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主义领袖的社会起源来看,我们大致可以将他们划分为两类:一类主要是来自无产阶级;而另一类则来自资产阶级,或具体说,来自资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阶层。而来自中间阶级下层——如小资产阶级、小农场主、独立工匠、店主,等等——的比例则相当小。在多数情况下,这一阶层的代表只是作为同情劳工运动的旁观者,偶尔也有人成为劳工运动的一员。但他们几乎从未在社会主义领袖中占到相当比例。
在这两类领袖中,来自资产阶级阵营的领袖虽然当初曾反对过社会主义,但一般来说,与出身无产阶级的领袖相比,他们的理想主义往往显得更为突出。这种差异很容易从心理学角度得到解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产者并不需要经过一个渐变的过程进入社会主义阵营。毋宁说,他天生就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一名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虽然这并不是针对任何地方的无产阶级阵营中的所有阶层而言的,但至少可以说,情况经常是这样。在那些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有相当时间的国家,在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甚至整个工人阶级队伍中,往往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传统。儿子继承父亲的阶级成分,而父亲的阶级成分肯定是从儿子的祖父那里继承下来的。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就在他们的“血脉里”。这里需要补充的是,现实的经济关系(阶级斗争与这种关系密不可分,不管一个人对社会主义理论如何反感,他都不得不进入这种经济关系)也是促使无产者参加劳工政党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非但不与他们的阶级情感相违背,反而最朴素、最直接地表达了这种情感。作为一名无产者、工资劳动者、党组织的正式成员,直接的个人利益决定了他必然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也许,加入社会主义行列可能会使他个人在物质上遭受重大损失,例如,被老板开除,甚至使自己无法维持生计。然而,他的社会主义信仰往往是其阶级认同的必然结果。他之所以能够欣然接受因自己的信仰而招致的艰难困苦,因为他正在为一项共同的事业而忍受苦难。令他欣慰的是,自己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同志们的认可与感激。坚持社会主义的无产者的行动是一种阶级行动,在许多时候,它可能直接照顾到个人的切身利益。
对那些出身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情况就不大一样了,他们几乎没有人出身于社会主义的氛围。恰恰相反,他们的家庭传统肯定对工人怀有敌意,或至少对现代社会主义的许多主张充满了鄙视。与无产者一样,在资产阶级中,儿子继承父亲的阶级成分,只是在这里,他们继承的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成分。在新的一代资产阶级的“血脉里”,并没有社会主义的成分,有的只是各种各样资产阶级的思维习惯。而且,他还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m),自以为是、傲气十足。我们还应进一步考虑以下两方面的因素:第一,一个出生在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小孩,在其成长过程中所处的经济条件;第二,他所接受的学校教育,使他对工人阶级追求社会主义目标的斗争很早就产生了某种厌恶情绪。在这种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逐步学会了为自己的财富而担扰,当他想到自己的阶级将来总有一天会遭到来自第四等级的有组织的群氓的冲击,他便不寒而栗。因此,他对自己的阶级身份极为敏感,有时这种敏感会转化为极端的仇恨心理。而建立在官方所认可的学科门类基础上的学校教育,进一步支持和强化了他作为统治阶级一员的情感。对资产阶级年轻一代来说,即使他们的父母本人就是社会主义的同情者,并无论从道义还是从理智上都是工人阶级事业的积极支持者,但由于学校教育和家庭环境对他们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使得他们的资产阶级本能常常总是压倒了家庭的社会主义传统。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具有社会主义家庭传统的年轻一代,一旦当他们接受了知识分子的教育,几乎没有人愿意去继承自己父母的衣钵。马克思、龙格(Louguet)、李卜克内西、莫肯布尔(Molkenbuhr)只不过是一些例外。可以肯定,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在于这些有着社会主义传统的家庭通常采取的教育方法,这种方法与社会主义没有丝毫的一致性。即便假定两者是一致的,而且家庭环境并非不利于社会主义意识的形成,然而,对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一代来说,他们的成长环境仍会对他们产生极大的影响。即便加入了社会主义政党,他仍然会与自己原来的阶级保持相当的一致性,例如,在对待自己的家庭佣人时,他仍会总是以雇主的身份自居,或用社会学术语来说,俨然一个“剥削者”——如果不是从流俗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使用这一表述的话。对资产阶级来说,支持社会主义便意味着疏远自己所属的阶级,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会在社会和观念两方面为自己带来不利影响,经常会使自己在物质上蒙受损失。而对小资产阶级来说,向社会主义转变则相对要容易得多。因为无论从智力上还是社会地位上说,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特别是那些工资较高的工人)都极为接近,而常常将他们分开往往是一些纯粹主观上的障碍,包括各种各样的阶级偏见。然而,资产阶级家庭愈富有,个人与家庭传统的关系就愈紧密,个人所处社会地位越高,要脱离自己所处的环境,转而加入劳工运动的行列,其困难也就越大,而且精神上要经历痛苦的煎熬。
对那些富裕的资本家、高级官员以及传统的土地贵族的后代来说,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无异于一场灭顶之灾。虽然尽可以大谈那些朦跋的而且无关痛痒的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梦想,甚至在私下自诩为“社会主义者”。而一旦他意欲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的一名积极分子,主动承担公共职责,并使自己成为“反叛”队伍中的正式成员时,他们就会被自己所在的阶级视为骗子或傻瓜。他的社会声望也一落千丈,人们对他百般敌视,以致于他不得不与自己的家庭断绝一切关系。最亲密的个人关系一下子被切断,亲友们纷纷弃他而去。而这时的他也只有破釜沉舟,与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了。
是什么样的动机使知识分子背弃资产阶级,追随工人阶级政党呢?从实际情况看,我们基本上可以将这些动机归为两种类型。
第一类是那些追求真理的专业人士(manofscience)。他们所追求的是一些不带有任何偏见的目标。在常人眼里,这些目标初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实际功用,甚至是空想、不切实际。从这种意义上说,激励他们的动机是理想主义的,他们能够为了真理而牺牲其他的一切。这样,左右他们的是一种强烈的自我主义,尽管这种自我主义是一种显得高尚的自我主义。追求知识上的一贯性是他的本能欲求。心理学研究表明,从无拘无束地发挥自己才能的过程中人们能够找到乐趣。因此,那些为追求社会主义真理而为党努力工作的人,实际上是为了增加他个人的满足感。对于一个资产阶级人士来说,虽然加人社会主义政党将使他在物质利益上蒙受损失,但他却能够从中获得更大的心理满足,良心也会更趋平静。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的全部情感表现为为这种事业指出前进的方向这样的雄心。当然,这一雄心与那些流俗的一心追逐个人福利——如职业、财富等——的人们的雄心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第二类是那些对社会主义具有强烈情感认同的人。他们的心中燃烧着社会主义的熊熊火焰。这些人往往在他们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巳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对个人物质利益的考量和担忧还无法压抑他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气质。他为某种类似新入教者才有的激情所鼓舞,恨不得一下子就投身到这一事业之中。激励他的主要动力是一种贵族式的对不义的强烈反感,对弱者和贫苦者的同情,以及乐于为了某种宏大的理念而奉献自我。对于那些极端怯懦、无动于衷的人来说,这些都能够给予他们勇气。正因为如此,我们经常可以发现,那些出身资产阶级的热心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其身上往往表现得尤为乐观,倾向于过高地估计运动背后的道德力量,而且有时还过分迷信自我牺牲,对社会发展往往采取单线式的思考方式,认为最后的胜利已经临近,而且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在许多时候,社会主义信仰也受到某种审美情绪的支持。那些具有诗人般气质、想像力丰富的人,他们对人类所遭受的苦难尤其敏感;而且,他们与自己所设想的目标之间的社会距离越远,他们就越可能使自己的想像力如脱缰的野马,四处狂奔。所以,在那些为劳工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人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许许多多的诗人和富有想像力的作家,以及那么多热情似火、激情四射、易于冲动的人
在这两类人中,哪一类在人数上占上风呢?是那些基于理性判断而加入社会主义者行列的人居多,还是那些受到情感激励而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居多?很可能是,那些在年轻时就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人中,基于情感的占大多数;而那些在成年后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则通常主要是受某种科学信念的指导。但在大多数情形下,他们的个人动机往往是相当复杂的。事实上,相当多的资产阶级人士经常在道义上积极支持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只有社会主义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惟一途径,与他们对正义的要求相一致,但只有当他们确信(而这种确信往往是在某一偶然的时机形成的)自己心中的抱负不仅是正当的和美好的,而且是可以实现的,他们才会真正发自内心地拥护这一信念。可以看出,这些人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形成是情感与理性的有机结合。1894年,在意大利,有关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对该国最著名的艺术家和学者做了一项问卷调查。当被问及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各种态度——如同情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目标、漠不关心,或者对社会主义信念怀有敌意,等等——是在认真研究了各种有关社会主义的问题之后所形成的,还是完全基于某种个人情感因素。回答者大多数说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受到某种物质动因(physical Predisposition)左右,而这种物质动因同时也受到某些客观判断的支持。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者也会做出类似的回答,虽然他们对意识形态和感情用事非常反感。只要他们仍未完全卷入政党活动,或者说还没有完全被政党的活动规则所驯服,.他们便将原则奉为神圣,并表现出强烈的理想主义。实际上,并非所有同情社会主义或在理性上接受社会主义原则的人都会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积极成员。因为,一方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与陌生人群交往有一种莫名的反感。从审美心理上说,一想到自己要与那些“泥腿子”或身上有异味的人接触,他们会感到厌恶。另外,更多的人主要是由于懒散或沉溺于恬静的生活,或者由于担心(这种担心在一定程度上不是没有道理的)自己若与社会主义政党公开为伍会影响到自己的经济地位。有时,某些外在的条件促使他们产生加入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冲动。虽然这些条件的外在影响力本身微不足道,却足以使他们在最后时刻下定决心:可能是某种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公,而激发起群体性的情绪反应;也可能是由于某些个人的过失,伤害到那些潜在的社会主义者本人或他们亲友的利益,这时,原先那种完全出于利他主义倾向的潜移默化得到自我主义倾向的强化,最终使他下定了决心。而在另外一些情形下,也许是命中注定,或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歹念和愚蠢,迫使那些秘密的社会主义者泅渡卢比孔(Rubicon)河(铤而走险),而且几乎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例如,某些事情可能使他在本阶级其他成员心目中名声扫地,将他一直隐藏的社会主义观念暴露无遗。对许多人来说,他们之所以加入工人阶级政党,只是由于不小心暴露了自己,让对手抓住了把柄,并在报纸上大肆攻击,从而将其置于一种两难困境:他要么厚着脸皮主动做出让步,使自己遭受羞辱;要么公开承认自己一直隐而不宣的观念主张。这种人变成社会主义党组织的成员,就如同年轻少女冷不防做了母亲一样。俄国虚无主义者纳洽耶夫(Netchajeff)曾提出这样的主张,即将揭露这些懦弱却具有革命思想的人作为制定革命宣传计划的依据。纳洽耶夫认为,只要这些人的大部分(尽管还不是全部)观念与革命者相同,革命者就应当包容他们;而只有这样,革命者才有可能迫使他们与敌人一刀两断,将他们完全争取到“神圣事业”上来。
人们常常认为,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接受程度,随着人们所从事职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据称,那些思辨科学(这里是在最严格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如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神学和法学,由于这些学科往往深受前人思想的影响,使得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人对那些带有颠覆性质的思想观念有一种本能的拒斥。尤其是在法律这一职业领域,人们对秩序情有独钟,将形式奉为神圣,按部就班,而且视野偏狭。而这些品质均被视为对民主体制本身诸多缺陷的矫正。总之,这种观点认为,演绎科学和抽象科学具有某种威权和贵族气质,那些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人则在观念上倾向于反动和教条。而那些从事实验和归纳科学的人,由于他们的工作更多地借助观察能力,这就使他们逐渐具有了越来越强的综合能力,这样,他们更倾向于追溯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尤其是医生,由于这一职业本身就是一场与人的病痛进行不懈斗争的过程,因此医生的思想中往往具有某些社会主义观念的幼芽。
对各种社会主义党派知识分子所从事职业的分析并没有为这一理论提供依据。只有在意大利和法国,社会主义者队伍中拥有相当数量的医疗工作者,但即使在那里,他们的数量仍不及那些从事纯科学研究的人,而且也明显少于律师。在德国,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工人与那些收入较低的医疗工作者(即那些在保险办公室工作的医生)远不是那么融洽。总之,一般而言,与律师以及那些从事抽象思维研究的哲学家相比,医生对社会主义的态度表现得更为冷淡,甚至敌视。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或许在于:与其他类型的知识分子相比,达尔文主义和海克尔主义(Hackelism)的唯物论从一开始(四十年前至今)就在医生群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外,一个辅助性的原因是:许多医生受到犬儒主义(cynicism,经常被推向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影响,而这种犬儒主义不仅是他们针对那种毕生伴随他们的从太平间里发出的味道所做出的本能反映,而且是他们对人类肉体的罪恶、愚蠢以及脆弱的切身感悟——而这是由他们的职业决定的——所带来的结果。
在某些新教国家,如荷兰、瑞士、不列颠和美国,我们发现,社会主义者阵营中有相当多的人是神职人员(但德国却不是这样,在那里,国家这一强制机器无处不在,而路德教会组织严密,而且缺乏宽容精細)。据说,牧师们之所以拥护社会主义,是出于一种对同类崇高的责任感。但也许还应补充一点,那就是他们与大众领袖一样,也需要民众倾听、追随、敬仰他们——至于大众是否是自己所代表的教派的信徒,那就无关紧要了。
在社会主义和革命政党领袖中,有许多是犹太人,这一点或许可以给予我们以启示。由于某些特殊的种族上的特征,使犹太人天生就有作为大众领袖、组织者和宣传家的素质:首先是那种宗教式的狂热,如同传染病一样,这种狂热对大众有着惊人的感染力;其次是不屈不烧的自信(这一点在犹太人历史上有关先知生平的描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还有他们卓越的演讲才能和严密的逻辑思辨能力、非凡的抱负、极端的自我表现欲以及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几近无限的适应能力。在过去75年里,在大众政治生活的众多新思潮中,没有一种不是犹太人于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犹太人组织革命,组织反对国家机器,动员社会反对反动力量(subversiveforces)。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正是犹太人一手锻造出来的,浸淫着犹太人的精神。例如,在德国,一方面,马克思和拉萨尔鼓动革命之火;另一方面,尤力乌斯•施塔尔(Juliusstahl)于1848年之后,却成为封建反动力量的杰出理论家。在英国,犹太人狄斯累利(Disraeli)对保守党内部进行了改组。是犹太人首先激起了民族对立的浪潮,使这些民族最终陷入相互仇视的怪圈。在威尼斯,是丹尼尔•梅因(Daniel Manin)首先举起了反对奥地利人、追求自由的大旗。普法战争期间,在法国,主持国防事务的是加姆贝塔(Gambetta)。在英国,是狄斯累利首先提出“大英帝国不可分割”这样的口号。而在德国,犹太人爱德华•西蒙森(Eduard SimSon)、巴姆贝格尔(Bamberger)和拉尔克(Laricer)成为民族自由主义(nationalist-liberal-ism)的主要倡导者,后者在建立德意志帝国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奥地利,几乎所有强大的民族主义政党的先锋力量都是犹太人首先组建的。在德国的波希米亚人、意大利的民族统一党党员、波兰的民族主义者,尤其是匈牙利的马札尔人(Magyars)中间,最狂热的非犹太人莫属。事实上,犹太人善于组织各种各样的运动,甚至在那些坚持反犹主义(antisemitism)的领导人中,也不乏具有犹太血统的人。
然而,仅仅用犹太人的适应能力和智力上的超群,并不足以解释希伯来人于工人政党中的数量和质量优势,尤其是在德国,犹太人始终在劳工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两位最伟大的运动领袖——拉萨尔和马克思——都是犹太人;另外还有他们同时代人海斯(Moses Hess)也是犹太人。第一位来自旧政权体制,并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杰出政治家约•雅科比(JohannJa Coby)是犹太人。还有美因河法兰克福富商之子、理想主义者卡尔•洪堡(Karl Httchbeig),他在德国创办了第一份德文版社会主义评论。长期担任德国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主席的鲍罗•辛格尔(Paul Singer)就是一位犹太人。在上届大选中当选为德国国会议员的81位社会主义者中,有9位是犹太人。无论是以犹太人在德国总人口中的比例,还是以犹太工人总数以及社会主义政党中犹太人数目来衡量,这一比例都是相当高的。而且这9位犹太人议员中有4位出身正统的犹太人家庭,他们分别是:施德根(stadthagen)、辛格尔(Singer)、乌尔姆(Wurm)以及哈桑(Hasse)。在工人阶级政党组织中,犹太人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理论家的有: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dBem-stein)、海因里希•布劳恩(Heinrich Braun)、施特恩(Jakobstem)、卡泽斯坦(Simon Katzenstein)以及舍恩朗克(Bruno Schenlank);作为新闻记者的有:格兰道尔(Gradnauer)、埃斯纳(Eisner)以及《社会主义月刊》(Socialistisch Monatshefte)主编约瑟夫•布洛赫(Josef BLoch);胡戈•海曼(Hugo Heimann)在市政领域表现突出;莱昂•阿龙斯(LeoARons)是选举事务方面的专家;路德维希•弗兰克(Ludwig Frank)是年轻社会主义者的杰出领袖。在奥地利,犹太人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影响也令人刮目相看,这里只要列举下面的这些名字就足够了: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ldler)、埃伦博根(EllenBogen)、奥斯特利茨(Fritz Austerlitz)、阿德勒(Max Adler)、赫茨(F_Hertz)、施莱辛格_艾克斯坦(thereseschlesinger-Eckstein)、戴蒙德博士(Dr.DiaMond)、布劳恩(ADolfBraun),等等。在美国,有希尔奎特(Morris Hillquit)、西蒙斯(A.M.Si-Mons)、翁特尔曼(M.UnTermann)。在荷兰,有钻石工人工会领袖波拉克(Henri Pdak)、独立马克思主义者维恩库普(D.J.Wiinkoop)以及门德尔家族(M•Mendels)。在意大利,有穆萨蒂(EliaMusatti)、特雷维斯(ClaudioTreves)、莫迪里扬尼(G·E·Modiglian-i)、里卡多(RiccarDo)、莫米利亚诺(ADolfo Momigliano)、弗阿(F·L·Foe),以及专业人士隆布卢索(Cesare Lombroso)。在法国,虽然犹太人的影响并不是那么显著,但我们仍可以列出一大串名字:鲍罗•路易(Paul Louis)、爱德加•米尔豪德(Edgard Milhaud)和1904年《人文科学》杂志(“I,humanite”)的那些股东们。1879年,法国工人党(partiouvrier)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所以能够顺利召开,正是得益于克莱米克斯(Isaac Adolphe Crtmiellx)的慷慨资助。后者曾担任加姆贝塔政府驻阿尔及利亚总督。
在许多国家,例如俄国和罗马尼亚,特别是在匈牙利和波兰,工人阶级政党领袖(俄国革命党除外)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犹太人我们只要考察一下参加历届工人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就可以明显觉察到这一点。此外,许多犹太裔工人领袖还离开俄国,在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eig)和霍尔方特(Istael Helphant)去了德国;拉波波特(Charles RappoPort)去了法国;库里晓夫(Anna Kulis-Hoff)和巴拉班诺娃(Angelia Balabanoff)去了意大利;莱西斯贝格(Reichesbeg)兄弟去了瑞士;贝尔(M.Beer)和罗特斯泰因去了英国。最后,在结束这一长串名单之前,应当提到的是,在德国最杰出的无政府主义领袖当中,许多都是犹太人,例如兰道尔(Gustav Landauer)、纳赫特(Siegfried Nacht)、拉穆斯(Pierre Ramus)、霍尔茨曼。
犹太人的这一突出地位——我们绝对不能将其视为一种“犹太化”(“Judaizaticm”)现象,也不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得到犹太人资本家的金钱援助,其根源(至少就德国和东欧国家来看)在于犹太人所曾经或正在身处的特殊社会地位。在德国许多地区,对犹太人的仇视仍很盛行,迫害犹太人的现象屡见不鲜,对犹太人的歧视根深蒂固。犹太人在法律上的解放并未带来他们在社会和道义上的解放,犹太人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仍相当有限;在司法界、军界以及政府机构,他们完全被拒之门外。尽管这样,在犹太人中间,始终流行着毫不犹豫地反抗加诸本民族身上的一切不义这样的传统精神。这种发端于理想主义的情感,时刻激励着这一充满激情的民族。与日耳曼人相比,这种情感很容易在犹太人身上转化为对待一切非正义的那种超越个人利害的憎恶,并上升为一种旨在建立宏伟的改良世界的革命冲动。
即使犹太人在经济上很富有,他们仍往往被作为另类(至少在东欧是这样)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主导的政治、经济、知识体制只保障非犹太人的社会利益。社会(这里是在更为狭窄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并不信任他们,公共舆论对他们百般歧视。除这种不公正待遇在他们心灵深处必然激起的情绪外,他们还常常受到世界主义倾向的影响,这种倾向由于犹太人特殊的历史经历而得到空前的强化。这样,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将他们推向工人阶级政党的怀抱。也正是这种倾向使犹太人——部分是出于理性,部分则是情感的推动——毫不顾忌资产阶级为阻止革命浪潮而设置的种种障碍,而资产阶级指责那些革命者都是些没有祖国的人(sanspatrie)。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在犹太人的思想(intelligence)中,他们比其他民族更敏于找到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捷径,不过这并不会削弱犹太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政党组织中的地位。实际上,对于那些富商大贾阶层以及小资产阶级队伍中的犹太知识分子来说,虽然他们在选举中投票支持社会主义者,但他们始终拒绝加入社会主义政党组织。在这里,阶级利益压倒了种族利益。即便这样,调查统计发现,至少有2%~3%的知识分子参加了社会主义政党。如果说社会主义政党始终毫不犹豫地谴责反犹情绪,不仅在于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而且也是犹太知识分子有意识地影响的结果。
“反犹社会主义”最早大约出现在1870年。当时在柏林大学任大学讲师的尤金•杜林(ellgendahring)发起了一场支持“德国”社会主义的运动,以对抗马克思及其支持者的“犹太”社会主,义。推动这一运动是基于爱国主义动机。因为在杜林看来,马克思社会主义的胜利必然导致人民对国家的完全服从,它只对那些卓越的犹太人及其助手有利。1875年,杜林成了柏林社会主义小组的核心;约•莫斯特(Johann Most)和犹太人爱德华•伯恩斯坦就是该小组的成员。然而,在与“犹太人马克思”(MaixtheJew)的精神伙伴恩格斯的那场大辩论中,该小组最终一败涂地。事实上,随着杜林反犹主义倾向日益明显,他个人在社会主义大众中的影响也不断下降,并最终在1878年销声匿迹。1894年,卡尔维尔(RichardCalwer)也曾试图将反犹倾向带进社会主义运动。卡尔维尔本人倡导强烈的民族主义,当时是《大众之友》(“Braunschweiger Volksfrellnd”)编委成员。他说在所有优秀的犹太作家中,至少可以发现半打都相当平庸。尽管他们非常乐于逞能,而且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然而,卡尔维尔的努力与杜林一样,并不怎么成功。就在前一年(即1893年),小资产阶级中的反犹情绪愈演愈烈,这种情绪作为反资本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迅速在全国蔓延,并最终组建了政党,到处伤害无辜。与此同时,同年10月于科隆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上,对这一新的政治运动明确了自己的立场。倍倍尔(Bebel)的报告(那些反犹主义者曾对之满怀信心)尽管并不彻底,但整个报告对犹太人措辞友好,他说:“一般说来,犹太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学习都很用功,而那些,日耳曼裔,学生则经常泡酒吧,下馆子,玩击剑(fencing-schools),或在其他地方,我这里就不明说了(笑声)。李卜克内西在他于比勒费尔德(Bielefeld)发表的著名演讲中,进一步强化了代表大会上对反犹主义所传达出的反感。从那时起〔1901年,在卢卑克(LQbeck,德国北部城市——中译者)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上,律师沃尔夫因•海涅(Wolfgang Heine)在与海尔方特(Helphant)和罗莎*卢森堡辩论时,提出一些主张——这些主张相当拙劣,并非原则的表述,它是曾经担任“德国学生联合会”的年轻人极端愚蠢的怀旧〕,德国的社会主义者能够对种族仇恨做出积极的抵制。那些无知的对手妄图将社会主义政党污蔑为“犹太人及其扈从”的党,从而激起民众对社会主义者的不满。对于这些,社会主义者都能够泰然处之。
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为什么也经常加入社会主义者的行列呢?初看起来,这种现象不免让人纳闷儿。现在我们就对之提出一些看法。某些性情温和、心肠仁慈的人,尽管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但有时他们也需要从事一些宣传活动。比如说,他们希望自己的同胞也能过上像他们一样的幸福生活。他们是一些富裕的慈善家,在多数时候,他们的慈善行动往往出于极端的敏感和感伤主义。他们无法忍受他人的不幸,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对那些不幸者具有同情心,而是因为他们一看到别人的不幸自己心里会感到难受,冲击了他们的审美感官。看来,他们与大多数人一样,不忍心看到屠宰鸽子的场面,却可以尽管享用鸽肉馅饼的美味。
有些头脑不大正常的人喜爱吊诡胜过他们的财产,他们往往会产生这样的古怪念头:既然革命即将到来,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免遭革命者的没收,只有公开接受社会主义的信仰,从而与社会主义领导人建立密切的可资利用的友谊。正是基于这种天才的想法,他们毫不犹豫地投身于社会主义怀抱。此外,还有一些有钱人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加入社会主义政党,是因为他们害怕那些泥腿子会要他们的命。。然而,更为经常的是,正如肖伯纳(Bernard Shaw)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富人们之所以被吸引到社会主义阵营中来,是因为他们实在无法为自己找到新的乐子。他开始对资产阶级世界感到厌恶,最终他的阶级意识可能因之消失殆尽,或至少可以抑制他的自利本能,这种本能一直使他与无产阶级为敌。
令人吃惊的是,许多犹太高利贷者纷纷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成员。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犹太人的种族特性,这一点前文已有论述;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基于那些对一切都感到厌腻的有钱人心理上的某些特点。此外,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是由于犹太人身上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占有欲,他们或许已经普遍认识到,自己可以将工人阶级的事业也作为一笔回报丰厚的投资。
然而,可以肯定,对于绝大多数进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年轻资产阶级来说,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借用莫米利亚诺(Felicemomigliano)的说法-完全出于一片真心和强烈的善意。他们既不图名,也不图利,更不贪图高官厚禄。他们只是认为,一个人必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必须将自己的信仰付诸行动。
在这些人中间,我们可以将他们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积极倡导普遍的同情,他们希望将全人类纳人自己的理想之中;另一类则是那些狂热迷信、性情暴躁、机械呆板、自我封闭、顽固教条的人。
在出身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当中,还有另外一些并不太受欢迎的人。他们首先是一些不满现状者、神经衰弱者、讨厌鬼(mauvaiscouchellrs),但他们的不满更多地源于某些个人的动机,他们喜欢自我吹嘘,具有个人野心。许多人之所以仇视国家权威,是因为自己与这种权威无缘,这也正是那个古老的有关狐狸和葡萄的寓言故事所描绘的,他们为嫉妒心和极度的权力欲所驱使。他们的心理类似于那些大家族中兄弟之间因为对方比自己日子过得好而心存嫉恨;他们心高气傲,宁肯在无产阶级的高卢当首领,也不愿在生活着贵族的罗马低声下气。还有另外几类与上面列举的人有些相似的人。首先他们性情古怪。那些处于社会下层的人极力想往上爬,这很自然。而偏偏就有那么一些生活优裕、社会地位很高的人却希望成为下层人,因为他们在那里,总觉得自己的行动受到约束,并认为如果地位下降,自己将获得更多的自由。他们寻求“真诚”,希望找到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人民”。他们都是一些精神快要失常的理想主义者。
此外,还有一些幻想破灭、心存不满的人。因为他们总感到自己怀才不遇,未能在资产阶级队伍中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关注。这些人之所以与无产阶级吻颈,多数情况下是基于他们出于本能地朦胧地想在文化素质较低的工人阶级当中迅速取得个人的成功,在众人心目中赢得一席之地,谋得一官半职。他们喜欢幻想,都是些被人误解的天才,形形色色的变节者,有文化的波西米亚人(流浪者),未被认可的各种社会万灵丹的熬制者,失败者、拙劣的画家、华而不实者、在庙会上舞弄托盘的人、小丑——他们都不是想教育大众,而只想为个人捞得好处。
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党的威望(如果这一词不是一种正式用语,那么至少也是在一般人所理解的意义上使用的)也在不断提高,这会使政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在德国,人们有着极强的社交意识,规模较小的政党被排挤于一隅。然而,众多的资产阶级人士相信,他们将“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政党中找到自己于资产阶级那里找不到的东西”,这里是进行声势浩大的政治活动的最佳舞台。因此,一旦这个党从政府的反对派变成合作者,马上就会有许多人把党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通过这一跳板,他们便可以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野心和虚荣心。在他们心目中,成功并非是为了事业而达到某一目标,或者是对那些为追求理想目标而付出的汗水的奖赏,而只是意味着个人私欲的无限膨胀。正如阿尔科莱奥(ArColeo)所指出的,我们害怕这些人取得成功,就好像这种成功等于是给一头饿兽松开锁链一样。但当我们走近一看,原来他们只不过是一些贪婪的软体动物,无伤大雅。无论事大事小,这一看法都适用。只要工人阶级政党组建了一个合作协会(Cooperative Society),或开办了一家人民银行,为知识分子提供生活保障和有影响的社会地位,马上就有众多所谓的职业社会主义者蜂拥而至,但他们既缺乏真正的社会主义知识,也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情感。与其他任何社会一样,在民主社会,成功将预示着理想的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