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寡头统治铁律》的回应

  从建立更为自由平等的社会这一角度看,《寡头统治铁律》一书的观点无疑显得有些悲观。在最后一章,米歇尔斯发现,对过往历史的考察使我们不得不“对民主的未来抱一种悲观的态度……”难道民主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吗?建立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努力难道总是会不可避免地走向一种新型的暴政吗?

  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回应

  显而易见,社会主义者和劳工运动必然要对米歇尔斯的观点做出反应。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既然阶级产生的基础是经济资源的占有,而不是组织,所以他们否认官僚组织将会导致新的统治阶级的出现。作为30年代早期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西德尼•胡克(SidneyHook)曾这样写道:

  米歇尔斯忽视了……历史上的寡头统治赖以建立的社会经济前提。在以往的社会中,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往往是经济权力的反映。教育和传统促使某些阶级以牺牲大众的政治利益为代价保全自身的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领导人行使的是管理职能,他们并不掌握经济权力;教育过程将使导致寡头统治野心的心理趋向转变成为一种道德和社会诉求,某一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将消失,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将逐步被取消——那种对米歇尔斯所称的“寡头统治铁律”将再次出现的担心也就成为多余的了。

  20世纪20年代早期,作为对米歇尔斯的回应,共产党的第二号理论家布哈林(Nicolai Bukharin)首先肯定了米歇尔斯的批评的意义,甚至说《寡头统治铁律》是“一部很有意思的书”。与胡克一样,虽然布哈林认为在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管理者的权力意味着社会对国家机器的权力,而不是对人的权力”,但他并没有直接针对米歇尔斯所预设的社会主义社会管理者的权力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提出质疑,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改变下层阶级的生存条件上:

  (在社会主义社会)米歇尔斯所说的“无能的大众”将不复存在。因为这种无能状态并不是每一个政治系统中大众的必然特征,而是特定的经济和技术条件带来的结果,是特定文化背景和教育条件的真实反映。在未来社会,有组织才能的人将会源源不断地涌现,统治集团的封闭性将因此遭到动摇。

  然而,在斯大林体制还未抬头的时候,布哈林认识到这一回答并不充分,因为俄国“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是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所以他说,蜕化变质的趋势——即以一种阶级胚芽(class-germ)形式出现的统治阶级的赘瘤——将难以避免。但同时,这一趋势将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力量的抑制:生产力的发展;打破受教育机会的垄断。随着越来越多的技术精英和组织人才从工人阶级队伍中脱颖而出,将对这种新的特权阶级的出现产生抑制作用。最终的结果取决于斗争双方的实力对比。”

  不难看出,布哈林并未对米歇尔斯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组织结构的描述提出质疑。实际上,正如布哈林所看到的,米歇尔斯所强调的“无能的大众”与列宁在《怎么办?》这一布尔什维克党的基本读物中有关政党组织的基本观点不谋而合。列宁认为,由于普通大众的无知,他们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所以必须由少数职业革命家予以引导。在一本党内基本读物的最后几页,布哈林警告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找到堵塞一切“稳定的统治集团”形成的可能途径,否则便没有出路。“斗争的结局将取决于斗争双方哪一方的力量更为强大。”在布哈林看来,社会主义将不会蜕化为另一种寡头统治的社会,因为他相信,社会主义社会能够使那些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通过不断提高教育和生活水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管理者阶层之外,总是存在这样一个集团,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而且能够采取有效行动防止“管理者”主导社会。

  米歇尔斯理论过于武断的一面

  许多人批评米歇尔斯过于武断,认为他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官僚机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官僚机构同时也是各种社会群体实现各自目标的手段这一事实。因此,许多社会科学家的新近研究不仅关注官僚化这一导致组织自利行为的决定因素,而且注意探索某些组织之所以比其他类型的组织更为成功的原因所在。他们的兴趣集中在那些造成组织行为模式差异的变量上。这些变量包括组织目标的性质、将目标与手段统一在操作标准(Modu Sopemndi)下的方式、组织的不同功能对其行为的影响,以及组织内不同类型成员或代理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官僚的行为。莫瑞斯•迪韦尔热、西格蒙德•纽曼、罗伯特•麦肯齐等学者认为,米歇尔斯对政党行为的分析过于武断,不同的政党在组织结构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以美国的两大主要政党为例,与作为米歇尔斯主要研究对象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同,它们没有实行全国范围内的集中控制,即使在州一级也相当松散。而且,美国政党内部也派系林立,与欧洲各国的政党相比,在美国,政党轮番控制政府的频率也比较高。这部分是由于美国两党体制架构作用下的结果。而这种两党体制应当归因于美国的宪政体制,后者要求将全国范围内各种相关的政治利益纳入两大选举阵营(总统或州长等行政首脑不是由议会推选,而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在一个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各种利益群体都有各自的政党,其领导集团内部也相对稳定。这也正是两党体制各自内部派系林立的基础。

  即使我们暂时将寡头统治的问题搁在一边,有关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的问题依然存在。研究工会运动的学者承认,几乎所有的工会组织都是在一个稳定的行政中心控制之下的。但他们同时发现,即便这样,从工会组织成员利益的角度来看,工会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艾伦(V.L.Allen)在评论米歇尔斯的观点时指出:“工会运动的目标是维护和改善其成员的整体福利,不是让工人实现自治。”但他同时也指出,这一目标的实现只有在“对(工会领袖)的渎职、滥用资财和权力等行为进行严厉惩罚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工会组织的自愿性质使得这种惩罚成为可能。一位时刻担心自己失去工人们支持的工会领袖,必然要想方设法满足工人们的要求……对工会领袖来说,对失去领袖职位的担心往往要比那种严格的成文规定更能使领袖对其成员负责”。

  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美国矿工联合会的活动中找到证据。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早期,该组织在其铁腕领袖刘易斯(JohnL.Lewis)的社会信条的指导下,始终奉行保守主义的工会政策。在成员人数急剧减少、左派对手势力日盛的情况下,刘易斯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应对策略,这些策略甚至比某些共产主义或左翼社会主义领导人控制下的国家的矿工工会组织还要激进。从最一般的制度分析层面来看,这一做法是有根据的。正如阿尔温•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所说的,在所有组织中,“领导者都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得被领导者的认可……如果所有组织不得不对这种认可做出反应,这不正是为组织注入了相当的我们所称的民主元素吗?这在组织上限制了任何领导者脱离被领导者,从而走向寡头统治的可能性。它使寡头体制与民主组织一样,不致形成铁板一块”。

  另外,由于组织成员缺乏真正有意义的选择余地,这使得代表性问题变得更加难以捉摸。在多数工会和民间协会组织中,由于没有有组织的反对派,使得组织成员无法选择那些反映自己意愿的领导人。例如,我们很难相信20世纪30和40年代由犹太人主导的两个服装业工会组织能够代表该组织大部分成员的意愿。西德尼•希尔曼(Sidney Hillman)领导的制衣工人联合会是产业工人联合会(CIO)的核心组织,该组织同时也与纽约的美国劳工党中的共产党保持着合作关系。而戴维•杜宾斯基(David Dubinsky)领导下的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加入了劳联(AFL),同时组成持极端反共立场的自由党。在194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约翰•刘易斯支持共和党候选人,而他所领导的矿工联合会中的多数成员投票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项对英国医药协会成员的调查发现,当该组织领袖极力反对国家对医药的管制政策的时候,大多数成员则选择了支持政府管制的立场。

  内斯特•拜文(Ernest Bevin)和阿瑟•迪金(Arthur Deakin)领导下形成的强硬的右翼劳工政策,在工会总书记弗兰克•库辛斯(Trk Cousins)的领导下,成为左翼劳工党的主要支持者。而库辛斯之所以能够接任总书记职务,并非由于工会成员立场的改变,而是前任两位工会领导人在一年内相继去世之故。

  当组织成员与领袖在利益和目标上存在严重分歧的时候,我们便很难为代表性问题找到客观依据。米歇尔斯曾指出,一战前德国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向“右”转表明,领袖们根深蒂固的官僚保守主义倾向,能够将组织导向与自身目标和普通成员的信仰相悖的方向。然而,科泽尔(Rose Laub Coser)从大量的事实中发现,首先发生改变的不是领袖,而是组织成员的目标和信仰。她指出,在一战爆发前的二十年里,德国工人阶级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有了相当大的改善,这使得他们在政治上趋于保守,从而成为一个满足于现状的下层阶级。1914年以前政党领袖所极力倡导的传统的革命和国际主义意识形态,对他们几乎失去了任何吸引力。英国最新的民意测验显示,尽管1960年左翼势力在工党代表大会能够左右某些议题,但英国工会和工党中的大部分成员却积极支持该党议会党团中右翼领袖的政策主张,而且右翼势力的影响要远远超过他们实际所得到的支持。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是一个极端腐化、藏污纳垢而且极不民主的组织,该组织曾被劳联一产联(AFL-CIO)扫地出门,遭到许多公共机构的谴责,但该联合会却能够在三次政府主持下的秘密选举中击败有着劳联一产联强大的人力和物力支持的政治对手。同样,吉米•霍法(Jimmy Hoffa)领导下的美国卡车司机联盟(Teamsters Union)因腐败问题而被劳联一产联除名,许多政府部门也纷纷揭露该联盟的独裁性质。然而,该组织却一直是美国所有工会组织中实力增长最快的一个。工会成员之所以支持寡头统治、腐败行为、共和政治以及其他与他们自己的情感和/或利益明显相悖的政策,在于他们对工会组织功能的认识。如果一个组织首先被认为是实现某一单一目标的手段,而且该组织若能够帮助实现本组织的首要目标——对工会来说,显然是提高工人集体议价的能力——那么,在那些并不怎么引人注目的政策领域,组织领导人便能够获得相对宽松的自由裁量空间。

  一般来说,尽管劳工组织必然在诸如争取提高工资、提高农产品价格、更多的利润和红利等方面“代表”其成员的利益,但米.歇尔斯有关组织内劳动分工所带来的后果的基本假定依然成立。他指出,正是这种劳动分工导致了人们不得不将有效的权力委托给一小撮领袖来行使,后者在多数情况下将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这就使领袖集团有了自己特殊的目标,而这些目标与组织原来的目标以及组织成员的利益和态度常常是相互背离的。

  显而易见,这种一般性的论断涉及有关政治民主之可行性这一关键问题。米歇尔斯自己认为他已从结构上证明了民主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在写《寡头统治铁律》一书的时候,他还在极力倡导通过推进民主抑制寡头统治的可能性。一旦当他发现民主不可能付诸实践,那些声言民主的领导人实际上只不过是些虚伪之徒时,米歇尔斯发现自己已经很难再对民主意识形态和民主运动保持坚定的信念,即使将其视为最为不坏的体制也很难了。从理论上讲,米歇尔斯的研究提出了如下问题:如果所有大众组织的领导人实际上都是些自利的具有保守倾向的寡头的话,一个政治体系如何才能确保其领导者集团应对那些重大问题,并及时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

  几年后,米歇尔斯发现,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仰赖那些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的出现,即“那些具有出色的天赋,有时甚至在各方面具有超出常人的非凡才干的人物。正是由于他们具备这些才干,才使得他们能够(而且经常是这样)成就一番伟业,有时甚至创造奇迹只有那些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才能够打破组织内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倾向,动员普通民众成就伟业。不是民主制度或官僚制度,而是克里斯玛才有望成就一番伟业。可以想见,米歇尔斯在本尼托•墨索里尼身上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克里斯玛领袖形象。在米歇尔斯看来,“领袖”(即墨索里尼)“直截了当而且明确地表达出了大众的心声”。为克里斯玛体制注入活力的并不在于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是官僚和寡头民主制中保守主义与其他理念的大杂烩,而“在于其对自身能力的强烈自信,后者构成了克里斯玛政府体制的基石。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首先,克里斯玛领袖具有丰富的进行胜利斗争的实践经验,这使他对促使自己取得胜利的素质有明确的认识……另一方面,他的未来取决于他用事实证明自己的才能是值得人们信赖的”。由于米歇尔斯的社会主义立场,使他长期在德国无法谋得一个教席职位。而在1928年,墨索里尼亲自为他在意大利的佩鲁贾(Perugia)大学争取到一个职位,于是米歇尔斯便从此离开他所在的瑞士巴塞尔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