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知识分子以及工人阶级政党对他们的需要

  在劳工运动初期,那些献身工人阶级事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赢得了工人们的高度尊敬;然而,随着运动的发展成熟,无产者的态度却发生了极剧变化,他们开始对知识分子无端指责。普通社会主义者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反感源于某些错误的假定,并从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出发。一派如德国的“新时代”(“NelleZeit”)和“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 Volkszeitung)等社会主义团体,他们得到柏林的革命工人,上、下萨克森州,以及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的积极支持,坚持认为革命理念不可更改,他们理直气壮地认为,知识分子企图“削弱”劳工运动的锐气,“泼冷水”,使其具有资产阶级的特点,抽掉无产者的战斗力,并为其注入机会主义的妥协精神。而另一部分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他们发现长期坚持那些抽象原则往往带来很大不便。而这些原则正是那些革命者用来攻击他们的武器,这就使得他们迁怒于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这些知识分子是一些爱管闲事的不速之客,愚顽不化的大学教授……他们对劳工运动及其基本需要缺乏最起码的认识,反而用他们自己研究出来的观念破坏运动的正常发展方向。这样,一派批评者将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视为改良主义者、极右翼的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社会主义者,而另一派批评者则将知识分子视为极端革命派、极左翼的目无组织纪律的社会主义者。在意大利,直到1902年,知识分子始终处于腹背受敌的迥境。改良主义者宣称自己代表着在经济上组织农民反对绳营狗苟的小集团-即城市中的社会主义者群体)的健康力量。在他们看来,后者大多是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另一方面,诸如“社会主义先锋队”(“A-vanguardiaSocialista”)集团的革命主义者却以产业工人的无产阶级意识为借口,反对雇工和资产阶级领袖。所以,双方都将知识分子视为替罪羊,认为他们应为党所犯的错误和过失承担责任。然而,双方都错了。很难想象那些脱离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有什么理由加入工人阶级政党中的极右翼势力。事实却恰恰相反,这里有心理和历史两方面的根据,它们虽然不是决定性地,却能够说明问题。

  首先,让我们考察心理方面的根据。在对一个“即使那些受过系统教育的人也将社会主义视为罪恶和疯狂”(考茨基本人错误地认为这样一个时期已经结束)的时期考察后,考茨基得出如下洞见:与无产者相比,那些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资产阶级需要更为坚定的性格,更为强烈的革命热情以及非凡的判断力。内部和外部激烈斗争,在社会主义信念形成时期,他们充满痛苦,度过了许许多多的不眠之夜,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那些出身于资产阶级的人才最终变成一位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当一个人出身资产阶级上层,他所需要的耐力和勇气是那些出身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难以匹敌的。,他与资产阶级彻底决裂,从此将后者视为不共戴天之敌,一个没有任何妥协余地的前提(priori)。这样,在与资产阶级的较量过程中,作为社会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将会走向最为革命的一边。

  然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得某些出身资产阶级的人士成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这就是:他对资产阶级的过去和现在有着深刻的了解。而对于一个无产者来说,他常常难以对自己的敌对势力有较准确的把握,而且无法了解自己现有斗争手段的性质。他通常为某种要求社会改革的真诚愿望所激发,并得到某些资产阶级的支持。他就像集市上的农民,在那半真半假地叫卖万灵丹的人面前,张大嘴聆听他吹牛皮说自己的药如何神奇。相反,那些出身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却能够更为准确地认识为什么资产阶级竭力使劳工运动销声匿迹,在资产阶级队伍中的经历使他能够更加轻而易举地发现敌人各种行为背后的真正动机。那些在他的无产者同志眼里被认为是文雅而善意的行为,在他看来却是阴险的巴结,目的是要腐蚀劳工运动。那些被无产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视为迈向最终目标的飞跃,对于资产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只是阶级斗争漫长道路上迈出的一小步。

  虽然两类人服膺于同一种观念,但这种知识水平上的差异主要是由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环境的差异造成的,这种差异必然反映在他们面对非社会主义者时表达这种观念的方式,以及对反对者和同情者所采取的不同策略。两种社会主义者的心理过程有其逻辑基础。社会主义党组织中的无产者只是其中的普通成员,他们有意识地追随社会主义观念在所有领域内的进步,并在这种观念的名义下,成为一个积极的斗士;他注意到党组织的成长壮大,在与雇主的斗争中,工资得以增加;他不仅是党组织的成员,而且是工会和某个互助会的成员。他在这些各式各样的组织中的经历使他得到某种相对的满足感。他以积极的眼光看待社会革命,很容易对自己所在的阶级在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方面产生乐观的估计。所以,社会进步在他眼里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单线运行过程。认为无产者会遭受挫折和灾难,这是难以让人置信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即使发生了,对他来说,那也只能是暂时的现象。这种心态使他对自己的对手持一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他时刻准备与自己的敌人和平共处,实现阶级合作。毋庸置疑,在那些于党组织具有一定地位的无产者中间,这种倾向表现得尤为突出。

  其次,以上论述并不难在历史上找到证据。对那些出身贵族阶级或资产阶级上层的社会主义者的研究支持了以上论点,例如巴枯宁和克罗鲍特金,两人均出身于贵族家庭。作为一种规律,在党所要处理的所有有关出身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的重大问题中,最为重要的实际上是谁倾向于那些最激进和毫无妥协余地的办法,谁倾向于最为严格地遵守社会主义原则。另一方面,从劳工运动的历史上,我们也可以发现,许多“改良”思潮受到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毋庸置疑,即使德国的改良主义并非围绕柏林的“社会主义学生”(“Der Sozialistiche student”)组织的小型法郎吉形成,但改良思潮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始终得到该集团的鼎立支持。然而,细察便知,德国改良主义的主要动力来自工会领袖,那些出身无产阶级的人。而且,正是那些最具排他性的工人阶级运动经常表现出改良主义倾向。为了帮助说明,有以下事实为证:法国国际工人联合会是在弗雷伯格(FriBouig)和托伦(Tolain)的共同倡导下成立的;英国的工会主义者;法国的“整体主义者”(integralist),其前身是《社会主义评论》(Revue Socialiste),由手工工人出身的贝努瓦•马隆(Benoit Malon)担任主编〔医学院学生保罗•布罗西(Paul BRousse)、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以及后来的文学家尤•盖达(Jules Guesde)都提醒人们,警惕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独立劳工党及其劳工代表委员会;粉刷工基耶萨(Pietro Chiesa)领导下的热那亚社会主义者;雷吉奥•埃米利亚(Reggioemilia)领导下的农民。这种趋势伴随着现代劳工运动的整个过程。伯恩斯坦曾在充分的事实依据基础上指出,尽管有许多相反的看法,但英国宪章运动中知识分子的革命倾向是相当突出的。“在宪章派的争论中,具有激进和革命倾向的并非那些出身无产阶级的成员,亦非那些出身资产阶级的温和派。革命精神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那些来自资产阶级的成员、文学家等等,而正是那些出身工人阶级的领袖主张采取温和的政策。”总之,如果我们先将改良主义运动对于整个工人阶级是好是坏搁在一边,可以肯定,一般说来,出身无产阶级的劳工领袖对改良主义的主张情有独钟。有关这一方面的例证我们只要提及以下名字就足够了,他们是:比利时的安塞尔(Anseele)、德国的勒吉恩(Legien)、意大利的里格拉(Rigola)。看来,将他们称为可能派这一术语绝不是什么怀有恶意的攻击。

  在革命还是改良之间,资产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更倾向于革命,有关这一说法还难以找到统计学上的根据。最近几年,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的发展实践却提供了与之相反的有趣的论据(有关这一特殊性产生的原因后文将作讨论)。总部设在米兰的社会主义组织米兰人联盟,由于大多数成员的捐款迟迟得不到落实,使得该组织在财政上日趋困窘,终于,该组织在1903年采取了一项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经常采取的权宜之计以缓解其面临的危机。从此,该组织不再要求每位成员按月缴纳相同数目的会费,而是根据成员个人的生活富裕程度按比例缴纳。这一改革当初完全是在社会主义情绪的推动下实行的,却引起米兰的社会主义者集体退出该组织(因为与占据主导地位的革命派存在相当大的分歧,所以他们一直想找一个体面的借口退出联盟),他们宣称,新的认捐体制没有丝毫的公正性可言。这个时候,那些退出的成员全是收入水平较高的工人,从而使得这些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倾向暴露无遗。还应注意到,在最近几年(自1901年以来),大多数意大利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明确宣布自己是改良主义者,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图拉蒂的机会主义思想。这里出现了明显的前后矛盾。前文已多次指出,资产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对革命事业的坚定程度取决于他怎样加入具有强烈阶级意识的无产者行列,在这一过程中,他不得不披荆斩棘,进行激烈的斗争并遭受许多伤害。他充满勇气的奋斗历程表明,他具有为了理想而甘愿牺牲自己的特殊精神,以及天生就精力充沛的战斗精神。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的革命能量逐渐枯萎,因为,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进入社会主义变得越来越轻而易举。淮橘成枳,已经成为普遍的规律。意大利所发生的一切正说明了这一点。

  最近社会主义的发展表明,在各种流派中,知识分子的分布基本上是相对平均的。仍以德国为例,我们发现,是医学博士拉斐尔•弗里德贝格(创立了无政府社会主义;具有类似倾向的还有哲学博士奥托•布克以及曾担任骑兵上尉的医学博士厄恩斯特•特辛(。如果我们在改良主义者的行列发现有沃尔夫冈•海涅律师,曾学习神学的理查德卡尔维尔,曾学习政治学的马克斯•席佩尔,格里地区的牧师、业余从事体操教学的爱德华•戴维,哲学博士海因里希•布劳恩,以及其他知识分子——同样,在革命派阵营,有哲学博士弗兰茨•梅林、医学博士保罗•伦什、罗莎•卢森堡、霍尔方特、曾是学生的马克斯•格朗瓦尔德、律师出身的阿瑟•施德根、律师卡尔•李卜克内西以及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考茨基只是偶尔逃脱了博士这一头衔的羞辱。这样一来,在德国,我们无法将知识分子完全纳入革命派或改良派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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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政党中反对知识分子的斗争,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它起源于知识分子队伍中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由此引起不同政治倾向代表之间的斗争:在逻辑上严格秉持理论的本来要旨与批评者之间,机会主义与不可能主义,以英国为榜样的工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信条,以及改良主义与工联主义之间。时常,这祌斗争表现为党的主导力量与那些进入劳工运动的各种成分之间的斗争。并非总是那些真正的(或曾经是)手工工人首先站出来反对知识分子。然而,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工人阶级始终对党内那些来自其他社会阵营的人持怀疑态度。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针见血地写道:“在斗争过程中,这位来自资产阶级队伍的难民(即知识分子——中译者)发现自己在同志中间陷入孤立,并遭人误解。一方面,他在资产阶级中间变成了陌生人和栖居者,而他所受的教育和生活习惯都与这个阶级有着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在无产者队伍中间,他也是一个陌生人和栖居者,他与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传统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往往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新的环境对他反应冷淡,使他的处境尤为艰难。那些在理想主义的促使下加入党组织的知识分子,很快感觉到自己的人格遭到侮辱,原来的理想随之化为泡影。而且,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他们很难体会知识分子为加入党组织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保尔•格里向德莱斯顿(Dresden)代表大会倾诉自己怎样出于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放弃了自己的职业、收入、社会地位甚至自己的家庭,而许多社会主义刊物对此所做出的反应是,用礼貌点的话说,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多愁善感。而且,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做出这些牺牲并非为了工人们的事业,而是为他们自己打算。总之,这些社会主义同志对格里出于对他们的热爱而做出的巨大牺牲完全无动于衷。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知识分子与无产者之间缺乏相互理解的意愿。

  在德国、意大利、法国以及其他一些巴尔干国家,知识分子遭到前所未有的攻击。在德国社会主义历史上,党的成员中那些受过教育的人遭到人们普遍的歧视。回顾一下1903年德萧斯顿(Dresden)代表大会就足以说明问题。会议期间,整个复杂的策略问题被归结为“知识分子问题”。即使在今天,知识分子仍经常遭到怀疑。尽管这样,还有知识分子认为有必要向公众说明,自己虽然出身资产阶级,并受过较好的教育,但仍然是合格的社会主义者。这当然与英雄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知识分子始终否认自己真实的社会性质,并假装自己为了事业呕心沥血,但我们不要被这种行为所蒙蔽。梅利奈(Merlino)瞪大眼睛不无讽剌地警告我们说,这种事情只有到知识分子掌握了劳工运动的领导权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生。到那时,他们觉得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固,至少在与大众的关系上他们不再需要任何伪装。不过,即使他们仍然故意做出某种礼贤下士的姿态,那也是出于他们潜意识中对有可能被指控为资产阶级政党的暴君统治的忧惧,但更重要的目的在于避免来自工人阶级中的竞争者的批评。

  需要指出的是,对知识分子缺乏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但这种不信任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因为它能够使不少貌合神离的知识分子(他们进入社会主义队伍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沽名钓誉)另谋高就。再没有比容忍完全由知识分子进行统治更对工人有害了。享受大学教育不可能成为那些具有特殊天赋的少数人的专利;它是那些在经济上处于优越地位的阶级的特权。所以,一个学生没有必要为他自己的能力和所拥有的知识志得意满,他也没有必要炫耀自己的博士或硕士头衔。只要有机会,每一位智商平平的无产者都能够以与出身资产阶级的人相同的成绩获得大学学历。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我们不能否认,为了使无产阶级运动能够健康地发展,工人们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即使超过必要限度的几百倍,也比由于对他们过分的信任而受到一次欺骗好。然而,不幸的是,现代劳工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将知识分子完全排除出去,也难以避免工人阶级一再遭受蒙蔽这一事实。

  从伦理角度看,非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轻蔑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即使在今天,在许多国家,那些想要进入革命工人政党组织(即“社会颠覆者”的政党,或者如威廉二世所说的“那些没有丝毫爱国心、不配称为德国人的一群乌合之众”)的知识分子依然要遭受巨大的社会上和经济上的损失,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另一方面,无产者却经常可以通过加入自己所属阶级的政党而得到某些特权,所以他们在阶级利己主义动机的促使下,排斥知识分子。毋庸置疑,对于在政治领域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来说,他们需要来自自己周围的人成为无产阶级大军的指挥官。而且,这些领袖必然要被赋予充分的权力,他们的地位也应得到坚决的维护。然而,这里的问题是,一旦那些工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他们反过来又歧视他们先前的工友,后者的社会地位低下,为了党的事业甘愿沦为落魄者阶层。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党中的反知识分子倾向尽管对每个个人来说有其合理性,但总的说来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合时宜和可笑的。即使对于德国劳工运动这样高度技术化的组织,它也不能没有知识分子。尽管如我们所看到的,该组织总体上可以说是无产阶级的,尽管它有许多出身无产阶级队伍的权威性领袖,诸如倍倍尔、依格纳茨•奥艾尔(Ignaz Auer)、约翰内斯•蒂姆、马丁•西格茨、、阿道夫-冯•艾尔姆、奥托•休伊等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排除了知识分子,德国社会主义将失去它所拥有的许多优势。

  在梅林(Mehring)看来,让知识分子进入无产阶级队伍,与其说是让他们作为斗争中的普通成员,还不如说是让他们作为理论家指明前进的方向。他写道:“如果他们只想成为从事实际斗争的一员,那么他们在劳工运动中的影响将是微不足道的;只要想到工人们早已具有了应付任何艰难困苦的实践生活经验,那么只有几百人的知识分子在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中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在梅林看来,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的巨大价值在于:创立有关阶级斗争的理论;探索劳工运动与世界总体进程的历史联系;确保工人清醒地认识运动各个部分与整个世界的转型进程之间的有机联系,这些正是他们极力推进的目标。所以,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使工人阶级在迈向他们的伟大目标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并向工人阐明那些能够确保无产者实现其胜利目标的社会关系。

  这里没有必要为无产者的才智做辩护,进而反对那种看到历史上社会主义党需要知识分子就指责手工工人自己缺乏能力的做法。任何关注民族工人运动发展史的人都不能不注意到:具有强烈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政党为了自身的解放而制定的体现出他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才干的斗争策略;他会看到在每一个国家,工人们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表现出的才智、献身精神、沉着而且不屈不烧。作为互助会的管理者、工会组织的成员、社会主义报刊的编辑,从技术角度看,无产者堪称典范,即使资产阶级,只要他们从事类似的活动,他们也会将无产者作为他们模仿的对象。尽管如此,我们却经常发现,出身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常常承担着处理国际工人阶级政党中的理论问题,并在许多情况下,全盘指导其政治实践活动(尽管无产者在实践活动中总是处于主导地位);这种现象远不是因为从事实践斗争的无产者知识分子走向贫困,它可以从现代经济生产组织中得到很好的解释。由于这种组织(虽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它允许本组织的劳工发挥自己的才干)垄断着文明的最高特权(adusumDel-phinomm),致使它不可能给予有才智的工人成为知识分子的机会。毋庸置疑,现代生产需要在现代无产者队伍中寻找聪明能干的工人。但与此同时它也需要知识分子,即那些其自然智力受到充分的专门训练的人。如今,统治阶级本身就能够提供充足的知识分子,后者与该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私人产业组织并不愿向无产者开放所有的受教育渠道,因为这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而且,在农业领域,许多地主以犬儒式的口吻宣称,工人们越无知,就越有利于他们提高利润。所有这一切所造成的结果是,出身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享有许多现代无产者无法享有的特权:他们拥有完成政治教育的时间和手段;享有从一地迁到另一地的人身自由以及物质生活上的独立,而这正是从事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活动必不可少的。看来,无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仰赖于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这本身便不定为奇了。

  1894年,在德国社会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农业问题的委员会,在委员会的15位成员中至少有9位知识分子,这显然极不成比例。尤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德国社会党领袖群体中,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然而,该委员会所要处理的是专业化的科学问题,而只有那些受过科学教育的人才能够承担。同样,在那些涉及到专业知识和技术问题的领域,如法律、经济、哲学,也需要专业化的知识分子去解决。总之,所要处理的问题是那些只有对之有长期深入研究的人才能准确把握。一个人通过自学是无法培养出这样的能力的,这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国家结构的逐步民主化,集体生活的社会化以及工人们的工作条件的改善,都可能逐步削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然而,这只是在遥远的将来的事。而且,现代无产阶级运动不可能等到工人阶级成熟到能够用无产阶级出身的领袖完全取代现有的出身资产阶级的领袖那样的程度。

  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政党中的资产阶级成分既不能通过强力消除,也不能通过党代会的决议来解决,它是整个无产阶级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没有必要为之而感到内疚。历史地看,劳工政治运动若没有来自资产阶级队伍的背离者,就如同失去了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者一样难以想象。这无论是在早期的劳工运动还是现在我们所知的各种运动中,都是无法回避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