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看陆港政治光谱的变迁

从人口看陆港政治光谱的变迁

首先,不同的政治伦理,在抽象层面都可以得到完备的辩护,最终只是对终极价值做出各自不同的选择而已。

其次,人们倾向于保持自己原本的价值取向,如果这些价值取向是自己成年后自由选择的,那么这种坚持会更强,因为这些价值取向是建构自我认同的重要部分。

最后,现实中的政治阵营,都不完全符合其宗奉的政治伦理,因此人们在选择对立的政治阵营,判断的依据未必是对终极政治伦理的认同或不认同,也可以是对朽坏的政治现实的认同或不认同。


内地:单向的塑造→单向的转化→二次皈依

本朝开国后,对人民的政治塑造是单向的,从人作为人、作为公民的意义上讲,是“人猿相揖别”程度的“解放”。因为此前的人民群众,是完全未经启蒙的,没有任何主体性,与牲口差不了多少。本朝将他们塑造为单向度的人,并且鼓动、领导他们的政治参与。这种政治参与最终在没有制度制衡、没有外界交流的情况下,被一个超凡的、激进的革命领袖利用革命时期留下的政治组织,推向十年动乱。

改革开放后,又是完全不同的情景。普世尺度上,全世界只有两大政治阵营,社会主义VS自由主义。两个阵营是完全敌对的。中国(两岸三地)也从属于这个对立体系。但是80年代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无论是内地还是在世界范围,都是只有从社会主义转化到自由主义,而且不是加加减减后的“净流出”,是完全单向的转化。因此,当时来看,社会主义阵营的衰败只是时间问题。

又由于苏东剧变,很容易得出一个推论,即铁幕、竹幕一旦被外界的信息渗透,社会主义体制都将迅速崩溃。这样的期望,促使西方国家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中国进入他们主导的世界体系。这在很长时间里,也是内地自由派对抗体制的信心所在。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红色中国非但没有崩溃,还出现了二次皈依。80年代后,被西方和内地自由派转化的许多人,甚至可以说,是被转化后的大多数人,又重新认同中国道路。本来,这些人从小就是在社会主义体制里,被作为“接班人”来塑造的;他们的转化,是在成年后,接触到不同信息,在自由思考的前提下做出的自主选择。这样的二次皈依,是在完全对立的政治阵营里,叛逃后再反正。这是不同寻常的。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推论

①社会主义有顽强的生命力。

②西方和内地自由派当初对这些人的转化,一方面是基于对朽坏的政治现实的揭露,另一方面是借助了谎言;只有很少的人是真正在价值上、伦理上改变了自己的认同;而现实可以得到改善,谎言必将被戳穿,这样的转化也容易逆转。


香港:”永恒”的40%、被遮蔽的单向“赤化”暗流、全新的对抗逻辑

香港,是容纳内地难民的绿洲城,基本面貌就是内地的镜像。一切都是跟内地相反的,内地推崇的就是香港唾弃的。尽管作为一个殖民地,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自由主义阵营的政治生态,是自由放任、法治与各种前现代后现代、东方西方诸元素的混合,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它是自由主义阵营的一员。它的“体制”,特别是在教育、媒体、宗教上的mainstream,是被pan-democrats阵营掌握的;只有在行政治理上,受阻于掌握主权的大陆强加的制度设计,这些人才一直没能得到自己期望的主导权。

这里要讲清楚,pro-establishment只是相信one country two system,并不是认同社会主义,他们也是认同自由主义价值的。他们是相信既有的政治制度,既没有意愿去向内地扩张自己的价值,也不认为要对抗中央才能守护自己的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称为“建制”。并且他们也不等同于资本家的党。资本家才几个人?律师、医生这些典型的中产主要是什么派别的?pro-establishment中的大多数,还是底层的穷人。

那么,与内地学校批量生产小红花相反,90%的教师都属于“教协”而非“教联”的香港教育界,自然是在批量生产认同自己的年轻人。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自1991香港开始有选举后,30年来都存在的60:40黄金比例是怎么回事呢?看起来永恒的40%,实际上必然是动态的,因为人总是要死的。

首先,这40%必然不能归因于老古董。因为从30年前开始就是40%,现在的老古董当时还很年轻。

其次,也不能说人老了就失了智,就会“堕落”到爱国爱港阵营。人老了只会变得保守、不那么激进地要改变现实,但并不是就会背叛既有的价值取向。大家都知道,香港两大阵营是势同水火,刚从学校出来的激进pan-democrats,老了以后按理说只不过是变成温和pan-democrats。要从一个阵营投奔彻底敌对的另一个阵营,绝不会是年老昏聩,而只会是明确的自我选择。

结合具体的观察,又可以总结两点。

①中国大陆在香港有长期的存在,即便在回归前,不依赖行政当局的支持,也有40%。当时的这40%,只能是从斗争中来的。

②除新移民以外的pan-democrats都是从小就被学校教育成pan-democrats,pro-establishment不掌握教育系统,但原有的支持者老死后又总能发展出新的支持者,这都是从对立面转化过来的。这个转化过程,或者说自主选择的过程,就我有限的观察来讲,大多发生在25~35岁之间,如果过了35岁还没有转变思想,那么就一辈子都不会改。这与内地人非常相似,内地的80后就是在这个年龄段走完了叛逃再反正的旋转门,而那些35岁前没改变过政治倾向的也就终身不改。类似地,香港的这个过程也是单向的,只有原先觉得大陆很可怕的人发现大陆没那么可怕甚至还很亲切、可靠,而没有相反,不存在一开始相信大陆而之后感受到欺骗、背叛的人。本质上,他们都是在反叛自己未成年时接受到的学校教育。但与内地不同的是,香港没有二次皈依的现象。

再进一步地,我想明确30年前和30年后,香港两大阵营对抗的逻辑出现了变化,旧的逻辑在消退但还未彻底退场。

30年前对抗的逻辑是什么呢?是怕大陆不给香港自由,大盖帽的军队警察和灰色中山装的干部来接收。由相信还是不相信大陆的承诺,分化出了两个阵营。

但这个是很容易被历史证伪的,回归22年来仅出现过一次案例,香港人的生活完全没有被强行改变,报纸上还是想骂谁就骂谁。那仅有的一次案例,众说纷纭,短期会强化对失去自由的恐惧,但长期来看情报部门的一次行动不会带来什么根本变化。这几十年来,西方国家情报部门在本国内外也有各种行动,也搞出过各种事件,西方社会的自由被这些活动改变了吗?情报部门本来就是公开的法外之地,中外皆然。

故而,30年前的40%是被诚挚的承诺说服,之后的40%是逐渐被现实打消了这方面的顾虑。

所以,这里面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一直都是这个对抗逻辑,那么越到后来,现实的说服力就应该越强才对,为何40%还仅仅是40%呢?这说明对抗的逻辑肯定在不断变化

比如说,怕代理人、23条、特务、第五纵队,怕明的不来来暗的。比如说,怕2047一夜变天,中老人可能不在乎,但年轻人就非常害怕了。这些都是原有的对抗逻辑的演化。

可能是由于,教育系统教化未成年人的流量,要大于25~35岁被转化的流量,这个转化的暗流就被遮蔽了。

但在最近几年,出现了全新的对抗逻辑

我们知道,香港是大陆的镜像。尽管一开始有一些上层社会的政治难民,但大多数人跟他们内地的土亲戚一样,是没有政治主体意识的,殖民统治者也不会主动去唤起他们的主体性。这一情况在90年代有了改变,将要撤退的殖民政府广施“德政”,一夜之间人人都有了选票,出现了广泛的政治参与

在参与的过程中,他们同仇敌忾,对抗威胁香港自由的大陆,守卫了自己的家园。而大陆呢,留用原来的殖民地官僚系统,让自己的代理人与商界地产党结盟。因此,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造成的恶果,就被解释为大陆的责任,是恐惧自由主义的大陆在用民脂民膏收买地产党。捍卫自由、改善民生,都表现为要对抗大陆。他们在这个长期的、集体的政治参与中,淬炼出了城邦认同。既然所有的问题都是外来者造成的,自然而然地,解决问题就要夺回自己的家园。从而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去中国化、“反Chinazi”的奇观。

这个新的逻辑与旧的逻辑在人群覆盖上是同构的,原来相信one country two system的人群,本就没有参与这个对抗过程,也就不会形成反华的城邦认同。

香港在回归后,受旧的对抗逻辑的掣肘,一直都没有进行去殖民化的教育,也就没有完成国家认同的建构。这非常类似于台湾主权未定论。但这个状态并不会持久。香港和台湾,都是在对抗性的政治参与里,形成了自己的城邦认同。

原来对于one country two system,争议是在two system能否得到保证,one country是不证自明的,就像你我都是你我的母亲生下来的。但这个one country的认同是文化上、历史上通过一代一代的繁衍自然传承下来的,在香港脱离殖民统治,成为自治的城邦主体的过程中,并没有被中小学的公民教育吸纳进去。

香港的公民教育,只讲自由、民主、法治,并且认为人人都应该守护这些价值,而守护的方式就是对抗邪恶的外来者。上一代的pan-democrats并没有刻意去塑造反华的城邦认同,这样的认同完全是在普遍的政治参与中自发生长出来的。

如果说,对于威胁的恐惧,还能通过现实、通过交流来打消,那么,既有的国家认同却是难以改变的。

比照日本对朝鲜和台湾的统治,朝鲜被殖民前尽管还不是现代国家,但也已经有较强的国家认同;而台湾的国家认同则很弱。同样都是殖民50年,日本在台湾的殖民远比朝鲜成功。国家认同,是长期稳定的,内地的中国人即便移民了,终其一生都还是中国人,要下一代才会改变认同。

这种认同是威武不能使之屈、贫贱不能使之移的。每一个现代国家存在的基础,都是国家认同,什么主义、什么制度,都不能消灭这种认同。

但这种认同又不是写在基因里的,是要后天的教育塑造的。我的父亲母亲的祖国,未必是我的祖国,这个道理,看看ABC就能明白。

在新的对抗逻辑下,现在香港的40%,很难再从年轻人中转化出后来者,是注定要消亡的。

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而且必须立即改变。


内地自由派没弄明白的三件事

1、以前只怀疑two system的时代,中央为什么不痛痛快快,接受殖民者留下的普选

因为那样会选出,或者可能会选出,积极反共的特首,组织积极反共的政府。不认同社会主义,与积极反共大不相同。two system是强者画个保留地给弱者,允诺不侵犯弱者,彼此共存,仅此而已。邓的一系列讲话,也都讲得很明白。

香港上一代的pan-democrats就是没搞清楚这件事,司徒华后来想通了,想要谈政改,但他当时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了。

two system就意味着,香港自治的空间就只在自己的治理。哪个主义真、中国应该推行什么主义,不是香港可以管的事。香港人对此,可以在民间发议论,可以在学校保留不同意见甚至排除其他只留反共思想,但唯独不能用政治资源来反共。

否则就是不要共存了呗。不能你弱你有理,要决一生死。我强你弱,那我灭掉你是应该的。

2、中央对香港民生困苦未必有多少责任,即便有,也不构成pan-democrats通敌叛国的理由

首先,政改本来就是要推行的,是pan-democrats有超出basic law的不合理要求,才造成长期僵局。这样的僵局是港人治港的情况下,港府长期未能应对结构性问题的原因。

其次,即便假设pan-democrats的要求是合理的,他们在没有政改的情况下,也完全有能力推动香港治理的变革,无论是加税、福利,还是征地、盖楼。因为港府和pro-establishment都是能看到社会问题,也有意愿推动解决的,他们与商界只是政治上策略性结盟,并没有金钱利益的交换。即便为了拉拢商界,港府不能把公屋搞成新加坡组屋那样,但还是有很多改进的空间,商界总归还是要挣钱的,也不会就因为少赚了几成的利润,掀桌子,在特首选举委员会里面反水,选pan-democrats推举的反共人士。pan-democrats恰恰是看到这样的朝野合作,不能实现自己的终极政治目标,所以他们才不合作,仅在一些议题上作秀,比如反“大白象”工程,要求干脆分钱;比如要求盖楼,却不真正推动征地、填海或者减少郊野公园;比如要求发福利,但却不管在哪里加税,压根不管预算平衡。他们的终极政治目标是意识形态上的,而不是香港的民生;民生顶多是第二位的目标。为此他们不惜坐视民生的恶化,以此来获得推动自己终极政治目标所需要的怨气。

最后,即便中央有责任,也不是现在pan-democrats向localist转化,寻求实质独立,为了达到政治勒索的目的不惜为洋人制裁制造口实,通敌叛国的理由。

3、自由派认为自由化的中国才是正义的,否则就该支持,至少是同情,各自治地区前途自决;反过来,只要有朝一日,中国自由化了,这些地方还会乐于回来的;就算回不来也不要紧。

首先,自由主义只是自由派的主张,我就不赞同,很多人都不赞同,one country two system的创造就是为了包容不同。凭什么只能你的主义真,不能我的主义真呢?我还是多数呢。

其次,国家认同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而且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并不重视统一。今天如果允许前途自决,他日哪怕中国自由化了,也并不能得出就会统一、就该统一。

最后,四海之内、父母之邦,中国的每寸土地,每个中国人都有份,你不要了,我还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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