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团主义者看来,有必要将无产阶级的革命重心从政党转移到工会。因为工会在他们眼里是一种政治上保持中立的机构,它虽然不依附于任何政党,但其追求的目标却是社会主义的。
工团主义者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他们认识到,一旦工团主义者的活动陷入孤立,缺乏任何一般性理论的指导,整曰庸庸碌碌,这对工团主义运动无疑将是灾难性的。所以,工团主义者始终不遗余力地倡导工人阶级工会组织的稳定性,积极组织工会,并将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其精神支柱(spiritusrector)和最终目标。工团主义者试图在组织起来的工人中间传播这样的信念:除非消灭资本主义(即废除现行的经济秩序),否则,工会就无从实现自己的目标。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领导人找到了共识。然而,工团主义者进一步认为,工会不应仅仅充当社会主义理论的庇护所,而应当直接推动社会主义运动;不仅应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倡导工会主义(Trade-unionist)政策,而且应当首先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政策。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当代所有社会主义流派发生了公开冲突。工团主义一方面取缔了单纯的政治一选举性政党;另一方面取缔了单纯行使经济职能的工会,这样,它就避免了劳工运动的二重性质,从而建立一种同时履行政治和经济双重职能的有机的复合性组织。
可以看出,工团主义并不打算废除作为劳工运动基础的组织。恰恰相反,工团主义公开承认这一组织基础是不可或缺的。工团主义者们正确地认识到,组织本身所潜藏的危险并不能通过抑制组织的发展予以消除。抑制组织的发展这样的做法,就如同为了防止坏血症或血液循环系统疾病而将血液从血管中抽走一样,这都是江湖庸医的医术,其后果都是致命的,它将破坏人体器官,而前者则会使政治和社会组织走向解体。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找一种适当的方法,将组织本身的主要缺陷减少到最低限度,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方面。工团主义这一政治流派拥有众多的受过良好教育而且富有远见的人们的支持,他们宣称,正是在工团主义中,他们找到了寡头统治的解毒剂。然而,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疑问:在一个本身仍然奉行代表制原则的组织中,是否可能找到解决组织寡头化倾向的途径?难道这种代表制原则与工团主义所断言的组织的反民主倾向之间不是存在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吗?也就是说,工团主义本身不也是被困扰在这一显而易见的矛盾之中吗?
工团主义最值得称道的首先在于:它以敏锐的洞察力清楚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本身隐藏着诸多危险。它以一种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怀疑态度,揭开了掩盖着所谓国家民主权力的种种面纱。他们发现,这种权力实际上只不过是少数人的霸权而已,与工人阶级利益格格不入。“民主就是那些来自知识阶层的专业人士们的寡头统治,后者被用来维持对劳苦大众的剥削。”国际工团主义反对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意大利和法国知识分子以及建立在官僚制基础之上的工会,所有这些斗争最终可以归结为一种,即反对关于民主的煽动性宣传。
然而,将本来源于一般代表原则的诸多弊端完全归咎于议会民主,正是在这里,工团主义犯了一个错误。曼蒂卡(Mantica)正确地指出,不管自己所在的党是否参与了议会选举,工团主义者始终都未能使那些属于某一党派的人们摆脱某种心理上的障碍。不管你是否同意,工团主义只不过是社会主义的部分变形物罢了。工团主义者试图在不该驻足的地方止步。他们对一般政党的指摘,对他的老大哥社会党的批评,同样也适用于他们自己,因为这些指摘实际上是针对任何形式的组织而言的。
可以说,工团主义者越是竭力将工人阶级政策的核心引向工团主义,其本身堕落为寡头统治的危险就越大。即使在那些革命性的工团主义团体中,其领袖欺骗普通成员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实际上,与议会和市政委员会中的社会主义代表相比,掌管罢工财政的司库、工会组织的书记甚或某一秘密活动的参加者、设置路障的小头目,他们更有可能背叛那些曾授予他们使命的人们,其后果也更严重。法国的工团主义者始终激进地认为,他们所说的“直接行动”,就是使工人阶级进行卓有成效的行动的惟一途径,因为自治的工人大众不可能由第三者代表。所以,排除任何形式的代表制是“直接行动”的基本前提(apriori),“代表制只能意味着背叛、偏离以及堕落为资产阶级”。然而,他们在理论上却仍然接受政党。他们似乎认为,当他们在工团主义运动领域内采取行动时,有什么样的原因就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这一命题将不能成立。在他们看来,自己的行动并不遵守普遍的社会学规律。
工会组织的结构基础与工人阶级政党的基础并不存在什么区别,即普通成员的利益由那些经过特别选举产生的个人来代表。在那些为争取提高工资而进行斗争的关键时刻,普通的工人大众不能自己代表自己,而只能由其他人来代表。既无代表,又无某种形式的执行机构的工会组织将难以为继,我们也无法想象它能够存在。
担任工会的管理工作有时会成为某些人借以跻身政界的最为便捷的跳板。在德国,35位原工会领袖成了国会议员,而英国则有27位。在法国,冶金工业联合会第一届两位终身书记成了议会议员。作为无产阶级直接行动的罢工——工团主义者们将其视为救治劳工运动中的种种弊端的“万灵丹”——却提起了工人们对政治活动的兴趣,为他们提供了施展自己的组织才能和指挥才能的绝好机会,在政治罢工、总罢工中也是同样。对工人阶级的职业领袖来说,经济罢工对他们就如同战争之于职业军人一样,都为个人加官晋爵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许多劳工领袖之所以能够如日中天,正是由于他们曾领导了一场大罢工,并因此而引起了公众和政府的注意。在英国,目前(即1912年)约翰•伯恩斯(JohnBums)所拥有的显赫的政治地位,很大程度得益于他在领导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期间赢得的战略家的声望,这为他后来名声鹊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他赢得了许多重要的工人组织的信任,从而为他从一个普通的工人技师晋升为内阁大臣铺平了道路。这只是许多例证中的一个,它使我们不得不认为,罢工常常并非是工人大众团结一心的行动,却加剧了工人队伍的分化,促使领袖精英集团的的形成。与社会主义相比,工团主义更像一个战斗集团,他们对更大范围的斗争情有独钟。工团主义者往往比社会主义者更需要领袖,我们能对之感到意外吗?
工团主义者反对代议民主体制和官僚体制。他们指望用“自由的革命兵团更具战斗性的策略(这种策略是建立在久经考验的领袖个人能力基础之上的)”取而代之。他们宣称,现代劳工领袖不应成为官僚。他们进一步指出,如同先前那些著名的革命领袖一样,如今,那些著名的罢工领导人往往一下子脱颖而出。这种看法即便有历史根据,也最多只能对领导体制产生的原因给予一般性的解释。而更为充分的解释则应是:必须有证据表明,那些罢工领袖——连工团主义者自己也承认他们存在的必要性——随着罢工的结束而完成了他们的临时使命后,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影响力随之逐步降低这一结果。然而,我们知道,这些领袖一般来说总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确保自己长久的影响力。没有一种形式的罢工——不管这种罢工在多大程度上是工人大众自治精神推动的结果——能够杜绝煽动家的蛊惑宣传,甚或避免独立领袖阶层的形成。
有些时候,仅仅靠进行有关罢工和直接行动观念的理论宣传,就足以使公众领袖赢得权力和声望,他们独自踩在众人的肩膀上悠然采集生活的金果。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出身于法国西部港市南特(NanTes)的一个经营小酒馆生意的普通家庭,在加入了总部设在巴黎的社会主义党组织之后,由于积极倡导工人进行总罢工和武装暴动,使白里安迅速在工人中间赢得声望和权力,并很快爬到了法国总理的位置,而这对一般人来说至少需要好几年的时间。白里安政治上一路绿灯,其起点正是南特代表大会(1894年),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使自己所倡导的举行工人总罢工的思想被写进法国工会运动的正式纲领。
工团主义对社会党的“民主”政策以及“威权性质”的辛迪加深恶痛绝,因为在他们看来,“民主体制”只能歪曲劳工运动的基本原则,他们声称,民主的土壤除了能够培育出寡头统治外,长不出任何果实。与其他思想运动相比,工团主义运动尤其强调大众的自治权能。所以,像在法国那样,只要工团主义者掌握了劳工运动的领导权,他们便反复强调,自己的权威仅仅在于执行由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他们充满信心地宣称,总部设在巴黎的工人总同盟并非指挥性的机构,而仅仅是一个协调和动员工人阶级革命活动的手段而已。在他们看来,该组织不仅与“集权”无涉,而且与“威权”无缘。工团主义者还信誓旦旦地指出,一切运动的原动力均来自大众本身,工团主义领袖只是揭示这种原动力。罢工期间,同盟委员会(the Comite Confederal)从严格意义上说并非是在指挥罢工,而仅仅是这样一种中介机构,其作用在于确保工人内部的团结,防止出现过激行为和两极分化,这就是工团主义者的主张。与此同时,在实践中,这些法国工团主义者又抱怨说,在所有关键问题上,工人大众只是坐等上面拿主意,而在上面采取行动之前,他们只能消极观望。
与所有表面宣扬民主意识形态的团体一样,在工团主义者中,领导人实际的统治地位也经常徒具形式。在法国,为了避免工会领导人沾染上某些不良习气,所以禁止他们竞选议员,他们必须与普通工人大众进行经常性的沟通,而且,行动必须光明磊落。然而,工会领导人由于职务上的需要,出于工会利益的考虑,而不得不与国家机构打交道。这样一来,他们反对议会斗争的传统主张只能使他们在院外与议员们进行秘密交易,而不是通过议会所提供的讲坛公开与政府机构进行接触,在那里,他们的一言一行(至少部分)可以尽收普通工人大众的眼底。
工团主义者有关大众首创精神的主张还有着相反的一面,对于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总的说来,工会组织成员实际上只占整个工人队伍的一小部分:在意大利只有11%,英国为23%,瑞典为42.21%(这一比例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而在这些有组织的少数工会会员中,也仅有很少一部分人在工会活动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工团主义者对这一点的态度是前后矛盾的,有时对之悲叹不已,有时却为之感到欣慰。他们欣慰的是,这样就可以甩掉那些漠不关心、得过且过者的羁绊。毫无疑问,这种态度来自传统的布朗基主义(Blanquist)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大众队伍庞大、在智识上又参差不齐,而且行动迟缓,这就使他们难以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所以,只有依靠少数人所具有的事业心和果敢精神。如果这种看法合乎逻辑,工团主义者必然会得出如下结论:现代无产阶级运动只能是少数先知先觉的无产者的事业。然而,我们时代的民主潮流却使这一结论难以为人们接受,或至少无法公开声明这一看法,而且这样做将使工团主义者与时代民主的基础相背离,并将迫使他们直截了当地宣布自己支持建立一种寡头体制。实际上,工团寡头制并非如社会主义党那样是领袖对大众的统治,而是大众队伍中一小撮人对全体大众的统治。事实上,已经有几位工团主义理论家公开宣称,社会主义是在工人阶级精英行动推动下的产物
最能体现工团主义运动寡头特性的在于:它要求(这种要求并非出于民主的目的)大众对组织精英命令的绝对服从。“漠不关心,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只能默许已然做出的决定。”步德国和英国改良主义工会之后尘,在法国,持革命工团主义信念的工会组织坚持认为,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有权向非工会工人发号施令。
应当承认,法国劳工运动的最高指挥机构并不拥有像其他国家(如德国)的等级结构所拥有的那样巨大的权力。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法国的民族特性,组织的松散性,等等。然而即便在法国,理论与实践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大的鸿沟。首先,领袖可以通过报纸(众所周知,这些报纸并非由工人大众负责编辑)对有组织劳工施加强有力的影响。另外,法国劳工组织还拥有一整套由各级领袖构成的等级系统。在工人总同盟注册下的工会会员约有350,000人,而订阅《人民之声》(Voixdu People)这一同盟机关刊物的人数却不到7000人。这些报纸订户包括“那些最富斗争精神的人们、定期加入工会组织的商店店员以及贸易理事会的成员……通过他们,同盟的主张得以传播开来”。这里,有必要明确的是,在法国,人们在智识上的依赖性与日俱增,而这与工团主义的理论主张是矛盾的。1894年南特代表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规定,在举行总罢工之前,必须先由一个11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许多地方委员会提前作精心准备,这些委员会将负责发出指示,统一领导罢工。如今,即使这一做法,在工团主义者们看来,在政治上也显得过于激进,他们遂在理论上抛弃了这一主张;然而,在实践中,他们却又不得不采用这一做法,尽管因此他们将在理论上陷入难以解决的矛盾之中。在某些具有强烈唯美主义(astheticism)倾向的法国工团主义理论家如爱德华•伯斯(EDouard Berth)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他们理论中的激进主义色彩已被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对工团主义来说,权力越是走向集中,体现在所有代议体制中的弊端也就更加明显。从工团主义者中迅速崛起的领袖,对来自其追随者的批评意见能够做出相当及时的回应,在这一点上只有英国的工会领袖才能够与之匹敌。新生的工团主义——虽然它当初发端于反对领袖的威权主义倾向——仍然无法避免寡头化倾向,而这种倾向是任何组织均难以避免的。和其他组织的领袖一样,对工团主义领袖来说,维护自己手中的权力就是最高的法则。目前看来,在法国,这一规律巳得到证实,工团主义领袖已不再利用政府控告他们的机会,在法庭上发表义正词严的演讲,语汇中也缺少了先前的那种充满英雄主义的预言。相反,如今在这些场合,他们在行动上变得极为谨慎,言辞含蓄,而且显得圆滑世故。索列尔(Sorel)在谈到“工会主义(Trade-unionism)的逐步退化”时指出:“工人总同盟变得越来越像政府工作人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