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组织基础的保守性

  我们的研究到这里,就有两个关键性问题凸现出来:首先,民主政党中的寡头化病症是否无法救药?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进行论述。另一个问题也许可以这样表述:是否存在以下可能,即民主政党推行民主政策,革命政党推行革命政策?难道我们必须承认不仅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甚至连社会主义政策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吗?本节将试图对这一问题做出简要解答。

  在某些狭窄的范围内,即使民主政党处在寡头统治之下,它也能够在民主的意义上对国家产生影响。原来在政治上处于特权地位的社会阶级——首先是“国家”本身——被迫对大量的价值进行重估,这种重估既是理想层面的也是实践层面的。即便领袖们都是些善于蛊惑人心的煽动家,普通民众的影响力这时也会得到增强。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不仅需要善于听取来自上面的要求,而且也要对来自下面的要求做出回应。在实践中,这也许会带来很大不便,如我们从那些实行议会体制的国家最近的经验中所见到的那样;但在理论上,这种新情况的出现表明,在公众权利方面已取得了不可估量的进步,它更加接近社会公正原则。然而,当统治阶级成功地将他们的极左派对手纳入政府运行轨道,并将他们变成自己的合作者时,这一进程便随即嘎然而止。政治组织产生了权力,而权力无一例外都具有保守性。在任何情况下,一个积极的反对党对政府机器施加的影响必然是迟缓的而且经常时断时续,并总是受到寡头统治本身所具有的特性的制约。

  认识到这一点并不足以回答我们前面所提出的问题,因为我们仍须进一步探讨的是:组织的寡头特性是否是造成各种寡头行为表现的原因?它是否应当为具有寡头性质的政策负责?这里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如今政党组织的对内政策具有绝对的保守性,或可以说正趋于保守。不过这些保守的组织机构对外也可能推行果敢的带有革命性的政策;将权力集中在少数几个领袖之手,这种与民主背道而驰的做法仅仅是为了更为迅速地击跨敌对势力而采取的策略性手段;寡头们的临时功能就是为了革命事业而教育大众,毕竟,组织仅仅是为了实践一种被夸大了的布朗基主义理念而采取的手段而已。

  这样的发展走向将会与政党的性质背道而驰,并与尽可能广泛地组织大众这一目标相冲突。随着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争取实现那些宏伟原则的斗争愈来愈变得不可能。人们也许会注意到,在当今的民主政党中,不同观点的严重分歧只是在观念领域内借助纯粹的理论才暂时得到非常有限的解决,因此,这些分歧越来越蜕变为个人之间的争斗和攻讦,最终只能通过纯粹表面的敷衍去解决。建立在官僚制原则基础之上的组织,不可避免地要极力用一种表面忠诚的幕布掩盖组织内部的分歧。因为,既然组织的首要目标就是吸纳尽可能多的成员,那么,任何组织内部观念上的冲突必然要被视为组织实现其目标的障碍,所以必须尽可能避免。这一趋向又因政党在议会政体中活动这一特性而得到进一步强化。“政党组织”意味着争取尽可能多的成员。“议会制度”则意味着争取尽可能多的选票支持。政党的主要活动就是选举动员以及为组织吸纳新成员而直接进行宣传鼓动。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呢?它是一种对大众进行选举动员的规范性组织。作为既要吸纳新成员又要动员选票的政治联合,社会主义政党发现,其成员数目的每一次减少、选举中的每一次失势,都意味着其政治影响力的削弱,而后者正是社会主义政党利益的关键所在。所以,不仅要对新的组织成员的利益给予尽可能的尊重,而且要充分照顾到那些潜在的支持者的利益。还有其他一些人,这类人在德国被称为Mitlaufer(随大流者),在意大利被称为simpatizzanti(支持者),在荷兰叫geestverwanTen,而在英国却被称做sympathizere(同情者)。为了避免惊动这些仍自绝于社会主义或民主的理想世界的人们,社会主义政党便放弃追求那种恪守原则的政策,至于由此带来的组织成员数量上的增加是否会带来政党组织性质上的改变,则完全被置之脑后。

  在那些一连串体现政党组织(即使是那些自诩为革命性政党的组织)本质上保守性的现象当中,最明显的要算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了。工人阶级政党当初建立时的目标就是要推翻集权国家,认为工人阶级所要做的仅仅是确保一个稳固的大型组织,以便压倒有组织的国家。然而,该政党却在与国家组织相同的权威和管理原则基础上建立了自己强有力的集权。这样,它就成了一个具有政府性质的政党。也就是说,它本身组织得像一个小型政府,希望有一天能够统治大规模的政府机构。革命性政党可以说是国中之国,它的公开目标是要摧毁现存的国家,代之以一种性质上截然不同的新的社会秩序。为了实现这一基本政治目标,革命政党便借助于社会主义组织,后者存在的惟一正当理由在于:它始终坚持不懈地为摧毁现存的国家组织形式作系统的准备。革命性政党力图建立起社会革命的框架。因此,它不断努力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大其官僚机构,积蓄力量和资金。

  从理论上讲,政党所任命的每一位新官员、书记,都是新的革命者;同样,每一个新的支部都意味着一个新的革命阵营;而且每增加一千法郎——无论是来自成员的赞助或是来自社会主义出版物的利润,还是来自同情者的解囊相助——都增强了与敌斗争的实力。然而,存在于威权国家的革命组织,其领导人所凭借的手段最终与国家所采用的手段毫无二致,而且为同样的精神准则所激发。他们也不可能不觉察到,政党组织无论在将来取得怎样的发展,最多也只能成为一个对国家组织低效的微型拷贝。基于此,在通常情况下,在人的预见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任何试图与其对手角力的政党注定要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由此导致的逻辑结果却与党的创立者的初衷截然相反。政党结构的力量和凝聚力的增强并未使政党的革命性得到提高。事实却恰恰相反,随着其组织的发展,政党的各项政策多了一些审慎,甚至怯懦。由于时常面临来自自身所依附的国家组织的威胁,政党(一旦它成为一个成熟的政党)就会竭力避免采取过分触怒国家的举动。只要认为有必要,无论在什么时候,政党的信条都可以根据组织的外部需要而被任意删削或歪曲。组织成为政党最为关键的本质。在政党建立之初,它会四处宣传其革命性,这种革命性不仅表现在该组织的终极目标上,而且还表现在它为达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手段上,尽管它并不总是热衷于这些手段。然而,一旦政党在政治上趋于成熟,它就会毫不犹豫地对当初的许诺进行修改,其本身的革命性仅有“字面上的含义”,即这种革命性不再体现为在街头与警察的直接对峙,而只停留在理论和纸面上。当取得胜利的巴黎资产阶级统治者的枪口还冒着硝烟的时候,正是这样一个革命政党(即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译者)毫不迟疑并充满热情地宣布与巴黎公社团结一致,也正是同一个政党,如今却公开向全世界宣布停止一切形式的反对军国主义的宣传,因为反对军国主义将意味着该党的支持者触犯刑法中的有关条款,所以该党宣布将不再为任何违反这些条款的行为后果负责。只有到这时候,社会党中的责任感一下子开始活跃起来。结果,为了阻止党内的革命潜流,可以滥施淫威。而在此之前,该党对这种潜流一直听之任之。在维持党的地位这一重大责任的名义下,该党如今停止了先前反对军国主义的宣传,不再组织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将自己过去的许多做法都视为违反常理的鲁莽。

  国际劳工运动的发展史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方面的丰富佐证。随着组织的日益扩展,工人阶级政党也随之变得裹足不前;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思想上均失去了革命的动力,变得行动迟缓。政党越来越顽固地抱着所谓“古老而光荣的策略”,正是这一策略的运用,政党组织的规模才得以壮大。而它对激进的政治行动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反感。

  对自己行动可能激起的反应的顾虑使得社会主义政党难以采取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行动,使得它无法发挥出真正的影响力,并失去了进行日常斗争的所有动力。当然,它也可能虚伪地为自己的这种表现辩护,说这只是为最后的决战蓄积力量。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一切形式的组织所表现出的保守倾向,在社会主义政党组织中也很突出050年来,社会主义者一直在为建立一个示范性的组织不遗余力。如今,当300万工人被组织起来时——这一数目要远远超过完全战胜敌人所需的人数~~党却建立了一种官僚体制。与国家本身相比,这一官僚体制对责任、热情、等级观念等的强调有过之而无不及;并拥有雄厚的财力,各种各样复杂的经济和道德利益遍及全国的各个角落。此时,采取任何果敢而富有远见的策略都将危及这种已然形成的利益格局:几十年的心血、成千上万领袖和支部领袖以及整个党都将遭受损失,基于此,任何企图采取这种策略的想法将遭到越来越多人的否弃。它不仅与一种合理的利己主义相反对,同时也与一种过分的感伤主义相违背。它不仅与那些对自己投人大量心血完成的作品有着深切感情的艺术家们的利益相违背,而且与成千上万本分的赚钱养家的人们的个人利益相反对。后者的经济来源与政党的活动息息相关,他们惟恐失去自己赖以为生的工作,以及自己不得不承受的政府(尤其在战时)解散党组织所带来的苦果。

  这样,组织从当初的手段变成了目的。那些当初仅仅是为了保证政党机器良好运转的制度和规范(如服从、个体成员间的团结一致、等级关系、审慎、行动上分清轻重缓急,等等),最终却获得了比该机器的实际作为更为重要的地位。此后,首要的任务就是避免任何可能阻碍这架机器正常运转的东西。而一旦党遭到攻击,它就会放弃巳经确立起来的关键立场和权利,而不是通过在原有的立场上做出“让步”直接回应敌人的攻击。纽曼曾用讽刺性的笔调写道:“4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已经发挥了它的效用。有组织的无产者已获得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当初这一口号提出的时候人们所无法想象得到的,它有雄厚的财力作后盾。难道我们永远不会看到进行最后决战的迹象?……这种预备性的组织要将其工作永远继续下去吗?随着政党越来越强调稳定的重要性,其当初的革命锋芒便曰渐萎缩。如今,我们发现一个相当保守的政党,既然时过境迁,虽然仍在使用同样一套革命语汇,但实际上,它的功能与宪法上的反对派的功能并没有什么两样。

  所有这些都严重偏离了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如果马克思还活着的话,他将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滥用。

  不过很可能出现的情形是,面对300万人都在他的名义下行动的壮观场面,他们在神圣的时刻庄严宣誓,面对这种严重背叛自己所提出的原则的行为,连马克思自己也会无言以对。其实,在马克思生前,也曾碰到过这种情形。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76年所犯的严重错误,马克思当然知道(尤其在公开场合)如何对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也许可以被称为马克思的继承者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里,政党作为一种组织,其在性质上越来越表现出对新成员的渴望,对绝对多数地位的热衷。当政党发现自己在国家面前处于弱势时,便与之积极合作,以图逐步取代原来的革命目标,并通过确立新的目标摧毁现存国家,使党的观念和成员逐步渗入国家机构。社会主义者与统治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已不再是原则上的,而仅仅是单纯的竞争性的。革命政党成了资产阶级政党权力上的竞争对手。所以,对于任何人,只要能够帮助党获得权力,能够有助于壮大党的斗争队伍,党都会举双手欢迎。为了揭示法国共济会的本质,莫泊桑(de Maupassant)借索斯提尼舅舅的外甥的口这样说道:“不是去破坏,而是组织竞争;这就降低了代价,就这么简单。再说,如果你不允许自由的思想家在你们当中出现,这我可以理解。然而你却接纳任何人,你有所有天主教徒甚至政党领袖的支持,甚至庇护九世在成为教皇之前也曾是你们当中的一员。如果说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协会组织可以称得上反对教权的堡垒的话,而我却认为这一堡垒将不堪一击……是的,你们都是些无赖!如果有人告诉我说法国共济会只不过是一个选举工厂,我会同意这种观点;它如同一架机器,在选举中服务于那些我并不反对的各种各样的候选人;它除了欺骗善良的人们之外别无其他作用,如同将战士送往前线一样,它将人们集中起来分编排队送到投票箱前,对于这一点我也同意;因为共济会能够将它的每-一个成员变成投票人,所以该组织是有用的,对此,我会大声说,这真是一清二楚!,;而如果有人坚持认为共济会将削弱君主统治色彩,我则会对之嗤之以鼻。”对这段话只要稍事修改,便正好可以运用于国际社会主义政党。

  这样,政党所仇视的主要对象不是那些与自己在世界观上有分歧的对手,而是那些政治领域内的可怕对手,因为后者也为了相同的目标——权力而竞争。在那些被认为“在政治上趋于成熟”的社会主义政党所进行的选举宣传活动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政党不再与对手展开正面较量,而仅仅满足于在竞争中压倒对手。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在社会主义者的言论中,经常要求将现实的种种弊端与社会主义原则调和起来,然而,在实践中这种要求往往是不现实的。他们宣称,真正的爱国者并非那些民族主义者,而是他们自己;那些微不足道的公务员(意大利)或农民(德国)的真正朋友不是政府官员,而是他们自己;等等。显而易见,对于形形色色的工会组织来说,它们的首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吸纳新成员,它们所关注的更多的是本组织的竞争力。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德国的所谓“自由联盟”,该组织以中立的面目出现,对政治主张或世界观上的任何确定性退避三舍,所以,我们仅仅通过名称(少数术语上的微小差别除外)就可将它与基督教同盟区别开来。研究一下自由联盟领导人攻击基督教同盟领导人的演讲和论辩性文章,我们会发现其中并没有原则上和理论上的主张,而仅仅是个人之间的批评和攻击,最多的是有关背叛劳工运动的种种指责。现在,问题很明显,这只不过是竞争各方为了从对方那里争取更多的支持者所惯常采用的手段罢了。

  这样,政党不仅丧失了自身的政治纯洁性,而且使自己与形形色色的政治势力纠缠在一起。在许多情况下,其后果将是长久的和灾难性的,它不仅使政党面临丧失其作为一个政党之基本特性的危险,而且会使政党组织本身暴露无遗。“政党”这一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在政党组织内各独立成分之间,应当存在一种迈向共同实践目标的一致意向。缺少这种意向,所谓的政党就只能是单纯的“组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