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安检,又为何反对:歧异的先验基础

为何安检,又为何反对:歧异的先验基础

这其实是豆瓣上的一个常见话题,毕竟这儿大多数人还是上班族。今天看到@DIANLIN 分享他的文章,写他对国内安检的质疑理由,写得很好。传送门

一般来说,安检的正当性辩护来自于“必要之恶”。但在豆瓣上,关于此的讨论并不多,知乎上更多一点:豆瓣侧重于伦理,知乎侧重于效用。我来最简明地概况一下。

那么有什么理由支持国内的安检呢?

①中国人口多,且内部差异大,因此安检的效用更大。这里特别要强调一下内部差异带来的安全风险,中国不仅有民族宗教问题,人口的基数大当然反社会人格也会更多,但最重要的是经济、教育资源上的劣势群体带来的无主观故意的安全风险:他们一方面缺乏安全知识、一方面又常用公共交通来搬运各种奇怪的高风险物品。东京地铁固然也拥挤,但是日本社会同质化极高,很难想象那儿会有用蛇皮袋装烧酒或烟花的。

②无论是地铁还是火车,都已经在现有条件下发挥最大承运能力,安检的代价更小。许多人可能认为,城市高峰期的安检如果取消,地铁能更方便;但实际上,地铁站早已人满为患,本来就需要采用限流措施来控制站台人数,否则大家就要被挤下轨行区了。与其说是安检造成限流,不如说是限流的同时顺便安检。

③安检还是一种对高风险行为和高风险人群的排斥。如果没有安检,不少人会选择随身带着武器,这将加剧社会上的暴力冲突,如同私家车主在后备箱藏棒球棍、撬棍一样,一言不合即拔刀相向。安检,以及临时检查身份证,又都是对逃犯等高风险人群的吓阻,迫使他们远离客流大的公共交通设施。

④安检实现了一定的就业,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鼓励劳动的救济。地铁站为了实现管理,本来就需要雇佣一定人员维护设施和秩序,但若仅仅站那儿看着,其劳动量很小、相应地工资也会少很多。安检的工作内容增加了他们的劳动强度,同时也使得这些没有特殊技能的人员能以符合社会价值观的方式获得工作岗位。在这个意义上,哪怕真找不到事情可以干,也应该让他们每天literally搬砖劳动,以此作为给予救济的前提,以避免滋生不劳而获的现象。

⑤我国城市直接发展自计划经济时代,那时候所有的单位都有门卫,所有的员工都有制服,因此出入接受检查是长期来的习惯,群众对地铁安检的心理抗拒是很弱的。

反对安检的具体理由也不少,但我个人认为大多数都是不完备的。

①认为潜在的攻击者可以直接袭击排队安检的人群,因此安检属于“脱裤子放屁”。但实际上,袭击地铁是有象征意义的,菜市场也有密集人群但菜市场就不是一个高价值的目标,在哪儿杀人大不一样;炸地铁或铁道列车死人仍然比排队人群更多,而且会造成重要交通线瘫痪。另外,也要考虑到我国存在很多无主观故意的安全风险。

②质疑安检人员敷衍了事,不如不检。这个就挺吊诡了,但这个程序的意义更多在于威慑,如果都按国家博物馆的安检标准恐怕是过度了,其需要占用的时间也会超过车站限流的固有需要。演一下也是很有用的,哪怕是极端分子也是风险厌恶的,早就有相关研究可以证实,这也是为什么街面上会有那么多警灯闪烁的无人治安亭。

③认为欧美、日本地铁都没有安检,中国似乎更安全,因此更没有必要安检。这实际上是说,安检从来都没用。但我认为,一直以来都有用。可以看到,这些国家的地铁全都出现过恐袭,唯独中国没有;在中国内部,袭击公交车、幼儿园的也已经很多,但袭击地铁的还是没有。又譬如说,这些国家常常会因为一些被遗忘的包裹,导致车站紧急封闭、人员疏散、上排爆队,而中国的乘客则对这些事情非常不敏感,这种不敏感部分应该归因于安检程序带来的安全感。地铁一年封闭疏散几次,其损失就远远大于那么些个安检员的薪酬了。

但更重要地,@DIANLIN 和我,以及其他网友,之所以会关注这个问题,并不是因为以上效用方面的理由,而更多是在正当性来源和价值伦理上的分歧。

所以,真正重要的反对理由,是认为安检属于“大洋国”的一种建构,是威权的一种具体实现;它的采用,不是来自于民众的理性讨论,而是部分利益团体的需要,甚至于是一种统治术。其实,这个观点并不难理解,而且只要中国一日没有竞争性选举,这些人就一日不会承认所有社会治理决策的“正当性”,最多承认有现实的效用,但一定会认为这否认了“人的价值”。【在这里,我要宕开一笔,恶趣味地拟想一下,我认为如果竞争性选举中某个党派继续得到多数人的认可,这些人顶多承认其“程序上的正当性”,但绝对不会认可其价值上的正当性。这个小小的思想实验,就揭示出在安检问题上的对立,根本上是在更高层次价值观的对立。】

我个人认为,国内一直存在对安检效用的讨论,但一方面由于现在有限的公众参与这样的讨论未必充分,另一方面这些有限的讨论也并不能带来太多的“正当性”,因为当局只是“听取意见”,而不是“寻求同意”。

但是,对于引发更多情绪共鸣的是,强调安检是一种威权驯化奴性的工具,并因此号召瓦解之,从这样的抗拒中寻回个人的自主。这我是完全不赞同的。我认为这只是反对派心理的映射,而不是事实。安检在国内的普遍存在,可能是驯化的现象,但绝不是驯化的工具。换句话说,可能是当局在跟做出其他决策时候一样,听取或者没听取民众的意见后,大手一挥做了决定,这样的路径可能是以驯化的社会为前提,但做出这样的决定本身并不是为了去驯化。当局也只是要实现安全而已,至于这样的判断有没有充分的理由,这就是一个知乎问题,而不是豆瓣问题了。

而基于一些宏泛的伦理思辩,而不真正考察现实的利弊,就提出对许多重大议题的反对意见,这也是反对派的一贯做法。这种“为反对而反对”,其实并不是真正关心一件事怎样做才好,而是关心由谁经什么程序来做?说到底是一种权利话语,只不过反对派认为他们争取的是全民的权利;但如果全民的看法与他们不同,他们又要否认民众当前理性判断的能力;因此,即便当局也采用了许多“程序”,但只要最终决策的仍然不是反对派,则这些“程序”所能带来的意义也是不被承认的。

我们每个人,在真正参与到公共讨论之前,总是先形成自己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说到底是很难在讨论中被真正触及的。在这个意义上,讨论的歧异基础,可以说是先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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