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一旦爆发,国家权力将得到空前强化,而政党作为反对派的力量则遭到空前削弱。当人们经历了一天的工作劳顿酣然入梦时,那场悲惨的战争就像深夜暴风雨一样突然降临,将整个世界卷入了史无前例的暴力之中,它将人的生命视同JL戏,对那些不朽的艺术品失去了最基本的珍爱,以致它正在危及到人类几千年来文明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之一便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通过建立完美的经济一社会利益共同体紧密团结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这一利益共同体将以阶级的纵向分化取代民族和种族上横向的分化。实际上,各种各样的民族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对待经济一社会阶级与语言一文化民族观念上的差别:前者假定“民族”观念在道德上和实践上均压倒了“阶级”观念,而后者则认为,无论是观念上还是现实中的“民族”,都服从于“阶级”观念。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者坚信,阶级意识主导着那些受到社会主义理论熏陶的无产者的整个思维。
然而,战争却将这一理论彻底摧毁。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在工人阶级国际中最强大、财力最雄厚、组织最严密的支部,在过去三十年里始终是该国际的中坚——突然委婉地宣布与德意志皇帝携手。社会主义者沦为德意志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并公开与其他各国的无产者为敌,而这在国际工人阶级内部并未激起任何道义上的谴责。毫无疑问,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采取这种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民主党组织寡头化倾向所带来的结果。在现代政党组织中,这种寡头化倾向屡见不鲜,因为对于这些政党组织来说,即使它们的目标仍然是革命性的——即推翻现有的国家体制并代之以另一种国家体制,然而正是为了追求这一目标,而使得建立在权力委托和稳定的官僚体制核心力量基础上的大型组织成为必要。这种官僚体制中的成员领取很高的薪金,该体制控制着新闻机构,并具有雄厚的财力。这种组织成了国中之国。如今,不论政党组织的发展有多完善,它仍无法与政府力量相抗衡,并总是受到政府的控制,这在德国这样的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所以,在德国社会党那里,对政府的批评决不能超出双方力量对比所容许的范围。这成为该党推行其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也就是说,党组织本身的存续日益成为政党活动的首要目标,因而决不能使之受到威胁。这样,政党的外部组织形式及其官僚组织压倒了政党的精神支柱、信条、理论内涵。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凑巧与敌展开斗争,这些原则肯定会成为牺牲品。这种倒退的结果便是:政党不再被视为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逐步变成了目的本身。这使它在那种被强力人物操纵的国家的专断权力面前显得毫无自卫能力。
当国家决意发动战争,决心摧毁所有企图阻止战争的力量,并以政党要是不服从就解散其支部、断绝其资金来源、屠杀政党精英相威胁时,政党无论如何也经不住继续坚持其原则信念这样的考验。政党让步了,立即抛弃了自己先前的国际主义精神,在自保本能的驱使下转变成一个爱国政党。我在本书第一版中有关社会主义政党之命运的论述,已从1914年的世界大战中获得了最为有力的佐证。
尤为典型的是,由于对沙皇专制的恐惧和嫉恨,德国社会主义者与他们的政府完全站在了一条战线上,这使现代政党所表现出的上述自然倾向变得尤为突出。对沙皇的厌恶正是整个德意志民主体制一致支持战争的基础,而这种厌恶不仅在于那种认为斯拉夫人属于劣等民族的愚蠢偏见,而且是马克思本人所坚持的特殊的历史理论造成的。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俄罗斯是一切“反动势力”的罪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眼里,他尤为憎恨的普鲁士贵族军事统治只不过是俄罗斯沙皇专制体制的走狗,他进一步指出,要彻底摧毁德国容克地主的统治,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推翻俄国的沙皇统治,因为后者是普鲁士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持者。这一马克思主义信念已经成为社会党的信条,它深植于每一个成员的内心深处,反映在大量的文献中。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对德皇的战争动员趋之若鹜,他们坚信,无论是从爱国的角度还是从民主的角度,自己都是在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正在为最终解放全人类的那一天提早到来而奋斗。正是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当威廉二世向俄国沙皇宣战时,德国社会主义者们纷纷发表重要演说,撰写最具权威性的文章,为战争摇旗呐喊。
更有甚者,对于那种极力调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原则与现实的种种弊端的努力,连社会主义者自己也为之辩护说,这种调和对德国无产者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便是:如果自己所在的国家遭到失畋,无产阶级必然会遭到失业和贫穷的沉重打击,所以,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正是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也必然是无产阶级的代表的最高目标,因此,对他们来说,竭尽全力支持德国军队,投身于打败敌人的艰苦斗争中,正是他们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使命。如今,有关这一推理背后的主张并不缺乏事实依据。既然无产阶级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家陷入灾难无产阶级也就无法幸免。至关重要的是,工人们的命运与制造业和商业的繁荣息息相关,即便制造业处于最繁荣的条件下,也不能绝对保证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因为工资曲线并不总是与工业利润相一致。实际上,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尽管德国制造业在1870年后近二十年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德国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在这段时间里并未得到提高。在享受繁荣所带来的福利上,工人的命运与制造业主的命运并不总是连在一起。但毫无疑问的是,当危_临时,他们却不得不与企业主共同承担,如果制造业陷入停滞,那么首先面临威胁的便是工人们工资的提高。然而,尽管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全民族范围内有着共同的利益,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与无产阶级在阶级问题上的理想主义是截然对立的。也就是说,它与那种跨越民族界限的兄弟般情谊、积极推动无产阶级国际大团结、最终实现阶级解放的理想相对立,并使阶级这一概念丧失了意义。实际上,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这一理论立场,虽然被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不同程度地效仿,,但其基本准则正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相违背。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假定,存在一个性质上一致、组织上不可分割的工人阶级队伍。而民族主义观念则主张,只存在民族的无产阶级,他们生活于特定的国家和特定的地理疆域内,并受到某种强力或目标的支配。事实上,有关阶级的社会民主观念(这在战时多数德国社会主义者身上就有所体现)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的否定,这种观念将马克思主义降格为在民族、社会、军事等方面实现合作,而不是国际主义理论家们所设想的阶级作为实现世界大解放的工具。历史唯物主义的目标在于:在革命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推翻资产阶级和民族国家政府,实现全人类的大团结。而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则在于:不惜牺牲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使自己的祖国日益强大,实现本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同繁荣。两种观念之间的鸿沟是如此巨大,使得任何试图弥合这一鸿沟的努力都将归于徒劳。将不同国家无产阶级视为一个整体,认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这种共同利益与同样被视为一个整体的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对立。如果此次战争还不能表明这种理论的荒诞不经,那么,它至少已经表明所谓的反动派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由于长期的社会主义宣传机构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灌输,这一假象从起初左右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而控制了他们的行动。
然而,尽管德国社会主义者认为可以将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利益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而且可与目前仍是自己最危险的敌人结盟,但他们却否认其他国家的无产者拥有同样的权利。德意志帝国国会的社会党议员、极端马克思主义刊物《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编辑保罗•伦什(Paul Lensch),以一种进步事业所特有的严肃态度提出以下著名论断:为了摧毁军国主义,德国的胜利是必需的,而一旦德国的敌人真的被打跨,军国主义便失去了市场。反之,如果德国失败,则必然埋下军国主义种子(因为德国肯定会复仇)。而对德国无产阶级来说,德国的失败无异于一场经济灾难,他们将失去基本的生计来源,多年的劳动成果将化为乌有。对英国无产阶级来说,英国的失败无疑会给他们带来益处,社会主义思想将得到迅速传播,消除垄断,并“消灭典型的英国人所具有的愚蠢的自傲”从这一深邃的思想家的看法出发,同一种事业将在英法两国产生与德国完全不同的后果:对德国无产者来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赢得战争胜利,因为战败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对英、法的无产者来说,本国的失败对它们是有益的!
总之,可以说,战争进一步强化了政党领袖的寡头化特征。没有哪个国家(当然,意大利是个例外,因为那里的政党规定在出台一项政策之前须有十个月时间的酝酿讨论)的政党中的普通党员积极参与制定每一项政策,并为这一政策负责;除了意大利,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党在关乎战争与和平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向本党的普通成员征询意见;最高决策权总是掌握在少数领袖之手,而大众只能接受既成事实。在多数场合,对于大多数政党领袖来说,为了巩固自己相对于少数的绝对统治地位,他们往往借助于所谓少数应当服从多数的党的纪律。这正说明了为什么德意志国会中社会党议会党团在面临声势浩大的八月静坐的条件下,仍然以让人难以置信的全体一致投票支持战争借债法案。在正式国会开会前夕的党团秘密会议上,战争的反对者处于少数派地位,由于受到党的纪律的约束,少数派在第二天就被迫公开支持多数的立场,投票支持一项与他们的真实想法相违背的议案。因此,我们不得不认为,政党活动常常要求人们在道德上和智识上做出令人莫名其妙的让步。
此外,许多政党领袖都将战争视为吸纳新成员的有效宣传手段。对于德国社会党来说尤其如此,它要求消除该党与手工劳动者、技工、店员中本党的同情者之间的鸿沟,后者只是不愿意加入一个坚持国际主义纲领的政党。1915年2月22日,在斯图加特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公众集会上,德国社会党最著名的领导人之一,符腾堡(Wurtembeig)会议代表海曼(.Heymann)得意洋洋地宣布:“许多人一直渴望着加入我们的党,但由于某种障碍而不能如愿。现在这个障碍已被消除了!”可以断定,原则常常是那些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本组织的政党的绊脚石,而放弃那些带来不便的原则就意味着更多的选票,即使这样做可能丧失信誉。政党领袖将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这一做法的人,因为政党的基础越广泛,领袖个人的权力将会越大。事实上,当政党的大多数成员加入军队的时候,领袖个人的权力将会得到极大增强,因为这些成员由于无法对他们所属政党的执行机构产生任何影响,因而他们在政治上几乎销声匿迹。在欧洲大陆,由于政府对出版自由、公众集会以及结社权利的压制,即使那些没有被征招入伍的政党成员也失去了控制他们政党领袖的权力。在军事管制盛行的地方,领袖的权力将是无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