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NYT新疆文件特稿的Challenge

NYT今天终于拿出了对得起他们声誉的新疆问题特稿，‘Absolutely No Mercy’: Leaked Files Expose How China Organized Mass Detentions of Muslims。Finally，他们大致弄清楚了现状、决策的过程、决策的背景以及官僚机构全面动员起来执行的方式。比起之前被各种背景、心思各异的路人用真真假假的故事欺瞒和操纵，可以说是长足的进步。他们研究了数年，终于初窥门径。

不明白为何不同时发布这四百多页的文件。对关心自己国家命运的中国人来说，文件本身的信息会非常丰富。

尽管今天没能看到文件全貌，仍然觉得有必要分析一下，NYT这篇正名之作反映出来的，他们根深蒂固的问题：太多believe，太少怀疑。

这篇主要是对NYT这一报道的challenge，至于对新疆问题总的看法，请看去年春天的文章《为新疆政策辩护的论纲》，我的看法至今未变。

这是开头。NYT不喜欢冷峻风格，更倾向于唤起人类普遍的共情。这是它的自我定位，也是大多数读者的偏好。但我更喜欢财新，喜欢它以深入老练的判断来发现信息，又用含而不露的谦卑方式将信息凝炼地呈现给读者。财新是我心目中唯一的超一流媒体。

尽管没有第一时间发布文件原文，但NYT以这张缩略图，给人以不容置疑的感觉。从新闻中引用的数十页来看，是真实的内部文件，但密级不高；最机密的是原莎车县委书记王勇智的悔过书，相信这只会被派发给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仅靠这个排版，就表现出森然的恐怖。这是一种美学表达。

The leak suggests greater discontent inside the party apparatus over the crackdown than previously known.

Greater, how? Previously known, what exactly did they already know? 自重开国门以来，中国与西方在舆论场和情报战上长期斗争，像这样的泄密乃至叛逃，已经有很多案例，在八十年代末和胡温年代都有高潮。但习近平上任后，泄密、叛逃、带路的情况已经极大地减少了。西方许多人认为，这只是被一时的强权压制了，但这是他们倾向于相信的、对他们有利的，而非事实。

事实就是，习极大地恢复了党的权威，以至于体制内隐秘地怀疑社会主义道路的摇摆者纷纷重归于体制。习执政前期，西方绘声绘色传说的种种权斗，以及“开明派”对他的不满，大多是夸张的甚至无稽的。Previously known，本就不实；Greater，也是妄断。

民族团结的宣传海报，被翻译为”propaganda poster”，似乎是直译，但这就是问题。NYT不惮于明确自己的立场，但先入为主的态度，不仅表现在评论中，还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对事实的描述。Propaganda这个词，是完全的贬义词，指代的是谎言和煽动。中国当代政治的“宣传”一词，含义很广，个人认为可以区分为“公关”、“政策宣讲”和“传教”。尽管将社会主义比喻为宗教是蹩脚的，但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的文宣，在西方社会，最近似的就是传教了。中共自己对宣传部的翻译已经改为Publicity Department，这个翻译就遮蔽了类似传教（以及审查）的职能，过于取巧。但在记者的这张照片里，用”poster”一词就完全足够了，加上propaganda，不仅是画蛇添足，实际上已经完全扭曲了事实。

像这样的问题，在新疆报道上太常见了。Genocide、Concentration Camp，类似这样的词，用得太随便。这与Indoctrination、Brainwash不同。后者虽然也有强烈的负面色彩，但总还是比较主观的评价；而前者是任谁也无法为之辩护的。

Genocide，种族灭绝，得杀很多人，杀了吗？将要杀吗？Camp，可以分为集中营和劳动营，集中营就是种族灭绝的一个步骤，先关起来再屠杀，如纳粹对犹太人的集中营；劳动营是一种残酷的虐待，强迫人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劳作至死，这种虐待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生产。作为比较，我国刑罚的“劳动改造”，是为了“改造”，不会弄死弄伤，更不是以弄死弄伤为目的，且服满刑期即可释放。

新疆的培训中心，准确地说，是针对被筛选出来的、还没有犯罪、但被认为可能犯罪或者纵容犯罪的成年人，不经司法审判，强制性的收容教育，培训的内容包括社会主义价值观、普通话、普法、对极端伊斯兰的揭露、民族政策的宣讲、职业技能等等；不允许辩驳，也不能消极抗拒；受训人有些长期失去自由，有些周末可以回家，不达到量化的合格标准，就不能恢复正常生活；其未成年子女会被政府监护，经济损失会得到补偿，家庭生活受到保障；可能在指定工厂参与劳动，为此会得到报酬，是脱贫工作的一部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培训中心内存在肉刑虐待，或者注射特殊药剂，或者不人道的生活和医疗条件，或者性暴力，或者强制通婚，或者要求放弃伊斯兰信仰，或者要求吃不清真的食物。NYT完全可以像我这样去具体描述，而非错误地借用有明确历史内涵的词。连Prison都未满，就上Camp这种词了。

实际上是有一个词，可以相当准确地指称中共的这一管治方式，那就是“家长制”，Paternalism，中英文的含义基本一致。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汉人，对此一点都不陌生。南疆维吾尔人现在经历的，实际上就是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共产党教育我们要民族团结，在汉族地区就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就是反对分离主义。“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不用问为什么，你我从小只需要记住。

有的人认为，家长制是暴政。有的人，如我，认为家长制虽不理想，但并不太坏，特别是当它真的有用的时候更是如此；我对家长制有批判，因为它未必有用，有时候还是反作用，即便有用也应该去寻求更理想的方式，但我不会在还没找到更好的替代方案的情况下，就要求终结家长制，仅仅因为某种理想主义的价值标准定义它是“邪恶的”。

家长制的政治是事实，对此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把Nazi之类的词搬出来，就是彻底排斥不同意见，谁反对谁就非人哉。

这里，要讲一句悲观的题外话。现代社会中孕育出来的极端伊斯兰以及被复杂的现实重新唤醒的大维吾尔民族认同（又因为土耳其的影响，“正名”为“东突厥斯坦”），即便采用家长制这种前现代的手段，未必就能完全解决。到时候剩下的，才是道德上真正沉重的难题。

而且，这一拷问对许多西方国家其实是更急迫的。在那里，新近涌来的穆斯林中很多非常保守，他们占了百分之几的人口，已经不算少，能够维持一个封闭的穆斯林社会。当前他们主要活在这些国家社会结构的边缘，西方还能以名为“多元主义”实为“不在意”的方式与之共存，但只要这个边缘穆斯林社会的人口进一步增长、继续保持封闭的社群、而他们的年轻成员又不叛出原生环境像ABC那样迫切地皈依西方价值、融入现代社会，那保守的甚至极端的伊斯兰价值必将与西方价值产生严重冲突。西方现在讲的都是漂亮话，实际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这些人自愿被同化。但过去西方同化过许多外族移民，不代表这次也能同化。过去被同化的，如殖民地精英最终移民宗主国是完全的主动融入，如原子化的移民家庭二代是在没有强大社群的情况下被迫融入，这都与现在的情况不同。面对这样困境的主要是欧洲国家，因为他们比较单纯，言行一致。美国人奸猾，漂亮话也要讲，现实的手段也要用；美国真正欢迎的是向往“美国梦”的移民，将不达标的人拒之于国门之外，之后就用不着家长制了。

而如果这些人真得被西方同化，那也不代表更好的结果。因为我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是可以在保持自己社群、历史、地域和语言文化的情况下与汉族共存。这是共存，而非同化（assimilation）。这又是NYT张冠李戴的地方。同化的路径，必须是原子化，如一滴墨水汇入湖泊那样消失掉。我国有少数民族自治，这是少数民族能长期与汉族共存的保障。Assimilation，实际上更多是西方自己的问题，并且这个过程因为是原子化的，所以在形式上与“自由”不冲突。流亡藏人移民欧洲后，理论上有权“躲进小楼成一统”，但实际上藏人二代已经不崇信藏传佛教，连藏语也不太会说了。而中国的维族还是维族，藏族还是藏族。

在NYT的新疆报道中，常常出现“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这样的罗列。新疆政策针对的是一切受极端分子影响的人群，少部分哈萨克人受到波及并不奇怪。但NYT不明白的是，维吾尔与哈萨克不合，大维吾尔主义不仅威胁汉族，同样也威胁当地的哈萨克族、蒙古族和回族。维吾尔族1000万人口，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存在问题的主要是南疆的500万，北疆的是比较世俗的。哈萨克虽然也是穆斯林，但又比北疆维吾尔更加世俗，且与汉族是类似同盟关系。被收教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回族绝对是不成比例的。已经有许多媒体被允许进入一些营地采访，尽管学员不能在隐秘的环境里单独与记者交流，但从照片就能看出，几乎全部都是维吾尔族。维吾尔、哈萨克、回族，长相各自不同，一望可知。这样的罗列，虽然从逻辑上也不能说错，但新闻这样写，被解读出的信息却必然是失真的。“几乎全部是维吾尔族”，这是重要的信息。

至于“transforming them into secular”，这点也是不真的。维吾尔族历史上虽然曾有过很多种宗教信仰，但近几百年是全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个体的维吾尔族可以放弃宗教信仰，但让全族都放弃伊斯兰，这很大程度上是强行要他们放弃自己近几百年文化中的支柱，道德上是不义的，政治上是不现实的。政策虽然鼓励他们世俗化，但并没有到要逼迫放弃宗教信仰的地步，而是期望恢复当地原本世俗化的伊斯兰宗派，也就是“温和穆斯林”。并不像凯末尔全盘西化那样极端。

NYT一直都failed to mention一个重要的概念，苏菲派或者说苏菲主义的依禅派，这是几百年来新疆当地伊斯兰教的主流宗派。长期以来，中国穆斯林，包括新疆穆斯林，由于跟阿拉伯地区隔绝，已经淡忘了逊尼、什叶之争。当前新疆的极端宗派，是改革开放后，才从沙特等地流入的瓦哈比派。中国政府希望的是恢复中国化的、更世俗的苏菲派“正信”。

这里讲，共产党对公众是一套说辞，内部又是另一套。这就是不懂中国的政治语言。1949后，中共有不屑于用“法治”等话语来包装政治语言的传统，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后因为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有所改变，但中共的政治语言仍然是非常直接的，是老百姓能听懂的。

所谓“told the public one story while……internally”，其实是“友邦惊诧”。中国人听到维吾尔族被送到“培训中心”，轻易就明白这些培训中心绝对不是各地普通的那种职校、技校。中国民众是在完全清楚“培训中心”是一种强制性灌输的情况下，仍然对政策给予支持的。这些委婉用词，只不过是官与民都了解这样的做法并不理想、并不光彩，才坚持使用的场面话。

之后是NYT在介绍习是如何借鉴苏联经验（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分析新疆形势，论断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认同和秩序，并做出决策要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优势，打一场毫不留情的人民战争。
这个部分是我认为这篇报道里最出彩的，深入地介绍了习上台后治疆政策转变的过程。可惜NYT很难真正体会“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的含义，这里若能加个简单的注释，或者超链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英文版，会有很大帮助。这三个词，都是西方人熟知的词，但在中国各自都有不同于西方的用法，连起来的这个专有政治名词更是特别。

NYT记者特别列举出来的“common behavior among devout Uighurs”，其实一点都不common。只不过NYT缺乏在地的了解，不了解这些正是瓦哈比派传入新疆后，受影响的人群的典型行为。如大胡子，传统上维族老人才蓄大胡子，瓦哈比派输入后，年轻人才开始蓄大胡子。突然戒烟戒酒，NYT大概以为穆斯林都戒烟戒酒，他们不晓得中亚的穆斯林传统上非但不忌烟酒，甚至不太忌讳猪肉。学习阿拉伯语，这怎么就common了，那么多维吾尔人学习阿拉伯语难道是为了去做生意或者阅读阿拉伯经典文学？学习，并在宗教活动和日常生活中使用阿拉伯语，正是瓦哈比派的特征，这些人是要完全移植中东的戒律、生活习惯和社会制度，认为这样才是纯粹的。

最后，是这些文件中，最为敏感，应该只发给一定级别的干部的，原莎车县委书记王勇智被双开后的调查报告和悔罪书。

NYT没有公开调查报告和悔罪书的全文，只截取了其中一页，王勇智自承他刚愎自用，对上级部署搞变通，并称这样做是为了不影响脱贫攻坚、减少群众抵触。NYT说，这是他在公开报道中不能说的“greatest political sin”。大致就是“索多玛的义人”形象。

然而，2018年3月，官方通报中对他的评价全文如下。

中共从来都是讲政治的，政治第一。在这份通报中，第一位的罪状就是说他违反纪律、违背中央方略，作风漂浮、搞团团伙伙。后面也说他是典型的“两面人”，这个词在新疆官场别有意味。所以他政治上没有拎清楚，并不是不能说的罪状，但也不是最主要的罪责。主要还是破坏政治纪律、擅权专断、贪污腐败和行贿受贿。擅自放人，顶多被质疑能力和判断力不行，降级或坐冷板凳，不至于就被开除党籍。原来《炎黄春秋》那一批老干部，不同意见更鲜明更坚定，那都没开除出党。

瓦哈比派在新疆的传播，其本质原因是改革开放后，当地经济不平等的迅速扩大和社会风气、干部队伍的糜烂。底层民众在对政府失望后，被原教旨主义者宣扬的图景所吸引。

新疆的”两面人”，有维有汉，多数并不是持不同政见、凭良心而抵抗的“义人”。而正是这种贪腐的官僚，他们并不是在庇护、提携受压迫的维族兄弟，而是搞团伙和关系网，搞地方独立小王国，横行霸道、大肆敛财。而正是因为自己屁股底下有屎，他们在政治上才会“明哲保身”，越是碰到虔诚的激进的信徒，越是不能得罪、要寻求妥协，你好我好大家好，闷声发大财。

这其实有点像胡温十年中，地方政府对自由派的“宽容”。地方吏治糜烂，损害中共的威信，因此给了自由派兴起、为民请命的空间；而只要这些空口白话的清流们拿不到实锤来真正威胁自己的官位，那么越是贪官就越是不愿意冒着激起民愤的风险去压制他们；而习上台后的反腐，“清党”的同时重新恢复了党的威信和组织能力，这样的共产党才有意愿、才有能力、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去压制自由派。

NYT把贪官当义人，谬之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