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以放弃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作为前提条件

  毫无疑义,领袖们民主意识滑坡的势头即使无法得到完全的遏制,也可以通过智识或纯粹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使这种势头有所减缓。“只要政党的领导权和代表权仍然控制在那些深受社会主义伟大传统熏陶的人们手中”,也就是说,只要充满激情的社会主义理想仍然主宰着政党,那么,在某些情况下,领袖们将继续保持他们传统的民主情感,并将自己视为赋予自己权力的大众的公仆。为了阻止出身无产阶级的领袖们的资产阶级化倾向,人们曾提出了许多激进的措施,有关方面我们已做了讨论。然而,这些举措并不足以阻止领袖集团中的无产者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所以,还有必要实现资产阶级出身的领袖的无产阶级化。为了避免那些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知识分子退回到资产阶级阵营,有人认为,在生活方式上他们应当与无产者大众保持一致,他们的生活水平应降到他们所领导的人们的层次。有人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在表面上能够尽可能与无产阶级保持一致,那么他们的资产阶级本性将会逐步趋于消失。

  这种看法根植于大众的历史经验之中。共同的生活经验能够唤起人们的同情心,削弱阶级对立情绪,并最终使阶级对立完全消失。在奉行平均主义的巴拉圭,它是按照天主教耶妹会秩序建立和管理的。在那里,由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在衣着或者生活方式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那些在这种统治秩序监护之下的人们总感到自己与剥削他们的耶稣会神父们完全一样。法国大革命期间,农民起义攻占了贵族的城堡,但就是在旺代,这两个阶级在与巴黎的革命集权政府的残酷斗争中走到了一起,由于相同的家长制生活方式、共同的节日以及狩猎活动,农民和他们的领主之间在心理上达成了某种默契。同样,在意大利村落,公开对牧师表现出嫉恨的事例并不常见。因为当地的堂区牧师即使未受过多少教育,也能够做到为人友善,他们绝不使自己凌驾于其他人之上,他们往往会与普通人有着相同的生活习惯,甚至也过着和他们一样的艰苦生活。

  为了防止民主政党中形成寡头统治,人们已提出了种种举措,不仅有物质层面的,还有观念层面的。在谈到意大利青年学生时,巴枯宁认为,这些脱离资产阶级阵营的年轻人应在无产阶级队伍中扮演这样的角色:“既不要做舵手,也不要做预言家;既不要做导师,也不要做开创者。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应甘愿做那些源自民众生活的思想的助产士,使无产者的宏伟蓝图由混沌变得澄明,这一过程尽管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然而它却同样是强有力的。巴枯宁清楚地看到,在某些国家(例如意大利和俄罗斯),工人阶级运动不能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帮助,但他希望那些出身于社会主义敌对阵营的人们一旦追随社会主义事业,就应当严格服从社会主义的各项规章。在这一点上,他或许称得上托尔斯泰思想的先驱。“现实生活不仅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而且主宰着人们的意志。”正是借助这一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石上的格言,巴枯宁对这个问题明确了自己的态度,他说道:“如果一个成长于资产阶级环境中的人真诚地、自觉地希望自己成为工人的朋友和兄弟,他就必须放弃自己过去的所有生活条件和资产阶级习惯,必须割断与资产阶级世界所有情感和智识上的纽带,抛弃资产阶级的虚荣自负,与资产阶级世界彻底决裂,并与之公开为敌,大胆而全面地向资产阶级世界宣战,毫无保留、全身心地投身到工人阶级的事业中来。如果他发现自己缺乏足够地为正义而战的革命激情和勇气,那就请他不要在欺骗自己的同时愚弄工人;这样的人绝不会成为工人阶级的朋友。”因此,巴枯宁首先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要求“出身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完全放弃他们先前的生活方式。他坚信,外在的客观世界会对人们内在的精神世界产生决定性影响。自动放弃、牺牲、批判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一这些都是漫长的俄国革命中劳工领袖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1871年,纳恰耶夫(Netchajeff)在他那本著名的《革命问答集》中提出这样的原则: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献身于自己的事业”。该书开篇就这样写道:“革命者既没有属于个人的利益,也没有专属个人的事务;他们没有任何个人情感、依恋,没有个人财产,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他的全部身心只在一件事情、一种思想、一种执著:那就是革命。”之所以这样,目的在于使那些出身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彻底脱胎换骨。然而,比起这种难以捉摸的精神上的苦行僧生活,外在的环境中的苦行僧生活就显得更加重要,后者在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身上最终成为他们行动的基础。巴枯宁将其称做“与人民打成一片”。压抑资产阶级本性,这是长期主导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先决条件。由于革命往往是那些出身社会最上层的人首先发起的,因此他们必须“到群众中去”,使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相一致,并与他们融为一体,借以抑制自己的资产阶级本性。这就是所谓的“民粹主义”理论,其实践结果就是最激动人心的英雄主义。科学家、教员、贵族、犹太女学生以及那些年轻的家庭主妇将放弃他们的社会地位,告别城镇的舒适生活,放弃学习以及资产阶级职业,而退居到那些偏僻的村庄。他们与农民、修车匠、锁匠、铁匠等一起劳动,努力获得对普通劳动大众生活的最为切身的感受,争取他们的信任,同时始终坚持崇高的革命目标。这样,他们就成了民众生活各个方面的指导者。1870年以后,在其他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中间(尽管仅仅局限于较为狭窄的范围内),也出现了上述类似俄国知识分子的潮流,这在意大利知识分子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后者因此被马克思无端蔑称为“落魄者”(declasses)。“落魄者”这个带有诬蔑性的词汇引起了许多对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的误解。巴枯宁认为,这种“落魄”现象并非历史事实,而是那些出身非无产阶级阵营的社会主义者采取有效行动的心理条件。因此,在巴枯宁看来,“落魄者”并非指那些遭到社会所遗弃的人、破产者、怀才不遇者,一句话,他们并不是那些不甘心被社会遗弃的人。恰恰相反,他们是一些甘愿被社会抛弃的人。他们主动与自己出身的阶级划清界限,目的在于使自己适应与自己成长的环境格格不入的陌生的环境。他们是一些蓄意的“落魄者”,除了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外,他们还必须激起我们对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坚定信念的钦佩。尽管在这里不可能列出充分的证据,然而一个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是,在意大利劳工运动早期,该运动的领袖虽然都是些出身资产阶级的“落魄者”,但他们几乎全是巴枯宁所说的“落魄者”,而非马克思所谓的“落魄者”。第一国际意大利支部的著名领袖卡洛•卡菲耶罗,出身于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他将自己所有的数目可观的财产捐献给党组织,而他自己却过着一种贫穷的波希米亚式的生活。他也许可以被视为众多理想主义者中的代表。类似这样的政治举动也许只有那些理想主义者才能够做到(而且只有在那些集体主义情感最为强烈的时刻),它是建立在某种心理体验基础之上的,即使领袖们最为危险的独裁倾向也能够通过某种预防性措施(即竭力在包括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的所有阶层和派别中间制造某种人为的一致性)得到抑制。随后,这种预防性措施逐步变成了这样一种道德前提,即党内所有成员在生活方式上应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被视为阻止工人阶级政党内寡头化倾向的安全阀。

  领袖们应当放弃自己的经济利益并与群众打成一片,如今只有少数几位浪漫主义者还在坚持这一主张,他们均来自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群体,但即使他们也在这一点上常常拐弯抹角、含糊其词。然而,类似的原则却仍然被视为政治前提而继续流传。在法、德两国,社会主义政党的一些地方机构仍在推行这一原则。他们规定,领袖们应该断绝与资产阶级世界的任何社会关系,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的事业中去,只能与“身边的问志”为伍。在法国北部举彳了的一次盖达派(Guesdist,即法国工人党——中译者)代表大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规定与普通成员打成一片应是每一位社会主义代表的义务。在德国,我们可以发现类似的主张,它禁止任何党员为资产阶级报章杂志撰写文章,或参与资产阶级的任何活动。显而易见,这些努力的收效甚微,而且不切实际,它充其量只是制造一种党派狂热而已,并不能使领袖与无产阶级大众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形成某种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