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领导者凌驾于被领导者之上?这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然而,人们并不是没有尝试去解决。而在众多这样的尝试中,被经常运用并得到人们积极支持的便是:将所有的知识分子从工人阶级运动的领导层中排除出去。这本身反映了对知识分子的反感情绪,它在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经常出现。它是那种人为地制造一个纯而又纯的劳工阶级领袖的结果,是以某些一般性的社会主义信条为基础的,或被歪曲、被断章取义,或者被过于严格地解释一例如固守于1866年日内瓦第一国际成立大会上所确立的以下原则:认为工人们的解放事业只能靠工人自己来完成。
然而,诸如此类的建议都是建立在那种认为无产阶级出身的领袖与他们所领导的无产者有着更为接近的亲缘关系。他们往往认为,那些曾经做过手工工人的劳工领袖在思维方式上更接近于大众,他们对工人有着更进一步的理解,对他们的需求有过切身的体验,并曾为同样的渴望所激发。这样说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工人出身的领袖不仅能够在那些与他以前所从事的职业相关的问题上比知识分子更有发言权,而且由于他们的个人经历而对工人们的心理和具体的物质需求有着更深切的了解。毋庸置疑,与知识分子相比,出身无产阶级的领袖虽然有自身的劣势,但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无产者对大众的心理有着更为准确的把握,知道如何与工人更好地相处。从这一前提出发,有时人们便推论说,对于那些曾经做过工人的人来说,即使进入政治领导岗位,他也会与普通民众保持持续沔稳定的联系,他将会选择最为切实可行的路线,他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将确保他不会将大众引人歧途。
工团主义者认为,工会应该直接采取行动,彻底摆脱那些出身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领袖们的控制,工会是一个自足而且自为的组织。葺接行动意味着无产阶级将追求他们自己所确定的目标,而无须通过议会式的代表制度。工团主义者将工人自治神圣化,认为任何事情都将取决于工人们的个人能力、开拓精神以及勇气。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是由散兵游勇(Franctirellre)组成的,他们摆脱了软弱无能的社会主义官僚,无拘无束,享有充分自治,并掌握主权。然而,当我们从幻想回到现实的时候就会发现,除了所采取的策略不同之外,工团主义与政治社会主义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双方的出身方面。工会组织是由工人自己治理的。正是从这里,工团主义的支持者们便在逻辑上做了一个大胆的跳跃,并由此推论认为,工人阶级出身的领袖所采取的政策必然与无产者的要求相吻合。
无论从智力层面还是道德层面,工团主义领袖都是一些特殊的手工工人。这些来自工人阶级队伍的领袖往往被视为救世主,他们将能够克服无产阶级组织的一切弊端;无论怎样,他们都是最合格的领袖人选。
认为无产者只要将自己的事务委托给出身无产阶级的领袖,比托付给律师或医生更能够对这些事务直接地进行控制。这无疑是一个幻想。在两种情况下,所有的行动都要通过中间组织。现代劳工运动中,领袖不可能仍然是事实上的手工工人。当工会组织从工厂里选择一人经常性地处理集体事务并从中获得薪水,那么在有意和无意之间,他便逐步脱离工人阶级而演变为一个新的阶级,即一个靠拿薪水过活的新阶级。无产阶级领袖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心理和经济上都不再是手工劳动者,不仅意味着他不再去采石场搬石头,或者去鞋店卖鞋;而且,他将同领导集团中那些以律师和医生为业的同事一样,成为代理机构(inteimediaiy),也就是说,出身无产者的领袖与那些来自资产阶级的领袖一样,都倾向于寡头化。而昔日的手工工人因此却沦为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落魄者”(declasse)。
在社会科学的相关文献中,工会领袖是工人阶级领袖群体中受到最多同情的一群。这很容易理解,因为这些书都出自专业人士和文人之手。一般来说,这些人对工会运动领袖要比政治性的劳工运动给予更多的同情,因为前者并不像后者那样经常干预他们的写作活动,也不试图用新的具有侵犯性的理论搅扰观念领域内的活动。正因为此,我们经常发现,在同一本书中,在对工会领袖大加赞扬的同时,却极力贬斥社会主义领袖。
有人认为,工会领袖作为雇主与工人之间的缓冲器,使得他们养成了许多令人尊敬的珍贵品质:机敏、审慎、耐心和精力充沛、坚定的性格以及个人的忠诚。人们常常认为,这些人生活极为简朴,性能力低下。根据费雷罗(Gugliel Mo FerreRo)所发现的心理补偿理论,认为这是那些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们的共同特征。大多数工会领袖身上所具有的两项最杰出的品质就是:注重现实和个人的善意(这种品质通常与他们对那些一般性的问题缺乏兴趣和理解是相辅相成的)。这两种品质源于他们对个人责任的深切的认识,部分地也许源于他所从事职业本身的枯燥,并在很大程度上是纯粹技术性的和管理性的。工会领袖与那些口头上的革命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领导着政治性的劳工运动,他们与萨尔杜(SaiDous)的戏剧中喜欢饶舌的拉巴加斯(Rabagas)是同一类人。毫不夸张地说,工会领袖对政治具有一种政治社会主义领袖并不具备的敏感度-对社会和经济生活极端复杂性的洞察,对政治上可行的事物的深刻理解。总之,工会领袖(先撇开工团主义者的看法不谈)在许多方面与政治社会主义领袖不同。
然而,在工会运动发展的不同阶段,工会领袖内部也会存在相当大的差异。领导一个财力上还相当薄弱的组织需要领导人所具备的品质(这个时候主要是宣传鼓动和组织罢工)肯定与领导一个为其成员提供固定的福利保障、旨在通过和平手段赢得实际成果的工会组织不同。在前一种情形下,领导人最需要的是热情和宣传才能。作为组织者,其工作不是反抗就是鼓动。在某些批评者眼里,尤其是在无产阶级运动的早期阶段,这些品质来自那种完全的无知。在这一时期,宣传鼓动总是充满了浪漫情绪和感情色彩。它所要实现的目标也往往是道德上的而非物质上的。而当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工会组织所面临的任务则变得日益复杂,财政、技术、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在工会日常活动中的地位愈来愈突出,这就使得原来的鼓动家让位于那些具有专业特长的雇员。阶级斗争阶段的旅行推销员被按部就班、毫无生气的官僚所取代,狂热的理想主义者被冷冰冰的实利主义者取代,具有坚定(至少在理论上)信念的民主主义者被赤裸裸的独裁者所取代。口头宣传活动退到了后台,而管理才能如今却成为最为重要的东西。结果,在这一新的阶段,运动的领袖声调降低,声名也不如以前那样显赫,他们的性格变得稳健成熟,以更为务实的态度处理事情。到这时,领袖开始从大众中分化出来,不仅在于他们作为专业人士的个人品质,而且在于他们的行为所遵循的制度规则,借助这种制度规则,他们得以控制普通大众。光德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组织规则就有47页,分成39段,每一段10至12节。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组织规则,哪一个工人不会感到无所适从呢?现代工会组织的官员尤其是当他领导一个联合会时,他必须对某一产业有准确的把握,他必须知道适时对敌我力量对比做出准确估计。同样,他必须熟谙有关该产业的技术和经济等方面,他必须了解制造某些产品的成本、原材料的产地和价格、市场状况、不同地域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他必须同时具有作为元帅和外交家的两种才能。
工会领袖的这些优秀品质并不总是与民主体制相容,实际上却常常与民主的诸多要件相冲突。
对那些曾经是手工工人的人来说,他们对权力的热爱往往是最为强烈的。刚刚成功地摆脱了先前作为工资劳动者和资本的仆从的锁链,他当然不愿意给自己套上新的锁链,成为大众的奴隶。与其他获得解放的人们一样,他很有可能滥用这种刚刚赢得的自由——倾向于放纵。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在哪个国家,出身无产者的工人阶级领袖往往很容易走向反复无常、专断。他根本不能容忍任何分歧,毫无疑义,这部分地应归结于他的暴发户性格,因为暴发户总是以极端的嫉恨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将所有的批评都视为企图羞辱并削弱他的影响力、对他的过去蓄意的并怀有恶意的暗示。正如刚刚改宗的犹太人反对别人提及他的希伯来出身一样,出身无产者的劳工领袖往往忌讳别人提及他曾经作为雇佣工人的依附地位。
而且我们也不应忘记,与所有靠自己奋斗获得成功的人一样,工会领袖往往极端自负。尽管他通常对具体事务有规范的知识,但他缺少一般的文化和广阔的哲学视野,也没有那些出身较好的领袖所具有的自信心。正因为此,他往往经不住那些出身资产阶级的声名显赫的领袖所表现出的魅力和友善的诱惑。在给佐尔格的一封信中,恩格斯在谈到英格兰时这样写道“这个国家发生的最令人厌恶的事情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敬仰,已经渗透到工人们的骨子里了。社会被严格地等级分层,在其中,每个人都有适当的尊严,而且,那些,出身好,且,地位高,的人天生就能够赢得人们的尊敬。长久以来,这已经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从而使得资产阶级相对较容易地承担引诱者的角色。例如,我不能确定约翰•伯恩斯在他的心灵深处对他在自己的阶级中的影响比他在曼宁红衣主教、迈耶勋爵以及整个资产阶级中赢得的名声更感到自豪。即便是被视为出身工人阶级队伍的最为杰出的劳工领袖之一的汤姆•曼,也乐于回忆他与迈耶勋爵共进午餐的情景。”在德国,在少数几位具有“阶级意识”的德国工人中就有一位在面对威廉二世时,就不敢说出自己的主张,表明自己对所在的党的原则的忠诚。在无产者队伍之中,已经出现了一个由互助会主席、工会书记以及各种组织推举的领导者组成的广泛的阶层,他们在心理上完全仿效与他们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
新的环境将会对出身手工工人的领袖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的言谈举止变得更加温和得体。在平素与那些出身高贵的人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学会了在社交中举止得体,并极力融入到这些高贵者的队伍之中。经常出现的情形是,工人阶级的代表总是极力掩饰他们自身所发生的转变。社会主义领袖以及民主基督教和工会组织的领导人,都在公众面前将自己描绘成普通工人。通过强调他们自己的出身,以及与普通成员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得以确保自己得到工人们的认同,并激发起他们的热情和信心。在1848年法国选举中,所有的候选人都将自己描绘成普通工人(ouvriers)。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荣誉称号,而且是一个能够帮助候选人成功当选的称号。这些普通工人中至少有21位当选。对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的现代社会主义政党所推举的候选人的名单做一研究,将会使我们发现这一称号本身的重要性。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位锡器制造者(master-tin-smith,他拥有一个店面,所以属于小资产阶级)将自己描绘成“焊锅匠"(tinker),等等。甚至同一位候选人在他的竞选演说中为了吸引工人阶级的支持而将自己说成是一个普通工人,与此同时,为了争取资产阶级的支持却将自己描绘成一个雇主。在他们进入议会后,某些手工工人出身的议员仍然或多或少地在衣着上将自己与那些出身资产阶级的议员区分开来。然而,通过这种外在的符号来表明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并不能掩饰他们内心所发生的变化,对于这一变化,饶勒斯曾(在他正式信仰社会主义之前)做了如下描述:“进入议会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很快变成了资产阶级队伍中最坏的一群;他们失去了他们先前所具有的精神和活力,只剩下了氏族长老式的温情脉脉。”
由于受到一种愚蠢的自我满足的激发,出身工人阶级的领袖往往对自己所处的新的环境沾沾自喜,这就使他对任何民主意义上的进步要求漠然处之,甚至表现出敌意。他满足于现有的秩序,最终对斗争感到厌倦,甚至与现有的秩序达成妥协。如今,社会革命这样的信条能给他们带来怎样的益处呢?他们自己的社会革命业已实现,从内心说,所有的领导人的心中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存在这样一个无产阶级队伍,并永远选择他们自己作为代表,从而使他们得以维持自己的生计。所以,在他们看来,目前首要的是无限期地建立组织,只有在最后一个工人被纳入组织之后,工人阶级的事业才有望获得成功。与所有的有福地主(6eati/wsiiefenTes)—样,他们都是些低劣的战士。与在英国一样,他们热衷于某种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工人与资本家将组成联盟,并分享(尽管这种分享仍然是不平等的)一种共同的事业成功所带来的利益。这样,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将取决于商业的利润。这种信条是建立在众所周知的浮动计算法的基础之上的,它规避了所有现存的阶级对立,并使劳工组织变成了纯粹的商业性和技术性组织。当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难以避免时,他便与自己的敌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这种谈判的时间被拉得越长,他的名字便更经常地在报纸和公开场合曝光。如果他继续表达自己“合理的意见”,那他就会在得到他的对手的赞扬的同时,赢得(在大多数情况下)公众的景仰。
个人的自私自利、懦怯、卑劣通常与明智和见多识广等品质联系在一起,它们彼此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致我们很难将那些好的品质与坏的品质区分开来。那些无产阶级出身的劳工领袖身上表现出的性情暴躁开始变得冷静。他们的判断趋于谨慎,激进政策在他们看来是不可取的,这种政策非但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会威胁到已经赢得的一切。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两类动机在背后同时起作用,自利性和客观性携手并进。其结果就是劳工领袖不敢越雷池一步。对于这一点,一位受雇于工会组织的人极为坦诚地表达了他自己的如下看法:“当我们仍然在工作台上夜以继日地工作,而且不得不接受微薄的工资时,从个人利益来说,我们比现在更有理由要求改变既存的社会秩序。这并非是在求全责备,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如果一位出身手工工人的人(经常是这样)从事的是新闻业,那么这种心态会变得更为强烈。虽然他可能通过自己过人的勤奋而积累了大量的知识,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基本功训练,使得他不能将这些知识汇集、加工、提炼成一种科学原则,或者进而创立一种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结果,对他个人来说,隐遁无为便成为更为可取的选择。正如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身上所表现出的这种倾向,即使借助一种广泛的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理论也无法阻止。马克思早就指出了无产阶级领袖身上的这种缺陷,他说:“当工人摆脱了手工劳动成为职业作家时,他几乎总是将理论问题搞得一团糟。”
这样,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与出身资产阶级的领袖相比,领袖的无产阶级出身并不足以确保其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忠诚。1848年,法国临时政府所举行的选举中,有11名工人代表进入议会,其中至少有10位在他们当选之后便抛弃了他们在竞选过程中所倡导的劳工政策计划。第一国际意大利支部(1868—1879)领袖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又一更为典型的例证,在那里,大多数领袖出身于资产阶级或贵族,几乎所有的人认为自己举足轻重。而只有两位来自工人阶级。将自己说成是“模范工人”的斯特凡诺•卡波鲁索,利用职权挪用他时任主席的那不勒斯社会主义者团体的基金;而都灵支部主席卡洛•特尔察吉后来被发现是一位警察间谍,并被驱逐出党组织。
总体说来,劳工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政党将受到其所处的政治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大小与该政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强弱成反比。1882年,铸字工人安东尼奥•马菲(AnToniomaffi)作为代表意大利社会党进入议会的第一位议员,很快加入了资产阶级的一个左派集团,并声称他自己虽然以工人身份当选,并不意味着必然要与其他社会阶级为敌。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雕刻师昂利•路易•托伦(Henri Louis Tolain)和排字工弗雷伯格曾是蒲鲁东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在第一国际日内瓦大会上极力要求将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排除出社会主义组织,而当巴黎公社于1871年宣布成立时,他们自己却倒向梯也尔一边,并最终被作为叛徒驱逐出第一国际。应该提及的是,托伦后来在保守派主导的共和国时期成为参议员。英国劳工领袖奥哲尔(Odger)曾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成员,在巴黎起义爆发之后,脱离了第一国际。他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地在于他反对马克思的专政手段。然而,马克思也可以不无道理地反驳说,奥哲尔最初只想利用第一国际赢得公众的信任,而且,只要社会主义成为他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障碍,他时刻准备背叛它。同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另一名成员鲁克拉夫特(LuCraft),被英国政府委任为学校督察。总之,可以说,当出身工人阶级的领袖领导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时,其攻击力总是比来自其他阶级的工人领袖领导的斗争弱,而且这种斗争所采取的方式与运动当初的目标相去甚远。一位来自法国的批评者在谈到出身无产阶级的工人领袖时指出,无论从智识上还是从道德上,他们都要比资产阶级出身的领袖差,他们缺乏后者所具有的文化和教育水平。这位批评者同时指出,许多出身无产者的领袖的行为总会对反议会主义文化产生进一步的促进作用。“在封建主义统治崩溃后,资产阶级开始统治。而在资产阶级统治之后,我们迎来的是工头的统治吗?然而我们最大的敌人来自我们内部,他通过谎言和狡诈获得了权力”。
人们曾希望充满活力的无产阶级进人世界舞台将在伦理上产生脱胎换骨的影响,这种新的力量将对公共权威构成持久的控制力量,而且(由于被赋予了一种明确的责任意识)他们将能够对他们自己的组织的运作进行严格的控制。这些期望已经被工人们自己的寡头倾向击得粉碎。正如切埃萨•隆布鲁索(Cesare LombRoso)发表在意大利社会党内部干物上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无产阶级越接近权力和资产阶级财富,他更有可能染上他的对手的所有缺点,越可能成为腐败的工具。“这样,形形色色的被我们称为大众政党的小集团纷纷涌现,具有它的对手所具有的所有缺点,并经常在大众中居于主导地位,很容易成为打着自由旗号的政府腐败的工具”。欧洲各国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方面的充分例证。即使在最近,人为地将党的领导权控制在无产阶级手中,导致了某种政治上的弥塞亚主义,所有国家的有组织的工人必然对之采取反对态度。普通的社会主义者经常抱怨,运动中的所有弊端都是由于资产阶级成分混入无产阶级党组织,这完全是一种对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的历史特点无知的表现。
民主政党的领袖并非在任何地方都表现为同一种类型,因为他们受到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倾向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与特定的环境、民族性格、气候、历史传统等因素密切相关。
美利坚合众国是一片遍地布满黄金的土地,在这里,人们的公共生活受到对黄金的渴望的左右,其程度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资本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意味着腐败。在美国,这种腐败不仅涉及面非常广,而且按照美国的批评者所说,它已经作为一种制度被认可。在欧洲,这种腐败遭到普遍的指责和义愤,然而在美国,人们对之却漠然处之,或者一笑了之。莱克(Lecky)指出,如果我们仅仅以美国人的做事方式来对美国人做出评判,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极端否定性的——而且有失公正。
丝毫用不着奇怪,在北美国家,劳工领袖的贵族化倾向本应得到自由的发展,并扩大到相当的规模,他们所处的环境如同人们已经指出的,充满了粗鄙的实利主义。美国的无产阶级领袖惟资本主义之命是从,后者统御着他们国家的生活。结果,他们的政党活动表现出浓厚的财阀性质。当他们提高工资以及获得其他特权的要求得到满足时,工会的官员们便穿着晚礼服出席雇主的豪华宴会。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他们习惯于向那些外国来的会议代表及其夫人赠送贵重的礼品、珠宝首饰,等等。领袖们因为自己的特殊职务获得了丰厚的工资回报,有时其数目也相当可观。某些得到普遍认可的权威研究告诉我们,对于许多劳工领袖特别是工会领袖来说,他们的职位只不过是他们个人获得晋升的手段罢了。根据信息灵通人士所提供的证据,到目前为止,美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几乎没有产生一位值得他们尊敬的领袖。他们中的许多人往往为了个人的目的厚颜无耻而且赤裸裸地利用他们借助工人同志的信任而获得的职位。总体看来,美国劳工领袖往往表现得“愚蠢而且贪婪”。作为一位美国人,同时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的加洛德•威尔夏尔(Gay Lorf Wilshire),对那里的社会主义领袖做出了如下毫不客气的评价:“他经常由于个人的失败才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他工于大声喧哗而不是深邃的思想。他常常是一位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他所提出的要求和进行的政治煽动经常是出于无知。”这样,那些聪明诚实的工人要么被驱逐出劳工组织,要么被引入歧途。事实告诉我们,完全被资产阶级所控制的劳工领袖并非少数。由于没有受到多少教育,他们对巴结奉承毫无抵抗能力,然而,这只是他们身上众多缺陷中最轻的一种。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只不过是资本雇佣的奴仆罢了。这样,“工会首长”成了被敌人操纵的“老板”、“工贼”,或者用一个更有意思的美国术语表达就是“资产阶级的劳工副官”。从社会主义者那里,我们发现大量的详细证据,某些类型的美国工人在他们获得特权地位后便完全失去了道德感。在组织得最好的工会组织中,某些工会组织与各自产业里的资本家订立长期协议,以图共同剥削消费者,并与资本家分享由此带来的利益。其他情况下,工会联合会由于受到雇主的贿赂,在另一个劳工集团中组织罢工。另一方面,许多有利于工人的罢工之所以中途夭折,正是由于雇主能够使工会领袖从结束罢工中得到好处。美国工人阶级缺乏社会主义意识和阶级意识,这一点总是受到那些来自雇佣者阶级的著名作家和主要成员的青睐,他们赞扬这些工人超凡的智慧,并用他们比照欧洲工人的懒惰和不思进取。然而,正是这些人牵着充满智慧的美国工人的鼻子走,工人们没能意识到劳工领袖的劣迹。事实上,这些人拒绝与那些比他们更为敏锐的同志共事,实际上纵容了这种劣迹,后者由于发现并揭露领袖们的欺诈行为而遭到嫉恨。
在腐败发生的频率方面,北美国家有组织劳工真可与那里的资产阶级相匹敌。一位研究美国劳工运动史的历史学家为此惊呼:“那些臭名昭著令人担忧的传闻无论是在资产阶级身上还是无产阶级身上都得到集中体现。而在劳工组织中,其发展到令人极端失望的程度,以致即使借助那种在其他国家劳工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英雄主义和激情也对之无济于事。那种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文明中所表现出的犬儒主义已渗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骨子里。”美国劳工运动在组成上可以说都是青一色的无产者,但与此同时,其堕落程度也表现得最为突出。与我们所提到的那些为了赤裸裸的利益而产生的腐败行为相对照,实际上还存在一种导源于理想主义的腐败行为,这种行为不应当与前者相混淆。有时,劳工领袖出于金钱的考虑而攻击某一党派,并由其他政党或政府提供资金。实际上,他这样做意味着他并不看重金钱。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党的利益,他个人并不沾一分一文。正如一位美国政治经济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这种腐畋行为有时需要领袖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为党确保了额外的资金来源,然而这种行为必然受到强有力的攻击和深深的休疑,甚至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在政治上将走向末路。他在党内为自己赢得了极高的荣誉,做出了一个受到景仰的人所能够做到的最大牺牲。在这类腐败行为当中,自由派经常指责劳工运动领袖的腐败行为,认为他们为了与自由派和激进派作斗争而接受保守派或政府的资助。在世界劳工运动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英国,1885年大选期间,社会民主联盟领袖为了确保大都市地区两位候选人当选,接受了托利党所提供的资金。后者的主要目标是要分裂其主要对手的选票,从而击败自由派候选人;这样,所支付的资金数目取决于社会党候选人的选票数量,平均每张选票8英镑。同样,米兰劳工党领袖康斯坦诺•拉扎里(Constantino Lazzari),为了在选举中与资产阶级激进派一争高低,而从政府那里获得500里拉的援助。在德国,施韦泽(schweitzer)在担任德国劳工联盟主席期间,其某些行为(倍倍尔也在其中)被指责为腐化行为,当初却是出于同样的考虑。细读古斯塔夫•迈耶(GustavMayer)的种种论据至少会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然而,所有这些例证都不足以构成对领袖个人腐败的指控,因为接受那些金钱并非为了个人的某种目的,而是为了党的潜在利益。至于这种行为在政治上是否明智,是否有利于推进政治道德,则是另外的问题。毋庸置疑,这种行为对大众的心理影响并非是积极的。而且,它对领袖自己的道德特别具有危险性。出于崇高的动机而进行的腐败行为最终可能走向为了某种卑劣的目的而行的腐败。如果类似的办法成为政党政治中的惯例而被接受,那么,那些能干却又无所顾忌的领袖很可能将腐败带来的一部分利润塞进自己的腰包,同时却能够使自己比那些能够以身作则、毫无自私心的同事对于党组织显得更为“有用”。这将意味着走向末路的开始,并为党内财阀政治打开了方便之门。
与美国相比,尽管英国劳工领袖的腐败行为也许表现得更微妙而且不那么明显,但我们却不能说他们比美国的劳工领袖在这些方面更为高明。在1906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在一次私人谈话中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伦敦对他讲的一番话:“如果不是精明的英国资产阶级通过腐蚀劳工领袖的办法遏制劳工运动,那里的劳工运动肯定会比现在成熟得多。”出身资产阶级的英国马克思主义领袖海德曼(Hyndman)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在回忆录中说,许多工人阶级领袖(即那些最有活力最具天赋的领袖),一旦他们在出身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的帮助下形成某种真正的政治文化,他们便毫不迟疑地将它出卖给资产阶级。而工人们自己对此却毫无怨言,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不失为领袖的明智之举,并对之充满了崇敬之情,并通过他们手中的选票助长了领袖在公共生活中影响力。另一位对英国劳工运动相当熟悉的作家声称一位著名的劳工领袖最近评论道,劳工运动是那些臭名昭著的人的停尸房。这种说法虽然不失激烈,但在实质上却道出了其中的真谛!”
所以,在美国和在英国一样(虽然在英国较不明显),存在一个无产者出身的特殊的工人阶级领袖集团。在他们当中当然不乏具有坚钿性格、大公无私的人,尽管很少有人具有高尚的品质,但他们在理论上却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能够始终如一地从事政治工作,避免出现错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优秀的组织者和技师。然而除了这些特殊的群体外,许多劳工领袖并未接受过多少教育,而且都是些狂妄自大的蝇营狗苟之徒。这使我们不禁想起狄德罗塑造的那位充满野心的巴黎乞丐对此类人所作的预言:“我将如那些穿着新衣的乞丐一样。我将是你所见过的最卑劣的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