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民主体制中的专断行为,那些对之持赞同态度的人指出,大众掌握着足够的手段,以反对那些侵害他们权力的行为。这些手段包括控制领袖的行为,解除他们的职务的权利。毋庸置疑,这一看法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的,正是这些可能性的存在,才使领袖的独裁倾向得到某种程度的抑制。在那些有着民主色彩和代议体制的国家,从理论上说,只要人民对某位部长感到厌恶,就足以将他解职。同样,从理论上讲,只要某一社会主义者团体或选举委员会对某位代表表示不满或抗议,便足以将他罢免。同样,在工会组织年度代表大会上,只要多数人站在他们的书记的对立面,就足以解除后者的职务。然而,在实践中,这种理论上的权力的行使往往受到一系列保守倾向的阻烧一对于这些倾向我们在前文已有所涉及——从而使得享有独立主权的大众的至高无上性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幻想。尼采(Nietzche)曾不无忧虑地指出,每个人可能变成大众的主人。现在看来,这种担心已经完全成了多余,因为虽然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主人,然而只有少数几个人才有这种可能。
随着领导体制的建立和领导者任职时间的延长,领袖群体也随之蜕变为一个封闭的特权等级。
除非(像在法国那样)受到极端的个人主义和狂热的政治教条主义的阻烧,只要群情激奋而威胁到领袖的地位,在大众面前,那些长期在位的领袖总是会形成一个紧密的小集团(Compact phalanx)。
有时,领袖们通过彼此的默契控制各种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过程,从而使得普通民众事实上被剥夺了所有有关他们的事务的决定权。这种默契常常表现为领袖之间的相互承诺。几年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基层组织中逐渐形成这样一种惯例,领袖们相互轮流提名对方成员进入各级党代会。在各级代表提名大会上,那些有影响的人物总是推荐那些该“轮到”的领袖作为代表。而普通党员很少对他们所玩的这种描腻提出异议,甚至经常对之无动于衷。这样,至少从这一点上说,领袖之间失去了竞争;与此同时,党内高层政治活动成了领袖们的专有特权,而普通党员则失去了任何影响力,他们所能做的,最多只是消极地参与而已。尽管领袖集团内部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但在所有民主体制中,相对于大众而言,领袖集团总能保持高度团结。“他们很快认识到有必要保持本群体内部的团结,而只要党不陷入四分五裂,自己的地位便不可动摇。”与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相比,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其结构格外严密,使得那里的保守倾向发展到了极致。
当领袖与大众之间发生冲突时,只要领袖集团内部能够保持团结,他们在冲突中总能够处于上风。至少,极少出现大众将他们的领袖赶下台这样的事情。数年前,在曼海姆,有组织劳工确实罢免了他们的一位领袖,但与此同时在领袖集团内部引起极端的反感,他们将工人的这一正当行动说成是一种犯罪,并很快为那位由于众怒难犯而失去职位的领袖小心翼翼地安排了另一个职位。为了反抗他们的领袖,大众常常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和经济斗争,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那些一度声誉扫地的领袖不久重又赢得了他们的权威。随后经常出现的情形便是:领袖们不顾工人大众的意志,而与资本家握手言欢,禁止进行政治宣传,停止罢工并恢复工作。他们抛弃了基本的民主原则,以及一切将领薪的领袖和支薪的工人大众联系起来的法律的、逻辑的以及经济的纽带。这正是最近发生在意大利的总罢工,以及在克里门丘(Crimmitschau)、斯泰顿(stetten)、曼海姆等地工人大罢工中所出现的情形。在那里,虽然工人大众个个义愤填膺,但由于缺乏对领袖背叛行为进行惩罚的权力,他们无法采取真正的行动。他们在集会上吵吵嚷嚷,纷纷表达自己在道德和法律上的不满情绪,但他们总是能为他们的领袖提供民主的遮羞布。1905年,在德国的鲁尔矿区,矿工领袖自行宣布结束矿工总罢工,引起了矿工们的极大愤怒。当此之时,似乎工人大众一下子要将寡头统治推翻。然而,几个星期之后,一切又归于平静,似乎什么都未曾发生似的。虽然众怒难犯,但领袖们仍大权在握。1907年10月,在都灵工人总罢工开始的第三天,经过绝大多数工人同意,决定继续进行总罢工。然而工人领袖们(工人阶级政党各地方支部执委会以及地方工会委员会)却反对这一决定(本来他们应当服从这一决定),他们联合发表一份声明,试图说服罢工者复工。虽然在随后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以及商业理事会上,这些地方领导人的违纪行为得到了制止,但对普通的工人大众来说,令他们担心的是:领导人有可能主动辞去职务,从而使工人组织因失去那些闻名遐迩、广受尊敬的领导人而在资产阶级面前丢丑。这样,那些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管理机构,只要认为有必要,便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不必顾及他们所代表的集体的意志,并在实践中使自己变得几乎无所不能。
这实际上完全是一种寡头统治的行为模式。在所有民主运动中,这种行为模式所带来的结果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结果便是,由于决议的执行往往要委托给一个执行机构,后者将之作为那些构成党的集会和代表大会主要力量的低层领导人交给他们的神圣使命。而该执行机构经常性地违反决议;这样,讨论至关重要的建立小型委员会的问题以及帮助党应对随之而来的既成事实,便成为该执行机构的经常事务。例如,直到选举结束之后才召开选举大会,这样就使领袖们可以自行负责选举纲领的制定。另外,如在德国五一示威和总罢工中所出现的情形,不同领袖集团之间往往进行秘密协商,它们常常与政府私下里达成谅解。再者,对于那些在议会中任职的领袖来说,只要他们巳就有关问题进行过讨论,做出了决定,他们往往在公开场合保持沉默。而对执行委员会成员来说,除非他们仍被蒙在鼓里,这种行为是绝对禁止的;而只要仅仅是大众受到蒙蔽,他们对这种行为却抱积极的支持态度。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可预见的将来,政党组织内部的寡头统治将被推翻。随着领袖日益变得不可或缺,他们的独立性也将随之增强。而且,领袖们所具有的影响力以及他们的职位所带来的可靠的经济收入,对大众会产生愈来愈强大的吸引力,并吸引其中的优秀分子不断进入劳工运动的特权官僚阶层。这样,在普通的工人大众队伍中,能够领导他们中潜在反对力量的新的杰出力量越来越少如今,除非得到领袖们的明确授意,大众很少自发采取行动。即使他们采取了与领袖们的愿望相反的行动,那也几乎总是由于他们的误解所致。1905年,鲁尔矿区矿工罢工事先并未得到工会领袖的允许,该事件被人们视为是大众意愿的总爆发。但后来的事实无可争议地表明,在之前的几个月里,工会领袖曾不断激发工人们的情绪,并反复以罢工威胁矿主。这样,当矿工们采取行动时,他们总是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得到领袖们完全认可的。
不可否认,虽然普通大众会经常揭竿而起,然而他们的反抗总是遭到镇压。只有当统治阶级一下子变得盲目无知,使社会关系变得极度紧张,党的普通成员才会成为历史舞台上的积极力量,推翻寡头们的专制统治。每一次自发的群众运动都意味着对领袖意志的严重背离。除非因这些自发的群众运动而产生的暂时的中断,组织本身的发展规律总是必然趋向保守,即使对于那些最为革命的政党组织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