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精英”理论

  既然任何社会和组织必然分化为少数精英与多数民众,米歇尔斯因此认为,最好的政府只能是那种由魅力型领袖领导的政府。然而另有人却由此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应该重新对民主做出界定,这就产生了所谓的“精英”民主理论。其中马克斯•韦伯和约瑟夫•熊比特强调指出,民主最为突出的和最有价值的特征便是通过争取大多数消极的民众的选票而形成一个政治精英群体。这一观念最近在塔尔克特•帕森斯那里得到进一步阐释,他认为,政治系统从总体上引导整个社会系统,确定并实现集体目标。那些相关利益群体之所以给予不同的领袖集团以支持,在于他们都希望实现各自特殊的利益诉求。相反,不同的社会群体提出和支持特定政策主张,后者最终转变为公共机构的决策。政治精英集团内部的竞争——不管是为争得一般性支持还是特定支持——为那些处于权威结构之外的人们提供了接近政治权力的通道(access)。这里的关键词是通道。那些有机会接近政治精英(政党领袖、公职人员、大众组织的官员)的人们必然会对某一特定政策做出反应,从而能够有效地分享权力,尽管他们的参与仅仅局限于每四年或更短的时间里投一次票而已。

  通过我们通常所称的代议体制,领导层的权力才得以更迭。这种体制的基本结构不仅包括政府的正式建制,而且还包括民主社会各种各样的制度实践——政党体制和利益集团——后者在权威与各种并存的有着特殊利益的社会群体之间建立起相互沟通的桥梁。代议体制将权威(立法、行政和司法)与各种次级群体如宗教、阶级、种族、职业、地域等等群体联系起来。代议制既不是政治权威对社会压力的简单适应,也不是政治权威借以操纵社会的工具,而是两种功能同时并存,因为代表的目的是在政党与其社会基础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结合点,后者正是政府效率的关键所在。

  精英民主理论接受了米歇尔斯有关大众组织内在结构的许多分析。但该理论同时指出,米歇尔斯与其他所谓的马基亚维里主义者如帕累托、莫斯卡、索列尔一道从理论上认定:在大型政治共同体内,民主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领袖与大众之间的任何分野,实际上是对民主的否定。

  那种将民主视为一种决策过程,在其中所有成员或公民都能够始终积极地参与,这样的民主制度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一般来说,组织精英往往能够长期在位。米歇尔斯明确指出,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中,要想消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结构分化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政治精英和组织精英总是有着本集团的特殊利益,这一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所代表的民众的利益并不一致。然而,即便我们接受所有这些论点,也并不意味着民主是不可能的。相反,它提醒我们,应当从更为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认识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实现民主的可能性。

  米歇尔斯对权力的认识是建立在如下预设基础之上的:无论是在整个社会系统还是在组织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其行为无不遵循自利动机的逻辑,他们利用大众维护自己的优越地位,扩大自己的权力。在这一方面,米歇尔斯明确接受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正如他本人所说的,自己的理论“进一步完善并推进了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总是以新的寡头集团形成并与旧的寡头集团实现融合而告结束。这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历史观并无实质性的矛盾。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历史哲学,而不是一种经济信条,那么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与政治阶级观念并不矛盾……”这种对政治生活的认识中有一个预设,正如帕森斯所指出的,那就是,认为“只有权力才是决定社会活动的,真正,力量。与这种观点相反,我个人认为,权力只是决定社会事件的几种同类要素之一”。任何有组织的少数派手中的权力都会受到政治体制内在和外在社会背景的制约。不可否认,大众组织和政党在使普通民众免于强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言论自由、迁徙自由、失业保障等等),并推进了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的均衡。斯堪的那维亚、不列颠以及合众国等地的工人如今之所以享有更多的自由和生活保障,在于他们可以通过选举使那些仰赖他们支持的政党获得权力。虽然美国医药协会与劳联一产联中的工会组织都是由一些顽固的寡头集团主导的,但这些集团的领袖在诸如是否应由政府支付医疗保险等问题上往往立场相左。为了赢得普通选民的支持,美国的共和党与英国的保守党都继续了他们各自前任所开创的福利国家传统。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动员社会(或组织)资源以实现特定目标的能力。而为了实现这种目标,则需要或将要承担某种一般性的,公共,责任”。单纯强调组织或政治活动中的寡头化倾向或“权力精英”现象,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它会使人们忽视精英内部争执的根源及其后果。米歇尔斯不得不认为政党组织内部各派系、左翼或者右翼之间冲突不过是他们争夺权力的分赃游戏罢了,而且他对这些争执本身几乎只字未提。同样,米尔斯(C.Wright Mills)在他最近有关精英理论的分析中,几乎完全忽略了美国政治中的权力斗争这一基本事实。

  总之,在现代社会,民主可以被视为组织化群体间争夺民众支持的过程。因为在民主政体中,众多组织化群体随时都有可能失去已获得的职位,或是与其他掌权者之间发生分裂,所以他们需要以制度保障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这一民主形态与古希腊城邦或瑞士联邦中的小规模的州所推行的理想民主相去甚远。然而,作为一种可操作的政治体制,这种民主体制比任何其他旨在减少人与人之间的剥削的政治体制都要好得多。只有通过冲突和对某些明确目标的公共责任,才能减少掌权者为了一己利害滥用手中权力的可能性。

  许多民间组织、工会、职业协会、退伍军人组织以及政党,由于其内部没有发生持续冲突的基础,这些组织将继续其一元化体制。但同时应当认识到,许多内部结构呈现强烈寡头化倾向的组织,却为整个社会实现民主提供了基础,并能够保障其成员的利益免受其他群体的侵害。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以下事实基础之上的:任何群体都不能拥有某种权力基础使其能够对多数人发号施令,都不能拥有有效压制或否决与其对立的其他群体的要求的永久性权力。以实现人类平等为最高理想的劳工运动为培育民主制度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当今推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工人们可以公开讲话,而且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行为会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即便在三十年前,这还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而已。如今,那些对其成员握有如先前雇主对工人那样的权力的工会组织已经寥寥无几(不过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种工会组织仍未完全消失)。

  组织意味着寡头统治。米歇尔斯这一极具挑战性的论点是直接针对当时他自己的社会主义同志提出的。而且,只要社会主义仅仅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强化、政府占有生产资料,那么,它对民主便构成了威胁。一般来说,由于来自社会底层的人们要求国家保障充分就业、对产品和服务进行更平等的分配、实现机会均等以及提供医疗和养老保险等等,这必然使整个社会向集体化方向迈进,而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相容性问题就变得愈益突出。令人欣慰的是,现代历史上,西方的社会主义者较好地汲取了这一训诫。如今,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开始认识到,减少政府干预和控制范围,将有利于增进工人们的福利,实现社会平等。

  他们已经认识到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关系,公共的、合作的以及私人的所有权关系并存,比任何形式的权力集中更为可取。而且,如今所有参加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人们都接受了如下原则:即使支持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工会也应该独立于社会主义政党控制的国家或政府。密洛凡•德热拉斯(MiLovan Djilas)对集权所带来的危险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在《新阶级》(―Clem)—书中,他指出,西方的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与东方的极权体制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共产主义与西方)体制之间除了其他的不同点外,它们之间一个基本的差别在于,国家对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和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两种体制在技术上都存在国家所有权现象,但它们是两类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占有方式。这种差别同样表现在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方面。

  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政府以经济上的所有者去行事。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政府既不是国有资产的主人,也不对税收所得享有完全的支配权。政府无法以所有者的身份行事,因为政府是经常需要更替的。政府必须通过议会实现对财产的管理和分配。在分配财产的过程中,政府受到各种势力的影响,但它不是所有者。不管怎样,它所能够做的只是管理和分配并非自己所有的财产。

  拥有更换政府的权利、使不同的权力中心并存,使政治权威保持其开放性,这些都是20世纪后半期那些追求自由的人们无法推卸的责任。历史在这里跟我们开了个玩笑,给予我们维护自由的最重要的知识武器并对组织中那些对自由构成持久威胁的因素的精彩分析,以及使产业工人获得了促进经济和政治的工具的,不是别人,而是一个意大利法西斯的积极支持者。然而,我们不应忘记,不是作为墨索里尼的膜拜者,而是作为一个研究寡头统治起源的学者,米歇尔斯在他的研究结论中写道:

  民主是一种财宝,它不是只要人们去找就可以如愿以偿的。但只有在不懈的探索过程中,在持之以恒地发现那些被认为是无法找到的东西的过程中,我们的努力从民主的意义上说将会硕果累累……事实上,激发和强化个人进行批评和控制的知识能力......正是民主体制的一般性特征,也是劳工运动的特点。

  所以,可以说,人类越是认识到民主制度(不管它如何不完美)相对于君主制度(不管它如何完美)的优越性,他们越不会因为民主制度的缺陷而要求退回到君主制度。……只有对民主制度中的寡头化危险做出平和而坦诚的检省,我们才能够将这种危险降低到最低限度,尽管这种危险永远无法完全避免。

  这个前言表达了米歇尔斯在知识上对我的深刻启发。在《工会民主》(Union Democracy)—书中,我和我的同事马丁•特罗(Martin Trow)和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试图通过论证米歇尔斯的许多假定,以凸显该理论乐观的一面。而米歇尔斯的这些假定是在如下问题背景下做出的:在诸如工会这样的民间管理机构中实现民主需要哪些条件?我相信,这一新的版本中所展示的米歇尔斯的许多观点将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它将使更多的人(无论是从事政治实践还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们)按照他的建议“持之以恒地去探索那些被认为是无法找到的东西”。因为,在米歇尔斯看来,尽管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理想可能永远无法真正实现,但只有不懈争取才是接近这一目标的惟一途径。

  西摹•马丁•李普塞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

  196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