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不战而胜:从光辉城市到2047

2019不战而胜:从光辉城市到2047

一、从数据看现状

香港此番动乱半年,终于通过区议会选举,第一次得出了可信的民调。在71%的投票率下,泛民以58%得票率击败得票41%的建制,从而借助单议席单票制夺得18区区议会九成议席。没有中间派。

比较2016年实施比例代表制的立法会选举,当时是58%的投票率,建制:泛民:本土为40:36:19,亦即建制:非建制为40:55,由于泛民和本土互相分散票源,加上部分议席被DQ后补选时,建制奇迹般地在1V1决战中胜出,从而首次剥夺反对派在立法会的分组点票否决权,同时掌握了功能组别和地区直选的多数。

可以看到,本次选举的战报是2016年立法会选举的放大版。投票率的增长并没影响到得票率。选前各方的大动作和小动作,也都没有动摇双方的基本盘。几年来,发生这么多事,只不过让更多人出门去投票了,但完全没有改变阵营间的森严壁垒(所谓六四黄金比)。

71%的投票率已经非常高,接近于全民动员。香港是个国际化的城市,有许多居民持有多重身份、长居岛外;从概率上讲,选举日时也一定有不少人出门在外;再加上肯定存在失能、失智、脱离社会或者完全疏远政治的人,71%投票率已经接近天花板。Silent Majority在选举政治中是个非常累赘的定义,这些保持silent的人在民主程序中等效于不存在,这样的majority只是理论上的,没有现实意义。

2019年6月17日,港大的香港人身份认同调查中,只认同自己是香港人的占52.9%,认同自己是广义中国人的,分别是中国人10.8%、中国的香港人23.5%、香港的中国人12.8%,共计为47.1%,这是“香港人”首次超过“中国人”。当时还只是本次动乱的初期。可以看到,这与六四黄金比有着明显的关联。司徒华这样的泛民已经可以忽略不计,建制阵营就等同于中国阵营

这次动乱的实质是反华反共的逆向种族主义民粹暴乱,这场选举的实质是中国人对决香港人。并且要认识到,剩下的40%中国人里,大部分也只是不仇视社会主义中国,但也不认同社会主义,是相当于台湾国民党的存在;认同社会主义中国的仅占香港人口的10%。

佐敦南选区,一名有智力缺陷的反对派政治素人以51.1%的得票率击败竞逐连任的建制候选人,后者得票48.9%

同时要明确一点,建制派(也就是中国人)以中老人为主。这个事情可以从两面看:一方面,六四事件后香港的教育、宗教、司法和媒介一直都被泛民掌握,迄今已有30年,在这样的氛围里长大的中年人,还能够坚守中国人认同,以至于为了爱国宁可捏着鼻子投票给蝇营狗苟的建制派,这些人是我们不应当放弃的同胞;但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我们彻底失去了年轻人,这些人即便长大后有一些会悔改,当只要过了三十岁、四十岁,大多数人将终生不改。


二、光辉城市的自爆与中国法统的归一

香港是一个传奇都市。它因历史的机遇在大陆解放后作为殖民地和自由港而勃兴,并且在大陆改革开放后,作为“另一个中国”向经历社会主义革命洗礼的大陆输送了俗文化、消费主义、现代娱乐、性自由等等。今天,大陆的消费文化和娱乐产业已经远远超出了香港,而香港年轻一代经历去中国化、本土化后也已经失去了基于中国文化传统进行创造的能力。

这个城市的光辉时代,是凭借着地缘政治的机遇,成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它固然也一直是国民党反共救国的前哨,是西方窥探竹幕的窗口,但它在中国现代史里的地位显然不是作为意识形态堡垒而得到的。

但吊诡的是,回归22年的香港,不但没有实现去殖民化,反而实现了再殖民化。“另一个中国”在不知知觉中消亡了,当今世界,自认为是中国、并且被承认为中国的,就只有社会主义中国。中国法统归一了,本朝混元一统最大的政治障碍已经消失了。

这就是“2019不战而胜”,中国内战的历史余波终于到了尾声。中华民国,已经变成了“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它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在香港,六四维园晚会的参加者越来越少、越来越老,从分内事变成了别人家的事。泛民自己已经去中国化,但年轻人还觉得他们做得不够彻底、立场不够激进。主宰香港未来的,已经是所谓本土派,这些人上马在议会就是“多数暴政”,下马在街头就是“暴民统治”,可以无缝切换。

传统泛民政党在本次区议会中虽然斩获颇丰,但势力最大的已经是报称独立、实为本土的213席

公道地说,尽管西方长期对香港施加影响,但是次动乱并非西方直接授意策动的,他们除了lip service之外也没提供多少物质资源。本朝对内还坚持“一小撮”“受蒙蔽”“西方的黑手”的说辞,主要是为了避免刺激内地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中国人民对认贼作父的皇民汉奸,是毫不留情的,这样的愤怒会剥夺中央政府的政策空间。

但西方部分地是由于一贯以来的无知,部分地是由于民粹政府上台后急于见成,对动乱投入了过多的政治资源,这样的结果,是把原本可以被他们长期利用的、影响中国的意识形态阵地,一次性引爆了。美帝再也没有乔治·凯南那样的战略家了。

连带地,对香港的意识形态有重要影响的内地自由派,也完成了“政治自杀”。香港本土政治势力是非常低能的,其意识形态建构是由西方、台湾和内地自由派共同完成的。香港是内地自由派倾注希望的迦南地。内地自由派,本身就是被逆向种族主义所诅咒的少数派,在长期的政治挫败还要坚持中国认同,拒绝接受“是中国人种不行,而非我的主义不行”这样方便快捷的答案,需要坚毅的品质和崇高的殉道牺牲精神,当然也需要在理论上不断完善来回答为何“吾道不行”。内地自由派,大多数也就跟任何一个政治派别中的普通成员一样平庸,并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做成的。这使得他们长期以来都无法根除逆向种族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附骨之疽。所以是在理论上影响了动乱出现的背景,但又没有街头实际的主导权,却偏要尽己所能为动乱辩护,将所有的责任推到港府和中央身上。香港所谓的区选海啸,不过是小池塘里的风波,而在口岸以北激发的,却是全民族愤怒的巨浪。香港人是在我国面对美帝右翼以赤裸裸的现实主义的强权逻辑来威压的情况下,意图挟洋自重、寻求实质独立,这是通敌卖国,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大不赦。内地自由派不忍跟他们割席,是政治自杀,可能一代人时间都无法重振八九以后积累起来的影响力。


三、不要沽名钓誉,幻想打堂堂之阵

有很多人不服气,想着挽回民心,想着深挖那些silent majority。为何作为西方附随的香港人能用选票赢,在香港的中国人就不能用选票赢呢?

可能还真的是赢不了,即便偶然赢了也无用。因为实力不对等,规则也不公平

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政党,在没有墙的情况下,“和平竞赛”就从未赢过西方国家、西方主流政党。必须深刻认识到,这个世界是西方主宰的世界,是殖民统治塑造的世界,西方诸国十几亿人,再加上殖民地和前殖民地数十亿人,不仅人口更多、语言文化和价值观相通,而且在地缘上有极大的优势。现代中国之于西方,如同古代朝鲜之于中国。其实不要说社会主义阵营了,即便不宗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第三世界国家的去殖民化运动也是反反复复,成功者寥寥。

另一方面,西方以及他们的附庸不仅实力更强,理论更sophisticated,他们还有现实主义的政治传统,不惮于用权谋和手腕。这属于流氓会武术。中国的历史何其悠久,而在港台这样汉人的地区、曾经自命为“自由中国”的地区,居然能够实现自我殖民化,这个过程用到了多少谎言?我们要跟他们比撒谎吗?我们能比他们撒谎更厉害吗?我们的ethical code,的确是给现实政治保留了灰色的空间,但绝不允许像RT那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四两拨千斤。因为我党还要长期执政,不能像西方那样,政府换届一次就好像把屁股擦干净了一次。

历史上,宣传起家的我党,也不过是打赢了战五渣的国民党。之后输出革命,跟西方的代理人们掰手腕,也没赢过。打赢国民党的时候,信息条件还很差,大部分老农还不识字,只有共产党愿意滚在泥巴地里去做农民的工作,这个舆论场是完全单向度的,虽然没墙,但比墙还厉害。

而现在我党早已不是革命党,虽然还保留了革命时期的许多历史传统,但党的组织已经完全官僚化了。我们要打全面的宣传战,还不能耍诈,要以德服人以理服人,实在是力不从心。

而且全面的宣传战,会有不可控的外溢效应。我们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里韬光养晦几十年,是夹着尾巴讨生活,现在“有为”了一点,但也并没有真就分庭抗礼,只不过捡起西方用旧了的“自由贸易”之类的大旗来维护当前这个我们已经适应并且从中受益的秩序。如果要打宣传战,势必要涉及解放以后我国的历史问题,到底吃了几碗凉粉?这样的宣传战,绝不会局限于香港,至少会席卷全中国,少说也要花三年五载来搞“历史真相大讨论”,十年八年也不出奇。并且其结论也是不可控的,理论上可以说,不断的质疑最终总会让真理越辨越明,但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反复的。而当前我国面临的历史发展机遇是宝贵的。要是全民族坐下来开这样的务虚会,美帝再来一次技术革命把我们甩开,世界各国再次投靠效忠老大哥,付出这样的代价,只为了打堂堂之阵,可不就是宋襄公吗?


四、不要指望霹雳手段

霹雳手段是什么?无非是Martial Law那一套。

六四的历史责任,邓小平是推卸不了的。首先是赵紫阳施政失败引发86学潮以后,他就不应该挺赵再进一步;其次是426社论发布以后,他就不应该等待赵犯更多政治错误才出手。反倒是最后镇压的决定,用什么样子弹、军用瓦斯有没有杀伤性,推进慢一点是不是就能减少一点伤亡,都已经只是技术性问题了。

Martial Law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截肢手术,通常都是要流血死人的。解放军是一支重视荣誉的军队,可能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支不为钱、不为升官,为了政治使命和荣誉而勇于牺牲的军队,是现代中国的柱石。我们已经让解放军的刺刀沾上过一次年轻学生的血,怎么还能够再让他们背负新的骂名呢?

如果做战略规划时,总还指望有霹雳手段可以兜底,那可能最终就不得不用霹雳手段。这样的态度是不负责任的。


五、政治问题必须政治解决

我们已经清楚,失去了香港的年轻人,并且其中很多是再也无法转化回来的。国家认同不是公共厕所,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而没有国家认同,甚至连“忠诚的反对派”、“宪法爱国主义”都无从提起。只认同是香港人的已经是多数,以后还会越来越多,多数派凭什么要拥护强加于他们的《基本法》呢?只有少数派,才需要托庇于宪法,因此才愿意做忠诚于宪法的反对派。

2047还很远,我们要把之前长期高挂免战牌,被对手用政治手段夺走的阵地,再用政治手段夺回来。那句话说得对,政治问题只能政治解决。

这个过程是需要清晰的战略规划,和耐心、精细、持久的政治操作。

在回归前,为应对港英政府埋雷设计的制度,包括功能组别和特首选举委员会,都只是为了政治过渡争取时间。由于政改长时期被反对派抵制,香港治理的结构性问题越来越严重,而这些制度都已经超期服役,并且被反对派学习、利用和渗透。

中央要保持战略定力,但也一定要出手。而且不能单纯以拖待变,因为特首行政权独大的设计,以及依赖于商界二五仔的功能组别,都已经不再可靠。

①为了让香港的资本家安心,我党已经长期闲置在港的政治组织。产业工人阶级的消退,使得工联会越来越小、越来越老。中国共产党不能在中国香港特区开展政治活动,只是以前我党愿意送给商界的定心丸,并没有任何法制约束,完全可以收回。我党应当公开在香港恢复和发展外围组织。这些组织应当承担起为香港民生,尤其是底层民生,发出声音、设计方案和推进执行的任务,而不是止步于争取点三瓜两枣。对于商界二五仔,应以政治渠道劝谕其识时务,不合作者就在大陆和香港陆资体系里切割其经济利益。

②必须肃清公务员队伍,政府部门不得再坚持所谓“行政中立”,决不允许叛国通敌的势力以政治中立的名义继续渗透港府。

③为了推进肃清工作,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保持香港城市功能的正常运作,必须强化警队,保护警队成员免遭黑衣派大律师威胁恐吓,帮助他们的家人子女在深圳定居并接受教育,并且重建港警政治部。

④在重建港府、重建警队的工作完成后,可以由新任特首推行新政,大刀阔斧,革除积弊,推动征地、公屋、基建,推动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体系,推动高校改革,推动现在事实上已经停滞了的大湾区融合工作。香港的高校,此前长期耗费大量预算,接收优秀的内地和国际学生,通过他们来刷国际排名,但对本地学生疏忽放纵,且任由寄生在大学校园的政治人物煽动蛊惑大学生;结果内地生毕业后要么去欧美要么回内地,剩下一些商科学生还要抢中环的职位,香港学生不学无术,又被挑动起来变成政治工具。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⑤在新任特首推行新政,一定程度上缓解民生困苦,一定程度上削弱反对派的政治煽动力后,由全国人大引入国安法、国民教育。斩断反对派,以及反对派控制的媒体与外国政府和情报机构的利益联结,驱逐外国情报机构在港分支,并且推动改革中小学,对教师实施资格审查。

以上每一个过程,都将持续面对街头、立法会、媒体,和西方国家的攻击。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以克制的武力与他们在街头鏖战三到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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