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代表职位的习惯性觊觎
那些觊觎职位的代表常常获得了对该职位某种道德上的权利,而且除非遇到非常情况或非常严格的规则的制约,他们往往不会放弃已经拥有的职位。为特定目标而设的选举成为终生在位的途径。惯例变成了权利。那些在一段时期觊觎代表职位的人结果却将这一职位视为他个人的财产。如果无法重新得到这一职位,他便会伺机报复(其中以辞职相威胁是领导人的惯用伎俩),在他的同事中间制造混乱,直到自己获得权力为止。
如果不是仅仅作为一种表达失望和不满的方式的话(如拒绝接受一个没有晋升希望的候补职位),在多数情况下,辞职并不失为一种维持和巩固个人领导地位的重要手段。即便在那些规模上远远超过政党组织的政治组织中,领导人也常使用这一策略。他们常常为自己涂上一层民主的油彩,借以赢得人们的普遍尊敬,从而分化瓦解自己的政治对手。而他们的对手反过来则被迫对他们表现出更多的尊敬。这一策略通常为那些事实上被大众认为不可或缺的领导人所采用。在德国,我们可以在最近的经历中发现这一方面的丰富佐证,集中说明了这一马基亚维里式维持权力的手段的有效性。在德国从绝对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过度的非常年月里,在鲁道夫•加普豪森(LuDolf Camphausen)担任首相期间,国王弗利德里克•威廉四世只要发现自由主义在普鲁士开始压倒他自己所钟情的浪漫的保守主义时,他便会以辞职相要挟。面对这一要挟,自由派被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如果他们接受国王的辞呈,极端反动的普鲁士威廉王子将会继承王位,后者的统治可能会使下层阶级揭竿而起;否则他们就只有放弃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使已经变得不可或缺的国王继续控制权力。这样,威廉国王的阴谋总是能够得逞,一次又一次成功地挫败他的政治对手。三十五年后,贵族出身的俾斯麦亲王也是借助自己那种无法被取代的地位而确立了自己的影响,通过向国王威廉一世一次又一次地玩弄辞职伎俩,巩固了他在自己所亲手创建起来的德意志帝国的无所不能的地位。俾斯麦如此做的目的无非是:只要有迹象表明君主在独立行事,他便通过自己作为“帝国的建立者”的辞职必然会使内政外交陷于混乱这一事实,迫使国王做出让步。而国王这时则由于年迈体弱无法独立处理政务。巴西共和国的现任总统达•丰塞卡(Hennes da Fonseca)就是主要借助适时提出辞呈相威胁而登上总统宝座的。1907年,丰塞卡被任命为战争部长后,立即对巴西军队进行了改组,他要求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但却遭到了议会两院的强烈反对。丰塞卡于是积极奔走,并以辞职相威胁,最终使自己的主张获得通过,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不仅如此,他还在1910年以102,000票对52,000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同样,在政党活动中,只要政党领袖遇到阻力,便会主动提出辞职,表面上宣称自己已经厌倦了领导职务,然而实际上是要通过辞职向反对者显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1864年,瓦尔泰希建议对德国工人联合总会的活动章程进行修改,当时担任联合会主席的拉萨尔极力反对。当拉萨尔意识到自己在德国工人运动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时,便提出:要么使诸如此类的分裂不再发生,要么他自己辞职。结果,他的批评者很快便不再作声。在当今荷兰,以“荷兰的拉萨尔”著称的比•约•特勒尔斯特拉(Troelstia)也曾采用同样的方法瓦解党内反对派。他以让人们同情的口吻宣称,如果自己的行动继续遭到顽固的反对派的攻击,他的理想主义将遭到沉重打击,这将使他不得不退出党的曰常活动,从此躬耕田园、不问政事。在意大利社会党的历史上,类似的事情也时有发生。社会党在议会中的代表常常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如有关总罢工的时机选择等)与党内多数人的意志发生牴牾;也有时在政党大会上,他们的意见与各支部的意见相左。这时他们便可通过提出辞职轻而易举地将对手压制下去。如果有必要,他们甚至会走得更远,真的辞去自己的职务,进而诉诸于选民,要求后者对争议的问题做出最终裁断。事实上,他们几乎总是能够再次当选,从而使自己的权力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1904年,在波洛尼亚召开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一些代表投票支持一项大多数普通党员极力反对的改革决议。对这些代表来说,一旦自己的行为遭到反对,他们便提出辞职,而对普通党员来说,为了避免重新举行选举可能带来的费用和麻烦,以及慑于本党在议会中可能失去议席,他们便对代表们的行为听之任之。1906年5月,德国议会中社会主义党的27位议员中有24位因在总罢工问题上与普通党员的意见发生冲突而集体提出辞职。然而,后来他们中间又有21人重新当选。
诸如此类的行为尽管表现出一种浓厚的民主色彩,但它并不能掩盖那些惯用这一手段的人的专制特性。表面看来,那些要求举行信任投票的领导人是在尊重被领导者的决断,然而实际上他是以自己的不可或缺为赌注——无论这种赌注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主观认定的,使自己的意志获得压倒一切的影响力。领袖们从不承认自己是出于强化个人权力的动机而以辞职相要挟,相反,他们宣传自己的行为完全是出于纯而又纯的民主精神,并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明智、自尊以及对大众的尊重。然而细察便知,不管他们的主观愿望怎样,他们的行为本身不仅是寡头统治倾向的集中体现,而且是他们极力想摆脱大众对他们的控制的明证。就这种以辞职相要挟的行为本身来说,即使它也许并非出于某种自利的动机,其目标也志在抹杀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意见分歧,保持各种意见之间必要的一致性,最终在实际上使大众屈服于领导人的权威。
二、大众对领袖的需求
法国著名戏剧作家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散文写作,在对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研究后发现,人类每前进一步,99%的人起初都会对之进行抵制。“但当我们发现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正是那第100个人为其他99个人完成所有变革时,这种反对便显得无足轻重了。尽管这99个人乐于接受已经实施的变革所带来的好处,但他们仍不遗余力地反对那些还未来得及推行的变革。”小仲马进一步指出,“多数只能代表现在,而“少数则往往代表着未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些享有公民权利的人当中,对公共事务具有浓厚兴趣的人寥寥可数。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还很难认识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大多数人对国家这种机构的活动与个人的利害、福祉以及日常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不甚了了。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曾指出,对大众来说,一般的公共管理事务远没有“是否让一条公路经过自家的土地”更能激起他们的强烈兴趣。正如施蒂纳(Max stinier)所说,大多数人满足于向国家寻求帮助。他对那些从康德的观念出发极力想说服人们将公共事务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的人开玩笑说:“不要妨碍我晒太阳!”“让那些对政治事务感兴趣的人去处理好了。不管现在还是将来,这种,神圣使命,都不会使人们拿国家事务来烦扰自己,正如这种,神圣使命,的感召并不能使他们变成诸如科学家、艺术家一样。只有在情况急剧恶化的条件下,在个人自利动机(egoism)的驱使下,人们才可能对公共事务发生兴趣。”
同样,在现代民主政党活动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情形。仅有少数人参与政党的决策活动,有时他们的人数屈指可数。在社会主义党以及其他所有自诬最为民主的政党组织中,最关键的决议无一例外都是出自一小撮人之手。可以说,人们放弃自己的民主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愿的。除了以上提到的那些极为普遍的情形外,阻碍普通成员参与政党活动的还有地理或地形条件的原因。一般说来,一切都是由党内那些居住在城市的成员决定;而那些居住在乡下和偏僻小镇的成员的权力则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他们所能做的只有按期交纳党费,并在选举期间投票支持那些由居住在大城市的本党成员选定的候选人。之所以如此,既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也是由于当地条件的限制。由于需要做出及时的和具有针对性的决策,使得城市居民能够取得相对于分散的乡村人口的优越地位。有关这一点,我在前面的有关章节中已间接提及。
在大城市,存在这样一个不断筛选的过程,一部分人逐步脱离组织内其他普通成员,在组织活动中比其他人表现得更为积极。同经常去教堂的那些虔诚的信徒一样,这一少数人集团主要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完全出于某种纯粹的责任感;另一类则仅仅出于习惯。在所有国家,这一集团都是由一小撮人组成的,而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则如同多数选民对他们的议会那样漠不关心。即使如捧国这样国民政治教育已有相当长历史的国家,大多数人还是主动放弃了所有积极参与策略制定和管理事务的机会,而将所有这些事务交给由一小撮人组成的小型会议。领袖之间所进行的激烈斗争,表面看来是围绕各种策略的选择展开的,实际上是在争夺党的控制权,只不过是在诸如马克思主义、改良主义或者工团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罢了。而对普通成员来说,这种斗争往往是他们无法理解的,他们完全被冷落一旁。不难发现,在几乎所有国家,那些因现实问题而举行的临时集会,不管是政治性的、情绪性的还是因突发事件引起的(如支持或反对政府、俄国革命等等),还是那些一般性的议题(如发现北极、个人卫生、唯灵论),即便这些集会仅限于政党组织的成员参加,也要比那些讨论策略或理论问题的集会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不管后者对党的目标或组织具有如何重要的意义。在巴黎、法兰克福、都灵三个典型的大城市的生活经历,使我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尽管环境不同,但三个城市的居民对党的事务和例会都表现冷淡。除非有某一著名人物要来作讲演,或将要发布某些能够引起他们兴趣的重要号召例如法国的“誓死打倒奢侈生活”(“A bas la vie chere”),或者德国的“打倒个人独裁政府”,大多数党员对党的集会往往反应冷淡。要举办一次成功的集会,举办者往往要以一部电影或者配以幻灯片的科普讲座来吸引人们参加。总之,普通党员对他们眼前的一切视若无睹,只有壮观的场面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而且,可以说,经常参加公共集会或行动委员会的并不总是工人,在小城镇尤其是这样。对一名普通工人来说,下班后惟一想做的就是躺在床上好好休息一下。这样,他们的位置便被那些小资产阶级占据,后者包括那些卖报纸和明信片的、店铺售货员,那些在各自领域内已有一席之地的年轻知识分子,以及那些46极力以真正无产者的身份说话,并以代表着未来的阶级自居的人。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国务活动中。无论在政党活动还是在国务活动中,金钱的诱惑往往能够产生强制作用,而选举机制本身并不能产生持久的强制力。选举首先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义务。只要这种义务是建立在权利基础之上的,那么就有可能使少数人得到多数人主动放弃的权利,少数人总是代替冷漠的大众为他们制定法律。结果,民主体制中政治群体参与政党活动往往呈梯形排列:在最底端是广大的普通选民;其上是政党各地方组织的正式成员,他们的人数常常只占前者的1/10甚至少到1/13;再往上是那些人数更少的经常参加党的集会的人;再往上是党的公职人员;处于最高层的包括公职人员的一部分和大约半打在行政委员会中任职的人。实际掌握的权力与行使这种权力的人数成反比。这样,实践中的民主体制可用下面的示意图表示:
委员会
公职人员
积极参加政党集会的人政党的正式成员
选民
对大多数人来说,虽然偶尔也发发牢骚,但他们实际上还是希望有一些人能够专门管理他们的事务。对普通大众甚至那些有组织的劳工来说,他们迫切需要有人对他们进行指导。这就在大众心目中产生了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后者常常被视为英雄。目前,厌新症(MiSoneism)——许多真正有意义的改革方案正因此而遭到搁没——非但未消退,反而大有增强之势,之所以如此,在于现代文明社会日益广泛的社会分工,使得我们越来越无法一下子就能把握国家的政治组织及其日益复杂的运行机构。此外,除了这种厌新症之外,组织成员在文化和教育上也存在着深刻差异,这种差异使得大众对领袖的需要更为急切。
在任何国家的政党组织中,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只是由于历史或民族心理因素的作用,其表现出的强度不同罢了。在德国,民众对领袖的需求表现得尤为迫切,他们时刻需要某些人为他们指引方向,向他们发号施令。这种包括无产阶级在内所有阶级都具有的特点,正是强大的指导性当局得以发达的心理基础。在德国人当中,所有促使形成这种局面所必要的条件一应俱全:顺从式的心理趋向,强烈的自律本能,也就是说,普鲁士军事操练所造成的影响根深蒂固,不管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而且,德国人常常迷信权威,他们对权威几乎失去了任何批判的能力。只有德国莱茵河以西地区的居民除外,他们往往具有相对明显的个性化特征。卡尔•马克思本人深知德国人这种性格特征对民主精神可能造成的危险。尽管马克思自己可以称得上一位地道的政党领袖,而且他本人也具有作为政党领袖的必备素质,他仍然认为有必要提醒德国的工人阶级不要将组织的观念教条化。在给施韦泽(schweitzer)的一封信中,马克思这样写道:在德国,由于工人阶级从小就生活在官僚机构的控制之下,他们对建制性的权威有着一种盲目的信赖,所以很有必要让他们学会自己走路。
在平素的政治活动中,大众所表现出的习惯性的漠不关心,有时会产生重要影响,它不利于政党影响力的扩大。即使当领袖们准备采取积极行动时,大众也可能反应冷淡,甚至在组织抗议示威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也可能是这样。1904年,在奥地利的萨尔斯堡(Salzburg)举行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埃伦博根(EllenBogen)埋怨说:“当政党领袖们采取行动时,我总是提心吊胆。,看来,即使那些被认为是关涉到工人们切身利益的事情,也无法激起他们的兴趣。在反对新的军备计划的宣传行动中,我们发现,甚至无法组织起像样规模的集会。”1985年,在萨克森(Saxony),限制普选权的议案一提出,社会主义领袖们试图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然而,普通工人对领袖们的这一努力却反应冷淡,尽管该议案将意味着数以千计的工人的政治权利必然受到限制。新闻媒体对此事的措辞激烈。散发了数以百万计的传单。几天之内举行的抗议集会就达150次之多。然而,这一切努力终因曲高和寡而不了了之。工人们并没有被真正动员起来。参加各种抗议集会特别是在郊区所举行的集会的人寥寥无几。那些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政党领袖与各地的组织者一样,都对大众的漠不关心深感失望,这种冷漠使得他们无法组织起真正的抗议活动。从领导者一方来说,这次运动的失败也是由于他们疏忽所导致的结果。由于领袖们未能向工人揭示这一提案一旦获得通过他们将遭受怎样的损失,因而普通工人未能认识到斗争本身的意义所在。由于长期养成的惰性,大众在行动之前往往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由于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加之领袖们采取的应急行动常常不能为普通工人所理解,这就使得后者不可能对之投入更多的注意力。
大众在组织上的脆弱性最明显的证据在于:当他们的行动失去领袖时,他们便纷纷做鸟兽散;他们似乎天生就缺乏重新组织起来的能力,除非有新的领袖出现并取代原来的领袖,他们始终是一盘散沙。有人很简单地认为,许多罢工和政治抗议活动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领袖们行动上的机会主义,后者束缚了领袖们的手脚,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常常认为,大众运动一般来说无非是人为的活动,是个别被称为鼓动家(如Aufvviegler、Hetzer、Menellis、Sobillatori)的人主观努力的结果,而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使鼓动家们无法在整个运动中占据主导。这一观点尤其得到那些狭溢的保守主义者们的支持。然而,这一观点只是表明了那些自称对大众的内在特性了如指掌的人的无知。绝大多数集体性运动常常是自发的,而不是什么“人为的”。说它自发是就运动本身而言的,成为运动的领袖并非完全出自领袖个人的努力,而是客观情势推动的结果。如同军队一旦失去指挥官便立即乱作一团,失去领袖的群众运动很快便会陷入崩溃,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大众需要引导,若没有来自外部的并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权威的指点,他们便失去了行动的能力。而这对那些担任领袖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现代民主政党组织的领袖并非整日无所事事。他们的职位也不是什么挂名美差,而是以极其艰苦的工作为代价换取的。他们的生活意味着永不停歇地奋斗。特别是在德国,社会党的斗争是永无止境的,它并不因某一暂时的成败而偃旗息鼓,这是其他任何政党都无法做到的。对于这一点,即便那些社会党的批评者和作为其对手的资产阶级也不得不为之叹服。民主政党组织中的职业领袖所要承担的工作极为繁重,他们经常为之身心劳顿,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而且一般来说,尽管有分工,这些工作仍然相当繁杂。他必须投入自己的全部精力,即使由于健康原因要求他减少工作量,他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加在他身上的担子永远也不会减轻。大众对出色的鼓动家、著名人物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渴望。即使他们的这种愿望无法满足,他们也要寻找一个全权代表。在民主大众所热衷的周年庆典或其他庆祝活动中,在选举集会期间,在组织的总部,各种要求纷至沓来,最后总是归结到一点:“我们需要一位全权代表!”此外,领袖们还要承担各种各样的文字工作,而且假使他们遇到诉讼案件,还必须处理大量的对本党有着重大意义的法律事宜。对那些身居高位的领袖来说,在接踵而至的荣誉背后,却是让人身心疲惫的繁重工作。实际上,职能交叠是现代民主政党组织的特点之一。在德国社会党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个人往往既担任镇政务会委员、帝国议会(diet,神圣罗马帝国会议,即正式议会,由各邦王公组成——中译者)议员、帝国国会(Reichstag)议员,甚至还可能担任某家报纸的编辑、工会组织的书记或者某一合作协会的秘书。这样的现象在比利时、荷兰以及意大利也时常出现。所有这些职务在给予领袖莫大荣誉感和凌驾于大众之上的权力的同时,也使得他自己越来越变得不可或缺,但其中也需要领袖以坚持不懈的繁重工作为代价。这对于那些身体不是很强健的人来说,往往是导致他们早亡的重要原因。
三、大众对领袖政治上的感激
除了由于大众的冷漠、并经常需要他人引导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使得领袖获得了优越地位,那就是大众对那些代表他们言论的人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领袖们以作为大众的保护者和导师而贏得声名;而大众则出于经济上的考虑默默无为地进行着他们平日的工作,对领袖们来说,出于对本职工作的热爱,不得不经常遭受迫害、监禁和放逐。
与往常一样,这些人获得了神圣的光环,并以殉道者自居,从而赢得了人们的感激。有时为了赢得人们的感激,领袖们也会形诸文字。在大众中间,这种感激之情往往非常强烈。即使有时出现例外情况:大众对他们所选择的领袖毫无感激之情,那也是由于嫉妒情绪偶尔作祟的缘故。在领袖之间,有时也会发生极具煽动性的斗争,这种斗争表现得情绪激烈、你死我活,并被以某种方式掩饰起来。而大众常常会卷入其中,在斗争各方中间选择自己的支持对象。然而选择支持一方,必然表示对另一方心存“不满”。撇开这些例外情况不谈,大众对他们的领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而领袖则将这种感激视为一种对自己使命之神圣性的肯定。这种感激情绪通常表现为使那些值得信任的政党领袖不断获得连任,这就使得领袖职位常常成为某些人的囊中之物。这已成为一条普遍规律。通常,在大众心目中,如果他们没有使一个领袖长期在位,他们便不会对该领袖赫任何感激。
四、大众对领袖的盲信
社会主义政党对其领袖往往能够保持高度认同,甚而至于以其领袖的名字为党命名。1863年至1875年,在德国有拉萨尔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法国,直到最近还有布罗西派(Broussists)、阿勒曼派(Allemanists)、盖达派(Guesdists)和饶勒斯派(Jauresists)。在如德国这样的国家,这种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做法之所以被抛弃,原因主要有二:首先是政党组织成员数量的增加特别是选民力量的增强;其次是党内个人独裁体制已经为寡头体制所取代,而在寡头体制中,领袖们相互之间经常心存疑忌。此外还有一个辅助性的原因,即那些有着出色才能并能够维持自己绝对的、无可争辩的权威的领袖往往屈指可数。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弗雷泽(Frazer)曾指出,一个国家秩序和权威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众的迷信观念。在他看来,这种迷信是达到一种良好目标的卑劣手段。在大众的这些迷信观念中,弗雷泽提醒人们注意,民众常常相信他们的领袖属于一个比他们更高级的人类。。实际上,在过去五十年里,这种现象在社会主义政党组织中可谓屡见不鲜。领袖相对于大众的优越地位不仅在于上面提到的各种因素,而且在于领袖于正统文化中的突出地位使他们赢得了人们普遍的盲目崇拜——这种崇拜一般说来,大众对领袖的崇拜往往是潜在的,它通过某些信号传达出来,而这些信号常常不为人们所察觉,例如民众称呼他们所崇拜的领袖的名讳时所表现出来的语气,对领袖的任何示意表现出绝对的顺从,以及当发现有人攻击领袖人格时所表现出来的恼怒。而在那些领袖个人影响特别突出的地方,人们在那些躁动的时刻往往表现出极度的热诚。1864年6月,热情的莱茵兰人将拉萨尔奉为神明。街头花团锦簇,礼仪小姐争相向他献上鲜花。跟随拉萨尔“总统”座车的车辆排成了长队,前呼后拥,他们对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的每一句话均抱以热烈的掌声,而这些话却如同江湖郎中那样充满了不实之词。与其说拉萨尔希望弥和反对者的不满,还不如说是在哗众取宠。这实际上是一场胜利大游行,所需要的一切都应有尽有:凯旋门、赞美诗、庄重的贵宾接待仪式。这时的拉萨尔真可谓野心勃勃,正如俾斯麦后来所说的,当时拉萨尔心里可能在反复嘀咕,他所感兴趣的未来德意志帝国是属于霍亨佐伦王朝还是他拉萨尔家族。我们丝毫不必惊奇,在这种逢迎拍马的氛围中,拉萨尔早已飘飘欲仙了,他不日便可在他的未婚妻面前炫耀说,有朝一日,自己将坐上由六匹白马拉的舆车,以德意志共和国总统的身份进驻首都。
1892年,在西西里,随着第一个农业劳工法西团od)的建立,该组织的成员对他们的领导人几乎到了迷信的地步。由于将社会问题与宗教活动天真地混为一谈,在游行时他们常常同时举着耶穌受难像和红旗以及上面写有马克思言论的醒目招贴。在前往开会地点的路上,领袖们常常有音乐、火炬以及曰本灯笼相伴。许多人如痴如醉,匍匐在他们的领袖脚下,如同他们54从前拜倒在他们的主教面前一样。—位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曾这样问一名属于社会主义法西团(fasci)的老农:像朱弗里达(Giuseppe De Felice Giuffrida)、波斯科(Garibaldi Bosco)以及其他年轻学生或律师,既然他们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对于无产者来说,他们是否真正按照法西团的利益行事,他们是否可能仅仅是为了确保自己再次当选郡议会议员或国会议员而这样做呢?老农的回答可谓言简意赅、斩钉截铁,他说:“居弗里达和波斯科是从天而降的两位天使。”
不可否认,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并非所有的工人都会以这种方式作答,但西西里人身上所表现出的强烈的英雄崇拜倾向则是不争的事实。在整个南意大利,某种程度上还包括中部意大利,甚至在今天,大众仍给予他们的领袖准宗教式的膜拜。在卡拉布里亚(Calabria),恩里克•弗里(Enrico Fetri)—度被视为反对政府腐畋行为的偶像。同样,在异教信仰和习俗仍然盛行的罗马,人们在公共会堂里向弗里欢呼,将他视为“无产阶级的伟大公民"(Proletarian quirites)、“出类拔萃者”。此时正是弗里公开反对国会禁令的开端。在荷兰,1886年,当多梅拉•纽文胡斯(Dome la Niellwenhuis)被释放出狱时,据纽文胡斯本人描述,他受到了任何当权者未曾享受得到的礼遇,他发表演讲的会堂摆满了鲜花。大众对领袖所表现出的这种态度,并非仅仅是那些落后国家或遥远的古代才有的现象,而是某种原始心理的遗传。
例如,在当今法国最发达的工业省份北部省,人们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尤•盖达(Jules Guesde)奉为神明。同样,在英格兰的某些地区,我们会发现,那里的工人阶级对他们领袖的膜拜丝毫不亚于拉萨尔在莱茵兰所受到的崇拜。
领袖所贏得的人们对他的顶礼膜拜常常伴随他们一生。其中少数人将被永久地神化。拉萨尔去世后,他生前统一领导下的德国工人总同盟(Allgemeiner Delltscher Arbeiterverein)立即分裂为两派:一派是“哈茨菲尔德伯爵夫人派”,马克思主义的对手将其讥讽为“妇女阵线”;另一派是施韦泽(J.P.Von.schweitzer)领导下的“男人阵线”。尽管两派之间争吵不休,但他们都将拉萨尔本人以及他生前所制定的纲领奉为圭臬。即使卡尔•马克思也未能避免社会主义阵营的这种神化倾向,他的某些狂热的信徒对他的膜拜至今仍让人不由得想起当年拉萨尔所得到的英雄式的崇拜。基督徒常常以他们所信奉宗教的创立者的名字为新生jL取名,如圣彼得、圣保罗等等;无独有偶,在意大利中部的某些地区,那些信奉社会主义的父母往往给男孩儿取名拉萨罗(Lassallo),给女孩取名马克西娜(Mandna),以表明他们的信念。而且,他们的狂热也常常表现在他们的牺牲精神方面(如众叛亲离、与那些苛责的负责社团登记的官员翻脸),甚至有时在经济上付出沉重代价(如被解雇)。尽管这有时只不过是一种恃才傲物的表现,但它仍体现了某种强烈而真诚的理想主义。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因,这表明了大众对领袖的崇拜,这种崇拜超出了单纯作为领袖所应得到的尊敬的限度。有时这种英雄崇拜式的情感也会被精明的商人用于现实赢利的目的,如我们在报纸(特别是美国、意大利和斯拉夫南部地区)广告所看到的诸如“卡尔•马克思甜酒”和“卡尔•马克思纽扣”,并公开出售。这种精明之举往往会带来丰厚的利润。这本身说明了无产阶级的幼稚心理。
对普通大众来说,他们不仅迫切需要服膺于某种伟大的理想,而且对那些在他们看来抱持这一理想的人顶礼膜拜。他们对这种世俗化的神圣权威的膜拜与他们的文明程度成反比。肖伯纳对民主制度的如下充满悻论的界定不无真知,他将民主视为偶像崇拜者的集合,它与贵族制相对,后者是偶像的集合在大众的许多思想观念中,只有这种崇拜才具有持久性。近年来,萨克森的产业工人开始从原先虔诚的新教教徒一下子变成了社会主义者,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这一转变可能意味着他们原来的知识和道德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将传统的路德形象从自己的信仰世界剔除出去,目的仅仅在于用倍倍尔的形象取而代之。在艾米利亚(emilia),那里的农民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被普拉波里尼(Pram-Polini)的画像取代;在南意大利,一年一虔的有关圣雅努斯(古罗马门神——中译者)的血变成水的逸事被有“克莫拉的天遣”之称的恩里克•弗里(Enrico Ferri)的超人力量的传说所取代。在大众传统道德世界支离破碎后的废墟中,人们的宗教需求仍然根深蒂固。古希腊一位雕塑家在完成他的“打雷的朱庇特”(Jupiter Tonans,即宙斯-中译者)塑像之后,却跪倒在自己的作品面前。这与大众对待他们领袖的态度并没有两样。
在这种崇拜的对象之中,自大狂便会应运而生。这种略带滑稽色彩的极端的自以为是有时也表现在现代大众领袖身上,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常常是些靠自己努力成功的人;另一方面则在于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充满谄媚逢迎的氛围。领袖身上的这种过分的自视高明会释放出一种潜在的强大的影响力(大众对他们的领袖的膜拜就是明证),进而成为强权的重要源泉。
五、领袖所必备的其他素质
在劳工运动正在不断兴起的年代里,领袖地位的巩固与否主要(如果不是完全)在于他们的演说才能。对散漫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很难逃脱那些华丽的、充满激情的演说的诱惑。高超的演讲才能是一种潜在的影响力,它能够使公众成为演讲者意志的俘虏。如今民主政治的基本特点便是:它已成为语言(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自身魔力的当然猎物。在民主政体中,那些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和新闻记者便成为理想的领袖人物。如法国的加姆贝塔(Gambetta)、克里孟梭(Cl6menceau),英国的格莱斯通(Glads Tone)、劳合•乔治(Lloyd Geoige),意大利的克里斯比(Crispi)和卢扎提(Luzzatti)。在那些以民主方式统治的国家,人们普遍认为,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能力担任公职完全在于他是否具有演说才能。这种才能也是控制一个大规模的民主政党组织不可或缺的素质。在率先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英国,口头语言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早在1826年就被一位意大利人洞察到了,他指出:“善于有效利用自己时间的英国人在收听那些公开演讲时所获得的愉悦,甚至可以与他们在剧院里欣赏远近闻名的戏剧作家的作品所获得的愉悦相媲美。”二十五年之后,托马斯•卡莱尔(Carlyle)这样写道在英国,除非一个人能够证明自己具备过人的口才,否则他就别想成为一个政治家或工人领袖。”在法国,约•厄内斯特-夏尔(Ermest-Charles)曾对众议员的职业进行了统计,他发现,仅就那些刚刚成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进步主义政党来说,它们在议会中的议员几乎全部都是新闻记者或能说会道者。这不仅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现象,而且在民族主义运动和反犹运动中也极为常见。整个现代劳工政治运动的历史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饶勒斯(Jaurfes)、盖达(Guesde)、拉格德里(Lagardelle),赫尔韦(Herve)、倍倍尔(Bebel)、弗里(Ferri)、图拉提(Turati)、拉布里奥拉(Labriola)、拉姆塞•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特勒尔斯特拉(Troelstra)、罗兰德-霍尔斯特(Henriette Roland-Holst)、阿德勒(Adler)、达津斯基(Daszynsky),这些人都是些有着鲜明个性和强大感召力的演说家。
相反,在德国,像爱德华•伯恩斯坦这样的人物之所以长期难以获得显赫的声名,主要是由于他缺乏演说才能,尽管他提出的许多观点和理论具有很强的感召力;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荷兰,纽文胡斯(Domela Niellwenhuis)最终失去了领导地位;在法国,如保尔•拉法格这样具有相当天分、受过系统教育而且与卡尔•马克思有着密切的家庭关系的人却未能像盖达那样在党的委员会中获得一席之地。而根本算不上受过什么教育,也不具有什么过人智慧的盖达,却因他的演说才能而得以进入委员会。
在劳工运动中,那些渴望进入领导岗位的人深知演说技巧的重要性。1909年3月,在牛津罗斯金(Ruskin)大学学习的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学生,集体表达了他们对教授们的不满,因为在他们看来,后者过分注重社会学和纯逻辑的训练而轻视演讲才能的培养。由于立志将来涉足政坛,这些学生已充分认识到演讲才能在他们未来职业生涯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们决心以实际行动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随后举行了集体罢课,直至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为止。
那些具有演说才能的人能够在公众心目中获得近乎绝对的优越地位。大众所欣赏的首先是演讲者的口才,诸如声音悦耳动听、铿锵有力、才思敏捷而且风趣幽默;而演讲的内容则是其次的。如同遭到狼蜘蛛的螫咬一样,那些四处奔走,向人们宣传其主张的人常常被认为是充满热情、积极向上的同志,而那些不善言辞默默工作,对党做出积极贡献的人却常常遭到鄙视,他们并不被认为是纯粹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
勿庸置疑,对大众来说,由铿锵悦耳的演说激起的亢奋情绪经常只不过是接踵而来的一系列幻灭的开端,这或者是由于演说者的实际行动与他所承诺的相去甚远,或者仅仅是由于他只不过是一个并无多少特殊才能的凡夫俗子。然而在多数情形下,由于被演说者的感召力所深深折服,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演说者的心醉神迷,使普通大众往往在演说家们身上发现自己被放大后的形象。继而言之,大众对演说家们的崇拜和狂热只不过是他们自我欣赏的表现,而且,他们的这种情绪正是演说家们宣称_己的言行代表着大众(即每个个人)这一承诺推动的结果。在对那些杰出的演说家所发出的号召做出回应的过程中,大众在无意识之间受着他们自己身上的自利倾向的影响和左右。
由于人们彼此间素质上的差异,某些人能够统治大众。一个领袖并不一定具备其作为领袖所必须的所有品质,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具备能够使意志力相对薄弱的人服从的意志力;其次还有:他应当具备能够给自己周围的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广博的知识;说服他人的能力,能够以自己的思想观念充分激起他人的想像力,并以其个人魅力赢得他人的尊敬;领袖本人必须具有充分的自信,即便有时会表现出过度的自负,也应懂得如何使大众分享这种自信;最后,在某些情况下,领袖也应保持善意和中立,在大众心目中唤起耶稣基督的形象,从而再次唤起那种在民众心目中已经淡化却仍未完全消失的宗教情感。
然而,在多数场合,真正能够吸引民众注意力的还是那些有名望的人。现代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一个人所具备的潜在影响力常常出现在他踏上通往名望之颠峰的过程中。正如塔尔德(Taide)所写道的:“实际上,当一个人的所思所想影响到我们的思想时,它是在与其他许多人的思想活动共同发挥作用的,透过后者我们可以看到前者。而且,他的个人观念可以在无意识间直接反映在我们自己的脑海中。我们为他的人格魅力……以及他在我们心目中所激起的崇敬感而困惑不解……假如他声名远扬,他的崇拜者便纷至沓来,而且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这一崇拜者队伍相当庞大,而且这种影响力在客观上构成一种凝聚力量,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现实,这就产生了一种只有伟人才具有的优越地位。”对那些知名人士来说,为自己在政治上谋得一席之地易如反掌。而对普通民众来说,H旨将自己的事务交托给有名望的人掌管则是他们的荣幸。大众总是愿意听命于那些知名人士的摆布。获此殊荣的人被大众视为半神半人。如果他能够使自己为大众所爱戴,至于他是从哪里得来的桂冠则并不重要,因为他完全可以凭借大众的欢呼和狂热情绪。正是由于当初拉萨尔作为一位诗人、哲学家、律师而为人们所景仰,才使得他能够唤醒广大的劳苦大众,将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后者在资产阶级民主上升时期始终麻木不仁。有名望的领袖往往能够对大众产生巨大影响,拉萨尔自己对这一点心知肚明,所以他时刻不忘使他的党系于一位享有良好声誉的人。在意大利,当恩里克•弗里还是一个毛头小伙时,便已经成为大学教授了,同时他作为新的意大利刑法学校的创办者而赢得广泛的声誉。1893年,在埃米利亚(Reggioemilia)举行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弗里以绝对优势当选为意大利社会党主席。此后,他在位长达十五年之久。同样,人类学家切埃萨•隆布卢索(Cesare Lomb Roso)和作家阿米西斯(EdMondo De Amicis),即便他们没有加入社会党,他们也已经在该组织中获得相当高的荣誉职位,隆布卢索担任激进的意大利无产阶级的高级顾问,而阿米西斯贝喊为无产阶级的官方荷马(the official Homer)。不过他们两人始终未成为社会党的正式成员,他们所做的只是发送一些表示祝贺的电函。在法国,早在让•饶勒斯和阿纳特•弗朗斯(Anato France)决定加入劳工组织之前,他们已经是具有相当名望的人物了,饶勒斯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激进派政治领导人,而弗朗斯则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小说家,所以他们未经过任何入党前的考察期便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并在劳工运动中担任领导职务。在英格兰,诗人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在48岁时才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但他很快便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受到普遍欢迎。在荷兰,著名的抒情诗《梅》(Mrf)的作者赫尔曼•戈尔特尔(Heiman Goiter)和女诗人罗兰德一霍尔斯特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形。在当今德国,仍然有某些声望如日中天的人,尽管对社会党具有很强的同情心,但仍然没有加入该组织的任何打算。然而,如果格哈德•豪普特曼(Geriiard Hauptmann)在他的《编织工》(Weavers)—书获得成功时,松巴特(Wemer Sombart)在他的处女作问世时即正式加入德国社会党,可以想见,到现在他们将会跻身广为人知的300万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最杰出领袖行列。在普通民众看来,那些已经在某些方面赢得声誉的人最有资格担任领导职务。在政党领袖群体中,一些人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才在党内赢得了声誉,而从内心来讲,大众总是倾向于那些在进入党组织之前就已经声名显赫并具有非凡个人魅力的人。在他们看来,那种在其他领域赢得的声誉,似乎比在他们眼皮底下获得的声誉具有更高的含金量。
另外,其他相关的事实也有必要提及。历史告诉我们,那些仅仅通过党内活动赢得声誉的领袖与那些在进人党组织之前就已经在其他领域声名远扬的领袖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并在两派之间时常发生旷日持久的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我们知道,这种权力斗争背后的动机一方面来自羡慕和嫉恨,另一方面则在于专横和野心。除了这些主观动因外,还存在某些客观的和策略上的因素促成了这种权力斗争。与那些“外来者”相比,那些仅仅通过党内活动赢得声誉的人常常具有更强的应变能力,对大众心理有较准确的把握,对劳工运动的发展进程有更为清楚的了解,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对党的纲领和指导原则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
两个领袖集团之间的斗争几乎总是分两个阶段进行:新来者首先竭力向大众宣传能为他们迅速接受的新纲领,从而促使大众摆脱原来领袖权力的控制。然而,这种纲领并非来自那种从总体上构成所谓社会主义的思想宝库中的观念,而是来自先前那些领袖获得声誉的科学或艺术领域。由于赢得了大量无组织民众的膜拜,使得新的纲领取得了潜在的感召力。与此同时,那些对新领袖充满怨恨的原来的领袖首先要做的就是组织起来进行自卫,并最终走向对新领袖群体的公开挑衅。而且,他们在人数上占有先天的优势。新领袖常常错误地认为,自己举足轻重,而且稳操胜券,然而事实却经常使他们栽跟头。难道先前的那些领袖都是些平庸之辈,他们现在的职位仅仅是通过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庇护网络(apprenticeship)获得的?在那些初来乍到者眼里,这种庇护网络并不需要一个人具有突出的才能,所以他们居高临下,向原来的领袖投以半鄙视半同情的目光。然而,那些具有出色个人才能的领袖之所以在权力斗争中几乎总是被挫败还有其他诸多原因。诗人、体育明星或科学家常常拒绝服从一般的党内纪律,对民主制度的外在形式大加挞伐,这就削弱了他们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因为后者对民主制度的形式备加珍视,即便他们实际上处在寡头体制的统治之下。这样,他们的政治对手——尽管在实际上并不更倾向于民主——却由于他们在维护民主体制的外在形式上采取了更为明智的策略而贏得了普通民众的广泛支持。而且,可以说,那些具有特殊个人才能的人往往并不习惯于与一种系统化的反对派对峙。当遇到旷日持久的反对时,他们就变得软弱无力。所以我们便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常常要么在失望和幻灭中放弃斗争,要么结成小的派系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即使还有少数人仍留在党内,他们也总是被原来的领袖取代或排挤到后台了。远近闻名的拉萨尔在生前已开始受到一位出身工人家庭名叫尤•瓦尔泰希(Julius Vahlteich)的挑战,虽然拉萨尔在他有生之年幸免于与自己的对手公开斗争的繼尬,但假使他再多活几年,他将不得不与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人展开无情的权力斗争。威廉•莫里斯在与英国工人运动领导集团的元老们公开决裂后,只有去罕默思米斯(Hammersmith)领导一小撮知识分子了。在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中,弗里从一加入社会主义党就遭到党内元老极度的不信任,最终由于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失误而失去了作为该党领袖的职位。戈尔特尔和罗兰一霍尔斯特在经过几年的风光之后最终被推翻,权力被党内那些元老们剥夺殆尽。
所以,借助在政党组织外赢得的声誉巩固自己在党组织内的地位往往是靠不住的。年龄本身并不构成领袖获得权力的任何阻力。古希腊人曾说,白发是装点领袖额头的必不可少的冠冕。然而,在当今时代,个人阅历的积累,其重要性越来越小,因为现代科学使得每一个人掌握了高效的获取知识的手段,即使那些初涉世事的年轻人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良好的教育。如今,几乎所有的知识、技能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掌握,即使那些原来被认为只有老年人才能够具有的经验也不例外。所以,不是因为民主而是由于现代文明社会技术手段的进步,使得年龄的影响大为削弱,并进一步失去了因年长而赢得的尊敬和影响力。可以说,在政党组织内,如今年龄大反而成为获得晋升的障碍,这与其他职业领域一样,由于要取得成功往往要经过许多步骤,所以,年轻往往成为一种潜在的优势。在组织良好的政党组织中尤其如此,在那里不断有新的成员被纳入该组织。当然,对于那些长期在党组织中任职的年长者来说情形就不同了。在那里,年龄是赢得优越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除了普通成员对于他们为党的事业做出贡献的感激外,比起那些年轻人来说,那些年长者对他们的事业了如指掌。大卫•休谟曾说,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年长农民相对于年轻农民的优势在于他们对日照、雨水、土壤等条件对作物生长的影响规律的准确掌握,而这些知识都需要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把握。在政党活动中,那些阅历丰富的长者也具有类似的优势,他对各种事件的来龙去脉有较为准确的把握,后者正是构成大众政治活动的基本线索和大众心理的内涵,所以,他的行动往往能够得到其敏锐的洞察力的引导,而这种洞察力是年轻人所不具备的。
六、大众的其他特质
为什么领袖能够获得相对于普通大众的优越地位?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将注意力转向普通大众。这里的问题是:大众究竟是箜什么入呢?
前文有述,大众常常对他们自己的事务漠不关心,即便将他们组织成政党也是这样。大众的构成特点使得他们无法与领袖的威势相抗衡。领袖对自身的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对德国工会组织成员年龄结构的分析,也会使我们对各种社会主义政党的人员构成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该组织绝大多数成员的年龄在25到39周岁之间。年纪更轻一点的人有其他打发光阴的方式:他们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沉迷于声色犬马,他们总是等待出现某种奇迹,以期使自己摆脱那种仅仅依靠工资度日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对加入工会组织并没有多大热情。而那些已年过四十、精力不济、心存失望情绪的人则索性退出工会组织(除非仅仅是出于纯粹个人利益的考虑仍然留在工会组织中,如失业保障、医疗保险等等)。这样,工会组织中缺乏一种能够将那些精力充沛却又漠不关心的年轻人和那些有着丰富阅历的成年人团结起来的力量。也就是说,领袖们所要应付的是一群他们自己无论在年龄还是在阅历方面都远在其上的成员大众,他们对来自普通大众的随意批评处之泰然,这种批评在那些初涉世事的年轻人身上司空见惯。
不得不接受领导的普通党员,其构成上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他们游移不定的特性。从1906年慕尼黑社会主义者支部的一份报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该报告在实证数据的基础上,分析性地说明了个人在该组织中的时限。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成员的总数,其中包括那些先前曾属于其他支部的成员。
根据在社会主义组织中的时间长短将成员分类
6个月以下 1502约 23% (1582)
6个月〜2年 1620 24%
(1816)
2〜3年 684 10% (995)
3〜4年 1020 15% (1965)
4〜5年 507 7.5% (891)
5〜6年 270 4% (844)
6〜7年 127 2% (1289)
7〜8年 131 2% (1289)
8年以上 833 12.5% (1666)
在德国工会组织中,成员的这种游移不定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难怪人们常说工会组织好像一个鸽舍,在那里鸽子来去自由。从1906年到1908年,德国钢铁工人联合会(Delltscher Metallaibeiterverband)有210,561名新成员,然而,1906年,退出该组织的人数超过60%,1907年达到83%,最后,到1908年该组织最终索性解散。(2)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数众多的普通党员与他们的组织之间的联系纽带是相当脆弱的,劳工组织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对工会组织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感。看来,与游移不定的普通成员相比,领袖集团在组织上则具有明显的稳定性和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