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主式的贵族制与贵族式的民主制

  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寡头制(即绝对君主制)是建立在一个人的意志之上的。一人发号施令,其他人欣然服从。一个人的意志可以否决全国人的意志,即使在今天,我们仍可在立宪君主政体所给予君主的立法否决权中找到寡头统治的痕迹。这种体制以某种超世的、形而上的神秘主义作为自身的正当性依据。君主制的逻辑基础往往诉诸于天国神旨。上帝从天国降临人间,成为君主统治的坚强柱石,并賦之以上帝的恩典作为其宪法基础。所以,从宪法的角度看,只要君主体制是建立在对超世的本体论诉求基础之上,那么这一体制就是永久的和不受怀疑的,而且不受任何人定法或人类意志的左右。因此,君主制在法律上、司法上以及正当性上是毋庸置疑的,而试图对之提出质疑只能是愚蠢的政治幻梦。从法律上说,只有上帝才有资格废除君主统治——在这里,上帝的意志是不受制约的。

  从理论上讲,与君主制原则直接对立的是民主制,后者否认任何绝对的权力。抽象点说,它承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人在社会的阶梯上都有上升的机会,从而保障整个共同体的权利。民主体制在法律上否定任何形式的血统论,主张人类社会中个人能力是决定一个人身份地位的惟一要素。而君主制则将所有的赌注压在一个人的品质上,这就使得即使最好的君主制政府也不能保证整个民众的永久福祉和技术上的有效统治。而从原则上讲,民主制度能够对整个共同体进行有效统治,在其中,人民是惟一的最高仲裁者。

  今天看来,在各民族发展的历史上逐步形成了两种治理国家的理论原则,这两种原则如此富有弹性,使得它们之间的界限常常模糊不清,“因为民主可以包括所有人,也可以仅限于其中半数人口;另一方面,贵族制可以包括半数人口,也可以只包括相对较少的一部分人口”。这样,两种形式的政府体制并不是截然分立,而是在50%的人口参与权力系统的那一点上交叉。

  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至少在宪政得以发展的一些重要地区,严格的古典意义上的贵族制已被彻底摧毁。即便那些保守派政府也时常给自己披上民主的外衣。面对追求民主的大众的强大声势,贵族制早已抛弃了其原初的形式,且欣然改头换面。今天它还是绝对专制体制,明天则摇身一变成为宪政体制,后天却成了议会体制。在贵族权力相对来说仍然不受限制的地方(如德国),贵族们无一例外地诉诸于上帝的恩典。然而,当他们仍觉得没有太大的安全感时(如在意大利),他们在上帝恩典的基础上再加上民众意志。从外表上看,贵族制自身可做出最大限度的修正。在君主制的法国,纳瓦拉行省法兰克地区的君主(the Trcia et Navarra Rex)一变而成为法国国王(如the Roy de Trce),而法国国王进而变成法国人的王(the Roi des Francais)。

  无论是地方性的还是全国性的,从理论上讲,政党活动要比国家更倾向于民主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党是建立在多数原则基础之上的,而且总是奉行大众原则。这样,贵族制下的政党必然使其原本的贵族色彩大为削弱。虽然这些政党在其性质上仍然是反民主的,但在某些时候,在政治活动中,政党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接受民主信条,或至少为自己戴上一副民主的面具。而民主制度诸原则从其性质上说,由于大众意志和多数的变化无常、游移不定,使得国家和民众的活动往往变动不居,这在理论上正好应验了赫拉克里特“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说法。保守主义者却试图将自己的原则建立在某种一成不变的基础或规范之上,这种基础或规范经历史证明是最好的或无论如何也不是最坏的,并最终被认为在永恒事物的层面上是正确的。我们不应将保守主义者所倡导的原则简单地理解为无条件地维持现状(status quo)。如果他们仅仅认同于既存的一切,即在一个国家或一定的时期被法律认可的东西,Wa,保守主义者无异于自取灭亡。在一个国家发展的某一阶段,旧的保守势力被排斥于权力系统之外,并被以争取民主为旗帜的革新派所取代,这就使保守派对现有的国家秩序持一种敌对的立场,有时甚至于走向革命式的激进主义。这样,保守派所坚持的立场将会发生一定程度上的畸变,从先前奉行贵族式的出自本能和信仰的排他主义,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平民式政党。认为只有大众才能埋葬民主体制,恢复古代贵族制的纯洁性,这就使得原来的保守主义者逐渐转化为民主主义者。他们充分认识到普通民众的遭遇;与共和国时期的法国保皇党人一样,他们逐步与革命无产阶级携起手来,反对民主资本主义的剥削,支持甚至帮助扩大劳工组织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摧毁共和制,从而恢复君主制,后者是贵族统治原则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国王和他的穷弟兄们(Le Roy et les cameLots du Roy)将联合起来摧毁富豪们的寡头统治。必须通过大众意志的民主途径消灭民主。民主是恢复贵族制往日荣光的惟一可行的途径。而且,保守主义者并不常常等到自己被逐出政治舞台时才将目光转向普通民众。在像英格兰这样的民主国家,保守派会同时将注意力转向工人阶级,只要后者构成了民众中最明显的支持者群体。同样,在那些不存在议会体制而民众却拥有普遍而平等选举权的国家,贵族派也常常仰赖于大众的支持,不过从心底里说,他们却反对给予大众以政治权利和参与政治的能力。在选举期间,自我保护的本能迫使原来的统治者从其规觎的高位上退却,并利用同样的民主和煽动策略以图再次获得权力,这也是最年轻、最桀骜不驯、最不开化的社会阶级——无产阶级所运用的策略。

  如今,贵族制要维持其统治不是通过议会,而是要通过其他途径才能实现;在大多数君主体制中,并不需要通过赢得议会多数而获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权。然而,即便是仅仅为了装点门面并希望通过它引导舆论,在议会中获得足够的代表权也是绝对必要的。为了在议会中获得议席,贵族阶级既不是将自己的真实原则和盘托出,也不是仅仅寻求与自己趣味相投的人的支持。可以想见,一个仅仅寻求本阶级成员和那些与自己有着共同经济利益的人的支持的土地贵族,将无法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任何席位,在议会中也不会获得任何代表权。一位持保守立场的政治候选人可以向他的选民说,他们对国家的命运并不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他们的选举权应该被取消,这个候选人的这一番话无疑是肺腑之言,但在政治上,说这些无疑是愚蠢的。如果他想跻身议会,途径只有一条,他必须以民主主义者的姿态进入选举舞台,他必须屈就以同行的口吻安抚农场主和农场雇工,必须让他们相信他们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是联在一起的。这样,贵族们为了赢得选举,不得不服膺于一种连他们自己都不接受甚至在心灵深处厌恶的原则。贵族的全部目的在于:获得权威、维持限制性选举权,以及当普选权危及到本阶级传统特权地位的时候,寻求限制普选权的方法。不过,既然他认识到民主已经成为时代压倒一切的主题,如果依然公开坚守自己原来的政治原则,将不会有望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他极力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与民主这群狼一同嚎叫,以确保那个让人垂涎的多数。

  普选权的实现对保守派候选人的行为外观产生了如此广泛的影响,以至于当持有相同政见的两位候选人面对同一选民群体时,双方各自都不得不极力与对手划清界限,为此,他们的立场均向左移,即树立自己作为民主原则捍卫者的形象。

  这一点也有助于说明保守派为什么也会极力按照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行事,这一原则注定要取代“被召唤者众,被选中者寡”这样的宗教格言,以及认为只有少数上帝的选民才是完美的这一心理学理论。用库尔提乌斯(Curtius)的话概括就是:除非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大众,仅仅依靠一少部分人的支持,保守派是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的旧的等级制度培养起来的保守主义思想尽管根深蒂固,也不得不戴上一种民主的假面具,至少在选举期间是这样。

  同样,自由主义理论也不是首先将自己的理想建立在大众基础之上的,而是将某些特定的阶级(即那些有教养、有财产的阶级)作为自己的主要支持来源,这些阶级虽然还没有在政治上赢得各种特权,但在其他活动领域已趋于成熟。对自由派来说,头脑单纯的大众只不过是一种必要的邪恶罢了,他们的惟一作用便是成为别人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而这些目标对大众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德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自由派作家罗特克(Rotteck)曾斥责法国皇后在大革命期间迫使中产阶级向普通民众寻求支持。罗特克区分了两类不同形式的民主:由代表统治的民主和由大众直接统治的民主。1830年六月革命期间,当时正好在巴黎的弗利德里希•劳默就悲叹不已,因为一旦大众攫取了权力,便无法“将这一权力从他们手中夺走,除非惹恼他们,或者激起他们针对新的领袖的革命”。与此同时,劳默以其极端浪漫的笔调描述了滋生这种浪漫情绪的他的祖国普鲁士,在那里,国王和他的子民“共同生活在高贵而纯洁的氛围之中”,中产阶级安于现状,不再要求更多的权利。研究北德意志帝国掘会发源史的历史学家斯比尔(Heinrich Von Sybel)是又一位著名的自由派领袖,他自己就公开反对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因为在他看来(这只能从上面有关自由主义者对普通民众所持的观念中得以理解),这一权利必然预示着“议会体制走向灭亡的开始”;是一种压倒一切的统治权。这促使他迫不及待地向德意志国王提出警告,要求后者不要将这些导致民主式专制的危险因素带进新生的联邦国家。我们亦可从自由派领导人对待贵族制及其原则的态度中发现自由派对大众发自内心的厌恶情绪。青选权的推行将预示着社会主义倾向在选民中或下议院很快占据主导,这样,正如罗斯切尔所说的,许多自由派对待国王和上议院的态度便开始发生改变,将它们视为在立法过程中阻止下院议案立即生效的可能手段。罗舍尔认为,在“没有成熟的统计学知识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没有对各阶级人口数量关系进行深入细致分析的条件下),扩大选举权是不可取的。在德国,就连被认为是最接近社会主义的自由派团体——“国家社会主义者联盟”——最近也开始倾向于认为:“对国会中变化无常的大众意志于政治事务中的影响力施加必要的限制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在他们看来,应当存在一些独立于大众意志的贵族制元素,后者代表着谨慎,拥有否决权,从而形成一个永久的缓冲力量。”

  在过去的一百年的时间里,从波尔泰克(Polteck)到纽曼(Naumann),德国的理论家们不遗余力地试图在理论上将民主制与军事君主制这两种本质上互异的体制高度统一起来。与此同时,他们还试图尽可能地使君主制去封建化(defelldalize),目的是要用专业化权威代替君主制下的贵族监护统治。他们为自己确定的这一任务即使不是为所谓的社会君主制(Social Monarchy)奠定理论基础,至少也是在理论上论证大众式的君主制(Popular Monarchy)的可能性。显而易见,这一目标所代表的政治倾向尽管与科学精神毫不相干,但它并不必然与科学(是否是科学关键在于方法)背道而驰或者矛盾。既然这种倾向是政治性的,那么它必然是在科学的视野之外。这里我们没有理由将德国存在一种建立类似于七月王朝统治的倾向这一事实归咎于德国的知识人,因为这一倾向根植于政治生活。然而,要将那种主导普鲁士德国数十年之久的君主制与平民(或社会)君主制统一起来,不是有违历史吗?大多数德国自由派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错误在于将梦想当做现实。这种一厢情愿式的混淆源于德国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后者自1866年以来一直极力掩饰自己立场的改变(即在党派倾向上走向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同时主动放弃从政治上完全解放德国资产阶级的所有企图),他们幼稚地认为,随着德国的统一,霍亨佐伦王朝的建立,所有(或几乎所有)新的民主要求将得到满足。即使从最宽泛的意义上理解,现代君主制(世袭君主制)的基本原则与民主制的原则是根本无法相容的。只要是建立在大众意志基础之上的,君主专制体制(Caesarism)仍可以是民主的,或至少在表面上是;而独裁君主制(auTomatic Monarchy)则永远无法与民主政体相颉颃。

  到这里,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概括:在现代政党活动中,贵族制r然以民主的面目出现,而民主制中则往往渗透着贵族制的某些成分。一方面,存在以良主制形式出现的贵族制,而另一方面又有本质上属于贵族制的民主制。

  政党活动往往以民主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这就使得那些肤浅的观察家看不到它的贵族化甚至寡头化趋向。如果我们希望对这一趋势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最好对民主社会各党派特别是社会主义政党和革命劳工党的内部组织结构作一系统考察。除非在选举期间,保守派政党常常总是趋于寡头化,那些抱有革命性目标的政党组织的寡头化倾向也丝毫不亚于保守派政党。对政党活动寡头化趋向的研究对于那些革命性政党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虽然这些政党无论从其起源还是其纲领来说,都对这种趋向持否定态度,然而实际上,在它们反对寡头化的过程中自己却走向了寡头化。所以,革命政党组织中出现的寡头化现象,是所有试图实现某种确定目标的组织结构中寡头趋势的一部分。

  从理论上讲,既然社会主义政党和民主政党的首要目标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寡头统治,那么这里的问题便是如何解释这类政党组织中出现的连它们自己都极力反对的倾向。对这一问题进行较客观的分析构成了本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今社会,由经济和社会条件导致的高度依附状态,使理想的民主制度变得无法实现,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然而,进一步的问题是:在当代社会秩序范围内,在那些旨在推翻并以新的秩序取代现有秩序的诸力量中,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在何种程度上?)某些推动我们向理想的民主目标迈进的力量。为了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或者说至少循着这一问题方向不断追问,我认为是相当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