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没有组织,现代社会空前复杂的利益结构便无法进入一个秩序的轨道。组织是现代社会利益分化的结果,也是有着共同利益的人们相互合作,采取共同行动和维护集体安全的重要保障。在政治领域,组织在帮助克服工人无产者由于力量分散而可能被敌人利用,使无产者获得对资产阶级的抵抗力和社会尊严的同时,却带来了新的危险。在规模庞大的大众组织中,通过成员普遍参与的办法解决所有的组织内纷争,无论在技术上还是机制上都变得不大可能。这样,代表制便应运而生。起初,代表是大众的“公仆”,他的一切行动都受到大众意志的支配。然而,随着代表们所从事的事务日趋繁复,对个人的某些才能(如演讲才能和丰富的知识积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劳工运动早期推行的那些保障成员参与政党事务和工会管理的措施日见失效,并最终被抛弃。现代政治组织中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开始走向分化,那些具有更高经济和社会地位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获得了更多进入领导阶层的机会。这样,一个相对稳定、受过特殊训练的由薪给职业领导组成的精英群体就此产生。组织的决策逐渐被认为是只有领导者才具备的才能,这一权力被从大众手中抽走,集中于领导者之手。曾经只是集体意志执行者的领袖很快从大众的控制中解脱出来,他们从当初大众的“公仆”变成大众的主人。
而且,领导者的权力往往与组织的规模成正比,即组织的正式建制愈扩展和分化,成员规模愈大,财力越充足,组织领袖的个人权威愈不可动摇,组织内普通成员对组织的直接控制能力就变得越软弱。这样,一套刻板而且严格的等级体系随之产生。这一等级体系也成为作为战斗堡垒的政党机器顺利运行的必备条件。而代议制政府形式所宣称的大众意志的体现,实际上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不断篡夺权力的过程。
造成领导者与普通大众之间分野的,除了上述结构上的动因之外,还有智识方面的根源。随着职业领袖的出现,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在智识上的鸿沟也开始拉大。领导者在智识方面相对于被领导者的优势地位,集中表现在他们所受的正规教育和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领导技能,而这些都是普通大众没有机会或动力获得的。对于那些来自资产阶级阵营的无产阶级领袖而言,他们当初在资产阶级阵营中已经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而对于那些出身无产阶级的领袖来说,他们往往通过无产阶级成立的专门培训机构以及长期的领导实践,获得知识和技能,这使他们与那些来自资产阶级阵菅的领袖一样,获得了相对于普通工人大众的优越地位,他们掌握了公共生活的所有技术细节,诸如财政政策、外交事务方面的知识以及能够审时度势、及时有效地处理日常事务的能力。这样,在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内部,政党领袖与普通成员之间必然走向分化,无产阶级队伍内部发生了新的“阶级分化”。受到更多专业知识和特殊技能训练的领导者,其地位日益变得不可或缺。这种不可或缺性正是领袖强大权力的重要来源。随着领袖及其附属集团特权地位的确立,其生活方式也逐步与普通成员大众相分离,日趋走向资产阶级化。而对普通大众来说,事业、家庭等私人事务占据了他们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许多需要做出决断的公共事务只能激起很少一部分人的兴趣,这就使他们在政治领域内常常表现出一种普遍的无能状态,同时,也使领袖权威获得了理论上和实践中的正当性依据。这样社会分工导致专业化。由专家担任领导是必要的,也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专业化意味着权威,正如病患要听从医生的摆布,因为医生比病患知道得更多,他们对人体健康和病灶有专门的研究。在政治领域,病患(大众)必须接受领袖的指挥,因为后者具有普通人所不具备的政治能力。”与领袖与大众之间在结构上和智识上的分野相伴随的,还有领导者心理上的根源:不可否认,并非所有获得名誉地位的人都是些不择手段的野心家,事实是,那些在劳工运动初期担任领袖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准。然而,一旦获得权力,要想使他们放弃就不那么容易了。而且,长期在位将使领导者的心理状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权力的行使和对权力的意识,常常使领导者变得曰益自负,他们往往自视甚高,产生过高评价自己能力的本能冲动。那种潜藏于每个人心灵深处的指使他人的欲念在这种冲动的激发下,使得获得权力的人总是想方设法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采取各种手段维护自己的领导地位,对任何可能威胁到自己权力的势力均抱有本能的警惕和敌意。对于那些缺乏其他生计来源的领导人来说,即使仅仅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会将领导职位紧紧抓住不放。对于他们来说,丢掉领导职位,无异于个人生活上的一场灾难。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政治事务的日益专业化,使得他们难以把握国家政治组织及其日益复杂的运行结构。再者,大众内部的利益分歧与情感差异使他们难以如同单个人或少数人集团那样行事。从群体行为外观看,大众常常得过且过、漠不关心,对新的政治状况反应迟钝,而如果没有来自外部并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权威的指点,他们便失去了基本的行动能力。这就给予了少数人聚敛权力的绝好机遇。而大众对那些代表他们心声的人往往心存感激,特别是那些在运动最艰苦岁月里曾带领他们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人物。这些人被套上神圣的光环,并被赋予超人的力量。面对大众对自己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领袖们则将这种感激视为对自己使命之神圣性的肯定,他们赢得了大众的充分信任,不断获得连任,这就使领导职位成为他们当然的囊中之物。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在普通工人大众眼里,领袖常常属于“更为高级的人类”,他们有着常人无法具有的特殊才能,只有他们才能引导整个工人运动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样,对领袖的盲目崇拜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普遍现象。与此同时,领袖也使自己日益变得不可或缺,只要发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他们便以辞职相要挟,以退为进,借此巩固并强化自己的权威。他们的所作所为日益脱离大众意志的控制,与运动的根本原则相背离。而对普通大众来说,虽然对那些“伟大人物”的行为充满不安和尴尬,但仍然是无可奈何,因为他们不能没有领袖,不能缺少在位者于其岗位上逐步训练出来的素质,而且无法及时找到能够取代该领袖的合适人选。
这样,无论从结构上、智识上还是心理上,领袖在实践中和理论上获得了自身存在的正当性。在现代大众式组织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鸿沟随着组织职能的专业化和运行机制的复杂化而不断拉大。权力逐步集中于少数人手里,他们日益形成一个封闭的、几乎不受任何约束的小型寡头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