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不同的政治伦理，在抽象层面都可以得到完备的辩护，最终只是对终极价值做出各自不同的选择而已。
其次，人们倾向于保持自己原本的价值取向，如果这些价值取向是自己成年后自由选择的，那么这种坚持会更强，因为这些价值取向是建构自我认同的重要部分。
最后，现实中的政治阵营，都不完全符合其宗奉的政治伦理，因此人们在选择对立的政治阵营，判断的依据未必是对终极政治伦理的认同或不认同，也可以是对朽坏的政治现实的认同或不认同。
内地：单向的塑造→单向的转化→二次皈依
本朝开国后，对人民的政治塑造是单向的，从人作为人、作为公民的意义上讲，是“人猿相揖别”程度的“解放”。因为此前的人民群众，是完全未经启蒙的，没有任何主体性，与牲口差不了多少。本朝将他们塑造为单向度的人，并且鼓动、领导他们的政治参与。这种政治参与最终在没有制度制衡、没有外界交流的情况下，被一个超凡的、激进的革命领袖利用革命时期留下的政治组织，推向十年动乱。
改革开放后，又是完全不同的情景。普世尺度上，全世界只有两大政治阵营，社会主义VS自由主义。两个阵营是完全敌对的。中国（两岸三地）也从属于这个对立体系。但是80年代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无论是内地还是在世界范围，都是只有从社会主义转化到自由主义，而且不是加加减减后的“净流出”，是完全单向的转化。因此，当时来看，社会主义阵营的衰败只是时间问题。
又由于苏东剧变，很容易得出一个推论，即铁幕、竹幕一旦被外界的信息渗透，社会主义体制都将迅速崩溃。这样的期望，促使西方国家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中国进入他们主导的世界体系。这在很长时间里，也是内地自由派对抗体制的信心所在。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红色中国非但没有崩溃，还出现了二次皈依。80年代后，被西方和内地自由派转化的许多人，甚至可以说，是被转化后的大多数人，又重新认同中国道路。本来，这些人从小就是在社会主义体制里，被作为“接班人”来塑造的；他们的转化，是在成年后，接触到不同信息，在自由思考的前提下做出的自主选择。这样的二次皈依，是在完全对立的政治阵营里，叛逃后再反正。这是不同寻常的。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推论。
①社会主义有顽强的生命力。
②西方和内地自由派当初对这些人的转化，一方面是基于对朽坏的政治现实的揭露，另一方面是借助了谎言；只有很少的人是真正在价值上、伦理上改变了自己的认同；而现实可以得到改善，谎言必将被戳穿，这样的转化也容易逆转。
香港：”永恒”的40%、被遮蔽的单向“赤化”暗流、全新的对抗逻辑
香港，是容纳内地难民的绿洲城，基本面貌就是内地的镜像。一切都是跟内地相反的，内地推崇的就是香港唾弃的。尽管作为一个殖民地，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自由主义阵营的政治生态，是自由放任、法治与各种前现代后现代、东方西方诸元素的混合，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它是自由主义阵营的一员。它的“体制”，特别是在教育、媒体、宗教上的mainstream，是被pan-democrats阵营掌握的；只有在行政治理上，受阻于掌握主权的大陆强加的制度设计，这些人才一直没能得到自己期望的主导权。
这里要讲清楚，pro-establishment只是相信one country two system，并不是认同社会主义，他们也是认同自由主义价值的。他们是相信既有的政治制度，既没有意愿去向内地扩张自己的价值，也不认为要对抗中央才能守护自己的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称为“建制”。并且他们也不等同于资本家的党。资本家才几个人？律师、医生这些典型的中产主要是什么派别的？pro-establishment中的大多数，还是底层的穷人。
那么，与内地学校批量生产小红花相反，90%的教师都属于“教协”而非“教联”的香港教育界，自然是在批量生产认同自己的年轻人。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自1991香港开始有选举后，30年来都存在的60:40黄金比例是怎么回事呢？看起来永恒的40%，实际上必然是动态的，因为人总是要死的。
首先，这40%必然不能归因于老古董。因为从30年前开始就是40%，现在的老古董当时还很年轻。
其次，也不能说人老了就失了智，就会“堕落”到爱国爱港阵营。人老了只会变得保守、不那么激进地要改变现实，但并不是就会背叛既有的价值取向。大家都知道，香港两大阵营是势同水火，刚从学校出来的激进pan-democrats，老了以后按理说只不过是变成温和pan-democrats。要从一个阵营投奔彻底敌对的另一个阵营，绝不会是年老昏聩，而只会是明确的自我选择。
结合具体的观察，又可以总结两点。
①中国大陆在香港有长期的存在，即便在回归前，不依赖行政当局的支持，也有40%。当时的这40%，只能是从斗争中来的。
②除新移民以外的pan-democrats都是从小就被学校教育成pan-democrats，pro-establishment不掌握教育系统，但原有的支持者老死后又总能发展出新的支持者，这都是从对立面转化过来的。这个转化过程，或者说自主选择的过程，就我有限的观察来讲，大多发生在25~35岁之间，如果过了35岁还没有转变思想，那么就一辈子都不会改。这与内地人非常相似，内地的80后就是在这个年龄段走完了叛逃再反正的旋转门，而那些35岁前没改变过政治倾向的也就终身不改。类似地，香港的这个过程也是单向的，只有原先觉得大陆很可怕的人发现大陆没那么可怕甚至还很亲切、可靠，而没有相反，不存在一开始相信大陆而之后感受到欺骗、背叛的人。本质上，他们都是在反叛自己未成年时接受到的学校教育。但与内地不同的是，香港没有二次皈依的现象。
再进一步地，我想明确30年前和30年后，香港两大阵营对抗的逻辑出现了变化，旧的逻辑在消退但还未彻底退场。
30年前对抗的逻辑是什么呢？是怕大陆不给香港自由，大盖帽的军队警察和灰色中山装的干部来接收。由相信还是不相信大陆的承诺，分化出了两个阵营。
但这个是很容易被历史证伪的，回归22年来仅出现过一次案例，香港人的生活完全没有被强行改变，报纸上还是想骂谁就骂谁。那仅有的一次案例，众说纷纭，短期会强化对失去自由的恐惧，但长期来看情报部门的一次行动不会带来什么根本变化。这几十年来，西方国家情报部门在本国内外也有各种行动，也搞出过各种事件，西方社会的自由被这些活动改变了吗？情报部门本来就是公开的法外之地，中外皆然。
故而，30年前的40%是被诚挚的承诺说服，之后的40%是逐渐被现实打消了这方面的顾虑。
所以，这里面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一直都是这个对抗逻辑，那么越到后来，现实的说服力就应该越强才对，为何40%还仅仅是40%呢？这说明对抗的逻辑肯定在不断变化。
比如说，怕代理人、23条、特务、第五纵队，怕明的不来来暗的。比如说，怕2047一夜变天，中老人可能不在乎，但年轻人就非常害怕了。这些都是原有的对抗逻辑的演化。
可能是由于，教育系统教化未成年人的流量，要大于25~35岁被转化的流量，这个转化的暗流就被遮蔽了。
但在最近几年，出现了全新的对抗逻辑。
我们知道，香港是大陆的镜像。尽管一开始有一些上层社会的政治难民，但大多数人跟他们内地的土亲戚一样，是没有政治主体意识的，殖民统治者也不会主动去唤起他们的主体性。这一情况在90年代有了改变，将要撤退的殖民政府广施“德政”，一夜之间人人都有了选票，出现了广泛的政治参与。
在参与的过程中，他们同仇敌忾，对抗威胁香港自由的大陆，守卫了自己的家园。而大陆呢，留用原来的殖民地官僚系统，让自己的代理人与商界地产党结盟。因此，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造成的恶果，就被解释为大陆的责任，是恐惧自由主义的大陆在用民脂民膏收买地产党。捍卫自由、改善民生，都表现为要对抗大陆。他们在这个长期的、集体的政治参与中，淬炼出了城邦认同。既然所有的问题都是外来者造成的，自然而然地，解决问题就要夺回自己的家园。从而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去中国化、“反Chinazi”的奇观。
这个新的逻辑与旧的逻辑在人群覆盖上是同构的，原来相信one country two system的人群，本就没有参与这个对抗过程，也就不会形成反华的城邦认同。
香港在回归后，受旧的对抗逻辑的掣肘，一直都没有进行去殖民化的教育，也就没有完成国家认同的建构。这非常类似于台湾主权未定论。但这个状态并不会持久。香港和台湾，都是在对抗性的政治参与里，形成了自己的城邦认同。
原来对于one country two system，争议是在two system能否得到保证，one country是不证自明的，就像你我都是你我的母亲生下来的。但这个one country的认同是文化上、历史上通过一代一代的繁衍自然传承下来的，在香港脱离殖民统治，成为自治的城邦主体的过程中，并没有被中小学的公民教育吸纳进去。
香港的公民教育，只讲自由、民主、法治，并且认为人人都应该守护这些价值，而守护的方式就是对抗邪恶的外来者。上一代的pan-democrats并没有刻意去塑造反华的城邦认同，这样的认同完全是在普遍的政治参与中自发生长出来的。
如果说，对于威胁的恐惧，还能通过现实、通过交流来打消，那么，既有的国家认同却是难以改变的。
比照日本对朝鲜和台湾的统治，朝鲜被殖民前尽管还不是现代国家，但也已经有较强的国家认同；而台湾的国家认同则很弱。同样都是殖民50年，日本在台湾的殖民远比朝鲜成功。国家认同，是长期稳定的，内地的中国人即便移民了，终其一生都还是中国人，要下一代才会改变认同。
这种认同是威武不能使之屈、贫贱不能使之移的。每一个现代国家存在的基础，都是国家认同，什么主义、什么制度，都不能消灭这种认同。
但这种认同又不是写在基因里的，是要后天的教育塑造的。我的父亲母亲的祖国，未必是我的祖国，这个道理，看看ABC就能明白。
在新的对抗逻辑下，现在香港的40%，很难再从年轻人中转化出后来者，是注定要消亡的。
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而且必须立即改变。
内地自由派没弄明白的三件事
1、以前只怀疑two system的时代，中央为什么不痛痛快快，接受殖民者留下的普选
因为那样会选出，或者可能会选出，积极反共的特首，组织积极反共的政府。不认同社会主义，与积极反共大不相同。two system是强者画个保留地给弱者，允诺不侵犯弱者，彼此共存，仅此而已。邓的一系列讲话，也都讲得很明白。
香港上一代的pan-democrats就是没搞清楚这件事，司徒华后来想通了，想要谈政改，但他当时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了。
two system就意味着，香港自治的空间就只在自己的治理。哪个主义真、中国应该推行什么主义，不是香港可以管的事。香港人对此，可以在民间发议论，可以在学校保留不同意见甚至排除其他只留反共思想，但唯独不能用政治资源来反共。
否则就是不要共存了呗。不能你弱你有理，要决一生死。我强你弱，那我灭掉你是应该的。
2、中央对香港民生困苦未必有多少责任，即便有，也不构成pan-democrats通敌叛国的理由
首先，政改本来就是要推行的，是pan-democrats有超出basic law的不合理要求，才造成长期僵局。这样的僵局是港人治港的情况下，港府长期未能应对结构性问题的原因。
其次，即便假设pan-democrats的要求是合理的，他们在没有政改的情况下，也完全有能力推动香港治理的变革，无论是加税、福利，还是征地、盖楼。因为港府和pro-establishment都是能看到社会问题，也有意愿推动解决的，他们与商界只是政治上策略性结盟，并没有金钱利益的交换。即便为了拉拢商界，港府不能把公屋搞成新加坡组屋那样，但还是有很多改进的空间，商界总归还是要挣钱的，也不会就因为少赚了几成的利润，掀桌子，在特首选举委员会里面反水，选pan-democrats推举的反共人士。pan-democrats恰恰是看到这样的朝野合作，不能实现自己的终极政治目标，所以他们才不合作，仅在一些议题上作秀，比如反“大白象”工程，要求干脆分钱；比如要求盖楼，却不真正推动征地、填海或者减少郊野公园；比如要求发福利，但却不管在哪里加税，压根不管预算平衡。他们的终极政治目标是意识形态上的，而不是香港的民生；民生顶多是第二位的目标。为此他们不惜坐视民生的恶化，以此来获得推动自己终极政治目标所需要的怨气。
最后，即便中央有责任，也不是现在pan-democrats向localist转化，寻求实质独立，为了达到政治勒索的目的不惜为洋人制裁制造口实，通敌叛国的理由。
3、自由派认为自由化的中国才是正义的，否则就该支持，至少是同情，各自治地区前途自决；反过来，只要有朝一日，中国自由化了，这些地方还会乐于回来的；就算回不来也不要紧。
首先，自由主义只是自由派的主张，我就不赞同，很多人都不赞同，one country two system的创造就是为了包容不同。凭什么只能你的主义真，不能我的主义真呢？我还是多数呢。
其次，国家认同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而且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并不重视统一。今天如果允许前途自决，他日哪怕中国自由化了，也并不能得出就会统一、就该统一。
最后，四海之内、父母之邦，中国的每寸土地，每个中国人都有份，你不要了，我还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