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引起的社会变迁,以及那些被组织纳入自身运行轨道的新力量对无产阶级运动的影响,可以用人们习惯使用的这样一个总括性术语来概括:工人阶级政党的资产阶级化。这种资产阶级化发端于以下二方面的原因:(1)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支持;(2)劳工组织制造了新的小资产阶级阶层;(3)资产阶级的抵抗也造就了新的小资产阶级阶层。
一、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支持
为了赢得选举,工人阶级政党往往会从小资产阶级那里寻求支持,而这对党组织本身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劳工党变成了“人民”党。它的支持者不再仅仅是手工工人,而是“所有生产者”、“全体劳动人民”,他们包括除那些依靠投资收入过活的有闲者外的所有阶级和社会阶层。无论是社会主义党的朋友还是敌人,他们都一再指出,小资产阶级会日益压倒手工工人。1890年初,在德国社会党内部,发动了一场反对所谓“青少年”的斗争,斗争期间,有人断言近几年来党内权力已经发生了全方位的转移,这在党内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坚持认为小资产阶级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潜入了无产阶级的“后院”;而另一些人则驳斥了这种看法,认为这种指控只不过是一种“诽镑”。研究历史所给予我们的一个最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是:对于政党来说,无论它们所支持的道德和社会观念如何重要,也很难有勇气面对那些可能为自己带来诸多不便的情况。我们发现,即使最公正的调查研究也很容易被视为吹毛求疵。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对上面的问题做了客观细致的探讨之后会使我们发现,那些断然否认社会党内部资产阶级化的人,与那些满足于替伟大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党高唱赞歌的人一样,都是错误的。没有一种观点能说得过去。其中的过程相当复杂,通过简单的断语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尽管在这方面还没有足够的统计资料),例如在南德意志的某些社会党支部,特别是某些党代会上,小资产阶级虽然在人数上并不占优势,但他们的影响力却是主导性的。甚至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小资产阶级的势力及其威望,有时可能改变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即使像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这样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社会主义者对待小规模货物供销活动的一般态度应是:“在政治立场上”,无产阶级必须反对建立任何合作协会,因为在那里,那些小商人经常可以轻而易举地进人社会主义阵营。
只要对社会主义政党的构成作一下分析,并能够确定各部分的阶级成分和职业,我们会发现,那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尽管地位突出,却在数量上远未占据优势。下面是意大利社会党的官方统计数字:产业工人(42.27%);农业雇工(14.99%);自耕农(6.1%);私营手工业者(14.92%);店员(3.3%);有私产者(4.89%);学生和教育工作者(3.8%)。有关德国社会党,我在其他文章里已做了阐述,<3)发现在该党的所有支部里,无产阶级所占的比例都高于意大利社会党,从77.4%到94.7%不等。甚至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我与布朗热(R.Blank)的看法一致〕,如果有哪一个党中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那一定是德国社会党——这不是指它的投票人数(Voting strength),而主要是它的正式登记注册的人数。正是社会党内部的这种社会同质性,使该党在选举中能够产生巨大影响,使它具有了其他政党无法企及的一贯性,尤其是对那些左翼政党来说,德国的自由主义始终是(至少是从帝国统一以降)各种阶级的大杂烩,他们之所以联合在一起,与其说是由于共同的经济利益,还不如说共同的社会理想将他们团结起来。而且,只有当某一阶级具有经济、社会以及人员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正是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斗争保持活力所必须的,那么,它就成为社会主义的力量源泉。那些没有认识到德国社会党生命力源泉的人肯定是盲目草率的,目前还看不到这一源泉有任何将要枯竭的迹象。这一源泉就是无产者,即那些工资劳动者。
无政府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激进派指责说,由于社会党中有一定数量的小制造业者和小商人,从而认为该党已“资产阶级化”。现在看来,我们必须对这种观点持谨慎的保留态度。社会党的资产阶级化本身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然而这种现象并非首先是因为有几百个资产阶级成员进入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所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出身工人阶级的领袖自身所发生的心理畸变,以及随之发生的党的政治活动赖以开展的整个氛围的资产阶级化。
二、劳工组织制造了新的小资产阶级阶层
阶级斗争通过各种组织机构,使党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型和社会畸变,后者反过来又组织和操纵了阶级斗争。某些个人(虽然他们人数并不多,但他们的影响却相当大)逐步脱离无产阶级,并最终上升为资产阶级。
在那些工人阶级政党中拥有相当比例资产阶级的地方(例如意大利),党的绝大多数要职都被知识分子控制。而在英国和德国,却是另外一番情形,在那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生力量主要来自普通工人,党的领导权主要掌握在工人手里。有关这一点,可以参看下表:
【制作说明:表略】
这样,进入党的等级体系便成为无产者的奋斗目标。
几年前,一位德国社会党党员在加入资产阶级政党之后,不无调侃地讽刺自己以前的那些同志说,整个党组织及其各级宣传机构,都是“模仿军事组织组建的”,而且每位成员都是“依据资历来提拔的”。至少埃贝尔的以下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对每位党员来说,晋升的大门对他们都是敞开的,而且,当情势特别有利的时候,每个人都希望能坐上国民议会的头把交椅。
社会主义政党及工会组织的无产者领袖是大工业发展的间接产物。在资产阶级时代早期,某些工人由于比他们的同类更出众、更富有雄心,并通过自己的不懈奋斗,借助有利的环境,使他们最终成为雇佣者阶级。然而如今,由于企业和财富的集中,生产成本的提高,这种现象只能在南北美洲的某些地区见到(顺便提一句,这一点也是新大陆社会主义难以发展起来的重要因素)。而在欧洲,那里不再有可供开发的处女地,“白手起家者”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因此,对于那些聪明的工人来说,为自己梦想中失落的天堂寻求某些补偿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如今,许多工人自身的精力和才干在他们狭窄的职业圈子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每天的工作完全是些毫无兴致的纯粹的机械劳作。于是在现代劳工运动中,这些人正在试图寻求并获得改善自己处境的机会,而这种机会是大工业如今无法提供的。对他们来说,劳工运动是一种崭新而崇高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而且,随着组织的日益庞大,他们也将获得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机会。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党中有许多让人垂涎的职位,而且几乎都是有薪水的,这对工人阶级队伍中那些头脑灵活的年轻人来说始终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那些热心政治事务的人,以及工人队伍中那些具有写作和演讲才能的人,他们不会不受到一个能够为自己提供运用和发挥才干的广阔舞台的党的巨大影响。因此,我们不得不接受费雷罗的以下看法:对于任何出身无产者家庭的人来说,能够进入社会主义政党,必然意味着他们具有某些特殊的才能,并得益于有利的环境。然而,无论是从理想主义和阶级认同的动机,还是从个人的动机来说,他们进入党组织本身必须被视为有利可图的行为。对于一个有才干的德国工人来说,再没有比进入社会主义阵营更能使自己尽快“改善处境”的了。俾斯麦亲王就是最早认识到这种机会并及时抓住它(借助强烈的党派性)以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人之一。在政府与社会党斗争正酣之时,他指出社会主义宣传家如今已变成一种固定的行业,这一行业与其他行业并无不同。一个人若能成为宣传家或大众演说家,就如同先前他成了一位铁匠或木匠。获得新的职业总要比原来的好得多,并能过上更惬意、更自由的生活,在某些方面使自己更受他人尊敬。”—提起社会主义宣传家惬意和自由的生活,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了威廉二世在谈到克虏伯事件(Krupp affair)时曾用过的一个词,叫“安全埋伏"(safe ambush),正是从这里,社会主义报纸杂志的编辑们可以射出他们已经瞄准了的诽谤之箭。国王的这一批评无法站得住脚,因为对那些社会主义组织的编辑来说,失实报道将面临被起诉并受到惩罚的危险。俾斯麦在这里真可谓一语中的。
像德国社会党这样规模庞大、组织复杂的政党,同样需要一个庞大的由编辑、秘书、簿记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组成的机构,这些人的惟一任务就是为这一庞大的机器服务。在其他国家,尽管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工人阶级运动和工会组织中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如今,由于上面谈到的原因,在德国劳工运动中,来自资产阶级的人士就相当有限。所以,大多数职位都被那些出身工人阶级的人控制,由于他们的热心好学,使得他们也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因此,可以说存在一个无产者精英阶层,他们是在党内通过一种自然选择过程自发产生的,而且这一精英队伍中的成员所发挥的作用与先前的完全不同。用一个更方便、更容易为人理解(尽管它缺乏科学上的准确性)的说法,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摆脱了体力劳动,而成为脑力劳动者。对于那些完成这一转变的人来说,他们将赢得相当多的优势,这种优势完全不同于那些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比)所特有的优势。当一个体力劳动者变成社会党的官员后,他就不再完全为了工资而在人身上依附于雇主或工厂经理;他成了一个自由人,为了一项1隹个人的事业而从事脑力劳动。而且,他与这项事业休戚与共,不仅是出于自身最直接的物质利益的考虑,而且基于强有力的理想纽带和斗争中的团结一心。虽然某些例外情形会使一般人感到费解,但他如今所受到的待遇要比在私营企业主那里仁慈得多。在党内,党的工作人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工资劳动者,而是一个参与分红的合伙人——这当然不是产业意义上的分红,因为党组织并不是通过商业经营获得红利的,它是一种理想意义上的红利。不过这也不是说党的工作人员获得了维持生计的最为轻松的途径。恰恰相反,正如前几章所谈到的,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每天的收入并不高,而且每天要完成大量的工作,经常使他们心力交瘁。尽管这样,这些脱离体力劳动的人如今可以过上受人尊敬和相对轻松的生活了。他们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工作也相对稳定,虽然阶级斗争如火如荼,但比起普通的工资劳动者来说,他们的内心更为平静。当他遭到监禁,党组织会照顾他和他的家属,他越是经常遭到起诉,他就越有机会在他的社会主义职业生涯中得到晋升,并享受到该职位带来的种种好处。
我们现在来探讨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社会主义官僚机构与被组织起来的大众之间存在怎样的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平均每一个党的干部对应着多少普通党员?如果我们把党在社区等基层单位的委托人(其中绝大多数没有薪水)也包括在这里的“干部”之中,那么,得出的数字有时会连我们自己也感到吃惊。例如,在1905年,(德国)巴登大公国的社会主义组织的成员总数为7,332人,然而代表该组织的市政议员就超过1,000人。根据这一数字,每七个巴登地区的社会主义党党员中就有一个人能够有幸成为党的代表。由于这一情况过于反常,在耶拿代表大会上,在党的执委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中被特别提了出来。尽管这种现象在南德意志不少见,但这样的例证并不能真正说明我们上面所提出的问题,因为这里需要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党的正式成员和工作人员(他们应是一个长久而且直接地服务于集体事业的一群人)之间的比例关系。下列一组数据或许可以说明问题。根据1904年德国社会主义报刊上一则广为流传的公告,除了1,476人在党的印刷机构工作外(其中约有2/3的人享受每天8小时工作制,许多人还有固定的休假),同时党还聘用了329人从事编辑和发行代理工作。1909年,社会主义报刊每天的发行量为100万份,而工会组织刊物(多数为周刊)的发行量则更高。无论是工会组织还是社会主义党,领薪工作人员均在急剧增加。在欧洲劳工运动中,第一批实行定期委任并领取报酬的领导人产生于1840年英国的钢铁铸造工协会。如今,在联合王国的工会组织中,有1,000多位领取薪金的工作人员。在德国,1898年工会组织的官员有104人;1904年则增加到677人,其中冶金工人工会有100人,建筑工人和采石工人工会有70人。官员职位的迅速增加不仅是组织成员人数不断增加的结果,而是由于组织内部利益关系曰趋错综复杂。随着工会组织内部的功能日趋分化,几乎每一次中央行政会议都要讨论和决定任命新的官员。在劳工运动中,总有许多人要求设立新的专业岗位,以满足各种各样专业管理的需要,紧跟新的发现和生产手段的日趋更新,监督工厂管理人员的经营收入,作为经济学家并收集整理贸易方面的数据。
近年来,这一趋势在德国社会党那里变得尤为突出。1909年该党行政报告中指出,好多街区组织开始聘任领薪的书记。当时的街区书记人数为43人,而在同一年,选区书记的数量也从41人上升到62人。社会党和工会组织的官员还设有互助会(mutual aid Society),其成员数目也在不断增加:1902年为433人;1905年是1,。95人;1907年上升至1,871人;而到1909年,却达到2,474人。当然,其中肯定还有某些未加入互助会的官员。
当一个人从体力劳动者一转而成为知识分子后,他的整个生活将经历一次彻底的转变。他逐渐脱离无产者队伍而变成了小资产阶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起先他们只是职业和经济状况上的改变。党支付给他工资,尽管不是很高,但无疑要比他进人社会主义官僚系统之前的平均工资高得多,并足以使他过上小资产阶级式的生活。在一次德国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李卜克内西向党的其他领导人呼吁:“你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工人队伍中的贵族——这里的贵族我是从收入方面而言的。在厄尔士(Eragebiige,位于德国和捷克交界地带——中译者)的工人和西里西亚(中欧一地区,包括德国东南部——中译者)的纺织工人眼里,你们的工资收入无异于克罗伊斯王的收入。”不可否认,至少在多数情况下,在党或工会组织中任职并不一定会使那些出身手工工人的人变成资产阶级。但职业性质的改变会使他凌驾于他原来所属的那个阶级之上,在德国,社会学家对这类人有一个精确的术语就是工人阶级上层。连卡尔•马克思自己也毫不迟疑地将工人阶级的领袖群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上层阶级的工人(脑力劳动者),而另一类则是体力劳动者(Aiteiter)。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详细阐述的,先前的体力劳动者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甚至成为资产阶级。除了这一职业上的改变外,尽管他仍然与工人大众保持经常的接触,但他们在心理上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领取薪金的官员,社会地位较高,很难保证他们在道德上始终如一地抵制新环境中的种种诱惑,他所接受的政治和社会教育也无法保证他免受新环境的影响。倍倍尔曾反复提醒全党注意领导人所面临的这种危险,认为这不仅危及到他们阶级上的纯洁性,而且危及思想的统一。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干部已经成了“那些具有相对稳定的生活基础的人”。
更深入的研究会使我们发现,这种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然而,不管是在党内还是党外,这种现象均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对德国工人来说,劳工运动对于他们的意义相当于天主教对于某些小资产阶级和乡下人的意义。所不同的是:劳工组织只是为某些阶级中最有才干的人提供提高其社会地位的机会;而在天主教会里,农民的后代经常能够获得发展的机会,而其他世俗行业始终被那些世袭贵族或资产阶级贵族所垄断。虽然没有一个将军或高级官员出身农民,然而却有不少农民成为主教。罗马教皇庇护十世就是农民出身。既然教会能够帮助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主义党同样也可以为那些有才干的手工工人提供同样的机会。
作为一种促进社会变迁的动力源泉,德国社会党与另一个机构一普鲁士军事组织——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对于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人来说,一旦当他永久地进入军界,就与自己所属的阶级之间逐渐疏远。如果能获得高级军衔,皇帝将授予他头衔。这样,他便失去了自己原先的那些资产阶级特性,而接受了新的充斥着封建色彩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这些军官只对自己是否能进入“上流社会”(gentility)感兴趣,而这也是整个资产阶级所向往的,不过在军队里,这一过程却要快得多,而军官们自己也对这一过程的结果有着充分的认识。在军队里,每年都有成百上千来自资产阶级上层和中层的年轻人被晋升为军官,他们心中惟一的希望就是获得更高的职位和社会地位。在社会党中,类似的现象常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身上所发生的社会畸变是他的主观意志无法左右的。但就其结果来说,它与军事组织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样,社会党便给予工人阶级中的某些阶层搭便车的机会。这一组织的官僚机构越庞大、越复杂,就会有更多的人在社会地位上有机会得到提升。对于社会党来说,它并非蓄意要将无产者从党组织内驱逐出去,使他们中间那些最有才干、见多识广的人脱离无产阶级阵营。所以,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和阶级地位的转变必然带来思想的转变,这样,许多曾经是工人阶级队伍一员的人迅速资产阶级化。当然,可以肯定,这种转变的速度往往与个人思想里社会主义观念的内化程度成反比。此外,还有许多先前的体力劳动者,即使在他们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上升后,仍然能够毕生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然而,在这时,这些先前的体力劳动者与那些来自资产阶级队伍的社会主义者一样,仅仅是一位“空想理论家”(ideologue)而已,因为这时他们的心理状态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一致。有时候,我们所说的这种心理畸变由于代际相承的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精神而受到抑制:我们发现,尽管那些具有社会主义家庭背景的子孙们的社会地位已得到很大提高,但他们仍然紧跟父辈们的足迹,全心全意地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然而,经验表明,这种情形往往是一些例外。即便那些非无产阶级化了的社会主义者仍然忠诚地拥护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们在社会主义刊物编辑或代表社会主义党的国会议员岗位上奋斗终生,但正是由于他们自己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的子女无论是在经济地位上,还是在思想观念上都完全跻身更高的社会阶层,结果,我们很难将他们与真正的资产阶级区分开来。在多数情况下,在父亲一代,他与社会主义的惟一纽带就是他对社会主义政治一社会的信仰,而到他的孩子辈,这一纽带则变得日益松弛,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日趋冷淡,有时甚至公开表示敌意。总之,可以说,这些曾经是工人阶级普通一员的人们(若以家庭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考察),迟早要被吸纳进新的资产阶级环境。他们的子女将接受资产阶级式的教育,进人更好的学校学习。后者的兴趣也是资产阶级式的,他们已几乎完全淡忘了当初为跻身无产阶级行列所进行的革命斗争。这样,当初出于更有效地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需要,那些因为革命而进入更高社会阶层的工人家庭,不久就与资产阶级融为一体。
在那些来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的劳工领袖家庭中,也出现类似的现象,有关这一点我们在前文已有论述。两者的最终结果是一致的•,惟一的区别在于:那些先前的手工工人们的后代忘记了他们的阶级出身,而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后代却继续保持了他们的阶级出身。这样,在劳工运动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发现一个与资产阶级反对工人的历史中类似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资产阶级未能阻止其成员中许多最有教养、最有才干、最为机敏的人站在自己的死敌——无产阶级队伍的最前列;通常,正是这些先前的资产阶级发动和组织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无产阶级也遭遇到同样的命运,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无产者们剥夺剥夺者,他们从本阶级内部选拔那些最具才千、最具洞察力的人,为集体事业献身使得他们扔掉了手中的粗陋的劳动工具,而拿起了笔,这样,无产阶级就将那些专门选拔出来对付特权阶级的人甩给了自己的敌人。即使这些被选拔出来的革命斗士自己能够与资产阶级保持距离,他们的后代却不能。这该是一种劫数:一边是当初的资产阶级,而另一边则是先前的手工工人。不管表面看来多么自相矛盾,分别代表劳资双方的两个阶级,它们在政治上的激烈对抗最终却以一种两个阶级之间的社会交换收场。这类似于经济领域内的竞争,其结果往往取决于供求关系、投机行为、个人才智,等等。尽管如此,几乎可以完全肯定的是,这种水波表面涟漪之间的交换丝毫没有削弱(更谈不上取消)社会深层的对抗。显而易见,对每一方来说,虽然这种社会交换过程只涉及到很少一部分人,但这些人却有着最为广泛的影响力,而正是在这里,其社会学意义才凸现出来。而且,这一交换过程还会影响到那些凭借自己努力获得成功(self-made)的领导人。
三、资产阶级的反抗制造了新的小资产阶级
工人阶级政党中某些阶层之所以走向资产阶级化,除了社会主义党、工会、合作协会等本身的官僚机构的影响外,还有另外一些因素作用于这一过程。这种趋向是任何革命运动必然具有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趋向在构成上类似于一个具有强烈无产阶级倾向的小资产阶级。后者也是自上而下发展起来的,也是有组织的工人争取解放的斗争中的附带现象,只不过是在社会主义组织之外罢了。我们这里暗指那些尤其在危机来临时人数众多的无产者,因为在这时劳工组织往往很软弱,而且遭到迫害,例如,在反社会主义非常法时期的德国,或者由于无产者对党或者工会组织的认同,或者由于他们公开支持社会主义,并具有“颠覆性”,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此遭到迫害。迫于生计,这些在资产阶级的反扑中受到伤害的人除了开办私营企业外别无其他选择,他们有的放弃了原来的营生,开办一个小卖铺,出售tK果、蔬菜、文具、杂货、烟草,等等;有的成为沿街叫卖的小商贩,有的开设一个咖啡店,等等。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当初的同行会向这些遭遇不幸的人们积极地伸出援助之手,并视其为一种责任。这时,这些新的小资产阶级便找到了进入资产阶级的通途。这样,资产阶级的反抗无意间造就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阶层。
除了那些因为参加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而遭到报复的人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工人背离自己的阶级。他们这样做往往并非出于生计,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投机钻营的癖好并希望借此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就出现一个由先前的无产者、小资产阶级和小商贩组成的庞大队伍,他们宣称,基于某种崇高的道德责任,同志们应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维持生计上。虽然这些小商贩有着许多良好的愿望,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却注定了他们将堕落为社会寄生虫;他们手中控制的资本非常少,他们为自己的顾客——即那些有组织的工人——所提供的商品虽然质量低劣,价格却相当昂贵。
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那些被称为党的客栈老板(Parteibudiker)的人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往往都是党员。在反社会主义非常法最为严酷的岁月里,这些人的政治作为尤为突出。在许多小城镇,作为党员的客栈老板扮演着多重的重要角色。他们的客栈是社会主义组织召幵执委会会议的地方;而且在这些地方,桌子上经常摆放着社会主义和工会组织的刊物;在许多时候,其他大厅或礼堂的主人由于对社会主义的敌意,或因为胆小怕事而将社会主义者拒之门外,所以,这些客栈便成为社会主义者举行集会的惟一场所。总之,它们是社会主义者在当地开展斗争不可或缺的场所。然而,在那些更重要的斗争中心地带,这些地方却最终使党组织遭到灭顶之灾。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残酷的生存斗争使得这些小资产阶级客栈老板能够对社会主义组织施加不适当的压力。由于他们在同志们中间常常享有很高的威望,这就使得这种压力经常会直接伤及无产者的利益。在德国,特别是1890年以来,曾有人试图促使工人们放弃那些破败不堪的旧客栈,并经常光顾那些新建的设有良好通风大厅的旅馆,然而,这不可避免地遭到了那些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客栈老板的“极力反对”。许多年来,那些主要依靠出售饮料维持生计的党员始终不遗余力地反对建立“人民会堂”(People's Houses)。尽管从观念上说,他们对设立这样的机构持同情态度,但他们仍然对新的竞争形式心有余悸,他丨f]的行动是以自身直接的经济利益为依归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反对并不能产生实际的效果,但并非总是这样。甚至在今天,拥有2万~3万人口的德国城镇,仍然有一个虽然被冠以“党的酒馆”这样的名称,却完全是某些党员个人的私有财产)群体。每当当地劳工组织想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活动场所,或即使到其他或非社会主义者的客栈老板那里寻找一个更宽敞的开会地点,党的小酒馆也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客栈老板极力反对最近几年开展起来的禁酒运动的进一步扩大,因而对党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在社会主义者中间,众所周知,如果不是党的领导人害怕拟议中的禁酒行动(甚至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禁酒宣传活动)可能伤害到党内某些有影响的群体的利益,早在1907年埃森(Essen,德国北部城市——中译者)代表大会开幕之前,社会党就应该公开宣布反对酗酒,并在会后大力贯彻这一决定。
作为工人斗争和雇主政治报复的结果,究竟有多少人成为独立的小资产阶级,我们无法做出准确的估计。烟草商、食品杂货商等,都难以被纳入统计调查的范围。我们所能掌握的惟一精确的信息只是有关客栈老板的。1892年,在35位社会党国民议会议员中,有4位是酒馆老板(占11.4%);1903年,58名中有5名是酒馆老板(占8.6%);1906年,81名社会主义者议员中,有6名是酒馆老板(占7.4%)。在地方社会主义组织中,客栈老板所占的比例也是相当大的。在莱比锡,1887年有30个党的小酒馆(Partiekneipen),1900年,在莱比锡农村地区社会主义支部的4,855名党员中,有84名客栈或酒馆老板;在莱比锡市区,1,681名社会主义党党员中,1900年有47名是客栈老板,而到1905年,则增至63名(占3.4%)。在奥芬巴赫(offenbach),1905年有1,668党员,其中有74名是酒馆老板,两名是瓶装啤酒零售商(占4.6%)。在慕尼黑,1906年有6,704名党员,其中牛奶零售商、烟草商、奶酪供应商等以及酒馆老板(不包括酒类经营商)总共有369名(占5.5%)。在美茵一法兰克福,1906年有2,502名党员,其中25名是酒馆老板(12名瓶装啤酒零售商和烟草商不包括在内——约占1%)。在马尔堡(Maibetg),1906年有U4名党员,其中2名是酒馆老板(占1.8%),在靠近柏林的赖尼肯多夫区(Reinickendorfost),1903年有303名党员,其中18名是酒馆或客栈老板(占5.9%)。这些数据表明,每20名社会党成员中就有一位是酒馆老板。既然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客栈老板主要依靠那些同样作为社会主义者的顾客,所以,每个客栈老板至少有20位社会主义同志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最能体现这一类党员在人数上和地位上的影响力的莫过于他们在柏林组建了一贯强有力的联合会,即德国社会主义酒馆和客栈老板联盟。不应忘记的是,这一组织之所以得以成立,是因为这些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客栈老板要完成他们的“资产阶级”同事不愿完成的政治任务。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该联盟的成员是一群久经考验的忠诚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在党的政治斗争和宣传活动中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他们的那些作为社会主义者的顾客也往往出于崇高的团结精神,经常光顾他们的客栈。然而,这种代表着特殊经济利益的组织,在某些情况下会带来不利影响——无论是对它的竞争者还是社会主义同志,而且,可能出现党中有党(a party within the party)的现象。1906年夏,由于酒厂税赋的增加(为此他们遭到沉重打击),啤酒生产成本也随之上升,这最终使酒馆老板提高啤酒价格,将负担转嫁给顾客。这在德国许多城镇立即激起了工人们极为强烈的抗议,并引发了后来所称的“啤酒战”,联合抵制那些提价的酿酒厂和酒馆老板。某些外国的社会主义者不无讽刺地评论道,除了啤酒,你可以从德国工人那里拿走他任何东西。在许多地方,斗争声势浩大,工人们的联合斗争遭到了许多作为社会主义者的酒馆老板的抵制。他们采用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手段,警告自己的工人同志,说他们斗争的背后潜藏着许多危险;并声称,如果消费者迫使啤酒厂家承担新的税收,那么,对政府来说,虽然希望这些税收仅仅由啤酒酿造商和工厂主来承担,而不会转嫁到普通大众身上,但政府将迫不及待地提出新的更为沉重的税种,这肯定会最终影响到普通消费者。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那些出身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尽管他们的生活条件并不比他们所出身的无产阶级好多少,但由于他们所代表的特定利益,使其在许多方面成为工人阶级大军前进中的主要障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从思想观念角度看(作为这些成分在整个经济过程中新的地位的结果),这一新阶层给党打上了深深的小资产阶级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