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组织是寡头统治产生的基本动因,那么,被视为现代革命政党根本目标的民主(包括革命政党内部民主和国家民主)如何可能?革命政党将推翻现有集权国家,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为自己组建政党、开展斗争的主要目标。然而,革命政党本身却最终在类似国家组织的权威和管理基础上,建立了自身强有力的集权。革命政党在建制上变得愈来愈像政府,其领导人所凭借的手段与自己当初声称要推翻的威权国家毫无二致,政党组织成了国家组织“低效的微型拷贝”。维持组织本身的存在成了政党活动的目的,它有了自己的目标和利益,日益脱离它所承诺代表的阶级,本身逐步演化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由此,米歇尔斯对人类已经历过的社会革命并未给予肯定性的评价,提醒人们注意社会革命所潜藏的如下危险:即“它以一种秘而不宣并具有煽动性的、在平等旗号下追求自身利益的寡头统治取代现存的统治阶级的公开统治。”
循着米歇尔斯的这一逻辑进路,一般的读者可能会以为,米氏对民主的未来必然抱持一种犬儒式的悲观主义。然而,在本书的最后一章,米歇尔斯仍不失一个细心的观察者所特有的冷静客观。他指出,既然组织、领导以及管理是任何社会生活形式的必要组成部分,领袖产生的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他的不可或缺性,那么,科学的任务并不在于评价这种现象的好与坏,因为对任何政治、社会现象做出价值上的评断总是容易的。除非在纯粹抽象意义上,大众永远不可能进行统治。米氏认为,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理想的民主是否具有实现的可能,而要探讨的毋宁是:民主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可欲的、可能的,以及在特定时刻是可以实现的?民主是否和在怎样的程度上应当保持其纯粹的理想状态,它是否和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我们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只有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我们才能认识到政治科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类对自己的未来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致由于对未来充满玫瑰色的乐观主义和过分自信而盲目推行充满激进色彩的社会重建计划;而一旦当这种计划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碰壁时,激进主义便很快转化为犬儒式的愤世嫉俗和浅薄的感伤情绪,看不到民主的潮流每天都在不断地向前推进。本书更进一步的目标在于:“除去某些表面化的而且流于肤浅的有关民主的空想,这一空想始终困扰着科学的前进步伐,并将大众引入歧途。最后,笔者希望能够揭示出某些与民主(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社会学趋势。”只有坦然而且真诚地面对民主体制中的寡头化危险,我们才有可能将这种危险降低到最低限度。
人类之所以选择民主体制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首先在于,与其他体制相比,该体制是邪恶最少的体制,虽然它仍然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缺陷。尽管时有挫折,但只有在不懈的追求过程中,人类才有可能接近自己的“理想王国”。为此,米歇尔斯引用了一个极富启迪意义的寓言,以说明这一追求过程本身所隐含的深远意义:有这样一个传说,讲的是一位农民临终前告诉他的儿子们说,他的田里埋藏着一块财宝。老人死后,他的儿子们为了找到财宝将那块田挖了个底朝天,但他们还是没有找到。然而,他们不知疲倦的劳作却在客观上改良了土壤,最终使来年的庄稼获得了大丰收。这一传说中所提到的财宝就如同民主一样。
民主并非一件人们如果刻意地去找就能找得到的财宝,而是在我们寻找它的过程中,在不懈地去寻找那些根本无法找到的东西的过程中,我们所付出的劳动将在民主的意义上取得丰硕的成果。
当然,细心的读者将不难发现,米歇尔斯由于受他当时所处年代、环境、无产阶级革命趋势以及其本人认识上的影响和限制,在对“寡头统治铁律”的整个论证过程中并非没有疏漏,例如,米歇尔斯未能分清技术专家与政治领袖本质上的区别;他的“寡头”概念显得于宽泛,致使他以政党组织内民主的不可能性否定通过政党之间多元竞争实现民众控制政府的有效性和可能性等等。不过,这些缺陷并不能掩盖米歇尔斯对现代政党组织结构的深刻洞见。或许,在许多审慎的学者眼里,这一理论过于“武断”。然而,或许一个片面的和具有挑衅性的论题,较之最为全面和审慎的概论而言,对于随后而来的研究和争论会有更大的刺激作用。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当时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几位博士生的热心支持与合作,他们是:谢岳(第二、三章);刘文富(第四章的1、2、3节);程竹汝(第五、六章)。在繁忙的博士论文写作之余,他们提供了部分章节的翻译初稿。我在翻译其余章节(前言、导论,第一章以及第四章的4、5、6节)的同时,对全部译稿进行了逐字逐句校对,并对部分章节进行了重译,在一些地方酌情加了“中译者注”。,
米歇尔斯知识广博,行文中大量引述原始文献。在校阅过程中,虽多方查找相关历史文献,但仍时常自觉如履薄冰。幸有几位学友鼎力襄助,方得以及早定稿付梓。研习西方哲学的陈怡博士和徐卫翔博士帮助翻译了书中涉及到的许多德文和法文文献以及意大利文文献,他们严谨的学术态度,对相关语言的娴熟掌握,给译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童清艳博士承担了书后“人名索引”的译校工作,由于所涉及的人物往往来自不同语种的国家,人名的翻译习惯也不一致,所以,几乎每一个人名都要联系上下文进行认真核对,其工作的繁重程度可想而知。徐以骅教授解答了译者翻译过程中的不少疑难。在此,我谨对他们付出的艰辛劳动和热心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
最后,我要感谢胡伟教授,正是他长期一贯的支持和鼓励给予译者强有力的动力。天津人民出版社王康女士一直关注本书的翻译工作,她不时的鞭策和提醒使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当然,对于书中所有可能出现的纰漏,作为校译者,我理应承担全部责任。
任军锋
2001年冬于复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