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研究过历史的人们都不难发现,所有阶级,一旦获得统治权,他们便努力将这种政治权力传给自己的后代。政治权力的世系传递始终是维护阶级统治地位的有效手段。这种世系相承的过程也表现在婚姻关系方面,后者一直是资产阶级维持本阶级家庭秩序及其附属要件的基础。在那里,为了保证本阶级血统的纯洁性,强调婚姻纽带的牢固性,严厉惩罚通奸行为,以及维护长嗣继承权。从目前所能得到的数量有限的史前资料看,我们似乎可以做出如下推论: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维护其世系血统的纯洁性,在于人的内趋本能(innate Tendency),即当他们获取某种所有物之后,总是极力将其财产通过继承传给自己能够确认的合法后代。在政治领域,同样的趋势也屡见不鲜。在那里,由于人类所特有的先天本能、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上的经济秩序,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自然和心理因素,最终使政治权力也逐渐被视为可以作为私人财产而继承的东西。历史地看,与其他领域一样,在政治领域,那种极力将财产留给自己后代的父系本能(paternal instinct)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正是世袭君主制之所以能够取代选任君主制的主要原因。维护家庭于社会中获得地位的渴望始终是如此的强烈,正如加尼托•莫斯卡所指出的,当统治阶级的某些成员在没有自己的子嗣的情况下(例如罗马主教),他们也要努力建立一种严格的裙带关系网络,作为他们自保和实现世袭继承本能的极端表达式。
贵族制往往通过两种方式建立:一是借助传统的复兴;二是新的经济力量的形成。gp使在那些其政体原则、历史传统、民族心理特征等方面与贵族制格格不人的国家,也是这样。对于北美的民主主义者来说,他们生活在共和体制之下,对贵族头衔一无所知,当他们摆脱英国王权统治的时候,与贵族制也一刀两断。这种现象的出现部分是由于最近的发展:例如资产阶级集权(与之相伴的是社会权力日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以及特权阶层的出现),以及原有的已定型的共和精神与古代欧洲的观念、成见和理想逐步达成妥协的结果。如今,由百万富翁、铁路大王、石油大王、奶牛大王等等为主体的贵族统治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然而即使新生的自由民主制度在美国已深入人心,我们仍不难发现(托克维尔在这一点上应对我们有所启示),美国人往往以自己出生于一个首先踏上北美殖民地的家庭而自鸣得意。在这些原生的共和主义者中,“贵族的成见”仍是活生生的。即便在今天,在纽约州,那些有着荷兰姓氏和血统的家族构成了该州一个不可动摇的贵族势力,一个失去贵族外表的真正的贵族阶级。
17世纪后半叶,当时法国资产阶级正处于迅速上升时期,他们对已经变化了的环境的适应能力甚至超过了他们对封建贵族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格调甚至心理状态的模仿能力。1670年,莫里哀写了他著名的喜剧《贵人迷》(又译《布尔乔亚绅士》,Le Bourgeois gentil Homme)。舒瓦齐(Abbe de Croisy)属于穿袍贵族(noblesse de Robe),其先辈曾在著名的法国行政院审察厅(Mallre des Requetes and Conseiller d'etat)中任职,他说自己的母亲要求他经常光顾贵族举办的家庭沙龙。带着初来乍到者所特有的热诚,他们被统治阶级的精神和原则同化,一旦进入国家政权,那些仍然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重要人物便迫不及待地改换自己的名号。福凯家族(the Fouquets)、勒•泰利埃家族(the Letelliere)、科尔贝尔家族(the Colberts)、菲利波家族(the Phelippeaux)以及德马雷家族(the Desmarets)等变成了带有贵族头衔的贝里勒家族(the Belle-Isles)、德•卢伏瓦家族(the de Iouvois)、塞涅莱家族(the Seignelays)、德•莫勒帕家族(the de Maurepas)、德•拉维耶家族(the de Lavillieres)、德•马耶布瓦家族(the de MailleBois)在现代德国,我们亲眼目睹了在过去四十年里,新兴工业资产阶级逐步被吸收进旧的贵族传统中,而且这一it程在最近迅速加快。德国的资产阶级正在日趋走向封建化。在这里,庶民(Toturier)的解放所带来的惟一后果便是为他们原来的贵族敌人输入了新的血液和经济动力。那些新富的资产阶级除了融入贵族阶级外别无更高的奢望,他们希图从这一融合中得到攀附统治阶级的合法头衔,这种头衔不是通过努力争取到的,而是通过世袭权利先天获得的。这样,我们可以看出,世袭原则(尽管有时它纯粹是一种虚构)极大地加速了社会的“训练”过程,也就是说,它加速了新兴社会力量融入旧的贵族式生活环境的进程。
在新兴阶级与正在衰落的阶级之间激烈斗争的过程中——这种斗争虽然偶而声势浩大,但经常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因而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道德因素常常会派上用场,相互斗争的各方你来我往地争夺道德的阵地,以掩盖他们自己的真实动机。在这个民主的时代,道德伦理成了任何人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的武器。在旧体制下,统治阶级的成员以及那些渴望成为统治者的人经常将他们个人的权利挂在嘴边。而民主制度则采取了更为圆滑、更为聪明的办法,它认为仅仅为了个人权利而奔走呼号,是不符合道德要求的。如今,人们在公开场合的言行都是以人民或者共同体的名义进行的。政府及其反对派、国王与政党领袖、以上帝名义进行统治的专制君主和篡权者、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与那些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患得患失者,都是“人民”,他们都声称自己的行动代表着全体国民的意愿。
由此看来,在现代阶级和国家活动当中,道德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主观虚构:任何政府都极力为自己的权力附上一种道德油彩;各种以政治形式出现的社会运动都带上一副博爱的面具;任何以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政党在它们夺取权力之前,都要公开庄严宣布自己的目标是与少数人的专制统治作斗争,以正义的统治取代旧的等级制度。民主制度总是为那些能言善辩的14人们提供了舞台。他们所运用的语汇常常充满了类比和暗喻。民主土壤上成长起来的煽动家情感丰富,很容易为群众的痛苦所激动。.阿尔丰斯•都德(Alphonse Daudet)在谈到这一点时写道:“受害者呵护着他们的语言,而刽子手却陶醉于自己的眼水哲学。”任何新兴的社会阶级,当他们准备向在政治和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特权阶级发动进攻时,总要为自己树立起“解放全人类”的大旗。当法国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和教士展开斗争时,他们就颁布了神圣的《人权宣言》(Declaration des Driotsde,Homme),提出“自由(Iiberte)、平等(Egalite)、博爱(Fratemite)”的口号。如今,我们亲耳听到另一场声势浩大的劳工阶级运动的代言人声称,他们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并非出于某种自利动机,恰恰相反,他们的目标正是要将这种动机永远排除出社会过程。嘴里不断吟咏着他们前进的圣歌,现代社会主义者不无自豪地宣称,他们将“建立一个人道的、充满兄弟般互爱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阶级将完全消失!”
提出《人权宣言》并取得胜利的资产阶级所真正认同的不是民主而是共和。如今,“自由、平等、博爱”这样的口号只能在法国监狱的入口处看到。巴黎公社被誉为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府的首次尝试,并取得了短暂的成功;尽管公社奉行共产主义原则,并在财政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公社与资产阶级大财团一样,对法兰西银行始终忠诚不渝。我们已经历了许多革命,然而,我们却从未见证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建立。
不管政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如何狭隘,与多数人的利益如何违背,它们都喜欢将自己视为人们普遍利益的代表,或至少认为自己能够得到全体公民的一致支持,并宣布自己以所有人的名义和福利开展斗争。只有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有时将自己的政党视为特定阶级利益的代表。但为了冲淡这种阶级性,他们又认为社会主义政党所代表的利益与全体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实际上,虽然不能说社会主义政党代表着全体人民的利益,但比起本身代表着少数人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来说,它仍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然而,社会主义者们所说的与事实仍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即便一个政党能够代表或者相信自己能够代表的利益范围有多大,人类(humanitj。和党派这两个概念本身在外延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社会主义政党向选民承诺,社会主义是为所有人谋福利的,而不图任何形式的索取。然而,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巨大差距使得这种承诺不可能兑现。给予预示着索取,如果无产阶级希望实现自己与德国的罗特希尔德家族(Rothschilds)、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洛克菲勒(RockeflleiB)等经济上的平等地位,那么只有将目前被那些百万富翁垄断的生产资料及其交换社会化,那样,必然意味着那些资产阶级寡头们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的急剧减少。同样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社会主义政党所建构的理论(显然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发展出来的)将人们划分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依附于这种生产资料的非占有者,进而断定所有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必然在精神上是资产阶级的,而那些处于依附地位的非占有者则必然是社会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渴望社会主义的胜利。这种观点完全是一种幻想,因为它将个人的收入——这一外在特征作为确定他的阶级归属惟一的或者说最主要的标准,并进一步将无产阶级的概念外延无限扩大,包括政府或非政府的所有雇员,从而宣布无产阶级政党是劳工阶级的政党,这样说在政治上也许会产生积极的效果,但在理论上却站不住脚。如果这一理论成立,克虏伯军火公司的老板和普鲁士总统也应该热衷于社会主义事业,因为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依附于生产资料的受雇者——即便他们仅仅意识到自己于社会中的真正地位(即社会主义者所说的“阶级意识”),也应该积极参加社会主义事业。
新生的解放运动中所表现出的理想化的狂躁情绪,被那些对民主抱有敌意的作家说成是无法实现的幻想,它追逐的是一屡青烟,出于特定人群利益的需要却要承担为所有人谋福利的重担。事实雄辩地证明,任何自诩为所有人谋利益的阶级运动必然难以自圆其说。人类若没有“政治阶级”便难以为继,但从本质上讲,任何阶级只不过是社会的一部分人的集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