社会主义者能够对种族仇恨做出积极的抵制。那些无知的对手妄图将社会主义政党污蔑为“犹太人及其扈从”的党，从而激起民众对社会主义者的不满。对于这些,社会主义者都能够泰然处之。

　　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为什么也经常加入社会主义者的行列呢？初看起来，这种现象不免让人纳闷儿。现在我们就对之提出一些看法。某些性情温和、心肠仁慈的人，尽管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但有时他们也需要从事一些宣传活动。比如说，他们希望自己的同胞也能过上像他们一样的幸福生活。他们是一些富裕的慈善家，在多数时候，他们的慈善行动往往出于极端的敏感和感伤主义。他们无法忍受他人的不幸，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对那些不幸者具有同情心，而是因为他们一看到别人的不幸自己心里会感到难受，冲击了他们的审美感官。看来，他们与大多数人一样,不忍心看到屠宰鸽子的场面，却可以尽管享用鸽肉馅饼的美味。

　　有些头脑不大正常的人喜爱吊诡胜过他们的财产，他们往往会产生这样的古怪念头:既然革命即将到来，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免遭革命者的没收,只有公开接受社会主义的信仰，从而与社会主义领导人建立密切的可资利用的友谊。正是基于这种天才的想法，他们毫不犹豫地投身于社会主义怀抱。此外，还有一些有钱人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加入社会主义政党，是因为他们害怕那些泥腿子会要他们的命。。然而，更为经常的是，正如肖伯纳(Bernard Shaw)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富人们之所以被吸引到社会主义阵营中来，是因为他们实在无法为自己找到新的乐子。他开始对资产阶级世界感到厌恶，最终他的阶级意识可能因之消失殆尽，或至少可以抑制他的自利本能，这种本能一直使他与无产阶级为敌。

　　令人吃惊的是，许多犹太高利贷者纷纷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成员。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犹太人的种族特性,这一点前文已有论述；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基于那些对一切都感到厌腻的有钱人心理上的某些特点。此外，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是由于犹太人身上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占有欲，他们或许已经普遍认识到，自己可以将工人阶级的事业也作为一笔回报丰厚的投资。

　　然而,可以肯定，对于绝大多数进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年轻资产阶级来说，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借用莫米利亚诺(Felicemomigliano)的说法-完全出于一片真心和强烈的善意。他们既不图名，也不图利，更不贪图高官厚禄。他们只是认为，一个人必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必须将自己的信仰付诸行动。

　　在这些人中间，我们可以将他们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积极倡导普遍的同情，他们希望将全人类纳人自己的理想之中;另一类则是那些狂热迷信、性情暴躁、机械呆板、自我封闭、顽固教条的人。

　　在出身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当中,还有另外一些并不太受欢迎的人。他们首先是一些不满现状者、神经衰弱者、讨厌鬼(mauvaiscouchellrs)，但他们的不满更多地源于某些个人的动机，他们喜欢自我吹嘘，具有个人野心。许多人之所以仇视国家权威，是因为自己与这种权威无缘，这也正是那个古老的有关狐狸和葡萄的寓言故事所描绘的,他们为嫉妒心和极度的权力欲所驱使。他们的心理类似于那些大家族中兄弟之间因为对方比自己日子过得好而心存嫉恨；他们心高气傲，宁肯在无产阶级的高卢当首领，也不愿在生活着贵族的罗马低声下气。还有另外几类与上面列举的人有些相似的人。首先他们性情古怪。那些处于社会下层的人极力想往上爬，这很自然。而偏偏就有那么一些生活优裕、社会地位很高的人却希望成为下层人，因为他们在那里，总觉得自己的行动受到约束，并认为如果地位下降，自己将获得更多的自由。他们寻求“真诚”，希望找到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人民”。他们都是一些精神快要失常的理想主义者。

　　此外，还有一些幻想破灭、心存不满的人。因为他们总感到自己怀才不遇，未能在资产阶级队伍中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关注。这些人之所以与无产阶级吻颈，多数情况下是基于他们出于本能地朦胧地想在文化素质较低的工人阶级当中迅速取得个人的成功，在众人心目中赢得一席之地，谋得一官半职。他们喜欢幻想，都是些被人误解的天才,形形色色的变节者，有文化的波西米亚人(流浪者），未被认可的各种社会万灵丹的熬制者，失败者、拙劣的画家、华而不实者、在庙会上舞弄托盘的人、小丑——他们都不是想教育大众，而只想为个人捞得好处。

　　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党的威望（如果这一词不是一种正式用语，那么至少也是在一般人所理解的意义上使用的）也在不断提高，这会使政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在德国，人们有着极强的社交意识，规模较小的政党被排挤于一隅。然而，众多的资产阶级人士相信，他们将“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政党中找到自己于资产阶级那里找不到的东西”，这里是进行声势浩大的政治活动的最佳舞台。因此，一旦这个党从政府的反对派变成合作者，马上就会有许多人把党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通过这一跳板，他们便可以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野心和虚荣心。在他们心目中，成功并非是为了事业而达到某一目标，或者是对那些为追求理想目标而付出的汗水的奖赏，而只是意味着个人私欲的无限膨胀。正如阿尔科莱奥(ArColeo)所指出的，我们害怕这些人取得成功，就好像这种成功等于是给一头饿兽松开锁链一样。但当我们走近一看，原来他们只不过是一些贪婪的软体动物，无伤大雅。无论事大事小,这一看法都适用。只要工人阶级政党组建了一个合作协会(Cooperative Society)，或开办了一家人民银行，为知识分子提供生活保障和有影响的社会地位，马上就有众多所谓的职业社会主义者蜂拥而至，但他们既缺乏真正的社会主义知识，也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情感。与其他任何社会一样，在民主社会,成功将预示着理想的破灭。

第三节 组织所引发的社会变迁

　　组织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引起的社会变迁，以及那些被组织纳入自身运行轨道的新力量对无产阶级运动的影响，可以用人们习惯使用的这样一个总括性术语来概括:工人阶级政党的资产阶级化。这种资产阶级化发端于以下二方面的原因:（1)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支持;(2)劳工组织制造了新的小资产阶级阶层;（3)资产阶级的抵抗也造就了新的小资产阶级阶层。

　　一、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支持

　　为了赢得选举，工人阶级政党往往会从小资产阶级那里寻求支持，而这对党组织本身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劳工党变成了“人民”党。它的支持者不再仅仅是手工工人，而是“所有生产者”、“全体劳动人民”，他们包括除那些依靠投资收入过活的有闲者外的所有阶级和社会阶层。无论是社会主义党的朋友还是敌人，他们都一再指出，小资产阶级会日益压倒手工工人。1890年初,在德国社会党内部，发动了一场反对所谓“青少年”的斗争，斗争期间，有人断言近几年来党内权力已经发生了全方位的转移，这在党内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坚持认为小资产阶级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潜入了无产阶级的“后院”;而另一些人则驳斥了这种看法，认为这种指控只不过是一种“诽镑”。研究历史所给予我们的一个最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是:对于政党来说，无论它们所支持的道德和社会观念如何重要，也很难有勇气面对那些可能为自己带来诸多不便的情况。我们发现，即使最公正的调查研究也很容易被视为吹毛求疵。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对上面的问题做了客观细致的探讨之后会使我们发现，那些断然否认社会党内部资产阶级化的人，与那些满足于替伟大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党高唱赞歌的人一样，都是错误的。没有一种观点能说得过去。其中的过程相当复杂，通过简单的断语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尽管在这方面还没有足够的统计资料)，例如在南德意志的某些社会党支部，特别是某些党代会上，小资产阶级虽然在人数上并不占优势，但他们的影响力却是主导性的。甚至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小资产阶级的势力及其威望，有时可能改变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即使像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这样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社会主义者对待小规模货物供销活动的一般态度应是:“在政治立场上”,无产阶级必须反对建立任何合作协会，因为在那里，那些小商人经常可以轻而易举地进人社会主义阵营。

　　只要对社会主义政党的构成作一下分析，并能够确定各部分的阶级成分和职业，我们会发现，那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尽管地位突出,却在数量上远未占据优势。下面是意大利社会党的官方统计数字:产业工人(42.27%);农业雇工（14.99%);自耕农(6.1%);私营手工业者(14.92%);店员(3.3%);有私产者(4.89%);学生和教育工作者(3.8%)。有关德国社会党，我在其他文章里已做了阐述，<3)发现在该党的所有支部里，无产阶级所占的比例都高于意大利社会党，从77.4%到94.7%不等。甚至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我与布朗热（R.Blank)的看法一致〕，如果有哪一个党中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那一定是德国社会党——这不是指它的投票人数(Voting strength)，而主要是它的正式登记注册的人数。正是社会党内部的这种社会同质性,使该党在选举中能够产生巨大影响，使它具有了其他政党无法企及的一贯性，尤其是对那些左翼政党来说，德国的自由主义始终是(至少是从帝国统一以降)各种阶级的大杂烩，他们之所以联合在一起,与其说是由于共同的经济利益，还不如说共同的社会理想将他们团结起来。而且，只有当某一阶级具有经济、社会以及人员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正是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斗争保持活力所必须的，那么，它就成为社会主义的力量源泉。那些没有认识到德国社会党生命力源泉的人肯定是盲目草率的，目前还看不到这一源泉有任何将要枯竭的迹象。这一源泉就是无产者，即那些工资劳动者。

　　无政府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激进派指责说，由于社会党中有一定数量的小制造业者和小商人，从而认为该党已“资产阶级化”。现在看来，我们必须对这种观点持谨慎的保留态度。社会党的资产阶级化本身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然而这种现象并非首先是因为有几百个资产阶级成员进入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所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出身工人阶级的领袖自身所发生的心理畸变，以及随之发生的党的政治活动赖以开展的整个氛围的资产阶级化。

　　二、劳工组织制造了新的小资产阶级阶层

　　阶级斗争通过各种组织机构，使党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型和社会畸变，后者反过来又组织和操纵了阶级斗争。某些个人(虽然他们人数并不多，但他们的影响却相当大)逐步脱离无产阶级，并最终上升为资产阶级。

　　在那些工人阶级政党中拥有相当比例资产阶级的地方(例如意大利)，党的绝大多数要职都被知识分子控制。而在英国和德国，却是另外一番情形,在那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生力量主要来自普通工人，党的领导权主要掌握在工人手里。有关这一点,可以参看下表：

　　【制作说明：表略】

　　这样,进入党的等级体系便成为无产者的奋斗目标。

　　几年前，一位德国社会党党员在加入资产阶级政党之后,不无调侃地讽刺自己以前的那些同志说，整个党组织及其各级宣传机构，都是“模仿军事组织组建的”，而且每位成员都是“依据资历来提拔的”。至少埃贝尔的以下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对每位党员来说,晋升的大门对他们都是敞开的，而且，当情势特别有利的时候，每个人都希望能坐上国民议会的头把交椅。

　　社会主义政党及工会组织的无产者领袖是大工业发展的间接产物。在资产阶级时代早期，某些工人由于比他们的同类更出众、更富有雄心，并通过自己的不懈奋斗，借助有利的环境,使他们最终成为雇佣者阶级。然而如今，由于企业和财富的集中，生产成本的提高，这种现象只能在南北美洲的某些地区见到(顺便提一句，这一点也是新大陆社会主义难以发展起来的重要因素)。而在欧洲，那里不再有可供开发的处女地，“白手起家者”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因此，对于那些聪明的工人来说，为自己梦想中失落的天堂寻求某些补偿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如今，许多工人自身的精力和才干在他们狭窄的职业圈子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每天的工作完全是些毫无兴致的纯粹的机械劳作。于是在现代劳工运动中，这些人正在试图寻求并获得改善自己处境的机会，而这种机会是大工业如今无法提供的。对他们来说，劳工运动是一种崭新而崇高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而且，随着组织的日益庞大，他们也将获得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机会。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党中有许多让人垂涎的职位，而且几乎都是有薪水的，这对工人阶级队伍中那些头脑灵活的年轻人来说始终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那些热心政治事务的人,以及工人队伍中那些具有写作和演讲才能的人，他们不会不受到一个能够为自己提供运用和发挥才干的广阔舞台的党的巨大影响。因此，我们不得不接受费雷罗的以下看法:对于任何出身无产者家庭的人来说，能够进入社会主义政党，必然意味着他们具有某些特殊的才能，并得益于有利的环境。然而,无论是从理想主义和阶级认同的动机，还是从个人的动机来说，他们进入党组织本身必须被视为有利可图的行为。对于一个有才干的德国工人来说,再没有比进入社会主义阵营更能使自己尽快“改善处境”的了。俾斯麦亲王就是最早认识到这种机会并及时抓住它(借助强烈的党派性)以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人之一。在政府与社会党斗争正酣之时,他指出社会主义宣传家如今已变成一种固定的行业，这一行业与其他行业并无不同。一个人若能成为宣传家或大众演说家,就如同先前他成了一位铁匠或木匠。获得新的职业总要比原来的好得多，并能过上更惬意、更自由的生活，在某些方面使自己更受他人尊敬。”—提起社会主义宣传家惬意和自由的生活，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了威廉二世在谈到克虏伯事件(Krupp affair)时曾用过的一个词，叫“安全埋伏"（safe ambush),正是从这里，社会主义报纸杂志的编辑们可以射出他们已经瞄准了的诽谤之箭。国王的这一批评无法站得住脚，因为对那些社会主义组织的编辑来说，失实报道将面临被起诉并受到惩罚的危险。俾斯麦在这里真可谓一语中的。

　　像德国社会党这样规模庞大、组织复杂的政党，同样需要一个庞大的由编辑、秘书、簿记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组成的机构，这些人的惟一任务就是为这一庞大的机器服务。在其他国家，尽管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工人阶级运动和工会组织中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如今,由于上面谈到的原因，在德国劳工运动中，来自资产阶级的人士就相当有限。所以,大多数职位都被那些出身工人阶级的人控制，由于他们的热心好学,使得他们也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因此，可以说存在一个无产者精英阶层，他们是在党内通过一种自然选择过程自发产生的，而且这一精英队伍中的成员所发挥的作用与先前的完全不同。用一个更方便、更容易为人理解(尽管它缺乏科学上的准确性)的说法，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摆脱了体力劳动,而成为脑力劳动者。对于那些完成这一转变的人来说，他们将赢得相当多的优势，这种优势完全不同于那些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比)所特有的优势。当一个体力劳动者变成社会党的官员后，他就不再完全为了工资而在人身上依附于雇主或工厂经理;他成了一个自由人，为了一项1隹个人的事业而从事脑力劳动。而且，他与这项事业休戚与共,不仅是出于自身最直接的物质利益的考虑，而且基于强有力的理想纽带和斗争中的团结一心。虽然某些例外情形会使一般人感到费解,但他如今所受到的待遇要比在私营企业主那里仁慈得多。在党内,党的工作人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工资劳动者，而是一个参与分红的合伙人——这当然不是产业意义上的分红，因为党组织并不是通过商业经营获得红利的，它是一种理想意义上的红利。不过这也不是说党的工作人员获得了维持生计的最为轻松的途径。恰恰相反，正如前几章所谈到的，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每天的收入并不高，而且每天要完成大量的工作，经常使他们心力交瘁。尽管这样,这些脱离体力劳动的人如今可以过上受人尊敬和相对轻松的生活了。他们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工作也相对稳定，虽然阶级斗争如火如荼,但比起普通的工资劳动者来说，他们的内心更为平静。当他遭到监禁，党组织会照顾他和他的家属,他越是经常遭到起诉，他就越有机会在他的社会主义职业生涯中得到晋升，并享受到该职位带来的种种好处。

　　我们现在来探讨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社会主义官僚机构与被组织起来的大众之间存在怎样的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平均每一个党的干部对应着多少普通党员？如果我们把党在社区等基层单位的委托人(其中绝大多数没有薪水)也包括在这里的“干部”之中，那么，得出的数字有时会连我们自己也感到吃惊。例如，在1905年，（德国）巴登大公国的社会主义组织的成员总数为7，332人，然而代表该组织的市政议员就超过1,000人。根据这一数字，每七个巴登地区的社会主义党党员中就有一个人能够有幸成为党的代表。由于这一情况过于反常，在耶拿代表大会上，在党的执委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中被特别提了出来。尽管这种现象在南德意志不少见，但这样的例证并不能真正说明我们上面所提出的问题，因为这里需要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党的正式成员和工作人员(他们应是一个长久而且直接地服务于集体事业的一群人)之间的比例关系。下列一组数据或许可以说明问题。根据1904年德国社会主义报刊上一则广为流传的公告，除了1，476人在党的印刷机构工作外(其中约有2/3的人享受每天8小时工作制，许多人还有固定的休假）,同时党还聘用了329人从事编辑和发行代理工作。1909年,社会主义报刊每天的发行量为100万份,而工会组织刊物（多数为周刊)的发行量则更高。无论是工会组织还是社会主义党，领薪工作人员均在急剧增加。在欧洲劳工运动中,第一批实行定期委任并领取报酬的领导人产生于1840年英国的钢铁铸造工协会。如今，在联合王国的工会组织中，有1,000多位领取薪金的工作人员。在德国，1898年工会组织的官员有104人；1904年则增加到677人,其中冶金工人工会有100人，建筑工人和采石工人工会有70人。官员职位的迅速增加不仅是组织成员人数不断增加的结果，而是由于组织内部利益关系曰趋错综复杂。随着工会组织内部的功能日趋分化，几乎每一次中央行政会议都要讨论和决定任命新的官员。在劳工运动中，总有许多人要求设立新的专业岗位，以满足各种各样专业管理的需要，紧跟新的发现和生产手段的日趋更新，监督工厂管理人员的经营收入，作为经济学家并收集整理贸易方面的数据。

　　近年来，这一趋势在德国社会党那里变得尤为突出。1909年该党行政报告中指出，好多街区组织开始聘任领薪的书记。当时的街区书记人数为43人，而在同一年，选区书记的数量也从41人上升到62人。社会党和工会组织的官员还设有互助会(mutual aid Society)，其成员数目也在不断增加：1902年为433人;1905年是1,。95人；1907年上升至1，871人;而到1909年，却达到2,474人。当然，其中肯定还有某些未加入互助会的官员。

　　当一个人从体力劳动者一转而成为知识分子后，他的整个生活将经历一次彻底的转变。他逐渐脱离无产者队伍而变成了小资产阶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起先他们只是职业和经济状况上的改变。党支付给他工资,尽管不是很高，但无疑要比他进人社会主义官僚系统之前的平均工资高得多，并足以使他过上小资产阶级式的生活。在一次德国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李卜克内西向党的其他领导人呼吁：“你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工人队伍中的贵族——这里的贵族我是从收入方面而言的。在厄尔士(Eragebiige，位于德国和捷克交界地带——中译者）的工人和西里西亚（中欧一地区，包括德国东南部——中译者）的纺织工人眼里，你们的工资收入无异于克罗伊斯王的收入。”不可否认，至少在多数情况下，在党或工会组织中任职并不一定会使那些出身手工工人的人变成资产阶级。但职业性质的改变会使他凌驾于他原来所属的那个阶级之上，在德国，社会学家对这类人有一个精确的术语就是工人阶级上层。连卡尔•马克思自己也毫不迟疑地将工人阶级的领袖群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上层阶级的工人(脑力劳动者)，而另一类则是体力劳动者(Aiteiter)。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详细阐述的，先前的体力劳动者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甚至成为资产阶级。除了这一职业上的改变外，尽管他仍然与工人大众保持经常的接触，但他们在心理上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领取薪金的官员，社会地位较高，很难保证他们在道德上始终如一地抵制新环境中的种种诱惑，他所接受的政治和社会教育也无法保证他免受新环境的影响。倍倍尔曾反复提醒全党注意领导人所面临的这种危险，认为这不仅危及到他们阶级上的纯洁性，而且危及思想的统一。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干部已经成了“那些具有相对稳定的生活基础的人”。

　　更深入的研究会使我们发现，这种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然而，不管是在党内还是党外，这种现象均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对德国工人来说，劳工运动对于他们的意义相当于天主教对于某些小资产阶级和乡下人的意义。所不同的是:劳工组织只是为某些阶级中最有才干的人提供提高其社会地位的机会;而在天主教会里，农民的后代经常能够获得发展的机会，而其他世俗行业始终被那些世袭贵族或资产阶级贵族所垄断。虽然没有一个将军或高级官员出身农民，然而却有不少农民成为主教。罗马教皇庇护十世就是农民出身。既然教会能够帮助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主义党同样也可以为那些有才干的手工工人提供同样的机会。

　　作为一种促进社会变迁的动力源泉,德国社会党与另一个机构一普鲁士军事组织——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对于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人来说，一旦当他永久地进入军界，就与自己所属的阶级之间逐渐疏远。如果能获得高级军衔，皇帝将授予他头衔。这样，他便失去了自己原先的那些资产阶级特性，而接受了新的充斥着封建色彩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这些军官只对自己是否能进入“上流社会”(gentility)感兴趣,而这也是整个资产阶级所向往的，不过在军队里,这一过程却要快得多，而军官们自己也对这一过程的结果有着充分的认识。在军队里,每年都有成百上千来自资产阶级上层和中层的年轻人被晋升为军官，他们心中惟一的希望就是获得更高的职位和社会地位。在社会党中，类似的现象常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身上所发生的社会畸变是他的主观意志无法左右的。但就其结果来说,它与军事组织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样，社会党便给予工人阶级中的某些阶层搭便车的机会。这一组织的官僚机构越庞大、越复杂，就会有更多的人在社会地位上有机会得到提升。对于社会党来说，它并非蓄意要将无产者从党组织内驱逐出去,使他们中间那些最有才干、见多识广的人脱离无产阶级阵营。所以，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和阶级地位的转变必然带来思想的转变，这样,许多曾经是工人阶级队伍一员的人迅速资产阶级化。当然，可以肯定，这种转变的速度往往与个人思想里社会主义观念的内化程度成反比。此外，还有许多先前的体力劳动者，即使在他们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上升后，仍然能够毕生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然而,在这时,这些先前的体力劳动者与那些来自资产阶级队伍的社会主义者一样，仅仅是一位“空想理论家”(ideologue)而已，因为这时他们的心理状态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一致。有时候，我们所说的这种心理畸变由于代际相承的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精神而受到抑制:我们发现,尽管那些具有社会主义家庭背景的子孙们的社会地位已得到很大提高，但他们仍然紧跟父辈们的足迹，全心全意地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然而，经验表明,这种情形往往是一些例外。即便那些非无产阶级化了的社会主义者仍然忠诚地拥护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们在社会主义刊物编辑或代表社会主义党的国会议员岗位上奋斗终生，但正是由于他们自己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的子女无论是在经济地位上，还是在思想观念上都完全跻身更高的社会阶层，结果，我们很难将他们与真正的资产阶级区分开来。在多数情况下，在父亲一代，他与社会主义的惟一纽带就是他对社会主义政治一社会的信仰,而到他的孩子辈，这一纽带则变得日益松弛，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日趋冷淡,有时甚至公开表示敌意。总之,可以说，这些曾经是工人阶级普通一员的人们(若以家庭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考察），迟早要被吸纳进新的资产阶级环境。他们的子女将接受资产阶级式的教育，进人更好的学校学习。后者的兴趣也是资产阶级式的，他们已几乎完全淡忘了当初为跻身无产阶级行列所进行的革命斗争。这样，当初出于更有效地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需要，那些因为革命而进入更高社会阶层的工人家庭,不久就与资产阶级融为一体。

　　在那些来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的劳工领袖家庭中,也出现类似的现象，有关这一点我们在前文已有论述。两者的最终结果是一致的•，惟一的区别在于：那些先前的手工工人们的后代忘记了他们的阶级出身,而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后代却继续保持了他们的阶级出身。这样,在劳工运动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发现一个与资产阶级反对工人的历史中类似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资产阶级未能阻止其成员中许多最有教养、最有才干、最为机敏的人站在自己的死敌——无产阶级队伍的最前列;通常,正是这些先前的资产阶级发动和组织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无产阶级也遭遇到同样的命运，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无产者们剥夺剥夺者，他们从本阶级内部选拔那些最具才千、最具洞察力的人，为集体事业献身使得他们扔掉了手中的粗陋的劳动工具,而拿起了笔,这样,无产阶级就将那些专门选拔出来对付特权阶级的人甩给了自己的敌人。即使这些被选拔出来的革命斗士自己能够与资产阶级保持距离,他们的后代却不能。这该是一种劫数：一边是当初的资产阶级，而另一边则是先前的手工工人。不管表面看来多么自相矛盾,分别代表劳资双方的两个阶级，它们在政治上的激烈对抗最终却以一种两个阶级之间的社会交换收场。这类似于经济领域内的竞争，其结果往往取决于供求关系、投机行为、个人才智，等等。尽管如此，几乎可以完全肯定的是，这种水波表面涟漪之间的交换丝毫没有削弱(更谈不上取消)社会深层的对抗。显而易见，对每一方来说，虽然这种社会交换过程只涉及到很少一部分人，但这些人却有着最为广泛的影响力，而正是在这里，其社会学意义才凸现出来。而且，这一交换过程还会影响到那些凭借自己努力获得成功(self-made)的领导人。

　　三、资产阶级的反抗制造了新的小资产阶级

　　工人阶级政党中某些阶层之所以走向资产阶级化，除了社会主义党、工会、合作协会等本身的官僚机构的影响外,还有另外一些因素作用于这一过程。这种趋向是任何革命运动必然具有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趋向在构成上类似于一个具有强烈无产阶级倾向的小资产阶级。后者也是自上而下发展起来的，也是有组织的工人争取解放的斗争中的附带现象，只不过是在社会主义组织之外罢了。我们这里暗指那些尤其在危机来临时人数众多的无产者，因为在这时劳工组织往往很软弱，而且遭到迫害，例如，在反社会主义非常法时期的德国,或者由于无产者对党或者工会组织的认同，或者由于他们公开支持社会主义，并具有“颠覆性”，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此遭到迫害。迫于生计，这些在资产阶级的反扑中受到伤害的人除了开办私营企业外别无其他选择，他们有的放弃了原来的营生，开办一个小卖铺，出售tK果、蔬菜、文具、杂货、烟草，等等;有的成为沿街叫卖的小商贩，有的开设一个咖啡店，等等。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当初的同行会向这些遭遇不幸的人们积极地伸出援助之手，并视其为一种责任。这时,这些新的小资产阶级便找到了进入资产阶级的通途。这样，资产阶级的反抗无意间造就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阶层。

　　除了那些因为参加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而遭到报复的人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工人背离自己的阶级。他们这样做往往并非出于生计，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投机钻营的癖好并希望借此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就出现一个由先前的无产者、小资产阶级和小商贩组成的庞大队伍，他们宣称，基于某种崇高的道德责任，同志们应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维持生计上。虽然这些小商贩有着许多良好的愿望，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却注定了他们将堕落为社会寄生虫;他们手中控制的资本非常少，他们为自己的顾客——即那些有组织的工人——所提供的商品虽然质量低劣，价格却相当昂贵。

　　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那些被称为党的客栈老板(Parteibudiker)的人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往往都是党员。在反社会主义非常法最为严酷的岁月里，这些人的政治作为尤为突出。在许多小城镇，作为党员的客栈老板扮演着多重的重要角色。他们的客栈是社会主义组织召幵执委会会议的地方;而且在这些地方，桌子上经常摆放着社会主义和工会组织的刊物;在许多时候，其他大厅或礼堂的主人由于对社会主义的敌意，或因为胆小怕事而将社会主义者拒之门外,所以，这些客栈便成为社会主义者举行集会的惟一场所。总之，它们是社会主义者在当地开展斗争不可或缺的场所。然而，在那些更重要的斗争中心地带，这些地方却最终使党组织遭到灭顶之灾。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残酷的生存斗争使得这些小资产阶级客栈老板能够对社会主义组织施加不适当的压力。由于他们在同志们中间常常享有很高的威望，这就使得这种压力经常会直接伤及无产者的利益。在德国，特别是1890年以来，曾有人试图促使工人们放弃那些破败不堪的旧客栈，并经常光顾那些新建的设有良好通风大厅的旅馆，然而，这不可避免地遭到了那些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客栈老板的“极力反对”。许多年来,那些主要依靠出售饮料维持生计的党员始终不遗余力地反对建立“人民会堂”(People's Houses)。尽管从观念上说，他们对设立这样的机构持同情态度，但他们仍然对新的竞争形式心有余悸,他丨f]的行动是以自身直接的经济利益为依归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反对并不能产生实际的效果，但并非总是这样。甚至在今天，拥有2万~3万人口的德国城镇，仍然有一个虽然被冠以“党的酒馆”这样的名称,却完全是某些党员个人的私有财产)群体。每当当地劳工组织想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活动场所，或即使到其他或非社会主义者的客栈老板那里寻找一个更宽敞的开会地点，党的小酒馆也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客栈老板极力反对最近几年开展起来的禁酒运动的进一步扩大，因而对党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在社会主义者中间，众所周知，如果不是党的领导人害怕拟议中的禁酒行动(甚至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禁酒宣传活动)可能伤害到党内某些有影响的群体的利益，早在1907年埃森(Essen,德国北部城市——中译者)代表大会开幕之前，社会党就应该公开宣布反对酗酒,并在会后大力贯彻这一决定。

　　作为工人斗争和雇主政治报复的结果，究竟有多少人成为独立的小资产阶级,我们无法做出准确的估计。烟草商、食品杂货商等，都难以被纳入统计调查的范围。我们所能掌握的惟一精确的信息只是有关客栈老板的。1892年，在35位社会党国民议会议员中，有4位是酒馆老板(占11.4%);1903年,58名中有5名是酒馆老板（占8.6%);1906年,81名社会主义者议员中，有6名是酒馆老板（占7.4%)。在地方社会主义组织中，客栈老板所占的比例也是相当大的。在莱比锡，1887年有30个党的小酒馆(Partiekneipen)，1900年，在莱比锡农村地区社会主义支部的4，855名党员中，有84名客栈或酒馆老板;在莱比锡市区，1,681名社会主义党党员中，1900年有47名是客栈老板，而到1905年，则增至63名（占3.4%)。在奥芬巴赫（offenbach),1905年有1,668党员,其中有74名是酒馆老板，两名是瓶装啤酒零售商(占4.6%)。在慕尼黑，1906年有6,704名党员，其中牛奶零售商、烟草商、奶酪供应商等以及酒馆老板(不包括酒类经营商)总共有369名（占5.5%)。在美茵一法兰克福，1906年有2，502名党员，其中25名是酒馆老板（12名瓶装啤酒零售商和烟草商不包括在内——约占1%)。在马尔堡(Maibetg),1906年有U4名党员，其中2名是酒馆老板（占1.8%)，在靠近柏林的赖尼肯多夫区(Reinickendorfost)，1903年有303名党员,其中18名是酒馆或客栈老板(占5.9%)。这些数据表明，每20名社会党成员中就有一位是酒馆老板。既然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客栈老板主要依靠那些同样作为社会主义者的顾客，所以,每个客栈老板至少有20位社会主义同志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最能体现这一类党员在人数上和地位上的影响力的莫过于他们在柏林组建了一贯强有力的联合会,即德国社会主义酒馆和客栈老板联盟。不应忘记的是，这一组织之所以得以成立，是因为这些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客栈老板要完成他们的“资产阶级”同事不愿完成的政治任务。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该联盟的成员是一群久经考验的忠诚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在党的政治斗争和宣传活动中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他们的那些作为社会主义者的顾客也往往出于崇高的团结精神，经常光顾他们的客栈。然而，这种代表着特殊经济利益的组织，在某些情况下会带来不利影响——无论是对它的竞争者还是社会主义同志，而且，可能出现党中有党(a party within the party)的现象。1906年夏，由于酒厂税赋的增加(为此他们遭到沉重打击），啤酒生产成本也随之上升，这最终使酒馆老板提高啤酒价格，将负担转嫁给顾客。这在德国许多城镇立即激起了工人们极为强烈的抗议，并引发了后来所称的“啤酒战”，联合抵制那些提价的酿酒厂和酒馆老板。某些外国的社会主义者不无讽刺地评论道，除了啤酒，你可以从德国工人那里拿走他任何东西。在许多地方，斗争声势浩大,工人们的联合斗争遭到了许多作为社会主义者的酒馆老板的抵制。他们采用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手段，警告自己的工人同志，说他们斗争的背后潜藏着许多危险;并声称，如果消费者迫使啤酒厂家承担新的税收，那么，对政府来说，虽然希望这些税收仅仅由啤酒酿造商和工厂主来承担，而不会转嫁到普通大众身上，但政府将迫不及待地提出新的更为沉重的税种,这肯定会最终影响到普通消费者。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那些出身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尽管他们的生活条件并不比他们所出身的无产阶级好多少，但由于他们所代表的特定利益,使其在许多方面成为工人阶级大军前进中的主要障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从思想观念角度看(作为这些成分在整个经济过程中新的地位的结果），这一新阶层给党打上了深深的小资产阶级烙印。

第四节 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

　　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希望自己能够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从而过上更舒适、更少约束的生活。工人的愿望就是成为小资产阶级。在那些非社会主义政党成员的局外人看来，社会主义政党总是和小资产阶级没有什么区别。无产者并不能从物质上摆脱他们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比如对于德国工人来说,当他们的工资得到提高时，他们就在骨子里沾染上了德国小资产阶级特有的那种症状-俱乐部癖(club-mania)。除了几个小城镇外，在所有的大城镇，各种各样的工人协会纷纷成立:如体操俱乐部、合唱协会、戏剧协会;甚至吸烟者俱乐部、保龄俱乐部、划船俱乐部、健身俱乐部。虽然这些组织均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并不能改变其自身的资产阶级性质。保龄俱乐部仍然是原来的保龄俱乐部，即使它被冠以所谓“自由之子保龄俱乐部”这样华而不实的名称。

　　和资产阶级一样，社会主义的工人也不能被视为一个庞大的、成分均质的灰色大众。尽管无产者都是靠出卖自己的惟一商品——劳动力为生，但至少从理论上说，组织化了的社会主义工人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在反对雇主及其在政府中的代理人方面，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将受雇于现代生产建制(例如火车机车)的不同类型的工人群体联系在一起的实际的制造业系统，并不能消除工人队伍内部各种亚阶级群体之间的障碍。同样，另一方面，在工人队伍内部发生了分化，使得一部分工人日益摆脱了那些与他们没有个人联系的工人。工作类型、工资水平、种族和社会环境等使得工人在生活方式和趣味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早在I850年就有人指出：“工人中间存在许多类型,并存在一个贵族阶层。印刷工人居于首位;捡拾破烂、清扫大街、疏浚地下管道的工人处于最底层。”在同一国家，排字工人与打短工的工人之间在文化、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的差异要比一个国家的排字工人与另一个国家的小业主之间的差别还要大。甚至在工会运动中，不同类型的工人之间的鸿沟也相当明显。众所周知，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排字工人工会所推行的政策与其他工会组织和社会主义党的政策有着相当不同，他们的立场往往偏右，表现出更多的机会主义，并缺乏原则性。在德国和法国，排字工人分别推举雷克斯霍伊(Rexhauser)和柯费(Kellfer)担任他们的主席。在荷兰和比利时的钻石工人中间，我们也可发现同样的非社会主义、非无产者的以及特殊化的倾向。工人阶级队伍中那些薪水最高的贵族阶层最接近于资产阶级，他们常常我行我素。在劳工运动中，有组织的大众被明确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从工人阶级的发展史上,我们可以发现大量例证，说明某些群体或行业的工人如何在本集团利益的影响下最终脱离了劳动大军并与资产阶级结盟。所以,通常来说，军工厂的工人并不会支持反对军备扩张的主张。1910年国际劳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上，代表当地军工厂雇员利益的来自伍利奇(Woolwich)地区的代表坚决反对其他代表所提出的限制军备以及在解决国际争端中限制使用强制仲裁手段的决议。在威尼斯,那里的军工厂工人举行总罢工,抗议吞并的黎波里(TriPolitan,今利比亚西北部一地区-中译者），最终使他们得到一份军火订单。就拿“五一”节休息这一件事情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工人阶级内部可能已经分化为两大阶级••一个阶级因其较为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其他有利条件，“使得他们有闲暇”庆祝“五一”节;而另一个阶级则贫穷或不幸而不得不在节日期间继续工作。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更为广泛的工人阶级队伍时，这种分化表现得更为明显。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经济方面，这本身也会表现为工作条件方面的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别便逐步转变为阶级差别。熟练的、高工资的工人与非熟练的、低工资的工人疏远。前者始终是有组织的，而后者却一直是“自由”劳动者;两大群体之间激烈的竞争和社会斗争,成为现代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最为有趣的现象。这种斗争心理学家安杰洛•莫斯将其称为争夺聚食场的斗争(eigomachia),其激烈程度也是空則未有的。有组织的工人要求非组织化的工人严格遵守阶级内部的团结一致，在任何时候只要与雇主发生冲突，他们就应当放弃工作。而当这种要求未得到非熟练工人的立即响应时，他们便对后者使用某些带有侮辱性的称谓,这些称谓在科学术语中已有了一席之地。在法国，在路易•菲利普时代，他们被称为Bounnont和ragusa(这些词意思大致相同，即罢工破坏者)。如今在德国,他们被称为streikbrecher(破坏罢工者），在意大利，被称为krumit;在英格兰，被称为blacklegs(破坏罢工者）;在美国,被称为scabs(工贼）;在埃诺省(比利时），被称为gambesdeBos;在法国，被称为jaunes(黄色工会会员，即罢工破坏者）、renaitls(狐狸，即拒绝罢工者），或beDouins(贝督因人);在荷兰，他们被称为onderkmipers;等等。

　　有组织工人有理由对非组织化工人感到愤怒。但另一方面不容否认的是，从根本上说，发生在工人阶级中间的这种争夺聚食场的斗争，并非是具有良好动机的工人和那些居心不良的工人之间的斗争，也并非如人们通常幼稚地认为的那样，这种斗争只不过是主仆换位的斗争。实际上，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罢工者总是被视为英雄，而破坏罢工者总是被视为流氓;而对于雇主来说，破坏罢工者恰恰是些诚实而勤恳的人,那些参加罢工的工人则是些游手好闲之徒。在现实中,这种斗争并非具有不同伦理特点的两类人之间的斗争，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收入较高的工人与相对贫穷的工人之间的斗争。从经济角度看,后者包括那些还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与雇主斗争以争取更高的工资的工人。我们经常发现，那些生活上最贫困的工人由于意识到自己社会地位的低下，不满足于自己现有的工资水平，而那些工资水平较高的有组织的工人则认为那些非组织化工人在温饱线上挣扎。法国一位坚定不移的妇女社会主义者曾对此做了较好的描述:“当人们亲眼看到英格兰那些失业者的悲惨境遇时,他们不禁要为这些，工贼，的背叛行为辩护。在西部和南部的许多大型码头，沿着船均的围墙围着成千上万的挨饿的人们，他们脸色苍白、全身颤抖,他们期待着能够被船坞老板雇佣。而船坞老板只需雇佣十几个人。当船坞的门打开时,人们争相往里挤。最近,有一人在拥挤过程中因窒息而死。那些组织化的工人若从他们自己的角度考虑，便会认为自己没有必要与那些非组织化的工人团结一致，即便他们与后者在经济危机期间都将遭受贫困。德国商会一直要求将一些大城市中从公共基金中支付的失业补助(根据斯特拉斯堡会议做出的有关规定)用于有组织的工人，在他们看来，那些非组织化的工人没有资格享受这样的待遇。那些收入水平较高的工人，根据自己的需要想尽一切办法排挤那些生活不大富裕的工人，由于后者往往能够接受较低工资的工作,这就威胁到有组织工人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当双方在经济利益上发生冲突时，接受低工资工作往往是那些生活上比较贫穷的工人惯用的手段，他们在此时并不关心什么道德原则。有组织的工人还竭力使自己完全疏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进入工会常常是区分权贵与贱民的标志，即使在那些非组织化的工人要求与有组织的工人结成联盟时也是如此。在英美国家，几乎所有的大型工会组织都趋向于法团主义，形成明显的工人阶级贵族。2对于工会组织来说，一旦它的财力和影响力得到提高，便不再努力吸收新的成员加入工会组织，反而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如提高加入工会的会费,要求出示更长期限的学徒资格证，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手段)限制新成员的加入，目的在于维护他们自己手中已有的特权，避免其他工人获得相同的职业。反对外来移民运动也是同样的职业利己主义的后果，这在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中间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要求禁止外籍工人进人本土。在这种情况下，工会采取了明确的“民族主义”政策。为了将那些“不受欢迎者”拒之门外，他们不惜诉诸于“阶级国家”的力量,他们向政府施压，有时甚至将政府推向与劳工输出国宣战的边缘。在欧洲(尽管在这里表现不如前面两个国家那么明显)，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劳工运动中形成了某些封闭的团体和小集团(寡头化倾向就是从这里发生的）,后者与社会主义诸理论原则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受雇于那不勒斯军工厂的工人最近要求政府将“工厂里1/3的新岗位留给正在工厂里做工的工人的孩子，让他们继承其父亲的职业”，他们在情感上与当今世界的距离并不如我们当初想象的那么遥远。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阶级斗争的目标在于使地位较低的阶级上升为较高的阶级。也正是由于此，革命经常导致的并非阶级的民主化,而是民主派人士阶级意识的强化。”

　　大多数劳工立法中的社会改良政策并不是对所有的工人阶级都有利。例如，旨在提高进入工厂做工的最低年龄的法律对不同的人会带来不同的影响，后者因劳工组织的权力、工资水平、劳务市场的状况等等在不同的工业或农业部门而有所不同。所以，该法律对某些行业的工人会带来生活水平的暂时下降，同时却使其他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永久性的提高。这样，在无产阶级本身所固有的民族、地区、技术等分化的基础上，出现了更为突出的分化。

　　总之，可以肯定的是，在当今的工人阶级队伍中，横向分层已相当明显。在第四等级中，我们已经窥见第五等级的雏形。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一个最大危险(我们不要轻易认为这种危险不会出现)就是:由于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加之工人们在提高自身生活水平方面的努力程度各异,使得工人阶级队伍中会逐渐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在许多条件下,这就使得那些已经获得一定地位的工人竭力维护他们的地位(尽管他们并未完全摆脱贪得无厌这一人类的普遍本性，即使百万富翁也难以避免）,对现状的暂时满足,使他们逐渐疏离于普通大众因经济上的困乏而形成的执著的革命追求,而这种追求旨在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体制。这样，工人阶级将被分割为不平等的两部分，双方在人数上常常变动不居。

第五节 出身无产阶级的劳工领袖

　　如何防止领导者凌驾于被领导者之上？这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然而，人们并不是没有尝试去解决。而在众多这样的尝试中，被经常运用并得到人们积极支持的便是:将所有的知识分子从工人阶级运动的领导层中排除出去。这本身反映了对知识分子的反感情绪,它在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经常出现。它是那种人为地制造一个纯而又纯的劳工阶级领袖的结果，是以某些一般性的社会主义信条为基础的,或被歪曲、被断章取义，或者被过于严格地解释一例如固守于1866年日内瓦第一国际成立大会上所确立的以下原则:认为工人们的解放事业只能靠工人自己来完成。

　　然而,诸如此类的建议都是建立在那种认为无产阶级出身的领袖与他们所领导的无产者有着更为接近的亲缘关系。他们往往认为,那些曾经做过手工工人的劳工领袖在思维方式上更接近于大众,他们对工人有着更进一步的理解,对他们的需求有过切身的体验，并曾为同样的渴望所激发。这样说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工人出身的领袖不仅能够在那些与他以前所从事的职业相关的问题上比知识分子更有发言权，而且由于他们的个人经历而对工人们的心理和具体的物质需求有着更深切的了解。毋庸置疑，与知识分子相比,出身无产阶级的领袖虽然有自身的劣势，但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无产者对大众的心理有着更为准确的把握，知道如何与工人更好地相处。从这一前提出发，有时人们便推论说，对于那些曾经做过工人的人来说，即使进入政治领导岗位,他也会与普通民众保持持续沔稳定的联系，他将会选择最为切实可行的路线，他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将确保他不会将大众引人歧途。

　　工团主义者认为，工会应该直接采取行动，彻底摆脱那些出身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领袖们的控制,工会是一个自足而且自为的组织。葺接行动意味着无产阶级将追求他们自己所确定的目标，而无须通过议会式的代表制度。工团主义者将工人自治神圣化，认为任何事情都将取决于工人们的个人能力、开拓精神以及勇气。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是由散兵游勇(Franctirellre)组成的，他们摆脱了软弱无能的社会主义官僚,无拘无束，享有充分自治，并掌握主权。然而，当我们从幻想回到现实的时候就会发现，除了所采取的策略不同之外，工团主义与政治社会主义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双方的出身方面。工会组织是由工人自己治理的。正是从这里，工团主义的支持者们便在逻辑上做了一个大胆的跳跃，并由此推论认为,工人阶级出身的领袖所采取的政策必然与无产者的要求相吻合。

　　无论从智力层面还是道德层面,工团主义领袖都是一些特殊的手工工人。这些来自工人阶级队伍的领袖往往被视为救世主，他们将能够克服无产阶级组织的一切弊端;无论怎样，他们都是最合格的领袖人选。

　　认为无产者只要将自己的事务委托给出身无产阶级的领袖，比托付给律师或医生更能够对这些事务直接地进行控制。这无疑是一个幻想。在两种情况下，所有的行动都要通过中间组织。现代劳工运动中，领袖不可能仍然是事实上的手工工人。当工会组织从工厂里选择一人经常性地处理集体事务并从中获得薪水，那么在有意和无意之间，他便逐步脱离工人阶级而演变为一个新的阶级，即一个靠拿薪水过活的新阶级。无产阶级领袖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心理和经济上都不再是手工劳动者，不仅意味着他不再去采石场搬石头，或者去鞋店卖鞋;而且,他将同领导集团中那些以律师和医生为业的同事一样，成为代理机构(inteimediaiy)，也就是说，出身无产者的领袖与那些来自资产阶级的领袖一样，都倾向于寡头化。而昔日的手工工人因此却沦为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落魄者”(declasse)。

　　在社会科学的相关文献中，工会领袖是工人阶级领袖群体中受到最多同情的一群。这很容易理解，因为这些书都出自专业人士和文人之手。一般来说，这些人对工会运动领袖要比政治性的劳工运动给予更多的同情，因为前者并不像后者那样经常干预他们的写作活动，也不试图用新的具有侵犯性的理论搅扰观念领域内的活动。正因为此，我们经常发现，在同一本书中,在对工会领袖大加赞扬的同时，却极力贬斥社会主义领袖。

　　有人认为，工会领袖作为雇主与工人之间的缓冲器，使得他们养成了许多令人尊敬的珍贵品质:机敏、审慎、耐心和精力充沛、坚定的性格以及个人的忠诚。人们常常认为，这些人生活极为简朴，性能力低下。根据费雷罗（Gugliel Mo FerreRo)所发现的心理补偿理论，认为这是那些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们的共同特征。大多数工会领袖身上所具有的两项最杰出的品质就是:注重现实和个人的善意(这种品质通常与他们对那些一般性的问题缺乏兴趣和理解是相辅相成的）。这两种品质源于他们对个人责任的深切的认识,部分地也许源于他所从事职业本身的枯燥，并在很大程度上是纯粹技术性的和管理性的。工会领袖与那些口头上的革命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领导着政治性的劳工运动，他们与萨尔杜(SaiDous)的戏剧中喜欢饶舌的拉巴加斯(Rabagas)是同一类人。毫不夸张地说，工会领袖对政治具有一种政治社会主义领袖并不具备的敏感度-对社会和经济生活极端复杂性的洞察，对政治上可行的事物的深刻理解。总之，工会领袖(先撇开工团主义者的看法不谈)在许多方面与政治社会主义领袖不同。

　　然而，在工会运动发展的不同阶段,工会领袖内部也会存在相当大的差异。领导一个财力上还相当薄弱的组织需要领导人所具备的品质(这个时候主要是宣传鼓动和组织罢工)肯定与领导一个为其成员提供固定的福利保障、旨在通过和平手段赢得实际成果的工会组织不同。在前一种情形下，领导人最需要的是热情和宣传才能。作为组织者，其工作不是反抗就是鼓动。在某些批评者眼里,尤其是在无产阶级运动的早期阶段，这些品质来自那种完全的无知。在这一时期，宣传鼓动总是充满了浪漫情绪和感情色彩。它所要实现的目标也往往是道德上的而非物质上的。而当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工会组织所面临的任务则变得日益复杂，财政、技术、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在工会日常活动中的地位愈来愈突出，这就使得原来的鼓动家让位于那些具有专业特长的雇员。阶级斗争阶段的旅行推销员被按部就班、毫无生气的官僚所取代,狂热的理想主义者被冷冰冰的实利主义者取代，具有坚定(至少在理论上)信念的民主主义者被赤裸裸的独裁者所取代。口头宣传活动退到了后台，而管理才能如今却成为最为重要的东西。结果，在这一新的阶段,运动的领袖声调降低，声名也不如以前那样显赫，他们的性格变得稳健成熟,以更为务实的态度处理事情。到这时,领袖开始从大众中分化出来，不仅在于他们作为专业人士的个人品质，而且在于他们的行为所遵循的制度规则，借助这种制度规则，他们得以控制普通大众。光德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组织规则就有47页，分成39段，每一段10至12节。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组织规则，哪一个工人不会感到无所适从呢？现代工会组织的官员尤其是当他领导一个联合会时，他必须对某一产业有准确的把握，他必须知道适时对敌我力量对比做出准确估计。同样，他必须熟谙有关该产业的技术和经济等方面，他必须了解制造某些产品的成本、原材料的产地和价格、市场状况、不同地域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他必须同时具有作为元帅和外交家的两种才能。

　　工会领袖的这些优秀品质并不总是与民主体制相容,实际上却常常与民主的诸多要件相冲突。

　　对那些曾经是手工工人的人来说，他们对权力的热爱往往是最为强烈的。刚刚成功地摆脱了先前作为工资劳动者和资本的仆从的锁链，他当然不愿意给自己套上新的锁链，成为大众的奴隶。与其他获得解放的人们一样，他很有可能滥用这种刚刚赢得的自由——倾向于放纵。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在哪个国家，出身无产者的工人阶级领袖往往很容易走向反复无常、专断。他根本不能容忍任何分歧，毫无疑义，这部分地应归结于他的暴发户性格，因为暴发户总是以极端的嫉恨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将所有的批评都视为企图羞辱并削弱他的影响力、对他的过去蓄意的并怀有恶意的暗示。正如刚刚改宗的犹太人反对别人提及他的希伯来出身一样，出身无产者的劳工领袖往往忌讳别人提及他曾经作为雇佣工人的依附地位。

　　而且我们也不应忘记，与所有靠自己奋斗获得成功的人一样，工会领袖往往极端自负。尽管他通常对具体事务有规范的知识,但他缺少一般的文化和广阔的哲学视野，也没有那些出身较好的领袖所具有的自信心。正因为此,他往往经不住那些出身资产阶级的声名显赫的领袖所表现出的魅力和友善的诱惑。在给佐尔格的一封信中，恩格斯在谈到英格兰时这样写道“这个国家发生的最令人厌恶的事情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敬仰，已经渗透到工人们的骨子里了。社会被严格地等级分层，在其中，每个人都有适当的尊严，而且,那些，出身好，且，地位高，的人天生就能够赢得人们的尊敬。长久以来，这已经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从而使得资产阶级相对较容易地承担引诱者的角色。例如，我不能确定约翰•伯恩斯在他的心灵深处对他在自己的阶级中的影响比他在曼宁红衣主教、迈耶勋爵以及整个资产阶级中赢得的名声更感到自豪。即便是被视为出身工人阶级队伍的最为杰出的劳工领袖之一的汤姆•曼，也乐于回忆他与迈耶勋爵共进午餐的情景。”在德国，在少数几位具有“阶级意识”的德国工人中就有一位在面对威廉二世时,就不敢说出自己的主张，表明自己对所在的党的原则的忠诚。在无产者队伍之中，已经出现了一个由互助会主席、工会书记以及各种组织推举的领导者组成的广泛的阶层,他们在心理上完全仿效与他们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

　　新的环境将会对出身手工工人的领袖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的言谈举止变得更加温和得体。在平素与那些出身高贵的人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学会了在社交中举止得体,并极力融入到这些高贵者的队伍之中。经常出现的情形是，工人阶级的代表总是极力掩饰他们自身所发生的转变。社会主义领袖以及民主基督教和工会组织的领导人，都在公众面前将自己描绘成普通工人。通过强调他们自己的出身，以及与普通成员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得以确保自己得到工人们的认同，并激发起他们的热情和信心。在1848年法国选举中,所有的候选人都将自己描绘成普通工人(ouvriers)。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荣誉称号，而且是一个能够帮助候选人成功当选的称号。这些普通工人中至少有21位当选。对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的现代社会主义政党所推举的候选人的名单做一研究,将会使我们发现这一称号本身的重要性。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位锡器制造者(master-tin-smith,他拥有一个店面，所以属于小资产阶级)将自己描绘成“焊锅匠"(tinker),等等。甚至同一位候选人在他的竞选演说中为了吸引工人阶级的支持而将自己说成是一个普通工人,与此同时，为了争取资产阶级的支持却将自己描绘成一个雇主。在他们进入议会后，某些手工工人出身的议员仍然或多或少地在衣着上将自己与那些出身资产阶级的议员区分开来。然而，通过这种外在的符号来表明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并不能掩饰他们内心所发生的变化，对于这一变化,饶勒斯曾(在他正式信仰社会主义之前)做了如下描述:“进入议会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很快变成了资产阶级队伍中最坏的一群;他们失去了他们先前所具有的精神和活力，只剩下了氏族长老式的温情脉脉。”

　　由于受到一种愚蠢的自我满足的激发，出身工人阶级的领袖往往对自己所处的新的环境沾沾自喜,这就使他对任何民主意义上的进步要求漠然处之，甚至表现出敌意。他满足于现有的秩序，最终对斗争感到厌倦，甚至与现有的秩序达成妥协。如今，社会革命这样的信条能给他们带来怎样的益处呢？他们自己的社会革命业已实现，从内心说，所有的领导人的心中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存在这样一个无产阶级队伍，并永远选择他们自己作为代表，从而使他们得以维持自己的生计。所以，在他们看来，目前首要的是无限期地建立组织,只有在最后一个工人被纳入组织之后，工人阶级的事业才有望获得成功。与所有的有福地主(6eati/wsiiefenTes)—样，他们都是些低劣的战士。与在英国一样，他们热衷于某种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工人与资本家将组成联盟，并分享(尽管这种分享仍然是不平等的)一种共同的事业成功所带来的利益。这样,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将取决于商业的利润。这种信条是建立在众所周知的浮动计算法的基础之上的,它规避了所有现存的阶级对立,并使劳工组织变成了纯粹的商业性和技术性组织。当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难以避免时,他便与自己的敌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这种谈判的时间被拉得越长，他的名字便更经常地在报纸和公开场合曝光。如果他继续表达自己“合理的意见”,那他就会在得到他的对手的赞扬的同时，赢得(在大多数情况下)公众的景仰。

　　个人的自私自利、懦怯、卑劣通常与明智和见多识广等品质联系在一起，它们彼此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致我们很难将那些好的品质与坏的品质区分开来。那些无产阶级出身的劳工领袖身上表现出的性情暴躁开始变得冷静。他们的判断趋于谨慎，激进政策在他们看来是不可取的，这种政策非但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会威胁到已经赢得的一切。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两类动机在背后同时起作用，自利性和客观性携手并进。其结果就是劳工领袖不敢越雷池一步。对于这一点，一位受雇于工会组织的人极为坦诚地表达了他自己的如下看法:“当我们仍然在工作台上夜以继日地工作,而且不得不接受微薄的工资时，从个人利益来说，我们比现在更有理由要求改变既存的社会秩序。这并非是在求全责备，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如果一位出身手工工人的人(经常是这样)从事的是新闻业，那么这种心态会变得更为强烈。虽然他可能通过自己过人的勤奋而积累了大量的知识，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基本功训练，使得他不能将这些知识汇集、加工、提炼成一种科学原则，或者进而创立一种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结果，对他个人来说，隐遁无为便成为更为可取的选择。正如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身上所表现出的这种倾向，即使借助一种广泛的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理论也无法阻止。马克思早就指出了无产阶级领袖身上的这种缺陷,他说:“当工人摆脱了手工劳动成为职业作家时，他几乎总是将理论问题搞得一团糟。”

　　这样，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与出身资产阶级的领袖相比，领袖的无产阶级出身并不足以确保其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忠诚。1848年,法国临时政府所举行的选举中，有11名工人代表进入议会，其中至少有10位在他们当选之后便抛弃了他们在竞选过程中所倡导的劳工政策计划。第一国际意大利支部(1868—1879)领袖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又一更为典型的例证，在那里，大多数领袖出身于资产阶级或贵族，几乎所有的人认为自己举足轻重。而只有两位来自工人阶级。将自己说成是“模范工人”的斯特凡诺•卡波鲁索,利用职权挪用他时任主席的那不勒斯社会主义者团体的基金;而都灵支部主席卡洛•特尔察吉后来被发现是一位警察间谍，并被驱逐出党组织。

　　总体说来，劳工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政党将受到其所处的政治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大小与该政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强弱成反比。1882年，铸字工人安东尼奥•马菲(AnToniomaffi)作为代表意大利社会党进入议会的第一位议员,很快加入了资产阶级的一个左派集团，并声称他自己虽然以工人身份当选，并不意味着必然要与其他社会阶级为敌。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雕刻师昂利•路易•托伦(Henri Louis Tolain)和排字工弗雷伯格曾是蒲鲁东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在第一国际日内瓦大会上极力要求将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排除出社会主义组织，而当巴黎公社于1871年宣布成立时，他们自己却倒向梯也尔一边，并最终被作为叛徒驱逐出第一国际。应该提及的是，托伦后来在保守派主导的共和国时期成为参议员。英国劳工领袖奥哲尔(Odger)曾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成员,在巴黎起义爆发之后，脱离了第一国际。他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地在于他反对马克思的专政手段。然而，马克思也可以不无道理地反驳说，奥哲尔最初只想利用第一国际赢得公众的信任，而且，只要社会主义成为他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障碍，他时刻准备背叛它。同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另一名成员鲁克拉夫特(LuCraft)，被英国政府委任为学校督察。总之,可以说，当出身工人阶级的领袖领导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时，其攻击力总是比来自其他阶级的工人领袖领导的斗争弱，而且这种斗争所采取的方式与运动当初的目标相去甚远。一位来自法国的批评者在谈到出身无产阶级的工人领袖时指出，无论从智识上还是从道德上，他们都要比资产阶级出身的领袖差，他们缺乏后者所具有的文化和教育水平。这位批评者同时指出,许多出身无产者的领袖的行为总会对反议会主义文化产生进一步的促进作用。“在封建主义统治崩溃后，资产阶级开始统治。而在资产阶级统治之后，我们迎来的是工头的统治吗？然而我们最大的敌人来自我们内部，他通过谎言和狡诈获得了权力”。

　　人们曾希望充满活力的无产阶级进人世界舞台将在伦理上产生脱胎换骨的影响,这种新的力量将对公共权威构成持久的控制力量，而且(由于被赋予了一种明确的责任意识)他们将能够对他们自己的组织的运作进行严格的控制。这些期望已经被工人们自己的寡头倾向击得粉碎。正如切埃萨•隆布鲁索(Cesare LombRoso)发表在意大利社会党内部干物上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无产阶级越接近权力和资产阶级财富，他更有可能染上他的对手的所有缺点，越可能成为腐败的工具。“这样，形形色色的被我们称为大众政党的小集团纷纷涌现，具有它的对手所具有的所有缺点，并经常在大众中居于主导地位，很容易成为打着自由旗号的政府腐败的工具”。欧洲各国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方面的充分例证。即使在最近,人为地将党的领导权控制在无产阶级手中，导致了某种政治上的弥塞亚主义，所有国家的有组织的工人必然对之采取反对态度。普通的社会主义者经常抱怨，运动中的所有弊端都是由于资产阶级成分混入无产阶级党组织，这完全是一种对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的历史特点无知的表现。

　　民主政党的领袖并非在任何地方都表现为同一种类型，因为他们受到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倾向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与特定的环境、民族性格、气候、历史传统等因素密切相关。

　　美利坚合众国是一片遍地布满黄金的土地，在这里,人们的公共生活受到对黄金的渴望的左右，其程度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资本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意味着腐败。在美国，这种腐败不仅涉及面非常广，而且按照美国的批评者所说,它已经作为一种制度被认可。在欧洲,这种腐败遭到普遍的指责和义愤,然而在美国，人们对之却漠然处之，或者一笑了之。莱克(Lecky)指出，如果我们仅仅以美国人的做事方式来对美国人做出评判，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极端否定性的——而且有失公正。

　　丝毫用不着奇怪，在北美国家,劳工领袖的贵族化倾向本应得到自由的发展,并扩大到相当的规模，他们所处的环境如同人们已经指出的，充满了粗鄙的实利主义。美国的无产阶级领袖惟资本主义之命是从,后者统御着他们国家的生活。结果,他们的政党活动表现出浓厚的财阀性质。当他们提高工资以及获得其他特权的要求得到满足时，工会的官员们便穿着晚礼服出席雇主的豪华宴会。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他们习惯于向那些外国来的会议代表及其夫人赠送贵重的礼品、珠宝首饰,等等。领袖们因为自己的特殊职务获得了丰厚的工资回报,有时其数目也相当可观。某些得到普遍认可的权威研究告诉我们，对于许多劳工领袖特别是工会领袖来说，他们的职位只不过是他们个人获得晋升的手段罢了。根据信息灵通人士所提供的证据，到目前为止，美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几乎没有产生一位值得他们尊敬的领袖。他们中的许多人往往为了个人的目的厚颜无耻而且赤裸裸地利用他们借助工人同志的信任而获得的职位。总体看来，美国劳工领袖往往表现得“愚蠢而且贪婪”。作为一位美国人，同时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的加洛德•威尔夏尔（Gay Lorf Wilshire)，对那里的社会主义领袖做出了如下毫不客气的评价：“他经常由于个人的失败才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他工于大声喧哗而不是深邃的思想。他常常是一位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他所提出的要求和进行的政治煽动经常是出于无知。”这样，那些聪明诚实的工人要么被驱逐出劳工组织，要么被引入歧途。事实告诉我们，完全被资产阶级所控制的劳工领袖并非少数。由于没有受到多少教育，他们对巴结奉承毫无抵抗能力,然而，这只是他们身上众多缺陷中最轻的一种。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只不过是资本雇佣的奴仆罢了。这样，“工会首长”成了被敌人操纵的“老板”、“工贼”，或者用一个更有意思的美国术语表达就是“资产阶级的劳工副官”。从社会主义者那里,我们发现大量的详细证据，某些类型的美国工人在他们获得特权地位后便完全失去了道德感。在组织得最好的工会组织中，某些工会组织与各自产业里的资本家订立长期协议，以图共同剥削消费者，并与资本家分享由此带来的利益。其他情况下,工会联合会由于受到雇主的贿赂，在另一个劳工集团中组织罢工。另一方面，许多有利于工人的罢工之所以中途夭折，正是由于雇主能够使工会领袖从结束罢工中得到好处。美国工人阶级缺乏社会主义意识和阶级意识，这一点总是受到那些来自雇佣者阶级的著名作家和主要成员的青睐，他们赞扬这些工人超凡的智慧,并用他们比照欧洲工人的懒惰和不思进取。然而，正是这些人牵着充满智慧的美国工人的鼻子走，工人们没能意识到劳工领袖的劣迹。事实上，这些人拒绝与那些比他们更为敏锐的同志共事，实际上纵容了这种劣迹，后者由于发现并揭露领袖们的欺诈行为而遭到嫉恨。

　　在腐败发生的频率方面，北美国家有组织劳工真可与那里的资产阶级相匹敌。一位研究美国劳工运动史的历史学家为此惊呼:“那些臭名昭著令人担忧的传闻无论是在资产阶级身上还是无产阶级身上都得到集中体现。而在劳工组织中，其发展到令人极端失望的程度，以致即使借助那种在其他国家劳工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英雄主义和激情也对之无济于事。那种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文明中所表现出的犬儒主义已渗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骨子里。”美国劳工运动在组成上可以说都是青一色的无产者,但与此同时,其堕落程度也表现得最为突出。与我们所提到的那些为了赤裸裸的利益而产生的腐败行为相对照，实际上还存在一种导源于理想主义的腐败行为,这种行为不应当与前者相混淆。有时，劳工领袖出于金钱的考虑而攻击某一党派,并由其他政党或政府提供资金。实际上，他这样做意味着他并不看重金钱。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党的利益，他个人并不沾一分一文。正如一位美国政治经济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这种腐畋行为有时需要领袖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为党确保了额外的资金来源，然而这种行为必然受到强有力的攻击和深深的休疑，甚至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在政治上将走向末路。他在党内为自己赢得了极高的荣誉，做出了一个受到景仰的人所能够做到的最大牺牲。在这类腐败行为当中，自由派经常指责劳工运动领袖的腐败行为，认为他们为了与自由派和激进派作斗争而接受保守派或政府的资助。在世界劳工运动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英国，1885年大选期间，社会民主联盟领袖为了确保大都市地区两位候选人当选，接受了托利党所提供的资金。后者的主要目标是要分裂其主要对手的选票，从而击败自由派候选人;这样，所支付的资金数目取决于社会党候选人的选票数量，平均每张选票8英镑。同样，米兰劳工党领袖康斯坦诺•拉扎里（Constantino Lazzari)，为了在选举中与资产阶级激进派一争高低，而从政府那里获得500里拉的援助。在德国，施韦泽（schweitzer)在担任德国劳工联盟主席期间，其某些行为(倍倍尔也在其中）被指责为腐化行为，当初却是出于同样的考虑。细读古斯塔夫•迈耶(GustavMayer)的种种论据至少会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然而，所有这些例证都不足以构成对领袖个人腐败的指控，因为接受那些金钱并非为了个人的某种目的,而是为了党的潜在利益。至于这种行为在政治上是否明智，是否有利于推进政治道德,则是另外的问题。毋庸置疑，这种行为对大众的心理影响并非是积极的。而且，它对领袖自己的道德特别具有危险性。出于崇高的动机而进行的腐败行为最终可能走向为了某种卑劣的目的而行的腐败。如果类似的办法成为政党政治中的惯例而被接受，那么,那些能干却又无所顾忌的领袖很可能将腐败带来的一部分利润塞进自己的腰包，同时却能够使自己比那些能够以身作则、毫无自私心的同事对于党组织显得更为“有用”。这将意味着走向末路的开始,并为党内财阀政治打开了方便之门。

　　与美国相比，尽管英国劳工领袖的腐败行为也许表现得更微妙而且不那么明显，但我们却不能说他们比美国的劳工领袖在这些方面更为高明。在1906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在一次私人谈话中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伦敦对他讲的一番话:“如果不是精明的英国资产阶级通过腐蚀劳工领袖的办法遏制劳工运动，那里的劳工运动肯定会比现在成熟得多。”出身资产阶级的英国马克思主义领袖海德曼(Hyndman)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在回忆录中说，许多工人阶级领袖(即那些最有活力最具天赋的领袖)，一旦他们在出身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的帮助下形成某种真正的政治文化，他们便毫不迟疑地将它出卖给资产阶级。而工人们自己对此却毫无怨言,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不失为领袖的明智之举，并对之充满了崇敬之情，并通过他们手中的选票助长了领袖在公共生活中影响力。另一位对英国劳工运动相当熟悉的作家声称一位著名的劳工领袖最近评论道，劳工运动是那些臭名昭著的人的停尸房。这种说法虽然不失激烈，但在实质上却道出了其中的真谛!”

　　所以，在美国和在英国一样(虽然在英国较不明显）,存在一个无产者出身的特殊的工人阶级领袖集团。在他们当中当然不乏具有坚钿性格、大公无私的人，尽管很少有人具有高尚的品质,但他们在理论上却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能够始终如一地从事政治工作，避免出现错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优秀的组织者和技师。然而除了这些特殊的群体外，许多劳工领袖并未接受过多少教育，而且都是些狂妄自大的蝇营狗苟之徒。这使我们不禁想起狄德罗塑造的那位充满野心的巴黎乞丐对此类人所作的预言：“我将如那些穿着新衣的乞丐一样。我将是你所见过的最卑劣的流氓。”

第六节 知识分子以及工人阶级政党对他们的需要

　　在劳工运动初期，那些献身工人阶级事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赢得了工人们的高度尊敬;然而，随着运动的发展成熟，无产者的态度却发生了极剧变化，他们开始对知识分子无端指责。普通社会主义者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反感源于某些错误的假定,并从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出发。一派如德国的“新时代”(“NelleZeit”)和“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 Volkszeitung)等社会主义团体，他们得到柏林的革命工人，上、下萨克森州，以及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的积极支持，坚持认为革命理念不可更改，他们理直气壮地认为，知识分子企图“削弱”劳工运动的锐气，“泼冷水”，使其具有资产阶级的特点，抽掉无产者的战斗力，并为其注入机会主义的妥协精神。而另一部分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他们发现长期坚持那些抽象原则往往带来很大不便。而这些原则正是那些革命者用来攻击他们的武器，这就使得他们迁怒于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这些知识分子是一些爱管闲事的不速之客，愚顽不化的大学教授……他们对劳工运动及其基本需要缺乏最起码的认识，反而用他们自己研究出来的观念破坏运动的正常发展方向。这样，一派批评者将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视为改良主义者、极右翼的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社会主义者，而另一派批评者则将知识分子视为极端革命派、极左翼的目无组织纪律的社会主义者。在意大利，直到1902年，知识分子始终处于腹背受敌的迥境。改良主义者宣称自己代表着在经济上组织农民反对绳营狗苟的小集团-即城市中的社会主义者群体)的健康力量。在他们看来，后者大多是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另一方面，诸如“社会主义先锋队”(“A-vanguardiaSocialista”)集团的革命主义者却以产业工人的无产阶级意识为借口，反对雇工和资产阶级领袖。所以，双方都将知识分子视为替罪羊，认为他们应为党所犯的错误和过失承担责任。然而,双方都错了。很难想象那些脱离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有什么理由加入工人阶级政党中的极右翼势力。事实却恰恰相反,这里有心理和历史两方面的根据，它们虽然不是决定性地，却能够说明问题。

　　首先，让我们考察心理方面的根据。在对一个“即使那些受过系统教育的人也将社会主义视为罪恶和疯狂”(考茨基本人错误地认为这样一个时期已经结束)的时期考察后，考茨基得出如下洞见:与无产者相比,那些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资产阶级需要更为坚定的性格，更为强烈的革命热情以及非凡的判断力。内部和外部激烈斗争，在社会主义信念形成时期，他们充满痛苦，度过了许许多多的不眠之夜，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那些出身于资产阶级的人才最终变成一位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当一个人出身资产阶级上层，他所需要的耐力和勇气是那些出身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难以匹敌的。，他与资产阶级彻底决裂，从此将后者视为不共戴天之敌，一个没有任何妥协余地的前提(priori)。这样，在与资产阶级的较量过程中，作为社会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将会走向最为革命的一边。

　　然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得某些出身资产阶级的人士成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这就是:他对资产阶级的过去和现在有着深刻的了解。而对于一个无产者来说，他常常难以对自己的敌对势力有较准确的把握，而且无法了解自己现有斗争手段的性质。他通常为某种要求社会改革的真诚愿望所激发，并得到某些资产阶级的支持。他就像集市上的农民，在那半真半假地叫卖万灵丹的人面前，张大嘴聆听他吹牛皮说自己的药如何神奇。相反，那些出身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却能够更为准确地认识为什么资产阶级竭力使劳工运动销声匿迹,在资产阶级队伍中的经历使他能够更加轻而易举地发现敌人各种行为背后的真正动机。那些在他的无产者同志眼里被认为是文雅而善意的行为,在他看来却是阴险的巴结，目的是要腐蚀劳工运动。那些被无产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视为迈向最终目标的飞跃，对于资产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只是阶级斗争漫长道路上迈出的一小步。

　　虽然两类人服膺于同一种观念，但这种知识水平上的差异主要是由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环境的差异造成的，这种差异必然反映在他们面对非社会主义者时表达这种观念的方式，以及对反对者和同情者所采取的不同策略。两种社会主义者的心理过程有其逻辑基础。社会主义党组织中的无产者只是其中的普通成员,他们有意识地追随社会主义观念在所有领域内的进步，并在这种观念的名义下,成为一个积极的斗士;他注意到党组织的成长壮大，在与雇主的斗争中,工资得以增加;他不仅是党组织的成员,而且是工会和某个互助会的成员。他在这些各式各样的组织中的经历使他得到某种相对的满足感。他以积极的眼光看待社会革命,很容易对自己所在的阶级在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方面产生乐观的估计。所以，社会进步在他眼里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单线运行过程。认为无产者会遭受挫折和灾难，这是难以让人置信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即使发生了，对他来说，那也只能是暂时的现象。这种心态使他对自己的对手持一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他时刻准备与自己的敌人和平共处，实现阶级合作。毋庸置疑，在那些于党组织具有一定地位的无产者中间,这种倾向表现得尤为突出。

　　其次，以上论述并不难在历史上找到证据。对那些出身贵族阶级或资产阶级上层的社会主义者的研究支持了以上论点，例如巴枯宁和克罗鲍特金，两人均出身于贵族家庭。作为一种规律,在党所要处理的所有有关出身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的重大问题中，最为重要的实际上是谁倾向于那些最激进和毫无妥协余地的办法,谁倾向于最为严格地遵守社会主义原则。另一方面,从劳工运动的历史上，我们也可以发现，许多“改良”思潮受到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毋庸置疑，即使德国的改良主义并非围绕柏林的“社会主义学生”（“Der Sozialistiche student”)组织的小型法郎吉形成，但改良思潮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始终得到该集团的鼎立支持。然而，细察便知，德国改良主义的主要动力来自工会领袖，那些出身无产阶级的人。而且,正是那些最具排他性的工人阶级运动经常表现出改良主义倾向。为了帮助说明，有以下事实为证:法国国际工人联合会是在弗雷伯格(FriBouig)和托伦(Tolain)的共同倡导下成立的;英国的工会主义者;法国的“整体主义者”(integralist)，其前身是《社会主义评论》(Revue Socialiste),由手工工人出身的贝努瓦•马隆(Benoit Malon)担任主编〔医学院学生保罗•布罗西(Paul BRousse)、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以及后来的文学家尤•盖达(Jules Guesde)都提醒人们，警惕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独立劳工党及其劳工代表委员会;粉刷工基耶萨(Pietro Chiesa)领导下的热那亚社会主义者;雷吉奥•埃米利亚(Reggioemilia)领导下的农民。这种趋势伴随着现代劳工运动的整个过程。伯恩斯坦曾在充分的事实依据基础上指出，尽管有许多相反的看法，但英国宪章运动中知识分子的革命倾向是相当突出的。“在宪章派的争论中，具有激进和革命倾向的并非那些出身无产阶级的成员，亦非那些出身资产阶级的温和派。革命精神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那些来自资产阶级的成员、文学家等等,而正是那些出身工人阶级的领袖主张采取温和的政策。”总之，如果我们先将改良主义运动对于整个工人阶级是好是坏搁在一边，可以肯定，一般说来，出身无产阶级的劳工领袖对改良主义的主张情有独钟。有关这一方面的例证我们只要提及以下名字就足够了，他们是:比利时的安塞尔(Anseele)、德国的勒吉恩(Legien)、意大利的里格拉(Rigola)。看来，将他们称为可能派这一术语绝不是什么怀有恶意的攻击。

　　在革命还是改良之间，资产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更倾向于革命,有关这一说法还难以找到统计学上的根据。最近几年，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的发展实践却提供了与之相反的有趣的论据(有关这一特殊性产生的原因后文将作讨论)。总部设在米兰的社会主义组织米兰人联盟，由于大多数成员的捐款迟迟得不到落实，使得该组织在财政上日趋困窘，终于，该组织在1903年采取了一项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经常采取的权宜之计以缓解其面临的危机。从此，该组织不再要求每位成员按月缴纳相同数目的会费，而是根据成员个人的生活富裕程度按比例缴纳。这一改革当初完全是在社会主义情绪的推动下实行的，却引起米兰的社会主义者集体退出该组织(因为与占据主导地位的革命派存在相当大的分歧,所以他们一直想找一个体面的借口退出联盟），他们宣称，新的认捐体制没有丝毫的公正性可言。这个时候，那些退出的成员全是收入水平较高的工人，从而使得这些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倾向暴露无遗。还应注意到，在最近几年（自1901年以来），大多数意大利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明确宣布自己是改良主义者，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图拉蒂的机会主义思想。这里出现了明显的前后矛盾。前文已多次指出,资产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对革命事业的坚定程度取决于他怎样加入具有强烈阶级意识的无产者行列，在这一过程中，他不得不披荆斩棘，进行激烈的斗争并遭受许多伤害。他充满勇气的奋斗历程表明,他具有为了理想而甘愿牺牲自己的特殊精神，以及天生就精力充沛的战斗精神。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的革命能量逐渐枯萎，因为，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进入社会主义变得越来越轻而易举。淮橘成枳,已经成为普遍的规律。意大利所发生的一切正说明了这一点。

　　最近社会主义的发展表明，在各种流派中，知识分子的分布基本上是相对平均的。仍以德国为例，我们发现，是医学博士拉斐尔•弗里德贝格(创立了无政府社会主义；具有类似倾向的还有哲学博士奥托•布克以及曾担任骑兵上尉的医学博士厄恩斯特•特辛(。如果我们在改良主义者的行列发现有沃尔夫冈•海涅律师，曾学习神学的理查德卡尔维尔,曾学习政治学的马克斯•席佩尔，格里地区的牧师、业余从事体操教学的爱德华•戴维，哲学博士海因里希•布劳恩，以及其他知识分子——同样，在革命派阵营，有哲学博士弗兰茨•梅林、医学博士保罗•伦什、罗莎•卢森堡、霍尔方特、曾是学生的马克斯•格朗瓦尔德、律师出身的阿瑟•施德根、律师卡尔•李卜克内西以及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考茨基只是偶尔逃脱了博士这一头衔的羞辱。这样一来，在德国，我们无法将知识分子完全纳入革命派或改良派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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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政党中反对知识分子的斗争，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它起源于知识分子队伍中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由此引起不同政治倾向代表之间的斗争:在逻辑上严格秉持理论的本来要旨与批评者之间，机会主义与不可能主义，以英国为榜样的工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信条，以及改良主义与工联主义之间。时常，这祌斗争表现为党的主导力量与那些进入劳工运动的各种成分之间的斗争。并非总是那些真正的(或曾经是)手工工人首先站出来反对知识分子。然而，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工人阶级始终对党内那些来自其他社会阵营的人持怀疑态度。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针见血地写道：“在斗争过程中，这位来自资产阶级队伍的难民（即知识分子——中译者)发现自己在同志中间陷入孤立，并遭人误解。一方面，他在资产阶级中间变成了陌生人和栖居者,而他所受的教育和生活习惯都与这个阶级有着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在无产者队伍中间,他也是一个陌生人和栖居者，他与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传统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往往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新的环境对他反应冷淡，使他的处境尤为艰难。那些在理想主义的促使下加入党组织的知识分子，很快感觉到自己的人格遭到侮辱,原来的理想随之化为泡影。而且，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他们很难体会知识分子为加入党组织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保尔•格里向德莱斯顿(Dresden)代表大会倾诉自己怎样出于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放弃了自己的职业、收入、社会地位甚至自己的家庭,而许多社会主义刊物对此所做出的反应是，用礼貌点的话说，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多愁善感。而且，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做出这些牺牲并非为了工人们的事业，而是为他们自己打算。总之，这些社会主义同志对格里出于对他们的热爱而做出的巨大牺牲完全无动于衷。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知识分子与无产者之间缺乏相互理解的意愿。

　　在德国、意大利、法国以及其他一些巴尔干国家，知识分子遭到前所未有的攻击。在德国社会主义历史上,党的成员中那些受过教育的人遭到人们普遍的歧视。回顾一下1903年德萧斯顿(Dresden)代表大会就足以说明问题。会议期间,整个复杂的策略问题被归结为“知识分子问题”。即使在今天，知识分子仍经常遭到怀疑。尽管这样,还有知识分子认为有必要向公众说明,自己虽然出身资产阶级，并受过较好的教育，但仍然是合格的社会主义者。这当然与英雄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知识分子始终否认自己真实的社会性质，并假装自己为了事业呕心沥血，但我们不要被这种行为所蒙蔽。梅利奈(Merlino)瞪大眼睛不无讽剌地警告我们说，这种事情只有到知识分子掌握了劳工运动的领导权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生。到那时，他们觉得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固，至少在与大众的关系上他们不再需要任何伪装。不过，即使他们仍然故意做出某种礼贤下士的姿态，那也是出于他们潜意识中对有可能被指控为资产阶级政党的暴君统治的忧惧，但更重要的目的在于避免来自工人阶级中的竞争者的批评。

　　需要指出的是，对知识分子缺乏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但这种不信任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因为它能够使不少貌合神离的知识分子(他们进入社会主义队伍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沽名钓誉)另谋高就。再没有比容忍完全由知识分子进行统治更对工人有害了。享受大学教育不可能成为那些具有特殊天赋的少数人的专利;它是那些在经济上处于优越地位的阶级的特权。所以,一个学生没有必要为他自己的能力和所拥有的知识志得意满，他也没有必要炫耀自己的博士或硕士头衔。只要有机会,每一位智商平平的无产者都能够以与出身资产阶级的人相同的成绩获得大学学历。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我们不能否认,为了使无产阶级运动能够健康地发展，工人们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即使超过必要限度的几百倍，也比由于对他们过分的信任而受到一次欺骗好。然而，不幸的是，现代劳工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将知识分子完全排除出去，也难以避免工人阶级一再遭受蒙蔽这一事实。

　　从伦理角度看，非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轻蔑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即使在今天，在许多国家，那些想要进入革命工人政党组织(即“社会颠覆者”的政党，或者如威廉二世所说的“那些没有丝毫爱国心、不配称为德国人的一群乌合之众”)的知识分子依然要遭受巨大的社会上和经济上的损失，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另一方面，无产者却经常可以通过加入自己所属阶级的政党而得到某些特权，所以他们在阶级利己主义动机的促使下,排斥知识分子。毋庸置疑,对于在政治领域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来说，他们需要来自自己周围的人成为无产阶级大军的指挥官。而且,这些领袖必然要被赋予充分的权力，他们的地位也应得到坚决的维护。然而，这里的问题是，一旦那些工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他们反过来又歧视他们先前的工友，后者的社会地位低下，为了党的事业甘愿沦为落魄者阶层。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党中的反知识分子倾向尽管对每个个人来说有其合理性,但总的说来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合时宜和可笑的。即使对于德国劳工运动这样高度技术化的组织，它也不能没有知识分子。尽管如我们所看到的，该组织总体上可以说是无产阶级的，尽管它有许多出身无产阶级队伍的权威性领袖，诸如倍倍尔、依格纳茨•奥艾尔(Ignaz Auer)、约翰内斯•蒂姆、马丁•西格茨、、阿道夫-冯•艾尔姆、奥托•休伊等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排除了知识分子,德国社会主义将失去它所拥有的许多优势。

　　在梅林(Mehring)看来，让知识分子进入无产阶级队伍，与其说是让他们作为斗争中的普通成员，还不如说是让他们作为理论家指明前进的方向。他写道:“如果他们只想成为从事实际斗争的一员，那么他们在劳工运动中的影响将是微不足道的;只要想到工人们早已具有了应付任何艰难困苦的实践生活经验，那么只有几百人的知识分子在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中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在梅林看来,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的巨大价值在于:创立有关阶级斗争的理论；探索劳工运动与世界总体进程的历史联系;确保工人清醒地认识运动各个部分与整个世界的转型进程之间的有机联系，这些正是他们极力推进的目标。所以，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使工人阶级在迈向他们的伟大目标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并向工人阐明那些能够确保无产者实现其胜利目标的社会关系。

　　这里没有必要为无产者的才智做辩护，进而反对那种看到历史上社会主义党需要知识分子就指责手工工人自己缺乏能力的做法。任何关注民族工人运动发展史的人都不能不注意到：具有强烈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政党为了自身的解放而制定的体现出他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才干的斗争策略;他会看到在每一个国家，工人们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表现出的才智、献身精神、沉着而且不屈不烧。作为互助会的管理者、工会组织的成员、社会主义报刊的编辑,从技术角度看，无产者堪称典范，即使资产阶级，只要他们从事类似的活动，他们也会将无产者作为他们模仿的对象。尽管如此，我们却经常发现，出身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常常承担着处理国际工人阶级政党中的理论问题,并在许多情况下，全盘指导其政治实践活动(尽管无产者在实践活动中总是处于主导地位）;这种现象远不是因为从事实践斗争的无产者知识分子走向贫困，它可以从现代经济生产组织中得到很好的解释。由于这种组织(虽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它允许本组织的劳工发挥自己的才干)垄断着文明的最高特权（adusumDel-phinomm),致使它不可能给予有才智的工人成为知识分子的机会。毋庸置疑，现代生产需要在现代无产者队伍中寻找聪明能干的工人。但与此同时它也需要知识分子，即那些其自然智力受到充分的专门训练的人。如今，统治阶级本身就能够提供充足的知识分子，后者与该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私人产业组织并不愿向无产者开放所有的受教育渠道，因为这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而且，在农业领域，许多地主以犬儒式的口吻宣称，工人们越无知，就越有利于他们提高利润。所有这一切所造成的结果是，出身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享有许多现代无产者无法享有的特权：他们拥有完成政治教育的时间和手段;享有从一地迁到另一地的人身自由以及物质生活上的独立，而这正是从事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活动必不可少的。看来，无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仰赖于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这本身便不定为奇了。

　　1894年,在德国社会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农业问题的委员会，在委员会的15位成员中至少有9位知识分子，这显然极不成比例。尤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德国社会党领袖群体中，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然而，该委员会所要处理的是专业化的科学问题，而只有那些受过科学教育的人才能够承担。同样，在那些涉及到专业知识和技术问题的领域，如法律、经济、哲学,也需要专业化的知识分子去解决。总之，所要处理的问题是那些只有对之有长期深入研究的人才能准确把握。一个人通过自学是无法培养出这样的能力的，这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国家结构的逐步民主化,集体生活的社会化以及工人们的工作条件的改善，都可能逐步削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然而，这只是在遥远的将来的事。而且，现代无产阶级运动不可能等到工人阶级成熟到能够用无产阶级出身的领袖完全取代现有的出身资产阶级的领袖那样的程度。

　　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政党中的资产阶级成分既不能通过强力消除,也不能通过党代会的决议来解决，它是整个无产阶级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没有必要为之而感到内疚。历史地看，劳工政治运动若没有来自资产阶级队伍的背离者,就如同失去了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者一样难以想象。这无论是在早期的劳工运动还是现在我们所知的各种运动中,都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第五章 限制领袖影响力的各种尝试

第一节 复决投票

　　在公法领域，民主在瑞士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那里，民众既享有复决权，又享有创制权。在许多需要法典化的议题上，法律规定必须进行公民复决（referendum)程序;代议机构的立法议案通过与否必须提交全民投票表决;另外,在那些自治市镇，居民还行使直接立法权力。当一定数量的选民要求废除一项现行法律或提出一项新的议案时，就要由全体公民投票表决。在那些由公民直接投票产生最高行政当局的国家(如美国），这些重要的公民权利得到进一步体现。虽然在实践中，这些民主规则在其最终结果上很少是民主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公民复决的实践常常表明，民主体制下的大众对民主的理解要远逊于代议制政府体制下的大众)。虽然一些主要的社会主义领袖因此对民主体制的这些表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其他社会主义者则从民主制度中寻求解决公法领域所有问题的最终途径，寻求那种认为寡头体制完全出于必要这一看法中所面临的现实矛盾。在他们看来，通过公民复决和创制程序，立法活动中的决定性力量便从代议机关转到全体公民手中。

　　就其内部组织结构而言，当今的民主政党不是未能采用直接民主原则，就是在经过长期的犹豫之后仅在有限的范围内推行该原则。所以，从民主的角度看，这些政党的民主程度远不及瑞士的许多州。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就不把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交由全党表决。而且，该党的体制安排与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不同(在这些国家，选票的统计是根据地方支部支持者的数量确定的，这些支部分别有自己的代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只是根据简单多数通过决议。这样，议会体制取代了民主制。虽然在每年一度的代表大会上，社会党的每位成员都可以根据需要将任何动议提交代表大会,但这种创制权实际上完全是徒有虚名。事实上，个人提交的动议几乎从未得到大会的注意,更不用说获得通过。这样，只有少数几位充满幻想的人仍在行使这一权利。在大会召开期间，提交一项决议至少需要10名代表共同提出。在现代社会主义政党组织诸多制度安排中，惟一相当于创制权的制度在于，行政机构根据一定数量成员的要求召集特别会议。有关这一数量的规定在各国不一，在德国，需要15个地方机构;在意大利，不少于全体党员的1/10;而在比利时，则需要两个联盟省份或20个地方机构。

　　意大利社会党曾一度推行过由全体成员行使复决权这一做法，特别是在那些上届代表大会上未能形成的决议，或即使形成决议仍不够清晰明了的议题上。1904年至1906年间，该党的执委会先后四次在党内采取复决投票的做法。其中提交全体成员进行复决投票的一个问题是:在地方机构，少数派是否有权退出并建立自治机构。结果在1458个地方机构当中，778个机构表明了态度(其中166个赞成,612个反对)。另外一个提交全党表决的问题是:社会主义与共济会是否同属于一条战线，社会党党员是否同时可以参加共济会。参加这次复决投票的党员虽然人数并不多，但结果显示，多数人对共济会持反对意见。其他两次290复决投票，一次是与米兰地方问题相关，另一次是有关代表大会议席的确定。由此看来,在意大利，由全体党员进行复决投票始终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而且，即使在有限的范围内推行了复决程序，其效果也并不让人乐观。在英国，许多工会组织曾长期推行复决程序，但现在他们纷纷放弃了这一做法。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做法不仅影响了工会在政策方面的一贯性,而且耗费资金，不利于组织的管理工作。在德国，尽管大多数人对复决投票持怀疑态度,但某些地区仍然采用这一程序选举产生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人们很快便会发现,普通党员由于参加了有关党内问题的会议，对每位候选人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了如指掌，这就使他们获得了参与选举代表的足够知识。结果,在代表选举过程中运用全体党员投票程序越来越被认为是一项危险的举措，它使选举活动脱离了代表机构的绝对控制。在荷兰，尽管社会党规定,党的执行委员会必须由全体党员投票产生，但1909年选举中，参与投票的普通党员人数却很少(尽管当时党的高层领导之间正进行着激烈的权力斗争），只有不到半数党员参加了投票。

　　总之，作为社会主义政党推行的一种民主的权宜之计，复决投票程序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这一程序的运用仍然相当罕见，其效果也并不如人意。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阐述议题的方式往往混淆不清，另一方面则在于大众参与的不足。在社会主义政党中，很少采取这种直接诉诸其普通成员的做法。这不仅与瑞士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那里，复决投票已成惯例;而且显然与社会主义者们的理想相抵触，他们试图通过创制权和普选权实现人民直接立法。凡是在涉及政党活动问题上，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反对采用民主程序。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具有保守性质的说辞就是：如果采用民主程序，只能使社会主义者习惯于对自己的反对者言听计从。在社会主义领袖们撰写的文章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具有讽剌意味的问题:仅仅为了某种抽象的民主原则,便将党的领导权交给那些无知的大众，这是否是件好事？这与那些保守派人士的观点如出一辙，只不过后者所谈论的对象是“国家”而不是“政党”罢了。

　　由于同样的原因,复决程序所遭到的指责绝不亚于其他形式的直接民主所受到的指责。其中主要的反对意见有二:一是大众的无能;二是他们没有充足的参与投票的时间。伯恩斯坦曾令人信服地指出，即便仅仅将最重要的政治和行政问题提交民众表决，那些乐于此道的未来公民不久就会发现,即使在礼拜天，他们的案头仍摆满案卷,他们很快就会对复决权丧失兴趣。而且，在那些需要及时做出决断的问题上，进行复决投票将是不现实的;后者与政党组织的军事特性相背离，削弱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另外，在那些更为关键的问题上，例如，当社会主义政党需要在曰益迫近的战争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时，由于政府的激烈反对，便不可能采用复决程序。而且，应当指出的是，对于那些领袖来说，误导民众常常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他们可以在有关问题上闪烁其词,并为自己保留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权。由于复决结果的绝对性，而且没有人敢对之提出不同意见，这非常有利于那些善于投机的政治冒险家觊觎权柄。乔治•桑(GeorgeSand)曾指出，如果公民投票不能得到民众智识上的节制，反而会破坏民众的自由。事实上，波拿巴独裁体制正是建立在公民投票基础上的(表一)。由公民投票做出决断，这一制度如果要运行良好，离不开一个尽职尽责的官僚机构，因为这种选举制度的实践表明,选举结果很容易遭到歪曲（表二)。

　　【制作说明：表略】

　　即使投票过程严格按照规则进行，然而，经常由于缺少生动活泼的讨论，投票结果也就不会具有任何指导性价值。总之，也许我们可以断言：复决投票并不能对领袖们的行为产生实质意乂的影响。

第二节 以放弃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作为前提条件

　　毫无疑义，领袖们民主意识滑坡的势头即使无法得到完全的遏制，也可以通过智识或纯粹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使这种势头有所减缓。“只要政党的领导权和代表权仍然控制在那些深受社会主义伟大传统熏陶的人们手中”，也就是说,只要充满激情的社会主义理想仍然主宰着政党,那么，在某些情况下，领袖们将继续保持他们传统的民主情感,并将自己视为赋予自己权力的大众的公仆。为了阻止出身无产阶级的领袖们的资产阶级化倾向，人们曾提出了许多激进的措施，有关方面我们已做了讨论。然而，这些举措并不足以阻止领袖集团中的无产者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所以，还有必要实现资产阶级出身的领袖的无产阶级化。为了避免那些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知识分子退回到资产阶级阵营,有人认为，在生活方式上他们应当与无产者大众保持一致，他们的生活水平应降到他们所领导的人们的层次。有人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在表面上能够尽可能与无产阶级保持一致，那么他们的资产阶级本性将会逐步趋于消失。

　　这种看法根植于大众的历史经验之中。共同的生活经验能够唤起人们的同情心，削弱阶级对立情绪，并最终使阶级对立完全消失。在奉行平均主义的巴拉圭，它是按照天主教耶妹会秩序建立和管理的。在那里,由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在衣着或者生活方式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那些在这种统治秩序监护之下的人们总感到自己与剥削他们的耶稣会神父们完全一样。法国大革命期间，农民起义攻占了贵族的城堡，但就是在旺代，这两个阶级在与巴黎的革命集权政府的残酷斗争中走到了一起，由于相同的家长制生活方式、共同的节日以及狩猎活动，农民和他们的领主之间在心理上达成了某种默契。同样,在意大利村落，公开对牧师表现出嫉恨的事例并不常见。因为当地的堂区牧师即使未受过多少教育，也能够做到为人友善，他们绝不使自己凌驾于其他人之上，他们往往会与普通人有着相同的生活习惯,甚至也过着和他们一样的艰苦生活。

　　为了防止民主政党中形成寡头统治,人们已提出了种种举措，不仅有物质层面的，还有观念层面的。在谈到意大利青年学生时,巴枯宁认为,这些脱离资产阶级阵营的年轻人应在无产阶级队伍中扮演这样的角色:“既不要做舵手，也不要做预言家;既不要做导师，也不要做开创者。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应甘愿做那些源自民众生活的思想的助产士,使无产者的宏伟蓝图由混沌变得澄明,这一过程尽管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然而它却同样是强有力的。巴枯宁清楚地看到,在某些国家(例如意大利和俄罗斯)，工人阶级运动不能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帮助，但他希望那些出身于社会主义敌对阵营的人们一旦追随社会主义事业，就应当严格服从社会主义的各项规章。在这一点上，他或许称得上托尔斯泰思想的先驱。“现实生活不仅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而且主宰着人们的意志。”正是借助这一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石上的格言,巴枯宁对这个问题明确了自己的态度，他说道:“如果一个成长于资产阶级环境中的人真诚地、自觉地希望自己成为工人的朋友和兄弟,他就必须放弃自己过去的所有生活条件和资产阶级习惯，必须割断与资产阶级世界所有情感和智识上的纽带，抛弃资产阶级的虚荣自负，与资产阶级世界彻底决裂，并与之公开为敌,大胆而全面地向资产阶级世界宣战，毫无保留、全身心地投身到工人阶级的事业中来。如果他发现自己缺乏足够地为正义而战的革命激情和勇气，那就请他不要在欺骗自己的同时愚弄工人;这样的人绝不会成为工人阶级的朋友。”因此,巴枯宁首先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要求“出身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完全放弃他们先前的生活方式。他坚信,外在的客观世界会对人们内在的精神世界产生决定性影响。自动放弃、牺牲、批判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一这些都是漫长的俄国革命中劳工领袖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1871年,纳恰耶夫（Netchajeff)在他那本著名的《革命问答集》中提出这样的原则: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献身于自己的事业”。该书开篇就这样写道:“革命者既没有属于个人的利益,也没有专属个人的事务;他们没有任何个人情感、依恋，没有个人财产，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他的全部身心只在一件事情、一种思想、一种执著:那就是革命。”之所以这样，目的在于使那些出身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彻底脱胎换骨。然而，比起这种难以捉摸的精神上的苦行僧生活，外在的环境中的苦行僧生活就显得更加重要，后者在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身上最终成为他们行动的基础。巴枯宁将其称做“与人民打成一片”。压抑资产阶级本性，这是长期主导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先决条件。由于革命往往是那些出身社会最上层的人首先发起的,因此他们必须“到群众中去”,使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相一致，并与他们融为一体，借以抑制自己的资产阶级本性。这就是所谓的“民粹主义”理论，其实践结果就是最激动人心的英雄主义。科学家、教员、贵族、犹太女学生以及那些年轻的家庭主妇将放弃他们的社会地位，告别城镇的舒适生活,放弃学习以及资产阶级职业，而退居到那些偏僻的村庄。他们与农民、修车匠、锁匠、铁匠等一起劳动，努力获得对普通劳动大众生活的最为切身的感受,争取他们的信任，同时始终坚持崇高的革命目标。这样，他们就成了民众生活各个方面的指导者。1870年以后，在其他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中间(尽管仅仅局限于较为狭窄的范围内），也出现了上述类似俄国知识分子的潮流，这在意大利知识分子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后者因此被马克思无端蔑称为“落魄者”(declasses)。“落魄者”这个带有诬蔑性的词汇引起了许多对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的误解。巴枯宁认为，这种“落魄”现象并非历史事实，而是那些出身非无产阶级阵营的社会主义者采取有效行动的心理条件。因此，在巴枯宁看来，“落魄者”并非指那些遭到社会所遗弃的人、破产者、怀才不遇者，一句话,他们并不是那些不甘心被社会遗弃的人。恰恰相反,他们是一些甘愿被社会抛弃的人。他们主动与自己出身的阶级划清界限，目的在于使自己适应与自己成长的环境格格不入的陌生的环境。他们是一些蓄意的“落魄者”，除了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外，他们还必须激起我们对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坚定信念的钦佩。尽管在这里不可能列出充分的证据，然而一个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是，在意大利劳工运动早期，该运动的领袖虽然都是些出身资产阶级的“落魄者”，但他们几乎全是巴枯宁所说的“落魄者”，而非马克思所谓的“落魄者”。第一国际意大利支部的著名领袖卡洛•卡菲耶罗，出身于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他将自己所有的数目可观的财产捐献给党组织,而他自己却过着一种贫穷的波希米亚式的生活。他也许可以被视为众多理想主义者中的代表。类似这样的政治举动也许只有那些理想主义者才能够做到(而且只有在那些集体主义情感最为强烈的时刻），它是建立在某种心理体验基础之上的,即使领袖们最为危险的独裁倾向也能够通过某种预防性措施(即竭力在包括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的所有阶层和派别中间制造某种人为的一致性)得到抑制。随后，这种预防性措施逐步变成了这样一种道德前提，即党内所有成员在生活方式上应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被视为阻止工人阶级政党内寡头化倾向的安全阀。

　　领袖们应当放弃自己的经济利益并与群众打成一片，如今只有少数几位浪漫主义者还在坚持这一主张,他们均来自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群体，但即使他们也在这一点上常常拐弯抹角、含糊其词。然而，类似的原则却仍然被视为政治前提而继续流传。在法、德两国，社会主义政党的一些地方机构仍在推行这一原则。他们规定，领袖们应该断绝与资产阶级世界的任何社会关系，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的事业中去，只能与“身边的问志”为伍。在法国北部举彳了的一次盖达派(Guesdist，即法国工人党——中译者)代表大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规定与普通成员打成一片应是每一位社会主义代表的义务。在德国，我们可以发现类似的主张，它禁止任何党员为资产阶级报章杂志撰写文章，或参与资产阶级的任何活动。显而易见，这些努力的收效甚微，而且不切实际，它充其量只是制造一种党派狂热而已，并不能使领袖与无产阶级大众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形成某种一致性。

第三节 作为预防措施的工团主义

　　在工团主义者看来，有必要将无产阶级的革命重心从政党转移到工会。因为工会在他们眼里是一种政治上保持中立的机构，它虽然不依附于任何政党，但其追求的目标却是社会主义的。

　　工团主义者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他们认识到，一旦工团主义者的活动陷入孤立，缺乏任何一般性理论的指导，整曰庸庸碌碌，这对工团主义运动无疑将是灾难性的。所以,工团主义者始终不遗余力地倡导工人阶级工会组织的稳定性,积极组织工会，并将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其精神支柱(spiritusrector)和最终目标。工团主义者试图在组织起来的工人中间传播这样的信念:除非消灭资本主义(即废除现行的经济秩序），否则，工会就无从实现自己的目标。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领导人找到了共识。然而，工团主义者进一步认为，工会不应仅仅充当社会主义理论的庇护所，而应当直接推动社会主义运动;不仅应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倡导工会主义（Trade-unionist)政策，而且应当首先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政策。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当代所有社会主义流派发生了公开冲突。工团主义一方面取缔了单纯的政治一选举性政党；另一方面取缔了单纯行使经济职能的工会，这样，它就避免了劳工运动的二重性质，从而建立一种同时履行政治和经济双重职能的有机的复合性组织。

　　可以看出，工团主义并不打算废除作为劳工运动基础的组织。恰恰相反,工团主义公开承认这一组织基础是不可或缺的。工团主义者们正确地认识到,组织本身所潜藏的危险并不能通过抑制组织的发展予以消除。抑制组织的发展这样的做法，就如同为了防止坏血症或血液循环系统疾病而将血液从血管中抽走一样，这都是江湖庸医的医术,其后果都是致命的，它将破坏人体器官,而前者则会使政治和社会组织走向解体。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找一种适当的方法，将组织本身的主要缺陷减少到最低限度，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方面。工团主义这一政治流派拥有众多的受过良好教育而且富有远见的人们的支持,他们宣称,正是在工团主义中，他们找到了寡头统治的解毒剂。然而,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疑问:在一个本身仍然奉行代表制原则的组织中，是否可能找到解决组织寡头化倾向的途径？难道这种代表制原则与工团主义所断言的组织的反民主倾向之间不是存在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吗？也就是说，工团主义本身不也是被困扰在这一显而易见的矛盾之中吗？

　　工团主义最值得称道的首先在于:它以敏锐的洞察力清楚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本身隐藏着诸多危险。它以一种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怀疑态度，揭开了掩盖着所谓国家民主权力的种种面纱。他们发现，这种权力实际上只不过是少数人的霸权而已，与工人阶级利益格格不入。“民主就是那些来自知识阶层的专业人士们的寡头统治，后者被用来维持对劳苦大众的剥削。”国际工团主义反对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意大利和法国知识分子以及建立在官僚制基础之上的工会，所有这些斗争最终可以归结为一种,即反对关于民主的煽动性宣传。

　　然而，将本来源于一般代表原则的诸多弊端完全归咎于议会民主，正是在这里，工团主义犯了一个错误。曼蒂卡(Mantica)正确地指出，不管自己所在的党是否参与了议会选举，工团主义者始终都未能使那些属于某一党派的人们摆脱某种心理上的障碍。不管你是否同意，工团主义只不过是社会主义的部分变形物罢了。工团主义者试图在不该驻足的地方止步。他们对一般政党的指摘，对他的老大哥社会党的批评，同样也适用于他们自己，因为这些指摘实际上是针对任何形式的组织而言的。

　　可以说，工团主义者越是竭力将工人阶级政策的核心引向工团主义，其本身堕落为寡头统治的危险就越大。即使在那些革命性的工团主义团体中，其领袖欺骗普通成员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实际上，与议会和市政委员会中的社会主义代表相比，掌管罢工财政的司库、工会组织的书记甚或某一秘密活动的参加者、设置路障的小头目，他们更有可能背叛那些曾授予他们使命的人们，其后果也更严重。法国的工团主义者始终激进地认为，他们所说的“直接行动”，就是使工人阶级进行卓有成效的行动的惟一途径，因为自治的工人大众不可能由第三者代表。所以，排除任何形式的代表制是“直接行动”的基本前提(apriori)，“代表制只能意味着背叛、偏离以及堕落为资产阶级”。然而，他们在理论上却仍然接受政党。他们似乎认为,当他们在工团主义运动领域内采取行动时，有什么样的原因就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这一命题将不能成立。在他们看来，自己的行动并不遵守普遍的社会学规律。

　　工会组织的结构基础与工人阶级政党的基础并不存在什么区别，即普通成员的利益由那些经过特别选举产生的个人来代表。在那些为争取提高工资而进行斗争的关键时刻,普通的工人大众不能自己代表自己，而只能由其他人来代表。既无代表，又无某种形式的执行机构的工会组织将难以为继，我们也无法想象它能够存在。

　　担任工会的管理工作有时会成为某些人借以跻身政界的最为便捷的跳板。在德国,35位原工会领袖成了国会议员，而英国则有27位。在法国,冶金工业联合会第一届两位终身书记成了议会议员。作为无产阶级直接行动的罢工——工团主义者们将其视为救治劳工运动中的种种弊端的“万灵丹”——却提起了工人们对政治活动的兴趣,为他们提供了施展自己的组织才能和指挥才能的绝好机会,在政治罢工、总罢工中也是同样。对工人阶级的职业领袖来说，经济罢工对他们就如同战争之于职业军人一样，都为个人加官晋爵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许多劳工领袖之所以能够如日中天，正是由于他们曾领导了一场大罢工，并因此而引起了公众和政府的注意。在英国，目前(即1912年）约翰•伯恩斯(JohnBums)所拥有的显赫的政治地位，很大程度得益于他在领导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期间赢得的战略家的声望，这为他后来名声鹊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他赢得了许多重要的工人组织的信任,从而为他从一个普通的工人技师晋升为内阁大臣铺平了道路。这只是许多例证中的一个，它使我们不得不认为，罢工常常并非是工人大众团结一心的行动，却加剧了工人队伍的分化，促使领袖精英集团的的形成。与社会主义相比,工团主义更像一个战斗集团,他们对更大范围的斗争情有独钟。工团主义者往往比社会主义者更需要领袖，我们能对之感到意外吗？

　　工团主义者反对代议民主体制和官僚体制。他们指望用“自由的革命兵团更具战斗性的策略(这种策略是建立在久经考验的领袖个人能力基础之上的)”取而代之。他们宣称，现代劳工领袖不应成为官僚。他们进一步指出，如同先前那些著名的革命领袖一样，如今，那些著名的罢工领导人往往一下子脱颖而出。这种看法即便有历史根据，也最多只能对领导体制产生的原因给予一般性的解释。而更为充分的解释则应是:必须有证据表明,那些罢工领袖——连工团主义者自己也承认他们存在的必要性——随着罢工的结束而完成了他们的临时使命后，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影响力随之逐步降低这一结果。然而，我们知道,这些领袖一般来说总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确保自己长久的影响力。没有一种形式的罢工——不管这种罢工在多大程度上是工人大众自治精神推动的结果——能够杜绝煽动家的蛊惑宣传，甚或避免独立领袖阶层的形成。

　　有些时候，仅仅靠进行有关罢工和直接行动观念的理论宣传，就足以使公众领袖赢得权力和声望，他们独自踩在众人的肩膀上悠然采集生活的金果。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出身于法国西部港市南特(NanTes)的一个经营小酒馆生意的普通家庭，在加入了总部设在巴黎的社会主义党组织之后，由于积极倡导工人进行总罢工和武装暴动，使白里安迅速在工人中间赢得声望和权力，并很快爬到了法国总理的位置，而这对一般人来说至少需要好几年的时间。白里安政治上一路绿灯，其起点正是南特代表大会（1894年），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使自己所倡导的举行工人总罢工的思想被写进法国工会运动的正式纲领。

　　工团主义对社会党的“民主”政策以及“威权性质”的辛迪加深恶痛绝，因为在他们看来,“民主体制”只能歪曲劳工运动的基本原则，他们声称,民主的土壤除了能够培育出寡头统治外,长不出任何果实。与其他思想运动相比，工团主义运动尤其强调大众的自治权能。所以，像在法国那样，只要工团主义者掌握了劳工运动的领导权，他们便反复强调，自己的权威仅仅在于执行由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他们充满信心地宣称,总部设在巴黎的工人总同盟并非指挥性的机构，而仅仅是一个协调和动员工人阶级革命活动的手段而已。在他们看来，该组织不仅与“集权”无涉，而且与“威权”无缘。工团主义者还信誓旦旦地指出，一切运动的原动力均来自大众本身，工团主义领袖只是揭示这种原动力。罢工期间，同盟委员会(the Comite Confederal)从严格意义上说并非是在指挥罢工,而仅仅是这样一种中介机构,其作用在于确保工人内部的团结，防止出现过激行为和两极分化,这就是工团主义者的主张。与此同时，在实践中,这些法国工团主义者又抱怨说，在所有关键问题上，工人大众只是坐等上面拿主意，而在上面采取行动之前，他们只能消极观望。

　　与所有表面宣扬民主意识形态的团体一样,在工团主义者中,领导人实际的统治地位也经常徒具形式。在法国，为了避免工会领导人沾染上某些不良习气，所以禁止他们竞选议员，他们必须与普通工人大众进行经常性的沟通，而且，行动必须光明磊落。然而，工会领导人由于职务上的需要，出于工会利益的考虑，而不得不与国家机构打交道。这样一来，他们反对议会斗争的传统主张只能使他们在院外与议员们进行秘密交易，而不是通过议会所提供的讲坛公开与政府机构进行接触,在那里,他们的一言一行(至少部分)可以尽收普通工人大众的眼底。

　　工团主义者有关大众首创精神的主张还有着相反的一面,对于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总的说来,工会组织成员实际上只占整个工人队伍的一小部分:在意大利只有11%，英国为23%，瑞典为42.21%(这一比例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而在这些有组织的少数工会会员中，也仅有很少一部分人在工会活动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工团主义者对这一点的态度是前后矛盾的,有时对之悲叹不已，有时却为之感到欣慰。他们欣慰的是,这样就可以甩掉那些漠不关心、得过且过者的羁绊。毫无疑问，这种态度来自传统的布朗基主义(Blanquist)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大众队伍庞大、在智识上又参差不齐，而且行动迟缓，这就使他们难以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所以，只有依靠少数人所具有的事业心和果敢精神。如果这种看法合乎逻辑，工团主义者必然会得出如下结论:现代无产阶级运动只能是少数先知先觉的无产者的事业。然而，我们时代的民主潮流却使这一结论难以为人们接受，或至少无法公开声明这一看法,而且这样做将使工团主义者与时代民主的基础相背离，并将迫使他们直截了当地宣布自己支持建立一种寡头体制。实际上，工团寡头制并非如社会主义党那样是领袖对大众的统治，而是大众队伍中一小撮人对全体大众的统治。事实上，已经有几位工团主义理论家公开宣称，社会主义是在工人阶级精英行动推动下的产物

　　最能体现工团主义运动寡头特性的在于:它要求(这种要求并非出于民主的目的)大众对组织精英命令的绝对服从。“漠不关心，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只能默许已然做出的决定。”步德国和英国改良主义工会之后尘，在法国，持革命工团主义信念的工会组织坚持认为，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有权向非工会工人发号施令。

　　应当承认,法国劳工运动的最高指挥机构并不拥有像其他国家(如德国)的等级结构所拥有的那样巨大的权力。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法国的民族特性，组织的松散性，等等。然而即便在法国，理论与实践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大的鸿沟。首先，领袖可以通过报纸(众所周知，这些报纸并非由工人大众负责编辑)对有组织劳工施加强有力的影响。另外，法国劳工组织还拥有一整套由各级领袖构成的等级系统。在工人总同盟注册下的工会会员约有350,000人，而订阅《人民之声》（Voixdu People)这一同盟机关刊物的人数却不到7000人。这些报纸订户包括“那些最富斗争精神的人们、定期加入工会组织的商店店员以及贸易理事会的成员……通过他们，同盟的主张得以传播开来”。这里，有必要明确的是，在法国，人们在智识上的依赖性与日俱增，而这与工团主义的理论主张是矛盾的。1894年南特代表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规定，在举行总罢工之前，必须先由一个11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许多地方委员会提前作精心准备，这些委员会将负责发出指示,统一领导罢工。如今,即使这一做法，在工团主义者们看来，在政治上也显得过于激进，他们遂在理论上抛弃了这一主张;然而，在实践中，他们却又不得不采用这一做法，尽管因此他们将在理论上陷入难以解决的矛盾之中。在某些具有强烈唯美主义(astheticism)倾向的法国工团主义理论家如爱德华•伯斯(EDouard Berth)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他们理论中的激进主义色彩已被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对工团主义来说，权力越是走向集中,体现在所有代议体制中的弊端也就更加明显。从工团主义者中迅速崛起的领袖，对来自其追随者的批评意见能够做出相当及时的回应，在这一点上只有英国的工会领袖才能够与之匹敌。新生的工团主义——虽然它当初发端于反对领袖的威权主义倾向——仍然无法避免寡头化倾向，而这种倾向是任何组织均难以避免的。和其他组织的领袖一样,对工团主义领袖来说，维护自己手中的权力就是最高的法则。目前看来，在法国，这一规律巳得到证实，工团主义领袖已不再利用政府控告他们的机会，在法庭上发表义正词严的演讲，语汇中也缺少了先前的那种充满英雄主义的预言。相反，如今在这些场合，他们在行动上变得极为谨慎，言辞含蓄，而且显得圆滑世故。索列尔(Sorel)在谈到“工会主义（Trade-unionism)的逐步退化”时指出:“工人总同盟变得越来越像政府工作人员了。，，

第四节 作为预防措施的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者最早认识到政党组织必然走向等级制和寡头统治。与社会主义者甚至工团主义者相比，他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组织的缺陷。在他们眼里,任何形式的权威即使不是世间万恶之源，也是通向奴役之路。对他们来说，约束“与监狱和警察同义”。他们深知领袖们的个人主义如何经常地压制并破坏被领导者的社会主义事业。所以，尽管在实践中会带来许多不便，但无政府主义者为了避免上述危险,始终拒绝组建任何形式的政党(至少在这一概念的严格意义上说是这样），他们没有一个稳定的组织，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义务或责任，例如选举、捐资、定期参加集会，等等。

　　正因为这些特点,使得在过去20年里，无政府主义领导人与社会主义领袖分道扬镳。无政府主义既没有设立有利可图的职位,而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也无法借助它获得议会席位，所以，与社会主义政党相比，他们并没有多少腐败的机会，所面临的诱惑也很少，助长个人野心的领域则更少。可以想见,作为“环境决定人的性格”这一理论的逻辑结果，与社会主义领袖相比，无政府主义领袖身上所体现出的理想主义要强烈得多。无政府主义者远离政治，他们充满激情、富于进取精神和个人魅力。结果,一方面，他对人和事的判断更趋客观、审慎和周全，但另一方面，他却更富于幻想,更加脱离现实。在无政府主义领袖当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学识渊博、富有教养而且待人谦和之士，他们仍然保持着对真挚友谊的热爱，并积极培育和滋养这种品质，他们为人真诚、心存髙远,例如彼得•克罗鲍特金、埃里希•雷克鲁斯、克里斯蒂安•科尔里森(Christian Comelissen)、恩里克•马拉泰斯塔（Enrico Malatesta),以及其他并不怎么出名的人士。然而，尽管与那些在政治领域活动的有组织政党的领导人相比，无政府主义领袖在道德方面总是更胜一筹,但我们还是能够在他们身上发现某些表现在所有领袖身上的诸如自命不凡等品性。一项关于无政府主义领袖个性特点的心理分析表明,尽管为了与任何形式的权威和强制进行理论斗争，许多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为之奉献了自己的大半生,但这并没有遏止他们心中本能的权力欲。应当指出的是,无政府主义领袖所采取的领导方法只不过是政党早已采用过的方法。熊熊燃烧的思想火焰的力量、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坚定的信仰,这些只不过是那些革命火种的传播者和演说家所利用的手段而已。在实践中，无政府主义领袖的统治不是通过组织，而是通过思想;不是通过技术上的不可或缺，而是借助他们在智识上和道德上的优越地位。

　　虽然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组建政党，但在经济领域他们却仍然坚持组织原则，甚至有些无政府主义者公开承认有必要对大众进行专门引导;而另外一些人则主张，只要将领袖的作用限制在纯粹的管理工作上，便可一劳永逸地消除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差别,这一差别对组织本身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在他们看来，似乎领袖在技术上和管理上的优越地位并不足以确保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优越地位!即使巴枯宁自己也没有完全排除组织原则和纪律的必要性，但他主张这些原则和纪律应是自愿的而不是单纯的服从。他设想无政府主义的政治体制将是一个永久性的战斗联盟，并建议成立一个革命公社委员会，该委员会代表相关争论议题或街道、居民区，代表名额分别为1~2名,他们接受强制性委托。然后由公社委员会产生特别执行委员会，负责整个公社的行政事务。曾因成功地发动武装起义并建立公社的首都城市，在革命胜利后即向国内其他自治市宣布，自己将无意觊觎它们的事务,但希望它们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并派代表在共同商定的地点开会，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由各起义协会、公社、自治省份共同组成的联盟，进而建立一个足以对付任何反动势力的强大的革命堡垒。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些执行委员会若想有所作为，必须被赋予相应的权力，必须得到公众力量的支持。除非联盟代表大会有能力组织这种公共权力，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另外，联盟代表大会还可以按照公社委员会的做法，将行政权力授予一个或数个委员会机构，由于斗争的需要,这种委员会被赋予了某种威权特性。总之,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巴枯宁式的政治方案带有浓厚的威权色彩。

　　与工团主义者一样,无政府主义者对所谓的“直接行动”情有独钟，在他们眼里，“直接行动”体现着某种道德价值,直接行动“与谈判、相互妥协、等级化组织以及代议制完全不同，它的目标在于，确保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和政治集权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工人自己的及时自助保证这些成果”。

　　尽管如此，以维护自由为口号、建立在个人人身权利不可剥夺这一理念基础上的无政府主义，一旦走出纯粹的思想阵地,成立政治协会,他们便不得不接受权威原则。在这一点上,它们与社会党并没有什么区别。真诚的个人主义者、无政府社会主义的积极倡导者纽文胡斯，曾洞悉无政府主义因其卷入现实政治而面临的种种危险。在新的无政府主义国际组建之后的1907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该组织第一届代表大会上，纽文胡斯提醒与会代表警揭恩里克•马拉泰斯塔的论调。马拉泰斯塔是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属于巴枯宁主义者,他在详述了资产阶级社会如何如何强大后认为,再没有比毫无组织的工人大众更有利于这个社会了，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与这个强有力的富人组织相抗衡的更为强大的赤贫者的组织。纽文胡斯对马拉泰斯塔说:“如果这就是你的看法，亲爱的朋友，那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了。而那些社会主义者也用不着教你其他东西了。”纽文胡斯发现，在整个会议期间，许多代表在心理状态上表现出明显的老谋深算，而这正是那些具有威权性质的政党领袖身上所表现出的共同特点。

　　奥斯特罗戈尔斯基(Ostrogoreki)曾提议以一种临时协会体制取代政党组织(后者总是会导致一种反民主体制的建立）,这种协会体制只是为了特定目标而建立起来的，一旦这些目标实现(联盟体制），协会就应该立即解散。他认为，通过这一体制，将能够帮助恢复目前政治斗争中所缺乏的那种真诚、正直和开明的风气。如今,对有关政党的分析使我们发现，这一办法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组织的形成是由历史前进必备要素所决定的。即使可以通过某种法令禁止建立任何组织,采取上述协会体制也难以取得任何效果。尽管无政府主义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最玄妙、最理想化的未来图景，并向人们承诺建立一种新秩序,这一新秩序将排除任何形式的集权现象。然而，作为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它始终对如何建立这一秩序的逻辑基础不甚了了。

第六章 综论:组织的寡头化倾向

第一节 组织基础的保守性

　　我们的研究到这里，就有两个关键性问题凸现出来:首先，民主政党中的寡头化病症是否无法救药？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进行论述。另一个问题也许可以这样表述:是否存在以下可能,即民主政党推行民主政策，革命政党推行革命政策?难道我们必须承认不仅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甚至连社会主义政策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吗？本节将试图对这一问题做出简要解答。

　　在某些狭窄的范围内，即使民主政党处在寡头统治之下，它也能够在民主的意义上对国家产生影响。原来在政治上处于特权地位的社会阶级——首先是“国家”本身——被迫对大量的价值进行重估，这种重估既是理想层面的也是实践层面的。即便领袖们都是些善于蛊惑人心的煽动家，普通民众的影响力这时也会得到增强。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不仅需要善于听取来自上面的要求，而且也要对来自下面的要求做出回应。在实践中，这也许会带来很大不便，如我们从那些实行议会体制的国家最近的经验中所见到的那样;但在理论上，这种新情况的出现表明，在公众权利方面已取得了不可估量的进步，它更加接近社会公正原则。然而，当统治阶级成功地将他们的极左派对手纳入政府运行轨道,并将他们变成自己的合作者时，这一进程便随即嘎然而止。政治组织产生了权力，而权力无一例外都具有保守性。在任何情况下,一个积极的反对党对政府机器施加的影响必然是迟缓的而且经常时断时续，并总是受到寡头统治本身所具有的特性的制约。

　　认识到这一点并不足以回答我们前面所提出的问题，因为我们仍须进一步探讨的是:组织的寡头特性是否是造成各种寡头行为表现的原因？它是否应当为具有寡头性质的政策负责?这里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如今政党组织的对内政策具有绝对的保守性，或可以说正趋于保守。不过这些保守的组织机构对外也可能推行果敢的带有革命性的政策;将权力集中在少数几个领袖之手，这种与民主背道而驰的做法仅仅是为了更为迅速地击跨敌对势力而采取的策略性手段;寡头们的临时功能就是为了革命事业而教育大众，毕竟，组织仅仅是为了实践一种被夸大了的布朗基主义理念而采取的手段而已。

　　这样的发展走向将会与政党的性质背道而驰，并与尽可能广泛地组织大众这一目标相冲突。随着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争取实现那些宏伟原则的斗争愈来愈变得不可能。人们也许会注意到,在当今的民主政党中，不同观点的严重分歧只是在观念领域内借助纯粹的理论才暂时得到非常有限的解决,因此，这些分歧越来越蜕变为个人之间的争斗和攻讦，最终只能通过纯粹表面的敷衍去解决。建立在官僚制原则基础之上的组织，不可避免地要极力用一种表面忠诚的幕布掩盖组织内部的分歧。因为,既然组织的首要目标就是吸纳尽可能多的成员,那么，任何组织内部观念上的冲突必然要被视为组织实现其目标的障碍,所以必须尽可能避免。这一趋向又因政党在议会政体中活动这一特性而得到进一步强化。“政党组织”意味着争取尽可能多的成员。“议会制度”则意味着争取尽可能多的选票支持。政党的主要活动就是选举动员以及为组织吸纳新成员而直接进行宣传鼓动。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呢？它是一种对大众进行选举动员的规范性组织。作为既要吸纳新成员又要动员选票的政治联合，社会主义政党发现，其成员数目的每一次减少、选举中的每一次失势，都意味着其政治影响力的削弱，而后者正是社会主义政党利益的关键所在。所以，不仅要对新的组织成员的利益给予尽可能的尊重，而且要充分照顾到那些潜在的支持者的利益。还有其他一些人，这类人在德国被称为Mitlaufer(随大流者），在意大利被称为simpatizzanti(支持者），在荷兰叫geestverwanTen，而在英国却被称做sympathizere(同情者)。为了避免惊动这些仍自绝于社会主义或民主的理想世界的人们，社会主义政党便放弃追求那种恪守原则的政策,至于由此带来的组织成员数量上的增加是否会带来政党组织性质上的改变,则完全被置之脑后。

　　在那些一连串体现政党组织(即使是那些自诩为革命性政党的组织)本质上保守性的现象当中，最明显的要算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了。工人阶级政党当初建立时的目标就是要推翻集权国家，认为工人阶级所要做的仅仅是确保一个稳固的大型组织，以便压倒有组织的国家。然而，该政党却在与国家组织相同的权威和管理原则基础上建立了自己强有力的集权。这样，它就成了一个具有政府性质的政党。也就是说，它本身组织得像一个小型政府，希望有一天能够统治大规模的政府机构。革命性政党可以说是国中之国，它的公开目标是要摧毁现存的国家,代之以一种性质上截然不同的新的社会秩序。为了实现这一基本政治目标，革命政党便借助于社会主义组织，后者存在的惟一正当理由在于:它始终坚持不懈地为摧毁现存的国家组织形式作系统的准备。革命性政党力图建立起社会革命的框架。因此，它不断努力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大其官僚机构,积蓄力量和资金。

　　从理论上讲，政党所任命的每一位新官员、书记，都是新的革命者;同样,每一个新的支部都意味着一个新的革命阵营;而且每增加一千法郎——无论是来自成员的赞助或是来自社会主义出版物的利润，还是来自同情者的解囊相助——都增强了与敌斗争的实力。然而,存在于威权国家的革命组织，其领导人所凭借的手段最终与国家所采用的手段毫无二致，而且为同样的精神准则所激发。他们也不可能不觉察到，政党组织无论在将来取得怎样的发展,最多也只能成为一个对国家组织低效的微型拷贝。基于此,在通常情况下,在人的预见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任何试图与其对手角力的政党注定要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由此导致的逻辑结果却与党的创立者的初衷截然相反。政党结构的力量和凝聚力的增强并未使政党的革命性得到提高。事实却恰恰相反，随着其组织的发展，政党的各项政策多了一些审慎，甚至怯懦。由于时常面临来自自身所依附的国家组织的威胁，政党(一旦它成为一个成熟的政党)就会竭力避免采取过分触怒国家的举动。只要认为有必要，无论在什么时候，政党的信条都可以根据组织的外部需要而被任意删削或歪曲。组织成为政党最为关键的本质。在政党建立之初,它会四处宣传其革命性，这种革命性不仅表现在该组织的终极目标上，而且还表现在它为达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手段上，尽管它并不总是热衷于这些手段。然而，一旦政党在政治上趋于成熟，它就会毫不犹豫地对当初的许诺进行修改，其本身的革命性仅有“字面上的含义”，即这种革命性不再体现为在街头与警察的直接对峙，而只停留在理论和纸面上。当取得胜利的巴黎资产阶级统治者的枪口还冒着硝烟的时候，正是这样一个革命政党(即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译者)毫不迟疑并充满热情地宣布与巴黎公社团结一致,也正是同一个政党，如今却公开向全世界宣布停止一切形式的反对军国主义的宣传，因为反对军国主义将意味着该党的支持者触犯刑法中的有关条款，所以该党宣布将不再为任何违反这些条款的行为后果负责。只有到这时候，社会党中的责任感一下子开始活跃起来。结果，为了阻止党内的革命潜流，可以滥施淫威。而在此之前，该党对这种潜流一直听之任之。在维持党的地位这一重大责任的名义下，该党如今停止了先前反对军国主义的宣传,不再组织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将自己过去的许多做法都视为违反常理的鲁莽。

　　国际劳工运动的发展史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方面的丰富佐证。随着组织的日益扩展，工人阶级政党也随之变得裹足不前;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思想上均失去了革命的动力，变得行动迟缓。政党越来越顽固地抱着所谓“古老而光荣的策略”，正是这一策略的运用，政党组织的规模才得以壮大。而它对激进的政治行动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反感。

　　对自己行动可能激起的反应的顾虑使得社会主义政党难以采取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行动，使得它无法发挥出真正的影响力，并失去了进行日常斗争的所有动力。当然,它也可能虚伪地为自己的这种表现辩护,说这只是为最后的决战蓄积力量。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一切形式的组织所表现出的保守倾向，在社会主义政党组织中也很突出050年来,社会主义者一直在为建立一个示范性的组织不遗余力。如今，当300万工人被组织起来时——这一数目要远远超过完全战胜敌人所需的人数~~党却建立了一种官僚体制。与国家本身相比，这一官僚体制对责任、热情、等级观念等的强调有过之而无不及;并拥有雄厚的财力，各种各样复杂的经济和道德利益遍及全国的各个角落。此时，采取任何果敢而富有远见的策略都将危及这种已然形成的利益格局:几十年的心血、成千上万领袖和支部领袖以及整个党都将遭受损失，基于此，任何企图采取这种策略的想法将遭到越来越多人的否弃。它不仅与一种合理的利己主义相反对，同时也与一种过分的感伤主义相违背。它不仅与那些对自己投人大量心血完成的作品有着深切感情的艺术家们的利益相违背，而且与成千上万本分的赚钱养家的人们的个人利益相反对。后者的经济来源与政党的活动息息相关,他们惟恐失去自己赖以为生的工作，以及自己不得不承受的政府(尤其在战时)解散党组织所带来的苦果。

　　这样，组织从当初的手段变成了目的。那些当初仅仅是为了保证政党机器良好运转的制度和规范(如服从、个体成员间的团结一致、等级关系、审慎、行动上分清轻重缓急，等等），最终却获得了比该机器的实际作为更为重要的地位。此后，首要的任务就是避免任何可能阻碍这架机器正常运转的东西。而一旦党遭到攻击，它就会放弃巳经确立起来的关键立场和权利，而不是通过在原有的立场上做出“让步”直接回应敌人的攻击。纽曼曾用讽刺性的笔调写道:“4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已经发挥了它的效用。有组织的无产者已获得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当初这一口号提出的时候人们所无法想象得到的，它有雄厚的财力作后盾。难道我们永远不会看到进行最后决战的迹象？……这种预备性的组织要将其工作永远继续下去吗?随着政党越来越强调稳定的重要性,其当初的革命锋芒便曰渐萎缩。如今，我们发现一个相当保守的政党，既然时过境迁，虽然仍在使用同样一套革命语汇，但实际上，它的功能与宪法上的反对派的功能并没有什么两样。

　　所有这些都严重偏离了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如果马克思还活着的话，他将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滥用。

　　不过很可能出现的情形是，面对300万人都在他的名义下行动的壮观场面，他们在神圣的时刻庄严宣誓，面对这种严重背叛自己所提出的原则的行为,连马克思自己也会无言以对。其实，在马克思生前，也曾碰到过这种情形。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76年所犯的严重错误，马克思当然知道(尤其在公开场合)如何对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也许可以被称为马克思的继承者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里，政党作为一种组织，其在性质上越来越表现出对新成员的渴望，对绝对多数地位的热衷。当政党发现自己在国家面前处于弱势时,便与之积极合作，以图逐步取代原来的革命目标，并通过确立新的目标摧毁现存国家，使党的观念和成员逐步渗入国家机构。社会主义者与统治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已不再是原则上的，而仅仅是单纯的竞争性的。革命政党成了资产阶级政党权力上的竞争对手。所以，对于任何人,只要能够帮助党获得权力,能够有助于壮大党的斗争队伍,党都会举双手欢迎。为了揭示法国共济会的本质,莫泊桑(de Maupassant)借索斯提尼舅舅的外甥的口这样说道:“不是去破坏,而是组织竞争;这就降低了代价,就这么简单。再说，如果你不允许自由的思想家在你们当中出现，这我可以理解。然而你却接纳任何人，你有所有天主教徒甚至政党领袖的支持,甚至庇护九世在成为教皇之前也曾是你们当中的一员。如果说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协会组织可以称得上反对教权的堡垒的话，而我却认为这一堡垒将不堪一击……是的,你们都是些无赖！如果有人告诉我说法国共济会只不过是一个选举工厂,我会同意这种观点;它如同一架机器，在选举中服务于那些我并不反对的各种各样的候选人;它除了欺骗善良的人们之外别无其他作用，如同将战士送往前线一样，它将人们集中起来分编排队送到投票箱前，对于这一点我也同意;因为共济会能够将它的每-一个成员变成投票人，所以该组织是有用的，对此，我会大声说，这真是一清二楚!，;而如果有人坚持认为共济会将削弱君主统治色彩，我则会对之嗤之以鼻。”对这段话只要稍事修改，便正好可以运用于国际社会主义政党。

　　这样,政党所仇视的主要对象不是那些与自己在世界观上有分歧的对手，而是那些政治领域内的可怕对手，因为后者也为了相同的目标——权力而竞争。在那些被认为“在政治上趋于成熟”的社会主义政党所进行的选举宣传活动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政党不再与对手展开正面较量，而仅仅满足于在竞争中压倒对手。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在社会主义者的言论中,经常要求将现实的种种弊端与社会主义原则调和起来，然而,在实践中这种要求往往是不现实的。他们宣称，真正的爱国者并非那些民族主义者，而是他们自己;那些微不足道的公务员(意大利)或农民(德国)的真正朋友不是政府官员，而是他们自己;等等。显而易见，对于形形色色的工会组织来说，它们的首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吸纳新成员，它们所关注的更多的是本组织的竞争力。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德国的所谓“自由联盟”,该组织以中立的面目出现，对政治主张或世界观上的任何确定性退避三舍，所以，我们仅仅通过名称(少数术语上的微小差别除外)就可将它与基督教同盟区别开来。研究一下自由联盟领导人攻击基督教同盟领导人的演讲和论辩性文章，我们会发现其中并没有原则上和理论上的主张，而仅仅是个人之间的批评和攻击，最多的是有关背叛劳工运动的种种指责。现在，问题很明显，这只不过是竞争各方为了从对方那里争取更多的支持者所惯常采用的手段罢了。

　　这样，政党不仅丧失了自身的政治纯洁性，而且使自己与形形色色的政治势力纠缠在一起。在许多情况下，其后果将是长久的和灾难性的，它不仅使政党面临丧失其作为一个政党之基本特性的危险，而且会使政党组织本身暴露无遗。“政党”这一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在政党组织内各独立成分之间，应当存在一种迈向共同实践目标的一致意向。缺少这种意向，所谓的政党就只能是单纯的“组织”而已。

第二节，民主与寡头铁律

　　大多数社会主义流派认为，真正民主秩序的建立将是迟早的事。而许多坚持贵族政治主张的人则认为，不管民主对社会有多大危害，但至少是可以实现的。然而，在这个科学主义的时代,我们却发现一种保守倾向，他们对这种可能性持坚决而彻底的否定态度，如前所述，这种倾向在意大利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那里,莫斯卡(Gaetano Mosca)可以说是具有这种倾向的代表地位的阶级，即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阶级——的情况下，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秩序将是不可能的。那些并不相信民主之神圣性的人们不厌其烦地断言，这种神圣性只是一种儿童般神秘本能杜撰的结果，他们指出，所有诸如此类体现大众统治思想的术语，如国家、公民权、代议、国民等概念都只不过是对某种法律原则的陈述，并不与客观事实相吻合。他们认为，历史教科书中所谓贵族制与民主制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只不过是那些力图维护自己现有统治地位的少数派与一个新生的、充满野心的少数派之间的斗争，这一新的少数派意欲觊觎权力，或者成为既得利益者的一部分，或者将其推翻并取而代之，按照这种理论,以往所谓的阶级斗争只不过是少数派之间为争夺统治权而进行的持续不断的争斗。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发生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空前规模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对立引起的，它很像以四人为一组的两组舞蹈者在跳舞(chasse Croise)。

　　民主在本质上倾向于以威权的方式；解决重要问题，它渴望荣誉和权力。当英国市民争得自由时，他们最希望建立一种贵族体制。格莱斯顿(Gladstone）声称，英国人民对贵族的热爱不亚于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同样，正是由于自豪感的作用，才使得社会主义者们能够遵守纪律，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主观自愿的，它却意味着使多数服从于少数人的命令,或至少服从于少数人以多数的名义发布的命令。帕累托(Vilfre Do Pareto)甚至提出将社会主义作为造就一种新的工人阶级精英的手段，他认为,社会主义领袖在遭到攻击和迫害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胆识和勇气正是他们富有活力的表现，也是新的“政治阶级”赖以形成的首要条件。然而，我们对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必须有相当的保留,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存在单纯用一个精英集团代替另一精英集团的情况，而是一个持续不断地相互交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原来的成分不断吸引、吸收、同化新的成分。

　　只要精英循环只是发生在一个大规模的社会阶级，而且仅仅发生在政治层面,这种现象也许能够为人们及早觉察。在那些实行纯粹的代议制政府体制的国家,对于宪法上的反对派来说，他们的目标只是推动这种循环。例如在英国，在野党与执政党在组织结构上并无多大差别,反对派的纲领一清二楚，其目标完全是具体的和近期的;它组织纪律严明，虽然指导思想缺乏深度，却不乏战略眼光;它的全部注意力在于如何将执政党赶下台，并取而代之，而对其他一切则听之任之;总之，它的目标就是用一个统治阶级代替另一个统治阶级。在维护对大众的统治权这一本能目标的作用下,这些统治阶级之间的竞争迟早会使他们通过在内部实现权力分享而最终达成妥协。人们普遍认为，法国大革命后或在第三共和国时期，从社会层面而言，旧秩序在法国被彻底击垮，然而，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在如今这样一个注重体面的时代，我们发现法国贵族出现在骑兵团和共和国外交机构中，这远远超出了他们人数上的正常比例;而且，尽管和德国一样，在法国议会中并不存在一个公开代表贵族利益的保守派政党，但我们可以发现,在总共584名议员中至少有61名属于旧贵族-佩剑贵族depee)和穿袍贵族（nowewedeRobe)。

　　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有关社会领导集团之绝对必要性的理论并非新近才有。莫斯卡就是这一社会学理论最杰出的仍然健在的倡导者，而帕累托则是这一理论最精辟、最权威的阐释者，两人在这一理论上的贡献不相上下。正如丹纳（Hippolyte Taine)和路德维希•加穆朴罗维茨一样,他们两人被认为是这一理论的先驱。一个鲜为人知却同样有趣的事实是,莫斯卡和帕累托的理论却来自他们自己曾极力反对的思想流派，即那些社会主义思想家,特别是法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些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某些后来被莫斯卡和帕累托进一步发挥成他们的社会学体系的思想萌芽。

　　尽管圣西门(Saint SiMon)学派认为，在未来的某一天，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阶级将走向消亡,但它并不试图建立一个完全消灭阶级差别的社会。圣西门主义者梦想创立一种新的等级制度，这一等级制不是基于家庭出身上的特权,而是基于人们后天通过努力获得的特权。这一特权阶级是由“最具生命力、最有智慧以及体格最健壮的人组成，他们集这三重优势于一身”，并“能够在最广泛的领域引导社会”。圣西门主义者希望那些被他们称为“高贵者”的人担任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后者将根据每个人的才干确定他的社会劳动定额;在这里，人们必须依靠那些超人非凡的判断力。—位圣西门最真诚的信徒，也是“新家族”的积极倡导者,当有人指责他的理论为专制统治铺平了道路时，他毫不犹豫地宣称，大多数人理应听从那些最有能力的少数人的统治。他指出,人们之所以应该这样做，不仅是因为对上帝的爱,而且是由于个人的自利动机，以及人们即使是独立的，也离不开他人的支持和帮助。需要有人在一方发出命令，同时也需要有人在另一方服从,这一点并不乏理论上的支持，这里的权威只是“那种将所有人团结在上帝周围的爱在政治上的转化。难道人们宁愿要那种可悲的独立吗？它如今已将人们的情感、意见、努力孤立开来，在华而不实的外表下除了利己主义以及由之养成的所有行为习惯外，什么也没有”圣西门主义者所设想的体制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威权式的等级体制。圣西门的信徒对于拿破仑三世的独裁专制并不怎么感到震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反而对之乐此不疲，他们希冀在拿破仑专制独裁体制中找到实现经济社会化的某些原则。

　　傅立叶学派在这一点上则走得更远。通过对大量琐碎而且稀奇古怪的细节的描绘,傅立叶设想出一种规模庞大、构造复杂的制度。今天,当我们去研究他为自己的“球型等级体制”所设计的程序表时一定会忍俊不禁，这一等级体制由一千个级别构成，包括从无政府(anarchie)到全能政府(omniarchie)的所有可能的统治形式,每一种统治形式都有各自特定的高贵头衔及与之相适应的实际作用索列尔(Sorel)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路易•勃朗(Louis Blanc)以前时代的社会主义与拿破仑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使圣西门和傅立叶旗下的乌托邦主义者们只能在伟大的科西嘉人(拿破仑)曾赋之以新的荣耀的权威观念的土壤上成长壮大。正如伯斯(Berth)所说的,傅立叶所设想的整个制度的运转时刻需要傅立叶本人或隐或现地无处不在,因为只有他自己——社会主义的拿破仑——才有能力激发和协调人们复杂多样的情感。

　　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革命社会主义者,虽然并不否认人类在遥远的未来实现由多数人统治之民主政府的可能性，但他们坚决否认这种政府形式在现有条件下实现的任何可能性。巴枯宁反对工人阶级参加选举，在他看来,在一个民众——劳动者大众——处在由少数占有者在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再自由的选举体制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幻觉。“权力意味着统治，任何统治都以被统治的大众为基础。”民主甚至被认为是所有资产阶级统治体制中最坏、的体制。共和制——这一我们所能见到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最高形式——被蒲鲁东（Proud-Hon)说成最多只是那些狂热而善于耍小聪明的专断的领导人的体现，这些专断的领袖认为自己可以恣意妄为，并总能够为自己的专断行为找到方便的借口，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整个共和国和公众的利益,即使政治革命也只不过表明“权威的不可替代性”。

　　惟一可以自诩能够对所有支持“政治阶级”之必要性和持久性的新旧理论做出有效回答的科学理论要数马克思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从这一点马克思的学生巴枯宁得出了一些极端的结论:国家仅仅是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或者引用近来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就是，国家只不过是“为了维护当权者利益而组建起来的行会组织”。显然，这一理论与莫斯卡具有保守性质的理论极其相似。事实上，莫斯卡在研究了同样的现象之后，也得出了与此类似的论断,但他并未因之而痛心疾首，并对这种现象大加斥责。从他总的政治主张来看，他不仅将其视为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且认为它实际上对社会有利。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在他还只是一名社会党的积极成员，还未担任这个“阶级一国家”的政府总理之前，就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推向了极致，他建议工人们放弃孤立而且狭隘的经济斗争,不要将精力白白耗费在那些半心半意的罢工斗争中，而应当联合起来通过总罢工给国家以沉重打击，因为在他看来，要使自己手中的武器直接对准资产阶级，只有给予国家以沉重打击，此外并无他途。

　　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来说,只要它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以及生产资料社会化带来的民主效果坚信不移，它就在逻辑上引出一种关于新的社会秩序的观念，后者在莫斯卡等人看来,正是一种乌托邦理想。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绝大多数人转变成无产者，这样它就为自己掘好了坟墓。一旦无产阶级成熟起来,他们将夺取政权，立即将私有财产转变为国家财产。“这样，无产阶级使自身走向消亡，因为这样一来它将取缔一切形式的社会差别，进而消灭所有阶级对立，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将通过国家废除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分裂为不同的阶级，这就需要作为统治阶级的组织的国家,它的目的即在于: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本身,从而实现对无产阶级的长期剥削。因此，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统治阶级。”然而，这种没有阶级并建立在古代国家废墟之上的新的集体主义社会仍然需要选举制度。尽管有人认为通过采取某些预防性原则(这些原则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得到详细论述,后又在法国革命者起草的《人权宣言》中得到重申，尤其是严格执行所有的公共职务均轮流担任这样的原则)，代表们的活动将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然而，只有建立一个广泛的官僚机构，社会财富才能得到有效的管理。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否认无阶级国家逻辑上的可能性。要对数量庞大的资本进行管理，尤其是当这种资本为集体所有时，至少要给予管理者与那些私人资本占有者同样的权力。这样，对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秩序提出批评的人就要问，当今那种促使占有者阶级成员将他们(父母)积累起来的财富传给他们子孙后代的本能，是否也会在那些管理社会主义国家公共财富的人们身上出现？这些管理者是否会利用他们手中所掌握的巨大权力将自己的职位传给他们的子孙？

　　此外，根据马克思主义有关革命的理论，这种新的少数派统治的体制尤其会得到此后社会变革方式的推动。马克思曾指出,从资本主义社会灭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之间，将是一个经济领域发生革命性转变的时期，这一时期政治领域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变，“这一时期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更明确地说，在这一时期，存在着那些领袖们的专政，他们拥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在社会主义旗号下从日益走向没落的资产阶级社会攫取统治权力。

　　在马志尼(Mazzini)领导的共和党的最低纲领中，也曾提出一种革命专政的思想，然而正是这一思想的提出导致了青年意大利党与烧碳党中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决裂。格拉古•巴贝夫(Gracchus Babellf)的朋友和传记作者、佛罗伦萨人布奥纳洛蒂(Filippo Buonar Roti)，这位法国大革命中的英雄人物％曾有机会亲眼目睹胜利后的革命者如何继续维持不平等，并不遗余力地建立新的寡头统治，为此,他竭力反对将烧碳党的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的企图。在他反对这种集中权力的众多理论依据中，最重要的是:个人独裁只是走向君主制的一个阶段。波奥纳洛蒂认为，马志尼和他的朋友们所主张的政治变革纯粹是形式上的，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野心,尤其是获得和行使不受限制的权力。所以，波奥纳洛蒂反对1883年马志尼组织的武装起义，他向自己的烧碳党同志发出了一个秘密指令，禁止给予起义者以任何援助，因为在他看来，起义的胜利将会帮助建立一个新的充满野心的寡头统治，他曾写道:“马志尼心目中的共和制度与君i制度的惟一区别在于:这一制度更少了点尊贵，却增加了更多的选举职位。”

　　就其实际效果来看,个人专政与一个寡头集团实施的专政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当某一社会集团获得集体权力的权柄时，它很可能会想尽一切办法维持这种权力。泰奥弗拉斯托斯很早就指出，在一个大众化管理的国家里,那些掌握领导权的人亟需要的与其说是为个人攫取财富，还不如说他们要以牺牲人民主权为代价逐步建立起他们自己的主权。社会革命的最大危险在于:它以一种秘而不宣并具煽动性的、在平等的旗号下追求自身利益的寡头统治取代现存的统治阶级的公开统治。

　　对于任何社会主义理论来说，只要它试图保障个人自由，它就会最终要么滑向无政府个人主义的空想之中，要么认为个人应当接受大众的奴役。毫无疑问，这与该理论提出者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有例为证:为了确保社会主义社会出版物的品位和纯洁性，并将那些淫侈的书籍消灭在萌芽状态(apriori),倍倍尔(August Bebel)提议任命一个专家委员会，由后者决定什么样的书可以印和什么样的书不可以印。为了消除这种做法中可能出现的任何不公正现象，并保证思想和言论自由，倍倍尔又提出每位作者保留向集体(Collectivity)上诉的权利。毋庸置疑，这一建议肯定是无法推行的，因为那样就会导致如下结果:无论一本书的部头有多大,只要作者提出要求,为了使公众能够决定该书是否适合出版，就须印刷上百万册并将其分发到每一位公众手中！

　　社会主义的问题不仅在于经济上，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不仅要确定在何种可能的程度上分配财富，以实现效率和公平。社会主义还面临管理上的问题，即民主方面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并不仅仅表现在技术和管理领域，它还表现在心理层面。社会主义试图回答的一系列问题中最为困难的问题恰恰存在于个人领域。旨在通过强化社会主义运动中最积极的因素从而复兴该运动的鲁道夫•戈尔德切尔德(RuDolf Goldscheid)曾正确地指出，不管社会主义如何明智地处理其经济组织问题,都将带来一种危险，他说: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正视个人权利、个人知识、个人意志等问题，它将因曲解了自由问题对我们人类高度发展的意义而遭受灭顶之灾——这一灾难将足以与早期那些世界变革观念所蒙受的灾难相匹敌，这些观念曾一度陶醉于他们那些宏伟的一般性思想观念，而忽视了那些相互结合共同构筑辉煌的个体光源。

　　年轻的德国劳工党几乎不可能使自己通过严酷斗争脱离资产阶级民主的轨道,特别是在该党一位最亲密的朋友提醒人们注意到某些急迫的危险的时候。在写给德国工人联盟所属的莱比锡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中，卡尔•罗德贝（Rodbertus)写道:“你们之所以自绝于一个政党，是因为(正如你们所认识到的)该政党不能够充分代表你们的社会利益，但你们这样做只是为了组建一个新的政党。然而谁又能向你们保证这个新的政党不被你们的阶级敌人操纵呢?”在这里，罗德贝触及了政党的真正本质。对政党内各构成要素的分析表明，这一批评可谓切中肯綮。政党既不是一种社会统一体也不是经济统一体，它有着自己特有的纲领。从理论上讲，这一纲领可能是特定阶级利益的表达。然而，在实践中，任何人都可以加入该政党,而不管他的利益是否与该政党的纲领所阐述的原则一致，例如，社会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然而，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政党必然成为阶级的组织机构。即便政党纲领源于阶级利益，它仍然获得了一种社会统一体的虚假外表。这样，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无论他们在私人生活中的经济地位如何，均在理论上承认一个伟大的阶级——无产阶级的绝对先进性，而那些被吸纳到党内的非无产者和那些拟似的半调子无产者也“接受了工人阶级的看法,承认这一阶级的统治地位”。人们通常心照不宣地假定，当一个政党的某些成员并不属于该政党所代表的阶级时，在任何时候，当他们的个人利益与无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将放弃个人利益。从原则上讲，这些互不相容的成分将使自己服从于他们并不属于的那个阶级的“观念”。理论所能做的到此为止。然而,在实践中，接受这一纲领并不足以消除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利益冲突。在那些已经加入工人阶级政治组织、来自社会上层阶级的成员当中，会有一些人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做出自我牺牲，甚至脱离自己原来的阶级。然而，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尽管他们在观念上与无产阶级保持着表面的一致，但他们仍然追求着自己的经济利益，这种利益与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事实上，利益之间的冲突无处不在，于这种冲突中做出怎样的决断取决于冲突本身与各方基本生活需求的相关程度。以下现象并非不会出现:政党内部来自资产阶级的成员与无产阶级成员之间在经济利益上可能会发生冲突，并随着这一冲突的蔓延,将会引发政治冲突。经济对抗压倒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于是政党纲领变成了一纸空文，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和党的怀抱中，明显的阶级斗争仍在继续。实践告诉我们，那些来自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对待他们的雇员态度并不总是使个人利益服从于接纳他们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当党的成员中包括工厂主和店主时，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他们可能有时出于个人良心以及党的外部压力，但在经济上，他们仍然与雇员们发生冲突。在这一点上，他们与那些在信仰上与其所处的经济地位相一致的雇主们并没有两样，后者并不是以社会主义者的眼光，而是以资产阶级的眼光看问题的。

　　但仍然存在另外一种危险，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权可能落入那些实际主张与工人阶级的纲领背道而驰的人手中，从而导致劳工运动被用来服务于与无产阶级利益完全相反的利益。在那些工人阶级政党仰赖于资产阶级(而该阶级在经济上并不依赖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援助和指导的国家，这种现象时有发生；而在无产阶级政党并不需要这种援助，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让资产阶级担任领导职务的国家，出现这种危险的可能性则很小。

　　无论领袖个人出身于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只要他如同雇员一样依附于政党机构,那么从原则上说,其经济利益往往与党的利益相一致。然而，这只是消除了上面提到的第一种危险。而后一种危险由于更为普遍，其后果也尤为严重，这种危险是随着政党组织的壮大、领袖与普通成员之间不可避免的对立不断升级造成的。

　　政党被认为是一种实体、一架机器，它不必取得全体成员的一致认同，更不用说取得其成员所属阶级的认同。政党是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它是一种达到特定目的的手段。然而，一旦政党本身变成了目的，有了自己的目标和利益，那么从目的论的视角看，它将脱离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在政党组织中，作为组织基础的大众利益很少与已经被人格化了的官僚机构的利益相一致。这一官僚机构中的成员的利益总是趋于保守，并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这种利益往往采取自保性的政策，甚至当工人阶级要求采取一项果敢而且激进的政策时,他们会采取反动政策;而在另外一些条件下(尽管相当少见）,情形可能正好相反。一种普适的社会规律告诉我们，任何集体性组织机构的形成都是出于劳动分工的需要，而一旦这一机构稳固起来，它便会形成属于自身的特殊利益。这种特殊利益必然与集体利益相冲突。更有甚者，发挥着特殊功能的社会阶层逐步走向独立，并为自己建立维护这种特殊利益的机构。最终，他们逐步转化为一个独立的阶级。

　　这一章和前几章讨论了诸多社会学现象的一般特点,这将给那些在理论上对民主持否定态度的人提供大量口实。毫无疑问,这些现象似乎表明:如果没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或“政治上的”阶级，社会便难以为继。而统治阶级,虽然其各组成部分经常得到部分更新,但它仍然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惟一持久而有效的推动力量。按照这种看法,政府或者说国家,只能是少数人的组织。而少数人的目标就在于将某种“法律秩序”强加于社会上其余的人，这一秩序只是少数统治者出于实现其统治的急迫需要以及维护少数统治者对大众的剥削和奴役，而决不可能真正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多数人永远不可能实现自治(self-Government)。即使当大众的不满积聚到足以成功地夺取资产阶级手中的权力时，正如莫斯卡所指出的，大众的影响也只不过是一种表象罢了，从大众中间总是会产生一个新的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有组织的少数派。Q看来，人类的大多数将永远处于被监护的状态之下,他们注定要听命于少数人的统治，不得不心甘情愿地成为寡头统治的帮凶。

　　从一个统治阶级必然要被另一个阶级取代这一原理我们可以演绎出如下规律:至今一切寡头统治都是任何大的社会集合体的必然生活形式，这非但不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相对立，而且进一步完善并强化了这一历史观。那种认为历史就是阶级之间一系列斗争的理论与那种认为阶级斗争总是会导致与旧的寡头融为一体的新寡头的产生这样的理论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矛盾。政治阶级的存在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并不存在冲突，马克思主义并不能称为一种经济理论，而毋宁说是一种历史哲学，因为在每一种特定条件下,政治阶级的统治是各种社会力量争夺最高统治权斗争的结果，对这些力量自然应当能动地加以考察，而不是作定量的分析。

　　以从心理学角度写作而闻名的俄国社会主义者A.赫尔岑(Alexandre Herzen)曾指出，自从人类依附于财产，生活变成了为追逐金钱而进行的不间断斗争的那一天起，资产阶级世界的政治集团遂分化为两大阵营,即努力维护自己手中的巨额财富的有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后者尽管意欲剥夺有产者手中的财产,却苦于没有足够的权力。这样，历史的进程只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对抗(这一概念只是在议会特有的措辞的意义上使用的），“一个接一个地获得权力，从起初的嫉妒到后来的贪恋”。

　　因此，社会革命将无法真正改变大众的内在结构。社会主义者也许会胜利,但这种胜利并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从它的那些信徒们取得胜利的那一刻起就已灰飞烟灭。我们乐于将这一过程说成一出悲喜剧，在其中,大众只满足于竭力更换他们的统治者，而工人们所能得到的就只有“参与政府招募新成员”的荣耀。最终的结果似乎并不让人乐观，特别是当我们发现如下心理学事实时：即便是那些最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一旦他们获得权力,要不了几年,他们便被裹挟进权力腐败的漩涡之中。在法国工人阶级中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Homme elu,Homme foutu(谁当选，谁完蛋)。如同政治革命一样，社会革命犹如意大利谚语所描述的一场手术:“Sicambiailmaestrodicappfella,malamusi-cabsemPrequella”（虽然指挥换了，但音乐还是照旧）。

　　傅立叶曾指出，现代社会是这样一种机制，在其中极端的个人放纵总是占据主导，它没有任何使个人免受来自大众的侵害或大众免受个人侵害的屏障。历史似乎已经告诉我们，没有一种大众运动(无论它怎样声势浩大)能够为文明世界的社会机体带来深刻而久远的变革。运动的最初发起者——即那些领导和推动运动的力量，最终日渐脱离大众，并被吸引到“政治阶级”的队伍之中。他们或许为这个阶级带来了某些“新观念”，但他们同时也为这一阶级注入了新的活力和高度的实践智慧，从而为统治阶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力量。这一“政治阶级”(为方便起见，这里继续使用莫斯卡的这一术语)无疑对自身的未来和防护手段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这一阶级所具有的特殊的吸引力和整合能力使得它即使对那些最顽固的对手也能施加影响。从历史的角度看，那些对浪漫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士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用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措辞将他们对浪漫主义的怀疑概括为:“什么是革命？其实就是人们在街上乱开枪;打碎了许多窗户玻璃;除了玻璃匠外几乎没有人从中得到什么好处。硝烟随风而去,居于社会上层的那些人将其他人踩在自己脚下……看来，为了得到这么多否则就根本无法挪动的质地优良的跑脚石，再辛苦也是值得的!”或者正如一首名叫《安格夫人》(Madame Angot)的歌中所唱的那样:“费力去改变政府是得不偿失的!”在法国——这块产生社会理论并进行社会实验的传统土壤——诸如此类的悲观主义已根深蒂固。

第三节 战时的政党活动

　　战争一旦爆发，国家权力将得到空前强化，而政党作为反对派的力量则遭到空前削弱。当人们经历了一天的工作劳顿酣然入梦时,那场悲惨的战争就像深夜暴风雨一样突然降临，将整个世界卷入了史无前例的暴力之中，它将人的生命视同JL戏，对那些不朽的艺术品失去了最基本的珍爱,以致它正在危及到人类几千年来文明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之一便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通过建立完美的经济一社会利益共同体紧密团结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这一利益共同体将以阶级的纵向分化取代民族和种族上横向的分化。实际上,各种各样的民族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对待经济一社会阶级与语言一文化民族观念上的差别:前者假定“民族”观念在道德上和实践上均压倒了“阶级”观念，而后者则认为，无论是观念上还是现实中的“民族”,都服从于“阶级”观念。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者坚信，阶级意识主导着那些受到社会主义理论熏陶的无产者的整个思维。

　　然而，战争却将这一理论彻底摧毁。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在工人阶级国际中最强大、财力最雄厚、组织最严密的支部，在过去三十年里始终是该国际的中坚——突然委婉地宣布与德意志皇帝携手。社会主义者沦为德意志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并公开与其他各国的无产者为敌，而这在国际工人阶级内部并未激起任何道义上的谴责。毫无疑问,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采取这种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民主党组织寡头化倾向所带来的结果。在现代政党组织中，这种寡头化倾向屡见不鲜，因为对于这些政党组织来说，即使它们的目标仍然是革命性的——即推翻现有的国家体制并代之以另一种国家体制，然而正是为了追求这一目标，而使得建立在权力委托和稳定的官僚体制核心力量基础上的大型组织成为必要。这种官僚体制中的成员领取很高的薪金,该体制控制着新闻机构，并具有雄厚的财力。这种组织成了国中之国。如今，不论政党组织的发展有多完善，它仍无法与政府力量相抗衡，并总是受到政府的控制,这在德国这样的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所以，在德国社会党那里,对政府的批评决不能超出双方力量对比所容许的范围。这成为该党推行其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也就是说，党组织本身的存续日益成为政党活动的首要目标，因而决不能使之受到威胁。这样，政党的外部组织形式及其官僚组织压倒了政党的精神支柱、信条、理论内涵。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凑巧与敌展开斗争，这些原则肯定会成为牺牲品。这种倒退的结果便是:政党不再被视为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逐步变成了目的本身。这使它在那种被强力人物操纵的国家的专断权力面前显得毫无自卫能力。

　　当国家决意发动战争,决心摧毁所有企图阻止战争的力量，并以政党要是不服从就解散其支部、断绝其资金来源、屠杀政党精英相威胁时，政党无论如何也经不住继续坚持其原则信念这样的考验。政党让步了，立即抛弃了自己先前的国际主义精神,在自保本能的驱使下转变成一个爱国政党。我在本书第一版中有关社会主义政党之命运的论述，已从1914年的世界大战中获得了最为有力的佐证。

　　尤为典型的是，由于对沙皇专制的恐惧和嫉恨，德国社会主义者与他们的政府完全站在了一条战线上，这使现代政党所表现出的上述自然倾向变得尤为突出。对沙皇的厌恶正是整个德意志民主体制一致支持战争的基础，而这种厌恶不仅在于那种认为斯拉夫人属于劣等民族的愚蠢偏见，而且是马克思本人所坚持的特殊的历史理论造成的。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俄罗斯是一切“反动势力”的罪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眼里，他尤为憎恨的普鲁士贵族军事统治只不过是俄罗斯沙皇专制体制的走狗，他进一步指出，要彻底摧毁德国容克地主的统治，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推翻俄国的沙皇统治，因为后者是普鲁士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持者。这一马克思主义信念已经成为社会党的信条，它深植于每一个成员的内心深处，反映在大量的文献中。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对德皇的战争动员趋之若鹜，他们坚信，无论是从爱国的角度还是从民主的角度，自己都是在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正在为最终解放全人类的那一天提早到来而奋斗。正是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当威廉二世向俄国沙皇宣战时，德国社会主义者们纷纷发表重要演说，撰写最具权威性的文章，为战争摇旗呐喊。

　　更有甚者，对于那种极力调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原则与现实的种种弊端的努力，连社会主义者自己也为之辩护说，这种调和对德国无产者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便是:如果自己所在的国家遭到失畋，无产阶级必然会遭到失业和贫穷的沉重打击，所以，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正是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也必然是无产阶级的代表的最高目标，因此，对他们来说，竭尽全力支持德国军队，投身于打败敌人的艰苦斗争中，正是他们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使命。如今，有关这一推理背后的主张并不缺乏事实依据。既然无产阶级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家陷入灾难无产阶级也就无法幸免。至关重要的是，工人们的命运与制造业和商业的繁荣息息相关，即便制造业处于最繁荣的条件下，也不能绝对保证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因为工资曲线并不总是与工业利润相一致。实际上，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尽管德国制造业在1870年后近二十年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德国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在这段时间里并未得到提高。在享受繁荣所带来的福利上，工人的命运与制造业主的命运并不总是连在一起。但毫无疑问的是，当危_临时，他们却不得不与企业主共同承担，如果制造业陷入停滞，那么首先面临威胁的便是工人们工资的提高。然而，尽管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全民族范围内有着共同的利益，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与无产阶级在阶级问题上的理想主义是截然对立的。也就是说，它与那种跨越民族界限的兄弟般情谊、积极推动无产阶级国际大团结、最终实现阶级解放的理想相对立，并使阶级这一概念丧失了意义。实际上，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这一理论立场，虽然被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不同程度地效仿,，但其基本准则正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相违背。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假定，存在一个性质上一致、组织上不可分割的工人阶级队伍。而民族主义观念则主张，只存在民族的无产阶级，他们生活于特定的国家和特定的地理疆域内，并受到某种强力或目标的支配。事实上，有关阶级的社会民主观念(这在战时多数德国社会主义者身上就有所体现)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的否定，这种观念将马克思主义降格为在民族、社会、军事等方面实现合作，而不是国际主义理论家们所设想的阶级作为实现世界大解放的工具。历史唯物主义的目标在于:在革命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推翻资产阶级和民族国家政府，实现全人类的大团结。而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则在于:不惜牺牲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使自己的祖国日益强大，实现本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同繁荣。两种观念之间的鸿沟是如此巨大,使得任何试图弥合这一鸿沟的努力都将归于徒劳。将不同国家无产阶级视为一个整体，认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这种共同利益与同样被视为一个整体的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对立。如果此次战争还不能表明这种理论的荒诞不经,那么，它至少已经表明所谓的反动派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由于长期的社会主义宣传机构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灌输，这一假象从起初左右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而控制了他们的行动。

　　然而，尽管德国社会主义者认为可以将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利益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而且可与目前仍是自己最危险的敌人结盟，但他们却否认其他国家的无产者拥有同样的权利。德意志帝国国会的社会党议员、极端马克思主义刊物《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编辑保罗•伦什(Paul Lensch),以一种进步事业所特有的严肃态度提出以下著名论断:为了摧毁军国主义，德国的胜利是必需的,而一旦德国的敌人真的被打跨，军国主义便失去了市场。反之,如果德国失败，则必然埋下军国主义种子(因为德国肯定会复仇)。而对德国无产阶级来说，德国的失败无异于一场经济灾难，他们将失去基本的生计来源，多年的劳动成果将化为乌有。对英国无产阶级来说，英国的失败无疑会给他们带来益处，社会主义思想将得到迅速传播，消除垄断，并“消灭典型的英国人所具有的愚蠢的自傲”从这一深邃的思想家的看法出发，同一种事业将在英法两国产生与德国完全不同的后果：对德国无产者来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赢得战争胜利，因为战败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对英、法的无产者来说，本国的失败对它们是有益的！

　　总之,可以说，战争进一步强化了政党领袖的寡头化特征。没有哪个国家（当然,意大利是个例外，因为那里的政党规定在出台一项政策之前须有十个月时间的酝酿讨论)的政党中的普通党员积极参与制定每一项政策,并为这一政策负责；除了意大利，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党在关乎战争与和平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向本党的普通成员征询意见;最高决策权总是掌握在少数领袖之手，而大众只能接受既成事实。在多数场合，对于大多数政党领袖来说,为了巩固自己相对于少数的绝对统治地位，他们往往借助于所谓少数应当服从多数的党的纪律。这正说明了为什么德意志国会中社会党议会党团在面临声势浩大的八月静坐的条件下，仍然以让人难以置信的全体一致投票支持战争借债法案。在正式国会开会前夕的党团秘密会议上，战争的反对者处于少数派地位，由于受到党的纪律的约束，少数派在第二天就被迫公开支持多数的立场，投票支持一项与他们的真实想法相违背的议案。因此，我们不得不认为,政党活动常常要求人们在道德上和智识上做出令人莫名其妙的让步。

　　此外，许多政党领袖都将战争视为吸纳新成员的有效宣传手段。对于德国社会党来说尤其如此，它要求消除该党与手工劳动者、技工、店员中本党的同情者之间的鸿沟，后者只是不愿意加入一个坚持国际主义纲领的政党。1915年2月22日，在斯图加特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公众集会上，德国社会党最著名的领导人之一，符腾堡(Wurtembeig)会议代表海曼(.Heymann)得意洋洋地宣布:“许多人一直渴望着加入我们的党,但由于某种障碍而不能如愿。现在这个障碍已被消除了!”可以断定，原则常常是那些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本组织的政党的绊脚石，而放弃那些带来不便的原则就意味着更多的选票，即使这样做可能丧失信誉。政党领袖将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这一做法的人，因为政党的基础越广泛，领袖个人的权力将会越大。事实上，当政党的大多数成员加入军队的时候，领袖个人的权力将会得到极大增强，因为这些成员由于无法对他们所属政党的执行机构产生任何影响,因而他们在政治上几乎销声匿迹。在欧洲大陆，由于政府对出版自由、公众集会以及结社权利的压制，即使那些没有被征招入伍的政党成员也失去了控制他们政党领袖的权力。在军事管制盛行的地方，领袖的权力将是无限的。

第四节 最后的思考

　　“就民主这个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

　　——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

　　在任何形式的社会生活中，领导(leadership)是一种必要的现象。科学的任务不是研究这种现象的好与坏，或者哪一种占主流。事实上，任何形式的领导体制与民主的最基本要件之间都是不相容的，对这种不相容性的揭示本身就有着巨大的科学价值。如今我们已经认识到,寡头政治之所以有其历史必然性，正是基于一系列经验事实。与所有其他科学规律一样，社会学规律来源于经验观察。然而，为了剥除我们的原理中那种纯粹的描述性特征，使该原理具有一种可以将公式转变为规律的分析性解释地位,仅仅从某一单一的视角考察那些取自经验的现象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研究造成这些现象的决定性因素，这始终是我们所要承担的任务。

　　如果我们先不考虑领袖总是倾向于组织起来并积极维护他们的利益这一事实，也暂时不考虑被领导者对领袖心存感激，以及大众在总体上表现出的缺乏活力、消极被动，我们便会得出如下结论:民主政党中之所以会出现寡头统治,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领袖在技术上的不可或缺性。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政党组织内部的功能分化,领袖日益从大众中脱离出来，这使得他们具有了许多特殊的质素。起初，领导人是自发产生的，他们的作用仅仅是附属性的，也不领取薪给。然而很快他们便成了职业领袖，正是在这一阶段，领袖群体变得稳定而且不可动摇。看来，对寡头现象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也就是说，寡头统治起源于政党领袖在他们生活经历过程中的心理变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寡头统治还基于我们可以称之为组织本身的心理的东西，即它以某些策略上和技术上的必要性为基础。这是每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联合为实现自身团结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要而言之，政治党派(这里的“政治”一词是在其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的基本社会学规律可以用下面一段话来概括：“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受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

　　任何政党组织都代表了一种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寡头化权力。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我们总是发现当选领袖具有对于选举他们的大众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这一寡头结构窒息了民主的基本原则，真可谓受压迫者正是应该接受压迫的。对大众来说，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这种本质差别始终是一个迷。社会主义者经常真诚地相信，新上台的政治精英比起原来的政治精英将能够更好地坚持他们的信仰。大多数民主派人士特别是德语世界的工人阶级始终不渝地认为,领袖是大众利益的忠实代表。然而这一观念实际上是一种由虚假的解释所制造的幻觉，它不过是一种海市蜃楼罢了。阿尔丰斯•都德(Alphonse Daudet)对这种现代的堂吉珂德主义者作了极为精彩的分析,他描述了坚守塔拉斯孔勇敢的指挥官布列维达(Bravida)在看到南方天空中那轮火红的太阳时如何逐步使自己相信,自己已经到过上海，并经历了各种各样充满英雄色彩的冒险活动。无独有偶，现代无产阶级由于长期受到智识上优于大众的那些能言善辩的人的影响，最终使自己相信，通过蜂拥去投票站投票，将自己的社会和经济事务委托给代表，就可以保证自己直接参与的权利。

　　民主体制中寡头统治的产生是机构上的必然结果，它反过来也对组织产生影响，无论这种组织是社会主义者组织甚或无政府主义者组织。哈勒(Haller)早就指出,社会生活中的支配与服从关系是大自然本身所造就的。民主和革命政党中领袖至高无上的地位必须放在现在和未来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虽然只有少数特殊人物才能够充分意识到这种现象的存在。除非在抽象的意义上(inabstmcto)，大众决不可能进行统治。所以，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理想的民主是否具有实现的可能,而是要讨论民主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可欲的、可能的以及在特定的时刻是可以实现的。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我们才能认识到政治作为一门科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正如松巴特(Sombart)所说的，要么是由于视而不见和盲信以致于看不到民主的潮流每天都在不可否认地向前推进，要么是由于幼稚和缺乏批判眼光以致于无法理解任何秩序和文明都必然表现出贵族统治的某些特征这一事实。由于缺乏足够的心理学知识，导致社会主义者犯了一个最为严重的错误:他们将自己对现实的悲观主义与对未来带有玫瑰色的乐观主义和过分自信混为一谈。从现实主义角度审视大众的智力状况必然使我们认识到，即便我们并不否认提高人类道德境界的可能性，但我们无法对政治领袖和哲学家赖以推行他们社会重建计划的人类现实条件持过分的乐观态度。在人类能力所允许的时间范围内，乐观主义只是乌托邦思想家们的专有特权。

　　与工会组织一样，社会主义政党组织是社会生活的现实形式。它强烈反对任何对自己的结构或性质进行分析的企图，似乎这种分析无异于一种活体解剖。当科学发展到与他们所抱持的那种先验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时，他们就会不遗余力地予以反击。不过他们的这种自我防护实在软弱无力。在这些社会主义政党组织中，虽然那些具有科学精神和真诚信念的人无法否认各种形式的民主体制中寡头化倾向这一显见的事实，但他们仍竭力将这种倾向解释为大众精神上的一种返祖现象(atavism)所导致的结果，是工人运动还未走向成熟的标志。他们以肯定的口吻向我们宣称，大众仍受到寡头统治的毒害，因为在长达数百年的奴隶体制下，他们始终是被压迫的对象，从未享受到个人的自主，社会主义制度将会使大众摆脱这种毒害，使他们具有实现自治所需要的所有能力。他们认为，只要社会主义者取得政权，就能够保证大众对他们的领袖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控制，从而确保那些领袖的利益与大众的利益完全耦合。再没有比这种看法更违反科学的了。这种观点可以与尤•盖达(Jules Guesde)的观点相匹敌，盖达认为，既然基督教把上帝变成人,社会主义者将把人变成上帝。这不仅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尽管盖达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反科学的，大众的这种事实上的不成熟状态并不是一种将随着未来社会主义的民主化进程而逐步趋于消失的暂时现象，相反，它导源于大众之所以成为大众的本质特性。正因为如此，即使将大众组织起来，他们仍然会在那些亟待解决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上手足无措——因为大众本身（perse)总是缺乏确定的目标，所以就需要劳动分工、专业化和必要的引导。1850年，蒲鲁东在狱中写道人类需要被统治，这是肯定的。我为我的同类感到羞愧。”从本性上说，人作为个体注定要被领导，而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功能分化和再分化，这种要求会进一步得到强化。在相当程度上说，社会群体不能没有领导。

　　沿着这一思路和以上科学判断，如果由此而推论说我们应该放弃一切旨在限制寡头集团(如国家、统治阶级、政党等等)对个人所行使权力的范围的努力，那将是大错而特错的了。人类为发现一种社会秩序以图将人民主权观念真正付诸实践而不懈努力，如今放弃这种努力肯定是不明智的。正如笔者在本书开始时所说的，本书的目的并非要指出新的路径。对历史经验的考察使我们不得不对民主产生一种悲观的看法，所以更多地强调这一方面似乎是必要的。我们必须考察的是，民主是否和在怎样的程度上应当保持其纯粹的理想状态,它将道德价值作为自身惟一的评判标准，从而使其能够辨别一切社会体制中普遍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寡头统治。也就是说，我们应当考察民主是否和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我们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本书更进一步的目标在于：除去某些表面化的而且流于肤浅的有关民主的空想，这一空想始终困扰着科学前进的步伐，并将大众引入歧途。最后，笔者希望能够揭示出某些与民主(在更大程度上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社会学趋势。

　　笔者并不想否认下列事实，即一切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这些运动常常是由人们对民主的真诚信念而引发的），都在帮助削弱寡头化趋势方面发挥了某种积极作用。有这样一个传说，讲的是一位农民临终前告诉他的儿子们说，他的田里埋藏着一块财宝。老人死后，他的儿子们为了找到财宝将那块田挖了个底朝天，但他们还是没有找到。然而，他们不知疲倦的劳作却在客观上改良了土壤，最终使来年的庄稼获得了大丰收。这一传说中所提到的财宝就如同民主一样。民主并非一件人们如果刻意地去找就能找得到的财宝,而是在我们寻找它的过程中，在不懈地去寻找那些根本无法找到的东西的过程中，我们所付出的劳动将在民主的意义上取得丰硕的成果。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正是在民主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组织内部形成了某些与促使该政党诞生时相反的趋势。由于政党组织中各种成分复杂多样,并处于不对等的地位，这些趋势经常是促使暴政形成的原动力。我们也会发现，用波拿巴主义暴发户们的蛮横统治取代传统权力格局的墨守成规,并不能为这种寡头化趋势赋予任何道德上和伦理上的优越性。在历史上，为阻止寡头统治的产生，人们已经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如果说曾经制定过限制领袖权力的法律,但逐渐式微的是这种法律，而不是领袖的权力。然而，有时民主原则虽然不能完全根除寡头统治,但至少可以使其部分地得到抑制。维克多•康斯德雷(Victor Considerant)在构建他的“民主_和平主义(democratico-pacificist)”的社会主义理论时就

　　宣称，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下层阶级进行统治，而是以一个公民团体为中介，从所有人的利益出发组织和管理社会;他进一步指出，这一中介团体的数量规模须随着社会的发展得到相应程度的增加。后一点尤为引人注目。实际上，激发和强化个人用以批评和进行控制的知识能力，不仅是工人运动也是民主政治的一般特征。我们发现，民主肌体的日渐官僚化是怎样使这种批评和控制失去效力的。不过，就劳工运动的诸多理论前提来看，它能够促使某些具有自由精神的精英的诞生(这与领袖们的愿望恰恰相反）,他们或为原则、或为个人本能、或两者共同激发，渴望改变现有的权威基础。在个人信念或气质的促动下，他们时常就每一种人类制度不厌其烦地问“为什么?”如今，人们对自由的探究偏好(在其中我们不难发现文明社会最为重要的要素之一)将随着大众经济地位的改善和趋于稳定，以及他们更有成效地享受文明的福祉而逐步得到强化。更广泛的教育将提高人们进行控制的能力。在那些有着较好生活条件的人群当中，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的权威尽管仍然相当广泛，但它并不像在穷人当中那样不受限制。难道我们连这一点也看不到吗？作为大众的一部分，穷人在他们的领袖面前只能是软弱无力,束手就擒。他们在智识上和文化上的劣势使他们不可能理解领导人的行踪，或者提前把握他们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所以，社会教育承担的重任就是：提高大众的智识水平，以便他们能够在可能的范围内遏制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寡头化倾向。

　　鉴于大众长期的无能状态，我们必须认识到以下两个调节性原理：

　　1.民主在意识形态上趋向于批评和控制；

　　2.与民主相反而且强有力的趋向则倾向于形成空前复杂的、高度分化的政党组织,这种组织日益建立在少数人的统治基础之上。

　　对当代各种形式的民主体制的分析，必然使那些理想主义者感到自己遭到欺骗和深深的失落。也许只有那些能够对民主做出公正评判的人才能认识到，所有的科学和人类理想只有相对的意义，从而不致使自己陷入浅薄的感伤主义之中。如果我们想对民主的价值做出评价，我们就必须将民主与它的对立物，即纯粹的贵族统治相比照。民主的内在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我们之所以选择民主作为我们的社会生活形式，是因为它是最少邪恶的社会生活形式。理想的政府无疑是那种由少数德才兼备的人统治的贵族政府。然而，我们去哪里寻找这样一种贵族统治呢？我们也许偶尔(尽管很少)可以通过自己的主观选择得到它;但在继承原则仍在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我们不要期待这一努力会取得成功。所以，纯粹的君主制便成了这种贵族制的不完美的替代品，而君主制却是各种统治形式中最坏的: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它甚至比由鲁莽的煽动家的独裁统治更坏，因为在后一种腐败的体制中至少还存在某种健康的原则，而且我们仍然可以将这一原则的实践作为实现社会进步的基础。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人们越是认识到民主制(尽管它并不完美)相对于即使最好的贵族制的种种优点，他们就越不会因看到民主的诸多缺陷而要求恢复贵族制。除了某些形式上的差异和那些只有通过良好的教育和遗传得来的品质外(这些品质使贵族制总是取得了相对于民主制的优势——而这些品质要么被民主制完全忽略，要么试图去模仿，结果却使这些品质变成了滑稽的讽刺），民主的缺陷还表现在它本身无法铲除贵族制的残余;另一方面，只有坦然而且真诚地面对民主体制中的寡头化危险，我们才能够将这种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尽管这种危险永远无法完全避免。

　　民主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它总是在同一浅滩中断，但总能得到更新。这种艰难跋涉的场景既让人鼓舞,同时却又令人沮丧。当民主发展到某一阶段，它便逐步发生转变,具有了某种贵族气质,甚至在许多情况下采取了贵族统治形式，而后者正是民主制所极力反对的。如今,新的控诉者站出来揭露背叛者;在经历了一场壮烈的斗争和与阴险的统治者斗争之后,他们最终与旧的统治阶级同流合污;于是，又该轮到他们自己遭受同样打着民主旗号的对手的攻击。也许这种残酷的游戏永远不会有个完结。

版权信息

书名／寡头统治铁律

作者／罗伯特·米歇尔斯

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

制作信息

制作声明／本电子书为电子书爱好者学习制作技术使用，版权归作者及出版者所有。禁止大众传播，禁止商业用途。

排版制作／夕月木

排版样式／老牛样式5.0beta(2012-06-29)

制作版本／1.0

制作时间／2012年8月11日

更新时间／2012-08-11T11:53:01

制作软件

EpubSTAR lite 2.1.2.2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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