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病在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的逆向“华夷之辨”,而非房子

香港病在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的逆向“华夷之辨”,而非房子

在HK暴力化之前,内地一些人对反对派是有同情的,这种同情建立在内地“据说”从香港学过来的土地财政制度带来的高房价。
直到今天,还看到友邻截图转发以下这个微博,认为这就是解决的办法。以为只要打击“地产党”的利益、重新切一下蛋糕,就可以纾解底层的困苦和青年的无望,进而就能解决问题。

仅就以色列而言,右翼的利库德集团长期当选、长期执政,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与利库德集团友好,阿拉伯世界是彻底的外敌根本无法影响以色列内政。以色列也不像香港一样,专业技能人士(律师、医生)、宗教团体、教育、传媒俱归反对派掌握,有一套完全敌对的意识形态建构,并且有英美和台湾情报机构及其外围组织活动。以色列的社会问题更浅,整个国家是铁板一块,帐篷革命只是经济自由化之后代际不公平的反映,派点糖自然就解决了。


那么,香港是个什么情况呢?
许多自由主义者(在目前来说,主要是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在近些年接受了“想象的共同体”概念,由此架空了主权概念,并认为这样就能达致“普世价值”下的世界秩序。
可实际上,领土和主权,是政治得以运行和被言说的最基础条件,如同水和空气一般。假如你要谈“分配正义”,那总得先有一个东西给你发配才行。一块平原、一块油田、一个深水港,是你们的还是我们的,是你们分配还是我们分配,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现在的秩序,都是过往的杀戮造成的既成事实。生来是中国人,便对中国的领土有权利;生来是美国人,才对美国的领土有权利。
现代政治的发展,强化了政治行为体的自觉性,但“想象的共同体”,指的是共同体的想象塑造了共同体。个人的想象有什么用呢?一小群人的想象也没什么用。当这一小群人,与它原先从属的群体分裂时,就是要破坏现存的秩序,就是要再来一遍血与火。
因此,认同问题是先于分配问题的根本性问题。绝不是用利益去赎买认同,因为那样的话,坚决不认同就可以一直勒索利益;而是先有了认同,再在群体内部,协商利益的分配。


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中央肩负着守护领土和主权的职责,首先要做的就是分清谁是自己人。
这个自己人,并非HK反对派说的所谓“港共”、第五纵队。“一国两制”的提出和实施,本就证明香港没有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否则何必跟你两制?建制派、反对派,都不是共产派,这才需要隔河而治。但意识形态、政治主张放一边,有没有中国认同,这是最根本的。首先得是中国人,但跟内地颜色不同,那才能将一块中国领土交给他们自治。
中国认同,在香港,从来就不是没有争议的。只不过,以前更多的是表现为,谁是“真正的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港台地区认为自己是中国血脉的真正流传。这里面是一个延续70年的意识形态敌对传统。
这种“南明小朝廷”的心态,在近几十年,被内地的繁荣击溃,无论是现代的还是传统的,港台的体量所能保育的内容远远无法与内地相比较。因此,当“真正的中国”这样的旗帜再也不能举起,托庇于旗下的那个敌对的意识形态,就有深重的危机感,试图以“前途自决”这样的路径来摆脱中国,以免被吞噬。
但奇怪得很。“一国两制”,不就是为了给这个从内地败退两次(49和89)的意识形态一个保留地么?所以,是否中央如他们所说,言而无信,没有这样的气量和胸襟,非得步步蚕食、斩尽杀绝呢?
以我个人的了解,中央过去非但没有食言,更是为了对台统战,在香港采取无原则的退让。以这种忍辱负重的形象,试图争取两岸和平统一。
但可惜呀,这种退让,这种瓜田李下的小心翼翼,被敌对意识形态阵营的人认定是“赤匪”心虚、缺乏正当性的表现,使得他们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那么现在,就可以进一步地讲,香港的建制派和反对派,都不是共产派。其区别在于,前者主和、后者主战。前者能接受跟内地隔河而治,后者历史上是要反攻大陆。如果反攻不成,那就割袍断义,绝不接受赤匪中央节制的地区政府,绝不接受任何“矮化”。这是一种变态的“华夷之辨”。只不过,在今日的香港,“华夏”的标准不再是血统论,而是以是否接受“普世”的西方价值并且得到西方认可为准。既然“中国”奴性深重、不晓得普世大势浩浩汤汤,那就“另择明主”。
所以,非常讽刺地,华夷秩序被西方中心主义置换了主体,由种族主义颠倒为逆向种族主义。
到了这里,才需要看建制派和反对派的社会构成和政策分歧。


建制派,除了底色较为纯粹的民建联称得上是爱国爱港(但并不共产),事实上是要跟新界乡议局和商界二五仔联合执政,这才勉强有一个弱势的建制派。这个建制派,号称建制,除了基本法确立的行政权独大的特区政府之外,在社会结构中毫无基本盘。如前所述,专业人士、宗教团体,以及教育和传媒两大社会公器,全部在反对派手里。是有建制之名,而无建制之实,称为“特区政府派”更为贴切。建制派在立法会的优势地位,以前主要靠小圈子选举的功能组别,直到最近一次选举后DQ风波之后的补选上,才在地区直选的议席上真正扭转一直以来的所谓6:4黄金比,获得直选议席的简单多数。(为什么回归二十多年,教育一直被反对派把持,建制的票却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值得进行数量分析的现象)
这就使得,回归以来,商界二五仔和新界乡议局成为建制派里面最能牟取利益的“关键少数”。民建联总是能听从西环调停,能为大局妥协,所以变成最安静的,荣获橡皮图章之名。
部分地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社会的严重不平等,特别是底层民众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近乎于马克思时代的英国工人棚户区。商界中的金融和地产,盖楼攫取了香港的社会财富,收租又收走了零售业和一般服务业的大部分利润。新界的丁权,还是满清的遗留,以往新界相对独立,回归后逐渐香港逐渐一体化,丁权就显得特别荒谬。
然而,这却不是全部的原因。第一任特首董先生,他为香港做的谋划大家都很熟悉了,八万五、数码港、矽港,这些都是非常有远见的,其战略眼光不比新加坡李光耀差。至于后面中药港,那已经是邪路了,同样也没做成。没做成的原因是什么呢?表面上看都是地产党在捣鬼。但要认真一点想,地产党加上已经“上车”的中产阶级,自然可以搅黄八万五,但怎么能做到搅黄数码港、矽港呢?这也不符合他们利益呀,总要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吸纳高收入人士,才好把房子卖得更多更贵。


这就要看香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在1949年以前,它一直只是一个军港和殖民据点,其城市空间狭小,从经济到人口到文化,都跟上海租界相差巨大。只在1949年以后,成为被封锁的红色中国的唯一贸易窗口,当时中国被西方封锁,仅能跟苏东阵营和英法进行贸易(第三世界国家当时刚刚独立,跟同样是农业国的中国没有贸易的可能性),海面上也一直被蒋匪封锁,即便要跟东欧贸易,都只能从香港走,更不必说那些紧俏的西方物资了。
再之后,就到了中国开放,香港短暂的工业化繁荣迅速消退,老板们都跑到内地工厂,香港变成了货物和客流的中转港、资金的离岸市场、金融中心。所有的这些,都是适应香港的优势:普通法、通用英文、熟悉现代企业和金融的运作,都是捞快钱的买办性行业。也正是在这样的城市,才可以推行西方自己都已经放弃了的经典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香港政府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服务型的小政府。
香港之所以搞不成数码港、矽港,恰恰就是它引以为傲的这些港英政府留给他们的“先进”制度。
买办城市,从教育到金融环境,都对高科技行业非常不友好;高效严谨的司法体系,可以让金融和贸易更顺畅,但却大大妨碍了初创企业的发展。“守夜人”的港府,从议会里抠到一点预算投入这样设想恢弘的计划,议员和舆论在大骂政府搞大白象,却不知道这点投资和税务优惠与国际上的竞争对手(比如新加坡)相比,简直就是在开玩笑。
如果大家把对“地产党”的仇恨放一边,就会发现,做不了这两件事是香港这座城市的基质不行。地产党只是要卖楼,又不是要反对IT新贵。IT新贵也绝不会买不起楼,而且当年楼价还跌呢。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为了支持香港经济,开放了自由行来刺激香港的旅游业和零售业,这些毕竟是需要雇佣较多人力的服务业。但由于香港土地制度的畸形,企业的利润和劳动者的薪酬,很大一部分又进了地产党的口袋。而中国的快速发展,导致对离岸金融的需求愈发迫切,而金融业是不可能吸纳底层劳动者的。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逐渐分化为中环、中环的服务者、连服务中环都没资格的失业者和老年人,三个阶层。
更糟糕的是,港英政府当时将香港视作殖民地,连公民身份都没舍得给,根本没想“长期利用、长期打算”。从未在香港建立起完善的社保退休金制度。要知道,全世界的社保,本质都是强制储蓄,用年轻人交的“社保税”来养老年人。尽管回归以后,特区政府建立了“强制性公积金”这一类似企业年金的制度,但之前的老人已经赶不上趟了。而且香港的强积金不像大陆的社保,有高额财政补贴,是完全靠雇主和员工的缴费加以投资,其“福利”性质就更弱了。
这就导致香港的老年人生活非常困苦。
如此,就是广泛的失业+高房价让年轻人绝望,没有社保让老年人困苦。这是香港社会怨气的根源。
但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局面,港英有责任,特区政府施政失败有责任,建制派里的既得利益集团有责任,反对派在身份政治和意识形态议题上长期搞盲反也有责任,唯有中国中央政府是最无辜的。除了派糖,给种种优惠政策,特别是在金融、贸易、航运上长期维持香港的排他性特殊待遇,中央并没有具体介入到香港的治理。一直以来,确实是港人治港。

那么,现在有一种声音,要让中央变革《基本法》的基础性政治安排,取消功能组别、取消特首选举的提委员会,但又不落实基本法的23条。并且说,这样就能治好香港的城市病。
奇哉怪也。
请看我们上面的分析,香港只剩下金融、地产、贸易、旅游,这样的一个产业结构,必定是高度不公平的。新产业的机遇已然错过了。若实现政党轮替,让反对派上台,反对派能改变市场规律吗?必然不能。
那他们能做的事情,只有两种,加税和盖楼。
首先看加税。香港反对派现在统一在反共(很大程度上同时是反华,因为今时今日,共就是华,“另一个中国”的“总统”正在去中国化)大旗下,但这个旗帜下什么派别都有,有号称托派的长毛,有类似于英国保守党、澳洲自由党的公民党,有更接近社民主义的派别,还有更接近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的本土派。他们能就加税达成一致吗?哪怕同意加税,金融、地产、贸易、旅游,准备加哪个的税?一个买办城市,一个自由港,如果加税搞福利城邦,等于自取灭亡。别看现在港府的财政盈余那么多,要发起福利来,几年就亏空了。
其次看盖楼。新加坡,大家都说是香港的竞争对手,各方面条件都非常相似。新加坡组屋政策确实很好,政府将土地牢牢掌握在手里,保证人人有房住,又把卖楼卖地的钱用来投资基建和新产业,这些新产业又持续不断地吸纳了就业人口。香港不是没地方盖楼,填海、新界、郊野公园,有的是办法。但当年八万五,为什么会失败?就是因为触动了已经“上车”的中产的利益。但为什么又说八万五是个好政策呢?因为如果当年坚持下来,香港有很大可能发展一些新产业,避免完全的去工业化。房子不仅仅是房子,特别是离岸自由港的房子,它是一种金融工具,假如政府放开了手脚、踏平了新界,去盖楼,钢筋水泥自然有的是,可是住进去之前,香港楼市将惨跌,不仅中产可能负资产,原先转移资产到香港的大陆权贵也将损失惨重,系统性金融危机,准备如何应对?倘若以港币贬值的通胀方式救了中产、收割大陆权贵(但同时又无可避免地要伤害在香港扎根的国际资本),固然可以将房子盖出来,可住进去之后又怎么办呢?黑小将们人人有房住后,就能无中生有地发展文化产业了?要知道,大陆权贵也好,国际资本也好,他们都需要离岸的金融自由港保持稳定。你一个开票号的,搞起通胀来,那谁还通过你来结算?可不都跑新加坡去了?有一份工作、住得不好;跟有一个水泥房子,却没有工作。哪个更惨?住在一线城市的豆瓣友邻,多数都有老家,一线这么贵,老家那么便宜,为什么不回老家?


【插入一段,解释为什么香港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没有可能】
香港之前文化的繁荣,是由于逃港的大陆知识分子和士绅,以香港为绿洲,以西方为样板,及时行乐。在大陆开放后,这些纸醉金迷的现代文化又在刚刚放松控制的内地大行其道。但时移世易,这些人消亡后,香港本土已经失去了引领大中华地区的文化高地,当初400万人能创造的繁荣,今天740万人却再也做不到了。现在的香港还有什么中国文化?恐怕仅限于歧视女性、封建迷信和下流的市井趣味。黑小将们中文水平之低,不堪闻问。


那么,香港现在真正的出路在哪里呢?别再想董先生的数码港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香港现在,唯有更进一步融入中国,舍弃转移权贵不义之财的佣金,去做中国市场的合规金融服务、国际贸易服务和法律服务,甚至包括设计、营销。总之要从低级的买办类服务,扩展到能承载更多就业的专业服务。
这就需要更简便的出入境、港珠澳大桥和高铁,需要跟深圳同城化,也需要能有引渡条例来追捕经济犯罪和冻结涉案资产。倘若没有这个条例,就只能继续做权贵的买办,挣那些肮脏的快钱,是无法做大正当的金融业务的。因为大陆将永远对香港保持警惕,现在钱和人,只要一到了香港就到了法外之地,那怎么能轻易放出去呢?
融入中国,特别是跟深圳同城化,将会扩展香港人的生存空间,使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有更多样的可能。简单的例子,香港的青年为何生在香港、就一定要在香港工作、买房、结婚、生子?四海之内皆兄弟,学好普通话哪儿不能去?在香港也可以远程为大陆人工作,比如视频教英语,但同样也要学好普通话。可以在深圳上班,也可以在深圳居住。老年人最方便了,可以在惠州和东莞发展特供香港的养老院。
香港虽然错过了新产业,但深圳没有错过,中国没有错过。这么大的空间,怎么就不知道变通呢?
总有些人说,墙内的生活是低等的,是物质的、拜金的,若为自由故一切皆可抛。就算是这样吧,那也不是人人都需要上Google。发展好大湾区,在香港新增一些就业岗位,又有一些人选择到内地闯荡,那不就纾解了吗?老年人拿综援,在香港要过捡纸皮的日子,难道说在惠州在东莞,还吃不饱饭?
1997年,香港人口650万;2017年,香港人口740万。难道说多了这90万,增长了14%的人口,香港就要爆炸了?那咱把这90万分流了还不行么?


那么,可以看到,回归以来,反对派的主张都是跟香港的出路南辕而北辙。
他们强调,香港之前的繁荣,是因为他们跟中国不一样,是因为他们有高贵的大不列颠的文脉,有“真正的中国”的继承,是因为他们不屈于“赤匪”的暴政。他们认为,现在香港人的困苦,是因为“赤匪”把肮脏的手伸进来了,是新移民特洛伊木马,是第五纵队。所以他们提出的方案,就是要守住最后一堵防火墙,继续做法外之地,做“自由世界”的灯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由世界”在东方大陆的前沿堡垒。他们相信,整个“自由世界”都将支持他们,国际制裁将迫使中央屈服,从而得到实质的独立(本土与泛民的区别,仅在于泛民只要独立之实,名字可以不要),使得他们上台执政。只要他们上台了,就房子会有,票子也会有,还是在不跟中国融合的情况下,“站着挣钱”。
所以,非常可笑地,这个由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的怨气激发的运动,采用了一系列左翼的话语来进行动员,但实质核心,却是指向“外敌”的逆向种族主义新纳粹。他们一听到“打土豪”就本能地恐惧,过去70年来诬蔑中国左翼革命的谎言和仇恨动员无日无之。现在他们相信,中国就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是他们困苦的根源,赶走中国人,香港就会好。
恐怕连泛民都会害怕,他们催化出来的是这样的野兽。泛民还想反攻大陆呢。CIA还指望他们颜色革命呢。大陆的自由派还想着他们“替我革命”呢。
这边还痛心,或者疑惑,他们为什么要举港英旗、美国旗呢?为什么要侮辱国旗国徽呢?还以为是年轻人少不经事,一时糊涂。
没想到吧!人家就是反华。当然,往往还要解释说,只是反对红色的中国,但问题是,今日除了红色的中国自认为是中国、被认为是中国,还有哪里是中国呢?我的中国,就是这个中国。


我这篇文章,主要说的是香港过往的意识形态敌对脉络。但是今日之街头,已经是意识形态狂热,群体性的疯狂,这就不是我要讨论的,我认为也没必要讨论。低级得很,历史书的简单重复。
反对派长期以来,打着民主大旗,行反共动员。他们的“一国两制”,一国就是个虚名,两制就是只许他们颠覆社会主义,不许共产党渗透香港。他们认为,不让他们以反共动员的方式,推举候选人参加特首选举,把香港的选举变成反共公投,就是中央食言。但是《基本法》规定的23条,又不能算数,那只是中央单方面强加的,他们没签字。故而,西方和台湾特务及其外围组织可以在香港半公开地活动,他们可以去西方面圣、拿钱、领命;但中联办召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是破坏一国两制。
他们很清楚中央不可能允许香港特区政府变成反共政府,变成他们颠覆社会主义的政权机器,中央甚至不可能去赌这种可能性,因此哪怕建制可以赢,也绝不能这么选。那他们宣传的“解决方案”就将永远无法实施,那就一直会是他们动员的口号。
香港政治运行的真正逻辑,根本就不是不同利益集团对香港的治理有不同意见,而是河对岸意识形态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不可调和。
中央与香港反对派之间的矛盾,是石头不想碾碎鸡蛋、脏了自己的手,鸡蛋偏偏要碰上来呀。鸡蛋还相信自己会赢。
主战派的鸡蛋们还说,只要中央卖掉主和派的猪队友,他们就可以跟中央讲和。谁信谁傻呀。

救斯民于水火的事情,共产党自己就可以做,而且最擅长做。凭什么要把这个权责和荣耀让给反共势力?阿爷自然要跟二五仔算账,但绝不会把二五仔卖给泛民做人头。

One thought on 香港病在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的逆向“华夷之辨”,而非房子

  1. 胡编到香港时,反对派那副傲慢嘴脸,真是“华夷之辨”的注脚。
    ps.想听听博主对文化产业的看法,尤其是从经济和政治维度,谢谢。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