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无产者的政治组织中,绝大多数高层领袖同时也是议会议员。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列举一些人的名字就足以说明问题,他们不仅是闻名遐迩的社会主义领袖,而且也是红得发紫的议会议员,他们包括:倍倍尔、饶勒斯(Jaurts)、盖达(Guesde)、阿德勒(Adler)、范德维尔德(Vandervelde)、特勒尔斯特拉(Troelstra)、图拉提(Tutati)、基尔•哈迪(Keir Hardie)、麦克唐纳(MacDonald)、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PabLo Iglesias)。海因德曼(Hyndman)是一个例外,因为他从未在议会选举中获胜,他领导的英国社会主义党在议会中也没有获得过席位。
这一事实表明了现代社会主义政党的议会特性。议会中的那些社会党议员都是一些因其才干和能力突出而在党内早已声名显赫的人物。除了他们在党内赢得的崇高地位外,社会党议员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权威,还在于两方面的促成因素:首先,由于他作为议员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使他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党的普通成员的监督,甚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也对他无能为力。他的这种相对独立地位是建立在以下事实基础之上的:议员是每隔好几年才重新选举一次,只要他能够不失信于普通选民,就,没有人能够对他的席位构成威胁;其次,即便在选举期间,他对党组织的依赖仍只是间接的,因为他的权力来源于一个毫无组织的实体——选民大众。当然,可以肯定,在某些国家,由于政党组织化程度相对较高,纪律严明,议会中党的议员相对于党的独立性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但即便这样,社会党议员依然能够在党内赢得很高的威望和相当大的权力,因为正是他们担任着党的主要领导职务,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很大程度上也掌握在他们手里。这一点在德国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在某些国家,对社会党议员在党的领导机关任职有着严格的限制,例如意大利,社会党议会党团只能有一名成员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这就使两个领袖集团之间时常发生争执,双方的权威因此均遭到削弱。然而,由于以上列举的诸多原因,议会党团在党内通常还是占据主导地位。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议会党团的影响力相当突出。我们可以从该党议员对于党的一般态度上明显觉察到这一点。与所有其他国家的社会党相比,德国社会党的议员极少遭到批评。在帝国国会(Reichstag,即德意志帝国下院,由成年男子普选产生;上院称联邦议会Bunderetat由各邦代表组成——中译者),社会党议员经常发表演讲,并时常引起激烈的反驳和批评,然而,无论是在社会党的报章杂志还是党代会上,对这些批评或反对意见却只字未提。在帝国议会就鲁尔盆地矿工罢工(1905年)问题进行辩论期间,社会党议员休伊(Hu6)将社会党发起的这一大规模的罢工行动指斥为“乌托邦”,而在社会党的报刊上,未出现任何针对这一言论的批评意见。在帝国国会为德国对外战争第一批拨款150万马克进行表决时,社会党议员集体投了弃权票。这标志着社会党开始放弃自己一向坚持的无条件反对任何军事拨款的原则立场。这一转变要是在其他国家,肯定会激起某些地方支部的强烈抗议(即使有些地方支部可能为之雀跃),然而,在德国社会主义者当中,却只有零星的、软弱无力的抗议。在1904年布莱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当社会党议员就他们之所以投弃权票进行解释时,几乎没有代表对之提出异义。而且,随着政党规模在全国范围的扩大,议会党团的权力得到空前增强6当初,即使在一些相当次要的问题上也常常使党与其议会党团之间争论不休。而如今,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大众已经习惯性地认为,那些旨在实现他们心中目标的关键斗争,将在议会中进行,因此,他们小心翼翼,尽量避免给自己的议员制造任何麻烦。这一想法时刻影响着大众对他们的领袖所做出的反应。这样,在许多问题上,议会党团实际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的行动就是最高法律(suPremalex)a任何激烈的批评,只要对议会党团领袖的地位构成负面影响,即使这些批评并未违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会立亥隨到普通党员的抵制。
即使那些冒险发表批评意见的人,也会立刻遭到封杀,并受到领袖们的严厉指责。有两个例证足以说明这一点。1904年,《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在一篇题为《面包的掠取》的标题文章中以激烈的言辞批评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领袖。在随后召开的帝国议会上,比洛亲王(Prince BiiLow,即伯恩哈德.比洛,1849~1929,1897年担任德国外交大臣,1900年任首相——中译者)向议会宣读了这篇文章,并指出该文章是利用新闻宣传手段的罪恶例证,某些右派和中间派议员对社会主义者义愤填膺。曾公开声称是《莱比锡人民报》的朋友的倍倍尔,这时却毫不犹豫地在议会中公开反对这篇文章。尽管他的这一举动与党长期以来倡导的民主原则以及维护党内团结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在1904年布莱梅代表大会上,乔•冯•福尔马尔(Geoige Von Vollmar)公开谨责德国社会党内某些成员首先起来反对军国主义。福尔马尔的言论立刻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代表的响应,没有任何人对之提出异议。本来,反对军国主义应是社会主义必然要坚持的立场,而且,进行反军国主义的政治宣传是社会党面临的首要任务。然而,福尔马尔却极力为自己的军国主义立场辩护,他说,如果社会党进行全面的反军国主义宣传,那么,国防大臣便有了借口,无视社会主义议员的抗议和反对,对那些持社会主义立场的士兵区别对待。比如说,军事当局常常对入伍人员的政治背景进行秘密调查,并将那些入伍前经常参加社会党集会或担任该党地方支部领导人的士兵名单交军区司令。如果社会党议员对此举提出异议,国防大臣会立即认为,既然社会主义者反对军国主义,那么他们肯定与国家为敌,所以应当尽可能地严格对待他们。福尔马尔最后得出结论说:“反军国主义宣传将使社会党议员无法理直气壮地继续坚持如下立场,即社会主义者与非社会主义者一样,能够圆满完成他们作为军人的神圣使命,因此,对他们另眼相看是不公正的。”
众所周知,所有国家的社会党议会党团,均不遗余力地使那些已经退休的社会党议员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获得投票权。在1890年柏林代表大会上,德国社会党正式认可了这一权利,同时只是规定了一项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限制条件,即在那些涉及议会活动的问题上,参加社会党代表大会的议会党团成员的意见只是参考性的。尽管有人反对,这项权利最终还是在1905年耶拿(Jena)代表大会上正式被确认为社会党一项新的准则。显而易见,对社会党议会党团来说,即使未能如愿以偿获得在党代会上的投票权,但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自己的成员安插进党代会。奥艾尔(Ignaz Auer)曾说,那些未能进入党代会的社会党议员肯定是些无能之辈。不过,他们可以借此摆脱由此带来的琐事的纠缠。而那些进入党代会的议会党团成员可以经常参与党内重要决策的制定,他们不是以自己所在支部的民选代表,而是以议员任期内自己所在选区全体选民的代表参与党的决策过程的。这就意味着公开承认了他们的领袖地位(而且,这就等于认可了他们的权力部分来源于社会党之外这一事实),并将他们明显提升到“超级同志”(super-Comrades)的地位。他们不受普通党员群众的任何约束,而且只要在帝国议会中保持自己的席位,他们在党内的地位就无法动摇。这一制度在德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其他国家,党代会代表的产生适用统一的规定,不管他是否是议会议员。例如,在荷兰和法国,除非是得到特殊授命,议会党团成员不能参加党代会并参与投票。在意大利,除非得到党的中央委员会的许可,无论是党的领导机关成员还是议会党团成员,均不得在党代会上发言。在议会党团成员的投票权问题上,与荷兰和法国一样,意大利社会党也规定,只有在得到许可的情况下,议会党团成员才有资格在党代会上投票。
然而,由于社会党议会党团在处理许多问题方面的能力,他们往往将自己凌驾于党代会(后者从理论上讲,是社会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之上,享有充分的独立。议会党团成员总是不断将越来越多的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提交党代会,从而使自己成为党的前途命运的惟一主宰。1903年,在德国,许多社会党议会党团成员要求不受党代会的干涉,自行决定其成员是否接受帝国议会副议长职务,如果接受,作为社会党成员的副议长是否接受该职位所规定的薪金待遇,以及是否能够在宫廷露面。在意大利,社会党和共和党议会党团已经完全独立于各自党的领导机构。其中社会党议会党团据说还时常因接收那些并非党的正式成员进入该集团而备受谴责。这些人之所以未能成为社会党正式党员,主要是因为他们如果公开宣布加入社会党,可能会得罪支持他们的选民。
与资产阶级议会党团一样,社会党议会党团往往形成一个封闭的集团,切断了与他们所在党组织的联系。德国社会党议会党团曾多次否决了得到该党多数支部支持的行动。这一方面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1904年社会党议会党团对《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上那篇题为《面包的掠取》的标题文章的反应,以及1907年针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反对军国主义的宣传所采取的行动。根据西耶斯(Abbe Sieyfes)在法国大革命前夜发表的有关民主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性言论,1904年,《莱比锡人民报》完全可以因持反对态度的那“57位同志”(即社会党议会党团成员总数)只是党内的一小撮人而聊以自慰。西耶斯指出,国王所拥有的权利与他的臣民的权利之比为1:30,000,000。从纯粹理论和党内民主原则来看,西耶斯可谓一语中的。然而,以实践观之,却是无稽之谈,因为在领袖无所不在的强大权力面前,所谓的原则往往是软弱无力的。
党的地方支部往往听从于他们的代表。在党代会上,绝大多数与会代表将那些有威望的领袖的引导视为理所应当。1904年,在布莱梅代表大会上,德国社会党否决了进行工人总罢工的倡议,并将这一举动视为可笑之举•,1905年耶拿代表大会上,该党却将总罢工作为进行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主要手段;1906年曼海姆代表大会上,却宣称总罢工只不过是一种空想而已。在这一曲折历程的每一步,无论是党代会上的与会代表,还是全国各地的党员群众,都为之拍手称快,丧失了基本的独立判断能力,并表现出盲目的狂热。在法国,早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建立后来盖达(Jules Guesde)领导下的独立政党组织之前,由一小撮领袖组成的总委员会就表现出强烈的威权色彩:在党代会上,全国执委会(Comite National)的产生不经过正常的选举程序,而是先由组织内定,然后在大会上鼓掌通过。在领袖看来,党员群众做梦也不会想到与他们的领袖分道扬镳。而且,党代会往往是秘密进行的。会后公开的大会简报也极为简略,仅凭会议简报是无法确定相关责任人的。从德国社会党代表大会及其会议简报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代表身份地位的贵贱高低。简报对“普通”代表发言的报道极其简略,而对那些关键人物的发言却往往一字不漏地全文照登。在党的出版物上,党员们也常常被划分为三六九等。1904年,当时由埃斯纳(Eisner)任总编的《前进报》未能刊登倍倍尔递交的一封信,倍倍尔为此大发雷霆,宣称党内言论自由遭到压制。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刊登个人信件应当是每个党员的“最基本权利”。但我们不应忘记,倍倍尔所认定的“权利”在现实中是与个人在党组织中的地位密切相关的。而由于《前进报》未刊登倍倍尔的信而引起的风波,只不过是一种特例罢了。
与其他政治组织相比,在工会运动中,领袖的威权特性以及他们对民主组织所进行的寡头式统治,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工会运动的历史上,大量的事实表明,集权式的官僚体制可以使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偏离民主的方向。与其他政治性的劳工组织相比,工会组织的领袖更有可能不顾他们所代表的大多数工人群众的反对而自行其事。这里只要引证1905年工会在科隆代表大会上所做出的两个著名决定,就足以说明问题。在其中的一项决定中,工会领袖不顾绝大多数代表的反对,宣布不再将每年的五月一日定为举行总罢工游行的法定日。在大会的第二项决定中,禁止任何有关举行总罢工的想法。从这些事例以及其他类似例证中,领袖行为的寡头特性巳经暴露无遗。尽管有人仍对这一结论提出质疑。
多年来,工会联合会执委会一直试图以工人大众的名义,完全控制旨在争取提高工资的工人运动的全过程,进而决定某一罢工活动是否“正当”。由于工会联合会领袖往往控制着数目可观的活动经费,所以,实际上关键性的问题是:由谁来决定某一次罢工是否应得到资助。这一问题直接关涉到工会组织中工人大众是否拥有管理自己事务的民主权利。领袖们声称,只有自己才在所有这些关键问题上拥有决定权,而且他们并不满足于自己已经掌握的权力,显而易见,民主的最基本原则已经遭到彻底破坏。领袖们明目张胆地将自己变成寡头,而那些为运动提供资金的工人大众所能做的只是接受寡头们所做出的决定。对于自己的这种篡权行•为,领袖们也能够找到策略上的说辞。他们宣称,自己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只是为了在罢工问题上能够慎重从事,并能使工人们的步调一致。他们声称,自己能够对问题做出慎思明辨,比工人大众更了解全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进而能够对斗争成功的可能性做出更为准确的把握。另外,在工会领袖看来,由于在某一城镇举行罢工必然削弱该城镇工会的财政基础,有时甚至会使整个工会组织工人的工作条件走向恶化,所以,应当由领袖来决定举行罢工的时间和地点。这样,领袖们认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防止少数人因一时冲动而危害到多数人的利益这一民主目标。
不过,我们这里关心的并非工会组织中经常出现的寡头体制。毋庸置疑,无产阶级组织中的寡头化倾向与国家机构如政府、法院等的寡头化倾向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有意思的是,与其他国家一样,在德国,社会党领袖公开指责工会运动中根深蒂固的寡头体制,而工会领袖反过来对社会党内部的寡头统治也是大加揭露。然而,两大领袖集团却异口同声,宣称各自的组织对寡头统治的侵蚀有着天然的免疫力。
有时,工会领袖与社会党领袖可能联合起来一致行动,因为如果一方采取单独行动,另一方会立刻将之指斥为非民主行为。例如,1908年,在有着重大民主意义的五月一日游行示威这一关键问题上,社会党执委会与工会总委员会发布联合声明,明确宣布两大组织将采取一致行动。这样,在“五一游行”这一对各个工会组织和社会党各地方委员会有着重大影响的问题上,社会党执委会却认为没有必要征求他们的意见。这表明,作为劳工运动的两大分支,双方都能为对方对自己的批评找到充分的辩护理由。而长期以来关于地方商业委员会(Local trades councils)是否应当在工会代表大会中拥有代表席位的争论,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企图扩大寡头集团的努力罢了。
下面让我们简单地考察一下工人运动的第三种形式——合作组织——特别是生产性的合作组织。从本质上讲,这类组织应当最能体现民主原则。
就那些分配性的合作组织来讲,显然,这类组织不可能直接由普通的协会成员管理。正如考茨基所指出的,我们所管理的是一个商业企业,所以,一般人是没有能力进行管理的。基于此,这些合作协会的主要业务活动必须委托给某些雇员和少数专家。“除非我们将购买行为同时也视为一种合作行为,即一位普通店主的顾客同时也是这位店主的合作者,否则合作协会成员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并没有什么两样;对于股东来说,管理委员会一旦确定,机器便照常运转,接下来就只等年终对公司的管理做出评估,并分得红利。”实际上,这种分配性合作协会总体来看表现出君主体制的某些特征。例如,一位善意的评论家曾对根特郡(Ghent)的一个名叫"Vooruit"的合作协会〔该协会是在社会主义者爱德华•安塞尔里(EDouard Anseele)领导下,具有明显社会主义倾向〕作了如下评论:“没有工人们神圣的政治自由一定程度上的牺牲,就不可能有繁荣的经济和完善的管理。"Voornit"已被深深地打上其创建者个性特征的烙印……一个肩负重任(其他人却为此退避三舍)的强力意志总是目空一切,自视甚高om.安塞尔(M.Anssele)就明显表现出大多数资产阶级工业巨头身上所特有的那种卤莽、蛮横和粗鲁,"Voornit"的运作奉行的基本上还是权威原则。”
与此相反,生产性的合作协会特别是其中规模较小的协会组织,从理论上却为民主合作提供了最大的可能。在这类协会组织内部,人们往往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他们来自工人阶级中的某一阶层,参加同一工会组织,并习惯于同一种生活方式。就协会的管理而言,所有成员都可以参与,因为他们具有同样的专业技能,所有人都可以承担顾问或助手的角色。而在政党组织中,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能够承担重要的政治工作。所以,在政党组织中,领袖与普通党员之间必然会存在巨大的分野。但在生产性合作协会中,例如,在制靴行业中,所有工人在制靴技能、使用制靴工具以及有关皮革质地的知识的掌握等方面都不相上下。从掌握的知识技能来看,他们中间并不存在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分化。然而,即便客观条件对民主机制的建立十分有利,我们仍然无法一概将生产性合作协会视为实现民主自治的典型范例。罗德贝(Rodbertus)曾指出,当他想到生产性合作协会将其活动范围扩及所有制造业、商业和农业时;当他想到所有的社会工作均由小规模的合作协会承担,而且每一位成员都在协会的管理过程中拥有平等的参与权时,他就不得不认为,整个经济系统将由于无法承受自身机构设置所带来的沉重负担而被压培。生产性合作组织的发展历史表明:任何合作协会都面临以下两难困境:或者由于许多人有权干预协会的管理事务,从而使得协会因为内部不和、组织涣散而迅速走向解体;或者最终使协会服膺于某一个或几个人的意志,从而失去了其作为合作协会的本来属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类合作计划往往是由一个或几个人发起的。它们有时如同一个个小型的君主国,处于管理者的独裁统治下,管理者对内对外都是这些合作组织的全权代表,并将其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至于如果他去世或辞职,这些组织往往濒临崩溃的边沿。在任何人们的集合中,个人的影响往往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而降低,这进一步强化了生产性合作协会的个人化色彩。因此,换言之,那种曾经支配中世纪行会组织的亘古不变的心理规律,同样也支配着生产性合作协会。随着组织实力的日益壮大,组织的排他性也与日俱增,并总是极力维护已有成员的利益和特权。例如,通过提高会员费,为加入协会制造间接的障碍。有时干脆将新会员拒之门外,或规定会员的最高限额。如果协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就通过雇佣普通的工资劳动者以满足需要。因此,我们时常发现,生产性合作协会逐步转化成了合股公司,有时甚至成了管理者的私人公司。鉴于此,考茨基曾不无道理地指出,工人阶级合作组织当时的社会价值仅仅在于,它为某些无产者提供了脱离本阶级而进入更高阶级群体的途径。罗德贝曾将劳工协会描绘成工人阶级接受教育的学校,在那里,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将学到有关行政管理、政治讨论以及有限的统治艺术。如今看来,这种说法与事实的距离相当大。
可见,在民主运动中,个人的影响举足轻重。在小型协会中,个人的影响力更是决定性的。而在大规模组织中,在那些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虽然并不具有当初的个人化及其他特征,但同样是少数人首先提出这些问题,从而使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个人化色彩,个人在其中的影响和作用并未被动摇。例如,在英格兰,麦克唐纳(MacDonald)、哈迪(Keir Hardie)、亨德森(Henderson)以及克莱尼斯(Clynes)等四人在社会主义大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正如一位敏锐的观察家所指出的,除非能够对这几个人施加影响,否则任何试图影响社会主义大众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在意大利,工会组织的最早发起者断言,只有那些拥有特殊组织能力的人才能够使工会组织保持其生命力。“在不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形形色色的工会组织,除非找到杰出的人才来管理工会事务,否则工会组织将难以度过危机,依靠平庸的领袖建立组织肯定会以失败而告终,即使勉强建立也漏洞百出。在德国,倍倍尔的最高权威可以说广为人知,不管他走到哪里,人们对他总是前呼后拥;在党代会上,各派代表总是不遗余力争取倍倍尔的支持。而且,工人阶级领袖对于自己相。于工人大众的支配地位心知肚明。有时,出于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他们会极力否认这一点,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却常常为自己的这种支配地位沾沾自喜、,自吹自擂。在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领袖总是声称,资产阶级和政府应该好好地感谢他们,因为正是他们帮助政府控制了大众,缓解了情绪冲动的大众f的压力。这等于是说,正是社会主义领袖避免了社会革命的发生,而如果没有他们的干预,社会革命可能早就爆发了。党组织的解散——尽管常常是客观条件使然——几乎总是政党领袖一手促成的。只要领袖之间达成和解,普通党员大众从不提出异议。毫无疑问,后者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领袖之间的分歧(只要它们是客观存在的)在很大程度上与大众的直接利益无涉,而且是他们所无法理解的。
一般来说,领袖对大众的敬重并非发自内心,即使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对大众热情有加,并对大众所给予他们的荣誉地位予以更大的回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尊敬只是单方面的,除非领袖对大众的疾苦有着切身的体验。弗尼埃尔(Foumifere)曾指出,在社会主义领袖眼里,那些将希望寄托于领袖并给予全力支持的大众,只不过是自己手中驯服的工具罢了,他们只是一连串零,惟一的作用就是增加左派的政治筹码。“如果他所控制人数数目后只有一个零,那么就意味着他只有十个支持者•,如果他所控制人数后有六个零,便意味着他得到了一百万人的支持。”
普通党员在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才能方面事实上的差距集中体现在他们职能地位的差异。在领袖看来,他们之所以将大众排除在党务之外,完全是因为后者的无能造成的后果。领袖们担心,如果不是那些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的少数人,而是那些对党的事务毫无主见的多数占据主导,党的利益必将因此蒙受损失。因此,政党领袖历来反对在党内事务中让普通党员通过投票决定。“要做到审时度势,必须具有统揽全局的远见卓识,而这往往是少数几个人才具有的能力,而大多数人只是为一时的印象和意识所支配。只有那些由少数官员及其智囊参加的秘密会议才有可能对整个局势做出较为冷静客观的判断,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避免形形色色的媒介信息的影响,每个人可以畅所欲言,而不必担心自己的言论被敌对阵营利用。”
在政党领袖看来,有必要改直接投票为间接投票,不仅在于政治上的原因,而且在于政党复杂的组织结构。然而在极端复杂的国家组织结构中,通过创制权和复决权实行公民直接立法,却是社会主义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同一事物区别对待,政党领袖在国家政治和政党政治中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在政党活动中时有体现。
有时,劳工领袖用近乎犬儒式的真诚言辞宣称自己相对于麾下广大劳工大军的支配地位,甚至毫不掩饰取消任何使大众有可能束缚领袖手脚的可能。领袖甚至声称自己有权力违背大众的授命。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菲力普•图拉提(Filippo Turati)在1908年罗马召开的劳工代表大会上曾经表达过的观点。图拉提才华横溢、知识渊博,是意大利社会党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之一。在谈到社会主义代表相对于社会主义大众的地位时,图拉提指出:“只要社会党议会党团未被要求做出可笑之举,它总归是在无产者的控制之下。”毫无疑问,是否“可笑”完全是由代表们自己说了算。
权力被操纵在少数几个人手里一例如在当今劳工运动中所表现的那样——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以自己的不可或缺而自居的“代表”,很快从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当初服务于下属的领袖最终成为后者的主子。这正应验了歌德曾经揭示的一个古代真理:歌德借助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的口这样说道,人类总是甘愿使自己受制于自己的同类。正是那个一贯反对篡夺国家建制权威的党却不由得走向自己建立的权威所造成的篡夺行为。与政府相比,大众更加依附于他们的政党领袖,那些他们根本无法容忍的政府对权力的滥用,却能够对他们政党领袖滥用权力的行为宽容有加。有时,下层阶级为反对高压统治揭竿而起,甚至不惜流血牺牲,如法国的雅克雷起义(Jacqueries)、德国农民战争、W.泰勒和J.凯德领导的英格兰起义,以及晚近发生在1893年的西西里法西团起义。然而,他们却丝毫不能洞穿由他们自己挑选的领袖的专断行为。假如大众最终发现了自己的政党领袖违背民主理想的种种劣迹,他们将从麻木中惊醒。然而,如果他们因此揭竿而起,他们就会被指责对问题本身的性质缺乏真正的理解。不是将党内权力集中视为寡头统治的万恶之源,恰恰相反,他们却常常认为,防止寡头统治的最好办法就是进一步集中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