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斯的组织理论

  大规模组织给予公职人员对权力近乎垄断的地位。

  政党、工会以及其他大规模组织都倾向于形成一种官僚结构,即一种理性化的(可预测的)、等级式的组织结构。单纯就组织的管理而言,官僚组织是必不可少的。正如米歇尔斯所说的,“这是任何组织不可避免的结果……任何其结构达到相当复杂程度的政党组织必然会要求一部分人全身心地投入到政党事务中去”。但这一官僚化过程所带来的结果却是权力逐渐集中于组织顶端,而组织内普通成员的影响力却不断遭到削弱。领导者常常掌握许多资源,这使他们具有相对于那些试图改变政策的组织成员的绝对优势。领袖们所具有的优势主要表现在:(1)丰富的知识。例如他们可以及时获得保证自己的计划实现的信息。(2)控制着与组织成员进行沟通的正规途径。例如他们控制着组织的出版机构;作为领取薪金的专职官员,他们可以到处游说推销于己有利却以牺牲组织的集体目标为代价的主张。而且他们所处的地位使他们能够邀集到足够的支持者。(3)在政治方面的技能。例如在诸如演讲、撰文以及组织集体性活动方面,他们比非专业人员要娴熟得多。

  大众没有能力参与决策过程,所以他们渴望强有力的领袖。

  领导者角色所天然具备的这些职业技能构成了他们的权力资本,这一资本由于米歇尔斯所说的“无能的大众”而进一步得到强化。除了要做好其他事情外,任何希望维持自己作为组织成员的影响力的人都必须参与组织的各种活动,参加集会,关注并了解那些影响组织目标的主要问题。然而,事实上,经常参加政党或工会集会的成员却寥寥可数。工作、家庭以及个人娱乐活动等的吸引使得普通人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参与集体性组织或政治活动。另一方面,无论在教育水平还是老练程度上,大众组织成员都要逊色于他们的领袖,这也是造成普通的组织成员对参与缺乏兴趣的原因。

  对于普通大众甚至那些劳工大众来说,他们都渴望别人的指导……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在现代文明社会,高度的社会分工使得人们越来越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对国家的政治组织及其繁复交叠的组织机制了如指掌。加之人们对革新本能的嫌忌感,尤其是在那些大众政党组织中,成员之间在文化和受教育水平上往往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使得大众对领袖的渴望愈益迫切。

  如果以上有关组织活动的诸多事实能够帮助解释领袖权力的来源,那么它们并不能说明为什么领袖与成员之间的利益必然是相悖的。米歇尔斯特别反对那种“代表型领袖”(representative leadership)的假定。他认为,那些成为工会、政党或者议员的专业人士“尽管在社会地位上说属于被统治阶级,但实际上却已经变成了寡头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大众领袖自己也是“权力精英”的一部分,而且随着他们社会地位的改变,其观念和利益也开始脱离大众。所以,大众组织所倡导的许多政策并不反映普通成员的意志和利益,而是领袖们的意志和利益的反映。米歇尔斯进一步指出,在政党组织中,“我们根本无法确定政党赖以建立的大众利益与政党官僚机构的利益是耦合的。受雇者集团(即政党领袖)总是趋向于保守,而且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当工人阶级要求推行更为果敢、更为激进的政策时,他们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总是倾向于采取防护性的甚至反动的政策;但有时——尽管非常少见——情况也可能正好相反。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告诉我们,社会分工催生了团体组织,而一旦这种团体自身得到巩固之后,该组织便产生了属于自身的特殊利益。这种特殊利益往往会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

  虽然大众组织的领袖巳跻身于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阶级”(Political class)的行列,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将与其他政治精英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为了维持甚至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们必须得到大众的积极支持。因而,他们常常与其他统治集团(如商业集团、贵族)相互对立。然而,对大众精英来说,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以自己的少数派权力代替另一种少数派权力。

  如果他们的权威或地位受到来自组织内部势力的挑战,领袖们便会采取断然措施,甚至不惜以剥夺大众的民主权利为代价。对领袖来说,失去对组织发号施令的权力便意味着失去个人地位的基础,因此,他们要极力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即使使用压迫性手段也在所不惜。在领袖们看来,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只有与那些强大的、怀有险恶用心的对手做坚决的斗争,大众组织才有望得到维持。所以,任何在组织内拉帮结派或对政党及其政策的正当性提出挑战的图谋将为敌对势力提供可乘之机。因此,任何对领袖的严肃批评都会被认为是对组织本身的背叛。

  早在50年前,米歇尔斯就针对社会主义运动发出如下警告:“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还面临管理问题、民主问题。”他说,如果社会主义者仍将革命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简单化,那么,社会主义革命将最终导致一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并由那些狡诈的善弄权术的领袖们主导下的专政……因此,社会革命将无法带来社会结构的真正改变。它是社会主义者的胜利,而非社会主义的胜利,这种胜利的果实从社会主义者取得胜利的那一刻起便开始凋零”。

  米歇尔斯曾预见到,政党领袖们的行为并不受某种意识形态的约束或以组织成员的利益为依归,而是以维护官僚机构的特殊利益作为其首要目标。这一洞见在该书出版三年后再次得到证实。著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的骄傲、国际和平的维护者,该党一直反对政府的好战政策,并表示一旦德皇发动战争,将举行大规模的全国总罢工。然而当1914年德国宣布开战后,该党却站在政府一边,支持战争。即使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一向持批评态度的列宁也没想到该党会从一个激烈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的政党一下子变成沙文主义的帮凶,这使他一度认为有关该党机关报《前进报》(Vomarts)号召人们支持战争的报道完全是凭空捏造。

  在米歇尔斯看来,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之所以如此迅速地改变立场,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社会地位的改变。正如他在该书1915年第二版序言中所说的,“党的生存是……第一位的……该党出于自保的需要,很快抛弃了国际主义信念,并转变成为一个爱国主义政党。1914年战争正是对我在第一版中就社会主义政党的未来所作预测的最有力佐证。”

  从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做出的反应中,我们不难看出:在社会主义政党领袖眼中,政党组织的存继要比他们的信条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