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领袖和政党在财力上的支配地位

  在德国社会党内部,极少有领袖开小差或背信变节。这与法国社会党特别是该党议会党团领袖形成巨大反差。在1893年8月20日举行的选举中,法国社会党有六名代表进入波旁宫(Palais BourBon),他们分别是:鲍林•迈林(Paulin Mery)、阿尔丰斯•休伯特(Alphonse Humbert)、A.艾贝尔•霍韦拉克(A.Abel Hovelacque)、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皮埃尔•理查德(Pierre Richard)、厄内斯特•罗切(Emest Roche),。这六人当中,只有著名的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霍韦拉克一人始终对党忠贞不渝,而另外五人如今已公开站在社会党的对立面。众所周知,米勒兰曾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到1904年他就与社会主义运动背道而驰。在1906年5月所做的一次竞选演说中,米勒兰已不再使用“社会主义”一词,而他的竞争对手正是社会党的正式候选人、马克思的女婿、社会学家保尔•拉法格(Paul Lafaigue)。如今的米勒兰公开反对集体主义,成为一位爱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而其他四位前社会党议员甚至更早地退出社会主义阵营。与布朗热(Boulanger)将军的名字相关的那场小小的政治风波,就足以将那些领导法国无产者革命的斗士的所谓社会主义信仰摧跨。如今,他们都服膺于神圣的民族主义诉求。鲍林*迈林成了布朗热主义领导人之一;1906年5月,在第二轮投票中,当他与资产阶级激进派人物费迪南•布伊松(FerdinandBuisSon)相遇时,他所在选区的社会主义者立即转向支持布伊松。德雷福斯(Dreyfiis)事件期间,休伯特成为军队参谋部得力干将。厄内斯特•罗切一度是布朗基(Auguste Blanque)的信徒,后来却与奥•瓦扬(EDouardVaillant)为伍,后者是一位著名的布朗基主义者,目前正担任昂利•罗切福特(HenriRochefort)的助手。在最近巴黎第十七区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罗切败给了社会主义改良派人物保罗•布罗西(Paul Brcusse),尽管曾一度是无政府主义者并首先倡导在西欧进行理论宣传的布罗西最近失去了革命派工人的支持(作为巴黎市政委员会主席,布罗西在私人别墅宴请阿尔丰斯十三世,此举正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毋庸置疑,即使在今天,罗切仍是布朗基唯物主义党(Parti Blanquiste ni Dieu ni Maltre)的一员,该党在每个星期举行的多少带有私人性质的集会上反复强调“毫不妥协”(Intransigeant)。然而,该党只是说一套做一套。因为尽管它设有一些支部,但在政治活动中不发挥任何作用。在所有现实政治问题上,这一小撮人与反犹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流合污。从理论上讲,只要罗切一有机会与后两者套近乎,他便毫不犹豫宣称自己是“共和国社会主义及祖国不会腐败的英雄”(le champion incorruptible de la republique,du Socialisme et de la Patrie),他的反资本主义立场显得格外软弱,而他的沙文主义倾向却表现得尤为明显。

  与法国的情形相反,德国社会党与意大利及比利时的社会党一样,有幸拥有信仰坚定、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事业的领袖。德国社会党的领袖队伍经常由于其他左派政党的加盟而不断得到强化,如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奥•倍倍尔(Auguste Bebel),《法兰克福报》(Trkfurter Zeitung)的马克斯•克瓦克(Max Quarck)和鲍•巴德尔(Paul Bader),以及曾创立国家社会党以对抗社会党的保尔•格里(Paul Gfihre)和马克斯•穆伦布里尔(Max Maurenbreher)。而且,德国社会党领袖集团中的杰出人物中途退出社会党的并不多。只有少数无足轻重的领袖例外,如马克斯•洛伦佐(Max Lorenz),曾任《莱比锡人民报》(Leipzdge Volkszeitung)编辑,后来加入国家社会党,担任《反社会民主党通讯》(Anti-Sozialdemokratische Korrespondenz)编辑;还有年轻的路德维希•雷文特洛(Count Ludwig Revendow),他在1906年成为反犹主义的代表人物;此外还有几位名不见经传的学者以及一两位中途加入无产者队伍的人士,如编篮匠出身的费舍尔(Fischer)。严格说来,单纯脱离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党而加入其他形式的好战的社会主义流派并不能被视为背叛行为,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是狂热而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如莫斯特(Johann Most)议员,曾是奥格斯堡(Augsburg)小有名气的装订工人;威尔海姆•哈塞尔曼(Wilhelm Hasselmann)议员,化学家,1890年与社会党公开决裂,起先追随反议会社会主义,后来又转而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如果将他们统统说成“变节者”,那就将脱离一个组织化政党与背弃工人阶级解放这一信念混为一谈。即便那些可以被认为背弃了社会主义信念而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那些脱离德国社会党的变节者,没有一位曾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如今,在德国,斗志昂扬的无产者对自己先前的代言人与社会主义者的敌人一起在政府中供职已经司空见惯。在德国,没有一个人能像阿.白里安(Aristide Briand)那样,昨天还晕总罢工的积极倡导者,并为反军国主义立场积极辩护,公开声称自己同情反军国主义者的“为了制止战争甚至不惜公开反对政府”的政治立场,而今天他却作为政府公共教育部长,积极支持他的内阁同僚对反军国主义者采取镇压手段。对德国人来说,约翰•伯恩斯(John Bums)这个名字可能相当陌生。1886年,作为一位劳工领袖,他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失业工人示威游行,并公开表示要捣毁宫殿,洗劫商94店,这在英国首都的资产阶级中间引起了一阵恐慌。然而,几年之后,伯恩斯成了伦敦地方政府董事会主席。当劳工代表委员会在议会中提出一项要求议会出面帮助失业工人的动议时,伯恩斯却宣称,自己既不是一个出入酒馆的政客,也非一位有着菩萨心肠的慈善家,心甘情愿用工人们的血汗钱去援助那些所谓的失业者,他要求工人们平时注意节俭,不要花那些毫无价值的冤枉钱。工人们曾对他们领袖的真诚和坚定性格充满信心,如今一切却都化为泡影。工人们在政治上丧失斗志,道德上失去信心。他们陷人麻木不仁、偏狭封闭(one-sided specialization),如新工会主义(new unionism),或盲信于合作化运动,或某种形式的自由意志主义,自绝于政治组织以及审慎的议会活动。在法国,这种情况屡见不鲜。白里安步米勒兰的后尘,而米勒兰则步路易•勃朗(Louis Blanc)的后尘。而绝大部分工人大众则分裂为两部分,一部分坚决主张逊位,而另一部分人则受到法国人所说的我行我素观念的支配。在德国、意大利以及比利时,至今仍未出现类似法国的那种令人不安和沮丧的现象,这就使(如果不是惟一原因)那些“久经考验、值得信赖的”政党领袖常常对自己过分地盲目自信。任何不带偏见的旁观者都不难发现这一点。实际上,在德国,对于政党领袖来说,除了上述原因賦予其权威并使之不断趋于集中化之外,还有诸如组织意识、对领袖指引的强烈渴望(这一点在德国无产者中间表现得尤为明显)以及党内那些才能突出、经济上能够独立的人相对缺乏,等等,进一步推动了领袖权力的集中。正是基于此种特殊情况,使得德国社会党领袖可以避免由于个人之间的恩怨或策略上的分歧而带来的消极性影响,否则,像在意大利和荷兰发生的那样,将引发领袖与党员大众之间的激烈冲突。尽管在意大利和荷兰,社会主义领袖的权威地位并未受到动摇。

  可以说,德国社会党领袖并未脱离普通的工人大众,尽管领袖在策略上时有分歧,但总体来说,他们所采取的策略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相当的一致性,领袖与大众之间观念上仍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总之,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以及(尽管与前者相形见绌)议会党团仍能够反映全国各地党员的一般意愿。组织化的德国工人之所以能够给予那些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代表他们的领袖以充分的信任,主要在于领袖总是从道德和政治上向工人们承诺他们所渴望的安全感。毫无疑问,这种安全感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地看,大众将自己的利益委托给他们的领袖是合情合理的。然而,毋庸置疑,造成领袖地位不可动摇的根源同样错综复杂。有人认为,使德国劳工领袖地位稳如磐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的道德从未受到形形色色的诱惑的侵蚀。这正如一位从未成为男人追求对象的少女一样。如果就领袖们坚决维护党旗这一特有政治品质而言,这一解释不无道理。在一个没有代议制政府的国家,君主可以不顾议会中多数议员的意见而自行从主要行政机关官员中遴选政府各部部长从而使大众代表通往官场的通道被堵死,这就在事实上(ipso facto)避免了领袖精神上的堕落,后者集中表现为:在部长职位的诱惑下,社会党领袖会在不同程度上改变自己原有的斗争立场。同样也排除了旨在改变现有经济秩序基础的革命社会主义者走向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张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一直关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并对之抱有深切同情的拉布里奥拉(Arturo Labriola),以不无讥讽的口吻预言,只要有朝一日德意志政府主动让出一官半职,社会主义者便很容易满足,“改良主义的流毒”将在德国蔓延。他进一步指出,这种传染病的病菌已经在四处传播。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时至今日,尽管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封建特性仍然影响着德国的法律和人们的思维习惯,弁对劳工领袖的个人野心施加了必要的限制,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仅仅从缺少诱惑这一点去解释劳工领袖权力稳固这一事实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就诱惑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而言,德国劳工领袖所面临的诱惑并不比其他地方劳工领袖少。不管一个政府如何独裁,都会不失时机地拉拢腐蚀任何对政府权威构成威胁的运动领袖。为此,任何国家都有专门的资金,它是得到人民代表同意设立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德国劳工运动领袖即使并不具有早期意大利劳工运动领袖所具有的那种福音派教士般的道德品质,也总是能够抵制任何试图通过贿赂腐蚀他们的企图。有关,1872年德国劳工总同盟(Allgemeiner Delltsche Arbeiterverein)主席施韦泽(Johann Baptist von Schweitzer)的贿赂丑闻至今尚未水落石出。当时性情暴躁的倍倍尔带头谴责施韦泽,并最终促使后者被开除出党。现在看来,倍倍尔也许完全搞错了。但这样的事情在德国社会党那里并不少见。即使党的领袖集团中的那些下级官员——我们也许可以将他们称为非特派官员(non-Comissioned officers)-也能够不为警察的威逼利诱所动。虽然有时他们也接受贿赂,但总是立即上缴《前进报》或其他社会主义机关报,登载声明要求行贿人在一定时间内前来认领,否则,将被充做党的活动基金。

  德国社会主义运动领袖之所以这样忠贞不渝,原因可谓多多。其中有些原因是观念上的:德国人特有的对自己本职工作的热爱,忠于职守,长期以来与其他同志一道遭受迫害,工入及其代表被孤立于资产阶级世界之外。他们坚信,只有一个结构严密、团结一心的政党才能将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转化为现实的行动,所以,他们对那些脱离组织化政党、散兵游勇式的社会主义斗争极其反感。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原因,使得德国社会主义者对组织有一种本能的偏爱,后者能够抵挡任何来自外界的冲击。社会主义者行动中常常表现出的这种对党组织的依附,,构成了德国社会主义大厦赖以立基的最为牢固的基石。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理解在历次危机中和危机后社会主义运动领袖的所作所为,用不怕亵渎的话说,这些危机足以使许多领袖公开弃党而去。而正是那种对党的爱戴之情,使得绝大多数党员都能与党组织取得高度认同。E.伯恩斯坦和K.艾斯纳(Kurt Eisner)等人即使在经历了几乎要将他们赶出党组织的激烈冲突之后,仍保留自己的党员身份。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这类斗争的过程中,这些人总能够保持个人的人格尊严,而如果没有这种人格尊严,任何有着起码自尊的人是不可能在党内立足的。

  这种观念上的动机也得到另一种同样重要的物质动机的强化。党的工作人员的薪给制度成了一种纽带,任何同志无论如何都不敢轻易割断。德国社会民主党为其工作人.员提供酬金,使后者能够抵御各种形式的物质诱惑。但是在法国、英国、荷兰、韋大利等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宣传(无论是口头的还是文字的),主要依靠志愿者。而在德国社会党内部,从未听说其宣传活动是由志愿者进行的。在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主要依靠个人热情、个人的主动性以及个人的献身精神实现的;而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依靠的是忠诚、纪律以及酬金的激励。例如,我们可以发现,在其他国家社会党历史上,一些重要期刊,如米兰的《社会主义先锋报》(Avanguardia Socialista)和阿姆斯特丹的《新时报》都是由个人自发创办的,而且这些刊物的维持主要还是凭借个人的政治理想主义。虽然经常入不敷出,而且投稿人几乎分文不取,这些刊物仍照常发行。相反,在德国,柏林的《前进报》、《莱比锡人民报》以及《新时代》都是由社会党创办并资助的,它们拥有给薪编委,投稿人也能得到相应的稿酬。不过,如果以为社会主义的宣传家和党的官员所得的报酬将使他们用工人们的血汗钱支撑自己的奢华生活(由于“值得尊敬的”媒体以及那些经常光顾俱乐部的有闲阶级的近乎可笑的无知,使得他们往往这样认为),那就大错而特错了。社会主义的新闻工作者的生活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挥霍无度、放荡不羁,他们每天从事的工作并非轻而易举。他们需要高度的自我克制和牺牲精神,他们经常为了工作而心力交.瘁。与其工作量和工作难度相比,他们所得到的报酬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凡是对社会主义出版机构中的工作和报酬以及党的工作人员的生活状况有基本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马克斯•克瓦克(Max Quark)、阿道夫•穆勒(Adolf Muller)以及其他许多人,凭倍他们的个人能力和受教育水平,如果他们选择其他职业,他们所得的报酬则要远远高于现在的收入。

  德国社会党对所有涉及党的工作支付酬金这一做法,应当能够使读者对德国社会主义者活动的某些特点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但与此同时不能认为所有为党的工作都有报酬。在边远地区,党组织相对薄弱,周报发行量小,财政吃紧,因此,党的许多工作都是无偿的。而且,在许多地方,当地同志作演讲都不拿酬金。虽然面临重重阻力,但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理想主义仍具有相当的感召力。在选举期间以及其他时候,许多社会主义者主动放弃节假日休息,为党做义务宣传,不辞辛劳地散发传•单、选举演说词以及印有社会主义标志的挂历,等等。而且,做这些工作不仅要经常四处奔波,并忍受生活上的困窘,而且还要承受来自四面/v方的谩骂,随时都有可能遭到逮捕,而且时刻准备承受那些被激怒的反犹主义者和牧师般的农民的人身攻击。

  然而,总的来讲,在德国,从最无足轻重的报纸通告到冗长的公开演讲,社会党都为他们提供酬金。尽管这种做法在相当程度上使党丧失了那种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热情,降低了进行义务劳动以及自发性合作的积极性,但它极大地提高了党组织的凝聚力,使党具有了人事上的权威。虽然党已经没有了先前的灵活性和首创精神,社会主义信念也不及先前那样坚定,但这些都是党进行活动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基础所在。

  为什么那些被公认为出类拔萃的人总是愿意服膺于党的意志而不是与党组织彻底决裂?许多对社会主义有着独到见解的批评家如恩斯特·闪特(Ernst Giinther)都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他们发现,如果这些人与党组织决裂,必将危及他们个人的政治生

  涯,他们将不再“充分代表工人们的利益”。毋庸置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是最能体现工人阶级利益的纲领,所以,摒弃这一纲领便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利益失去保障。但同样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对于普通党员来说,将自己的经济利益与党的事业紧密联系起来,只不过为他即使放弃自己的信仰也能够继续留在党内提供了充足的理由罢了,而坦白地说,他对自己所在的党已没有了先前的那种认同感。”

  有人这样写道:

  Staatserhaltend sind nur jene,

  Die Vom staate viel erhalten.

  尽管这里不无夸大之词,但其中也道出了某些真理。而且这种批评不仅适用于政党,它同样也适用于国家。薪给制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党组织的官僚化,使权力不断走向集中。对党(即代表多数的政党领袖)财政上的依赖,使整个党组织被牢牢地绑在一起。事实表明,党内最顽固的保守派人士,往往是那些对党组织依赖性最强的人。当这种依赖性达到一定程度,便会对他们的心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不难发现,如果社会党议员不是由国家而是由他们各自所在的政党组织提供薪金的话,他们对自己的党组织便具有强烈的依赖感。相反,如果他们的薪水由国家提供,那么他们首先认同的是自己在议会中的同僚,即使他们能够进入议会完全仰仗于社会党的支持。

  众所周知,工会组织能够吸引成员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组织为其成员提供多大的经济好处。这样看来,德国社会党应当从工会运动的成功经验中受到启发,将目前完全由党的官僚机构垄断的某些特权扩大到普通党员。在1904年布莱梅(Bremen)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负责社会党财政工作、时任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奥托•格里奇(Otto Gerisch)就党组织存在的问题作了演讲,其中就提议对上述办法予以考虑。在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工会组织比社会党搞得更好之后,格里奇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在他看来,工会组织之所以获得了比社会党更多的优势,在于工会组织为其成员提供了更多的“追加好处”。格里奇进一步指出,对于工会组织来说,只有为其成员提供大量的经济支持,工人们才能够对工会保持高度的信赖,其成员数量将迅速增加,组织本身也将更趋稳定。沿着这一思路,格里奇说:“值得指出的是,鉴于自己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苛尼斯堡地区(Kenigsbeig)的同志肯定在组织和宣传工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甚至为党内成员提供丧葬费用。这一做法真可谓明智之举。与工会组织相比,社会党明显处于不利地位,我们无法为党员同志提供任何直接的好处。不过这一局面迟早要得到改观。”我们不知道格里奇的这一席话是否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党将在党内建立生活保障制度,或者他仅仅是在极力向社会党推荐这一做法。另一位代表意大利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Avanti”)出席大会的奥达•奥伯格(Oda Olbeig),是从前一种意义上理解格里奇的讲话的,他将这篇讲话视为“蜕化堕落的危险信号”叱可以肯定,在德国社会党内部,人们越来越看重直接的物质上的好处,这种倾向将使党组织转化成一个以社会主义为装饰的无产者的保险协会。显然,这一倾向将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加入党组织,从而使党的力量不断壮大。与此同时,社会党的官僚机构也将得到空前的发展。至于这种倾向将对社会党与国家机器之间真正的力量平衡、政党的道德感召力、内部凝聚力以及策略上的一贯性,等等,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无法在这里逐一进行讨论。上述事例已经足以引起我们注意薪给制度对组织的维持和巩固所发挥的作用。

  在贵族体制中,只要其基本保持自身的财阀特性,选任官员经常是不拿报酬的,即使该职务需要他们投入全部的时间和精力,这一职务完全是荣誉性的。他们出身上层阶级,腰缠万贯。在他们看来,出于个人荣誉上的考虑而为公共事业,或因在国家机构身居要职花点钱甚至慷慨解囊是完全值得的。这在许多现代民主国家也屡见不鲜。伦敦市长阁下以及英国其他主要城市的市长都是不领薪水的。同样,意大利的市政官也是如此。由于业余生活等方面的补贴一般来说相当少,这些官员必须拥有雄厚的个人资产,以保证他们的日常开销。他们要么是暴发户,要么家底殷实。同样,对意大利议员来说,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意大利,政府反对给议员提供薪水,因为在政府看来,国家的选任议员接受薪金是不光彩的和欠妥当的。加之意大利社会党财政括据,这就使得手工工人首先被排除在议会活动之外。1909年,意大利议会中36位社会党议员中只有两人出身手工工人(同时担任工会领袖)。这样,党在立法机关的代表很可能只局限于少数富人,即那些既有时间又有钱,从而能够负担得起没有薪水的职位和不断迁居所带来的费用的人们。而在法国,议员们的薪水相当丰厚,人们发现,在议会中,往往是那些最富有的人代表最贫困的选民。

  民赃在某些民主主义政党特别是那些经费来源紧张的政党中,在党的机构中任职往往也只是荣誉性的。由于那些拥有相当财富的人能够通过为党提供财力上的支持而在党内获得并保持其影响力,所以党内常常会形成一个特殊的财政上的权势集团。在党的出版机构,由于缺乏足够的财力支持,它们被迫依赖那些较为富有的党员提供的资金来维持。这样带来的结果便是,作为报社的主要股东,他们顺理成章地左右了报社的活动。在法国,我们可以找到这一方面的典型例证。《人文科学》杂志一度得到了犹太富商的私人财团财力上的支持。在确定参加党代会的人选时,首先考虑的是那些能够且愿意自己支付差旅费的人。结果,与一些国家的议会党团类似,党的最高权威机构——党代会被那些经济上相对宽裕的人们所占据。这在意大利、法国以及荷兰等国家均不难见到。而在德国,这种现象却很少发生,一方面在于社会党成员中很少有人生活富裕,另一方面则在于社会党自身的财力充足。所以,在德国,真正的差距并非党员之间的差距,而是不同地方支部之间的差距。不难想见,对于那些财政拮据的地方党组织来说,派代表出席党代会往往充满难言的苦衷,特别是在会议召开地与当地相距甚远的情况下更是这样。结果,对于那些财力紧张的支部来说,在由于无法找到既有时间、金钱,又愿意自费出席党代会的代表的情况下,不得不干脆打消派代表参加党代会上的念头。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党内舆论是坚决反对这种做法的,指责那些按照这种标准产生的代表是“勉为其难的代表”,认为以这种授权方式产生代表的做法是对党的背叛,是腐败行为。1904年布莱梅代表大会上,围绕弗因德里希(Fehndirch)事件,大会将其指责为公开的犯罪。这样的指控有失公允。因为对一位党员同志来说,自己掏腰包出席党代会往往需要更强的牺牲精神和敬业精神作后盾,这与那种由地方党组织出资让他出外休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就党代会本身的代表性而言,那些规模较小的地方支部往往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已经采取过许多方案。例如,为了实现所有地区平等代表权的民主原则,1903和1904年,马尔堡(Maituig)支部两次提出建议,要求所有出席党代会代表的个人开销均由党的中央财政承担,这项建议未被采纳。随后又有人提出另一种解决办法,即把数个地方支部合并成一个地区联盟,例如汉萨-拿骚(Hesse-Nassau)联盟就做出了这样的规定:“那些没有能力承担其参加党代会代表与会费用的地方支部,每年将通过抽签选定一个支部,该支部出席党代会代表的一切费用将由联盟承担。”顺便提一下,联盟的十个支部中有五个支部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才可能获得出席党代会的机会。

  对于那些有着充足经费来源的政党来说,并不需要较为富裕的党员财力上的支持。这不仅有助于避免后者在党内产生过分的影响力,而且能够为本党培养一批忠诚的官员。他们之所以对党忠贞不渝、尽职尽责,是因为他们要靠党组织来养家糊口。早在1906年政府允许政党为其成员支付酬金之前,德国社会党便开始为其议会党团成员发放工资。这样,绝大多数生活拮据的社会党领袖在进入议会的同时,仍然是党的正式成员,并与绝大多数社会党议会党团成员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与法国的情形正好相反,在那里,形成了一群“独立社会主义者”。连法国社会党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在经济上独立于党组织的政党领袖对党构成了威胁。在那些政府和党均不为人民代表支付酬金的国家,很可能会出现财阀统治,因为议员必须是有钱人才能够担任。不过在法国,财阀统治的危险不是由于议员们没有工资;恰恰相反,他们每年的工资高达60。英镑。因此,为了抑制本党议会党团成员收入水平,并使党的财政有一个可靠的来源,法国社会党规定,凡是以社会党的名义通过选举进入议会的议员,必须将其年收入的1/5即120英镑上缴社会党财政。为了逃避这项税金,许多法国社会党议员索性宣布退党。1905年,法国议会中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者集团,其中原因固然多多,但首要的原因还是希望逃避这一高额税赋,将那一部分本来是政府作为工资发放的现在却要上缴党的财政的数额不小的资金留为己用。即使那些为了保住自己的席位而在口头上权且接受有关上缴的规定,多数人往往是一拖再拖,迟迟不予兑现。在每年的党代会上,就如何迫使那些赖账的社会党议员兑现他们的义务,都要进行无休止的讨论。然而(这也许又是历史的一个反讽),人们却很快发现,剥夺议员们的部分收入并不能有效地防止党内财阀寡头集团的产生。根据1910年尼姆(Ntaes)代表大会上社会党执委会提交的报告,在党128,000法郎的总财政收入中,有67,250法郎是社会党议会党团成员上缴的资金,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显而易见,这当然有利于议会党团成员维护其在党内的主导地位。他们是党的行政开支的主要财政支柱,对党的事业举足轻重,理应受到所有普通党员群众的尊敬。

  一般来说,一旦原来的体力劳动者成为雇佣者,他们并不是容易对付的上司。他们多疑,而且极端苛刻。对被雇佣者来说,如果他没有足够的手段避免他们那些泥腿子出身的八面玲珑的上司们的控制,他们将受到(正如他们常常所抱怨的)比任何私营业主对待他们的更为糟糕的待遇。就那些领取薪水的党的领导集团成员来说,每个人都将自己视为资本家并以资本家的行为方式行事。此外,体力劳动者常常无法理解脑力劳动的重要意义。

  在罗马,许多生产性合作协会都按照体力劳动者的标准规定协会商业和技术方面管理人员的工资待遇。德国也曾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米用同样的做法。1898年在格尔森基尔欣(Gelsenkirchen,即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中译者注)举行的基督教矿工集会上,代表们要求矿工领导人之一布鲁斯特(Brnst)应作为矿工继续下井劳动,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他将伤害到他的矿工同志们的尊严。1892年柏林社会党代表大会上,代表们花了数小时专门就一项动议进行讨论,该动议要求将党的工作人员的最高工资限定在每年125英镑以下。而在1894年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有关将两位书记的工资增加25英镑的提议虽然经过了好几轮投票,然而最终却由于没有获得多数支持而被摘浅。长期以来,在德国社会党内部一直盛行这样一种错误观点,认为给党的工作人员支付薪水,甚至给那些为党做宣传工作的人员支付酬金,只是一种恩赐(gratuity),—种“小费”(PouiBoire)。在社会主义的报业机构,编辑们的收入往往远不及一般的管理人员甚至排字工人。尽管这一现象已有所改观,但在体力劳动者中间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他们总是极力将政党官员的工资收入保持在一般工厂工人的水平。几年前,某一工会组织通过了一项动议,规定工会工作人员应当按照工时计酬,标准采用他们各自所在产业的平均水平。直到现在,在限定工会组织中工作人员薪水的过程中,许多人仍然主张他们的报酬应当低于资产阶级雇主付给同样劳动量的报酬水平。尽管如此,总的来讲,可以说,德国工人阶级如今已经对其工作人员丰厚的收入司空见惯。这一方面是由于工会和社会党财政状况的改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工会和党的工作人员成功地避免了在党代会上大张旗鼓地讨论他们的收入问题,而是将其仅仅作为委员会私下讨论的议题。

  然而,在法国,由于社会党议会党团成员年收入高达60英镑,所以工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对其工作人员的工资做出限制。15,000法郎的收入在工人中间激起了普遍的不满,使得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一直反对工会组织中的工作人员收入超过每年60英镑。1900到1901年间,劳工总同盟(ConfederationGen6raleduTravail)书记、司库以及秘书三人工资加起来只有3,173法郎(即每年40英镑多一点)。印刷工人联合会的两位主要负责人每人的年收入只有144英镑,而司库的年收入为48英镑。金属业工人联合会1905年全年支付给三位主要负责人的工资分别为112英镑,而七个地方支部的书记的薪水只有95英镑。就是这样该联合会认为巳经很高了。

  在意大利,在社会党和工会组织中,还未出现大批雇佣工作人员的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缺乏资金的缘故。长期以来,工会和党的地方支部的书记、行政人员以及司库都是临时设立的职位,其日常工作完全凭借个人的善意和奉献精神。直至1905年,只有印刷工人联合会才有专门的图书保管员和财务管理员。即使到现在,劳工组织的活动仍十分粗糙,而且缺乏基本的连续性。实际上,近年来,各种工会以及劳工联合会(Bourses du Travail)的固定工作人员呈持续增长之势,然而他们的薪水仍相当低。根据里纳尔多•里格拉(Rinal Dorigola)的报道,这些工作人员的薪水已经从原来每月100里拉提高到20。里拉,“如今,任何体面的组织为其工作人员提供的薪金都不会低于这个标准”。然而,这一增加幅度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20。里拉的月薪还是无法吸引那些熟练工人放弃他的本职工作而去担任工会领袖。即便这样,假如我们相信工团主义者,甚至在意大利,工会领袖也日益变得游手好闲。即使在那些财力雄厚的英国劳工组织的领袖那里,也时常遭到谴责。

  社会党和工会组织为其工作人员提供的工资之所以微薄,原因不仅仅在于雇佣者的傲慢和专断,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只要他们成为雇佣者,这种傲慢和专断便根本无法避免。对于那些组建不久的组织来说,其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缺乏经费。而且,实行低薪制还出于一个现实的目标,即希望工作人员应当出于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热爱,而不是将目光盯在这些职位所带来的物质利益上。它们希望通过这种做法有意识地培养领袖的理想主义,防止他们凌驾于无产者同志之上。在世界各国劳工运动的早期革命阶段,都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采用过这种手段。虽然劳工组织对其工作人员微薄的工资收入并不总是心安理得,但它仍然严格禁止党或工会组织成员接受政府提供给议员们的薪金。1885年,柏林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退出普鲁士州议会选举,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议会成员每天15马克的收入将使社会党成员脱离自己所属的阶级。

  实际上,至少在工会运动的早期阶段,领袖的低薪制是一项有意为之的政策。然而这一做法并不能真正保证领袖们尽职尽责。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仅靠理想主义并不足以使他恪尽职守。人的热情并非可以长期储藏的物品。那些为了某种伟大的信念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人或许可以坚持几分钟,甚至几个月,但要让他们为同一信念始终不渝,常常是不可能的,即便这种信念并不需要他个人做出多大的奉献。甘愿自我牺牲如同一枚质地上乘的金币,它可以在一瞬间被花得一干二净,而如果我们将其化整为零,则会在不知不觉之间被花掉。所以,即便是在劳工运动中,领袖们不仅需要得到同志们的爱戴,获得良心上的满足感,而且需要不时地给予物质上的回报。在意大利农业工人建立自己组织的初期,明确规定:如果农会主席(capdega)或者工会领袖履行了他们的责任,就应当付给他们报酬。

  那些工作人员应当得到足够的报酬,还有另外两个原因:首先是基于道德上的考虑,属于社会主义伦理的范畴。按劳分配,劳有所值。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如果工人得不到他应得的报酬,那么就意,味着他受到了剥削。其次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对领袖实行低薪制是危险的,因为它将一切都压在理想主义这一张牌上。爱德华•伯恩斯坦曾正确地指出,低工资常常导致行为腐化,道德沦丧。与那些能够从自己职位中得到稳定而充足收入的领袖相比,低薪领袖往往更容易为各种诱惑所动,更可能为了一己私利而背叛党。而且,低薪制并不能帮助防止寡头统治的形成,因为它不利于党的主要工作人员经常性地替换,从而间接地推动了寡头集团的形成。在法国,工会领袖的薪水仍少得可怜,所以没有形成能够接替老一代的新领袖。因此,在工会代表大会上,我们常常见到的是同样的面孔。

  如果政党领袖没有薪水或薪水很低,并不能确保他们遵守民主原则,那么,另一方面,党的财政能力的增强(后者将使领导者薪金有可能得到大幅度提高),却可能进一步助长政党官僚专横跋扈。他们由于身居要职而控制着党的财政来源。在基督教的发展史上,我们发现,随着教会财力的增强,牧师及其他神职人员相对于教区的独立性便随之提高。作为教区的代表,他们掌管着商品的流通。所以,任何需要这些商品或企图从中牟利的人,都要看牧师的眼色行事。不仅对乞丐和领取救济金的人是这样,而且同样适用于那些旨在抬高牧师地位或企图接替其位置,即所有垂涎于僧侣的荣耀的人们。为了管理自己的资金和料理日常事务,基督教会需要将其工作人员分成不同的等级群体。这正是等级制的由来,它改变了基督教会本身的性质,使其偏离了自己原来的目标。所有需要对自身财政进行审慎管理的民主政党同样也会面临这样的危险。典型的如德国社会党。

  1908年,在该党中央机构中,仅负责印刷的部门就有雇工298名,在该部门的净利润中他们没有一点份儿,他们对社会财富的管理也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对党的依附与对普通私营业主的依附没有丝毫差别。党的官僚机构牢牢控制着报章杂志、党的文献的出版和销售以及支薪宣传家的征召。对于那些不受欢迎的竞争对手或心怀不满的普通党员来说,所有这些收入来源随时都可能被政党官僚机构切断,而且在实践中这种事情也时有发生。在那些积极倡导马克思主义信条的政党组织中,权力的集中程度比马克思所预言的经济生活中的资本集中还要明显。在过去几年里,德国社会党领袖使用各种高压手段一例如对于那些与他们意见相左的候选人,政党领袖往往以不提供进行竞选宣传所需的人力或物力上的支持相要挟,尽管该候选人已经取得了当地党员同志的充分信任和支持。显而易见,这种做法违背了自由、博爱原则。,这样必然造成高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等级差别。而这一切都是由金钱巨大而神奇的无形魔力造成的。对于这一工人阶级政党组织的核心特征,借用布朗基(Blanqui)的格言就是“没有救世主”。

  最后,应当简单提一下劳工组织在经济上可能产生的另一种影响力。对于酒馆老板或小店主来说,其顾客主要或全部来自工人阶级妇女劳工。他们在经济上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社会党和工会组织。也就是说,他们依赖于劳工组织的核心人物,后者只要一宣布联合抵制,完全可以使酒馆老板或小店主们立即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