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阶级斗争及由之引起的资产阶级的分裂

  大众的情绪并不那么容易被激发起来。某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成了过眼烟云,经济领域内发生深刻变革的同时,他们的思想也许并未发生多大变化。大众对新的境况的反应往往相当迟纯。

  几十年来,甚至几百年来,大众始终固守于陈旧的政治状况,这极大地妨碍了法制的更新、道德的进步经常出现的情形是,那些经济上高度发达的国家,却长期沿用那种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形成的政治体制。在德国,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在那里,由于国家赖以形成的经济基础,造就了一种由贵族和封建势力联合统治的政治形态。到目前为止,这种政治形态还没有能够适应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

  初看起来,这种历史现象显得有些吊诡。其实,它导源于以下两个不同的规律:首先,那些代表着已走向消亡的经济形态的阶级或附属阶级(sub-classes),可能从他们曾作为当时主导经济关系的真正代表的时代幸存下来;他们能够从旧社会的废墟中汲取足够的道德威望,并能够得到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从而使他们能在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即使他们这样做可能遭到绝大多数民众的公开反对。这些代表着传统势力的阶级之所以能够维持自己手中的权力,一方面在于他们自身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则得益于许多其他势力的支持,对于后一种力量他们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需要予以利用。然而,最经常出现的情形是,代表着旧的经济秩序的阶级,之所以能继续保持他们的社会地位,仅仅是因为那些代表着当前或未来经济秩序的阶级,迄今还未认识到自身的力量、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性以及在旧的社会秩序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另外,在社会生活中,宿命论和无力感也常常起着极大的麻瘦作用。只要被压迫阶级仍为某种宿命论左右,只要他们对社会的不公正还缺乏充分的认识,他们就不会渴望追求自身的解放。历史地看,激发阶级斗争的首要动力不是压迫是否客观存在,而是被压迫者对压迫的意识。

  现代无产阶级的存在,本身并不足以带来“社会问题”。阶级斗争需要阶级意识作为其推动力,否则,所谓的阶级斗争理论只能含混不清,阶级斗争的能量永远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而已。

  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让他们激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反过来反对他们自己,这肯定不是他们情愿去做的。然而,历史往往充满了这样的讽刺意味。资产阶级最终却做了无产阶级的教导者(instructor),而无产阶级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社会上看都是资产阶级的死敌,这也许是资产阶级的劫数。正如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资产阶级被迫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贵族、后来又反对其利益同工业进步相矛盾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并且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由于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开展有效的斗争,资产阶级遂不得不“向无产者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就把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从另一个角度看,在这里,资产阶级变成了无产阶级的教导者,成了他们的剑术教练。在与无产阶级的日常接触中,从资产阶级队伍中逐渐分离出一小部分人,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为工人阶级谋利益的事业当中,激发工人阶级开展反对现存秩序的斗争,使他们感受并认识到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和社会体制中所隐藏的种种弊端。应当承认,虽然脱离资产阶级阵营并执著于无产阶级事业的人在数量上相当有限,但他们往往是资产阶级队伍中的佼佼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ff郁是些其能力远在普通资产阶级人士之上的杰出人士(superman)。他们之所以献身于无产阶级的事业,也许是出于对同类的爱,或出于怜倘,或出于自己的良心而对社会不义满腔愤慨,对社会进步力量的深刻洞察,或是出于超凡的进取精神和将自己的原则转化为实际行动的热衷。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些非同寻常的人。他们脱离自己所出身的阶级,为尚未觉悟的无产阶级指明了方向,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最终解放。

  无产者大众起先之所以只是本能地意识到自己所受的压迫,是由于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启发教育。而这种教育能够给予他们以某种线索,借以理解无产者所受压迫的历史过程,这种过程表面看来往往显得含糊不清。对于那些软弱无力并因此对自己完全丧失信心的阶级来说,由于长期以来缺乏教育,并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所以,除非获得某种启发教育(这种教育可能来自本阶级成员,也可能来自一般人所说的“上层”阶级),使他们意识到自身的道德权利和政治一经济权利,他们便不可能采取积极的行动。这似乎已成了一个心理一历史规律。迄今为止,历史上所有大规模的阶级运动,都是出于以下心理反应:不仅仅是我们这些未受过教育、没有法定权利的大众认为自己承受着压迫,那些对社会体制有着丰富知识,具有更加敏锐的判断力的人们同样也这样认为;既然连上层阶级中的智者都预言我们将获得解放,那么,这一理想就不能被说成是异想天开了。

  社会主义理论是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历史学家们不断思考的结果。每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方案中的每一句话,都是众多有识之士共同思考的结晶。绝大多数现代社会主义的开创者首先是科学家,其次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家。不可否认,在他们之前,为了追求更高的知识和经济生活水平,无产者们曾自发组织了一系列运动。然而,这些运动并非是由于无产者对自身所受压迫的清楚认识,从而激发了他们真正的革命热情,而往往是出于无产者对现实所产生的尽管合理但却未经深思熟虑的不满。只有当科学服务于工人阶级时,无产者运动才会转化成社会主义运动。那种出于本能、无意识的、漫无目的的暴动,才能被有着明确目标的革命运动所取代。

  同样,在早期的阶级斗争中,也会出现类似的现象。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大规模的阶级运动,都是在那些来自运动所反对的那个阶级的人们的鼓动、合作、领导之下进行的。斯巴达克思曾鼓励奴隶为自由而战,虽然他出身奴隶家庭,但他当时已经获得了自由,而且在色雷斯有自己的财产。托马斯•闽采尔(thomas Miinzer),图林根农民战争的主要发起人,然而他自己却并非农民,而是一位博学之士。弗洛里安•吉尔(FLorian Geier)是一名骑士。法国大革命爆发則夕,第二等级(tiersetat)解放运动最为著名的领袖——拉斐耶特(Lafayette)、米拉波(Mirabeau)、罗兰(Roland)以及西耶斯(Sieyfes),都出身上层阶级。弑君者菲利普•埃加利特(Philippe-Egalite),自己就是皇室家族的成员。从现代劳工运动的历史看,这一规律概莫能外。德国历史学家西奥多•林德尔(Theodor Linder)声称,<2)现代社会主义运动总是由非工人阶级人士“唤醒”的。我们不得不对这一看法提出质疑,因为它使我们不由地想起巫师边挥舞着魔杖边说:“巳发生过一场劳工运动了,那就再来一场劳工运动好啦!”而且,林德尔的说法也欠准确和周全。因为他未能认识到这里的“唤醒”并非凭空而降,也不能说是某个“伟大人物”的杰作。而某些历史学派正是将这些“伟大人物”作为他们历史前进动力理论的基石。实际上,劳工运动的产生需要社会和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否则,任何运动也就无从谈起。然而,尽管林德尔未对自己的观点做出较好的阐述,但有一点却是正确的,即现代劳工运动的发起者主要来自“有教养的阶级”。政治社会主义的伟大先驱,以及哲学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圣西门、傅立叶(Fourier)以及欧文(owen);政治社会主义的奠基人,路易•勃朗(Louis Blanc)、布朗基(Blanqui)、拉萨尔(Lassalle);经济和科学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恩格斯以及罗德贝(Rodbertus),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此外,虽然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曾做过裁缝店学徒,皮埃尔•勒鲁(Pierre Le Roux)是自学成才的哲学家,但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他们的影响力远不及前者。而只有印刷工人出身的普鲁东,在国际舞台享有很高的声誉。即使在最近几年投身劳工事业的著名演说家中,出身资产阶级的仍然占绝大多数,而工人出身的则少之又少。那些资产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重要领导人的名单可以开列一大串;而那些出身地道的工人家庭,并在本阶级历史上留下卓越功勋的领导人,我们一口气便可将他们的名字开列出来,他们有贝努瓦•马隆(Bfenoit MaLon)、倍倍尔(Augusst Bebel)以及爱德华•安塞尔(Eduard Anseele)。尽管他们都是工人阶级实践运动的伟大领袖、强有力的组织者,然而都无法被列人具有开拓精神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行列。

  在无产阶级运动中,正是资产阶级人士帮助组建了政党,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认真考察一下世界各国的国际劳工运动,这一点显而易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即使在那些社会主义大树刚刚发出新枝的地方,例如日本和巴西,情形也难出其右。

  而且,由出身资产阶级的人士组建政党,这一现象只能被视为历史前进的必然逻辑结果。不仅如此,事实证明,出身资产阶级的人士之所以能够出现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在无产阶级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中,来自资产阶级阵营的人士同样发挥着主导作用,这也许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或许我们可以提出以下问题以便再次讨论:来自资产阶级阵营的大批流亡者,在他们加入无产阶级斗争行列之后,是否意味着阶级斗争理论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换言之,我们不得不问:既然资产阶级将会日益强烈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特权的不公正性,那么,要建立消除了任何阶级差别的社会秩序——因为这正是所有社会主义者和其他积极的改良主义者、道德家、无政府主义者、新基督教主义者等所追求的共同目标——是否可以通过资产阶级精神上逐步的自觉过渡来实现?这就进一步很自然地引出下面的疑问: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阶级一政党在政治上的明显对立是否真的毫无必要?或者这种对立是否只是一种冷酷的游戏,因而除了导致两败俱伤,不会有任何好处?与当今的理论家不同,《伦理文化》杂志主编鲁道夫•彭茨西则走得更远,他认为,那些脱离资产阶级阵营投向社会主义怀抱的都是些“开拓者”。现在看来,从逻辑上讲,这种看法暗含着这样的信念,即整个资产阶级中的普通成员将会步这些开拓者之后尘,进人一个无论在社会上还是经济上都与自己势不两立的敌对阵营。这无异于一种日本武士式的切腹自杀。我们知道,即使这种自裁行为,也常常并非一种经过慎重考虑的自愿行动,而是受到来自上级的命令和外在的强制。还是让我们简要考察一下这一理论是否站得住脚。

  社会主义者兼诗人阿米西斯,列举了在他看来最有利于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的要素。他指出,一场严重的工业危机之后,人们会普遍产生一种厌倦感,无休止的斗争也使占有者阶级极度失落;为了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革命的爆发,这些阶级会产生某种焦虑感,因为革命必然意味着剑与火,意味着毁灭一切;而且,人们普遍(包括资产阶级)有一种要摆脱“生活于世界末日废墟中的恐怖”的朦胧愿望,他们渴望恢复昔日的活力和理想主义50年前,,海因里希•海涅(Heinmch Heine)也曾提出过类似的看法。然而,由于缺乏公开阐述自己政治观点的勇气,使他无缘成为一名社会主义战士。在1843年6月15日寄自巴黎一封谈论政治、艺术和民族生活的信中,他写道:“这里我希望提请大家注意一点,共产主义者的敌人尽管看起来很强大,然而他们却失去了强有力的道德后盾。这正是共产主义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现代社会之所以仍在极力维护自身,完全是被逼无奈。实际上,资产阶级对自身的存在已失去了信心,甚至已没有半点自尊。正如古代社会,木匠的儿子—来,它便在顷刻间崩溃。”

  两位诗人观点中的许多方面都是可以接受的。但这里似乎让人疑窦重重的是:即将走向灭亡的资产阶级社会,是否会继续顽抗直到最后一刻。而且如果有必要,无论面临多么大的危险,他们甚至不惜借助武力来维护自己的财产和特权,其目的就在于,这样做至少可以延迟无产阶级取得最后胜利的时间。海涅在1843年发现,当时的资产阶级普遍丧失了自信。今天看来,这种观念已难以站得住脚。我们发现,资产阶级的反抗背后有着坚定的自信心作为支持。然而,阿米西斯和海涅都有一个基本观点,现在看来仍然是正确的,那就是:尹个对自身的存在缺乏充分信心的社会,便意味着它已在政治上处于弥留之际了。特权阶级在维护自身特权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信心和耐力表明,它仍具有某些使自己存在下去的素质,特别是其中隐藏的某种冷酷的力量,它不仅可以在残酷、没有道德心的情况下凸现出来,而且会在强有力的自信心的作用下,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正如帕累托(Pareto)曾经指出的,《随着人道主义观念逐步渗入统治阶级,使得该阶级对本阶级存在的道德合理性提出质疑,这就会使该阶级的人们在心理上产生某种受挫感,从而使其难以进行有效的自卫。

  这一规律不仅在那些人们坚信自己具有生存的神圣权利的地方有效,而且对一个民族共同体同样适用。如果一个民族对自己的生存权利丧失了信心,那么,这个民族必将走向衰落,并最终毁灭。对任何种族、法律系统、制度以及社会阶级来说,一旦他们自己或代理人对未来丧失信心,那么,毁灭将是它们的必然命运。虽然波兰人散居各地,被分割在三个不同的国家,但他们始终持守着自己的民族性(nationality),以及对自己和自身权利的信心。只要波兰人民心底里始终怀有对自己民族生存权利的强烈意识,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不用说普一俄同盟(Prusso-Russianmicro-Cosm)-能够消灭他们。

  然而,作为斯拉夫人的一支的文德人(Wends),虽然他们的遭遇与波兰人类似,但由于当时的时代特征以及特定的历史条件,他们并未能将自己的民族意识保存下来。即使有的民族仍保留着本民族的语言,比如斯普林瓦尔德人(spreewald),他们却被德意志国家体制完全吸纳了。如今,他们与文德人一样,已经在人类文明史的长河中销声匿迹。尽管他们在德意志占有一大块居住地,但他们已几乎完全丧失了作为斯拉夫民族的基础,变成了最为地道的泛德意志人(Pan-Germanists)。虽然他们在国家法律、语言和生活习惯上被视为事实上的德意志人,然而这些均是早期的征服者强加在他们头上的。

  历史地看,任何社会斗争要取得永久性的胜利,只有首先在道德上削弱需要摧毁的势力。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能够爆发,正是得益于革命前夕那些热情洋溢的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达朗贝尔(D,Alembert)、卢梭(Rousseau)、霍尔巴赫(Holbach)、狄德罗(Diderct),等等。他们对旧制度下统治阶级经济特权的“不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这使得许多贵族和僧侣在心理上深感沮丧。路易•勃朗(Louis Blanc)在评价法国大革命时指出由于百科全书派(Encye Lopedie)——这一18世纪思想的大熔炉——早在革命前就已占领了道德阵地,所以,1789年革命爆发时,只要再占领经济领域就足够了。”意大利当初分裂为t个独立的小邦,但意大利很快便走向统一,而且并未流多少血(如果排除那些在反对外敌侵略战争中牺牲的士兵)。而且,在意大利王国正式成立后,该半岛上几乎没有一个人为已经逝去的王朝悲叹。这与同一时期德意志国家人们的心态形成了鲜明对比。之所以如此,因为在意大利,早在国家政治上走向统一之前,人们的思想已趋于统一。在美利坚合众国发生的那场分离战争北部各州之所以能够占据主动,不仅在于其武装力量,而且,到战争后期,南方各州许多奴隶主日益觉察到奴隶制道德上的罪恶诸如此类的例证举不胜举。

  宣传鼓动的目的就在于动摇对手的自信心,并使他们相信我们的主张要比他们的立场更高一筹。社会主义尤其不能低估华丽的言辞背后强大的说服力量,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手段,社会主义才能赢得巨大成功。但由于受社会关系的局限,这种说服的力量必然有一定的限度。当试图动员普通大众和社会各阶级人们参加旨在获得自身解放的运动时,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手段往往能够取得积极效果。然而,人类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社会斗争一再告诉我们,当试图说服那些特权阶级,要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或个人,放弃他们自己于社会中已占有的统治地位时,这种手段也就无法奏效了。

  人类个体并非单纯的经济动物。一个人的生活往往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在他的个人物质需求与那些将他个人和某一特定阶级或等级联系起来的利益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另一方面,在阶级利益之外、以及社会斗争的外围,往往存在某些趋向,它可能在个人的内心深处激起某种足以将他曳出经济考量的热情,将他吸引到某种理想主义的阳光雨露之中,使他的行动与自己的本心相一致。然而,所有这些只是就个人而言的。就普通大众来说,如果不考虑某些病理学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使人们采取某些与自身物质利益相矛盾的行动)的影响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们都是首先受到物质利益躯动的经济动物。大众的共同表征是,他们身上都被盖上经济利益的印记,就像羊群中的每一只羊都被标上其主人的统一记号一样。所以,对个人来说,这种印记并不一定有用,也不一定符合他的个人目标:与羊背上的记号一样,它只是为了屠宰方便而做的。不过,对人群来说,其身上的经济印记可以影响他们的物质生活。经济状况作用下的工作和利益的性质,使得人们的精神和肉体都同样取决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

  不可否认,社会主义的思想学说已经赢得了许多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的青睐,该学说对他们思想的影响如此深刻,甚至使他们可以抛弃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离开父母、亲友,放弃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且没有丝毫的惋惜和迟疑。他们已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社会主义所倡导的人类解放事业。然而,这种情况只能是个别的,并非整个经济上占统治地位阶级内的普遍现象。这个阶级并未因那些背叛者而遭到丝毫削弱,而且历史上从未出现整个阶级拱手让出自己所有的特权这样的现象。这一阶级从来不会认为有什么强有力的道德依据,为了那些“难兄难弟”而放弃自己的特权。即使没有其他原因,仅只阶级利己主义就足以使他们不会那样做。而阶级利己主义是无产阶级以及任何其他阶级的共同天性。所不同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己主义最终与那种不知何谓阶级的人类社会理想相耦合,至少在抽象的层面是这样。不可否认,在统治阶级和占有者阶级内部各阶层中,阶级利己主义的表现程度往往存在很大差异。某些土地占有者阶级——典型的如普鲁士容克地主——至今仍公开叫嚣:那些要求政治、经济、社会权力的人,已危及到我们的阶级特权,应将他们视为罪犯和疯子。在现代社会,也有某些阶级并不像诸如普鲁士容克地主那样较小的阶级群体对变革充满敌意,也不像后者那么顽固利己。但即使对于这些阶级,也不要希冀它们会主张社会正义,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感到自己本能的阶级利益受到什么伤害。所以,对无产阶级来说,组建本阶级的政党,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无产阶级已经认识到,只有通过这种斗争,才有望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像目前这样由少数人垄断知识、医疗和财产的局面将得到彻底改变。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不仅有必要与资产阶级在阶级斗争战线上展开较量,而且必须同时极力强调普遍的人权原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矛盾。毋庸置疑,一个阶级要想获得权力,说服是一种极佳的手段。因为,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阶级违背自己的主观意愿,不得不认为敌对阶级的理想要比自己的更合理,其道德目标也更崇高,那么,这个阶级肯定缺乏战斗力;该阶级将对自身的存在丧失信心,而这种信心足以使本阶级的斗争赢得某种道义上的合理性。然而,仅仅通过说服还远远不够。对任何阶级来说,即使它已认识到敌对阶级比自己更胜一筹,自己的末日已经临近,但在本能的阶级利己主义的促使下,他们仍将继续顽抗,并最终在事实(而不是言词)面前屈服。笔者认为,以上所有的论证已足以支持下面这一条公理:那些资产阶级人士之所以进入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队伍,主要是出于某些心理动机,它是一种自发选择的过程。这一现象必须被视为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但鉴于引发这种现象的特殊的历史条件,我们却不能将其解释为资产阶级自发的和全面崩溃的先兆。总之,代表着不同经济利益的两大阶级之间正在进行的斗争,不可能因为有少数个人从一个阵营转向另一个阵营而发生任何实质意义上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