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在民主政党中,领袖掌握着不受限制的权力,然而,对这一看法有必要做出某种限定。从理论上讲,领袖受到大众意志的左右,只要大众做出暗示,领袖就必须服从,因为后者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解职和取代。在实践中,我们知道,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领袖往往享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不过,对民主政党来说,即使不能完全避免领袖的独裁倾向,也至少能够对领袖进行任免。所以,政党领袖最危险的缺陷莫过于对大众的盲信。与民主式领袖相比,贵族式领袖更能够防止普通大众的盲目冲动。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每个人都各自怀揣一根警棍。可以肯定,大众总是无法直接进行统治,但同样可以肯定,对大众队伍中的每一个个体来说,只要他具有某些使自己从普通大众中脱颖而出的必备素质不管这些素质是好是坏都能够进入领导者集团并成为统治者。如今,对于那些已经握有权力的人来说,新的领袖的崛起总是意味着一种危险,因为他们将被迫让出自己的位子给新领袖。基于此,现任领袖必须时刻注意大众意见和情绪的变化,因为后者决定着他能否保住自己的位子。即使在表面上,他也至少应当在行动上与大众保持一致,必须承认自己只不过是大众手中的工具,而且至少必须以大众的善意和愿望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样,至少从表面看来,大众似乎真正控制了领袖的行动。然而,只要领袖的权力受到严重威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由于新领袖或领袖集团开始在党内占据主导,并传播与党内元老意见相左的观点。除非他们主动服从大众的意见而让出自己的职位,对原来党的领袖来说,他们除了与新的领袖分享权力外别无选择。但如果我们对事情本身作更进一步的考察,不难发现,他们之所以对新领袖做出让步,在多数情况下,也是旨在消除年轻对手的影响力。老一代领袖的退位,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出于对大众意愿的忠诚。然而,他们的真正动机则在于防止他们自己可能面临的威胁,这一威胁便是新的精英集团的形成。
在自感力不从心或欺世盗名动机的驱使下,领袖会在表面上表现出对大众言听计从,然而这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煽动伎俩罢了。那些善于蛊惑民心的政客往往将自己打扮成大众意志的奴仆。不是将大众提升至他们自己的水平,恰恰相反,他们往往自甘卑下,并与大众平起平坐。即使那些最为诚实的领袖,也深知“懂得如何利用大众的盲目冲动为自己蓄谋已久的计划服务”是取得成功的应有之义。强权领袖能够在面临群众压力时镇定自若,因为他们深知即使自己的权力受到攻击,也无法被动摇。相反,那些基础并不稳固的领袖却常常在群众运动的疾风骤雨中被连根拔起,他们的地位也遭到削弱甚至被取代。但这种暂时的让步只是一种自我伪装的手段,因为他们深知,只要能够仅仅保住目前的职位,作为大众意愿的执行者,他们不久将恢复以前的地位。在领袖与大众的关系处在最为紧张的关键时期,一位深孚众望的德国社会主义领袖这样说道:为了引导大众,必须首先听从大众的意愿。这种讥讽背后隐藏着一个深刻的心理学事实,即希望指挥别人的人必须首先学会如何服从。
人们发现,每一次群众运动通常总是以抛弃自己的领袖告终。例如意大利的林齐(Rienzi)、马萨尼诺(Masaniello)、兰多(Micheledi Lando),法国的丹东(Dan Ton)和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等等。对于这些人,上述结论无疑是有说服力的。然而,如果认为是大众起而反对他们的领袖并使后者垮台,则是大错特错了。推翻领袖的并非大众,而是一部分领袖在大众协助下推翻了另一部分。典型的如丹东,他被罗伯斯庇尔推翻,而罗伯斯庇尔却继而被残余的丹东派势力推翻。
领袖之间勾心斗角、相互嫉恨,他们不惜采取各种手段甚至阴谋诡计。在议会活动中,民主政党的议员们往往“以共同事业的名义采取惊人之举”,借以瓦解党内的政治对手,从而在大众心目中树立新的威望,这种行为一度被视为一种民主责任和个人的防范措施。由于绝大多数代表、选举人和普通党员对议会议员所应承担的责任并不明确,他们经常指责后者软弱无能,因此,议会中党的代表不得不经常美化自己的过去。正是基于这种需要,才产生了不少拖沓冗长的政治演说,德国人将其称为废话连篇(Daueneden);在奥地利、法国、英格兰以及意大利等国议会中,也常常出现类似的“场景”。事实上,对领袖来说,要吸引大众注意并使后者对自己引以自豪,个人事件往往要比有关水力开发或与阿根廷签订商贸协定的报道更能激起大众的兴趣,更容易为大众理解。而且,我们不应忘记,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意大利,这样的冗长演说在资产阶级的报章杂志上比比皆是,而那些严肃的演说却常常只有寥寥数言,社会主义者的演说更加简略。所以,即使在正常年代,民主政党在议会中的代表也要从事大量的演讲活动。在意大利,议会中社会党议员自嘲道,从1909年3月25日到7月10日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总共发表演讲212次,占议会这一时期全部演讲的20.4%,而期间社会主义代表人数只占议员总人数的8%。这不仅有利于维护本党在反对派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与每位代表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它将确保后者在下次选举中击败党内外政治对手,重新当选。
导致领袖之间勾心斗角的分歧林林总总,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那些在其他领域内已经卓有建树,如今试图加入党组织并担任党的领导职务的“伟大人物”与那些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阵营一分子的党内元老之间必然发生冲突。经常出现的情形是,冲突往往因年龄差别引起。有时这种冲突导源于社会出身的差异,例如出身无产阶级的领袖与出身资产阶级的领袖之间的斗争。有时分歧之所以发生,则往往出于某一运动各分支机构的现实需要,如政治性的社会党与工会之间,或党的代表机构与执行机构之间的冲突。有时,由于党内领导层纵向分化,使得官僚机构内不同层级群体之间发生冲突;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种分化则是横向的,例如两个地方或全国性领袖集团之间的冲突,巴伐利亚社会主义者与普鲁士社会主义者之间,法兰克福社会主义者与汉诺威社会主义者哈努(Hanau),斯图加特国际反军国主义大会上瓦扬(Vaillant)与饶勒斯Uaurfes)以及赫尔韦(Herve)的法国支持者与倍倍尔和福尔马尔(Von Voumar)在德国的追随者之间的冲突。在许多情形下,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也可能因种族差异而起。德、法社会主义者在国际代表大会上无休止的斗争,在许多方面只不过是1870年普法战争的继续。在国际代表大会上,还包括经常遭到误解、成分多元的第三集团——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他们对所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充满敌意,同时也遭到后者的嫉恨。然而,在多数情况下,不同领袖集团间的分歧产生于另外两种动机:首先是现实的分歧和一般观念原则的分歧,或至少在社会进化主张以及采取怎样的最佳应对方略上的分歧;这样,各种各样的政治倾向便应运而生,例如改良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工联主义者和政治社会主义者,等等。其次,领袖之间的分歧和斗争还可能由于个人因素所致:冷漠、妒嫉、猜忌、权力欲以及哗众取宠。恩里克•弗里(Enrico Ferri)曾这样评价他的政治对手菲利普•图拉提(Filippo Turati)他恨我是因为一山不容二虎。”在多数情况下,两种动机在现实中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且,最终我们发现往往是后一种动机占主导,因为原则和智识水平的差异将很快演化为代表不同理论主张的个人之间的敌意。反过来,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出于个人动机而相互勾心斗角的领袖往往羞于将自己的真实动机公之于众,他们总是打着理论斗争的旗号。这样,个人之间的恩怨常常以观念和策略上的分歧这样的面目出现。
根源于民主体制的寡头统治面临着两方面的危险:大众的反叛,以及与之密切相关并作为这种反叛的直接后果,因寡头群体中的某一个人获得了最高权力而进一步转化为专制独裁(dictatorship)。前一种危险来自社会底层,而后者则来自寡头体制内部:一方面是大众的反叛,另一方面则是寡头篡权。这样,在任何现代大众式政党组织中,真正的同志式友爱精神少之又少,人们相互间难以建立起真诚的信任,潜在的斗争绵延不断。由于领袖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致使他们之间时生疑忌,这成为大多数民主体制的最本质的特征之一。领袖的猜忌首先针对的是那些试图觊觎组织领导权的人,任何寡头体制都对那些渴望进入该体制的人充满疑忌。在寡头统治者眼里,这些人并非自己职位单纯的最终接班人,而且是些等不及自己过世便欲取而代之的接班人。那些长期在位者(不仅对于那些在精神上占据优越地位的人适用,对于那些在物质上占据优势地位的人同样适用)常常以自己辉煌的过去自居,因此,他们往往对那些出道不久的领袖投以轻蔑的目光。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地区的一些市镇,斗争往往在两大派系之间展开,这两派被人们讥讽为富有者与新富之间的斗争。前者是一些旧式的土地贵族,而后者则是些暴发户,其中包括商人、公共工程承包商、制造业主,等等。类似的斗争也经常在现代民主政党中出现,尽管这种斗争并非经济差别所造成的,但我们同样发现雇佣工人与失业者之间的斗争,或者用美国人的话说就是“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的斗争。表面看来,后者之所以向前者发起挑战,在于某种亘古不变的原则,然而,事实上,在多数情况下则是由于他们发现,只有在这种对立中,才能找到进入领袖群体的最佳途径。因此,在各种会议上,他们往往将自己打扮成观念的坚决维护者,“夸夸其谈”,目的只是为了压制已经被公认的领袖的气焰,使他们能够让出一块“地盘”与自己。通常,原有的领袖会对这种行为进行抵制,并牢牢地控制住自己的权力基础,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意欲夺取权力的人便会改变策略,放弃先前的斗争,转而去讨好那些掌权者,并希望以此博得后者的好感,从而通过另一条途径实现自己的野心。
在任领袖与那些试图觊觎权力的人之间的斗争,对于思想和言论自由始终构成了威胁。在所有民主组织中,只要它组织严密、基础稳固,并在政党政治领域内积极活动,我们便不难发现这种威胁的存在(在更加广泛的国家政治活动中,由于不同派系之间勾心斗角,这就使得某种程度的行动自由成为必要)。那些已经在党内大权在握的领袖,不遗余力、想方设法限制那些与自己观点相左的党内同事的言论自由。这样,那些掌权者不断鼓吹纪律和服从的重要性,宣称后者正是任何政党组织赖以维继的必要条件。他们甚至对那些他们怀疑有反叛倾向的党员进行审査,迫使他们的独立刊物停刊,其文章转投那些由党内多数领袖控制的机关刊物。也是部分地出于同样的原因,在德国社会党内部,明令禁止党内成员与资产阶级出版机构合作。即使那些由社会主义者创办的刊物,由于它们接受私人资本资助,而且不受党的执委会控制,党的领袖也会对他们充满疑忌,并要求党内同志与这些刊物划清界限。
在反对那些试图觊觎领袖权力的年轻一代的斗争中,年长的领袖总是从大众那里寻求支持。工人阶级政党组织的普通成员常常对那些刚刚进入党内的人士心存疑虑,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老同志的公开支持或举荐,特别是对那些出身其他阶级的人士更是这样。所以,对于那些初来乍到者来说,在他能够公开将自己的新主张带入党内之前,如果他不希望受到最猛烈攻击的话,他就必须做好忍受长期陷入政治孤立的心理准备。在德国社会党内,这种遭受孤立的时间特别漫长,因为社会党比德国任何一个政党建立的时间都长,党的领袖因此居于一种特殊的优越地位。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还是社会党的创始人,由于他们经历了反社会主义非常法时期血与火的考验,从而使他们本人往往被赋予某种神圣的光环。通常,即使一个有着八至十年党龄的社会主义者在他的支部也可能被视为“年轻”党员。德国人对年长者的尊重以及那种即便是民主体制也无法摆脱的等级制,更是强化了这一倾向。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德国劳工运动的官僚机构与其他任何发展成熟的官僚机构一样,具有内在的排他性。因此,与其他组织松散的社会主义政党组织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那些新近加入党组织的成员(即所谓的新手,Fiwhs),而且还包括另外一些普通党员,他们与党的机构极少发生联系,仍然保持着作为自由撰稿人等方面的独立性,并因此而未被纳入党的组织机构当中,他们的影响力也微乎其微。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此,使得社会党内部缺乏富有才华、精力充沛、与党内元老不相上下的年轻人,这不能不使人常常为之痛心疾首。有人指出,一年一度的社会党代表大会只不过是“政党官员的代表大会”,这种批评并非没有道理,在参加社会党代会的代表当中,党与工会组织的官员就占了大多数。特别是在党组织的最高层,这种现象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德国,社会党的管理工作不是像在意大利那样交给年轻人或像在法国那样交给自由政论家,而是由那些党的革命老前辈(如ondeni)承担。此外,大众的保守心理使他们对年长领袖往往情有独钟,对于他们来说,不可能将自己的事务交给那些与自己处于同一层次人去照管,后者在党内还没有担任任何形式的领导职务,在官僚机构中也没有固定的职位。
通常,那些掌握权力的在朝者与那些争取权力的在野者,在斗争过程中存在一个重要差别,即前者往往要顾忌到自己的行为后果,而后者则不。所以,我们发现在野者对在朝者的批评经常不着边际。正是由于他们不像在朝者那样要承担大量的责任,使得在野者在与在朝者的冲突中赢得了策略上的优势。而且,正是因为他们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在党内也不担任任何正式职位,所以,那些影响党内在职官员行为的表面的民主控制,对他们来说却不具有任何约束力。
为了与那些尚处于少数派地位的新领袖作斗争,在人数上占据优势的年长领袖不惜采取一系列阴谋诡计以确保自己的胜利,或至少可以借以大大地延长自己的在位时间。在这些手段中,有一种手段我们将在另一个地方进行更为详尽的讨论:那些被我们视为“政府”的领袖,他们为了在大众心目中激起对“反对派”的不信任,极力将后者描绘成平庸无能、夸夸其谈、败坏党的肌体、煽动家、骗子;与此同时,他们却以大众和民主的名义,将自己描绘成集体意志的代表,并要求那些拒不服从者甚至那些仅仅只是心存不满的同志对自己俯首帖耳。
在相互之间的斗争中,领袖们往往宣称自己是出于某种崇高的动机。当执委会成员声称有权插手各支部的内部事务时,他们总是自诩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做到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并具有无可比拟的社会主义文化素养和强烈的社会主义情感。他们不时声称自己有权将那些试图与自己分享领导权的无能而且无知的大众拒之门外,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在道德上和理论上不至于走向堕落。在德国,革命社会主义者要求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执委会,以防止那些理论上的异己分子对党的组织肌体的消极影响。据称,在位领袖必须能够对大众有所控制,否则大众便有可能将那些不受欢迎的分子强加给领导层。所以,他们声称,在未事先征得党的执委会批准的前提下,任何一个选区都不得擅自提名议会候选人。
在位领袖总是想方设法将那些刚刚兴起、还没有形成自身强有力领导核心的社会运动力量纳入自己的轨道,以防止任何可能对自己职位构成威胁的竞争,以及新的、富有感召力的思潮的形成。在德国,社会党和工会领袖从一开始就对青年社会主义运动充满敌意。然而,当他们发现该运动势头锐不可挡时,他们便迫不及待迎头赶上,成立“青年德国劳工中央委员会”,旨在对青年社会主义者进行指导,该委员会成员由社会党、工会和青年社会主义者组织各派四名代表组成(后者的代表数目因此而被控制在1/3的少数派地位>。在位领袖之所以不遗余力迫使青年社会主义者接受他们的“监护”,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与其说这是合乎逻辑的论辩,还不如说它只不过是出于机会主义的托辞),如果让青年大众放任自流,他们便无从对自己的领袖做出明智的抉择,并对后者进行有效的制约。
我们这里并未穷尽在位领袖在与新的权力争夺者进行斗争时所采取的手段。查理曼大帝通过给萨克逊部落首领封官晋爵而最终将其征服,这样做,他不仅提高了这些部落首领的地位,而且使他们分享到自己权力的有限的一部分。从历史上看,这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年长的统治者总是试图极力避免那些颇具影响力的下级领导者对自己权力地位的威胁,阻挠那些针对自己权威的暴乱。与君主体制一样,这种策略也时常被寡头体制所采用,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普鲁士的封建国家任命那些最为桀骜不驯的资产阶级领导人到枢密院任职,这对正处在成长时期,对封建贵族和传统权威充满战斗精神的德国资产阶级来说,无疑是一个不祥之兆。鉴于此,183年,路德维希•博尔恩(Ludwig Beme)这样写道只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锋芒毕露,并得到掌权者的重视,那么该反对派便很快被安排在某一教授职位上,或在政府中为其安排一官半职,从而为政府所控制。设使政府的职位已经满员,没有空缺位置来安排这些人,那至少可以给予反对派领导人以头衔或勋章,从而使他们依附于国家机器。在另外一些时候,为了防止这些危险分子与民众直接来往,从而对既定权威可能带来的危险,他们往往被安置在贵族式的城堡或豪华宫廷里颐养天年。因此,在德国,我们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德国那样有那么多枢密大臣,而朝廷却很少顾及他们的意见。”在1875年西班牙大选中,我们发现,民众的态度极其冷淡,这就使政府在大选中统揽一切。但即便如此,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政府仍谨慎地选了一些反对派候选人来装点门面。时至今日,在西班牙,此类做法仍屡见不鲜。这种策略不只在那些仍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国家被屡屡采用,在那些财阀统洽占据主导的国家,腐败行为依然故我,所不同的只是腐败的主体木同罢了。对于这一点,奥斯丁•刘易斯(Austin Lewis)曾作了明确的阐释,他写道:“中下层阶级有时倡导的实行公有制的政治主张,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物质上都无法为他们所从事事业提供足够的支持。小资产阶级队伍中为数不多的才智之士已被大资本家收买一空。与其将现有的才智投入中间阶级所倡导的前途未卜的争取经济地位的斗争,还不如早早受雇于工业和金融资本家以换取较为实在的经济回报。要在职业上或政治上获得提升,必须通过寡头统治者们设置的禁地,而这块禁地不允许任何人擅自进入,更不用说那些处于从属地位的被雇佣者了。只要是服务于寡头统治,年轻一代的任何雄心壮志都会得到满足。总体而言,这种寡头体制拥有一套严密的人才选拔机制,该机制对官僚主义者或伪善者总是情有独钟。”近年来,在民主国家,统治阶级为了阻挠革命劳工运动前进的步伐,将政府某些部门的职位让予那些声名显赫的劳工运动领袖,使他们有机会进入权力集团(尽管相当有限),从而控制工人阶级的革命冲动。掌握现代民主政党领导权的寡头集团经常采用同样的办法压服反对派。如果党内反对派领导人拥有大量的支持者,从而对掌权者构成威胁,如果他们只是少数几个人,那么,党内元老就会努力通过上面提到的怀柔策略,限制这些人的活动,削弱他们的影响力。而反对派领袖在接受了党给予的高官和荣誉后,成了政治上的平庸之辈——不难发现,反对派领袖并未获得党的最高职位,而只能被安排在那些无足轻重的次要职位上,这就使他们不再能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力,而且没有丝毫希望有朝一曰成为党内多数派。另一方面,由于出于共同的利害权衡和面临共同的挑战,这就要求反对派领袖与自己原来的死对头共同承担大量的责任。这样,双方在行为上日趋步调—致。
为了防止那些新近进入领导层的人,特别是那些在政治倾向上或思想上相左的人分享自己的权力,年长的领袖总是不同程度地将选拔同僚的权利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从而剥夺了普通民众选择自己信任的领袖的权利。
对于新生代来说,通往权力的道路总是困难重重,荆棘丛生,除非得到大众强有力的支持,他们是不可能度过重重难关的。新老两代领袖之间的斗争极少以后者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双方斗争的结果与其说是精英的循环(circulaton de selites),还不如说是精英的重新结盟(reunion de selites),也就是说,两类精英的混合。对于那些新生代领袖来说,只要他们还未站稳脚跟,便会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以避免遭到那些掌握重要权力的年长领袖的排挤。他们坚持认为,自己与多数派的意见相左这一事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有他们才是那些久经考验的党性原则的真正代表,而年长领袖如此缺乏民主精神则不能不使他们深感遗憾。有时,新生代领袖能够见风使舵,极力迎合那些在党内权力地位已经根深蒂固,并试图排挤他们的强有力的对手:只要遭到强有力的攻击,他们便立即宣称自己与年长领袖之间并不存在丝毫分歧,并完全支持后者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这就使年长领袖的攻击成了无的放矢。在社会主义政党的近期历史上,许多时候,处于少数派的改良主义者,为了避免遭受灭顶之灾,不得不屈服于所谓的革命多数派,&票支持(这完全是出于现实策略上的考虑_,并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个人自豪感和政治忠诚感)那些旨在谴责少数派政治主张的决议。在上述两种情形下,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对立有时也可能趋于白热化。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其中一方领袖对自己的主张信心十足,并基于策略上的盲信以及观念上的不可调和,也就是说,,那些导致双方对立的客观因素,并不存在可以妥协的余地,双方都将之视为生死攸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其中一方的自尊受到伤害或情绪受到触动,使其发现与另一方和平相处、共同争取对大众的统治权,在心理上已经变得无法接受。这样,整个党组织将很快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阵营,在每一个阵营,我们上文所探讨的寡头统治现象将再次出现。
在两类领袖相互斗争的历史上,最有意思的是:领袖们为了维持秩序——即为了团结多数人的意志——在各自阵营里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不同集团的领袖在争夺党的领导权的斗争中,民主成了任何人都乐于使用的字眼。只要有利于取得和巩固权力,任何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我们只要翻阅一下那些有关党的执委会任命程序的讨论记录,便不难发现这一点。其中反映出的所有主张无不指向同一个目标,即确保某些特定群体的主导地位。在法国,拥有众多支持者却只能控制一少部分人的盖达派,主张实行比例代表制;另一方面,集团影响力超过成员规模的饶勒斯派(Jauressists)和赫尔韦派(Herveists),却反对在党内实行比例代表制,因为他们担心,比例代表制将使盖达派获得过分的推行他们自己特殊行动计划的手段,同时他们建议继续推行地方代表制(Localre Presentation)或委任代表制(representation by delegation)。
在美国国会,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特别委员会,控制本党国会议员在国会中的行为,并就某些关键性议题召集特别会议或进行“督导"(whips)。在一项重要议案提交国会讨论之前,政党委员会要召集一个“核心会议"(caucus),即秘密的议会党团会议,以决定本党议员将如何投票。核心会议一旦做出决定,该党议员必须服从。当然,对于那些违背核心会议决议的议员,核心会议并没有及时的惩罚措施,但在下一届选举时,这位议员肯定会丟掉议席,因为常驻华盛顿的政党党魁会立即将该议员的行为通知他们在各地方选区的同事。由于众议院议长对国会各委员会的组成以及立法过程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议长人选的确定就显得格外重要,而在此前举行的政党核心会议也备加受到重视。在正式选举之前的数个星期里,各方均使出浑身解数,积极奔走,拉拢选票。当然,并非所有时候,党团会议在正式投票之前就已预先做出决定。在那些次要议题上的立法,每位议员均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投票。但在非常时期,议员不仅要服从核心会议所做出的决定,而且要听从政党领袖的指挥。后一点在国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参议院,每位议员都惟恐自己的平等权利受到任何可能的损害。与众议院相比,在参议院,核心会议的影响更是举足轻重,因为参议院的规模较小,这就使得核心会议的作用能够得到更为有效的发挥。在国会山,议员总人数超过两百,而参议员的人数却很少超过五十人。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就其内部结构来看,同样要求本党议员严格服从。议会党团通过多数原则在涉及提交帝国国会或神圣罗马帝国会议(diets,即正式议会,由各邦王公组成——中译者)议案的所有问题上,对其议员的行为卖行集体强制(Trktionszwang)。任何议员都无权仅凭自己的意愿独立行事。所以,议会党团是以一个整体身份投票的,不管某一议题是否涉及到社会主义者的切身利益。在法国国民议会,情形则完全不同。在社会主义者最终走向联合之前,饶勒斯派与盖达派之间相互拆台,这就使许多社会党议员一度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国民议会中投票。然而,在德国,事实表明,这种自由早已成为过去,组织的本性要求一致行动,在政治活动中,同样是这样。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当冲突不仅表现为议会党团内部多数派与少数派之间的冲突,而且是议会党团与某位议员(在议会之外,后者拥有党的各地方支部以及次级领袖的全力支持)之间的冲突时,所有这些防止议员自行其是的预防性措施则难以奏效。在这种条件下,即使该议员在议会中常常陷于孤立,他也会胜券在握。而对广大选民来说,他们能做的只有跟着他们的议员亦步亦趋,即使在那些社会主义者占据主导的选区也无例外。白里安(Briand)、维维安尼(Viviani)以及米勒兰(Millerand)三位国务大臣,虽然被逐出法国社会党,但在他们各自所在的选区,社会党选民仍对他们充满信心,并继续给予他们以强有力的支持。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英格兰巴特西(Battersea)的约翰•伯恩斯(J.Bums)和意大利曼图亚(Mantua)的恩里克•弗里身上。弗里在适当的时机透露了一个新的事实真相,从而使他所在的选区的政治立场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当初,和弗里一样,该选区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不可妥协性,然而,一夜之间,那里的选民跟随弗里倒向了阶级合作,并积极参与政府各部门事务。在德国,当发现马克斯•席佩尔(Maxs Chippel)和奥托•格里(Otto QShre)两位社会党议员在立场上开始偏离社会党的政治轨道时,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利用其权威动员奇姆尼兹(Chem-nitz)和米特韦达(Mittweida)两选区的社会主义同志放弃对席佩尔和格里的支持。
政党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其代表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可能性就越高。在现代工人阶级政党组织特别是在那些改良派当中,这种现象表现得格外突出。对于那些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来说,只要他们发现自己在社会党内还未成为多数派,他们便极力摆脱党组织和工人大众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转而从各地方的社会主义支部那里寻求支持,后者是一些分散的、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灰色大众。这样,由于那些被组织起来的大众受到党内对手的影响,所以,对改良派来说,他们只有从普通选民大众那里获得支持,希望从后者(或主要)那里为自己的政治行为找到正当性依据。不可否认,这种将普通选民作为自己政治使命的来源,往往是以真正的民主情感和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正是基于此,1893年,在伦敦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上,四位来自法国的社会主义代表拒绝执行委派他们的政治和法人社团的授命,从而违背了大会有关代表资格的各项规定。在经过一番激烈辩论之后,他们最终仅仅作为代表列席会议。这件事同时也引出了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即一个能够选举社会主义代表进入议会的重要选区,是否也应当具有与那些賦予地方社会党或工会支部同样的权利,特别是在某一支部成员很少的情况下?可以肯定,在某些时候,一个对于社会主义具有一定同情心的选区——即使它并非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的信仰组织起来的——与那些小资产阶级或律师主导下的规模较小的社会党支部相比,更有可能成为政治行动的民主基础;而且,即便有着广泛的地方组织,一个没有多少人参加的政党会议,远不如整个选区更能成为选择候选人的坚实基础。
在以上对多数派领袖与少数派领袖之间、党的领导机构与大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斗争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尽管国际劳工运动仍处在成长阶段,然而,与现代史上其他社会阶级相比,劳工运动领袖却表现得好大喜功、傲慢专横。不可否认,某些劳工运动领袖被工人大众罢免。然而,这样的事例常常少之又少,只有在少数例外情形下,大众能够表现出比其领袖更为强大的力量。一般来说,所谓的领袖被罢免,仅仅意味着新的领袖与原来的领袖发生冲突,由于大众的支持,新的领袖占据了上风,剥夺了原来领袖的权力,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对于民主本身来说,这种取代的现实意义简直微乎其微。
只要天主教派处于少数派地位,他们肯定会为自由摇旗呐喊。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只要翻阅一下俾斯麦政府推行文化斗争期间以及几年前在法国发生的政教斗争期间天主教徒所公开发布的文件就够了。无独有偶,在社会党内部,热心自由事业的常常是那些少数派领袖,他们揭露统治集团的狭溢性和威权色彩,而他们在自己的行动中,却时时表现出真正的民主倾向。
那些新的领袖,一旦他们达到自己的目标,在那些无名无姓的灰色大众遭受伤害的权利的名义下,推翻他们前任所建立的可憎的专制统治,并取而代之。之后,我们会发现,他们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并最终与他们所推翻的前任成为一丘之貉。在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在君主制国家,由世袭王侯领导的反对派并不能对王权体制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同样,在政党组织中,那些试图在党内谋得一官半职的反对派,无论是对在位领袖个人还是他们的权力系统,几乎不会带来任何威胁。昨天还是革命者,今天却成了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