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智识因素

  一、职业领袖在文化上的优越地位,他们的不可或缺性;大众在理论上和现实中的无能

  在社会主义政党建立初期,当时的党组织还相当弱小,成员数量有限,那时党的目标仅在于传播有关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理念,因此职业领袖的人数也很少,在党组织中的领导工作也不是他们的专职工作。然而,随着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新的需求不断出现。这不仅表现在党的内部事务上,而且表现在党与外界的交往过程中。这样,无论是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和热情,还是无产者牺牲节假日主动为党工作,都不能满足处理日益繁复的各种事务的要求。临时性职位不得不让位于永久性职位,业余性工作变成了专职性工作。

  随着职业领袖的出现,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在文化上的鸿沟便开始出现。大量的经验告诉我们,少数领导人之所以能够在收入以及经济地位、传统和血缘关系(历史优势)等方面凌驾于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民众之上,原因固然很多,但首先与领袖们所受的正规教育(即所谓的智识优势)有关。如今,在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中,即使最为表象的观察也会发现,领袖们在受教育程度上要远远高于普通党员。

  实际上,这种优势完全是形式上的。在诸如意大利等国家,常常会出现以下现象:政治演进方向以及广泛的心理倾向促使众多的律师、医生以及大学教授纷纷加入工人阶级政党。这些脱离资产阶级阵营的人们之所以成为无产阶级的领袖,并非无缘无故,而恰恰在于他们当初在资产阶级阵营受过正规的教育,并将之带人无产阶级阵营。显而易见,这些初来乍到者对普通工人的影响力将随着他们人数的增加而逐渐减弱。在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政党组织中,一小撮博士和律师在影响力方面要比一大群彼此间激烈地争权夺利的知识分子大得多。然而,在其他国家,如德国,我们却发现除了少数几个领袖来自资产阶级阵营,大多数领袖则主要来自手工工人队伍。在这里,资产阶级与革命工人阶级之间的严重对立,使得那些当初脱离资产阶级而投奔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在社会和政治方面遭到无产者的联合抵制。而另一方面,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由于国家组织已相当成熟,由于资本主义制造业的高度发展对更高的知识技能的需求,他们通过自学逐步掌握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即使这些技能仍然是基础性的,对于那些来自工人阶级队伍的领袖来说,他们所受的教育水平不再是他们先前的工友所能匹敌的了。政党组织按照自身的需要设置了大量付薪的或荣誉性职位,并将其提供给工人,这就使党组织具有了强大的吸引力,使那些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无产者成为党组织的职业领导人。与此同时,他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变成小资产阶级式的。生活境遇的改变立即使得获取正规教育、更准确地熟悉各种社会关系成为必要,而且也有了这种机会。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他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决定了他们没有必要掌握那些有关社会机制特别是政治机器运作过程的深奥知识。而那些来自工人阶级队伍的领袖,则由于新形势的需要,能够对公共生活的所有技术细节了如指掌,这就使得他们获得了相对于普通成员的优越地位。随着政治领导事务日趋复杂,社会立法规则的日益繁复,那些意欲进入政治领导层的人必须具有广泛的阅历和知识。这样,政党领袖与普通成员之间的鸿沟便不断拉大,直至最后领袖与他们所属的阶级失去了任何意义上的认同感,进而产生了一种新的阶级分化,g咄身无产阶级的“指挥官”与普通的无产阶级“士兵”之间的分化。当工人们为自己挑选领导人的时候,他们也在为自己制造新的主人,后者之所以能够使自己处于统治地位,首先在于他们受到了更好的知识训练。•

  这些新的主人的影响无所不在,无论是在工会组织、政党管理机构,还是在党的新闻机构。无论是来自工人阶级还是来自资产阶级,这些新主人都会垄断党在议会中的所有代表席位。

  如今所有的政党都将在议会中获得席位作为自己的目标(只有无政府主义者例外,但他们在政治上不具有任何影响力。虽然他们公开宣称反对任何形式的组织,但自己却成立组织,这与他们所秉持的原则是相悖的。不过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政党)。他们通过合法途径诉诸于选民,将在议会中获得席位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并将“攫取政治权力”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因此,即便是那些革命政党的代表也希望有机会进入议会。起初,他们往往很勉强地承担起在议会中的工作,但随着他们对工作日益投入,职业热情不#提高,他们也就越来越脱离普通选民。代表们所必须应对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都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这就要求他们自身知识技能的不断提高。这样,他们自己与普通成员的距离也就越来越大。所以,对于领袖人物来说,即使先前没有“文化”,他们也会很快变得“有文化”。不过文化本身对大众只具有一种潜在的影响力。

  随着领袖们日益深入到政治生活的细节,对诸如财政、外交政策等不同的问题日趋熟悉,只要政党仍继续采取议会斗争的策略,领袖们便使自己变得不可或缺,甚至即使自己的党放弃议会策略,他们也可能仍然维持自己的影响。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不可能在一瞬间替换领袖,党内所有其他成员整日沉浸于他们自己的日常事务,对官僚机构的事情不甚了了。领袖们从他们的政治实践中所获得的这种特殊技能和专业知识是普通大众没有(或几乎没有)机会获得的,这就保证了领袖们的领导地位。而这与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是背离的。

  领袖除了在技能上具有优势外,还有某些其他因素,诸如处理曰常事务的能力、在议会中所受到的社会皱育,以及在议会委员会工作中所接受的特殊训练,等等,使他们能够凌驾于大众之上并使后者处于从属地位。可以想见,领袖们会将自己在议会中所学到的政治手段应用于政党的日常活动中,这就使他们常常能够成功地将反对派纳入自己的旗下。那些富有经验的议员深谙如何控制会议的议题,如何应用和解释规则,在适当的时机提出动议;总之,他们善于运用各种手段避开有争议的问题,从敌对的多数派阵营拉拢支持者,或在最坏的情形下至少可以使对手保持沉默。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从投票之前运用直接的或经常模棱两可的方式表述议题,到通过各种迂回战术对大众施加潜在的影响。即便这种战术对问题本身并没有多少帮助,却会给公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作为大臣(referendaries)、报告起草人(rapportellrs)和专家,许多代表能够准确把握有争议的问题背后的方方面面,他们善于转移话题、拐弯抹角以及运用玄妙的语汇在最简单的问题上兜圈子,使人陷入五里雾中,,而其中的来龙去脉只有他们自己熟悉。这样,不管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他们本应是大众的“理论阐释者”,结果却使大众无法跟上他们的步伐,明白他们的用意。这样,他们便摆脱了所有对他们进行控制的技术手段。他们就这样操纵了整个局势。

  代表们的这种不可捉摸和特权地位因他们所获得的声望而得到进一步强化,这种声望起先是从他的政治对手中间和自己的党派中获得的,或者是因为他们的非凡的演说才能、专业素质,或者由于在智力上的过人之处甚至个人相貌,大众化政党若解除一位声名远扬的领导人的职务,将会使该政党组织在全国人的心目中信誉扫地。该政党不仅要陷入群龙无首,而且在最糟糕的情形下,党的政治形象可能蒙受无法挽回的损失。这就要求该政党及时找到能够替代被解职的领导人的人选,而且后者必须是经过长期不间断的训练并对政治事务了如指掌的人(但哪个党能够在一两天之内找到这样的人选呢);而且我们也不应当忘记,大众之所以能够在社会立法和一般性的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主要还是借助他们在议会中老练的领袖们的个人影响。

  这样,当追求民主的大众被迫赋予他们的领袖一种最终对民主原则起着破坏作用的权威时,他们同时也被迫限制自己的意愿。领袖权力的主要来源在于他们的不可或缺性。若一个人能够使自己不可或缺,他便获得了空前强大的权力。工人阶级政党的发展史一再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在那里,运动领导人与该运动的基本原则发生了严重的背离,而普通工人则始终未能正视这一冲突的逻辑后果,因为他们不能没有领袖,不能缺少他们所推举的领袖在其岗位上逐步训练出来的素质,而且无法找到能够替代该领袖的合适人选。当然,虽然有许多议会鼓动家和工会领袖一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站在大众的对立面,但他们仍能以大众利益作为立身行事的依据。而对大众来说,虽然对那些“伟大人物”的行为充满不安和尴尬,却只能是无可奈何。,

  在整个政治生活领域,大众的这种无能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也构成了领袖权力的坚实基础。大众的这种无能为领袖提供了实践中和道德上的合理性。既然普通大众没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就必需要有专家料理他们的事务。从这—点来看,领袖应该发挥其领导作用并不总是一件坏事。领袖由普通民众自由选举产生本身就隐含着普通民众已就领袖是否有能力担任领导职务做出判断。

  正是由于认识到大众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真正完全实现人民主权是不可能的,所以某些著名的思想家就提出:民主应当受到民主本身的制约。孔多塞(Condorcet)曾提出应当让民众自己决定在哪些事务上放弃直接的控制权。》这对拥有主权的普通民众来说,无异于主动放弃主权权力。法国大革命曾公开宣布要将自由的人民民主和人类平等原则付诸实践。革命者认为,通过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所传达出的游移不定的大众意志是抽象意义上的最高法律,国民议会有权对任何企图恢复君主制政府的人处以极刑。在这里,重要的是大众进行协商的权力必须无条件服从于戒严令的威慑力。即使近乎狂热地倡导人民主权的维克多•康斯德雷(Victor Considerant)也不得不承认,政府的运作机制显然太复杂,大众自己无法使其正常运转,因此,他建议由大众选举组成一个专家小组,后者负责审议经民众原则同意的法律条文。伯恩斯坦也否认普通人在政治上有能力合理地无限制地行使人民主权,他指出,除非每个人最终都变成一部活的百科全书,许多需要做出决断的问题只能激起很少一部分人的兴趣,而且只有他们才有处理这些问题所需要的知识。要获得有关问题充足的信息以便做出审慎的决断,就要求具有一般人少有的责任感,而这至少在目前是大多数普通公民无法达到的。甚至考茨基也不得不承认工人运动所面临的困境;他曾指出,并非社会生活中的所有问题都适合于民主管理,民主必须有步骤地渐进地实现,只有在所有关键问题上那些利益关涉者能够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民主才能最终得到完全意义上的实现;他进一步指出,随着所有与需要做出决断的议题有关联的人们相互间合作水平的提高,民主管理实现的可能性也将随之增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众的无能使得领袖的统治地位获得了理论上的合理性,对于这一点,领袖们始终心领神会。在英格兰,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有关伟人(或“英雄”)的重要性的理论,和在德国一样,其影响即使在社会主义的官方信条里,也未被历史唯物主义彻底排除,即使社会主义思想本身也受到伟人理论的深刻影响。事实上,英国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就曾公开宣称:民主只有在实行开明专制(benevolent despotism)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他(领袖)不但有一套工作计划,而且掌握实现自己意志的权力。”在所有管理事务中,做出决断需要具有专门的知识,而且为了执行这些决断,某种程度上的权威也是必不可少的,还应当允许某种程度的专断,这样,就必然偏离真正的民主原则。从民主的角度看,这也许是一种不幸,但这种不幸是必要的。社会主义并不主张一切由民众亲自治理,而是主张一切为民众所享。所以,在挽救民主方面,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完全寄希望于领袖的善意和远见。以点人头计数的多数只能局限于制定一般的路线,而所有其他问题(也许在策略上更为重要)则悉听领袖们自行处理。结果,只有少数几个人——如巴克斯(Bax)所说的只有三个——控制着党的整个决策。社会民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民主,而是某一政党努力争取民主的过程。换句话说,民主只是目的,而非手段。手段不可能是民主的,被赋予某些财政组织特征的社会主义政党,其作为一项事业的性质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尽管社会主义政党旨在实现某种意识形态目标,但它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它如何组织经济,而且取决于担任领导职务承担领导责任的人的素质。正如人们惯常所说的,任何事业在没有领导或管理者的情况下是无法取得成功的。与工业和商业活动一样,随着工人阶级组织的不断壮大,领袖的价值、重要性以及权威等必然•要加以强化。社会分工原则导致专业化。由专家担任领导是必要的,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与医疗和技术化学行业是类似的。然而,专业化必然意味着权威,正如病患要听从医生的摆布,因为医生比病患知道得更多,他们对人体的健康和病灶有专门的研究。同样,在政治领域,病患(大众)必须接受领袖的指挥,因为后者具有普通人所不具备的政治能力。

  这样,民主在经历了一种由优异分子统治的政府形式之后,最终变成一种贵族统治。无论从物质上还是从道德上,领袖应该被认为是些最能干、最成熟一群。所以,他们有权力和责任将自己置于领袖地位,不仅作为党的代表,而且作为能够清楚认识自我价值的个人担任领导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