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民主与寡头铁律

  大多数社会主义流派认为,真正民主秩序的建立将是迟早的事。而许多坚持贵族政治主张的人则认为,不管民主对社会有多大危害,但至少是可以实现的。然而,在这个科学主义的时代,我们却发现一种保守倾向,他们对这种可能性持坚决而彻底的否定态度,如前所述,这种倾向在意大利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那里,莫斯卡(Gaetano Mosca)可以说是具有这种倾向的代表地位的阶级,即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阶级——的情况下,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秩序将是不可能的。那些并不相信民主之神圣性的人们不厌其烦地断言,这种神圣性只是一种儿童般神秘本能杜撰的结果,他们指出,所有诸如此类体现大众统治思想的术语,如国家、公民权、代议、国民等概念都只不过是对某种法律原则的陈述,并不与客观事实相吻合。他们认为,历史教科书中所谓贵族制与民主制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只不过是那些力图维护自己现有统治地位的少数派与一个新生的、充满野心的少数派之间的斗争,这一新的少数派意欲觊觎权力,或者成为既得利益者的一部分,或者将其推翻并取而代之,按照这种理论,以往所谓的阶级斗争只不过是少数派之间为争夺统治权而进行的持续不断的争斗。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发生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空前规模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对立引起的,它很像以四人为一组的两组舞蹈者在跳舞(chasse Croise)。

  民主在本质上倾向于以威权的方式;解决重要问题,它渴望荣誉和权力。当英国市民争得自由时,他们最希望建立一种贵族体制。格莱斯顿(Gladstone)声称,英国人民对贵族的热爱不亚于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同样,正是由于自豪感的作用,才使得社会主义者们能够遵守纪律,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主观自愿的,它却意味着使多数服从于少数人的命令,或至少服从于少数人以多数的名义发布的命令。帕累托(Vilfre Do Pareto)甚至提出将社会主义作为造就一种新的工人阶级精英的手段,他认为,社会主义领袖在遭到攻击和迫害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胆识和勇气正是他们富有活力的表现,也是新的“政治阶级”赖以形成的首要条件。然而,我们对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必须有相当的保留,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存在单纯用一个精英集团代替另一精英集团的情况,而是一个持续不断地相互交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原来的成分不断吸引、吸收、同化新的成分。

  只要精英循环只是发生在一个大规模的社会阶级,而且仅仅发生在政治层面,这种现象也许能够为人们及早觉察。在那些实行纯粹的代议制政府体制的国家,对于宪法上的反对派来说,他们的目标只是推动这种循环。例如在英国,在野党与执政党在组织结构上并无多大差别,反对派的纲领一清二楚,其目标完全是具体的和近期的;它组织纪律严明,虽然指导思想缺乏深度,却不乏战略眼光;它的全部注意力在于如何将执政党赶下台,并取而代之,而对其他一切则听之任之;总之,它的目标就是用一个统治阶级代替另一个统治阶级。在维护对大众的统治权这一本能目标的作用下,这些统治阶级之间的竞争迟早会使他们通过在内部实现权力分享而最终达成妥协。人们普遍认为,法国大革命后或在第三共和国时期,从社会层面而言,旧秩序在法国被彻底击垮,然而,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在如今这样一个注重体面的时代,我们发现法国贵族出现在骑兵团和共和国外交机构中,这远远超出了他们人数上的正常比例;而且,尽管和德国一样,在法国议会中并不存在一个公开代表贵族利益的保守派政党,但我们可以发现,在总共584名议员中至少有61名属于旧贵族-佩剑贵族depee)和穿袍贵族(nowewedeRobe)。

  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有关社会领导集团之绝对必要性的理论并非新近才有。莫斯卡就是这一社会学理论最杰出的仍然健在的倡导者,而帕累托则是这一理论最精辟、最权威的阐释者,两人在这一理论上的贡献不相上下。正如丹纳(Hippolyte Taine)和路德维希•加穆朴罗维茨一样,他们两人被认为是这一理论的先驱。一个鲜为人知却同样有趣的事实是,莫斯卡和帕累托的理论却来自他们自己曾极力反对的思想流派,即那些社会主义思想家,特别是法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些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某些后来被莫斯卡和帕累托进一步发挥成他们的社会学体系的思想萌芽。

  尽管圣西门(Saint SiMon)学派认为,在未来的某一天,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阶级将走向消亡,但它并不试图建立一个完全消灭阶级差别的社会。圣西门主义者梦想创立一种新的等级制度,这一等级制不是基于家庭出身上的特权,而是基于人们后天通过努力获得的特权。这一特权阶级是由“最具生命力、最有智慧以及体格最健壮的人组成,他们集这三重优势于一身”,并“能够在最广泛的领域引导社会”。圣西门主义者希望那些被他们称为“高贵者”的人担任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后者将根据每个人的才干确定他的社会劳动定额;在这里,人们必须依靠那些超人非凡的判断力。—位圣西门最真诚的信徒,也是“新家族”的积极倡导者,当有人指责他的理论为专制统治铺平了道路时,他毫不犹豫地宣称,大多数人理应听从那些最有能力的少数人的统治。他指出,人们之所以应该这样做,不仅是因为对上帝的爱,而且是由于个人的自利动机,以及人们即使是独立的,也离不开他人的支持和帮助。需要有人在一方发出命令,同时也需要有人在另一方服从,这一点并不乏理论上的支持,这里的权威只是“那种将所有人团结在上帝周围的爱在政治上的转化。难道人们宁愿要那种可悲的独立吗?它如今已将人们的情感、意见、努力孤立开来,在华而不实的外表下除了利己主义以及由之养成的所有行为习惯外,什么也没有”圣西门主义者所设想的体制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威权式的等级体制。圣西门的信徒对于拿破仑三世的独裁专制并不怎么感到震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反而对之乐此不疲,他们希冀在拿破仑专制独裁体制中找到实现经济社会化的某些原则。

  傅立叶学派在这一点上则走得更远。通过对大量琐碎而且稀奇古怪的细节的描绘,傅立叶设想出一种规模庞大、构造复杂的制度。今天,当我们去研究他为自己的“球型等级体制”所设计的程序表时一定会忍俊不禁,这一等级体制由一千个级别构成,包括从无政府(anarchie)到全能政府(omniarchie)的所有可能的统治形式,每一种统治形式都有各自特定的高贵头衔及与之相适应的实际作用索列尔(Sorel)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路易•勃朗(Louis Blanc)以前时代的社会主义与拿破仑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使圣西门和傅立叶旗下的乌托邦主义者们只能在伟大的科西嘉人(拿破仑)曾赋之以新的荣耀的权威观念的土壤上成长壮大。正如伯斯(Berth)所说的,傅立叶所设想的整个制度的运转时刻需要傅立叶本人或隐或现地无处不在,因为只有他自己——社会主义的拿破仑——才有能力激发和协调人们复杂多样的情感。

  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革命社会主义者,虽然并不否认人类在遥远的未来实现由多数人统治之民主政府的可能性,但他们坚决否认这种政府形式在现有条件下实现的任何可能性。巴枯宁反对工人阶级参加选举,在他看来,在一个民众——劳动者大众——处在由少数占有者在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再自由的选举体制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幻觉。“权力意味着统治,任何统治都以被统治的大众为基础。”民主甚至被认为是所有资产阶级统治体制中最坏、的体制。共和制——这一我们所能见到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最高形式——被蒲鲁东(Proud-Hon)说成最多只是那些狂热而善于耍小聪明的专断的领导人的体现,这些专断的领袖认为自己可以恣意妄为,并总能够为自己的专断行为找到方便的借口,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整个共和国和公众的利益,即使政治革命也只不过表明“权威的不可替代性”。

  惟一可以自诩能够对所有支持“政治阶级”之必要性和持久性的新旧理论做出有效回答的科学理论要数马克思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从这一点马克思的学生巴枯宁得出了一些极端的结论:国家仅仅是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或者引用近来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就是,国家只不过是“为了维护当权者利益而组建起来的行会组织”。显然,这一理论与莫斯卡具有保守性质的理论极其相似。事实上,莫斯卡在研究了同样的现象之后,也得出了与此类似的论断,但他并未因之而痛心疾首,并对这种现象大加斥责。从他总的政治主张来看,他不仅将其视为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且认为它实际上对社会有利。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在他还只是一名社会党的积极成员,还未担任这个“阶级一国家”的政府总理之前,就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推向了极致,他建议工人们放弃孤立而且狭隘的经济斗争,不要将精力白白耗费在那些半心半意的罢工斗争中,而应当联合起来通过总罢工给国家以沉重打击,因为在他看来,要使自己手中的武器直接对准资产阶级,只有给予国家以沉重打击,此外并无他途。

  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来说,只要它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以及生产资料社会化带来的民主效果坚信不移,它就在逻辑上引出一种关于新的社会秩序的观念,后者在莫斯卡等人看来,正是一种乌托邦理想。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绝大多数人转变成无产者,这样它就为自己掘好了坟墓。一旦无产阶级成熟起来,他们将夺取政权,立即将私有财产转变为国家财产。“这样,无产阶级使自身走向消亡,因为这样一来它将取缔一切形式的社会差别,进而消灭所有阶级对立,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将通过国家废除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分裂为不同的阶级,这就需要作为统治阶级的组织的国家,它的目的即在于: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本身,从而实现对无产阶级的长期剥削。因此,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统治阶级。”然而,这种没有阶级并建立在古代国家废墟之上的新的集体主义社会仍然需要选举制度。尽管有人认为通过采取某些预防性原则(这些原则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得到详细论述,后又在法国革命者起草的《人权宣言》中得到重申,尤其是严格执行所有的公共职务均轮流担任这样的原则),代表们的活动将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然而,只有建立一个广泛的官僚机构,社会财富才能得到有效的管理。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否认无阶级国家逻辑上的可能性。要对数量庞大的资本进行管理,尤其是当这种资本为集体所有时,至少要给予管理者与那些私人资本占有者同样的权力。这样,对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秩序提出批评的人就要问,当今那种促使占有者阶级成员将他们(父母)积累起来的财富传给他们子孙后代的本能,是否也会在那些管理社会主义国家公共财富的人们身上出现?这些管理者是否会利用他们手中所掌握的巨大权力将自己的职位传给他们的子孙?

  此外,根据马克思主义有关革命的理论,这种新的少数派统治的体制尤其会得到此后社会变革方式的推动。马克思曾指出,从资本主义社会灭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之间,将是一个经济领域发生革命性转变的时期,这一时期政治领域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变,“这一时期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更明确地说,在这一时期,存在着那些领袖们的专政,他们拥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在社会主义旗号下从日益走向没落的资产阶级社会攫取统治权力。

  在马志尼(Mazzini)领导的共和党的最低纲领中,也曾提出一种革命专政的思想,然而正是这一思想的提出导致了青年意大利党与烧碳党中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决裂。格拉古•巴贝夫(Gracchus Babellf)的朋友和传记作者、佛罗伦萨人布奥纳洛蒂(Filippo Buonar Roti),这位法国大革命中的英雄人物%曾有机会亲眼目睹胜利后的革命者如何继续维持不平等,并不遗余力地建立新的寡头统治,为此,他竭力反对将烧碳党的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的企图。在他反对这种集中权力的众多理论依据中,最重要的是:个人独裁只是走向君主制的一个阶段。波奥纳洛蒂认为,马志尼和他的朋友们所主张的政治变革纯粹是形式上的,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野心,尤其是获得和行使不受限制的权力。所以,波奥纳洛蒂反对1883年马志尼组织的武装起义,他向自己的烧碳党同志发出了一个秘密指令,禁止给予起义者以任何援助,因为在他看来,起义的胜利将会帮助建立一个新的充满野心的寡头统治,他曾写道:“马志尼心目中的共和制度与君i制度的惟一区别在于:这一制度更少了点尊贵,却增加了更多的选举职位。”

  就其实际效果来看,个人专政与一个寡头集团实施的专政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当某一社会集团获得集体权力的权柄时,它很可能会想尽一切办法维持这种权力。泰奥弗拉斯托斯很早就指出,在一个大众化管理的国家里,那些掌握领导权的人亟需要的与其说是为个人攫取财富,还不如说他们要以牺牲人民主权为代价逐步建立起他们自己的主权。社会革命的最大危险在于:它以一种秘而不宣并具煽动性的、在平等的旗号下追求自身利益的寡头统治取代现存的统治阶级的公开统治。

  对于任何社会主义理论来说,只要它试图保障个人自由,它就会最终要么滑向无政府个人主义的空想之中,要么认为个人应当接受大众的奴役。毫无疑问,这与该理论提出者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有例为证:为了确保社会主义社会出版物的品位和纯洁性,并将那些淫侈的书籍消灭在萌芽状态(apriori),倍倍尔(August Bebel)提议任命一个专家委员会,由后者决定什么样的书可以印和什么样的书不可以印。为了消除这种做法中可能出现的任何不公正现象,并保证思想和言论自由,倍倍尔又提出每位作者保留向集体(Collectivity)上诉的权利。毋庸置疑,这一建议肯定是无法推行的,因为那样就会导致如下结果:无论一本书的部头有多大,只要作者提出要求,为了使公众能够决定该书是否适合出版,就须印刷上百万册并将其分发到每一位公众手中!

  社会主义的问题不仅在于经济上,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不仅要确定在何种可能的程度上分配财富,以实现效率和公平。社会主义还面临管理上的问题,即民主方面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并不仅仅表现在技术和管理领域,它还表现在心理层面。社会主义试图回答的一系列问题中最为困难的问题恰恰存在于个人领域。旨在通过强化社会主义运动中最积极的因素从而复兴该运动的鲁道夫•戈尔德切尔德(RuDolf Goldscheid)曾正确地指出,不管社会主义如何明智地处理其经济组织问题,都将带来一种危险,他说: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正视个人权利、个人知识、个人意志等问题,它将因曲解了自由问题对我们人类高度发展的意义而遭受灭顶之灾——这一灾难将足以与早期那些世界变革观念所蒙受的灾难相匹敌,这些观念曾一度陶醉于他们那些宏伟的一般性思想观念,而忽视了那些相互结合共同构筑辉煌的个体光源。

  年轻的德国劳工党几乎不可能使自己通过严酷斗争脱离资产阶级民主的轨道,特别是在该党一位最亲密的朋友提醒人们注意到某些急迫的危险的时候。在写给德国工人联盟所属的莱比锡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中,卡尔•罗德贝(Rodbertus)写道:“你们之所以自绝于一个政党,是因为(正如你们所认识到的)该政党不能够充分代表你们的社会利益,但你们这样做只是为了组建一个新的政党。然而谁又能向你们保证这个新的政党不被你们的阶级敌人操纵呢?”在这里,罗德贝触及了政党的真正本质。对政党内各构成要素的分析表明,这一批评可谓切中肯綮。政党既不是一种社会统一体也不是经济统一体,它有着自己特有的纲领。从理论上讲,这一纲领可能是特定阶级利益的表达。然而,在实践中,任何人都可以加入该政党,而不管他的利益是否与该政党的纲领所阐述的原则一致,例如,社会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然而,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政党必然成为阶级的组织机构。即便政党纲领源于阶级利益,它仍然获得了一种社会统一体的虚假外表。这样,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无论他们在私人生活中的经济地位如何,均在理论上承认一个伟大的阶级——无产阶级的绝对先进性,而那些被吸纳到党内的非无产者和那些拟似的半调子无产者也“接受了工人阶级的看法,承认这一阶级的统治地位”。人们通常心照不宣地假定,当一个政党的某些成员并不属于该政党所代表的阶级时,在任何时候,当他们的个人利益与无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将放弃个人利益。从原则上讲,这些互不相容的成分将使自己服从于他们并不属于的那个阶级的“观念”。理论所能做的到此为止。然而,在实践中,接受这一纲领并不足以消除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利益冲突。在那些已经加入工人阶级政治组织、来自社会上层阶级的成员当中,会有一些人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做出自我牺牲,甚至脱离自己原来的阶级。然而,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尽管他们在观念上与无产阶级保持着表面的一致,但他们仍然追求着自己的经济利益,这种利益与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事实上,利益之间的冲突无处不在,于这种冲突中做出怎样的决断取决于冲突本身与各方基本生活需求的相关程度。以下现象并非不会出现:政党内部来自资产阶级的成员与无产阶级成员之间在经济利益上可能会发生冲突,并随着这一冲突的蔓延,将会引发政治冲突。经济对抗压倒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于是政党纲领变成了一纸空文,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和党的怀抱中,明显的阶级斗争仍在继续。实践告诉我们,那些来自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对待他们的雇员态度并不总是使个人利益服从于接纳他们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当党的成员中包括工厂主和店主时,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他们可能有时出于个人良心以及党的外部压力,但在经济上,他们仍然与雇员们发生冲突。在这一点上,他们与那些在信仰上与其所处的经济地位相一致的雇主们并没有两样,后者并不是以社会主义者的眼光,而是以资产阶级的眼光看问题的。

  但仍然存在另外一种危险,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权可能落入那些实际主张与工人阶级的纲领背道而驰的人手中,从而导致劳工运动被用来服务于与无产阶级利益完全相反的利益。在那些工人阶级政党仰赖于资产阶级(而该阶级在经济上并不依赖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援助和指导的国家,这种现象时有发生;而在无产阶级政党并不需要这种援助,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让资产阶级担任领导职务的国家,出现这种危险的可能性则很小。

  无论领袖个人出身于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只要他如同雇员一样依附于政党机构,那么从原则上说,其经济利益往往与党的利益相一致。然而,这只是消除了上面提到的第一种危险。而后一种危险由于更为普遍,其后果也尤为严重,这种危险是随着政党组织的壮大、领袖与普通成员之间不可避免的对立不断升级造成的。

  政党被认为是一种实体、一架机器,它不必取得全体成员的一致认同,更不用说取得其成员所属阶级的认同。政党是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它是一种达到特定目的的手段。然而,一旦政党本身变成了目的,有了自己的目标和利益,那么从目的论的视角看,它将脱离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在政党组织中,作为组织基础的大众利益很少与已经被人格化了的官僚机构的利益相一致。这一官僚机构中的成员的利益总是趋于保守,并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这种利益往往采取自保性的政策,甚至当工人阶级要求采取一项果敢而且激进的政策时,他们会采取反动政策;而在另外一些条件下(尽管相当少见),情形可能正好相反。一种普适的社会规律告诉我们,任何集体性组织机构的形成都是出于劳动分工的需要,而一旦这一机构稳固起来,它便会形成属于自身的特殊利益。这种特殊利益必然与集体利益相冲突。更有甚者,发挥着特殊功能的社会阶层逐步走向独立,并为自己建立维护这种特殊利益的机构。最终,他们逐步转化为一个独立的阶级。

  这一章和前几章讨论了诸多社会学现象的一般特点,这将给那些在理论上对民主持否定态度的人提供大量口实。毫无疑问,这些现象似乎表明:如果没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或“政治上的”阶级,社会便难以为继。而统治阶级,虽然其各组成部分经常得到部分更新,但它仍然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惟一持久而有效的推动力量。按照这种看法,政府或者说国家,只能是少数人的组织。而少数人的目标就在于将某种“法律秩序”强加于社会上其余的人,这一秩序只是少数统治者出于实现其统治的急迫需要以及维护少数统治者对大众的剥削和奴役,而决不可能真正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多数人永远不可能实现自治(self-Government)。即使当大众的不满积聚到足以成功地夺取资产阶级手中的权力时,正如莫斯卡所指出的,大众的影响也只不过是一种表象罢了,从大众中间总是会产生一个新的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有组织的少数派。Q看来,人类的大多数将永远处于被监护的状态之下,他们注定要听命于少数人的统治,不得不心甘情愿地成为寡头统治的帮凶。

  从一个统治阶级必然要被另一个阶级取代这一原理我们可以演绎出如下规律:至今一切寡头统治都是任何大的社会集合体的必然生活形式,这非但不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相对立,而且进一步完善并强化了这一历史观。那种认为历史就是阶级之间一系列斗争的理论与那种认为阶级斗争总是会导致与旧的寡头融为一体的新寡头的产生这样的理论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矛盾。政治阶级的存在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并不存在冲突,马克思主义并不能称为一种经济理论,而毋宁说是一种历史哲学,因为在每一种特定条件下,政治阶级的统治是各种社会力量争夺最高统治权斗争的结果,对这些力量自然应当能动地加以考察,而不是作定量的分析。

  以从心理学角度写作而闻名的俄国社会主义者A.赫尔岑(Alexandre Herzen)曾指出,自从人类依附于财产,生活变成了为追逐金钱而进行的不间断斗争的那一天起,资产阶级世界的政治集团遂分化为两大阵营,即努力维护自己手中的巨额财富的有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后者尽管意欲剥夺有产者手中的财产,却苦于没有足够的权力。这样,历史的进程只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对抗(这一概念只是在议会特有的措辞的意义上使用的),“一个接一个地获得权力,从起初的嫉妒到后来的贪恋”。

  因此,社会革命将无法真正改变大众的内在结构。社会主义者也许会胜利,但这种胜利并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从它的那些信徒们取得胜利的那一刻起就已灰飞烟灭。我们乐于将这一过程说成一出悲喜剧,在其中,大众只满足于竭力更换他们的统治者,而工人们所能得到的就只有“参与政府招募新成员”的荣耀。最终的结果似乎并不让人乐观,特别是当我们发现如下心理学事实时:即便是那些最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一旦他们获得权力,要不了几年,他们便被裹挟进权力腐败的漩涡之中。在法国工人阶级中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Homme elu,Homme foutu(谁当选,谁完蛋)。如同政治革命一样,社会革命犹如意大利谚语所描述的一场手术:“Sicambiailmaestrodicappfella,malamusi-cabsemPrequella”(虽然指挥换了,但音乐还是照旧)。

  傅立叶曾指出,现代社会是这样一种机制,在其中极端的个人放纵总是占据主导,它没有任何使个人免受来自大众的侵害或大众免受个人侵害的屏障。历史似乎已经告诉我们,没有一种大众运动(无论它怎样声势浩大)能够为文明世界的社会机体带来深刻而久远的变革。运动的最初发起者——即那些领导和推动运动的力量,最终日渐脱离大众,并被吸引到“政治阶级”的队伍之中。他们或许为这个阶级带来了某些“新观念”,但他们同时也为这一阶级注入了新的活力和高度的实践智慧,从而为统治阶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力量。这一“政治阶级”(为方便起见,这里继续使用莫斯卡的这一术语)无疑对自身的未来和防护手段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这一阶级所具有的特殊的吸引力和整合能力使得它即使对那些最顽固的对手也能施加影响。从历史的角度看,那些对浪漫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士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用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措辞将他们对浪漫主义的怀疑概括为:“什么是革命?其实就是人们在街上乱开枪;打碎了许多窗户玻璃;除了玻璃匠外几乎没有人从中得到什么好处。硝烟随风而去,居于社会上层的那些人将其他人踩在自己脚下……看来,为了得到这么多否则就根本无法挪动的质地优良的跑脚石,再辛苦也是值得的!”或者正如一首名叫《安格夫人》(Madame Angot)的歌中所唱的那样:“费力去改变政府是得不偿失的!”在法国——这块产生社会理论并进行社会实验的传统土壤——诸如此类的悲观主义已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