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寡头统治诸措施

  寡头统治已经成为现代组织化社会的普遍现象。然而,在限制领导人影响力、防止寡头化趋向方面,社会主义者们曾做出了种种尝试。

  复决投票程序,即代议机构的立法提案通过与否必须提交全民投票表决,它是一项赋予公民直接立法的权力。在公法领域,这一程序在瑞士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然而,在现代组织结构内部,这一赋诸成员集体投票决断的措施并未被普遍推行,而即使采用,也只局限于相当有限的范围。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从不把党代会通过的决议交由全党表决,党代会上的决议只是根据简单多数的意愿做出。虽然该党规定,社会党的每一位成员都可以根据需要将任何动议提交党代会,但这种创制权实际上只是徒有虚名。成员提交的动议很少能够引起大会的注意,更不用说通过。况且,由全体成员直接立法常常受到严格的程序限制,这就使得该权力几乎形同虚设。在意大利,虽然复决程序曾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得以实施,其效果并不让人乐观。在英国,许多工会组织曾长期采用复决程序,如今都均巳放弃了这一做法。一方面,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复决程序影响了组织政策上的一贯性,而且耗费人力物力,不利于组织的管理工作,特别是在那些需要做出及时决断的议题上,复决程序往往会带来相当的不便。对于带领无产阶级开展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政党来说,釆用复决投票只能削弱其政治动员能力;另一方面,大众在政治上经常表现出的无能(inCompetence)也是推行复决程序的重要障碍。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甚至兴趣参与那些与自己切身利益并无直接干系的投票活动。而且,在缺乏一个负责任的官僚机构的情况下,投票结果很容易遭到歪曲;缺少生动活泼的讨论,投票结果将难以产生任何指导性的价值。实践表明,大众式投票很容易为那些长于投机的政治冒险家觊觎权柄提供机会,历史上曾有多少独裁体制都是建立在公民投票基础之上的:拿破仑一世、希特勒……。

  对社会主义运动领袖集团的考察,不难发现,该集团成员的出身无非来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阵营,而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领袖集团的来源看,出身资产阶级阵营的知识分子往往占据相当的比例。在防止运动领袖寡头化倾向的过程中,不仅要求避免那些出身无产阶级的领导者资产阶级化,而且,有必要实现资产阶级出身的领袖的无产阶级化。他们应当彻底抛弃先前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无产阶级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服从社会主义的各项规章制度。巴枯宁曾指出,“如果一个成长于资产阶级环境中的人真诚地、自觉地希望自己成为工人的朋友和兄弟,他就必须放弃自己过去的所有生活条件和资产阶级习惯,必须割断与资产阶级世界所有情感和智识上的纽带,抛弃资产阶级的虚荣自负,与资产阶级世界彻底决裂,并与之公开为敌,大胆而全面地向资产阶级世界宣战,毫无保留、全身心地投身到工人阶级的事业中来。”只有这样,他才能成为一位献身于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真正的革命者”:既没有属于个人的利益,也没有专属个人的事务;他们没有任何个人情感、依恋,没有个人财产,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他的全部身心只在一件事情、一种思想、一种执着——那就是革命。只要无产阶级领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社会主义政党中的寡头统治便能够避免。在法国和德国,社会党的地方机构要求领导者应主动放弃自己的经济利益,与普通的工人大众打成一片。为此,这些机构规定领袖们应断绝与资产阶级阵营的任何社会联系,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事业中去,并禁止他们为资产阶级的报章杂志撰写文章。然而,实践证明,诸如此类的做法并没有使领袖与无产阶级大众保持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致性。事实却是,双方的分野随着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壮大而不断扩大。

  工团主义,是19世纪末从法国工会运动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理论学说。此后,工团主义理论迅速在意大利、西班牙、美、英等国家的工人中广泛传播,并赢得了大量的支持者。在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崇尚工人领导的革命方面,工团主义思想与现代社会主义并无根本性的分歧。所不同的是,工团主义者主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应当由工会或其他专门的工人阶级组织通过直接行动(如罢工或总罢工)进行。在工团主义者看来,由于国家从本质上是压迫性的专政工具;所以,任何企图通过议会活动或与国家达成妥协实现工人斗争目标都将事与愿违。工团主义者坚持认为,只有在工团主义中,人们才能找到消解寡头统治的灵丹妙药。然而,自身并未摆脱组织和代表制原则的工团主义,如何能摆脱寡头统治这一普遍的社会学规律?难道工团主义的组织与一般的组织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吗?事实上,工会组织的结构与工人阶级政党的结构并没有实质性的分别。在工会斗争中,普通工人仍然需要通过选举产生代表。而在工会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往往成为许多人借以跻身政治界的跳板,组织工人罢工成为少数人捞取政治名声、加官进爵的绝好机会。这一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可见,所谓工人阶级的直接行动非但未阻止工人队伍内部的分化,反而进一步推动了领袖精英集团的形成。而且,在整个工人阶级队伍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工人参加工会组织,而积极参与工会斗争的人则更少。对此,工团主义领袖在态度上经常自相矛盾:一方面,大众往往漠不关心、得过且过,而且在智识上参差不齐,难以采取积极有效的集体行动,所以只有依靠少数人的事业心和果敢精神,才能成就工人阶级的伟业;然而,如果工团主义者公开支持这一看法,那么将意味着它公开支持寡头体制。

  在早期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时期,在政治光谱上处于明显的极左派一端的当然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家以及一切形式的强制性权威,向往完全基于个人和集团间自愿基础上的合作。在他们看来,国家对于社会事务是一种多余的累赘,其存在主要是一小撮统治阶级对社会其他成员进行剥削和压迫。无政府主义者最早认识到国家和政党组织将必然走向等级制和寡头统治。在他们眼里,任何形式的权威即使不是万恶之源,也是通向奴役之路。正是在这一点上,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存在着相当的相似性,并与社会主义分道扬镳。不难看出,与社会主义领袖相比,无政府主义者往往心存更为高远的道德理想。但在实践中,无政府主义领袖与其他人一样,同样无法遏制其内心本能的对权力的贪欲,不过,他们赖以统治的不是通过组织,而是通过思想,不是通过技术上的不可或缺,而是借助自己在智识上和道德上的优越地位。虽然无政府主义者在政治上反对组建政党,提倡用临时性的协会体制取代政党组织,但在经济领域内仍然坚持组织原则,强调等级式管理和对权威必要的服从。在防止寡头统治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可谓用心良苦,但效果并没有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好。无政府主义者始终没能克服其树立的目标与可资利用的手段之间难以弥合的分野。有关无政府主义者所面临的困境,米歇尔斯可谓一语中的,他指出,“尽管无政府主义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最玄妙、最理想化的未来图景,并向人们承诺建立一种新秩序,这一新秩序将排除任何形式的集权现象。然而,作为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它始终对如何建立这一秩序的逻辑基础不甚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