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官僚机构:集权化倾向与去集权化倾向

  国家组织需要错综复杂的官僚机构。对那些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来说,要使各种错综交叠的力量有利于本阶级权力和地位的巩固,官僚体制是一个重要保障。

  现代国家的自保本能使其为自身创造了最大限度的既得利益。随着愈来愈多的人相信现代社会秩序充满了缺陷甚至非理性——即掌权者惯常所称的不满的增多——国家组织的必要性也随之变得更为迫切。通过设立庞大的官僚职位等级,制造大量直接依赖国家养家糊口的人,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确保人们对国家的支持。现代政治经济的发展走向大大地推进了这一趋势。一方面,从国家的角度看,它能够提供大量官僚职位;另一方面,公民对官僚职位有着更为广泛的需求。由于社会上已经形成了具有剥削性的大资本家和有组织的工人,两者在客观上对中产阶级构成了巨大威胁,使得中产阶级(小制造业主、小商贩、私营手工业者以及农场主,等等)的地位日趋不稳定,进而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官僚职位的需求。那些物质生活遭到现代经济发展威胁的人们,会想方设法为他们的后代创造安全的生活条件,避免他们的社会地位遭到经济力量的冲击。在国家机构中谋得一官半职,并且能够老有所养,这似乎恰好合乎他们的需求。这样,这种没有穷尽的需求总是超过了可能的供给,从而制造了一个所谓的“知识无产者"(intellectual Proletariat)。这一•群体的规模并不稳定。由于日益增长的对政府官僚职位的需求,国家经常被迫开放官僚机构的通道,以吸纳成千上万的求职者,从而将他们从政府危险的反对者转变为忠实的保卫者和追随者。这里的知识分子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那些已经在国家管理机构中获得固定职位的人,而另一类正像西皮奥•西费里(Scipio Siphiele)所指出的,是那些力图进人政府堡垒却仍被拒之门外的人。前者可以被比做随时准备替为他们提供面包的国家卖命的雇佣军,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地是出于对阶级利益维护,部分则是出于个人动机(即惟恐失去已经到手的一切)。只要国家遭到攻击,他们便会挺身而出,因而被视为国家最忠实的守护者。相反,那些被拒之门外的人则成为国家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始终是一些不安定分子,他们不仅在资产阶级中组织反对派,而且有时也担任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工作。可以肯定,国家官僚机构的扩展总是无法敉平中间阶级的不满情绪,但官僚机构总是在不断膨胀,而且呈没有终点的螺旋式上升趋势。尽管这一趋势日益与社会的整体福利相违背,但这种官僚机器仍然不可或缺,仅仅通过它,就可以满足那些受教育人口对稳定职位的需求,而且它同时也是国家维护自身的重要手段。对国家起源做出过重要研究的已故著名政治经济学者、德国佩鲁贾大学普维亚尼(Amilcarepuviani)教授曾指出,官僚机构是出于维护其法律基础相当脆弱的财产权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唤起民众公德意识的一剂良方。

  政党也具有许多与国家类似的特点。在政党组织中,精英集团形成了一个相当封闭的圈子,其中由少数几个人形成了一个寡头统治集团,在民主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刻,这一集团时常面临被推翻的危险。所以,与现代国家一样,现代政党总是不遗余力、最大限i地扩展本组织的基础,用经济纽带将更多的人与国家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建立强有力的官僚机构成为必要,而现代组织职能的增加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

  随着政党官僚化程度的提高,社会主义信念的两大核心支柱必然遭到削弱:对社会主义更为高远的文化理想目标的认识,以及对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所呈现的多样性的认识。官僚机构本身变成了目的。随着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不断趋于成熟,它对其他国家劳工运动独特性的认识能力也开始降低。从各国社会主义刊物之间所进行的相互攻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所谓的“输出社会主义"的时代,在国际主义原则信念的感召下,社会主义者们执著于高尚的革命原则。他们当中毎个人几乎都是这一广泛领域里的专家(如果我们可以使用这一术语的话)。在他们整个生命历程中,灰色的油灯下,他们畅所欲言,交流思想,即使语言的障碍也阻止不了他们并肩战斗,他们超然于各自国家资产阶级世界之外,对任何能够带来眼前利益的“实用”行动不屑一顾。然而,随着各个国家纷纷对社会主义者开放参与渠道,首先是允许他们进行政治宣传,随后则是参与积极的建设性工作,这就使社会主义者的注意力不再关注那些恒久的原则,而是将更多的精力花在维持党组织的日常事务上。他们的洞察力提高的同时,却没有了先前的远见。对劳工领袖来说,他们如今关心的是每个月吸收了多少纺纱工、鞋匠或制刷工加入工会组织,整日忙于有关工伤和疾病保险的繁文缛节,以及关涉工厂纠察和贸易纠纷仲裁等专业性问题上,他更熟悉的是如何监督各个合作商店的收支以及天然气的消耗量,而对整个(即使在最狭窄的意义上的)劳工运动却兴味索然。按照人的心理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时的劳工领袖已经没有时间和兴趣去研究那些有关历史哲学的重大问题。在他们眼里,所谓的国际问题,只不过是一种骗人的谎言。与此同时,对于那些试图从某种更为高远的视角而不是仅仅从技术层面判断问题的人,他们则视之为“无能之辈”、“门外汉”、“平庸之辈”;而将那些试图在他们已经熟悉的立场和途径之外另辟蹊径的社会主义者视为动机不纯,甚至将他们视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异类。于是,这种专业化趋向使劳工领袖具有了强烈的排他性,而且目空一切,放弃了长远的打算,这成为现代劳工领袖的普遍规律。日益增多的科学研究,使得百科全书式的博学之士不复存在,他们的地位被传记作家取代。通才式的动物学家巳经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鸟禽学家和昆虫学家,而昆虫学家又可进一步划分为鳞翅类昆虫学家、甲虫学家和蚁类学家。

  那些在党的附属官僚机构里任职的人,阿尔弗雷德•韦伯(Alfed Weber)在1909年维也纳“社会政治联合会”(Fereinftir代表大会上将其称为“非特派官员”(non-Commissioned officers)。在此次大会上,阿尔弗雷德•韦伯在谈到官僚体制时指出,官僚制是个人自由的死敌,它反对任何大胆的政策创新。下级服从上级压抑个性的张扬,使一个由受雇者主导的社会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狭隘和市侩气。官僚作风败坏人格,使道德陷于贫困。在所有官僚体制中,人们都在绞尽脑汁为自己谋取一官半职,蝇营狗苟以求晋升,对下属专横跋扈,而对上级却逢迎拍马。在德国社会党内部,沃尔夫冈•海涅(Wolfgang Heine)可以说是维护个人人身和精神自由的最为勇敢的斗士之一,他不遗余力地谴责“官僚化倾向及其对个性的压抑”。在他反对社会主义官僚体制的同时,还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普鲁士国家,他说,可以肯定,普鲁士国家是按照典型的官僚制齐一化原则统治的;同样,尽管普鲁士国家在表面上成效显著,然而由于其官僚制特征,使得它从根本上说是在走下坡路。即使在普鲁士出现某些名人才俊,他们也无法见容于这个国家。这样,普鲁士国家的政治生活变得毫无生机,最终蜕化为一架冷冰冰的统治机器,对任何真正的进步充满了敌意。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随着官僚体制日益沉溺于曰常事务,该体制就越表现得偏狭、目光短浅、刻板僵化而且不能宽容异己。

  与其他集权化体制类似,官僚体制的优势在于:行政上某种程度的统一有利于及时有效地处理事务。而在分散的联邦体制中,许多事务诸如进行关键性的调查统计,是无法得到有效执行的。

  随着劳工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政党领袖对普通工人大众统治的外在形式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在德国,由于其民族特点,而且民众受教育水平低,领袖权威几乎可以与专制君主相匹敌。德国第一个劳工组织是费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领导的全德劳工联合会(Allge-meiner Delltscher Arbeiterverein)。该组织成立于1873年,两年后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马克思国际主义组织爱森纳赫派(EisenacheiB)合并。由于该组织是个人非凡魅力推动下的产物,所以时时处处都被打上个人人格力量的烙印。在人们心目中,拉萨尔领导的协会组织是仿照当时颇具影响的全德工人同盟(Na-tionalverein)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如果说劳工联合会(Arbeiter-verein)的低层是这样,那是说得过去的,然而,如果说该组织的高层也是这样,那可是大错而特错了。与全德工人同盟一样,劳工联合会是一个一元化的协会组织,其成员分散在全德各地,而且没有建立任何地方性的分支机构。成员资格也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每个成员直接受中央控制。然而,全德工人同盟的领导机构是一个由多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而在劳工联合会中,拉萨尔实行个人的独裁统治。拉萨尔和他的继任者施韦泽,担任德国工人党主席,主席的权力可以与威尼斯共和国总督的权力相匹敌。与总督类似,由于不存在其他寡头体制对党主席的权力构成约束,这就使党主席的权力毫无限制。党主席变成了掌握绝对权力的专制君主,他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任命下级官员、全权代表甚至继任者。其他人必须对他言听计从。之所以形成这种组织结构,不仅在于拉萨尔本人的个人品质、对权力的贪欲以及自以为是(尽管他具有非凡的才干,但正是这种自以为是造成了他不能知人善任);而且在于拉萨尔本人有关政党目标的思想认识。在隆斯道夫(Ronsdorf)所作的一篇著名演讲中,拉萨尔说道:“无论我到哪里,我总能听到工人们的心声,这种心声可以概括为:,我们应当将我们的所有意志锻造成一把铁锤,并把它交到一个我们对他的智慧、品质和善意有足够信心的人手里,使他能够用这把铁锤与资产阶级展开斗争!,……我们的政治家至今仍然认为,自由与权威——两者的统一被哲学家们作为理论基石——在我们联合会(Verein)这里得到最完美的统一,因此,联合会正是未来社会秩序的缩影!”这样,在这位主席眼里,他的个人独裁不只是一个战斗性组织在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而是劳工运动的最终目标。在拉萨尔时代,德国劳工运动还非常软弱,如同裸祸中的婴儿一样,迫切需要慈父般的呵护。这位父亲在临终时,立下遗嘱为这个婴儿确定新的监护人(德国劳工运动仍然是一个被监护对象)。拉萨尔去世后,处在成长期的劳工运动的重要决策大权在很大程度上被施韦泽一个人独揽。这种威权倾向与其说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还不如说是由德国独特的传统和民族特性决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工组织内部这一集权化倾向遭到极大的削弱,主要原因在于:民主体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发展;不同情势的迫切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典型的德意志南部社会主义组织的出现,与普鲁士和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相比,这里的社会主义组织更加灵活,更加注重地方自治。但是,劳工组织中集权化倾向并未彻底消失,它也不会消失。

  在拉萨尔在德国的追随者建立大众化组织的同时,国际劳工联合会的领袖却采用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联合会的主要特点是在各国支部之间建立了相互制约的关系,这是防止领袖走向个人独裁的潜在力量。国际在伦敦设立了总委员会,成为国际的最高决策机构,由各国支部派代表组成。但该委员会手中的权力与德国劳工总同盟的主席权力一样,极少受到限制。总委员会禁止隶属于它的各国分支机构选举自己的主席,认为这样做有捧于民主原则。但对于总委员会,其中某些最为知名的委员却宣称,如今工人阶级已经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共同的领导核心"(Common leadership)。总委员会从委员会内部任命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员,如司库、总书记以及派往各国支部的通讯书记。有时它可以使一个人身兼数职。而且,书记本人握有不少重要特权,如批准设立新的支部,同意或否决对某一支部进行财政援助,以及调解成员之间的矛盾纠纷。第一国际之所以很快走向衰落,其内在根源在于总委员会内部法律上的寡头制(oli-garchydejure)事实上的君主制之间的冲突D据说,有人指控总委员会背叛了社会主义,后者贪恋权力,将权威原则带入工人阶级的政治生活中。起初,这种指控来自第一国际组织外部,主要是那些在总委员会中没有代表权的群体:他们包括巴枯宁、意大利人以及饶勒斯派(Junissians)。然而,总委员会很快便占据了上风。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威权派”(Authoritarians)借助其惯用的手段(诸如拉选票,在一个反对派和其他人无法涉足的小镇秘密集会),从而赢得了对反威权派的彻底胜利。但时隔不久,总委员会内部要求摒弃个人独裁的呼声此起彼伏。

  1889年,所谓的新国际(即第二国际——中译者)成立。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同意采取一致行动,并为此举行经常性的代表大会。这样,雅克(Jaeckh)所说的“国际主义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第一国际在国际无产者中间最大限度地推行集权原则,“以便在阶级之间经济斗争特别激烈的地方,能够迅速将工人阶级的力量组织起来投入斗争。”相反,第二国际则采取了极为松散的组织形式,各成员国支部之间彼此生疏,而各支部组织严密,其活动范围仅仅局限在本国国内。也就是说,第二国际是一个享有充分自治权的国家工人组织的联盟,它没有一个齐一的、均质的组织结构。我们可以将第二国际比做传统的尼德兰国家联合体(the old states GeneraL of the Netherlands),它是一个由数个相互独立的寡头体制组成的联邦共和国。第二国际中央领导机构社会党国际秘书处(Secretariat Socialiste International,总部设在布鲁塞尔),只不过是一个互通信息的办公室,本身并没有任何权威。有时,在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上,某些国家劳工组织的寡头人物力图在国际舞台上大权独揽,典型的如德国社会民主党。1907年,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在该党被迫转入守势的情况下,努力使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党接受自己的斗争策略这种策略是在德国特定环境下形成的口头上革命主义(veibalre Volutionarism)。由于各个国家劳工组织的寡头人物有着、不同的需求,这就使策略上的合作难上加难。也就是说,只要现代社会党国际仍然奉行国家至上原则,那么,某一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要获得相对于其他国家社会党的绝对优越地位,是不可能的。随着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完善和巩固,并获得相对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政党的独立地位,它时刻对自己可能受制于人心存戒心。各个国家劳工组织之间的相互竞争,使得国际范围内的集权越来越困难。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都在时刻警惕其他国家社会主义政党将其影响扩及自己的范围。这样,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上投票通过的各种决议形同虚设。1904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上,安塞尔(Belgian Anseele)明确表示,大会通过的有关禁止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决议对他并不具有任何约束力。1907年,在斯图加特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上,福尔马尔在德国工人的属意下,发表讲话,驳斥了法国共产党干涉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军事政策主张,并反对战时国际做出任何决议干预任何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行动。细察便知,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与18世纪德国历史上的诸侯国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像。居住在这些诸侯国的贵族、牧师及少数几位镇长,定期举行集会,主要目的在于防止国王对他们的“自由”(即他们独有的特权)哪怕是一丁点的侵害。同样,在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上,来自各国的社会党代表都小心翼翼地维护各自所在国家的特殊利益以及各自的特权,他们坚决不肯向那个高高在上的“国际陛下”做出丝毫让步。

  对于各国社会党的寡头人物来说,只有当他们发现可以借助国际所做出决议的权威来抑制党内派系的时候,他们才会对之表示认可。有时,社会党内的少数派往往诉诸于国际的某些原则,来突出自己社会主义情感的纯洁性,而将多数派视为主义的异端。典型的如1904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在法国社会党中处于少数派地位的盖达派,在第二国际极力贬抑党内饶勒斯派及其在国内政策问题上的诸种主张,这一努力最终收到了效果,盖达派成功地将饶勒斯派纳入自己的阵营,使其成为统一的法国社会党等级体系的一部分。而在另外一些时候,社会党内的多数派在本国组织范围内部无法使少数派做出让步的情况下,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取得对少数派的胜利。例如,分别在巴黎(1889)、苏黎世(1895)、伦敦(1895)国际代表大会上,意大利和德国的社会党借助大会所做出的决议,以排挤各自党内那些反对议会斗争的派别以及无政府主义者。

  在国际范围的社会主义组织趋于分散的同时,如今在各国内,社会主义政党却向集权化方向发展。不过,这一概括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方可成立。

  在现代劳工运动的国内组织中,我们可以发现去集权化(decen Tralizing)与集权化两种趋势同时并存。随着抵制中央最高权威的声势日涨,去集权化日益深入人心。但如果认为这种离心倾向是大众追求民主和独立所导致的结果,则是大错而特错了。事实却恰恰相反,造成去集权化倾向的根源在于一小撮少数派领袖集团,在被迫服膺于整个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情况下,试图退回到本集团的地方政治活动空间(如邦或州、省区或社区)。那些发现自己在党内处于少数派的领袖集团,对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不会产生任何好感。,既然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占据主导,还不如主导自己所在的地方事务,正可谓宁为鸡头,不为牛尾。例如沃尔玛,他在自己所在的巴伐利亚地区炙手可热、权倾一时,有“巴伐利亚的无冕之王”之称。这使他不会去德国社会党的全国性组织中充当二把手。对他来说,宁愿在慕尼黑当老大,也不会去柏林屈身当老二。

  多数派竭力要求权力集中,少数派则要求自治。少数派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打上为自由而战的旗号。这一点充分反映在少数派领袖的公开言论中,他们宣称,自己正在进行一场反对新的专制统治的斗争。当少数派领袖感到自己的力量已相当强大的时候,他们便毫无顾忌、不遗余力地取缔党的中央行政机构中多数派。1902年,在艾莫拉(IMola)举行的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改良派领袖图拉提在其同道的支持下,向大会提出一份书面建议,要求取缔中央行政机构。他说,有必要取缔这种过时的、带有专制色彩而且死气沉沉的领导体制,代之以各地方组织的充分自治,或至少是由三位聘请专家组成的纯粹的管理和执行机构取而代之。图拉提进一步指出,那种希望自上而下对全党进行管理,是十足的雅格宾党人的行径。针对这一民主提议,反对派提出了有力的反驳,他们指出,如果取缔党的中央行政机构,党在议会中的代表将在党内惟我独尊、有恃无恐。这样,只要在一些问题上要求采取紧急行动,而这时又没有那么多时间直接征询所有党员的意见,议会党团——其权威来源于选民而不是党组织——将决定党的行动路线。如果我们假定在政党组织内可以实现真正的民主,那么主张分权无疑是反民主的,而实行中央集权则能够使大众意志具有无与伦比的有效性。从这一点来看,恩里克•弗里针对改良派的主张所谈的一席话可谓切中肯綮,他指出,拟议中的取缔党的中央行政机构的建议无异于否定一般意义上的工人大众的主权权利,因为该机构正是大众意志的合法表达,它的权力直接来源于党的代表大会。

  各国社会党中所出现的去集权化倾向与寡头统治的基本原理并不存在任何矛盾。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少数派在摆脱党中央的控制之后,便很快在自己占据主导的地方范围内建立了集权体制,与他们当初极力反对的中央权力相比,该权力的集中化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这种去集权化倾向只不过是一种瓜分权威的尝试罢了,他们希望通过这一尝试将大的寡头集团分割成若干小的寡头集团。在法国和意大利,每一个社会党支部的代表都绞尽脑汁使自己尽可能摆脱党中央的控制,以维护自己在地方党组织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同样,在德国,各邦长期以来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各邦设有自己的议会,这就使社会党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建制上和行政上的统一,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党组织的去集权化倾向。所以,在德国,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政党都被分割在相互独立的邦之内,从巴伐利亚到黑森州(Hesse),它们都希望摆脱设在柏林的党的中央行政机构的控制,实现地方自治。不过,这并不妨碍它们在各自的地方范围内行使集权化权威。

  如果仅就柏林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而言,德国特别是德国南部地区社会党中的去集权化倾向是与集权化相反的两种趋向,而他们在各自的辖区范围内,却极力反对推行分权式的联邦体制。他们往往以要求给予地方党组织以财政上的独立来反对柏林的中央权威。1906年,在施威福特(schweinfurt)德国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巴伐利亚议会社会党议员埃尔哈特(Ehrfmrt)指出:“不可否认,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只能负责管理那些流入柏林的资金,但只有我们才有权负责我们的地方财政。”极力反对社会党普鲁士化,积极倡导实行党内联邦式分权体制。来自符滕堡(Wurtembeig)的雨果•林登曼(Hugo Lindenmann)宣称,将德意志南部各邦的地方财政归于柏林的中央财政,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后者总是不遗余力地为自己敛取钱财。

  现代民主政党组织内部围绕集权化与去集权化问题的争论,其理论意义表现在多个层面。不可否认,两种倾向各自的支持者甚至有时还从理论上诉诸于道德观念,为各自的立场积极辩护。但是,我们一定要纠正我们的以下看法,即认为其中肯定有一派支持(或反对)寡头统治,支持(或反对)人民(或党员大众)主权。无论是政党组织的去集权化倾向,还是对国际(如遥远的国际官僚机构、委员会、代表大会的权威)或一国范围内(如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权威)的集权化倾向的抵制,都与要求更广泛的个人自由没有丝毫关系。

  之所以会出现民主的要求,往往在于某些具体的理由,特别是不同地区工人的经济、社会状况或者地方状况的差异。要求在地方、省或地区范围内实行自治,实际上是客观环境的差异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在德国,南部地区的社会主义者感到似乎有一片大海将自己与北方的同志完全隔离开来。由于这一地区的议会体制已有一百多年的悠久历史,所以他们极力要求实现地方自治和参与政治的权利。而普鲁士政治中长期以来一直浸淫着浓厚的封建威权色彩。此外,南部地区之所以要求自治权,还在于这一地区推行的是自耕农农业经济形式,而在中部和东部省份,则主要实行大地产制。正是这种经济经营模式上的差别,使得南部地区的阶级差别和阶级意识并没有在北部地区那么明显和强烈,两个地区的社会主义者所面临的对手也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在德国社会党内部,南北两地领袖之间的斗争常常充满了火药味儿。双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相互指责对方野蛮落后,思想观念陈腐僵化。北部社会主义者指责南部社会主义者仍然沉迷于小资产阶级式的、静谧却充满乡土气息的生活环境,而他们自己生活的地方则有着大规模的制造业。只有北部才代表着未来;南部人反唇相讥,声称南部已经废除了大地产制,取缔了容克地主阶级,而这在北部仍远未实现。

  同样,环境的差异也使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走向分裂。在那里,也是南部地区要求充分的自治。他们认为,南部地区的社会主义与北部的社会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论基础,早在那布勒斯王国时期,这里实际的生产和分配关系并没有导致如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所认定的那种任何社会都必然存在的阶级对立。所以,在这里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宣传,不仅激起了大、中土地所有者对社会主义的反感,而且也将那些小私有者推向社会主义的反面。居住在波河平原地区的社会主义者强烈反对一项对谷物征收进口税的议案,因为该税种将增加生活在大城市的劳工阶级的生活支出;而南部地区的社会主义者曾多次公开表示支持现有的关税保护政策,因为该地区的无产者和雇主都依靠农业,降低农产品关税将使该地区失去相当的市场份额,从而造成生产上的危机。在以制造业为主的北部地区,社会主义者反对吞并的黎波里(TriPolitan),而在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南部地区,要求领土扩张的声浪此起彼伏。除了以上造成双方分歧的原因外——我们可以称之为内在性的原因,因为它们直接导源于南北之间客观条件的差异——我们发现,两地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对立还在于政府对待两地态度上的差异。意大利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在北部,它常常以自由主义的面目出现,而在南部却正好相反,由于这一地区选民居住较为分散,在选举期间,当地的地方社交圈子(Local Coteries)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1902年吉奥里蒂(Giditti)在位期间,意大利政府态度上的这种172双重性在社会党内部引起了严重分歧,北部社会主义者迫不及待地要求参与政府,而南部的社会主义者(尽管他们主张改良而非革命)却对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总之,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内部所暴露出的种种去集权化倾向,虽然能够防止某种一元式的、无所不包的寡头体制的形成,却造就了一批小规模的寡头体制。在每一个这样的寡头体制中,寡头的统治权威仍然强大无比。政党活动中的寡头统治依然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