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德性与正义:刘胡兰、六四与大礼议

近来纷攘,有人开始抵制小学课本上的英雄人物,抗日光环还不敢动,先从内战时期的刘胡兰开始。与一直被压制的对朝鲜战争的“不同看法”相反,这次的争论暴露在全国公众范围。

我认为对这些不同意见,理解起来主要两个层次。

首先,比较浅的层次,做一个思想实验。这些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从小被教育为“被建构的概念”而死的80一代父母们,是否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崇高价值值得捍卫、奋斗乃至牺牲?如果这些人的回答是认可应该捍卫自由、扶助困苦、反抗残暴、实现公平和正义,那么就只是他们对是非对错的看法有了不同,或者更弱一些,只是对教育的方式方法不认可(譬如觉得对小孩子来说太骇人了)。从本质上讲,这些人跟主流舆论并没有根本区别,譬如他们只是说小孩子不要打仗、成年了(或者男性)再去打仗可也。

但我看,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心里想着的其实就只是纯粹的自私自利、天下事关我鸟事、拔一毛利天下也未必要去作为。这些人又不敢说出来,为此(理念)而犯众怒这本就是违背他们这个理念的,他们只是想安安静静做一个人(或一条狗,视乎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判断标准)。这些人,我就批评2个方面:一是虚伪,不敢说出真实想法,要借崇高价值(如自由)的大旗来诡辩;二是短视,会这样想的人,尽管人格上可能等同于狗(他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所以我这也不算是侮辱了),但物质生活上绝对是比较优渥的,他们为何不想一想,若将来自己和孩子将要继承的既得利益受到冲击(可能是不公义的),将如何反制?仅仅是有损于自己的利益,就像猴子一样龇牙咧嘴做出反应吗?如果没有公义,那么谁的利益不是利益,天下的利益原本没有什么归属,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唯强者得之而已。当然,实际上他们又不必面对这个窘境,因为他们实际是搭了守卫着崇高价值和秩序的这个社会的便车,只是搭车的人如果太多了会翻车而已。

其次,我们回答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对何谓正义、革命是否正义、这个国家是否正义的判断出现了撕裂。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首先来读一下明史,看大礼议事件。明武宗崩于豹房,无子,朝臣们把刚刚丧父的藩王世子、武宗侄子后来的嘉靖帝迎到北京登基。然后就出现了承祧问题,古代伦理看重香火承继,天子当然也不能绝后,因此朝臣们强迫新君以太子礼继位,认乃叔为父,给生父上个皇叔大王的尊号,还在世的妈妈也不是妈妈了要改叫皇叔母,当时已近成年的嘉靖没给大臣们好脸色,含糊过去了。三年后嘉靖根基稳固,还是要认亲生父母,讲道理,儒家忠孝治天下,这是死人的事情、纯粹的仪式,又不是废嫡立庶或废长立幼,武宗无嗣兄终弟及,皇位最后传给侄子,在书上改一下给死人上个帝号就行了,什么后患也无。偏偏这帮大臣们一根筋,最后挑头的喊口号,“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然后拉着两百多朝臣去哭谏。皇帝大怒,当场廷杖打死十六人。撕破脸以后皇帝刚愎自用,朝臣畏惧大兴阿谀之风。

其实当时有几个下级官员上疏支持皇帝,找了个挺妙的理由,说古代继位承祧的那都是从小就抱养的,今上是成年后才辞别父母来登基的,情况特殊,拘泥古法有悖人伦。这个理由多好啊,两边都能下台阶。架不住人家要仗节死义,陷人君于不义,卖直以求名。嘉靖发威以后,又把这些小官大加封赏,本来人家也是好人,结果以片言致通显,再加上死节、革职的相参照,少不了要背上奸臣的锅。后来这些“礼议派”政绩也挺好,但已经无济于事,大明朝真正的危机后来开始浮现,也就是党争。

像这样的事情,明朝还有不少,动不动就是两派朝臣联名上疏,都说对方是奸佞,照他们说法,反正朝廷里至少一半是反贼。清流们动不动死谏、犯颜直谏,然后就要被流放,然后自己人上台了当然又要召回、清算斗争。每个大臣都要站队,无人无派,真不选边的也不算好人(想想《大明王朝1566》的胡宗宪),然后就是清二代、奸几代,一直斗到南明。没错,南明好几个小朝廷,里面居然还有党争!

我想大家应该可以明白我为何要谈大礼议了。历史在重复着它自己。但当代远远比没几个人识字的古代复杂,具体又有2点不同。

首先,古代中国,儒家影响极深,哪怕大多数是腐儒也好,儒家达成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忠。忠于皇帝本人,忠于国家/朝廷,忠于天下苍生/士的节义,是三位一体的。哪怕皇帝无道也好,不是坏到疯狂,就不要弑君;因为一旦弑君,就要夺位,废立皇帝弄得不好流血漂橹,弄得再漂亮也难保太平几十年后不会有王族宗室跳出来说当年有人下黑手、举义旗。酒池肉林、三千佳丽,归根结底只有一张嘴、一根屌,好过八王之乱。

这就是说,古代的中国,或者说朝廷,或者说天子,是有先验的德性。儒家靠宣扬这种德性凝聚起来。只有大饥荒造成流民四起,或者塞外铁骑杀入京师问鼎中原,才会改朝换代。改朝换代儒家也能给予合法性啊,天命所归嘛。皇帝终究需要朝臣需要士绅,尊王、削藩,那么削藩是为了尊王还是为了天下百姓?在儒家看来没有区别。

而当今的中国是个共和国,共和国是没有先验的德性的,也没有帝王。曾经有半神级别的领袖,这个领袖是会死的凡人。这就是说,现在的共和国要求大家忠君勤王、保卫朝廷,它得先实际地证明它值得。人民会思考了,人民要判断。人民开始判断了,就会有不同判断,就会分化,共产党没想到人民会分化。它以为它是得民心的、周德未衰。可能确实天命未改,但民心却不是全部都属于共产党了。以前简单,人民都是支持共产党,不支持的那都不是人民;现在跑出来一部分人民,妥妥的根正苗红的人民,但却反党。

其次呢,我们再谈谈六四的问题。六四也很复杂。我用臧否人物的办法来构成我对这个历史事件的分析。

1、学生。学生是散漫的集体,包括那些老师其实也都很年轻。学生们有几个特点:有纯粹的理想主义,但无统一的、可行的、稳定的政策纲领;没有绝对的领导权威,越纯粹、越激进的人越有影响;内部不存在有效的制衡和决策机制,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讲得声泪俱下就可以号召大家,一旦形成强势就会实现普遍的服从,譬如说如果做调查、当时的参与者大多数是不会同意搞那么激进(不是错觉,是他们当时就不会这么想),但实质是这种群体很快会被无意识的激情劫持,说来可笑,追求民主的学生内部并不符合民主的逻辑。当然,学生们在道德立场上是几乎没有瑕疵的,大多数人都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再加上他们本身既是弱势、又是历史上的受难者,让他们背责任的黑锅是不合适的,最多也就是次要责任。包括学生领袖,也是如此,他们不过是被托举出来的符号,没有他们也会有别人。可能学生领袖的责任比一般学生重,但那都不是关键的历史。

2、中共:邓小平和陈云。中共这边分为两派,改革派和保守派,龙头大哥分别是邓小平和陈云。陈云也不是不同意改革,但他远远比邓小平保守。两派基本势均力敌,但因为二十年动乱后,人民困苦、相对外国又更加落后了,人民心情急迫,所以改革派占优。两个大哥这会都老了,命在朝夕之间。邓小平这边的改革派先后推出了胡耀邦、赵紫阳掌印,邓和陈名义上都退二线,搞了个中央顾问委员会,其实就是两派老人家互相制衡、一起放权,准备携手去见马克思和毛主席,当然活着的时候都还会施加影响力。具体到六四事件,比较吊诡,两派都不得学生支持,或者说学生从一开始的准备对话,一路狂飙突进到要干脆一口气改天换日。这个时候,更细节的事情出来了,下令武力清场的是邓,反而陈云一开始是反对的。陈云还保持着老一代共产党人那种朴素认识,即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都是人民不是阶级敌人不能采取专政手段。不管邓小平是如何判断了形势,作为掌握最大权力的那个人,他没能在事件发展到他认为不得不杀戮震慑之前,采取有效的手段,说服也好、压服也好,妥协也好、欺骗也好,堂堂正正也好,权谋诡诈也好,总之他失职了。再加上杀人总是杀人,何况大多是完全无辜的人,这个责任和骂名是跑不掉的。

3、胡耀邦。胡耀邦当时已死,我只简单说几句。他是一个有赤子之心的官员,但不是有卓越智慧的政治家;他一生没有太大的作为,参与了拨乱反正的工作,但那并不是他乾钢独断的作为,功劳是集体的;他是一个知错能改的诚实的人,因此现在好多人归咎于他的乱邦政策,不合道理,那些政策刚出来时有其历史背景、也许不是最好的政策,但也不是什么乱邦政策,后来越念越歪,是因为后来的官僚政府因循守旧不负责任罢了,怎么能怪一个死人呢;他是一个忠诚的老派的共产党员。

4、赵紫阳。这个最关键了,这是我对六四事件的根本看法。我对他的评价是:不智、不仁、不义。这三个并不一定全对,因为没人可以探知他的内心世界,但能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同时踩这三大红线,这个责任是逃不掉的。另外要说一下,赵紫阳是有权力的,尽管特别重要的事情要邓甚至加上陈点头,但日常事务、一般的晋升他毕竟是总书记是可以任用的。政府千头万绪,不可能事事都要半退休的老头料理。再说了,邓哪知道自己能活到哪一年?他为何要扶胡和赵?

首先说不智。两个逻辑层次,太直接的一层就不讲了。饶他一步,假设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中国需要学生们主张的那些激进变革(或其中的大部分),或中国的老干部们都需要退休躺下让他来执政才利国利民。即使接受这个前提,作为总书记,其实就是新君,太上皇已经退位且年事已高命不久长,他这时候发动或坐视三千太学生昼夜哭于殿前,要太上皇下罪己诏、交出兵权、革去其他功臣勋贵的爵位,这种夺权方式太粗暴了。他太贪心了,如此危险的形势、如此激烈的夺权要求,还想着要百姓劝进,他不出头做恶人。退一万步讲,就算真要夺权,邓小平陈云都当他是党内同志,并没有刻意提防,叫到小房间开秘密会议,事先埋伏几个亲信,摔杯为号,两个老人空手掐都能掐死了,说不定还能生擒、软禁然后挟太上皇以令诸侯。搞暗杀都比让学生上街好,代价更小,成功率更高,无非是他赵某人以后背个斧声烛影的骂名而已。

再退一步。就算他骂名也不想背,他都是总书记了,服从集体原则、不越权不独断,邓、陈能活几年?就算不沾上血,坐等他们死,也能等到。坐着等,熬出头,也比冒进好呀。看看人家李登辉!人家条件更差,硬生生用权谋把反攻大陆的基地变了颜色。赵紫阳一个人演戏的成功率,不是远远高于街头政治吗?

其次是不仁。这个简单了。坐视学生们上街、公开发言与之呼应、发挥影响力以主动或默许的方式使得党内其他人无法实现他们遏制局面的想法。赵紫阳作为政治人物、总书记,经验丰富,看不到凶险吗?我想不是的,他可能没想到会有坦克,但肯定知道政治斗争有风险,逼宫,不死人也要流三千里的呀。不管他是有心利用也好,被动观望也好,在那个位置上,就有那个责任。学生们奉赵如明君,赵就接下这顶帽子,坐看他们打着清君侧逐邓陈的旗号鼓噪于市?

然后是不义。这个相对来说是小节。胡和赵都是改革派推举的,改革派龙头大哥是不是邓小平?大哥扶你上位,然后你嫌大哥不够革命、进步得没你快、死得太慢,反过来就捅大哥两刀,这是什么作为?以胡耀邦来比就知道。胡耀邦在位时,也有八六学潮。邓当时也站在保守派那边,要他表态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不同意,不同意他也没用其他的手段,政治局开会,只有习仲勋支持他,他票数少,他服输就下台了。胡耀邦光明磊落!

 

好了,那么这就差不多讲完六四事件了。大家的责任都清楚,这个事件是个悲剧,所有人都有责任,包括学生,掌握政治权力的人责任最大。

学生们是纯粹的,他们未必是反革命,但也未必是支持革命(中共意义上),他们可能是非革命的;他们唱国际歌,但并不是要建立巴黎公社;他们要民主,一人一票,但一人一票还是选出共产党邓小平又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要开放,文化上是肯定全部开放的,经济也是要全部开放的,问题就出在经济上,他们要开放的市场但又反对可以让中国转向开放市场的一切手段;他们似乎是要资本主义,或者至少是要市场经济,但他们又反对资本的原始积累,那怎么办呢,这个他们没有去想,他们想完前面的已经迫不及待要去改天换日了。

从六四以后,中国就撕裂了。上一次撕裂是国共内战,至今也没有弥合。大陆这边是共产党执政,二十年动乱也没有造成社会撕裂,因为后面拨乱反正,承认错误了。而六四,尽管现在不再提是反革命动乱了,但也完全不再提及了。后来以及现在的政府,一直都未能以开放的胸怀和足够的政治智慧去处理这个问题,没有再发一份《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八九一代的清流,背负着对死难者的愧疚,以受难者的姿态一直在与这个试图遗忘的政府对抗。这个姿态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他们很大程度上被冻结在那个年代。

这就导致选边站。中国近代史上,除了六四,还有毛泽东,也是极大的撕裂,并非巧合的是,这两个问题上的反对派基本合流了。这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指向改开前,一个指向改开后,对中共、对共和国史、对革命都是否定。

我觉得这是非常奇怪的,因为我认为晚年的毛和六四学生和仗节死义的明朝官员们一样,都是激进的理想主义者。这样的现象存在巨大的逻辑矛盾。

我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支持建制派,因为建制派实际上就是吃过苦头学乖了的革命党,他们坚持革命的正当性(因为当时没有选择,并且后来的历史发展也令人惊叹),他们坚持革命的远大理想(但只是作为对无限遥远的未来的期望,现阶段是完全实用主义的),他们反对激进的变革。

现代意义上,作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中国,从晚清开始有朦胧的自我意识,辛亥以后有个名不副实的共和,抗日战争侥幸惨胜的悲悲戚戚,直到朝鲜战争之后才算是彻底打出了自我认同,连山沟沟里的不识字的老农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一路来,都是救亡图存,每一代都是革命党。连国民党,当初也是革命党。后来的人觉得还不够革命,就革上一代仁人志士的命。直到共产党胜利,毛主席还觉得没完,还要不断革命,结果撞得头破血流。终于终于,大家发现,不用革命了,革命能解决的问题都已经革完了,剩下的都是革命解决不了的。

我支持建制派是两个原因,一方面是这是继承了仁人志士的血统,认同他们就直接认同了自他们往上直到1840的所有的奋斗者,不管他们是不是曾被认为“不够革命”。另一方面,这是一批终于学会了渐进并且有条件采取渐进的革命党。革命太苦了,我希望是真得不用再继续革命了。但我不认同政府至今不直面历史,躲,准备躲到何时。忘,真能忘?就算真能忘,也不应当遗忘。

将六四事件与大礼议事件联系起来,是因为这两件事非常类似,特别是有人死节这一点上。有人死节了,事情就难解。明朝的清流就要说另一半朝臣是奸佞,六四的受难者以及同情他们的人就要说中共是残暴无耻、支持中共的人非蠢即坏。死节,就好像一种以鲜血献祭的诅咒仪式,咒对方不得好死。而侥幸偷生、不愿背叛当年同志的人,他们就一直强化自己派别当年的正义、纯洁和受难,他们越是正义,当然就越显得对立面邪恶。可实际上哪有什么绝对的对立面呢,分明都是爱国者,不过是政见不同而已。当年就不应该搞得刀兵相向,直到现在大学生变成老古板了,革命党变成官僚党了,双方都还没有智慧破解魔障。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