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1876—1936),德裔意大利籍著名政治社会学家。19世纪后期德国社会主义组织——社会民主党的重要成员之一。在意大利著名学者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1858—1941)和维•帕累托(VilifreDo Pareto,1848—1923)以及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1—1920)理论的影响下,提出后来成为政党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经典性分析原理——“寡头统治铁律”。该原理认为,“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被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结合19世纪末欧洲特别是德国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发展实践,米歇尔斯发现,即使强烈信奉社会民主原则的社会主义政党也难逃走向寡头统治的命运。寡头统治是任何试图实现集体行动的组织的必然结果,是任何有着良好愿望的人们无法改变的“铁律”。从此,米歇尔斯的名字就与“寡头统治铁律”这一引起广泛争议的理论密切联系在一起。“寡头统治铁律”也成为现代政治社会学领域的一个经典论断。该论断成为后来许多学者分析官僚政治、组织行为、政党以及代议民主体制的主导框架,从而奠定了米氏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内经典作家的稳固地位。由于都特别关注政治系统内少数人执掌统治权这一事实,米歇尔斯与莫斯卡、帕累托一起被后来的研究者归入“精英民主理论家”的代表人物行列。

  1876年,米歇尔斯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城市科隆的一个有着法、德血统的中产阶级家庭。曾先后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接受教育,所以通晓三国语言,并在不同时期分别用三种不同的语言写作。早在大学求学期间,米歇尔斯便成为德国马克思主义组织——社会民主党的积极成员,但他的工团主义立场使他对社会民主党的所作所为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在工团主义者看来,仅仅通过参与议会政治并不能确保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为了赢得议会席位,社会党往往要做出过分的妥协让步,资产阶级立宪主义开始侵蚀到社会主义阵营对直接革命行动的信念,社会主义原则让位于政党本身的生存需要。因此,最好的办法只有通过工会激进的直接行动,发动工人总罢工,实现工人大众对工厂的直接控制。米歇尔斯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在帝国议会中赢得议席,致使其从当初的革命性政党转变为一个改良主义政党:从组织内部来看,该政党日趋官僚化和等级化,组织本身由当初实现革命目标的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维持组织本身的存继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而从外部来看,社会民主党日趋走向保守,最终堕落为德皇军事独裁统治体制的俘虏。

  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一发展趋势,米歇尔斯起初认为这只不过是德意志国家独特文化模式作用下的产物,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者们的主观努力加以扭转。然而,米歇尔斯很快发现,这种趋势是任何具有一定社会政治目标的组织所无法避免的。对于一般性的组织是这样,即使对于那些宣称建立民主制度的革命政党也难出其右:少数人最终凌驾于多数人的意志之上.,党组织成立时期的目标成为少数人维持组织本身、维护其既得利益和权威的牺牲品。可见,寡头统治是任何现代组织无法摆脱的“宿命”。

  米歇尔斯的政治观点使他非但不能见容于当时的德意志政府,而且遭到他所在的社会民主党主流意见的强烈反感,这使他无法在自己的祖国获得学术职位(政府控制着大学教席的任命,犹太人、天主教徒以及社会主义者往往被打入另册)。于是,1907年,米歇尔斯被迫迁居意大利的都灵。在当时大名鼎鼎的马克斯•韦伯的鼎力支持下,他在那里谋得一份工作。在意大利,米歇尔斯受到意大利著名宪法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时任都灵大学教授的加埃塔诺•莫斯卡及其“政治阶级”学说的影响。回想自己在德国社会党中的政治经历,米歇尔斯顿时萌生了写作一本政党社会学著作的强烈冲动。1911年,他用德文写成《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Zur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之后不久,该书的意大利文、法文和曰文版也相继问世,在当时欧洲知识思想界和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1913年,米歇尔斯加入意大利国籍。虽然长期在瑞士巴塞尔大学任教,但他一直将意大利视为自己的祖国。墨索里尼掌权后,米歇尔斯应邀返回意大利,执教于佩鲁贾大学,并加入法西斯党,成为墨索里尼政府钦定的官方政治学家,其主要职责就是帮助墨索里尼政府建立一门所谓“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学”。也许正是米氏在法西斯党中的“历史污点”以及早年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激烈批评,使得我国国内学术思想界一直对他的思想要么讳莫如深,要么退避三舍。这不能不说是国内知识界的一大憾事。

  在《寡头统治铁律》一书中,米歇尔斯结合自己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切身体验,对社会主义政党组织寡头化趋向的内在机理作了极富创见的分析,并由此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前景提出了警示。虽然在一般人眼里,米氏的结论似乎“过于悲观”,但他向我们所展示的“问题”仍然切中肯綮、发人深省。而作者正是将“暴露问题”作为自己写作的根本出发点的。正如他在“前言”中所明确指出的,“本书无意提出一种,新的体系,。科学的目标并不在于创建某种体系,而毋宁是增进人们对问题的理解。既然个人和社会群体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根本没有,答案,可言,那么社会学的任务并不在于发现或重新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而是将问题,暴露出来,。社会学家应当……揭示……社会生活的基础。因为准确的诊断是提出任何可能救治方案必不可少的逻辑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