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的漠不关心、得过且过,以及希望得到引导,助长了政党领袖对权力的本能贪欲。因此,可以说,正是人性的普遍特质助长了民主式寡头体制的形成。从根本上说,正是心理因素最终导致了对组织、管理和战略的需求。
.一般来说,劳工阶级政党组织的领袖在道德品质方面并不在其他政党组织领袖之下,或总体而言他们在后者之上。这一点即使那些明确站在反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们也公开承认。然而,不可否认,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会对领导者的道德品质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许是件好事。拉布鲁耶曾对路易十四宫廷里的那些达官贵人提出激烈批评。他指出,在这些人当中,对于任何一位品质良好甚至杰出的人来说,大众对他们趋之若鹜、唯唯诺诺将最终演化为全然盲目的膜拜。诸如见风使舵这种攻击性词汇同样适用于当今那些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的领袖们。在多数情况下,领袖在其创业之初都能持守他们所倡导的各项原则,并对这些原则的真确性坚信不疑。勒庞(LeBon)不无见地地指出领导者往往来自被领导者群体。然而,借助某种理念上台的人后来却成了这一理念的背叛者。”在许多时候,开始还只是大众一分子的领袖不久便不知不觉地脱离了大众,而且根本不考虑他的这种出于本能的行为会将自己引向何处,也不考虑任何个人动机。某种愈益清晰的对未来的憧憬、更加强烈的情绪,以及某种对大众福祉日益深切的关怀,始终推动着他不断向前;他工作富有弹性,性格严谨,对同胞充满同情心。显而易见,这在领袖们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之前会时有表现,但在那些已经建立了稳固的政党组织并提供有利可图的就业岗位的地方,这种现象便不大可能再出现了。但这并不是说在组织严密的政党组织中,领袖从一开始就必然想方设法谋取私利。
人们并不总是殚精竭虑,试图成为大众领袖。用人们所熟悉的那句法国习语更为清楚地表述就是:并非每个地位显赫者(anive)天生都是些不择手段的野心家(arriviste)。然而,一旦他获得了权力,他就不大愿意再回到先前的那种默默无闻的状态。对任何人来说,放弃自己经过多年努力才获得的公职,其代价可以说是太大了,除非他是一位“显贵"(grandseignellr)或极富自我牺牲精神。对普通人来说,这种自动放弃实在太难了。
权力意识总会使人变得自负,并且自视甚高。渴望主宰他人的欲望——不管是为了善的目的还是恶的目的——在每个人身上都可以找到。这是人的心理层面的基本事实。在领袖那里,对自我价值的意识,以及大众对领导的渴望,常常使他心中产生一种优越感(不管这种优越感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主观想象的),并激发起那种根植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指使他人的精神需求。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任何掌权者都试图扩大自己手中的特权。那些获得权力的人几乎总是设法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并采取各种手段维护自己的领导地位,使自己摆脱大众的控制。无政府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巴枯宁曾指出,即使是自由的最忠实的维护者在掌握权力后也会蜕变为暴君。的确,权力的行使会对领袖的性格产生深远的影响。阿尔丰斯•都德(Alphonse Daudet)对此作了如下精辟的描述:“如果卷入政治,我们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会立刻暴露无疑:热情变成虚伪;雄辩成了拖沓冗长而且废话连篇;适当的怀疑主义成了欺世盗名;自我表现的需要变成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浮华的贪婪;社会交际、取悦于人变成了不负责任、唯唯诺诺而且伪善做作。”为了保持对大众的影响力,领袖们对人性可以说了如指掌,他们知道人性的弱点和喜好,并设法使之为自己所用。,
当领袖并不拥有个人财富,而且又没有其他收入来源时,即使仅仅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他也会将领袖职位牢牢抓住不放,并把自己所发挥的作用视为不可让与的权利。这在那些先前从事体力劳动后来成为工人领袖的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对自己先前所从事的职业已变得相当陌生。对他们来说,丢掉领袖职位,在经济上无异于一场灾难,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几乎不可能再回到先前的生活方式中去。除了宣传说教,他们巳经失去了从事任何其他工作的兴趣和能力,他们的双手已经失去了作为劳动者的感觉,只不过很可能只对长时间握笔而引起的手指痉挛有感觉。
另外,对于那些出身资产阶级阵营的劳工领袖来说,在投身社会党事业几年之后,他们便已精疲力竭。当初,他们意气风发,指点江山,凭着年轻人的那股热情加入到工人组织当中,并很快取得了领导职位。尽管在某些方面享有许多便利,但他们随后的生活却充满了艰辛,而且与其他职业一样,要功成名就需禅精竭虑。所以,这些人往往未老先衰。除了政治他们究竟还能胜任什么工作呢?他们已经对自己先前所从事的专业不甚了了,后者与他们所选择的职业政治家的事务毫无干系。当然,对一位律师来说,他可以在继续从事自己的职业——甚至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工作——的同时,仍然担任党的领导职务。政治斗争与律师职业有着不少共同点,因为政治斗争无异于一种旷日持久的法庭辩护。对律师来说,担任公职为他们提供了施展自己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翩翩风度的机会。然而,对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无论是从事新闻工作、还是舆论宣传,抑或担任国会议员,只要他们希望在党务活动中表现积极,便会发现自己的专业科研能力逐步下降。由于忙于日常政务,他们在专业上止步不前,他们已经不再有时间对科学问题进行审慎的研究,并不断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造成领袖精神上的转变的,还另有其因。
就工人阶级政党中那些出身资产阶级的政党领袖而言,他们之所以热衷于无产阶级的事业,或是出于某种道德理想,或是受某种热情或科学信仰的推动。在学生时代,他们就已破釜沉舟,对前途充满乐观,富有年轻人特有的活力。他们背叛自己所在的阶级而投身工人阶级阵营,与他们一起工作、并肩战斗,同生死、共患难。逝者如斯。他们已经为党的事业和理想奉献出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随着年事渐高、青春渐逝,他们当初的道德理想也成了美好的回忆。日常斗争中的种种矛盾和那些与自己本来的信仰相冲突的新的体验,已将他们的理想销蚀殆尽。这样,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内心已经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产生怀疑。其中一些人在内心与自己的怀疑进行了艰苦的斗争;而另一些人则自觉不自觉地返回到他们所出身的资产阶级的理想。
然而,对于那些充满幻灭感的领袖来说,是没有回头路的,他们已经与自己的过去捆在一起。他们都有妻儿老小,需要养家糊口。而且,即使仅仅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声誉,他们也会发现有必要坚持过去的政治立场。这样,至少在表面上,他们仍然对社会主义事业忠贞不二,而为了这一事业他们已经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然而,理想主义已一去不复返,他们却变成了机会主义者。这些当初的社会主义者——某些时候他们也可能成为利他主义者,渴望为他人牺牲一切——成了十足的怀疑论者和利己主义者,其行为只是基于纯粹的自我利益筹算。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些来自资产阶级阵营的新鲜分子,当初之所以加入工人阶级政党,并非出于某种明确的或下意识的有朝一日成为领导者的动机,而是纯粹出于奉献精神和对斗争的热爱。他们心中充满幻想,对待每一位同志都亲如兄弟,坚信每一次党代会都意味着向理想目标迈进了一步。然而,他们自身所具备的优势(部分是先天就有的,部分则是后天习得的)使他们成为领导者,从而受制于由于长期掌权而助长的各种欲望。这样,他们最终与那些出于个人野心进入社会主义阵营的人同流合污,后者从一开始就将大众仅仅视为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
不可否认,个性因素在其中也发挥了作用。毕竟,即使面对同一种环境,不同的人也会做出不同的反应。正如已婚妇女和妙龄少女面对类似的色情场面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一样,这种反应不仅与她们先天的性意识有关,而且与她们所受的道德教育有关,是守身如玉,还是作风轻佻,抑或委身下就。同样,由于领导者个人的特殊品质——只要这些品质是后天习得的而非先天固有的——他们在面对党内不胜枚举的诱惑时,每个人都会表现各异。对于那些已然功成名就的领袖来说,由于目标的实现而引起的厌腻情绪,在不同的人身上也表现各异。对待与民主精神或与自己的信仰相违背的新的客观环境,不同的人也会表现出不同的适应能力。例如,一些社会主义者在议会特有的氛围的影响下,在议会发言中羞于使用诸如“阶级斗争”和“集体主义”这样的语汇,即便他们当初正是由于热衷于这些信念而获得今天的地位的。另有一些社会主义者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却特立独行,其立场之坚定不减当年,而这些正是正式的制度规则排斥的。吉赛普•普里佐利尼(Giuseppe Prezzolini)认为,在议会活动中,要求某位议员保持其作为社会主义者的纯洁性,就好比要求约瑟在经常光顾妓院的同时,仍能洁身自好一样不可能。
在这里,只要我们注意到,对于所有社会现象,不仅要考虑到环境因素,而且还应当考虑到个人因素。不过,在政党发展进程中,随着当初的被领导者成为低层领导者,随后又进入最高领导层,他本人在心理上会发生变化,进而导致其个性方面的根本性转变,而这往往在领导者看来,只不过是自己针对周围环境的改变所做出的本能反应而已。他会争辩说,时代不同了,有必要采取新的策略,接受新的理论。新的时代更需要审时度势。社会党国际(International Socialist Party)中之所以会出现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论调,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领袖们为自身所发生的畸变寻找解释和借口的心理需求。几年前,意大利支部的一位领袖宣称,走向胜利的改良主义具有进化论和法条主义(legalist)的特性,在某些方面倾向于严格意义上的工联主义(syndicalism),接着,他指出,改良派的社会主义对待人类、生活和历史仍坚持唯物主义,只不过受到主张自由思想的资产阶级所倡导的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腐蚀罢了,但它比极端革命主义者更具有反基督教倾向。这一观点不无道理。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有时改良主义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先验论(apriorism)做出了必要的修正,并针对那些冒充革命的政治演说家提出了合理的批判,但有一点却是无可辩驳的,那就是:改良主义不仅与社会主义,而且与现代资产阶级知识界所表现出的颓废倾向有着逻辑上的因果关联。事实上,在许多时候,改良主义只不过是那些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极度厌倦甚至幻灭的人们的怀疑主义的理论表述;它是那些曾经身为社会主义者,如今却背离社会主义的人们的社会主义。
从权力反对者到权力参与者的突变,必然会对领袖的精神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显而易见,在新的理念及其支持者遭到社会排斥和国家迫害的时期,政党领袖的道德水准要比在革命胜利后或和平时期高得多。因为在前一个时期,那些并不希望自己成为掏道者、受到自利动机和狭隘的个人野心驱动的人会自动与党保持距离。这对那些历尽磨难的党的元老们是这样——他们的道德品质即使不被手中的领导权力彻底腐蚀(这使他们背弃了无产阶级的事业),也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以致使他们与大众分道扬镳——而且适用于那些直到党的事业取得胜利时才出现的新领袖。只有在被压迫者的斗争只能给那些参加革命斗争的人带来一顶桂冠时,那些来自资产阶级阵营的社会主义者要完成党的使命,必须具有无私的奉献精神。只有在劳工运动放弃自己的原则,并采取妥协让步政策时,资产阶级分子才可能对社会主义事业构成威胁。在阿姆斯特丹国际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在回答饶勒斯时不无见地地呼吁:“当社会主义政党与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结成同盟,并与政府建立合作关系时,它不仅抛弃了最勇敢的无产阶级斗士,将他们推向无政府主义者行列,或迫使他们采取独立行动,而且将大批立场不坚定的资产阶级分子吸收进自己的队伍。”在意大利,当无产阶级政党遭到迫害时,人们不难发现,社会主义领袖往往表现出相当高的道德水准。然而,直至1900年,社会党只要一与政府套近乎,有关党组织蜕化变质的谴责之声便不绝于耳。人们之所以揭露大批混进党组织的成分,仅仅是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将党组织作为自己在政府部门攫取好处的最佳手段罢了。无论在哪里,只要社会主义者控制了地方市政当局,只要他们获得了人民银行和分配性合作协会的控制权,只要他们手中掌握着大量职务的委任权,我们便不难发现他们的道德水准在明显下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日益变得狂傲无知、蝇营狗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