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

  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希望自己能够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从而过上更舒适、更少约束的生活。工人的愿望就是成为小资产阶级。在那些非社会主义政党成员的局外人看来,社会主义政党总是和小资产阶级没有什么区别。无产者并不能从物质上摆脱他们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比如对于德国工人来说,当他们的工资得到提高时,他们就在骨子里沾染上了德国小资产阶级特有的那种症状-俱乐部癖(club-mania)。除了几个小城镇外,在所有的大城镇,各种各样的工人协会纷纷成立:如体操俱乐部、合唱协会、戏剧协会;甚至吸烟者俱乐部、保龄俱乐部、划船俱乐部、健身俱乐部。虽然这些组织均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并不能改变其自身的资产阶级性质。保龄俱乐部仍然是原来的保龄俱乐部,即使它被冠以所谓“自由之子保龄俱乐部”这样华而不实的名称。

  和资产阶级一样,社会主义的工人也不能被视为一个庞大的、成分均质的灰色大众。尽管无产者都是靠出卖自己的惟一商品——劳动力为生,但至少从理论上说,组织化了的社会主义工人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在反对雇主及其在政府中的代理人方面,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将受雇于现代生产建制(例如火车机车)的不同类型的工人群体联系在一起的实际的制造业系统,并不能消除工人队伍内部各种亚阶级群体之间的障碍。同样,另一方面,在工人队伍内部发生了分化,使得一部分工人日益摆脱了那些与他们没有个人联系的工人。工作类型、工资水平、种族和社会环境等使得工人在生活方式和趣味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早在I850年就有人指出:“工人中间存在许多类型,并存在一个贵族阶层。印刷工人居于首位;捡拾破烂、清扫大街、疏浚地下管道的工人处于最底层。”在同一国家,排字工人与打短工的工人之间在文化、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的差异要比一个国家的排字工人与另一个国家的小业主之间的差别还要大。甚至在工会运动中,不同类型的工人之间的鸿沟也相当明显。众所周知,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排字工人工会所推行的政策与其他工会组织和社会主义党的政策有着相当不同,他们的立场往往偏右,表现出更多的机会主义,并缺乏原则性。在德国和法国,排字工人分别推举雷克斯霍伊(Rexhauser)和柯费(Kellfer)担任他们的主席。在荷兰和比利时的钻石工人中间,我们也可发现同样的非社会主义、非无产者的以及特殊化的倾向。工人阶级队伍中那些薪水最高的贵族阶层最接近于资产阶级,他们常常我行我素。在劳工运动中,有组织的大众被明确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从工人阶级的发展史上,我们可以发现大量例证,说明某些群体或行业的工人如何在本集团利益的影响下最终脱离了劳动大军并与资产阶级结盟。所以,通常来说,军工厂的工人并不会支持反对军备扩张的主张。1910年国际劳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上,代表当地军工厂雇员利益的来自伍利奇(Woolwich)地区的代表坚决反对其他代表所提出的限制军备以及在解决国际争端中限制使用强制仲裁手段的决议。在威尼斯,那里的军工厂工人举行总罢工,抗议吞并的黎波里(TriPolitan,今利比亚西北部一地区-中译者),最终使他们得到一份军火订单。就拿“五一”节休息这一件事情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工人阶级内部可能已经分化为两大阶级••一个阶级因其较为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其他有利条件,“使得他们有闲暇”庆祝“五一”节;而另一个阶级则贫穷或不幸而不得不在节日期间继续工作。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更为广泛的工人阶级队伍时,这种分化表现得更为明显。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经济方面,这本身也会表现为工作条件方面的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别便逐步转变为阶级差别。熟练的、高工资的工人与非熟练的、低工资的工人疏远。前者始终是有组织的,而后者却一直是“自由”劳动者;两大群体之间激烈的竞争和社会斗争,成为现代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最为有趣的现象。这种斗争心理学家安杰洛•莫斯将其称为争夺聚食场的斗争(eigomachia),其激烈程度也是空則未有的。有组织的工人要求非组织化的工人严格遵守阶级内部的团结一致,在任何时候只要与雇主发生冲突,他们就应当放弃工作。而当这种要求未得到非熟练工人的立即响应时,他们便对后者使用某些带有侮辱性的称谓,这些称谓在科学术语中已有了一席之地。在法国,在路易•菲利普时代,他们被称为Bounnont和ragusa(这些词意思大致相同,即罢工破坏者)。如今在德国,他们被称为streikbrecher(破坏罢工者),在意大利,被称为krumit;在英格兰,被称为blacklegs(破坏罢工者);在美国,被称为scabs(工贼);在埃诺省(比利时),被称为gambesdeBos;在法国,被称为jaunes(黄色工会会员,即罢工破坏者)、renaitls(狐狸,即拒绝罢工者),或beDouins(贝督因人);在荷兰,他们被称为onderkmipers;等等。

  有组织工人有理由对非组织化工人感到愤怒。但另一方面不容否认的是,从根本上说,发生在工人阶级中间的这种争夺聚食场的斗争,并非是具有良好动机的工人和那些居心不良的工人之间的斗争,也并非如人们通常幼稚地认为的那样,这种斗争只不过是主仆换位的斗争。实际上,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罢工者总是被视为英雄,而破坏罢工者总是被视为流氓;而对于雇主来说,破坏罢工者恰恰是些诚实而勤恳的人,那些参加罢工的工人则是些游手好闲之徒。在现实中,这种斗争并非具有不同伦理特点的两类人之间的斗争,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收入较高的工人与相对贫穷的工人之间的斗争。从经济角度看,后者包括那些还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与雇主斗争以争取更高的工资的工人。我们经常发现,那些生活上最贫困的工人由于意识到自己社会地位的低下,不满足于自己现有的工资水平,而那些工资水平较高的有组织的工人则认为那些非组织化工人在温饱线上挣扎。法国一位坚定不移的妇女社会主义者曾对此做了较好的描述:“当人们亲眼看到英格兰那些失业者的悲惨境遇时,他们不禁要为这些,工贼,的背叛行为辩护。在西部和南部的许多大型码头,沿着船均的围墙围着成千上万的挨饿的人们,他们脸色苍白、全身颤抖,他们期待着能够被船坞老板雇佣。而船坞老板只需雇佣十几个人。当船坞的门打开时,人们争相往里挤。最近,有一人在拥挤过程中因窒息而死。那些组织化的工人若从他们自己的角度考虑,便会认为自己没有必要与那些非组织化的工人团结一致,即便他们与后者在经济危机期间都将遭受贫困。德国商会一直要求将一些大城市中从公共基金中支付的失业补助(根据斯特拉斯堡会议做出的有关规定)用于有组织的工人,在他们看来,那些非组织化的工人没有资格享受这样的待遇。那些收入水平较高的工人,根据自己的需要想尽一切办法排挤那些生活不大富裕的工人,由于后者往往能够接受较低工资的工作,这就威胁到有组织工人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当双方在经济利益上发生冲突时,接受低工资工作往往是那些生活上比较贫穷的工人惯用的手段,他们在此时并不关心什么道德原则。有组织的工人还竭力使自己完全疏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进入工会常常是区分权贵与贱民的标志,即使在那些非组织化的工人要求与有组织的工人结成联盟时也是如此。在英美国家,几乎所有的大型工会组织都趋向于法团主义,形成明显的工人阶级贵族。2对于工会组织来说,一旦它的财力和影响力得到提高,便不再努力吸收新的成员加入工会组织,反而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如提高加入工会的会费,要求出示更长期限的学徒资格证,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手段)限制新成员的加入,目的在于维护他们自己手中已有的特权,避免其他工人获得相同的职业。反对外来移民运动也是同样的职业利己主义的后果,这在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中间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要求禁止外籍工人进人本土。在这种情况下,工会采取了明确的“民族主义”政策。为了将那些“不受欢迎者”拒之门外,他们不惜诉诸于“阶级国家”的力量,他们向政府施压,有时甚至将政府推向与劳工输出国宣战的边缘。在欧洲(尽管在这里表现不如前面两个国家那么明显),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劳工运动中形成了某些封闭的团体和小集团(寡头化倾向就是从这里发生的),后者与社会主义诸理论原则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受雇于那不勒斯军工厂的工人最近要求政府将“工厂里1/3的新岗位留给正在工厂里做工的工人的孩子,让他们继承其父亲的职业”,他们在情感上与当今世界的距离并不如我们当初想象的那么遥远。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阶级斗争的目标在于使地位较低的阶级上升为较高的阶级。也正是由于此,革命经常导致的并非阶级的民主化,而是民主派人士阶级意识的强化。”

  大多数劳工立法中的社会改良政策并不是对所有的工人阶级都有利。例如,旨在提高进入工厂做工的最低年龄的法律对不同的人会带来不同的影响,后者因劳工组织的权力、工资水平、劳务市场的状况等等在不同的工业或农业部门而有所不同。所以,该法律对某些行业的工人会带来生活水平的暂时下降,同时却使其他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永久性的提高。这样,在无产阶级本身所固有的民族、地区、技术等分化的基础上,出现了更为突出的分化。

  总之,可以肯定的是,在当今的工人阶级队伍中,横向分层已相当明显。在第四等级中,我们已经窥见第五等级的雏形。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一个最大危险(我们不要轻易认为这种危险不会出现)就是:由于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加之工人们在提高自身生活水平方面的努力程度各异,使得工人阶级队伍中会逐渐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在许多条件下,这就使得那些已经获得一定地位的工人竭力维护他们的地位(尽管他们并未完全摆脱贪得无厌这一人类的普遍本性,即使百万富翁也难以避免),对现状的暂时满足,使他们逐渐疏离于普通大众因经济上的困乏而形成的执著的革命追求,而这种追求旨在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体制。这样,工人阶级将被分割为不平等的两部分,双方在人数上常常变动不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